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西周与春秋战国

西周

周人翦商

周实力的上升与商实力的下降

周王季历死后，其子昌继位。纵观各种传世文献对姬昌在位的叙述，包括《尚书》、《史记·周本纪》、《诗经》等，可以发现尽管记述的事件发生顺序不尽相同，但大致都记述了以下几件事。

其一是处理商周之间的关系。《史记》记载崇侯虎挑拨纣王与姬昌之间的关系，使纣王囚西伯于羑里。其后闳夭向纣王行贿，于是纣王将姬昌放回，并赐给他“西伯”的称号。其故事虽不可考，但姬昌受封西伯则确有其事。周原出土甲骨中有两片讲到册命周方伯的事。甲骨还记载姬昌去祭祀商王祖先，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周人还十分恭敬地服事纣王，周还是商的属国。

其二是团结诸侯。《史记》记载有虞、芮两国请周调解纠纷，进入周后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羞愧而去，引得诸侯称赞““西伯盖受命之君”的故事。这件事实际上反映了虞、芮两国向周的归顺和周在当时强大的影响力。此外，许倬云认为当时陕晋之间有不少姬姓部族，这些可能是先周在公刘时期的同族。他们在姬昌势力强大后遂又与之联系。总之，姬昌团结诸侯大大增强了灭商事业中己方的实力。

其三是对外征战。姬昌在位时，周首先征讨了西边的犬戎、密须。犬戎大致位于泾水上游，并且在古公亶父迁居岐阳时，已经为患。 密须则位于今甘肃灵台西五十里的百里镇，其侵入到阮、共两国，并进一步入侵了周的高冈。 如果以面向中原为前，那么这两国无疑都位于周人的背后，可谓是周人的心腹大患。征讨犬戎和打退密须的入侵无疑为周人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此之后，周人又进攻了中原的耆（黎）、邘、崇。 其中伐崇是一次十分艰难的战役。崇可能位于今天的河南嵩县，屏障商都，由商朝贵族崇侯虎把守。《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载：“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表明这次战役中动用了诸如钩援、临冲之类的攻城武器。《左传》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则表明姬昌攻了两次才将崇城攻下。此战后第二年姬昌去世，但是周人的势力已经发展到“在北面已循晋南拊朝歌之背，由山西高地高屋建瓴，俯视商人王畿。中路一线，已克崇而入中原。南路一线，江汉已为周人疆土”的地步。

与此同时，商朝遇上了危机。“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对东夷的战争严重消耗了商的国力。在与周的力量对比中，商渐渐处于劣势，周人灭商的条件成熟了。

武王克商

武王姬发即位后，追谥姬昌为周文王。不久便观兵于孟津（盟津），诸侯不期而至者有八百国。但武王认为时机未到，便下令退兵。其后，发生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商纣王众叛亲离。于是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先会于孟津（盟津）发表《泰誓》，到达牧野后与诸侯所率车四千乘会合，并发表了《牧誓》。商王也发兵七十万人抗拒，双方交战于牧野。在战斗中，商王的军队纷纷倒戈，周军攻入商地。纣王自焚而死。至此，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灭商后，进行分封是武王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在班师时，便封纣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统率殷遗民。并以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领兵驻扎在殷地，号称“三监”。 班师以后，他继续封姜尚于齐。封弟周公旦于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灭商后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宣扬天命。武王在克殷后于殷都举行社祭，用仪式告诫殷贵族纣王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他“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宣布自己是“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反复强调“上帝弗显，乃命朕文考”，“天命朕考”，“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这一方面强调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导致由于在周人的眼光中商是因为无德和压榨民众灭亡的，所以周人相信“天命靡常”，必须努力明德保民。在这种天命观中，由于“天”起源于自然天，“天”不再狭隘地作为某一部族的祖先神，而成为所有部族共同崇拜的至上神，同时由于要保民，它也是人道主义的萌芽。

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

武王在克商的第二年死去，此时周朝对各地的统治尚不稳固。由于成王年幼，周公遂摄政。此时，三监中的管叔和蔡叔带头煽动叛乱，并同武庚勾结共同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东夷中的奄国和薄姑氏认为这是“百世之时”，也参与了这场叛乱。而诸侯内部也人心动摇，周王朝因三监之乱出现危机。因此周公努力团结宗族内外，并发动东征，历三年而取胜。战后，武庚可能向北逃跑或被杀，管叔被杀，蔡叔可能被流放或可能被囚，霍叔则仅有《商君书》载其被流放。东夷中的许多小国和奄国、薄姑、丰伯三个大国被讨平。此外，周公还营造成周，即东都洛邑，将殷遗民迁到成周加以监视，又与召公分陕而治。周公东征解决了周王朝初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最终完成了对东方的征服。

西周政制

分封制

分封是周朝用以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分封制也是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古人多以“封建”即“封邦建国”称之。分封制的正式诞生今人多归之于在周公二次东征后进行的大分封。周初分封制的核心是授土授民，其中授民更加重要。这套制度一方面将周的封君封到外地，另一方面更将殷的贵族和殷的方国的贵族以及这些贵族所属的奴隶分给他们，由他们带到封国加以控制和利用。例如，封鲁公以“殷民六族”，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封唐叔以“怀姓九宗”。待封君到封地后，周人、殷人和当地土著遂形成了许倬云称之为“三结合”的政治权力，进而出现人口的再编组与糅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社群的重叠，以及确立起周朝对各地的控制，扩大统治区域。分封制度与周王朝相始终，长期延续，成康之世分封最为鼎盛，直至春秋时周王仍有分封的权力，如春秋时周王曾分封过刘国。

与分封制相适应，周朝建立了国野制度，又称乡遂制度。在社会结构上，这套制度体现为国人和野人的区分。分封过程中各封国所分得的殷和旧方国的贵族成为了“国人”这一阶层，这些贵族下属的从事农业的平民成为“野人”这一阶层。其中，各论者多将上层贵族同下层贵族分开，将上层贵族归属贵族阶层，将以士为主体的下层贵族归属进“国人”。国人在战时组成军队出征打仗，他们成为封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柱，同时也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利。野人作为被统治者，则从事劳动生产以供养统治者。在地域划分上，这套制度体现为国与野的对立。所谓“国”就是诸侯国的都城及其近郊，其中主要由“士”居住的近郊多被划分为“乡”；所谓“野”就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又称“鄙”或“遂”。赵世超认为国是一个个带有社会政治意义的点，野则是广大的面，点和面相互对立。周王朝就是这样一个众点拱卫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

与分封制相适应的还有命卿制度。命卿制度就是周王任命诸侯国的官员的制度。《礼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这种制度的确实行于西周。周天子借此以控制诸侯国，进而控制四周的夷狄部落。此外西周还有监国制度以控制封国。

宗法制

宗法制是支撑周朝的又一重要政治制度，与分封制互为表里。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宗法制下，嫡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官职，成为大宗，又称为宗主或宗子，庶子则降低级别分封并成为小宗，最终分封产生"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和各级贵族间的大小宗关系。大宗与小宗是相对的，低级别的大宗相对于高一级别的大宗是小宗。宗主（大宗）握有政权、财权、兵权和神权，成为政权的首长，可统率、管理或处分小宗，为小宗所共尊，小宗也会从大宗那里得到庇护。在非同姓贵族之间，贵族们一方面实行“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另一方面又实行等级内婚制，或防止“不殖”“生疾”等祸患或攀结外援。此外宗法制还包括宗庙制度、族墓制度、家臣制度等制度。这套制度将血缘纽带与政治隶属关系结合起来，协调了各级贵族的关系，稳固了贵族的内部秩序。周天子在其中也作为绝对的大宗从而强化了自身的权威。

中央官制

在古典文献中《周礼》是对西周中央官制的最全面叙述，但今人多指出其不可信，并尊崇“二重证据法”，将金文与《诗经》、《尚书》等成书年代更早的文献结合起来或借助策命金文，以研究西周中央官制。以下依今人成果对西周中央行政制度，也就是内服的行政制度做一简要叙述。 西周的中央政权主要由内廷和外廷组成，其中内廷为周王的日常生活服务，常在周王左右，是周王的近臣。主要包括宰（太宰是宰官之首）、善夫、小臣、仆等。其中宰、善夫等内廷官可以代王出纳王命，具有重要的地位。

外廷则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由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组成。其中卿事寮主掌施政议政，其长官在西周初期是辅政并且执政的太师和太保。西周中期以后太保地位下降，但仍以太师为卿事寮长官。其下属的最重要的官员是“三有事”，或称为“三有司”，即司土、司马、司空（工）。司土负责管理土地，司空负责工程建造，司马掌管军事。此外，卿事寮还有司寇、司士等卿士。太史寮则掌管册命、图籍、祭祀、占卜、礼制、历法等事，以大（太）史为长官，下有各种史官，如内史、作册、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