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學/病理學的發展

緒論- 病理學的內容和任務 - 病理學在醫學中的地位 - 病理學的研究方法 - 病理學的發展
人類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自其誕生之日起始終與疾病共存，這從考古學家挖掘的具有病變的史前人類的骨骼化石上可找到足夠的證據。當然這僅僅是肉眼所見到的形態變化。直到1761年意大利的Morgani(1682—1771)醫生通過700多例屍體解剖，並詳細記錄了病變器官的肉眼變化之後，認為不同的疾病都是由相應器官的病變引起的，由此提出了器官病理學(organ pathology)的概念，由此奠定了醫學及病理學發展的基礎。在一個世紀之後的19世紀中葉，隨着顯微鏡的發明和使用，人們可以應用光學顯微鏡來研究正常和病變細胞的形態變化。於是，德國病理學家Virchow (1821—1902)創立了細胞病理學(cytopathology),其巨著在1858年出版，直到今天其理論和技術仍在對醫學科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此後，經過近一個半世紀的探索，逐漸形成並完善了今天的病理學學科體系，如用肉眼觀察病變器官的大體變化，被稱為大體所見或解剖病理學(anatomical pathology)；藉助於顯微鏡所進行的組織學或細胞學研究，被稱為組織病理學(histopathology)或細胞病理學(cytopathology); 用電子顯微鏡技術觀察病變細胞的超微結構變化被稱為超微結構病理學(ultrastructral pathology)。
近30餘年來，免疫學、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細胞遺傳學的進展以及免疫組織化學、流式細胞術、圖像分析技術和分子生物學等理論和技術的應用，極大地推動了傳統病理學的發展。特別是學科間的互相滲透使病理學出現了許多新的分支學科如免疫病理(immunopathology)、分子病理學(molecular pathology)、遺傳病理學(genetic pathology)和計量病理學(quanlilalive pathology) 等，使得對疾病的研究從器官組織細胞和亞細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並使形態學觀察結果從定位、定性走向定量，更具客觀性、重複性和可比性。
隨着分子病理學理論和技術的日臻完善，診斷分子病理學又成為近年來臨床病理的最熱門領域。就大多數疾病而言，不管是先天性還是獲得性，均具有一定的遺傳學基礎。通過分子手段檢測人染色體上基因的改變，以此確立的遺傳性疾病的診斷是最可靠的。在感染性疾病的分子診斷中，不僅可檢出正在生長的病原體，也能檢出潛伏的病原微生物；既能確定既往感染．也能檢出現行感染。腫瘤大部分都有遺傳學基礎，與遺傳性疾病類似，診斷分子病理學對那些以基因改變為病因的腫瘤而言是最準確的，是分子靶向治療的基礎。在組織器官移植領域內，診斷分子病理學至少可用於以下五個方面：組織抗原匹配；免疫抑制患者中出現的威脅生命的感染的快速檢測；在骨髓移植中還可以用於自體移植前確保有效地清除腫瘤組織，顯示移植物在體內過程的蹤跡，監視疾病復發。在刑事案件的法醫學鑑定中，DNA指紋技術，現在已經廣泛應用於法醫學鑑定，其精確度達到了一個細胞、一根毛髮和一個精子，就可取得個體特徵性的基因圖譜。
如今，藉助圖像數字化以及數字存儲傳輸技術的發展，將病理學切片轉化為切片數字化圖像(whole slide images, WSl)進行數據存儲已成為可能。WSI又稱數字切片(digital slides)或虛擬切片(virtual slides), 使用者可以不通過顯微鏡而直接在個人的計算機上進行WSI的閱片、教學、科學研究、遠程診斷及疑難病例的會診，現已被稱為數字病理學 (digital pathology)。
對疾病的觀察和研究還從個體向群體和社會發展，並與環境結合，出現了地理病理學、社會病理學等新的分支。這些發展大大加深了對疾病本質的認識，同時也為許多疾病的防治開闢了新的途徑和發展空間。隨着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和後基因組計劃的開展，病理學這門古老的學科必定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