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現代中國

维基教科书,自由的教学读本
跳到导航 跳到搜索

大陆[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编辑]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节口号第五条

到1948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一部分民主人士试图走"中间路线"的努力也已经失败。因此,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已经成熟。[2]

1948年8月,许多民主人士开始秘密北上解放区。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占领北平(现在的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于3月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后迁入北平,先驻在香山,后迁入中南海。在此之后,中共决定于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商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事务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等,并确立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并于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

而在这一年里,中共在1月便和平地取得了北平,4月占领上海,5月占领武汉三镇,10月就攻下了广州,12月抵达了成都。共产党的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而此时的军事胜利事实上使中共的政权合法化了——因为中共解决了统一全中国这一40多年来的难题(尽管事实上直至今天台湾仍未统一)。[3]统一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但是,在统一之后,中共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包括安定人心、恢复和发展经济、镇压敌对势力、以及面对自近代以来支配中国社会已久的地方主义。

政权的巩固[编辑]

政治[编辑]

当1949年共产党控制区广为扩展时,中共深深地感到了进行全国统治所需要的人员和技能不足。这使得中共一方面吸收大量新党员[4],另一方面则对原来国民党政府的机构实施“包下来”[5]的政策,从而成功地建立起官僚体制,稳定了全国局势。1950年,成立了大区(1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为东北;4个大行政区军事委员会,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还制定了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各级政府组织了起来。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1951).jpg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其后,自1950年12月开始,大陆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该运动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为三大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共发动群众,主要打击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与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该运动肃清了敌对势力,打击了地方主义势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冤假错案,使中共常因此受到指责。

军事[编辑]

而在军事方面,中共于1950年进行了滇南战役、西昌战役,占领西南。与此同时,1950年5月中旬,中共占领舟山群岛。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则打开了进藏的大门。其后西藏当局内部发生分化,1951年西藏和平统一。[7]

ChineseKoreanWarPoster.jpg

此外还有一件值得单独叙述的事,那就是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进攻南韩,扬言要在六周内解放南方地区,并成功使得南韩政府很快只剩下釜山这个基地[8]。美国因此派出军队去保卫南韩,并以集体安全的名义获得联合国的支持,而苏联此时因抵制国民党出席安理会会议并未出席,也就没能够投出反对票。此后由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联合国军”击退了北朝鲜的进攻,并一直向北推进到鸭绿江前。[9]

这一行为使得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将“联合国军”一直打到汉城以南。但在之后的战斗中,双方最终在三八线一带形成胶着的局面。1953年,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朝鲜战争结束。[10]

这次战争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泛声誉,提高其国际地位。譬如在1950年12月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期间传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美军收复平壤的消息,使得该会3000多名代表共同起立,高呼“毛泽东万岁”。[11]这次战争还激发了大陆民众的爱国热情,从而提高了中共在大陆民众中的权威,使民众相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

但是,这场战争也有负面影响。它使中共失去了解放台湾的良机,也使大陆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巨大的经济代价,延缓了战后重建工作,加重了人民负担。[12]

经济[编辑]

在经济方面,中共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经济命脉。同时对在华外资企业,通过法令手段对他们进行管理和监督,暂时没有采取没收政策。[13]

另外,在新中国初建立时,国内货币体系混乱。原解放区有边区票;国统区有法币;还有银元、金币、美金等。1948年12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人民币没有含金量。1953年,当旧币基本被兑换成人民币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进行币制改革,将原10000元人民币兑换为1元新币。这一措施有利于稳定经济。

1950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在新解放区逐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改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4]

中共还于1951年至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五反则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于中共官方而言,“三反”运动,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的同志,教育了大多数干部,在全党、全社会开创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代新风;“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开始造成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营工商业的局面,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5]

的确,在这两次运动中。著名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据说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该命令。[16]但是,这两次运动的确也产生了许多冤假错案。最著名的当属爱国实业家、民国乡建三杰之一的卢作孚在这期间绝望地自杀。[17]

初步探索[编辑]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带有临时性质。在中央人民政府,及此后1954年成立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届国务院领导下,全国进行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中,掀起了合作化高潮;在手工业和工商业中掀起了“公私合营”的浪潮。到了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此外,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的基础工业,包括飞机和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等。

三面红旗及其之后[编辑]

1956年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展迅猛。同时,“极左”“冒进”倾向严重。1958年,毛泽东宣布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全国大量劳动力被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正常生产秩序被破坏。导致1959-1961年间中国严重经济衰退和饥荒。1958年,全国还掀起了“总路线”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们与“大跃进”合称为“三面红旗”。这三面红旗可谓是当时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

1960年,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政府开始纠正大跃进错误。国家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人民公社”依然是中国主要的基层管理机构。这种机构实行彻底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到了1980-1985年,全国八万多个人民公社逐渐解体,被人民群众所抛弃。

此外,1959年党召开了庐山会议。会议上,彭德怀元帅被打倒,林彪元帅出任国防部长。

文化大革命[编辑]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貌似英雄的品质最后溅上了致命的污点。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念被证明完全错了。[18]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哈里·哈丁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国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以言论、文件等表面现象(加上那时限制外人入境和封锁消息)认为毛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官僚化,并由此认为文革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些只能是局外人的捕风捉影。[20]

—谢山

文化大革命常常被外国学者认为是一场群众运动,就像其名中的"革命"一样。而对于中共官方而言,文化大革命则是不折不扣的大灾难、内乱。在对中共惯常持有怀疑态度的人看来,文革则是肮脏的政治斗争。不过这些观点似乎都只是表达了一个方面,文革像是个难以捉摸的多面体。同时由于至今对文革的研究受到国内有关文革的档案不公开以及对文革研究的书籍进行限制和审查的阻碍[21],文革就更加扑朔迷离。因此,以下的叙述不希望提供一个定论,也不认为自己对文革的叙述是绝对真实的。它已假定了读者有自行鉴别的能力。[22]

经过[编辑]

到了1965年,政治形势再度趋于紧张。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纲上线,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到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23]

第一阶段(1966-1969)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在此之前(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年青讲师聂元梓已在校内贴出大字报,点名批判北大校长压制对吴晗的批判[24]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25]。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便已组织起了红卫兵组织。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在8月1日认为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8月7日的会议上又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gif

在这些事件之后,全国红卫兵大量组织起来,打砸抢烧,破坏文物,殴打、批判领导、平民,抢夺政权。8月18日至11月26日,全国红卫兵串联进京见毛主席。其中,10月25日的“紧急指示”导致了“踢开党委闹革命”。11月,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工业十条”、“农业十条”,全国性动乱升级。[26]

1967-1968年,毛主席要求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派出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夺权浪潮仍然盛行,彻底破坏了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面对这种局势,1967年的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即“二月抗争”[27]),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28]全国陷入一片混乱。

第二阶段(1969-1973)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新党章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29]”此时全国局势趋于稳定,而中央政治斗争加剧。令人不解的是,接班人林彪竟试图发动政变(571政变),谋杀毛泽东,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然而林彪的图谋被挫败。林彪仓皇出逃,飞机坠毁在蒙古国(九·一三事件)。[30]

林彪死后,周恩来开始稳定局势,试图恢复生产。但由于“左”派的阻挠,成效并不明显,不过据称周恩来的措施对工业生产有有益影响。

第三阶段(1973-1976)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等人的权力加强。1973-1975年,四人帮掌握了更多权力,华国锋、邓小平出任副总理,两派斗争更为激烈。此外,1974年,四人帮还发起“批林批孔”运动,将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在1975年一年里,邓小平下令全国大整顿。

但是,1975年末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下台。紧接着,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其后发生天安门事件,人民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遭到四人帮压制。但是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当时悼念总理和讽刺四人帮的诗篇: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若有人反总理,
如同狂犬吠日
——梦想![31]

此后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逝世,斗争进入关键期。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发动怀仁堂政变,结束文化大革命。

影响[编辑]

文革期间,包括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大批老同志、老干部惨遭迫害,官方在起诉“四人帮”时提到了729511人[32],而消息灵通的李正田则估计全国约有四十万人死亡。而那些红卫兵也是受害者,他们有些人被打成了极左分子,许多人被处死、被捕或被送到劳改农场。[33]此外政府人员及其中的中共党员也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约有300万干部被列为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走资派”,政府中约20%的官僚被清洗,而其中的中共党员干部比非党员干部受到的损害更多[34]

另外,大量文物横遭毁坏。生产秩序严重破坏。政治体制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有西方观察家不无夸张地写道:“‘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倒退十年”。

文革也直接导致了一代人的精神幻灭,一个红卫兵说到: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在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面前,我对我的世界观产生了怀疑。[35]

像这位红卫兵一样精神幻灭的人还有很多。一部分人开始愤世嫉俗,消极劳动,甚至走向犯罪。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与反社会活动的增多便与此有关。而另一部分人则帮助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36]而部分地归因于此,文革客观上也以巨大的代价促成了后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迅速推行。[37][38]

还有,文革中残酷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林彪,最后竟如在宫斗剧中一般被发现要去谋杀毛泽东。这使得人们对中共抱有了不信任感,成为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39]

改革开放[编辑]

改革开放之前:过渡时期[编辑]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快速晋升,直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指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与汪东兴、叶剑英等合手逮捕了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在其领导期间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而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

在后续的党内斗争中,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击败了华国锋,执掌领导权,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地继承毛泽东思想,着手重整国民经济。

改革开放的开始[编辑]

1978年12月召开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官方看来,这实在是一次“历史的伟大转折”,它“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40],打通了胜利前进的航道。

但越南、北朝鲜、古巴等国以及印度共产党却指责这是修正主义。而在一些自认为信奉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是毛主义的左派,以及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和观察家看来[41],改革开放是在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二者所不同的是,极左派们认为,中国一直在朝着旧社会堕落;而西方观察家则从不同的视角上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这一政策主要内容是:改革经济体制,取消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实行商品经济(1992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革委会和人民公社,实行基层自治,允许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后又发展为允许私营经济)。

在极左派看来,这一政策虽然使得中国经济在1978年至今取得了表面上平均每年8%的奇迹般的增长,而实质上贫富差距变得极大。但是,也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过去15年里,年增长率平均达到令人吃惊的10%。在这期间,实际的人均消费翻了一番,居住面积增加了一倍,婴儿死亡率减少了50%。医生的数量增加了50%,估计寿命从67岁增至70岁。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况,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下降——由于城乡之间收入差别的降低。[42]

六四学潮[编辑]

1989年5月16日,一位迷茫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由于自5月13日起学生们集体到天安门前绝食,所以在这里他被安排得东绕西绕,以防接近首都内的人群。而到了6月,他身在西德时,他也将面对人潮,并听到一些口号,譬如:“戈比!做爱,不是建墙。”[43]而身在苏联时,他又将听见:“混乱!”“货架空空!”“党在瓦解!”“没有秩序!”[44]他同时受着爱戴,也要受着唾弃。

而接见他的领导人邓小平此时当然也身处麻烦之中: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几年了,贪污腐败、失业问题、苏东剧变等问题都摆在眼前。而胡耀邦的逝世更使局面混乱:学生们群情激愤,他们走上了天安门,并提出了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45][46]

然而邓小平及其同僚对于喊着口号的人群采取了与戈尔巴乔夫截然不同的做法。这使得中共至今深受指责。

6月4日凌晨4时半,戒严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约5时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戒严部队同时进驻天安门广场。至5时半,整个清场过程结束。[47]

在这次清场行动中,中共动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在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和第54集团军在南面;第39集团军和卫戍第1师在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在北面,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48]此外,尽管双方都有克制,军队还是与人群爆发了冲突,且军队实弹射击并造成人员伤亡。

清场行动结束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

这次事件至今仍被中共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且它直接导致赵紫阳被罢免,以他为首的民主改革派(温和派)也因此远离政治核心,而江泽民成为总书记,保守派获得了提拔机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暂停,中国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有所加强,市场经济改革速度放缓。这种情况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有所改变,而在那之后这件事已几近被遗忘。

一国两制[编辑]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9]

—叶剑英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在向美参、众两院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方针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50]

而1982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的谈话更是又进一步(见前引文)。至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提法,这也是“一国两制”第一次出现。1984年5月,该提法被写进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国策。[51]

然而,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却并没用在台湾上,而是用在了港澳身上。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依照该国策两地成为特别行政区。

台湾[编辑]

国民党迁台[编辑]

1948年11月18日,解放军逼近碾庄,威胁徐州,直指南京,11月22日,国民党第七兵团全军覆灭,黄百韬自戕;此时,黄维所部第十二兵团在安徽宿县南部的双堆集一带陷入苦战,情势愈发险恶。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尽管声明并未考虑迁都,但中央各机关的疏散准备工作持续进行。1949年2月,行政院迁至广州。总统府、立法院、监察院则于5月初陆续迁移广州办公。

但随着战事发展,共产党步步紧逼,国民党先是迁都重庆,又因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与第四野战军进攻四川和贵州,不得不再迁成都,俟成都再度危急时,蒋中正本欲迁至西昌,后又改变主意。最终国民政府迁往台湾。[52]

而在此前后随国民政府来台的,还有九十万军队和数十万平民,台湾人口因此激增为六百余万。而更糟的是,台湾以农业为主的产业,不但因二战结束失去了日本这个市场,而且因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中失败失去了大陆这个市场。所以台湾经济濒临衰竭,同时物资不足,物价飞涨。[53]

而且,本来当1945年日本人被赶出台湾时,台湾人是高兴的,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能够继承日本人被充公的财产。然而,当时来台的大陆军队是福建收编的游击队及地方武力,在基隆一下船,就让台湾人民失望;而来台工作人员也有一部分败类,操守恶劣[54],中饱私囊。此后民怨沸腾,发生二二八事件(1947年),遂使台湾人与大陆人的矛盾激化,更使台湾局势动荡。

台湾的重整[编辑]

国民党迁台后,在蒋介石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常会,蒋介石的个人权力因此加强[55];1950年又开展清党运动,清除不忠于国民党的分子[56]。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国民党有了喘息的机会,实行了一些较有成效的稳定措施。

在这些措施中,最值得称道的是1949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该改革采取了“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极大削弱了了农村地主阶级的势力,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率,同时又以日本人留下产业的股权补偿地主的土地价值,使地主转入工商业,为台湾之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利于抵消台湾人因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但是土地改革也使得部分地主开始仇恨台湾当局[57]

另外,国民党还接受了美国的军援。美国从1951年开始到1974年停止,共提供了30.79亿美元的无偿援助。[58]在1958年的海岛危机中,国民党的F-86带着响尾蛇导弹与共产党的米格-15作战,这在当时的游戏中还能找到体现:

击落共匪米格机,得奖金3000元

—大富翁台湾版机会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想着反攻大陆、反共抗俄,重心并不在台湾。这种既"杀朱拔毛"掀起白色恐怖又无时无刻不想着打回大陆的心理在一首歌中体现的很彻底:

打倒俄寇,反共产,反共产。

消灭朱毛,杀汉奸,杀汉奸。
收复大陆,解救同胞,服从领袖,完成革命; 三民主义实行,中华民国复兴;
中华复兴,民国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岁!

—《反共抗俄歌》
蒋中正 词
萧而化 曲

经济起飞[编辑]

60年代,台湾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而从1953年到1989年的三十几年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9%(按实质毛额增加率计算)。[59]如此高的发展速度,完全配的上“起飞”这个词。

这一时期由于美国等先进国家欲将劳力密集产业外移,尹仲容、严家淦等技术官僚为吸引外人投资,决定采取自由开放、鼓励出口等政策,由出口带动生产。1959年底,政府制定了“19点财经改革措施”,采取较自由的经贸政策、降低关税、放宽进口、单一汇率等改革。1960年公布“奖励投资条例”,以减免租税方式吸引外资抵台。1966年成立加工出口区于高雄,而后在楠梓、台中相继设立,外人投资大幅增加。

台湾因此成为美、日两国的加工基地,两国抵台投资额占总投资额60%以上,也形成台湾对日本的巨大入超与对美国的大额出超。1963年至1996年平均经济成长率超过9%。1963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超,开始有了外汇累积。台湾逐渐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电器、纺织、塑胶等轻工业快速成长。

台湾的民主化[编辑]

自1949年起,国民党便在台湾实行威权主义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初期特务横行,人人自危,到处都是反共标语。对此,许多民主派人士持续抗争。1951年,开放台湾省咨议会民选,在地方自治层级开始缓步民主化。

在抗争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事件,包括党外运动、桥头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

在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严,1991年国民大会全面改选,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选,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1998年实施台湾省虚级化,2000年首次实现政党轮替,结束国民党对台湾长达55年的执政。2016年立法院首次实现政党轮替, 民进党首次成为占过半席位的政党。

参考文献[编辑]

书籍[编辑]

  •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维基百科条目[编辑]

引用[编辑]

  1.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
  2.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9-10
  3.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1-62
  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5
  5.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毛泽东答复了一些人对“包下来”政策的疑惑,参见毛泽东: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毛泽东选集 第六卷
  6.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3
  7.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20
  8. 一场朝鲜战争:五个国家五个历史版本
  9.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50-451
  10.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451-452
  11. 周才方:《试析朝鲜战争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12期
  12. 周才方:《试析朝鲜战争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12期
  13.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23
  14.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0-42
  15.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52-53
  16.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内情:毛泽东亲批斩杀令—中国新闻网
  17. 卢作孚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腾讯文化
  18.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13-114
  19.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 谢山:《中共内部斗争的真实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谢山为托派,谴责斯大林主义,因而对于中共来讲他其实是异见者。
  21. 卜伟华: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上)
  22. 关于文革的相关史料,可见文化大革命研究(专栏首页)
  23. 以下文革的阶段划分以中共官方说法为准,参见文化大革命
  24. 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25. 参见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26.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08
  27. 这个名称可见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0
  2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9. 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30. 原编纂者认为:“是华国锋试图“抢班夺权”,于1971年9月8日指使汪东兴陷害毛主席未遂,嫁祸林彪,并且捏造571计划陷害林彪,9月13日将林彪劫持,在飞机上装上定时炸弹,将飞机炸毁在蒙古,制造坠机假象,以杀人灭口。”不知何据,留待参考。
  31. 萧兰:《天安门诗抄》,29-30,转引自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63
  32.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07
  33.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结果,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3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06-207
  35. 贝内特、蒙塔珀图:《红卫兵》,214-217、222-224,转引自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10
  36.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10
  37. "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农村中闹得令人啼笑皆非。恰恰正是这种荒唐的(所谓「左」的)政策破坏了生产力,才为邓的改革开放可以畅行无阻铺平了道路。",见 谢山:《中共内部斗争的真实意义
  38. "总之,没有‘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见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11
  39.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36
  4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1. 聊举一例,以资参考:1985年9月23日时代周刊
  42. 戴维·施威卡特:《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辩护》,载于《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
  43.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52
  4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55
  45. (繁体中文)北京大學學生籌委會(1989年4月21日).請願書.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於2012年2月14日從此原始頁面存档.於2013年12月28日查閱.
  46. 張良 (作家). 天安門文件 [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國芝加哥: 公共議題英语PublicAffairs. 2002年6月4日 [2013年12月28日]. ISBN 978-1586481223 (英语).  已忽略文本“張良、黎安友和林培瑞 ” (帮助)
  47. 参见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89年 ,同样还有:[1]
  48. 吴仁华. 89天安门事件大事记:6月3日 星期六. 独立中文笔会. 2011年6月4日 [2013年12月28日] (中文(简体)‎).
  49. 参见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
  50. 《人民日报》1979年1月31日,转引自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1.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32-333
  52. 刘维开:《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晋阳学刊》,2012年第2期
  53.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29-327
  5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25;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07-308
  55. 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29
  56.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37
  57.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42-843;许倬云:《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47-348
  58. 1949年以来美国给了台湾多少援助?
  59. 台湾经济“起飞”之谜-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