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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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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又叫做文学欣赏读者在进行对文学作品阅读或者听讲时,通过情感体验和理性分析对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和欣赏的审美精神活动。读者可以借助文学作品的语言体会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领悟意蕴或情趣,获得美感享受。这一过程便被称为文学鉴赏。文学鉴赏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审美的愉悦精神满足为主又包含功利性的活动。文学鉴赏不仅作为读者个人的阅读活动,并且还作为文学活动中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文学鉴赏并非是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批评的基础,并且文学鉴赏是一套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理论[1][2][3]

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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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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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读者,鉴赏主体则是文学鉴赏本体论中所提出的有区别于普通读者的主体,鉴赏主体是本条目对于处在鉴赏活动的主体的统称。[3]

鉴赏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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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鉴赏客体指鉴赏活动中的客体,例如文学作品或文学文本[3]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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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发生的前提是文学创作,并且以语言媒介,创作出可欣赏的作品,供读者欣赏。

文学鉴赏活动需要鉴赏客体,即文学作品,和鉴赏主体,即读者或者听众。二者必须建立起一定联系才能开始文学鉴赏活动。二者互为条件。这两条是文学鉴赏活动正常开始的充分条件[1]

要了解鉴赏客体的创作意图及其时代背景,这就是文学鉴赏活动中常被要求做的“知人论世”。

鉴赏客体必须具备可鉴赏基本条件[2]鉴赏主体则要求有一定的审美素养和能力的人作为鉴赏主体,具体来说就是要“博观厚积”针对感性经验有了足够的储备,积累,并且广泛地阅读各类文学作品,形成丰富的审美直觉,正如刘勰所写“操千曲而后晓声[4][5],这是实现文学鉴赏的必要条件[1]

鉴赏主体与鉴赏客体之间相互适应。这是文学鉴赏的直接条件[1]

要求鉴赏主体摒弃个人偏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3]),以研究性态度审视作品,并且对作品进行鉴别或判断。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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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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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需要品鉴文学作品的语言,其语言需要足够的通顺且有着充足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是来源于不同于生活语言的文学语言中能指的多向性和不确定性。“文学鉴赏就是阅读文字,通过语言文字来鉴赏作品。如果语言不通,即使有再高的鉴赏能力,也是无法从作品中得到任何享受的。”“在文学鉴赏中,文学语言是最先吸引读者的。”[2]

想象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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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想象性是由文学语言的性质决定的,由于文学语言的能指的多向性、不确定性和不具有直观性,文学鉴赏主体往往能从文字语言中解读出丰富含义,产生诸多联想,而不是一个固定含义。“文学语言表意的丰富性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字面意义”[2]在文学鉴赏中常常强调对于形象的感受与想象,对于文学鉴赏主体要求有充足的想象力。“要有将抽象的文字符号转化为具体形象的能力,重视对作品的形象感受。[2]并且想象并非虚无缥缈的空想或幻想,而是鉴赏主体在作品描绘的艺术形象的基础上进行的能动的再创造。鉴赏主体对作品形象的理解与把握,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或新意,但不能完全脱离作品本身,与作品本身相抵触或背离。

例如:《红楼梦》第98回写黛玉临终时说了一句话:“宝玉!宝玉!你好………………”这句话常常被人们用来说明文学语言的含蓄性和多义性。[2]

审美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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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中对于文学鉴赏客体的鉴赏始终是基于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判断共情,而共情则是服务于文学鉴赏主体的审美需求,即在精神上愉悦的需求与对的追求。“文学鉴赏作为审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最终是以审美享受为目的的。这种美的享受与欣赏其他艺术所得到的享受有所不同,它主要通过领略文学中的诗意来获得。[2]如同朱光潜所说:“一切纯文学都要有的特质”[6]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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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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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语言​:文学鉴赏从具体阅读作品入手,要对具体的语言文字产生理解,这种理解基于字,词,句,段落之间的语法和联系,能够读懂诸如隐喻象征反语黑色幽默讽刺等等特殊手法,再通过文字符号构建意象

再现形象​:当文学鉴赏者在鉴赏活动时形成了审美的注意,很快就会进入作品所描述的特定的带有假定性的世界了。[3]文学鉴赏主体再通过想象力在精神世界依凭自身的表象积累,生活经验,并且投入情感才能构建出特定形象及其世界。有学者认为这是作家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交融而形成的意境,是以一种足以使鉴赏主体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5]

情感共鸣​:鉴赏主体将自己的情感移注于艺术形象,自身的情感意识与此前所构建的作品的形象中的情感意识产生一致性时,就有了文学鉴赏中的共鸣现象。文学鉴赏中的共鸣,是读者与文本之间达成的情感契合状态,标志着鉴赏活动的高潮[7][8]鉴赏主体要“披文以入情”从语言着手构建形象感受情感。[9]

理性“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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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既需要鉴赏主体从感性着手进入作品,感受作品,与作品中的情感产生共鸣,同时又要求鉴赏主体必须“跳出”作品,同作品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从单纯的情感体验和领悟中跳跃出来,进行适度的理性观照[3]从朴素的情感上升到理智,通过保持距离,对于作品进行理性的思考,就能体会到这一感动,打动情感的美是如何被艺术家创造出来的。[1][2]

中西文学鉴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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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说与直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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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说”:在中国“鉴赏”一词是晚近时使用的词,在古代中国诗论家们一般是以“玩味”“赏玩”等词来表达。[5][3]中国古代鉴赏理论的“玩味说”主张对文学鉴赏客体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指”的品味鉴赏。这种品味是对鉴赏客体的内在本质的纯直觉的领悟

“直觉说”:西方的“直觉说”是与哲学“直觉主义”一脉相承的。法国的柏格森就是直觉主义的倡导者。他认为“唯有与人物本身打成一片,才会使我得到绝对”“绝对是只能在一种直觉里给予我们的、其余的一切则落入分析的范围”。意大利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克罗齐系统的提出了审美的和艺术的“直觉说”其观点认为直觉可以相当于低级的感性认识,而与理性认识没有瓜葛。他说直觉是“就还不是知觉品而是纯粹的直觉品”[10]是知觉认识以下的,最低级的感觉活动。他把艺术的鉴赏看作一种活动,与理性无关与对象的内容和本质无关。

心物说与移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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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物说”:是中国哲学史中触及的一个哲学命题,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鉴赏中一种理论,心物说大致有三派,他们都是主要探讨“心”与“物”二者的关系,探讨本源问题,包含了鉴赏主体与作品意象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古代鉴赏论和创作论有着深远影响。[11][3]

“移情说”:是西方的鉴赏理论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他从心理学出发,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移情作用就是主体情感的外射作用,就是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向外射入到外物身上,也可以用“寄托”[5]这个概念来理解,将内心情感寄托于外物,这种主客体情感相互交融统一就是移情作用的结果,也就是物我和一,这一理论在西方文论史上,有着深远影响[3][12]

虚静说和距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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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静说”: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家所创造的概念。它着重讨论主体在鉴赏或创作之初应有的精神状态问题。“虚静”最早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提出,老子最早论述了“虚静”问题,随后庄子对于虚静又有新的理解“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西晋陆机,被认为是第一个将“虚静说”运用于文学理论的人。其认为创作时应保持注意力集中,达到“罄澄心以凝思”的状态。到了南朝宗炳,他提出“澄怀味象”(可见于画山水序[13])的观点。其主张:鉴赏者要摒弃一切杂念,保持澄澈的胸怀。刘勰认为“是以陶钧文思,贵在静[4]。总的来说,“虚静说”对鉴赏主体的心理把握和鉴赏方法,都是有积极贡献的。[3][14]

距离说”:这是瑞士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布洛提出解释审美现象的“距离说”。它是康德叔本华审美超功利观点的发展。他主张审美主客体之间要保持一种无功利实用的“心理距离”。认为“心理距离”是“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之一,并依据此判别美。布洛一方面强调审美要脱离于实际生活,非功利化,一方面承认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都不能和鉴赏主体的个人实际生活经验分开。主张主客体要有距离,不能差距过大。

接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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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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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又可以称为“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接受研究”是由原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大学教授汉斯· 罗伯特 ·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 ·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五位文学理论家创立的。1967年,姚斯所发表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是接受理论形成一个独立学派的理论纲领。主张“文学史应是读者接受史”​​,将读者置于文学意义生产核心位置。[3][15][16][17][18]

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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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能动性(Reader's Agency):

作品的意义由文本下的丰富的含义​与读者对于作品创造性解读共同建构,读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这对于文学鉴赏来说其意义在于:原本被动适应鉴赏客体的鉴赏主体变成了主动的一方,鉴赏客体的意义(解读)是其创作者及其鉴赏主体通过鉴赏活动所共同赋予和解读的。

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

读者基于历史语境形成的认知框架,决定作品的被接受程度。期待视野是鉴赏主体的全部个人经验,包括生活经验和感性的文学文本阅读经验与鉴赏客体的对话碰撞,也就是是读者经验与文本之间的往复辩证,当鉴赏主体的个人经验收到鉴赏客体冲击时,鉴赏活动本身就成为了鉴赏主体与鉴赏客体的对话,这种对话揭示了文学鉴赏活动是作用于鉴赏主体和鉴赏客体双方的。

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

伊瑟尔提出:文本预设具有特定知识储备与反应能力的“理想读者”。而所谓的理想读者就是作者在创作文学文本时所预设好的能够完完全全理解并读懂作者想要传达之意,“理想读者”对于鉴赏活动有着较大的意义,鉴赏主体通过对理想读者(隐含读者)的理解,间接理解鉴赏客体传达之意并且明白在鉴赏活动中鉴赏客体所希望鉴赏主体扮演的角色,从而完成与鉴赏主体和鉴赏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沟通。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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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论将单向的文学鉴赏活动重新解释为双向的来自鉴赏主体和鉴赏客体双方的沟通和交流,突破了原有的鉴赏模式,并且改变了鉴赏客体与鉴赏主体双方地位,鉴赏主体也通过鉴赏活动参与进入了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只不过这种再创造通过接受理论变为了双向的有沟通的创造。[3]

接受理论是独立的,自成一套体系的着力研究文学的接受和作用问题的方法论,其对作为文学理论一部分的文学鉴赏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影响,接受理论虽然并不是当代西方文学鉴赏的全部,但的确是最有系统影响最大的理论[3][8][15][16][17][18]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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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鉴赏作为文学活动的收官环节,在创作主体与接受客体之间发挥着沟通作用,是文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立的文学鉴赏理论体系,并对现代文学教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19]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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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1 1.2 1.3 1.4 Lin, Wenhe; Shi, Lixin (编). Wen xue jian shang Beijing di 1 ban. Beijing: Zhongguo wen shi chu ban she. 1996. ISBN 978-7-5034-0769-7. 
  2.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孙昕光. 文学鉴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1. ISBN 7-04-019486-4. 
  3.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黄书雄. 文学鉴赏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ISBN 978-7-301-03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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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王秋淳. 论文学中的"共鸣"现象. 文学教育. 2023, (10) –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8. 8.0 8.1 Sprinker, Michael; Jauss, Hans Robert; Bahti, Timothy; de Man, Paul.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LN. 1982-12, 97 (5) [2025-07-31]. doi:10.2307/290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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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吴翔宇、安爽. “兰”的残酷性:〈美兰的多重意义〉中的种族、性别、心理痛苦与疗愈.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25, (1). doi:10.1007/s10583-024-09559-x.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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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Hans Robert Jauss 原文:https://www.jstor.org/stable/468585

瑞士语言学家布洛人物英语维基百科简介:https://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Bull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