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現代中國

大陸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歷史，可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教科書初中歷史/八年級下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	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的紀念"五一"節口號第五條

到1948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佔據了優勢地位。一部分民主人士試圖走"中間路線"的努力也已經失敗。因此，中共提出召開"新政協"的號召已經成熟。

1948年8月，許多民主人士開始秘密北上解放區。1949年1月，中國共產黨佔領北平（現在的北京市，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並於3月開完七屆二中全會後遷入北平，先駐在香山，後遷入中南海。在此之後，中共決定於1949年9月，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中商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事務並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徽、國歌等，並確立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並於1949年10月1日舉行開國大典。

而在這一年裡，中共在1月便和平地取得了北平，4月佔領上海，5月佔領武漢三鎮，10月就攻下了廣州，12月抵達了成都。共產黨的勝利來臨之快，令人目瞪口呆。而此時的軍事勝利事實上使中共的政權合法化了——因為中共解決了統一全中國這一40多年來的難題（儘管事實上直至今天台灣仍未統一)。統一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但是，在統一之後，中共仍然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這包括安定人心、恢復和發展經濟、鎮壓敵對勢力、以及面對自近代以來支配中國社會已久的地方主義。

政權的鞏固

政治

當1949年共產黨控制區廣為擴展時，中共深深地感到了進行全國統治所需要的人員和技能不足。這使得中共一方面吸收大量新黨員，另一方面則對原來國民黨政府的機構實施「包下來」的政策，從而成功地建立起官僚體制，穩定了全國局勢。1950年，成立了大區(1個大行政區人民政府，為東北；4個大行政區軍事委員會，為華東、中南、西北、西南），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還制定了省、市、縣人民政府組織通則。各級政府組織了起來。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其後，自1950年12月開始，大陸範圍內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該運動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並稱為三大運動。在這次運動中中共發動群眾，主要打擊了土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與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該運動肅清了敵對勢力，打擊了地方主義勢力，但同時也產生了一批冤假錯案，使中共常因此受到指責。

軍事

而在軍事方面，中共於1950年進行了滇南戰役、西昌戰役，佔領西南。與此同時，1950年5月中旬，中共佔領舟山群島。1950年10月的昌都戰役，則打開了進藏的大門。其後西藏當局內部發生分化，1951年西藏和平統一。

此外還有一件值得單獨敘述的事，那就是韓戰。1950年6月25日，北韓突然進攻南韓，揚言要在六周內解放南方地區，並成功使得南韓政府很快只剩下釜山這個基地。美國因此派出軍隊去保衛南韓，並以集體安全的名義獲得聯合國的支持，而蘇聯此時因抵制國民黨出席安理會會議並未出席，也就沒能夠投出反對票。此後由麥克阿瑟將軍率領的「聯合國軍」擊退了北韓的進攻，並一直向北推進到鴨綠江前。

這一行為使得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將「聯合國軍」一直打到漢城以南。但在之後的戰鬥中，雙方最終在三八線一帶形成膠著的局面。1953年，雙方達成停戰協議，韓戰結束。

這次戰爭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廣泛聲譽，提高其國際地位。譬如在1950年12月的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期間傳來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擊敗美軍收復平壤的消息，使得該會3000多名代表共同起立，高呼「毛澤東萬歲」。這次戰爭還激發了大陸民眾的愛國熱情，從而提高了中共在大陸民眾中的權威，使民眾相信「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

但是，這場戰爭也有負面影響。它使中共失去了解放台灣的良機，也使大陸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和巨大的經濟代價，延緩了戰後重建工作，加重了人民負擔。

經濟

在經濟方面，中共沒收了官僚資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掌握經濟命脈。同時對在華外資企業，通過法令手段對他們進行管理和監督，暫時沒有採取沒收政策。

另外，在新中國初建立時，國內貨幣體系混亂。原解放區有邊區票；國統區有法幣；還有銀元、金幣、美金等。1948年12月1日成立了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貨幣。人民幣沒有含金量。1953年，當舊幣基本被兌換成人民幣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進行幣制改革，將原10000元人民幣兌換為1元新幣。這一措施有利於穩定經濟。

1950年，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共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在新解放區逐步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次土改摧毀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了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中共還於1951年至1952年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所謂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五反則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對於中共官方而言，「三反」運動，清除了革命隊伍中的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錯的同志，教育了大多數幹部，在全黨、全社會開創了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一代新風；「五反」運動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嚴重違法行為，在工商業者中普遍進行了一次守法經營的教育，推動了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和實行民主改革，開始造成我們國家有可能完全控制私營工商業的局面，為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的確，在這兩次運動中。著名的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被槍斃。據說毛澤東親自批准了該命令。但是，這兩次運動的確也產生了許多冤假錯案。最著名的當屬愛國實業家、民國鄉建三傑之一的盧作孚在這期間絕望地自殺。

初步探索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帶有臨時性質。在中央人民政府，及此後1954年成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屆國務院領導下，全國進行了「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中，掀起了合作化高潮；在手工業和工商業中掀起了「公私合營」的浪潮。到了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此外，1957年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巨大成就：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達8．9%以上 ；建立起一批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沒有的基礎工業，包括飛機和汽車製造業、重型和精密機器製造業、發電設備製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製造業以及高級合金鋼和有色金屬冶煉等。

三面紅旗及其之後

1956年以後，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迅猛。同時，「極左」「冒進」傾向嚴重。1958年，毛澤東宣布在全國開展「大躍進」運動。全國大量勞動力被投入到「大煉鋼鐵」之中，正常生產秩序被破壞。導致1959-1961年間中國嚴重經濟衰退和饑荒。據各方保守估計有1500萬至5500萬人因此非正常死亡 。1958年，全國還掀起了「總路線」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它們與「大躍進」合稱為「三面紅旗」。這三面紅旗可謂是當時中國政治的一個縮影。

1960年，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為首的政府開始糾正大躍進錯誤。國家又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是「人民公社」依然是中國主要的基層管理機構。這種機構實行徹底的「一大二公」計劃經濟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到了1980-1985年，全國八萬多個人民公社逐漸解體，被人民群眾所拋棄。

此外，1959年黨召開了廬山會議。會議上，彭德懷元帥被打倒，林彪元帥出任國防部長。

文化大革命

「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劇中一樣，這些貌似英雄的品質最後濺上了致命的污點。毛對革命純潔性的追求導致他誇大和錯誤估計了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所面臨的問題。他個人的權威使他有能力發動各種社會力量，卻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控制它們。隨著群眾運動逐漸演變成暴力，派系鬥爭和騷亂，毛認為群眾一旦發動起來就能拯救國家的觀念被證明完全錯了。	」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 哈里·哈丁

「	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國外的資產階級學者往往以言論、文件等表面現象（加上那時限制外人入境和封鎖消息）認為毛是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反官僚化，並由此認為文革是一個偉大的群眾運動，這些只能是局外人的捕風捉影。	」
—謝山

文化大革命常常被外國學者認為是一場群眾運動，就像其名中的"革命"一樣。而對於中共官方而言，文化大革命則是不折不扣的大災難、內亂。在對中共慣常持有懷疑態度的人看來，文革則是骯髒的政治鬥爭。不過這些觀點似乎都只是表達了一個方面，文革像是個難以捉摸的多面體。同時由於至今對文革的研究受到國內有關文革的檔案不公開以及對文革研究的書籍進行限制和審查的阻礙，文革就更加撲朔迷離。因此，以下的敘述不希望提供一個定論，也不認為自己對文革的敘述是絕對真實的。它已假定了讀者有自行鑑別的能力。

經過

到了1965年，政治形勢再度趨於緊張。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上綱上線，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到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發「五一六通知」，全國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運動。

文化大革命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1969)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而在此之前(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年青講師聶元梓已在校內貼出大字報，點名批判北大校長壓制對吳晗的批判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便已組織起了紅衛兵組織。這些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毛澤東在8月1日認為紅衛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8月7日的會議上又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在這些事件之後，全國紅衛兵大量組織起來，打砸搶燒，破壞文物，毆打、批判領導、平民，搶奪政權。8月18日至11月26日，全國紅衛兵串聯進京見毛主席。其中，10月25日的「緊急指示」導致了「踢開黨委鬧革命」。11月，中央文革小組下發「工業十條」、「農業十條」，全國性動亂升級。

1967-1968年，毛主席要求大家要文斗不要武鬥，同時派出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維護社會秩序。但是奪權浪潮仍然盛行，徹底破壞了中國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面對這種局勢，1967年的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即「二月抗爭」)，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全國陷入一片混亂。

第二階段(1969-1973)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新黨章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此時全國局勢趨於穩定，而中央政治鬥爭加劇。令人不解的是，接班人林彪被指試圖發動政變(571政變)，謀殺毛澤東，恢復設立國家主席職位。然而林彪的圖謀被挫敗。林彪攜親信倉皇出逃，飛機墜毀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史稱九·一三事件。

林彪死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開始穩定局勢，試圖恢復生產。但由於「左」派的阻撓，成效並不明顯，不過據稱周恩來的措施對工業生產有有益影響。

第三階段(1973-1976)

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王洪文等人的權力加強，四人幫進入政治局。1973-1975年，四人幫掌握了更多權力，華國鋒、鄧小平出任副總理，兩派鬥爭更為激烈。此外，1974年，四人幫還發起「批林批孔」運動，將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在1975年一年裡，鄧小平下令全國大整頓。

但是，1975年末又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再次下台。緊接著，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其後發生天安門事件，人民自發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行動遭到四人幫壓制。但是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當時悼念總理和諷刺四人幫的詩篇：

某女士真瘋狂，
妄想當女皇！
給你個鏡子照一照，
看你是個啥模樣？
糾集一小撮，
興風又作浪；
欺上瞞下跳得歡，
好景終不長。……
若有人反總理，
如同狂犬吠日
——夢想！

此後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逝世，鬥爭進入關鍵期。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李先念等人發動懷仁堂政變，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文化大革命結束。

影響

文革期間，包括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大批老同志、老幹部慘遭迫害，官方在起訴「四人幫」時提到了729511人，而消息靈通的李正田則估計全國約有四十萬人死亡。而那些紅衛兵也是受害者，他們有些人被打成了極左分子，許多人被處死、被捕或被送到勞改農場。此外政府人員及其中的中共黨員也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中，約有300萬幹部被列為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走資派」，政府中約20%的官僚被清洗，而其中的中共黨員幹部比非黨員幹部受到的損害更多。

另外，大量文物橫遭毀壞。生產秩序嚴重破壞。政治體制也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經濟陷入崩潰邊緣。有西方觀察家不無誇張地寫道：「『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現代化至少倒退十年」。

文革也直接導致了一代人的精神幻滅，一個紅衛兵說到：

［我在農村的生活時期］是另一次擴大眼界的經歷。［農民們］無休止地抱怨他們的艱苦生活。他們說，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極少的糧食可吃……他們感到，甚至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時代也比這好些，那時人們能勞動，節省些錢，用於投資，並改善自己的生活……他們也喜歡劉少奇勝過喜歡毛，因為他們把劉少奇和小塊私有地聯繫在一起，小塊私有地給了他們節儉的機會，並走上成功發跡的階梯…我以為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會有這種想法。但我恰恰是從一位革命的貧苦農民口中聽到這些話的，他為黨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在農民生活和態度的現實面前，我對我的世界觀產生了懷疑。

像這位紅衛兵一樣精神幻滅的人還有很多。一部分人開始憤世嫉俗，消極勞動，甚至走向犯罪。普遍認為70年代後期犯罪與反社會活動的增多便與此有關。而另一部分人則幫助了後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改革。而部分地歸因於此，文革客觀上也以巨大的代價促成了後來的改革開放可以迅速推行。

還有，文革中殘酷的政治鬥爭，尤其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學生」——林彪，最後竟如在宮鬥劇中一般被發現要去謀殺毛澤東。這使得人們對中共抱有了不信任感，成為政治冷漠的一個根源。

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之前：過渡時期

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快速晉升，直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毛澤東指定其為自己的接班人，並留下遺言「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與汪東興、葉劍英等合手逮捕了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在其領導期間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而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

在後續的黨內鬥爭中，鄧小平和陳雲等人擊敗了華國鋒，執掌領導權，並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批判地繼承毛澤東思想，著手重整國民經濟。

改革開放的開始

1978年12月召開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共官方看來，這實在是一次「歷史的偉大轉折」，它「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打通了勝利前進的航道。

但越南、北韓、古巴等國以及印度共產黨卻指責這是修正主義。而在一些自認為信奉正統馬克思主義或是毛主義的左派，以及許多西方歷史學家和觀察家看來，改革開放是在開始走向資本主義。二者所不同的是，極左派們認為，中國一直在朝著舊社會墮落；而西方觀察家則從不同的視角上得出了各種各樣的看法。

這一政策主要內容是：改革經濟體制，取消一大二公的計劃經濟，實行商品經濟（1992開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廢除革委會和人民公社，實行基層自治，允許個體經濟、外資經濟（後又發展為允許私營經濟）。

在極左派看來，這一政策雖然使得中國經濟在1978年至今取得了表面上平均每年8%的奇蹟般的增長，而實質上貧富差距變得極大。但是，也有學者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這種「不一以貫之」的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在過去15年裡，年增長率平均達到令人吃驚的10%。在這期間，實際的人均消費翻了一番，居住面積增加了一倍，嬰兒死亡率減少了50%。醫生的數量增加了50%，估計壽命從67歲增至70歲。除了所有這些以外，不平等的情況，按照基尼係數計算，實際上有相當程度的下降——由於城鄉之間收入差別的降低。

六四學潮

1989年5月16日，一位具有改革思維的領導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訪問北京。由於自5月13日起學生們集體到天安門前絕食，所以在這裡他被安排得東繞西繞，以防接近首都內的人群。而到了6月，他身在西德時，他也將面對人潮，並聽到一些口號，譬如：「戈比！做愛，不是建牆。」而身在蘇聯時，他又將聽見：「混亂！」「貨架空空！」「黨在瓦解！」「沒有秩序！」他同時受著愛戴，也要受著唾棄。

而接見他的領導人鄧小平此時當然也身處麻煩之中：中國已經改革開放幾年了，貪污腐敗、失業問題、蘇東劇變等問題都擺在眼前。而胡耀邦的逝世更使局面混亂：學生們群情激憤，他們走上了天安門，並提出了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導。

然而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及其同僚對於喊著口號的人群採取了與戈巴契夫截然不同的做法。這使得中共至今深受指責。

6月4日凌晨4時半，戒嚴部隊開始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清場。約5時左右，廣場上的學生開始撤離，戒嚴部隊同時進駐天安門廣場。至5時半，整個清場過程結束。

在這次清場行動中，中共動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在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在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在東面；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在北面，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此外，儘管雙方都有克制，軍隊還是與人群爆發了衝突，且軍隊實彈射擊並造成人員傷亡。

清場行動結束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

這次事件至今仍被中共認為是反革命暴亂，且它直接導致趙紫陽被罷免，以他為首的民主改革派(溫和派)也因此遠離政治核心，而江澤民成為總書記，保守派獲得了提拔機會，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暫停，中國共產黨對媒體的控制有所加強，市場經濟改革速度放緩。這種情況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有所改變，而在那之後這件事已幾近被遺忘。

一國兩制

「	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
—葉劍英

1979年1月30日，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問美國期間在向美參、眾兩院議員解釋中國政府對台灣的方針時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而1982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的談話更是又進一步(見前引文)。至1984年2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代表團時使用了「一國兩制」的提法，這也是「一國兩制」第一次出現。1984年5月，該提法被寫進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然而，針對台灣問題提出的「一國兩制」卻並沒用在台灣上，而是用在了港澳身上。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依照該國策兩地成為特別行政區。

台灣

國民黨遷台

1948年11月18日，解放軍逼近碾莊，威脅徐州，直指南京，11月22日，國民黨第七兵團全軍覆滅，黃百韜自戕；此時，黃維所部第十二兵團在安徽宿縣南部的雙堆集一帶陷入苦戰，情勢愈發險惡。在此情況下，國民政府儘管聲明並未考慮遷都，但中央各機關的疏散準備工作持續進行。1949年2月，行政院遷至廣州。總統府、立法院、監察院則於5月初陸續遷移廣州辦公。

但隨著戰事發展，共產黨步步緊逼，國民黨先是遷都重慶，又因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與第四野戰軍進攻四川和貴州，不得不再遷成都，俟成都再度危急時，蔣中正本欲遷至西昌，後又改變主意。最終國民政府遷往台灣。

而在此前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還有九十萬軍隊和數十萬平民，台灣人口因此激增為六百餘萬。而更糟的是，台灣以農業為主的產業，不但因二戰結束失去了日本這個市場，而且因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失敗失去了大陸這個市場。所以台灣經濟瀕臨衰竭，同時物資不足，物價飛漲。

而且，本來當1945年日本人被趕出台灣時，台灣人是高興的，因為他們以為他們能夠繼承日本人被充公的財產。然而，當時來台的大陸軍隊是福建收編的游擊隊及地方武力，在基隆一下船，就讓台灣人民失望；而來台工作人員也有一部分敗類，操守惡劣，中飽私囊。此後民怨沸騰，發生二二八事件(1947年)，遂使台灣人與大陸人的矛盾激化，更使台灣局勢動盪。

台灣的重整

國民黨遷台後，在總裁蔣介石的主導下，成立了中常會，蔣介石的個人權力因此加強；1950年又開展清黨運動，清除不忠於國民黨的分子。同時，由於韓戰的爆發與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國民黨有了喘息的機會，實行了一些較有成效的穩定措施。

在這些措施中，最值得稱道的是1949年開始的土地改革。該改革採取了「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極大削弱了了農村地主階級的勢力，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和農業生產率，同時又以日本人留下產業的股權補償地主的土地價值，使地主轉入工商業，為台灣之後經濟的迅猛發展奠定了基礎，而這種發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有利於抵消台灣人因被排斥於政權之外而產生的不滿情緒。但是土地改革也使得部分地主開始仇恨台灣當局。

另外，國民黨還接受了美國的軍援。美國從1951年開始到1974年停止，共提供了30.79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在1958年的海島危機中，國民黨的F-86帶著響尾蛇飛彈與共產黨的米格-15作戰，這在當時的遊戲中還能找到體現：

「	擊落共匪米格機，得獎金3000元	」
—大富翁台灣版機會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國民黨還想著反攻大陸、反共抗俄，重心並不在台灣。這種既"殺朱拔毛"掀起白色恐怖又無時無刻不想著打回大陸的心理在一首歌中體現的很徹底：

「	打倒俄寇，反共產，反共產。 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 收復大陸，解救同胞，服從領袖，完成革命； 三民主義實行，中華民國復興； 中華復興，民國萬歲；中華民國萬萬歲！	」
—《反共抗俄歌》 蔣中正 詞 蕭而化 曲

經濟起飛

60年代，台灣經濟得到迅猛發展。而從1953年到1989年的三十幾年間，台灣經濟年均增長率達8.9％（按實質毛額增加率計算）。如此高的發展速度，完全配的上「起飛」這個詞。

這一時期由於美國等先進國家欲將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尹仲容、嚴家淦等技術官僚為吸引外人投資，決定採取自由開放、鼓勵出口等政策，由出口帶動生產。1959年底，政府制定了「19點財經改革措施」，採取較自由的經貿政策、降低關稅、放寬進口、單一匯率等改革。1960年公布「獎勵投資條例」，以減免租稅方式吸引外資抵台。1966年成立加工出口區於高雄，而後在楠梓、台中相繼設立，外人投資大幅增加。

台灣因此成為美、日兩國的加工基地，兩國抵台投資額占總投資額60%以上，也形成台灣對日本的巨大入超與對美國的大額出超。1963年至1996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9%。1963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超，開始有了外匯累積。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快速成長。

台灣的民主化

自1949年起，國民黨便在台灣實行威權主義統治，實行「白色恐怖」。初期特務橫行，人人自危，到處都是反共標語。對此，許多民主派人士持續抗爭。1951年，開放台灣省議會民選，在地方自治層級開始緩步民主化。

在抗爭過程中發生了許多事件，包括黨外運動、橋頭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

在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臺灣解嚴，1991年國民大會全面改選，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金馬地區解嚴，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1998年實施台灣省虛級化，2000年首次實現政黨輪替，結束國民黨對台灣長達55年的執政。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政府中興。2016年立法院首次實現政黨輪替，民進黨首次成為占過半席位的政黨。

參考文獻

書籍

• 何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許倬雲:《歷史大脈絡》，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費正清、麥克法夸爾：《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下卷 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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