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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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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國共內戰發生於1945年至1950年間[1][2]:20[3]:240[4]:1-2,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為推翻中國國民黨統治而進行的國內戰爭[5]:4923[6][7]

抗日戰爭結束前後,國共間的衝突一直持續著[8]:704。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談判並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然而談判很快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戰爭初期,中華民國國軍一度取得優勢,佔領中共所控制的張家口延安等戰略要地。然而到1947年初,在土地改革等政策幫助下,中共逐漸開始以局部反攻以對抗國軍的重點進攻。及至1947年中,在挺進大別山後,中共取得戰爭的主動權,戰局逆轉。解放軍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迅速擊敗國軍渡過長江,並最终控制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则遷至台湾中國大陸教科書認為1949年4月23日攻占南京標誌著戰爭的勝利,而西方史學界則一般認為1950年8月萬山群島戰役後內戰才逐漸平息[9]

1958年,青海省完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握,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在中國大陸的全部有效統治。雙方於1961年在中緬邊境爆發最後的陸上戰役江拉之戰,並長期在中國大陸沿海爆發衝突,互有勝負。1979年1月1日,徐向前宣布停止對金門砲擊,至此兩岸雙方再未發生戰火[10]。迄今,内战戰火虽已停止,然而随着两岸政治情勢的变化,军事紧张局面亦时有发生

這場戰爭也大幅改变中國的政治版图和社會結構,並由此展开海峡两岸关系台湾统独问题。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範圍也因这场战争限縮至台澎金马地区和部分南海地区[11][12][13][14][15]

名称[编辑]

中華民國政府方面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华民国政府的叛亂[16],称这场战争为動員戡亂戡乱战争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面称这场战争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亦稱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5]:4923。通常简称解放战争

较中立的称呼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兩岸民間常逕稱國共內戰。西方國家另有中國共產革命(英語: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的稱呼。

背景[编辑]

国内因素[编辑]

主页面:国共摩擦、及1945年国共冲突
蒋介石(左)与毛泽东(右)在重庆会谈期间合影
二戰結束時日本佔領區(紅色)及中共抗日根據地(紅條)

1945年8月15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日本宣布投降。两党过去积累的历史矛盾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分歧更加彰显[17]:1-2。当时中国国内普遍厌倦战争渴望和平,两党为顺应民心,蒋中正(下文简称蒋)和毛泽东(下文简称毛)争取政治主动,都高姿态谋求和平。8月14日,蔣為便於解決與中共歧見,電請毛前往重慶[18]:721。毛斥之為「完全欺騙」[19]:524。8月16日,毛覆蔣,俟對朱德要求表示意見後,再考慮相會問題[18]:721斯大林蘇共中央名義給毛一通電報,要他與蔣合作,毛則大發雷霆,說莫斯科為什麼不許他革命[19]:524!8月20日,蔣再電敦促,說明朱德要求不能接受[18]:721。8月23日,蒋三次去电敦促[18]:721。8月24日,毛稱願與會見,共商和平建国大計[18]:721。毛說:「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時赴渝。」[20]:128月25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民選政府及抗日軍隊,制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地區,公平合理整編軍隊,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召開各黨派代表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8]:721。經過再次研究,反復權衡利弊,毛始決定應蔣之邀[20]:13。国共为和平努力受到舆论一片赞扬,而双方持续争夺实际利益,在对日接收问题上两党矛盾突出。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必須作出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讓步的第一批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隴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中共佔優勢;東北行政大員由國民黨派,中共去幹部;如果這些還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準備坐班房[20]:14。國民政府依盟軍指示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接受日軍降权,但中国共产党认为不只国军才能受降,重慶統帥部不完全代表中國人和中國的抗日軍隊,中共以實際的抗命行動,爭取部分席位代表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双方军队在华北、东北多处冲突[21]:1141-1146

在八年抗戰中,國軍在日军正面进攻下節節败退,从华东败退到西南。因此在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军队主力集中于后方,在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几乎没有政府正规军存在,在长江以南、粤汉铁路以东仅有第三战区的部队[22]

到1945年4月,共方控制了大部分华北农村地区,根据地总人口约9550万,并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国民政府一争的军队[22][23]:10-43歷史學家張玉法認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在日偽軍控制力較小處擴大解放區。在社會方面,由於戰爭之破壞,作為社會安定力量之士紳階層解體,而由於失產失業者增多,向為中國共產黨所依恃之流民也增多,這是解放軍能夠迅速膨脹起來之重要[8]:724

国民政府的战略和行动[编辑]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国军远离战线,相比于在日占区的中共军队,在竞争接收华北和东北日占区时,地理上居劣。8月9日,蔣曰:「今日接俄國已對日宣戰之消息,憂慮蕞集,而對國家存亡之前途,與外蒙今後禍福之關係,以及東方民族之盛衰強弱,皆繫於一身。能不戰慄恐懼乎哉!」[24]:618月11日,蒋命令日军只能向他指定的部队投降,同时要求国军受降并收復战略要地,对中共军隊则命令“原地驻防待命”[25]。8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中国战区15名受降長官。国民政府鉴于后方军队难以快速到达日占区,利用日本伪军临时“维持治安”。8月2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要求日军维持占领区,保证交通线通畅以待国军到达,命令日伪军队攻擊新近被中共军队占领的地盘。在国际上,由于美利坚担心中共势力扩大,国民政府在受降上受美支持。此外,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与苏联签订盟约,以接受外蒙古独立以及承诺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换得苏联承诺东北属于中国,不支持中共[26]:1-3

張治中致蔣〈反對內戰萬言書〉說:「現在國際關係,雖然複雜,但無論何國,似均不願於此時發生戰爭。我國如欲憑借任何一國之力量,企圖促使國內問題之解決,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國經歷八年餘之苦鬥,始獲得今日之國際地位,如於抗戰甫告勝利結束之今日,內部再有戰爭;且為一時不易結束之戰爭,國際友人對我國之觀感如何,不難想像。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今戰爭結束,舉國人民所歡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今日人民之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將匯為不可遏止之時代巨流。以今日之國軍士氣與態度而論,亦不能繼續作戰,以職所接觸之若干將領中,其不願戰爭之心理,甚為普遍;且今日多數之國軍,實亦不能作戰。」[27]:735-736

9月20日,蔣說「共毛」是「惡貫滿盈,死有餘辜。」[24]:618-61910月1日,蔣說「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實不值一笑。」[28]:810月11日,蔣說「昨夜共毛談話。……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28]:113

国民政府要求日伪维持治安,引起广泛不满。在抗战后的内战期间,政府接收官員腐败,导致民怨。中国国民党接收大员贪腐被认为是触发台湾二二八事变最直接原因,在被讥讽为劫收的接收之外,伪币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急遽贬值,受占領地区人民因此受到直接的经济损失,加上政府对汉奸惩处的範疇太過廣泛籠統,以及对前受占領地区人民居高临下的态度相对比,民众对国民政府在战后复兴时期的表现感到失望[23]:10-43

10月12日,重慶《中央日報》社論:「假如中國真的發生內戰,那就是悲劇的演出。這一來,不止望和平建設如凶年望歲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將陷於絕望的深淵,中國本身的安定,固將無法確保,同時全世界也將蒙其惡劣的影響。我們過去五十年的革命流血,和八年餘的抗戰犧牲,也就換不到任何代價了。」[29]:26312月31日,蔣認為毛之來渝,乃因中蘇「盟約發表,共毛落膽,幾乎無所措手足。而俄史亦令其來渝談商。故其不得不有此一行。」[30]:275

1946年1月4日,蔣指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說:「在共軍根基未固之前,一舉剷除。」[30]:317

國軍打敗仗原因甚多:⑴政府分裂內鬥、腐化貪污;⑵財金紊亂、經濟崩潰;⑶士兵厭戰、官壓民變[31]:109-132;⑷:①抗戰後中央對非中央系部隊歧視與待遇不平,化編或調邊遠地區作戰,引起不滿或叛離;②借戰後「整軍」,裁非中央系軍官近30萬人,編「軍官總隊」,使此有戰場經驗幹部心有怨氣,後多被解放軍所用;③處理百萬偽軍不當,殺官奪兵,或以「漢奸」、「敵偽」,驅之投共;④因高級將領派系分明,能打仗將領——關麟徵、薛岳不用,用劉峙指揮徐蚌會戰,焉有不敗之理?;⑤有些曾受中央敵視將領,緊要關頭投共——如高樹勳、韓練成、吳化文、衛立煌、何基灃、張克俠、張軫、程潛、陳明仁等,中國大陸陷共前許多地方將領為求生存,更無論點,且國軍最高統帥部及各級指揮單位,多有中共地下黨潛伏,隨時為中共提供詳細情報,如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又以統帥部直接指揮作戰,劉、郭參與機密指揮,所以每戰必敗[32]:19

中共的战略和行动[编辑]

1945年9月上党战役中,中共军队围攻长治。
1946年应中共要求,广东东江纵队乘美国运输舰前往烟台整编,后参与山东内战。

1945年8月10日,毛澤東通告所屬:「蘇聯參戰,日本投降,內戰迫近,……準備對付內戰。」[20]:18月13日,毛說:「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因此:「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20]:4-5。毛說:「蔣介石要放手發動內戰,也有許多困難。第一,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第二,國民黨統治地區的覺悟的人民,是反對內戰的,這對蔣介石是一種牵制。第三,國民黨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大贊成內戰。」[33]:15。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透過廣播發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日軍,在中國(除满洲外)、台灣北緯16度以北越南境內所有日軍,必須立即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委員長及其代表投降。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接著,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18]:721。中國共產黨拒绝蒋原地待命的命令,所属部队向日伪全线反攻,同时命令日军除了被國军包围的部分向中共军队投降[26]:1-3[34]:185。8月24日,毛指示軍事部屬:「你們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20]:13。斯大林以蘇共中央之名義致電毛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于好,共商建國大計。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毁滅的危險。」[20]:138月30日,毛提出「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20]:18。至8月26日,共产党已佔領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乡村,日伪军队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向中共进攻,到9月底攻占了20多个城镇[23]:10-43。8月29日,為造成既成事實,中共中央即指示晉察冀和山東方面之負責人,迅速派遣幹部和部隊到東三省,以控制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35]:185。9月17日,遂即提出「東北為我勢必所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之戰略方針[36]:278-279。在塞北平绥等地,共軍阻撓國軍受降,雙方发生激战。9月,中共放弃原来占据平汉鉄路以东计划,正式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准备放弃江南各根据地,并将部队撤到江北,大力发展东北和华北根据地,为将来发展打下基础。9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其各地黨委說:「⑴我們與國民黨初步交換意見的談判,已告一段落,國黨毫無誠意,雙方意見相距甚遠,談判將拖延一時。⑵蔣對具體問題表示:政府法統不容紊亂,軍令政令必須統一,國大要速開,舊代表有效,但可增加名額,容納各方,容納各黨派參加政府。⑶關於兩黨關係的重要問題:對軍隊只允編十二個師,需完全服從命令,按指定地區集中。對解放區民主政府,則表示含糊。」[37]:276[20]:23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进军东北,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8月30日,八路军曾克林部在一支苏军配合下攻克山海关。曾克林的先头部队在东北短时间内就接受大量军火,招募大量人员。10月25日,毛在延安抗大七分校報告說:「我們解放區,華北、華中、東北、陝甘寧邊區共有一萬萬五千萬人口地方,一百三十萬軍隊,二百五十萬以上民兵。國民黨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共有八十萬,包圍陝甘寧邊區的還不算在內。已經打了好幾仗,頭幾仗他們都沒有爭到面子,仗還要打下去,恐怕半年還說不一定。」[20]:41黄克诚新四军第3师3.5万余人9月中旬从苏北出发,11月底到达东北[38]

據中共中央11月4日之指示,進兵東北情況及計劃如下:「最先入東北之李運昌部,已由五千人擴充至八萬人,惟戰鬥力弱。正規軍入滿者約五萬人。在途中者尚有五萬人,十一月中旬可到,約計十萬人。為內線作戰之主力。另外約十一萬人將於十二月下半月可到熱河、遼寧、冀東地區,外線作戰。」[39]:401-402從1945年8月到11月底,中共中央先後調派中央政治局委員4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6人到東北工作,從各戰區調集主力部隊達11萬人,另外還從延安和各戰區抽調2萬多名幹部到東北,迅速擴大和整編20個師,並建立10個軍區[40]:181。同时,罗荣桓带领中共军队在山东的主力部队6万余人大量渡海到达东北。原来要南下的刘转连部第359旅,也改派往东北。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

關於平漢路方面,中共中央軍委給劉伯承、鄧小平等指示是:「十一月中旬重慶軍事會議秘密決定沿平漢路北進,頑軍除原有各軍外,擬新增以下六個軍:計七十三軍(美械三個師)戌中旬駐湘潭。十軍(美械兩師)戌中旬駐常德、邵陽各駐一師。八十八軍(川軍)戌下旬尚在浙東。二十八軍(湘軍)戌下旬在天目山(皖南)。七十一軍(美械三個師)戌上旬在全州,近有改開東北訊,待證。新一軍(美械三師)戌中旬似在芷江。估計在十二月底能趕到新鄉者,只有七十三軍與一百軍。下次平漢路戰役,主力可能是該兩軍及原駐新鄉地區之八十五軍、三十二軍。根據各種情況判斷,平漢路更大戰役可能在十二月底及來年一月上旬。」[41]:461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必须迅速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海陆并进,越快越好,不要声张,控制广大乡村和苏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政权与地方部队,放手发展。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主要冲突列表
战斗名称 大致时间 爆发原因 实况
上党战役 9.10-10.12 阎锡山部隊在長治接受日軍投降,中共軍隊發起進攻 阎锡山部队10個師被殲,长治被中共攻占
津浦战役 10.15-12.14 中共阻止國军沿津浦路北上接受日軍投降 中共军队攻占山东大片地区,山东华中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平绥战役 10.18-12.14 傅作义部队在绥远受降,中共为打通华北东北交通 中共军队围攻归绥包头两城一个半月,未能攻克最后撤退
平汉战役 10.24-11.2 國軍沿平漢路北上接受日軍投降,中共军队阻止其北进。 中共军队合围国军7个师,全部殲滅
山海关战斗 11.15 乘美国运输舰前往东北的國军到达大连时,被苏联及中共军队拒绝登陆,后转到葫芦岛仍无法登陆只得转在秦皇岛登陆。后在进发至山海关时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国军突破中共军队阻击,穿越山海关,收復锦州

国际因素[编辑]

1945年8月12日,蘇聯對日宣戰後,150萬蘇軍全面進入中國東北、庫頁島南部和南千島群島,迅速擊敗日本關東軍,日本扶植之滿洲國滅亡。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牺牲,未告知国民政府赋予苏联大连国际化、苏联在大连港特权、苏联租用旅顺港设立海军基地以及苏联在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特权。胡適認為中國大陸陷入中國共產黨之手是斯大林25年間處心積慮之結果[8]:723。顧柏克(Anthony Kubek)認為國共鬥爭是美蘇鬥爭之縮影,而在國共鬥爭中,美國政府受到一批親共人士影響,支持中國共產黨之「聯合政府」謀略,為國民政府拒絕後,即不再熱誠支持國民政府,在國共談判中,處處翼護中國共產黨[8]:723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中国同意外蒙古进行公民投票决定前途(事实上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换取苏联将东北交还给国民政府,并承诺不支持中共。蘇聯以遠東軍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為統帥,指揮數十萬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及外蒙,日軍毫無抵抗,8月21日其關東軍在哈爾濱向蘇軍投降,59萬4千餘人悉被蘇軍俘走[24]:286。蘇軍分為三路進入滿蒙,右翼兵團攻向張家口,中央兵團進至承德及平地泉,左翼兵團沿中東鐵路南下長春、瀋陽,一支入旅順,一支進抵山海關[42]:873

10月1日,蘇聯駐重慶大使彼得洛夫俄语Петров Аполл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謁見行政院長宋子文時稱:蘇軍現已開始撤退,大部份將於10月下旬撤退,11月底可全部撤完,蘇聯政府授權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與國方統帥部確實商洽東北軍政事宜,地點為長春,時間為10日至15日[28]:3。10月12日,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與外交特派員蔣經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等一行到達長春,是日蔣經國向蔣函呈抵達長春情形:「⑴熊主任與兒於今(十二)日午後三時安抵長春,蘇軍曾派代表來機場迎接。⑵定明日與馬林諾夫斯基正式會談,我方擬提出撤兵,恢復交通,接收行政,以及大連登陸四問題。⑶東北行政系統尚完整,兒意我方必須在蘇軍撤退之前,將行政接收完畢。⑷蘇軍對本黨活動,最近公開表示不滿。……⑸共黨力量,在東北尚未發生重大作用,但蘇軍在暗中確有支持共黨之行動。⑹今年東北大豐收,各地尚安定,民心思漢,愛國之熱情,實高過於關內。」[28]:125-12610月13日,蔣經國向蔣函呈:「⑴彼方不願我軍海運登陸。……⑵強調反蘇之秘密組織,必有其他意思與作用。⑶對於經濟問題,避開不談。」[28]:137到10月21日夜間,蘇聯長春電台廣播反對美軍在華北登陸[28]:270。直至10月26日前,即在長春城郊作大規模之軍事演習,限制行營活動,封閉中國國民黨長春黨部,並以中國共產黨員張慶和接充長春警察局長,意在阻止國府之接收也[28]:297

同時11月國軍第十三軍、第五十二軍登陸秦皇島抵達山海關附近,亦受到阻撓,經向馬林諾夫斯基交涉,希在營口、葫蘆島登陸,馬稱蘇軍已自該地撤退,第十八集團軍入據矣,彼概不負責,亦不干涉[42]:875。11月6日,蔣經國分析蘇方態度突變之原因,認為係受美蘇關係及國共衝突之影響,因恐我軍進入東北之後,將支持美國在東北之利益;甚至未來戰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不願我國大軍開入東北;但根據條約,蘇方不得不撤兵,同時亦無法禁止我軍開入東北,故決定造成混亂局面,使我中央一時不能接收東北[28]:430-431。蔣介石在11月7日記道:「俄國之陰謀,毒辣極矣!彼既扼住吾人之咽喉,不使稍有呼吸之間隙。……所有約言,一概不認,始則大連,繼則葫蘆島,最後則營口,先諾而後背約。……今既於東北各海口不能登陸,只能由山海關陸路前進之一途。此後對東北,只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28]:435-436

12月底,按照波茨坦公告,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关于中国,三国达成协议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政府,该政府应该有广泛参与,和内战停火。三国都同意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外长指出,苏联驻东北军队已经完成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应中国政府要求,苏联驻东北军队的撤回将推迟到1946年2月。美国国务卿指出,苏联在华北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日军的缴械和遣返。在中国军队能独立担负责任后,苏联驻军将立即撤回[43]

通过对日作战,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欲接管東北,以便与中国国民党继续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並一度向國民政府提出協議,支持國民政府接管東北,換取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並不得讓美國勢力進入東北。然而由于国民政府拒绝苏联方面的要求,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東北回国之前为中共抢占東北的真空地带提供很多便利条件[44]。部分學者認為:蘇聯按時參戰,佔領東北,允許中共佔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府重返東北,還把大量日軍裝備送給中共軍隊,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須走向軍事失敗[45]:9;蔣解散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之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補充共產黨方面力量[45]:10。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东北野战军[46]。在東北,蘇聯自日本關東軍手中接收轉交給中國共產黨武器裝備[47]:91-92歷史學家張玉法认为,1947年,在戰況不利下,中國共產黨曾請求蘇聯給予援助[8]:703。張玉法認為國共之間是一個國際戰爭,蘇聯不斷給予中國共產黨以武力和外交支援;美國則為迫使國民政府改變政府之形式,援助少而責難多,終使國民政府實力與聲望每況愈下,不僅喪失與中國共產黨從事軍事對抗之力量,也喪失與中國共產黨談和之條件[8]:711。中國共產黨之發展,自始受到蘇聯支持[8]:723。但也有美國學者認為,蘇軍一方面允許共軍和八路军接管农村,另一方面却让蒋中正官员接收满洲所有的城市,并保护了他们好几个月[48]

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编辑]

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在重慶签署《双十协定》。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飞机上向欢送的延安军民挥手告别。
1945年9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举行酒宴欢庆抗战胜利。
主页面: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及马歇尔调停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有餘力壓制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但因世界大戰剛結束,戰爭已為世人所厭惡,國民政府只好在美國之壓力下與中國共產黨和談[8]:723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與周恩來等赴重庆開始國共兩黨就和平建國等問題舉行會谈,並先後簽訂《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和《關於停止軍事衝突的協定》[5]:4923。歷史學家張玉法认为,中共在和談中,一面擴張,一面爭取國際上及國內各小黨同情,實力大增[8]:723-724。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解決國內問題之五項協議[5]:4923。毛泽东率代表团就国家前途与蒋介石等谈判。蔣、毛直接會談8次,據《毛澤東年譜》記載,為8月29日、9月2日、9月4日、9月12日、9月17日、10月9日、10月10日、10月11日[20]。8月28日,蔣自記:「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42]:815-816

8月29日,毛方記:「下午,同蔣介石第一次直接面談。蔣介石表示一切問題,願聽取中共方面意見,並重提所謂中國無內戰的說法。毛澤東列舉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的大量事實指出,說中國沒有內戰是欺騙。最後蔣介石提出談判三原則:⑴所有問題整個解決;⑵一切問題之解決,均須不違背政令軍令之統一;⑶政府之改組,不得超越現有法統之外。」[20]:17蔣方記:「七時(下午),再赴蓮屋親訪毛澤東,約談一小時,普通應酬也。」[24]:378「考慮與中共談判方針,公自記曰:⑴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⑵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⑶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回訪毛澤東於蓮屋,與談約一小時而別。公自記曰:『普通應酬也』。」[42]:799

9月2日,毛方記:「晚八時半,與周恩來、王若飛去林園赴蔣介石的晚宴,在座的有孫科、吳鐵城、張群、王雲五、張伯苓、傅斯年等。宴會後,同蔣介石就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組數目和駐地、解放區、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等問題,直接商談。」[20]:20蔣方記:「晚宴毛澤東後,並與之單獨談話。」[24]:423蔣又記:「此時對共黨應以主動與之妥洽,准予整編共軍為十二個師,如其真能接受政令、軍令,則政治上當準備委派共黨二人,並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觀後效。」[42]:820

9月4日,毛方記:「下午五時,應蔣介石邀請,參加在軍委會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茶會。會後,毛澤東和蔣介石直接商談」、「同日,蔣介石將其自擬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張群、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正式指定他們四人為談判代表,要他們擬具對中共九月三日所提方案的復案。」[20]:20-21蔣方記:「約見共黨毛澤東在辦公室談話片刻,直告其周恩來所提方案與態度,皆應根本改變也。彼諾之。」[24]:467

9月12日,毛方記:「同周恩來應蔣介石之邀,去林園共進午餐,餐後與蔣介石直接商談。」[20]:23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談話,約半小時,余以至誠與大公,允其所有困難,無不為之解決。而彼要求編其二十八師之兵數耳。」[24]:531-532

9月17日,毛方記:「應邀赴林園同蔣介石共進午餐,張群、吳國楨、赫爾利在座。餐後,同蔣介石直接商談,雙方的爭執,仍在軍隊和政權問題。」[20]:25蔣方記:「正午,約毛澤東、赫爾利談話,並攝影。據岳軍言:恩來向其表示者,前次毛所對余言可減少其提軍額之半數者,實乃指其四十八師之數,已照共匪總數減少一半之意也。果爾,則共匪誠不可與言矣。以當時彼明言減少半數為二十八師之數字也。其無信不誠,有如此也。」[24]:588

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毛與周恩來、王若飛研究談判新方案,表示對國方之讓步,於9月19日向國方代表提出,要點是:「⑴國、共軍隊的比例為六與一之比。⑵關於軍隊駐地和解放區,第一步,撤退海南島、廣東、浙江、蘇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等八個地區之共軍,集中於蘇北、皖北及隴海路以北地區。第二步,再將蘇北、皖北、豫北地區之軍隊撤退。所有共軍集中於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山西之大部分,綏遠之小部分,及陝甘寧邊區等七個地區。解放區亦隨軍隊駐地之調整而合併。⑶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與陝甘寧邊區之主席,山西、綏遠兩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島三個特別市之副市長,由共方推薦。北平行營由中共主持,並仿東北行營例,設政治委員會,由中共負責。」[20]:27-2810月17日,毛說:「因為國民黨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區,在他的床旁邊,或者在他的過道上,我們在那裡,人家就不能安心睡覺。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爭。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分子的同情。」[49]:18

9月21日,談判陷於僵局,休會5天,赫爾利找毛談話,要求中共交出軍隊,要麼破裂,毛說還要討論[20]:28-29

10月9日,毛方記:「同周恩來、王若飛應蔣介石夫婦邀請,赴林園共進午餐,宋子文、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等在座。餮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蔣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棄軍隊和解放區,毛澤東表示不能同意。」[20]:32蔣方記:「毛澤東來辭行。公自記經過及所感曰:『毛澤東今日來作別,與之談約一小時。先問其國、共兩黨合作辦法及其意見如何?彼吞吐其詞,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率直告他: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余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畫,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彼口以為是。』」[28]:80-81

其後,9月27日、9月28日、10月2日、10月5日,先後進行4次會談;10月8日,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10月10日雙方代表簽字,10月12日公佈之[50]:622-623

10月11日,毛方記:「晨同蔣介石作最後一次直接商談。蔣介石表示在解放區問題上不再讓步。毛澤東告訴蔣介石:周恩來、王若飛將在重慶繼續商談。」[20]:32蔣方記:「今晨八時,約毛澤東早餐後,余再與之懇切對談,闡明數次談話要旨,明告其所謂解放區問題,政府決不能再有所遷就;否則,不成其為國家之意,堅決表示望其了解也。客去後,……甚歎共黨之不可與同群也。」[28]:113毛回到延安當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報告重慶談判之經過說:「國民大會與解放區問題未解決,對我們重要的是和平與解放區問題。蔣介石不給解放區幾個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給。我們乃提出維持現狀,將來解決。」[20]:3312月6日,據國方情治機構之情報,毛返延安後即召開集中決政治局委員聚會,報告其在重慶談判情形,略謂:「此次談判,涉及問題很多,均以黨中央所提之十二條原則為依據。我們認為爭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很重要,國民黨則注重於我黨的軍隊和政權兩項,所以一再堅持軍令政令的統一,以求達到取消我黨的軍權和政權。史大林同志的話很正確:『中國的革命,是革命的武裝,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如果我黨的軍隊和政權被取消,即使黨能合法存在,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軍隊和政權,是絕對不能放棄的。」[30]:54-55

從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將近有一年半時間,由美國居中調解,調解失敗;從1947年1月到6月,由民社黨、青年黨等居中調解,調解也失敗[8]:704

10月8日,國共雙方代表就周恩來起草之《會談紀要》交換意見,並修改定稿,預定10月10日簽字[20]:31。毛在重慶各界歡送會中說:「中國今天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20]:31-32达成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向,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具体问题。毛說:「不能否認,困難是有的」[20]:32

10月10日,毛方記:「晚上,同周恩來、王若飛赴林園蔣介石官邸辭行,毛澤東與蔣介石直接商談。當晚毛澤東宿林園。」[20]:32蔣方記:「翌(十)日午,親至其寓所話別時。毛忽要求准彼於當晚來宿林園。公料知其必另生枝節,但仍表示歡迎之意,略談辭出。當晚九時許,毛果來宿林園,又與談約半小時」[42]:848、「昨夜(十)毛共談話,忽提政治協商會議以緩開為宜,並稱回延安準備召集其所謂『解放區民選代表會議』後,再定辦法。又稱國民大會提早至明年召開亦可。余聞之,殊為駭異。乃覺共黨不僅無信義,且無人格,誠禽獸之不若矣。余於此不能不和婉明告其果如所云而行,則國民大會無期延誤,我政府勢必因此失信於民;但如政治協商會議能在本月底開會協商,則國大會議,政府可遷就其意,改期召開,然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確定會期,示民以信也。余又明示其政協會即使不能如期開會,則政府不能不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召集令也。余談至此告辭,約其明晨再談而別。」[28]:112-113

10月12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地黨委之指示說:「解放區問題,未能在此次談判中解決,還須經過嚴重鬥爭,方可解決。……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至於「東北問題,未在此次談判中提出,我黨一切既定計劃,照樣執行。」[20]:34-35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默许阎锡山进攻解放区,在上党战役中失敗。可重慶談判簽署雙十協議墨迹未干,蒋介石即向国军秘密传达《剿匪手本》,准备内战。

1946年1月,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盟中國青年黨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围绕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五个问题展开讨论,最终达成五项协议。协议规定,政府改组后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规定国府委员里国民党占半数,另外半数由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组成,重大议案须2/3多数委员支持通过;在执政纲领上,通过了以中共草案为基础的《和平建国纲领》,一致同意和平实现民主宪政;一致同意整编国共军队,实现军队国家化[26]:36-42。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双方军队整编方案;3月6日,毛泽东提出部队分两期復员,第一期復员1/3,第二期再復员1/3。当时中共军队共130万人,两期復员,只余40多万。由于兵员裁撤过多,导致共产党军队在国共内战初期处于不利态势[51]

雙十協定后,國共衝突仍未停止,尤其平綏戰役中,傅作義軍隊在包頭、歸綏仍被圍困至12月。為盡快停戰,國民政府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在美國總統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調停下商談停戰令。雙方圍繞赤峰、多倫地區歸屬問題爭執一番后,國府做出讓步,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張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达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52]:7951-7952。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52]:7970。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统一整编国共军队为国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下旬,苏军撤离东北,国共为争夺东北开始爆发内战。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於重慶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52]:8019。但该协定已对激烈进行的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力[53]

1946年5月,国共双方在四平激战

苏军从东北撤离后,国共在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1946年3月1日,蘇聯向國民政府表態決定自東北撤軍。4月6日蘇聯撤軍後,中共軍隊迅速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中心城市,国民政府则在美国帮助下将大批精锐部队运至东北,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势急剧恶化。由於中共軍队在蘇军撤退後一個半小時,對原本由中蘇共管的長春發動攻勢,並在4月8日佔領長春[54]:202-203,国民政府认为此舉率先違反了1月停战令[55],導致4月時東北長春幹線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

5月10日,馬歇爾向蔣介石建議:「政府在軍事上有確切而嚴重的弱點,共軍則佔戰略之軍事優勢;且中國人民渴望和平,而世界各國人士亦渴望和平。……余謹提供此一意見;即某種妥協,必須獲得;且應迅速獲得。否則,中國無論在軍事上、財政上,及經濟上,將陷於混亂之狀況。」[56]:123-124

林彪部主力30餘萬,集中於四平街附近,企圖阻止國軍前進[57]:154。國軍杜聿明部迫於情形,自5月起在東北發動反攻[57]:154。5月3日,國軍克復本溪,激戰於四平街一帶,5月19日克復四平街[57]:154。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52]:8057第二次四平战役后,林彪所部被重创,国军一直追击到松花江畔。5月23日,国军克復长春,5月28日克復吉林,6月5日直逼哈尔滨[57]:154。6月6日,蔣頒發第二次停戰令[58]:48。在马歇尔壓力下,蒋介石同意东北休战15天,后来又延长8天。從6月5日起,蔣先後向中共提出五項要求,解放軍必須退出:(一)隴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區;(二)膠濟線全線;(三)承德及其以南地區,以及冀東沿海;(四)東北除黑龍江、興安兩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區以外之所有各省;(五)六月七日後中共在山東、山西兩省從偽軍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區;並聲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區,則國民政府不能考慮停戰問題[59]:494。7月,蔣徇調人之請,兩次頒令停止衝突,並主張召開五人小組,商談政治問題,與三人軍事小組同時進行,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58]:48。休战期间,蒋要求中共必须放弃苏北胶济铁路承德古北口和哈尔滨,遭到中共拒绝[26]:56-58。11月,蔣頒布第三次全面停戰令[58]:49

1946年3月,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法草案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國共產黨激烈反应。重庆與南京的国共谈判与全国性的军事冲突同时进行,两者互相影响。在中國國民黨內,「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團體到1948年1月在香港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選李濟琛為主席,譚平山、何香凝、蔡廷鍇等為中央常務委員,反對國民政府,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8]:724。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并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此时内战仍未以国共公开决裂方式爆发。同時期,在美国总统杜鲁门支持下,马歇尔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60][61]。在1946年夏至1948年2月、3月間,美國為迫使國民政府容許中國共產黨參加政府,無一械運來中國[8]:723。1948年夏間,美國始給予4億5千8百萬援助,但指定用於軍事僅有1億2千5百萬元[8]:723。戰爭結束後,魏德邁將軍在美国國會作證,杜魯門政府1947年決定停止進一步的培訓國民政府军隊,并对国民政府實施武器禁運,西方記者与決策者不斷指責和批評中國國民黨,這成為國军士氣低落並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62]。中國共產黨在美國之同情和蘇聯之實質支持下,勢力日增[8]:723

此後,作為預備行憲的看守国民政府為以宪政吸引民心与中共对抗,而在1947年4月依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式改组,「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制宪各黨进入政府。到1947年6月底,國民政府放棄談判政策,開始全面軍事對抗中國共產黨[8]:704。7月18日,國民政府取消中國共產黨國民大會代表及國民政府委員保留名額及參政員名額,此後國軍即全面攻擊解放軍佔領區[8]:704。在政界,於1947年10月28日被國民政府解散之中國民主同盟,由沈鈞儒等在香港重建起來,宣言與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合作[8]:724。1947年11月21日至11月23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以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5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土地改革[编辑]

主页面:土地改革運動
1950年,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宣传新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946年,贫农批斗地主
1950年,歌剧《白毛女》中白毛女与小白毛的形象,中共方面将该剧在解放区国统区广泛巡演,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标志性作品。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二五减租办法。1946年公布《土地法》,依照該法政府應當從地主赎买土地分给贫农,以实现孫中山所倡導的「耕者有其田」。然而这个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僅僅停留在宣传層面。其後在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国土的1948年,政府又为了得到统治区的民心而在立法院通过了《土地改革方案》,以切實贯彻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然而該政策仍只在極少數地區試行。直到国府已无力回天的1949年,政府才宣称终于完成在全国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一切准备,計劃到1952年在大陆地区基本完成这个目标。然而此時全國一半以上的区域已经处在中共控制之下,使得這一計劃在中國大陸的實施最終成為無法實施。而针对中共佔領區的土改运动,行政院則在1946年10月公布《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主張对中共已分田地之地区,国军占领后不强迫农民归还地主土地,而采「繼續佃耕,減輕地租」的办法。辦法指出,“绥靖区内之农地,其所有权人,非自耕农时,在政府未依法处理前,准依原有证件,或保甲四邻证明文件,保持其所有权,并应由现耕农民继续佃耕。绥靖区内佃租额,不得超过农产正产物三分之一”。然而,受中共打土豪政策影響下的地主及其民团在跟随国军还乡之后,以各种手段收回其损失,導致大規模出现地主及民团屠杀驱赶贫民的现象,令国民政府的民心进一步喪失。

中共方面則一改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实施土地改革。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軍總部號召打倒蔣介石[5]:4923。基本办法是在农村按照土地多少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土地被没收,地主要受到批斗,因此起初使得廣為贫农佃农的支持。然而在1947年底土改高潮时,連中农的土地也要被分割沒收。以至解放區农村出现恐怖气氛,据晋绥地区报告,“一般群众恐慌,生产情绪低落,灾情加重,并发生严重外跑现象。不仅地富逃亡,甚至中贫农逃亡也不少”[63]:608。甚至有村庄连贫中农之东西都没收,“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还有用油从头上烧死人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64]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提出土改总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成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其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在1948年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容许中农保有较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对老区新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对开明士绅应予照顾,对大中小地主应有所区别;坚持少杀人,严禁乱杀人;明确土改的地区差别,即老区只进行适当调整,半老区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新区第一步土改不触动富农;明确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等等[65]:1267-1274。据此,各根据地在1948年内普遍进行了纠正土改的工作,主要是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做法。最終使得農村民眾,特別是佔據多數的貧困農民的民心最終倒向中共一方[66]:353-354

得益于土地改革的推行,中国共产党得以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均高于国民政府。其中,1949年中共财政收入更是达到粮食304亿斤[67],约合11亿美元,而同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仅有9000万美元[68]。中国共产党财政收入达到同期国民政府的十二倍,极大加快战争进程,支援解放军作战,导致解放军迅速取得胜利。

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编辑]

1946年,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中国国统区街头画面,儿童饥寒交迫在街角死去。
受内战影响,国统区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致使寄一封信需用到邮票243枚,共计邮资204万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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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十万元面额金圆券。金圆券于1948年原定发行20亿元,至1949年6月,发行额已达130.3万亿元之巨。巨额金圆券钞票标志国民政府经济失败。
主页面:中國通貨膨脹 (1938年-1950年)法幣金圓券、及中華民國國庫黃金運送台灣行動

中國抗日戰爭所帶來之經濟崩潰和社會解體使國民政府恢復秩序之努力歸於失敗[8]:724。由于战事不断持续,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得通过印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令法币急剧贬值。並與期间多次发生黄金挤兑风波,令国民政府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由於通貨膨脹和支付不斷增加,國民政府庫存之金銀及外幣,在1945年底為9億美元,1946年5月降為6億美元,1946年底降為4億5千萬美元,1947年10月降為3億美元,1948年4月降至1億1千萬美元[8]:724。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萬5千億,至7月增至10萬億以上[57]:159。1948年7月29日,蒋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措施[69]:352。8月19日,蔣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同時停止發行法幣;並在各地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58]:56。蔣發表談話,呼籲同胞奉行法令,擁護新幣制,以福國利民[58]:56。並公佈「金圓券發行法」,主要內容為:一、金圓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二、金圓券一元折合法幣300萬元[57]:159

國民政府開始發行新货币——金圆券,名义上可以无限兑换黄金。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外幣兌換。但由於沒有嚴守發行限額,肆意濫發,从而造成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令民間經濟陷入巨大混亂。结果金圆券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金圓券只使用了10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2萬倍。令城市居民,特別是城市中產階級所受的經濟損失極巨,使得民国政府失去了原來最重要的支持者,亦是民国政府在國共內戰中迅速失敗原因之一。1949年下半年,民国政府又发行银圆券。但由于在大陆统治进入末期,加之无足够银元为担保,该货币很快在流通中被拒收。内战末期,国民党將政府国库中的黄金运往台湾,成为退守台湾初期中华民国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共一方,由於在国共内战中的顺利进展,使得各个分散的解放区迅速连成一片。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共亟需一种统一的货币替代原来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各解放区货币。1947年4月,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解放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同时着手开展统一货币的工作。1947年10月成立了以南汉宸为主任的“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着手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建工作。终于在1948年12月1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在進入上海後,中共迅速在上海全市推行人民幣,並從全國抽調大量物資以穩定物價,最終結束了上海乃至全國的惡性通貨膨脹。

学潮蜂起[编辑]

上海同济大学学潮,国府军警持水龙头镇压。

1946年以後,各地學生不斷發動反飢餓運動,在國民政府鎮壓下,他們又提出「反壓迫」之口號[8]:724。隨着戰爭發展,在中共之領導下,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運動也逐步高漲[5]:4923。中国共产党在战场后方通过秘密地下党员,策动学潮,著名的有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大学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此次游行学生与军队冲突酿成血案[70]。此外,与中国共产党互为友党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7年10月被取缔之前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学潮,配合中共的斗争[71]。1947年5月30日,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所寫時評,高度評價國統區學生運動,認為是解放軍作戰之外第二條戰線[52]:8364

1948年8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指控称,“职业学生一年半以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18个重要都市”[72]

1946年底至1949年10月主要学潮
时间 爆发地点 原因 实况 备注
1946年12月
沈崇案
北平 北京大学预科女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强奸 全国性反美运动 中共领导[73]
1947年5月
五二〇运动
南京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中共领导[70]
1947年5月
六一惨案
武汉 物价上涨,公立大学所发伙食费不够 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 中共领导
1947年10月 杭州 浙大学生会「于子三」参与地下党被捕死于监狱 全国各地学生抗议政府逮捕屠杀学生 中共领导[74]:163
1948年1月 上海 同济学生自行选举自治会,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济大学学生赴市政府请愿 中共领导[75]:143
1948年3月 北平 民国政府查封中共地下党组织华北学联 万余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 -
1948年4月 北平 民国政府逮捕华北学联学生 五百学生在政府北平行辕请愿 中共领导[76]:170
1948年6月 沪津 美国决定扶植日本经济 上海万余名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天津北洋大学拒绝美国救济粮 -
1948年7月
北平七五事件
北平 北平市参议会决定重新考核东北流亡学生在北平临时大学之入学资格。次日谈判后,中国青年军向离场学生开枪,8名学生死亡。国府方面则称政府和学生互相开枪对射[77][78]:177 一万学生前往李宗仁官邸请愿抗议 中共领导[79]:26

情报与宣传[编辑]

1947年2月前的重庆曾家岩民生路新华日报社,办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

除此之外,中共在国府高層安插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刘斐熊向晖郭汝瑰以及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等大批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員所組織起的綿密情報網[80],令國民政府幾乎所有重要作戰情報皆為中共提前掌握,嚴重影響國軍作戰。

1947年2月被查封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时,《新华日报》每天都登有新华社发的中共军队胜利战报,每天辟有专栏刊登启事[81],将中共俘虏的国军将官公布在报纸上让家属认领。此事引起国统区普遍恐慌。据《新华日报》编辑回忆说,“有反动派对此不满,表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口……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82]:41同時,重庆地下党秘密发行《挺进报》以取代新华日报,大量散播中共军队在前线胜利的消息,并组织工潮,学潮和农村暴动。1949年9月,昆明銀行從業員聯誼會發表告社會人士書,反對徵兵徵糧,反對苛捐雜税,反對蔣桂系統軍隊入雲南[52]:9002

原本国民政府也同样拥有具有一定能力的特务机构军统局戴笠等众多特工干部,对中共进行谍报和渗透的工作。不过随着戴笠意外丧生后,军统局在中国共产党安插的情报人员也因失去内外联系而随之被埋没和倒戈,至此国民政府所有的谍战与政战系统彻底崩溃,为后续的国共内战战争中的崩盘带来一定的影响。

经过[编辑]

受降、接管[编辑]

1946年,国军部队于接管日占区城镇后在街道上成队列行进。

1945年7月,國共雙方便爆發了爺台山戰役英语Yetaishan Campaign。1945年8月,美军在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后,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83]:32。国共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开始爆发内战。8月下旬,阎锡山部队在长治地区接受日本投降。上党战役,共方參戰兵力為31,500人,並有5萬民兵助戰,國方部隊13個師38,000人,從8月下旬到10月8日,國方除4,000餘人逃走外,全部被殲,被俘官兵17,000人,包括軍長史澤波及副師長以上將領10餘名,並攻佔縣城6座,共方傷亡4,000人[84]:341-343邯鄲戰役,為國方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指揮下之冀察戰區司令高樹勳,率領其新編第八軍和兩個縱隊及河北民兵萬餘人,於10月30日在河北磁縣馬頭鎮投靠中共,成立民主建國軍,高為總司令,致使第三十軍、第四十軍於10月31日至11月2日被殲,馬法五以及副軍長、4個師長以下官兵2萬餘人被俘[85]:417-419。同时,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中共军队则予以阻止,内战之火愈演愈烈[86]:238

内战爆发[编辑]

1946年,通过美国运输船向东北开进的国军部队。
1946年,在四平城内集结的国军部队。

在苏联的默许之下,解放军渗透进入东北,而国府认为东北问题属于主权外交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占领。

11月,根据中苏协议,国军进入东北接管,但受到苏联阻挠。辗转登陆后,在山海关遇到中国共产党阻击,东北爆发内战[87]。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於1946年1月10日签訂停止軍事衝突協定,規定雙方軍隊自1月13日午夜起就地停止軍事行動[5]:2015。在马歇尔调停下,國共下令停战。中國共產黨履行協定,中國國民黨在下達停戰令前,密令軍隊「盡速搶佔戰略要點」,接着又調動軍隊進攻解放區[5]:2015。3月开始,随着苏军撤离东北,国共再度大打,全面争夺。4月,国军在四平与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烈战斗,5月初,国军新六军突破东北民主联军防线,18日占领四平[88]。蔣利用停戰機會,在關外,以「接收主權」為名,增兵東北,搶佔戰略要地,形成「關內小打,關外大打」,據不完全統計,從1月13日至5月20日,國軍向解放區發動大小進攻3,635次,使用兵力258萬餘人,強佔解放區村鎮2,077個,縣城26座;蔣在將近十個月打打談談之後,自以為完成發動全面內戰之準備[59]:494。在马歇尔施压下,6月初,国民政府发布第二次停战令[89],兵力上的对比是:中国共产党军队在1945年9月拥有61万正规军,66万地方部队和数百万不脱产民兵(另有一说这是内战开打时的数字)[90]。以满洲国军为代表,最高峰时在编人数超过80万的伪军[91]:31,有相当高比例又是被双方军队收编大部分加入国军,小部分加入解放军[92],这些改编都是在日本投降后几个月完成的[93][94]。到1946年6月国民革命军拥有军队430万,能够用于机动作战的高素质部队200-220万[95]:374[96]:12[97]:450[98]:93。在国民革命军中,一直存在着有装备精良训练充分的部队,和受差别待遇的,人员素质和装备水平都低、军纪也较坏的杂牌部队并存的现象,后者经常与中央系部队互相敌视,难于统一指挥[99][100][101]:33[102]:182[103]

国军全面进攻[编辑]

主页面:重點進攻

停戰談判中斷,國民政府並於1946年6月26日以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掀起內戰[59]:494,公開發動全面進攻解放區[5]:2015。1946年6月,蔣在美國支持下,調动160萬正規軍,向解放區全面進攻,解放軍反擊[104]:472。面對蔣全面進攻戰略,解放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之作戰原則[59]:494-495。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制定以殲滅國軍有生力量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為主之積極防禦之戰略方針,領導解放區軍民還擊,經過8個月作戰,迫使國軍放棄全面進攻之計劃,於1947年上半年將進攻重點放在山東和陝北[5]:4923。1947年3月,蔣集中兵力向陝北、山東重攻,不久被粉碎[104]:472

在此期間,國民政府在其完成各項軍事部署後,於1946年6月26日,公然發動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5]:4923。停战有效期刚过,國軍在劉峙程潛的統率下,以20萬優勢兵力攻打在湖北、河南边界宣化店被包围的李先念部6萬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率部提前突围[105]。全國內戰爆發開始,蔣實行全面進攻戰略,使用其正規軍百分之八十,即193個旅,158萬人之兵力,企圖首先消滅中原解放軍,然後攻佔江蘇、安徽,再攻華北,「在三個月或六個月內解決問題」;全面進攻重點在華東戰場,並實施軍事、政治和經濟相結合,地方團隊、還鄉團等與正規軍相配合之總體戰[59]:494

7月,国共就苏北政权的谈判陷入僵局,此时国军为保卫南京侧翼安全,向苏中和苏北的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106]:2。國軍5個整編師共15個旅約12萬人,企圖由南通泰州一線向蘇中解放區大舉進攻[5]:1489。解放军发起苏中战役,中共稱之為「七戰七捷」[5]:1489。粟裕、譚震林指揮19個團3萬餘人,從7月13日至8月27日,连续作战七次,均獲勝利[5]:1489-1490。在一個半月中,殲滅國軍6個旅及5個交警大隊,共5萬餘人[5]:1490。12月中旬,粟裕部在运动战中歼灭国军第六十九师。而国军则占领苏北全部城镇,把解放军压过陇海线

在山西,解放军在7月下旬发起攻势。7月20日,解放軍为攻佔大同,围困应县国军。8月,解放軍賀龍部開始围攻大同[57]:154傅作义部全力增援大同守军。9月14日,傅作义的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克復集宁,解大同之围[57]:154。此时国共在集宁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共产党迟迟未能攻克大同,故解放軍主动撤退。10月初,应马歇尔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第三次停战令。停战令期限刚过,中共军队主力在大同。10月11日,国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奇袭夺取中国共产党华北区中心城市张家口[57]:154。正在斡旋国共冲突的民主人士梁漱溟看到国军攻占张家口的报纸后称“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107]

在河南,8月10日,劉鄧大軍三个纵队突袭陇海线,占领砀山兰封之间百余公里铁路,随后国军调集大军反攻。9月初,解放军撤退同时在定陶全歼国军整编第三师,但是国军整体呈攻势没有改变。在东线鲁西南地区,国军进展较为顺利,在晋南地区,胡宗南部队受阻,整編第一師第一旅被陈赓部围歼。10月下旬,国军占领25座县城,完成华北南线作战,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部队被压制在黄河以北。四個月來,國軍佔領解放區105座城市,卻損失32個旅,約30萬人兵力[59]:495。11月1日,国军登陆烟台,鲁南各地相继收復[57]:154。解放军撤退让中国国民党误以为胜利在望。然而解放军人数实际上未减少,很快展开反攻。1月,國軍進指陳毅部於魯南,由徐州綏靖主任薛岳指揮[108]:313。初戰,國軍馬勵武、周敏英兩軍(整编第二十六师,整编第五十一师另第一快速纵队)於棗莊嶧縣地區,為解放軍所敗(国军损失5万余人),2月間雖陳誠親赴徐州指揮(以20个旅从苏北,以3个军从鲁中,两面夹击临沂),激戰半月,臨沂遂告克服,陳毅終告撤退(佯败于南线国军,弃守臨沂,主力隐蔽兼程北上)[108]:313-314。2月下旬陳毅部反於萊蕪區,將李仙洲(北线国军第二绥靖区副总司令)部(3个军7个师约5.6万人)包圍解決[108]:314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会,谴责制宪国大召开,宣布自己将返回延安。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

1946年10月11日,国军進據张家口,戰事雖告一段落,戰爭並未停止[109]:75。蔣把佔領一些地方當作「勝利」,尤其是佔領張家口後,立即下令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並積極準備突襲延安,繼續向華東、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解放區進攻,其主要戰場仍在華東之蘇北和山東[59]:495。中国共产党和民盟要求追究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责任。中国国民党坚持于1946年11月中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而周恩来称,“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105][110]。在部分人看来,国民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情景下,10月26日,梁漱溟代表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经周恩来施压又撤回此案[111]:207。11月11日,国民政府通知第三方面,国民大会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月15日举行。第三方面中的民社党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则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这一分裂标志着第三方面调停失败。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开幕,蔣為取得軍事上配合,擬定結束蘇北戰事作戰計劃[59]:495

1946年,中國共產黨實行總動員,公開進攻榆林遼寧,並大舉進攻蘇北,旋又加緊破壞北寧路[58]:49。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攻势,林彪罗荣桓部队经由土改和创建根据地,兵源大增,经1946年兵力逐渐占据优势,且装备精良,故一直以攻势为主。同年夏,關內各地國軍雖迭獲勝利,东北地區由於防地遼闊,兵力不足;加以交通被解放軍所破壞,乃形成被動之形勢[57]:162

1947年2月底,林彪部渡松花江南下,5月初大舉發動猛攻,5月17日攻佔懷德,5月21日攻佔公主屯,孤立永吉、長春、四平街[57]:162。据中国共产党称,直至1947年4月,歼灭国军4万余人,攻占城镇11座。

1947年1月31日,延安總部公布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戰爭幾項重要統計:七個月中,共殲滅國軍56個整旅(師)、其中1月份殲國軍12個旅;斃、俘其將級軍官103名,其中俘獲87名,俘獲後逃跑4名,擊傷12名[52]:8276。國軍攻佔解放區城市199座,共軍攻佔國統區城市100座[52]:8276

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八个月作战,国军损失正规军66个旅(师)共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人,合计71万人,攻勢受到嚴重挫折。

国军重点进攻与解放军局部反攻[编辑]

1947年全国战场战事概况。
1947年3月10日,中国共产党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进攻延安。
1947年5月中旬,国军整編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师覆没,师长张灵甫阵亡。
1947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分为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分散办公。

1947年3月10日,各路国军20万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进攻,中國共產黨调动5,000兵力[112],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国军3月19日攻入延安[57]:158。解放軍争取中共中央自动撤离延安,国军攻入空城。國軍称斃傷解放軍1萬6千餘人,俘虜解放軍1萬餘人[57]:159,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称伤亡甚微。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并随彭德怀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開始在陝北高原進行遊擊戰,即陝北戰役。期间,解放军获得青化砭、羊馬河、沙傢店等战斗的胜利。

在山东南部,新投降中共的郝鵬舉再度反水。郝鵬舉率領2萬人歸附國軍[57]:158。1946年11月15日,國民大會開幕,蔣為取得軍事配合,擬定結束蘇北戰事作戰計劃,又調集31萬人企圖與解放軍華東主力在臨沂地區決戰,結果四個月戰事又以損失41萬5千餘人而告失敗[59]:495。1947年4月初,津浦鐵路徐州至濟南段打通,國軍包圍解放軍陳毅部於沂蒙山區[57]:158顾祝同率领60万国军进攻。由於國軍採用齊頭並進戰術,將軍隊控制在一個範圍內,導致解放軍遊擊戰術無法奏效。但粟裕提出以山東解放軍主力決戰方式粉碎圍攻的方式最終被採用。4月30日,據新華社統計,國軍在4月份被解放軍折損合10個半旅,奪佔國軍駐守縣城48座[52]:8345。5月16日,華東野戰軍圍攻孟良崮,至下午5時,全殲整編第七十四師3.3萬人[52]:8355。在孟良崮戰役中,整編第七十四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陣亡。5月19日,蔣介石飛徐州,與顧祝同研討山東軍事,決定各部暫駐原防,全面整訓,改正戰術,準備最後決戰[52]:8356

5月初,胡宗南国军经过3个多月战斗,仍未接触到中共中央,并在青化砭、羊马河、沙家店连续败于解放军彭德怀部。在华北地区,国军兵力空虚,聂荣臻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机动作战。自1947年5月起,解放軍徐向前、彭德懷等部開始圍攻太原,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堅守[57]:164

6月,国军继续自鲁南向北进攻,国军分兵驻守所占城市从而被解放军包围。6月6日,解放軍攻陷熱河赤峰[57]:162。6月16日,國軍被迫放棄安東省會[57]:162。解放軍開始進攻遼寧瀋陽[57]:162。6月,解放軍猛攻四平街,國軍守軍陳明仁部堅守月餘,殲敵甚眾,蔣特電嘉勉[58]:51。6月28日,最高法院檢查署下令通緝毛澤東,7月4日國民政府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變方案」,以對付中國共產黨[8]:704。至7月,林罗部围攻四平,血战未克,兵力受损。

6月18日,胡琏整编第十一师占领中共山东指挥部所在地鲁中南麻镇。此时因刘邓军在鲁西进攻,国军被迫自鲁中回援,陈毅粟裕部队乘机进攻南麻整编第十一师,但因连降大雨,解放军弹药受潮,攻击出现困难,久攻未克。此时国军再度调集大军围攻,陈粟部因多处军队有遭遇合围危险,伤亡较大,因此放弃围攻,撤至黄河以北惠民

同年夏天起,解放军逐渐掌握优势,开始主动反击。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最高检察署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經過一年內線作戰,解放軍粉碎了國軍全面進攻,基本挫敗其重點進攻。戰爭第一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12萬人[5]:4923。國軍總兵力由1946年6月的430萬下降到373萬,官兵士氣下降,113個旅被殲滅或受到過殲滅性打擊,用於機動作戰兵力寥寥可數。經過一年作戰,解放軍總兵力由127萬上升到195萬,正規軍擴展至近100萬人。

解放军战略进攻与国军重点防御[编辑]

1947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取缔中国民主同盟,中共及民盟强烈声讨。
1948年全国战场战局概况。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投票。

1948年1月和8月,蔣先後採取分區防禦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104]:473。不久在解放軍打擊下,其政權迅速崩潰[113]:689。從1948年9月起,軍隊主力在解放軍接連發動的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中被殲滅[104]:473

1947年6月30日,解放軍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主力一部挺進中原,將戰爭引向國統區,在外線大量殲敵;以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武裝繼續在內線作戰,箝制和消滅敵人,收復失地[5]:4923。在中原地区,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夜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正式标志解放军揭开战略进攻序幕。7月1日,刘邓渡河后包围郓城国军整编五十五师,此时陈粟军从国军缝隙处南下,进攻费县,威胁兖州。同时刘邓大军又攻克郓城、曹县,并将羊山集处国军整编六十六师合围。7月底围歼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8月,国军肅清膠濟鐵路沿線解放军[57]:158。8月21日膠濟鐵路全線打通,8月23日國軍在河南收復汝南、新蔡[8]:704

8月,刘邓大军在国军大部队围攻下,南下中原,进攻国军薄弱地带。8月19日,全军渡过黄泛区。8月22日,華中解放軍陳賡部自豫西新安澠池陝縣等地分道偷渡黃河,穿越伏牛山,一度攻陷嵩縣洛寧登封臨汝魯山方城等地,遭國軍圍剿,復渡河回豫北[57]:162。8月23日强渡汝河,8月26日乘淮河洪峰之间渡河,进入大别山战略锁钥区。追击国军因淮河水涨而被阻淮河北岸。与此同时,陳賡、謝富治兵團在茅津渡处渡河成功,紧逼洛阳。8月,在毛泽东指示下,陈粟军队重新南渡黄河,发起进攻。三路大軍,互相策應,在黃河長江之間的廣大地區形成了一個「品」字形的戰略態勢。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白崇禧成立九江指挥部围剿。

在陕北战场,彭德怀部队在1947年8月初围攻榆林,钟松整编第三十六师北上救援。随后彭德怀围点打援,发动围攻钟松的沙家店战役刘戡全力救援,钟松逃脱。

8月开始,东北野战军发动秋季攻势,大量歼灭国军部队。此一全面攻勢,蘇聯原不贊同,斯大林曾透過劉少奇要中共採取游擊戰爭,暫置大城於不顧,但周恩來認為發動全面攻勢之時機已經成熟,解放軍乃於全國各地對國軍展開攻勢[8]:706-707

此時解放軍東北有林彪,黃河下游有劉伯承,山東東部有許世友,山東西部有陳毅,河南西部有謝富治,陝西北部有彭德懷,另有羅瑞卿、徐向前等部亦在華北各地攻城掠地[8]:707。中共中央於9月1日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提出「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戰略進攻方針;接着三路大軍躍進大別山,成「品」字形展開,態勢東攝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使蔣由進攻戰略改為防禦戰略[59]:496。9月2日,解放軍攻陷湖北麻城[8]:705。9月底,國軍分別自龍口煙台登陸,山東戰事告一段落[57]:158。9月20日在安徽先後收復舒城、六安、廬江、桐城和霍山,9月24日及9月27日在山東先後克復莒縣和龍口,10月1日及10月5日又在山東先後克復煙臺威海衛[8]:704-705

10月,彭德怀再度围攻榆林,国军无兵可调,蒋致电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求援,马鸿逵命整编第十八师支援榆林,彭德怀再度围点打援。宁夏军与彭德怀部队在元大滩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后彭德怀撤退。

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聯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52]:8429,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之號令[59]:496。主要內容是:組成民族統一陣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內戰罪犯;實行人民民主制度;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廢除封建剝削,實行耕者治其田的制度;承認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廢除一切賣國條約,同外國訂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的條約[5]:3717。同時,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分別在中共黨內和在軍隊中開展,提高全黨、全軍戰鬥力[5]:4923

10月,因华北国军增援东北,解放军乘机向保定石家庄进攻。11月23日,解放軍攻陷安徽武穴[8]:705。國軍11月1日在吉林收復永吉,11月18日在湖北收復黃梅[8]:705。11月12日,聂部攻克石家庄。為統一指揮,國民政府於1947年11月30日任命傅作義為「华北剿匪总司令」,指揮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綏遠五省軍隊[8]:706。傅作义率主力部队沿平保线寻机作战。聂部围点打援,机动歼灭國軍,国军第三十五军两个师部陣亡。徐向前在山西南部发起运城战役,12月國軍全部被殲滅。此时国军在晋南仅剩临汾一座城市。

1947年底,蔣中正不得不承認「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於是又被迫由全面防禦轉為分區防禦,把戰略集團分別安在徐州、瀋陽、北平、漢口、西安五個中心戰場上[59]:496。由於蘇聯不斷援助中國共產黨,到1947年11月,美國亦恢復對國民政府援助[8]:705。12月25日至12月28日,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開,共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陝甘寧和晉綏兩解放區主要負責人19人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分析解放戰爭轉入進攻後之國內形勢,指出中國人民之革命戰爭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總結軍隊作戰經驗,提出十大軍事原則,並進一步闡明革命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各項方針政策;會議準備在新形勢下奪取勝利[5]:3715

1948年,為國軍處境險惡之一年[108]:315。從本年起,國軍在各戰場,均陷於被動[108]:315。解放軍在東北,在山西、河北、察哈爾,在山東、河南、陝西各區,都陸續舉行反攻[108]:315。由於解放軍全面反攻,及國軍不斷失利,於是各戰場形勢,都發生根本變化[108]:315

1948年1月,國民政府任命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同時命令各省設保安司令部,確保各省治安[8]:706。在东北战场,1948年初,林罗部队再度发动冬季攻势,国军精锐部队新五军遭圍攻,导致国军遭受重创。2月,林罗部以强大兵力第四次围攻四平,经过血战攻克四平。此时东北的国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林彪部队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处于完全机动地位。此时,北宁线被解放军切断,国军只能依赖空中补给,国军试图撤退,但是空运问题难以解决。

2月下旬,陕西战场国军刘戡部,由延安撤退,轉進西安時,在宜川、黃陵之間中伏,全軍覆沒,師長嚴明戰死,刘戡自杀[108]:315。因中共包围延安刘戡败退西安時,解放军彭德怀部在宜川围点打援,刘戡第二十九军主力陣亡。1948年2月底,刘邓部队自大别山区出击。解放軍陈赓部再度渡河南下,3月12日攻陷洛阳,復陷豫西各縣,擾及鄂北一帶,7月17日攻陷襄陽[57]:163。陈赓、谢富治兵团乘中原国军兵力空虚,进攻洛阳,两进两出,两次歼殺国军守军。陳賡、劉伯承兩部,於春、夏先後擊滅鄧縣鎮平內鄉等數十萬強悍善戰之民團,消除在豫、陝、鄂邊區行動之障礙[108]:316。3月間,山東戰場膠濟鐵路西段,及周村淄川博山威海衛等,全為解放軍許世友譚震林兩部攻佔[108]:315-316

4月,解放军刘邓部队进攻阜阳。4月底,彭德懷全歼渭河以北地区国军并掌控延安,奉命驻守黄龙地区。國軍亦於撤退途中,損失甚重,從此渭河以北地區,無力控制[108]:315。4月27日,濰縣第九十六軍覆沒,軍長陳金城被俘[108]:316

5月,渤海膠東魯中三個戰場,解放軍把它連成一片,濟南完全陷於孤立[108]:316。在华北地区,5月中旬,解放军攻克临汾。5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原野战军,发动宛东战役,击溃国军第十八军。经过近一年战斗,中原地区战事转向对解放军有利,国军日趋被动。

6月22日晨,由河南國民政府主席劉茂恩統帥之整編第六十六師和所屬第十三旅及河南保安第一、第二旅三個保安團陣亡。劉陳所部與粟裕部會攻開封,守將李仲莘戰死,攻陷開封,中原戰場儲備之武器糧草盡為解放軍所奪去[108]:316。別路解放军粟裕部,於6月23日攻陷开封,整編第六十六師師長李仲莘陣亡[57]:163。期間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及兩廣縱隊和中野第十一縱隊對西援之邱清泉部使用運動防禦攻克蘭封,中野第九縱隊及豫蘇皖軍區一部襲佔中牟阻擊東援之鄭州孫元良部。華野第十縱隊中野第一、第三縱隊阻擊胡漣部于上蔡以北,華野山東兵團包圍兗州蘇北兵團攻克海州以西[108]:316。因開封為粟裕攻克,蔣中正隨即命整編第五師及第83師邱清泉向開封攻擊前進,以整編第七十二師、第七十五師、新編二十一旅自睢縣杞縣迂迴進至開封;華東野戰軍第一、第四、第六縱隊與中原野戰軍第十一縱隊在睢縣杞縣太康民權之間夾擊區軍團,並命中野第三、第八縱隊與上蔡地區第十縱隊和杞縣兩廣縱隊阻援。6月26日,開封復被國軍邱清泉、孫元良兵團所收復,追剿陳毅部於黃泛區,激戰十餘日,解放軍傷亡近8萬人,乃向隴海鐵路以北退卻[57]:163。第三、第八縱隊撤離開封退至通許縣,區部進抵睢杞間停止不前。開封郊外國軍與解放軍發生激戰[58]:55。繼而粟裕部伏擊區壽年兵團於睢陽,區部損失甚重,區壽年被俘[108]:316。27日夜粟裕部合圍區壽年兵團;29日晨成功將整編第75師、新編第21旅包圍于龍王店,將整編第72師包圍于鐵佛師,阻援部隊控制杞縣王固集一線夜阻援軍在杞縣以東及西南地區阻擊邱清泉。至7月1日全殲區軍團[108]:316

在軍界,有李宗仁、白崇禧一派之桂系,仍然自樹勢力[8]:724。為統一華中各省軍事,6月底成立「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命白崇禧為總司令[8]:708

6月30日,邱清泉部第五軍自豫東杞縣被中原野戰軍圍困之區壽年、沈澄年部,國共兩軍展開激戰;為保障粟裕、陳士榘、張震所部之睢杞作戰,中原野戰軍於是日起至7月1日在西平以西阻擊國軍吳紹周兵團,並予之以重大殺傷,迫使邱清泉整編第十八兵團向吳紹周兵團靠攏[52]:8629。解放軍自攻佔開封後,一方面學會攻城戰術,一方面增強攻堅信心[108]:316。於是解放軍之戰略戰術,都獲得重大修正[108]:316

6月至7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豫东战役,歼灭整编第六十六师一个旅,第七兵团兵团部及下辖的整编第七十五师,确定了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山東兗州為解放軍攻陷[58]:55。劉伯承於攻克開封後,旋即率部進襲襄樊,7月16日,攻下襄樊,守將康澤被俘,鄂西北盡攻陷[108]:316。至此國軍中原戰場防禦體系,已支離破碎[108]:316。7月以後,形勢日趨嚴重[57]:164

毛泽东在1948年8月称“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114]:135晉冀察邊區和冀魯豫邊區已經打通,到8月間合併為華北解放區,而且到7月以後,華北、華中兩解放區已在江淮河漢間造成併肩作戰之整體[8]:708。兩年內戰後,蔣190萬正規軍被分別牽制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59]:497

國共战略决战[编辑]

主页面: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及济南战役
1949年,《新华文摘》封面刊出政治漫画,讽刺蒋介石济南战役军事失败。
1948年至1949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战局概况。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進攻錦州城垣。
解放军東北野战军在日制九七式中战车掩护下向沈阳沿线进攻。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坦克部队使用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配合步兵攻击。

戰爭第二年,解放軍殲滅國軍152萬人,並攻克大批國軍重點設防城市,為與國軍戰略決戰創造條件[5]:4923。國軍到1948年6月底總兵力保持365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年共損失80餘萬,歸隊45萬,動員110萬翻身農民參軍,80萬俘虜兵補充入部隊,達到280萬。戰爭隨即進入第三年。

蔣於1948年8月上旬召開南京軍事會議[115],決定實行重點防禦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企圖收縮戰線,集中兵力,依托戰略要點之堅固陣地堅守防禦,同時組成強大兵團機動作戰,以攻為守;為此,裁並綏靖區,減少機關,擴大機動兵團,並在大後方加緊二線兵團編組訓練[59]:497國軍不斷失敗,軍事上及政治上信心逐漸動搖,加以金圓券改革不過一月,即又開始貶值,於是敗北主義更加盛行於文武百官之間[108]:316。在戰略指導上,蔣以中原戰場為全戰局之樞紐,為集中兵力確保華中,決定堅決保持三角(即徐州、漢口、西安)、四邊(即隴海鐵路兗州以南津浦鐵路、鄭州以南之平漢鐵路及寶雞至成都公路)、十三點(即開封、鄭州、濟南、商邱、南陽、襄陽和樊城、確山、信陽、漢中、安康、鍾祥、宜昌、合肥),形成東西呼應[59]:497

1948年9月16日,解放軍集中兵力10餘萬圍攻济南,因國軍第八十四師吳化文部叛變,至25日城陷[57]:163。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被俘[58]:56。陳毅、粟裕等部圍攻濟南,正當戰事發展至高潮時,吳化文軍在城外陣前譁變投向中國共產黨[108]:316。濟南國軍所部10餘萬人全部解甲[108]:316。解放军攻克设防坚固的要塞济南。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連續進行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殲滅國軍主力,解放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5]:4923。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覆没。

1948年春,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部連續在東北發動七次攻勢,2月7日攻佔遼陽,2月26日攻佔營口,3月14日攻佔四平街,3月19日攻佔永吉,國軍集中兵力堅守長春、瀋陽、錦州三個地區,補給全賴空運接濟,因運輸量有限,三地食糧燃料奇缺,長春每日餓斃者不下百人[57]:162

9月中旬,林彪部猛攻锦州義縣,企圖切斷國軍關內外聯繫[108]:317。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貽誤戎機,大為解放軍所乘[57]:162

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東北剿匪副總司令范漢傑、兵團司令盧濬泉及所部數萬人,除傷亡外,全部被俘[108]:317。10月17日,長春守軍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所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08]:317。10月18日蔣飛臨瀋陽,指示東北作戰計劃,仍未能迅速挽回頹勢[57]:162。10月23日,解放軍攻陷長春,東北剿匪副總司令鄭洞國被俘[57]:162。新編第七軍軍長李鴻等亦率部投降[108]:317。10月28日,廖耀湘兵團在彰武打虎山被圍殲,廖被俘[108]:317

11月2日,解放軍攻陷瀋阳,衛立煌先期飛北平,部分國軍突圍撤至营口,經海運南下,东北盡失,國軍先後犠牲精銳達30萬人[57]:162。國軍自瀋陽、營口撤出東北[58]:56。瀋陽守軍周福成,率部投向中國共產黨[108]:317。接著解放軍相繼開入東北各要津[108]:317

先是國軍鑒於東北全盤失敗,故將關內各戰場孤守據點之兵力儘量撤回,以圖縮短戰線[108]:317。秋後,鄭州至連雲港間各孤點盡行放棄,準備退守江南[108]:317。但中途遭解放軍牽制,以致行動暴露[108]:317。11月,解放軍進攻徐州[58]:56。國府任命劉峙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總指揮,自動放棄鄭州開封等據點,調動40萬重兵與之決戰[57]:163

11月初,粟裕及劉伯承兩向徐蚌地區發動攻勢[108]:317。雙方大戰展開,因國軍彼此缺乏聯絡,未能盡量發揮作戰功效[57]:163。黃百韜兵團原定11月5日開拔,向大運河以西撤退[116]:305。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司令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譁變[108]:317。遂致國軍在徐州北部防線開了一個缺口,由山東南部地區南下之解放軍粟裕部,便輕易迅速通過缺口,於11月9日直插到徐州東側,擋住黃維兵團退路[116]:305。夥同原在南面之陳毅主力,對黃百韜兵團兩面夾擊[116]:306。11月14日,東線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粟裕部包围於碾庄附近[57]:163。11月22日,江蘇邳縣之碾莊失守,司令官黃百韜自殺殉職[58]:57

當碾莊戰役惡化時,國府急調華中黃維兵團(約15萬人)趕往支援[108]:317。黃維部行至宿遷雙堆集[108]:317。11月24日起,杜聿明指揮邱清泉、孫元良兩兵團,由徐州出動,連續幾天向南攻擊,由於解放軍憑藉工事,頑強抵抗,進展緩慢[116]:325。由固鎮北攻之李延年兵團,情形也一樣[116]:325。12月1日,蔣召見第十二兵團副司令胡璉,令其立即飛赴雙堆集,協助黃維指揮[52]:8741

11月27日,南線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劉伯承部包围於蒙城澮河渦河之間双堆集,至12月6日所部瓦解,黃维被俘,副司令官胡琏突圍以出[57]:163。12月15日,除胡璉率領一部突圍抵蚌埠外,黃維兵團全部被殲[108]:317

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彌、孫元良3個兵團及徐州機關和部分青年共30萬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52]:8740。12月1日,徐州剿匪副總司令杜聿明率孫元良、李彌及邱清泉等兵團向西轉進[108]:317。徐州國軍為避免包圍,於12月2日自動棄城南撤,至永城東北之青龍集、陈官庄間地区,遭粟裕麾下解放軍30餘萬要擊,傷亡極眾[57]:163

12月6日當晚,孫元良兵團全部被全部打垮[116]:338。孫元良和兩個師長突圍而出,兩個軍長、師長被俘,部隊大部潰散,勉強收容幾千人,編成一個師,撥歸邱兵團第七十二軍[116]:338。自12月19日起大雪紛飛,一直下了十多天,空投大受影響[116]:338。時值天氣嚴寒,連日雨雪,加以國軍掩護大批隨行難民,接濟困難,遂感不支[57]:163。1949年1月6日,解放軍看見招降無效,就發動猛烈總攻[116]:338。苦持至1月10日,解放軍挾大规模兵力進攻,國軍陣地卒被突破,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杜聿明被俘,兵團司令邱清泉身亡,李彌、孫元良等突圍以出[57]:163。解放軍使用运动战进攻突破國軍人海战术陣地,李彌、孫元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117]。国军所部连机关眷属共40萬人,除戰鬥身亡外,全部解甲[108]:318。此役,雙方參戰人員共一百多萬人;經2個月以上之激戰,國軍所有精銳部隊,損失幾盡[108]:318。解放軍總共傷亡13.4萬人[118]。自此以後國軍陷入於絕對劣勢中[108]:318。解放军乘勢往南攻陷蚌埠臨淮等地,進而威脅南京[57]:163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开入北平,平津战役结束。
1949年,中华民国空军向太原守军空投物资,此时太原已成为孤城。

1948年底,华北野战军杨成武部在新保安合围殲殺傅作义精锐国军第三十五军。林彪所部數十萬精銳進入關內,合聶榮臻、賀龍等部解放軍,以近百萬之眾對北平、天津採取大包圍形勢[57]:163。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迅速南下,攻占咸水沽,切断平津国军海运退路。1949年1月初,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北平、天津塘沽分割包围。1月7日,解放軍開始猛攻天津,國軍警備司令陳長捷部奮力抵抗,至15日攻陷天津城,解放軍死傷在萬人以上[57]:163。解放軍死傷23,799人,國軍11,270人陣亡、俘虜116,935人、投降2,772人。

時傅作義以所部精銳損失重大,又鑒於淮海戰役失利,故信心開始動搖,戰事演變至此,已有孤城落日之象[108]:318。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动总攻。1月15日8时,俘虏陈长捷。天津歸入解放軍之手[58]:57。北平仅剩下傅作义守军20万人。傅作义经过第三方苏静邓宝珊等人与中共接触,达成和平协议。

繼天津失陷之後,傅作義在中國共產黨多方遊說下,率所部30餘萬人並將北平、察哈爾和綏遠地區,先後交予中國共產黨[108]:318。1月22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與中國共產黨成立「北平局部和平」,解放军無阻进入北平,除少數學人事先由國府派飛機接運至南京外,國府官員多未能及時撤出[57]:163-164。1月31日,国军出城接受解放军整编。於是長江以北,除武漢一隅外,完全易幟[108]:318。国军在北方仅剩下太原、安阳、新乡、归绥若干据点。

1948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動員了十數萬北方幹部前往南方地區準備接管政權。盡管戰局對中國共產黨十分有利,但其動員機制已經觸碰社會瓶頸,因此發生了較多的逃亡事件[119]

渡江戰役[编辑]

主页面:渡江戰役
1949年4月至10月中国战场战局概况。
1949年,解放军装备的美制M3A3斯图亚特坦克在长江附近行军。
中华民国政府一年内先后退往广州重庆成都西昌等地,最终撤往台湾
1949年,国军在吴淞上船撤往台湾。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进驻汉口。

1949年1月,蔣介石召集陸、海、空軍將領會議,指示以戰求和之方針,應隨時提高警覺,免被共產黨所乘[58]:57。是年初,由於各戰場軍事逆轉,已非人力所能改變,加以政治情勢迫促,為適應和談要求,蔣於1月21日宣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職務[108]:318。惟其大勢已去,人心瓦解,城下之盟,又非國府所能接受[108]:318。1月26日,解放军进入六合县城。近逼首都南京

2月5日,行政院迁移广州办公,南京只保留代总统办公室[57]:169。3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奪取全國勝利及其以後之基本政策[5]:4923。4月1日,張治中等飛抵北平,4月5日上午9時「和談」預備會議開始[57]:169。国共雙方在《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基礎上經過磋商。4月15日,和談第二次正式會議,周恩來將修正後之《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限張治中等4月20日簽字,並表示不論戰爭或和平,屆時解放軍一定渡過長江[57]:169。但在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和谈截止日,国府認為:“将政府高層數人直接列为「战犯」,这是政府方面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的。”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指斥中國共產黨之《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歪曲事實[57]:170。國府最後拒絕簽訂和平協定[5]:4923。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佈總攻擊令(《向全國進軍的命令》),於是解放軍林彪、彭德懷等部,亦分別對武漢及西安進攻[57]:170。地下党组织江阴要塞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向中國共產黨,解放军遂在荻港渡過長江南下[58]:59。百萬大軍橫渡江南渡江战役爆发。4月22日,解放军劉伯承部佔领蕪湖[57]:172,4月23日,解放军第35军进入南京城[5]:4923。接著,解放軍分路追殲國軍殘餘部隊[5]:4923。同日,国军撤离南京,李宗仁置一切职责于不顾,飞往桂林[57]:170。李宗仁遲遲不至廣州處理公務[57]:171。李宗仁与白崇禧组织华南防线。4月24日,太原城破,國軍巷戰慘烈,負傷殺敵者有之,與樓共焚者有之[57]:164。4月底,解放军林彪部直趨武汉[57]:173

5月4日,解放军陳毅部攻陷杭州[57]:172。同日,李宗仁返抵廣州[57]:171。5月14日,林彪、羅榮桓等指揮第四野戰軍先遣兵團第四十三軍,在武漢以東團風至武穴間100多公里地段上強渡長江;次日,第12兵團突破團風至田家鎮國軍江防陣地[52]:8912。5月15日,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移衡陽辦公[57]:173。國軍撤守武漢[58]:59。5月16日,解放軍四野第12兵團第四十軍占領漢口,武漢國軍第五十八軍及警備部隊均撤走;同日夜,占領大治、鄂城、陽新等城[52]:8916。5月17日,解放军四野第四十軍占领漢陽武昌;同日,第12兵團第四十三軍占領九江[52]:8917。5月20日,国军胡宗南部撤离西安[57]:174,隴東各地盡為解放军所有[57]:174。5月21日,解放军劉伯承部攻陷南昌[57]:173。解放軍陳毅部圍攻上海,解放军傷亡近6万人[57]:172。至5月27日,國軍主動向舟山、台灣方面撤退[57]:172。解放军攻佔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之后向东南沿海进军。同月,驻青岛美军开始撤离。

6月1日,國軍撤離崇明島,解放軍占領江蘇[120]:519。6月2日,解放军攻佔青岛;國軍劉安琪第二十一兵團在美軍撤出青島後,登艦往台灣基隆;同日,青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及人民政府成立;向明為軍管會主任,賴可可、譚希林為副主任,馬保三為青島市市長[52]:8932-8933。6月3日,以太原陷落,青島已失去軍事價值,加以孤懸華北,防守不易,國軍自動放棄,全部軍民物資撤至台灣,解放軍遂據有整個華北[57]:164。6月5日,廣東省政府派第四編練司令官歐震兼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代司令;國軍增防江西吉安,在陝西寶雞成立前進指揮所[52]:8935。7月16日,解放军林彪部佔領宜昌[57]:173長沙外圍展開爭奪戰[58]:60。7月26日,佔領株州;7月29日;佔領常德[57]:173。7月底,解放军第一野战军20万人入甘肅[57]:175

1949年8月1日,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潜通電歸附中國共產黨[57]:173。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宣布參加中國共產黨。8月5日,国府任命黃杰為湖南省政府主席,自動放棄长沙,集中國軍於衡陽附近[57]:173。8月16日,第二野战军佔領贛州[57]:173。8月17日,解放軍陳毅部攻陷福州[57]:173。国府任命湯恩伯主持福建軍政,湯氏集中主力於厦門[57]:173。8月23日,蔣鑑於局勢嚴重,飛往廣州,與李宗仁、閻錫山等籌劃戰守事宜[57]:174。8月24日,蔣飛重慶,主持西南軍政人員會議[57]:174。國軍失守蘭州[58]:61

9月,龍雲在雲南發動政變,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飛往重慶謁見蔣報告雲南省情況[58]:61。9月1日,國軍羅廣文部增防隴南,支援胡宗南,加強陝南防禦力量;國軍胡璉兵團重占興寧,加強防衛汕頭、廈門[52]:9001。9月2日,國軍重占粵東普寧、隴南禮縣[52]:9002;解放军佔領西寧[57]:175;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分三路進攻寧夏:北路由蘭州出發,沿黃河西岸,經景泰、營盤水一線進軍中衛;中路沿黃河東岸經靖遠,向中寧前進;南路於9月10日由固原地區出發,進軍中寧[52]:9002。白崇禧在衡陽指揮所部署決戰計劃,企圖誘殲衡陽以東解放軍,達成持久作戰之目的,即集結有力兵團,於粵漢路南段,引誘解放軍於衡郴地區包圍殲滅;9月9日起以張淦兵團向汝城、桂東、安仁一線反攻,是日國軍克資興、汝城附近之文明[52]:9006-9007;9月10日,國軍在番禺附近擊敗解放軍游擊隊[52]:9007。9月11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遠之第九十一軍、第一二〇軍等部於蘭州失守後,沿河西走廊西撤,是日到達張掖[52]:9007;空軍出動大批飛機猛炸上海、杭州[52]:9008。9月2日,解放軍第六十四軍進軍寧夏途中殲敵一個騎兵團,解放同心縣城;解放軍進佔青海北部亹源、大通縣城[52]:9008。9月,解放军在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消灭白崇禧集团主力[57]:173。9月20日,解放軍分三路來攻厦門,傷亡慘重[57]:173。9月21日,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通電投向中國共產黨[57]:175。9月25日和9月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鮑爾漢,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领所部7万余人在迪化分别通电歸附中國共產黨,新疆不戰而和平易手[57]:175。9月28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佔领銀川[57]:175。第一野战军占领陕、甘、宁、青四省。

1949年10月5日,解放军佔領韶關[57]:173。10月8日,解放军占领衡陽[57]:175。10月12日,国府宣佈自本日起西迁重庆辦公,廣東省政府則移設海南島[57]:173。10月13日放棄廣州,至10月底廣東為解放军所占领[57]:173。10月17日,國軍自動放棄廈門,集中兵力固守金門[57]:173。解放軍陳毅部渡海攻占廈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辑]

主页面:开国盛典、及开国大典

在解放军全面进军的同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共产党与中國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及各界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完成建国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建立新政權,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定于1949年10月1日建国。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首都定於北京(由北平改名);以後中國歷次憲法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5]:3716。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以後歷次憲法均作同樣規定[5]:3715。同時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5]:3716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成立政权,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58]:61。下午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就职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就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就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由马叙伦、林伯渠等人提议,将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定》,规定了每年的十月一日为国庆日。

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编辑]

1949年,解放军部队占领西安市,解放军进驻国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1950年,位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的尸体。国府在败退前集体处决其监狱内的政治犯和中共俘虏。

1949年10月23日,解放军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0月25日,解放军第10兵团就準備挾勝攻金門;攻方7個主力團共2萬人,而守方李良榮第二十二兵團也有2萬人[121]:10。解放军第28军3个团9,000余人自古寧頭登陸,遭国军圍殲,為年來戰爭國軍之最大勝利[57]:173。亦是解放戰爭中解放軍唯一有營以上成建制損失的戰鬥。

11月1日,解放军展开西南战役,从湖南、湖北进军西南。同日,李宗仁由重慶飛往昆明[58]:62。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登陆浙江舟山群島中的登步島时再次失利,被國軍殲敵三千。11月6日,國軍稱登步島大捷[58]:62。11月14日,蒋介石自台灣飛抵重庆[58]:62。同日,解放军佔领桂林[57]:175。11月15日,解放军佔领贵阳[57]:175。11月20日,李宗仁出走香港。11月25日,解放軍攻陷柳州、梧州[122]。11月29日,政府再由重慶西遷成都;11月30日,解放军攻占重庆[57]:175。同日,解放军佔领南宁[57]:175。白崇禧移其總部於海口黃杰率領所部退入越南[57]:175

12月7日,政府決定遷往台北,並於西昌作為國共內戰大陸戰場的大本營,於成都設置防衛司令部[57]:176。12月9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昆明公開通電歸附中國共產黨[57]:176。受卢汉影响,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何朝宗在次日以贵州省代主席名义宣布贵州起义,号召贵州国军部队投降新政府。11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鄧錫侯潘文华彭县起义。解放军和平解放云南、四川两省。12月16日,解放军佔領川南樂山,12月18日佔領劍閣[57]:176。刘文辉佔據雅安欲阻截國軍退路,成都有被圍之慮,国军乃於12月26日撤守[57]:176。胡宗南移其總部於西昌,繼續作戰[57]:176。12月26日,國軍撤出成都[58]:62。12月27日,解放军攻克成都西南战役结束,此役解放军围歼国军93万,国軍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支重兵集团被消灭。12月28日,经过激烈的新渡口战役,解放军第181师横渡涪江天堑占领三台,旋即夺取绵阳

1950年1月,解放軍劉伯承、陳賡、賀龍等部10餘萬人,沿川康公路西康,接連攻陷雅安康定等地,與國軍激戰於寧南、會理一帶[57]:177。3月7日,國軍一度克復康定,及解放軍大舉進攻,乃於3月27日主動撤離西昌,將守城部隊空運到台灣[57]:177。3月27日,解放軍進入西昌县城。4月初,西昌戰役結束。3月5日,第四野战军展开海南岛战役,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横渡琼州海峡,于5月1日攻占海南岛。5月,國軍撤離海南島,並主動放棄舟山群島,15萬國軍及大量物資轉運台灣[58]:64。登步岛后来也被解放軍攻克。到1950年6月大規模作戰行動基本結束[5]:4923。歷時近4年,解放軍共殲滅國軍807萬餘人,取得了戰爭的勝利[5]:4923。1950年至1953年的全国大剿匪,亦彻底消灭国府在中國大陸的残余势力。

1950年10月6日至10月24日,解放軍發動昌都战役。解放軍賀龍、彭德懷、陳賡等部,分别自西康、青海、雲南进军西藏,10月19日占领藏东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昌都,消滅藏軍萬餘人[57]:177。解放軍打通入藏道路。

1951年2月,西藏当局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谈判。1951年5月23日,代表团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年12月1日解放軍張國華范明等部會師拉薩,至翌年2月佔領江孜日喀則等城市[57]:177西藏和平解放。至此,中国共產黨基本控制整个中國大陆。

夺占东南沿海岛屿[编辑]

1950年初,解放军发动海南战役,解放军登船准备渡过琼州海峡
1950年末,解放军在浙东沿海备战。

在東南沿海,解放軍在1949年8月發動舟山群島戰役。由於解放军以陸軍起家,缺乏足夠空軍專業部隊與武器裝備,在訓練上如登陸戰等方面經驗不足,1949年10月在金門戰役被國軍全殲,11月登步島戰役失敗,一時之間不敢貿然作戰。11月10日,毛澤東給第三野戰軍、華東軍區副司令員粟裕電報,並告司令員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部署定海作戰:「舟山群島共有敵軍五萬人,並有頗強的戰鬥力,你們以兩個半軍進行攻擊是否足夠?鑒賞金門島及最近定海作戰的兵力,部署,準備情況及攻擊時機等項問題。如果準備未周,寧可推遲時間。提議你們派一要員直赴定海附近巡視檢查一次。」[123]:137國軍雖然在陸軍戰鬥方面損失慘重,但在海空軍当时仍優於解放军,甚至還能派遣空軍轟炸上海或突襲福建沿海島嶼。不過隨著國軍集結主力部隊駐守臺灣,並在東南沿海收縮戰線以增強國軍在金門及馬祖的防衛,加之解放军陆续组建起海军空军,因此,解放军开始逐步攻占與臺灣距離較遠的沿海島嶼。12月31日,毛澤東同意努力爭取進攻海南島,以充分準備確有把握而後動作為原則;解放軍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治委員賴傳珠、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應速到雷州半島前線親自指揮一切準備工作,並且不要希望空軍幫助[123]:203。1950年春天,解放軍發動海南島戰役。雙方經過多日交戰,解放军攻占海南岛。3月28日,毛澤東給粟裕確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門之方針,待定海攻克後撥船撥兵去福建打金門[123]:282。夏天,解放軍發動萬山群島戰役。而舟山群岛万山群岛的国军最後也在失去制空权及以集中兵力固守臺灣優先的策略下,相繼撤離當地,解放军陆续进占万山群岛和包括登步岛在内的全部舟山群岛。8月25日,毛澤東以軍委名義電報第四野戰軍、中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鄧子恢、第三政治委員譚政、參謀長趙爾陸,並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第三書記方方,台灣極有可能向潮汕海陸豐舉行登陸襲擊,必須加強偵察,務使解放軍在登陸襲擊之前,獲得可靠情報;加強兵力,考慮從西面抽調一部兵力(例如一個加強的師)及一部炮火加強東面,確保潮汕及海陸豐沿海防線,並派一個軍級指揮部去擔任指揮,遇敵襲擊時能堅決殲滅之[123]:480-481

1951年1月13日,毛澤東請陳毅考慮對廈門增加防禦兵力,加強防禦工事,加強炮兵高射炮,儲備糧食彈藥,派去得力指揮人員,並確須預籌由中國大陸向廈門之增援計劃,務達擊退進犯國軍,確保廈門之目的;請通知葉飛(時任解放軍福建軍區司令員)速籌對策電告[124]:24。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攻占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大陈岛,国军组织了大陳島撤退[125][126]2月13日至26日,解放军陆续占领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列岛,从而占领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127]

金门炮战與東引海戰[编辑]

主页面:八二三炮戰

1958年,爆發金门炮战中華民國國軍成功守衛金門。1979年,考虑到当时国际环境,解放军停止对金门砲擊,至此中国大陆沿海仅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马祖被国军控制。[128]

战争统计[编辑]

1948年11月,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同年12月27日,新华社引述“陕北某权威人士”言论,公布第一批共43名内战战争罪犯名单

关于国军[编辑]

有关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歼灭国军的确切总人数,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和军史资料均沿袭采用解放军总部发布的统计数字和说法:共歼灭国军正规军554.247万人,非正规军252.888万人,总计歼敌人数为807.135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载有《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兵力损失对比表》,其中歼灭的国军人数如下:

  • 一、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国军伤亡42.6万,被俘67.7万,起义1.7万。合计:112万。
  • 二、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国军伤亡54万,被俘95.3万,起义2.8万。合计:152.1万。
  • 三、1948年7月到1949年6月:国军伤亡57.2万,被俘183.4万,投诚24.3万,起义13.1万,改编27.1万。合计:305万。
  • 四、1949年7月到1950年6月:国军伤亡17.3万,被俘112.3万,投诚39.1万,起义67.1万,改编2.2万。合计:238万。
  • 五、以上合计:国军伤亡171.1万,被俘458.7万,投诚63.4万,起义84.7万,改编29.3万。合计807.1万。投诚、俘虏和击毙旅级或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686名,这里记载歼灭国军总计807.1万,与1950年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统计情况是:
  • 第一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51.9万人,消灭国民党游杂武装12.9万人,总计歼敌64.8万人;
  • 第二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及地方部队230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00万人,共计歼敌330万人;
  • 第三野战军消灭国军正规军、地方保安部队、武装交警部队及游杂武装共计247万人;
  • 第四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188万人,消灭国军游杂武装135万人,共计323万人;
  • 华北野战军歼灭国军正规军、非正规军及游杂武装101万人。解放军总部公布的战报807万统计数字,只统计了这一时期(1946.7-1950.6)所消灭的国军正规军的总人数。其他时间段的数字没有统计到解放战争中去,其次,毛泽东认为:“所谓蒋政权,也就是表现在他的军队上”。国府是依赖它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而存在的,国军残余游擊隊的存在当然是蒋介石的一种辅助力量,对中共一方有一定威胁,但对双方政权不起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规定:“伪军、还乡队、保安团不算敌人的正规军,不在新华社的统计之内”。《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丛书》的解放军总计歼灭国军为1065.8万人的统计的解放战争的时间段是从1946.7月至1950年6月四年消灭国军正规军和含游杂武装的总数[129]

整个战争期间,国军起义总人数达114万(不含投诚),占国军总兵力800万正规部队的14.25%。驾机起义达43架;大小舰艇73艘,地区性起义面积达553万平方公里。战争期间,有约400万国军战俘加入解放军序列(不含起义)[130]:853,1948年解放军中的国军俘虏兵占了解放军全军30%左右,到了1949年更是达到70%到80%,极大的充实了解放军的实力[131]

关于解放军[编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所载,解放军损失如下:

  • 陣亡26万人
  • 失踪和被俘19万人
  • 85万人负伤

伤亡合计130万人(含支前民兵)[132]

影响[编辑]

毛澤東1949年在北平南苑機場閱兵。

人才外流[编辑]

国共内战前后,部分人士離開中国大陆,其中部分人前往英属香港,大部分前往台湾,少量前往美国。出走的有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胡适查良镛唐德刚梅贻琦钱穆吳大猷朱家驊淩鴻勛李先聞吳敬恆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王世杰王寵惠等。

国际关系[编辑]

国共内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對华政策,杜魯門總統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國不會防衛台灣,但对台湾进行經濟援助[133][134][135][136]。美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峽,使海峽两岸进入分治。中国大陆则加入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阵地。

两岸分治[编辑]

主页面:兩岸分治

隨著國共戰爭大勢底定,戰爭的規模趨於中小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以“联美反共”为主轴,对内实行白色恐怖和高压的特务统治,以防备解放军的攻台作战,对外坚定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站在一起;而中共亦因为防备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攻势,采取了长期的封闭政策和“一边倒”的亲苏联的外交政策以对抗。

在西南,解放軍攻占成都後,一路追擊已經無法大規模組織戰鬥的剩餘國軍。國軍第九十三師一路往邊界逃亡,最後到達泰國緬甸邊境的"三不管地帶",在當地形成一股勢力,即“泰北孤軍”。1954年,因緬甸政府聯合國提出抗議,国府開始逐步將第九十三師及眷屬撤往臺灣。而在泰國北部之部隊,仍有相當數量的人不願離開,表示要從這裡打回中國大陸去,他們主要為雲南籍官兵,因為身處緬甸,離家較近。最後因為協助泰國政府平定山區的泰国共产黨游击队,獲得泰國國籍,在泰國得以合法永久居留與生活。

福建經濟[编辑]

福建省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成為國共對峙的軍事前線,也是唯一至今仍呈实质分治狀態的省份。兩岸對峙嚴重影響了福建的經濟發展,1950年代至1970年代由於軍事考慮,福建省的重大民生建設項目較少,使得經濟較為落後。1980年代後隨著兩岸關係一度緩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基礎設施建設的進行等因素,才使得經濟狀況開始改善[137]

注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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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蔡東杰, 洪銘德, 李玫憲. 「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1949)」. 《圖解兩岸關係》. 五南圖書出版. 2017-02-01. 
  3. 林志宏. 《圖解中國史》. 五南圖書出版. 2015-06-01. 「一九四九年前,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為爭奪中國統治權,至少爆發兩次的內戰……第二次則是於一九四五年起至一九四九年結束。」 
  4. 謝適言. "蘇聯的援外政策分析:以西班牙內戰(1936-1939)與國共內戰(1945-1949)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2011-06. [永久失效連結]
  5.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辭海編輯委員會 (编). 《辭海》(1989年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ISBN 978-7-5326-0083-0. 
  6. 兩岸關係中“一”與“二”的辯證
  7. 結束內戰方能促進兩岸關係持續地和平發展
  8.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張玉法. 《中國現代史》. 台北: 東華書局.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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