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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普通心理学/社會心理學/自我

维基教科书,自由的教学读本

本文補充介紹「自我」的詳細觀念,如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社會自我(social self)、自尊(self-esteem)。

自我概念(self-concept)[编辑]

自我概念由反映評價、社會比較和自我感覺三部分構成:

  • 反映評價
意即從他人所獲取的反饋,意指個體從其他個體那裡所得到的有關自己的信息、評價等。
幼年時得到的反應評價特別容易影響自我概念的構成,肯定的評價將使個體較容易建立並擁有一個良好的自我概念,並可能持續長遠;反之,否定的評價可能使個體的自我概念建立不理想。
反映評價也特別容易影響個體去對沒有經驗的事物展現出的自我特質,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便是指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為和結果,獲得關於自我可能性的認識。例如,在開始嘗試一件未嘗試過的事物前,若有經驗者告訴某個體這件事情很簡單,你一定辦的到,該個體可能會較努力去嘗試,即使該事物本身有一定的難度也堅持不放棄,終至成功;反之,若在起頭時便得到否定評價,被告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該項事物,該個體可能就此消沉,產生「反正我本來就不行,根本辦不到」的負面想法,從而怠惰行事並容易放棄,錯失本該能完成的事項。此外,也有可能是當看到和自己能力特質相近的人去嘗試一件事情的結果後,也認為這個結果是自己去嘗試後很有可能發生的。
  • 社會比較
社會比較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在1954年提出的理論,是每個個體在缺乏客觀的情況下,利用他人作為比較的尺度,來進行自我評價。例如在日常生活的各項事物之中(學業、工作等),個體本身無法獨自得知自身定位。此時其往往會通過與其他個體進行比較來探知自己在團體中實際的定位,這就是在做社會比較。
社會比較具有雙重性:它不僅在於確認自己的屬性,而且還包含著主體的願望,即希望得到肯定性情感的滿足。在向上的社會比較中,人們會跟那些社會身分高的人比較,此時社會比較可以為個體提高自信心,並且成為合理自我完善的基礎;相對地,有人則喜歡跟比自己較差的人相比較,這是向下的社會比較,藉此知道還有人比自己更差,這種傾向實際上是社會比較的自我增進功能的消極形式的具體化。
而生活中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在少年考試結束時詢問附近同學的考試分數、出社會之後與同事或親戚比較工作、收入、感情狀態等等、建立家庭之後與他人比較自己孩子的成就。可以說,一個人從出生開始到死亡,從年幼時的家庭、學習到成年後的社會、工作,都持續地和其他的事物進行比較,而個體也是在這樣持續的社會比較中,逐漸發展和充實對自我的概念,或者自己在群體中的定位。
  • 自我感覺
在幼年時,個體對自我的認識,大多來自其他個體對自己的反應,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反映評價。然而,個體在逐漸成長的過程中,可能會在某個時刻,脫離對他人反映評價的依賴,選擇開始用自己的方式來看待自己,這種不依賴他人評價,由自己所決定的方式被稱為自我感覺。
一個個體如果成功完成了一件對他來說不易達成的事,他將會產生成就感,從而獲得自信,同時自我感覺就會變好。反之,若其沒能達成對自己的期望,則會產生失落與自卑,自我感覺就會變差。可得知自我感覺改變的根據是個人行為歷史中自身的成功或失敗,並不涉及他人評價。

自我概念的來源[编辑]

一般而言,自我概念源自於兩種力量,一是個體本身,另一是自我之外的影響力。而根據 William James 於 1980 年出版的《Ten principles of Social Psychology》,社會自我(social self)是與他人互動中所得到的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的一部分。

歷代心理學家的自我概念理論[编辑]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自我概念[编辑]

威廉·詹姆斯使用自我(self)來表示自我的概念。他認為自我可以被區分為作為經驗客體的客體我(me)與作為環境中主動行動者的主體我(I),「主體我」是個體能知覺、經驗、想像、記憶、選擇和計畫的主體;「客體我」是經驗和意識的主體,即後來心理學家稱為的自我觀念。其中「客體我」由以下三種部分組成:

  • 物質的我(The social me):由個人的身體構成物質我最內層的部分,其次才是衣物、家庭、財產等。
  • 社會的我(The spiritual me):從他人那所獲得的評價、名聲或榮譽所構成,社會我亦即是得自團體的認可。
  • 精神的我(The material me):由個人的精神與意識組成,包括思想、感受和行動的意識,是自我的最高層。

查爾斯·霍頓·顧里(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鏡中自我[编辑]

「鏡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概念,最早出現在社會學家顧里於1902年出版的《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1]。顧里認為自我和社會是相互聯繫且無法切割的,強調自我的形成是受他者的影響,而非自我心靈狀態的演化與完成。

顧里指出:「自我知覺的內容,主要是通過與他人互動的這面鏡子而獲得的。我並不是一出生就存在的先驗、本質性的自我,也不是自己認為的我,而是透過想像別人對我的評價,並依據該評價調整行為產出的我 。」
也就是說,自我的形成需要經過他人對我看法的表現,不會直接接受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形塑,必須要經由自我詮釋了別人的看法以後,再經過自身思考,選擇是否要接受,才會影響自我的內涵。所以社會行動者若是不接觸、不詮釋他人所給的資訊,別人對他就不造成任何影響。

同時該理論提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概念:

重要他人顧名思義即對某個體極為重要的另一個體,可能是伴侶、父母、親屬、朋友等等,並可能隨時間而改變。一個成長在傳統意義上家庭的人的重要他人會有以下的改變:學齡前兒童的重要他人基本上是父母,就學階段的兒童則漸漸將重要他人從父母轉移到老師、同儕上,到了青少年階段的重要他人則會轉為同儕與朋友。兒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大多是依靠與「重要他人」的往來互動,再通過「鏡中自我」而逐漸形成和發展的。由於重要他人會影響個體自我的形成,這樣的群體亦能被稱為「參考團體」。另外,在顧里的鏡中自我中「自我」在成年後便不會再改變。

雖然顧里的鏡中自我概念確實可以廣泛應用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之中,然而,學者吳齊殷、高美英(1997)針對嚴酷教養是如何在代間傳承的研究就可以發現:「自我」的形塑似乎並不全然是透過想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相反地,包括了許多無意識地「模仿」。以這篇研究為例,發現第二代父母之所以採用嚴酷教養,很大一部分係受到第一代父母嚴酷教養的關係,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家庭作為重要他人如何顯著地影響著個人自我的形成。

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會自我[编辑]

米德承襲了顧里的理論,並且提出了「社會自我」的概念,米德認為「自我」是在人與社會互動的情境中產生的,因此,他將自我又分成了兩個部分:主我(I)客我(Me)[2]

  • 主我(主動我):是未經社會化的「我」,具有主觀性、創造性與本能性。
  • 客我(被動我):是受到社會化的「我」,會去符合社會的規範與期待。

米德認為,自我就是在主我與客我不斷交互作用、互相影響產生的,而我們將主我與客我之間交互作用的過程稱做「內化的姿態交談(internal conversation of gestures)」。透過主我與客我之間的平衡便能夠發展出健全的自我。反之,若是主我客我之間沒有達到良好平衡,就會使自我失衡。若主我凌駕於客我之上,會使人做出不符合社會規範限制的行為,若客我凌駕於主我之上,便會使人失去主見與創造性,無論何者都不是我們樂見的。

另外,在米德提出的概括化他人理論是一種自我發展理論,其中,他將自我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1. 模仿階段(imitative stage):通常是二至三歲,會透過模仿「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來發展自我。例如看到爸爸在看報紙,就跟著做出看報紙的動作,但其實在不能夠真正理解這個動作有什麼意涵。
  2. 玩耍階段(play stage):通常是四至八歲,此階段兒童會透過與隱形、想像出來的玩伴玩耍,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透過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小孩學習到不同的社會規範,也是學習站在別人的角色同理別人的行為的開始。
  3. 團體遊戲階段(game stage):通常是八歲以後,兒童會透過團體遊戲學習「一般化/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觀點,開始在乎他人眼中的自己,並以這樣的觀點自我審查。而所謂的概括化他人,通常不是一個確切的個體,而是社會期待與社會規範的總和。例如:與朋友進行球賽,兒童不只要理解自己負責的位置應該要遵守什麼樣的規則,還要能夠瞭解其他位置的球員應該遵守的規範,或是瞭解球隊的文化或比賽的特殊規範,例如:賽前賽後跟對手敬禮、跟裁判道謝,此處的概括化他人就是整個球隊的觀點。玩耍期與遊戲期最大的不同就是玩耍期時的扮家家酒可以即興發揮,但是到了遊戲期就必須守必要的遊戲規則,例如球隊規則。

也就是我們可以理解成,隨著人長大,自我會越來越容易受到社會期待與規範的影響,使客我影響自我的比例越來越高,讓大人變得比較沒有「創意」。

米德的這些理論都是構築在人的「反身性(reflexivity)(將自己當作一個對象看待的能力)」之上,他認為人擁有反省的能力,能夠想像他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並且進行自我反省,使自我同時是反省過程的主體與客體,進行內化的姿勢交談(internal conversation),因此讓「透過概括化他人形成自我」這件事得以實現。

米德的主我(主動我)與客我(被動我)的概念最終促使了符號互動論的發展。由於他認為語言與其他普遍化的符號(universal symbols)是人類自我反省與進行內在姿態對話的重要媒介,語言使我們得以透過交談修正自己的看法,使其與他人的看法一致,使透過概括化他人形成自我變得有可能。

總結來說,米德認為自我不是人本質上就擁有的,是無法先於社會獨立存在的。人透過與社會互動,達成主我與客我之間內在的姿態交談,才能夠形成自我。因此社會結構是自我形成的框架,自我是社會結構的產物,無法獨立於社會之外看待。

傑里·M·羅森堡(Jerry M. Rosenberg)的自我概念[编辑]

羅森堡的理論則承襲米德,他將自我概念更明確定義為自我反省活動之後得到的產物,這個產物具體來說是個體作為一個生理的、社會的、道德的且存在之人的概念。簡單來說,傑里的自我概念是個體關於自己作為客體的思想和情感的總和。它由個體的價值觀、情感、信仰、態度以及各種評價成分(諸如自我評價和自我新生)所組成,個體以此來確定自己。

卡爾·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的自我概念[编辑]

羅傑斯的理論與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原理類似,主要著眼於「知覺」以及「自尊」。他將自我區分為實際感覺到的自我(真實自我)以及理想中的自我(理想自我)。顧名思義,真實自我的地位將會略低於理想自我,二者之間的差異則可以用個體心理順應指數來測定。理想自我能引起樂觀主義,並引起個體的自重,激發成就感和對社會的適應;而真實自我則是個人主觀的體驗。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自我概念[编辑]

佛洛伊德則將自我概念區分為三者,分別是本我自我以及超我

  • 本我(完全潛意識/無意識):代表自身純粹的慾望,一定程度上將受意識抑制

個體在完全潛意識/無意識的形態下擁有的思想,代表思緒最原始的程序,其中並無「道德」的存在,因為道德來自後天。只有人先天最為原始的、為了滿足生命的本能衝動的欲望,利如三個「生的本能」:食慾、睡慾、性慾,以及「死的本能」:憤怒與攻擊。本我只遵循一個原則,即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意為追求個體的生物性需求。由於本我僅注意生物的滿足,因此人類透過社會化的過程,逐漸將本我加以限制馴服。以此為基礎,佛洛伊德認為人的嬰幼兒時期會最大程度的受享樂原則所影響,因此嬰幼兒時期也是本我思想表現最突出的時候。

  • 自我(大部分有意識):協調本我以及超我並得到結果做出行動,負責處理現實世界的事情。

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組成部分,亦是人格的執行者。他遵循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並會抑制本我的快樂原則。依照現實原則,個體會在生物慾望和社會規範之間相互協調折衷,並將結果表現出來成為「自我」。

  • 超我(部分有意識):是至高的道德標準點,主宰良知或內在的道德判斷

超我遵循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是人格結構中的管制者,亦是本我的反對者。超我是因應個體所處的社會文化的行為規範以及對個體道德上的期待而形成,能維持個體的道德感並迴避禁忌。因此,我並不難理解超我傾向於站在「本我」的原始渴望的反對立場上,而這時就必須由自我來居中協調,並得出答案,將之轉化為行動,即「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本我是人先天就擁有並與生俱來的,因此他是人格結構的基礎,自我及超我亦是以本我為基礎而發展,即便二者互相違抗。 [3]

自我概念的目的[编辑]

一般理論認為自我感覺有兩種目的:

  • 社會比較理論:集中於論述與他人做比較如何影響我們的信念。
  • 自我展示理論:他檢視我們的行為與我們對自身之態度及目標的了解兩者之間的關係。

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编辑]

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的社會比較理論[4]解釋了許多現象,包括社會信念,態度改變以及團體溝通。人們往往會希望能夠知道自己的各項能力、特色、才智等的程度,因此會將自己的表現和他人相比,以他人的表現作為參考基準來評斷自己表現得如何,這個和他人比較的過程就是所謂的社會比較。而社會比較和自尊的形成有十分大的關連,如果比較的結果令一個人發現自己的表現很不錯的話,這個人便會發展出較高的自尊,若是發現自己表現得不好,則往往會變得較無自信。

社會比較理論的基本理念如下:

  •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念。
  • 我們的信念是正確無疑且非常重要的。
  • 有些信念較別的信念難以證實。那些無法客觀證實的信念,可以透過共識性的核驗(使別人同意)而得到主觀的證實。
  • 當參考團體成員不同意彼此的信念時,他們會進行溝通直到衝突解決為止。

也就是說,人會透過與「參考團體(被拿來當作參考基準的人們)」進行社會比較來了解沒有客觀基準的概念,進而影響自我。

而社會比較理論又對人們選定參考團體的方式提出了兩項假設,分別是:

  • 相似性假設(similarity hypothesis):我們通常只和與我們相似的人比較。而在評估我們的表現時,相似性假設尤其真切。
  • 相關屬性假設(related attributes hypothesis):我們比較的對象,不僅是那些和我們相似的人,而是那些我們認為應該和我們相似的人。

也就是說,我們選擇參考團體進行社會比較的時候往往會符合上述的相似性假設和相關屬性假設,進而選擇一個和自己性質相似的團體當作參考團體。之所以會有這種性質,可能是因為:

  • 選擇和自己相似的人們當作參考團體較為公平,比較能顯現出自己的表現確實有比較突出。
  • 選擇和自己相似的人們當作參考團體也比較不容易發生因為自己表現太差導致自尊受損的情況。

雖然費斯汀格在他的社會比較理論中說明了人通常會選擇與自己相似的團體進行社會比較,以了解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但是有些時候,我們卻不會選擇與自己相似的團體進行比較,反而會選擇能力較差的團體或是能力較好的團體進行比較,產生了所謂「往下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與「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的特殊情況。

  • 向下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
人們有著保護自尊的傾向,因此在社會比較的過程中,若發現自己的表現比原本所選的參考團體差很多的時候,便可能開始選擇和自身相比較差的參考團體做比較,藉此得到較好的比較結果以維護自尊,例如:「不要老是抱怨別人過的比你好,而是要知道有許多人過的比你還差」這句話便是向下比較的例子。[5]
  • 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
主要是指人們和更強的團體進行社會比較,通常是以較強的參考團體為目標,希望能夠努力提升自己的程度變得和參考團體一樣出色,例如:小明雖然籃球技巧不出眾,但仍然以學校的籃球隊為目標,天天練習。[6]
值得注意的是,向上比較不太會造成自尊受挫,因為向上比較的過程有可能使人變得樂觀,認為既然別人能做到,只要努力,自己也能做到,相比自尊受損,反而會激勵個人力爭上游。

社會比較能夠使我們了解自我,進而建立自我,同時也能透過往下比較來加強自尊或是透過向上比較來鼓勵自己進步。然而,社會比較的結果對我們卻不全然是正向的,如果我們與相似的團體進行社會比較時,總是得到了較差的結果,就很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senc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相對剝奪感
其定義為無論自己獲得了多少,還是相信自己獲得的比應得的要少。也就是說,相對剝奪的概念就是當一個人和參考團體進行社會比較後,無論如何都認為自己得到較差的結果,還可能使因此自尊降低。例如:小明發現同事的薪水比他高,除了感到自尊降低外,也覺得不公平,自己應該要有相同的薪資,這種不公平感便是一種相對剝奪感。
而相對剝奪的概念之所以在社會心理學上特別重要,是因為相對剝奪正是產生許多社會議題的原因。例如:
  • 在台灣,年輕族群認為自己無論怎麼努力工作,都因為中老年族群佔據了較好的工作與薪資待遇,而使自己沒有辦法得到應有的薪資報酬與升遷機會,導致了許多探討社會正義與薪資公平與否的社會問題。
  • 在一個家庭中,即使父母對待每個小孩都一模一樣,小孩之間還是常常有可能認為父母偏心,給自己的關注或資源比較少,導致了家庭失和的問題。

綜上所述,在多數的例子中,社會比較通常是侷限於相關或相似的他人,和相關的團體——或說具有共同的背景或目標的人們——做比較,能夠影響我們評估自己的方式,進而影響自我的建立。同時,社會比較會因為比較的結果導致個人自尊感的上升或下降。 此外,在某些情況下,進行社會比較時選定的參考團體或許會因保護自尊的目的產生妄下比較的偏誤,或是為了自我提升的目的而產生向上比較的偏誤,但這些偏誤都或多或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正面的幫助。而在某些特殊的情況,社會比較可能會造成相對剝奪的感覺,讓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滿足於自己的處境,進而可能導致更多的社會問題。

不同社會文化的自我觀[编辑]

自我的概念會隨著不同的階級、族群等因素而有所變動,其背後的理論依據是源自於「自我與文化基模的概念」,亦指社會群體共享的基模資料庫,而這個概念後續也衍生成「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方向,具體例子可以參考以下的說明:

階級[编辑]

若將階級大致區分為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來看,中產階級的自我觀更傾向為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來思考,而勞工階級的自我觀則更傾向從群體的角度出發。其背後的原因是在於中產階級在成長的過程中,有足夠多的資本支撐個人所需,而在未來的發展上也較無須顧慮到他人(例如父母可能有足夠的退休金,或是更願意支持孩子走自己的路),因此使得中產階級出身的人更偏好從自身的角度來思考自我。相較之下,勞工階級由於資源較為匱乏,成長的過程中則較需仰賴群體的支持(例如一個媽媽顧多個不同家庭的孩子,父母期待孩子長大之後能扛起家庭的重擔),因此勞工階級出身的人更會需要考量到他人,在自我的形成上也會較容易將群體納入考量。

文化[编辑]

以最典型的西方與東方自我觀的比較來看,西方人較傾向從「個別」的角度來看待自我,以個人主義式為主,思考時較不注重背後脈絡。相較之下,東方人則是較偏好從「集體」的角度來看待自我,以群體主義為主,思考時較注重背後的脈絡。中國學者費孝通就提出「團體格局」與「差序格局」的概念來說明這樣自我觀的差異。

其描述西方群己關係是「團體格局」,個人與團體的關係,就好像是稻草或柴一樣,幾根形成一把、幾把形成一扎,幾札形成一綑、幾綑形成一挑,每一個人都屬於當中的任何一把、一挑等,儘管個人可能身處好幾個團體,但是團體的界線卻是相當清楚的。

相反的,中國的自我觀是「差序格局」,就如同一塊石頭丟到水裡面,由石頭為中心,向外產生了一圈圈的水波,藉此描述中國人所重視的關係,每個水波的同心圓都有個中心,也就是自己,然後就由親屬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展現其人際關係。這樣的結果,便形成了公私界線相對化的概念。

自我,演化下的產物[编辑]

在人類演化的長河中,自我概念的形成是一項重要的里程碑。透過演化的過程,人類逐漸發展出對自身的認知和理解,形成了複雜而多面的自我概念。 在遠古,人類的祖先需要面對野外許多未知的危險,而群居生活正是應對危險的最佳應對方式。因此,具有自我概念的個體可以更好地調整自己的行為和期望,以應對環境的變化並更有效地選擇行動方案。這種理解有助於建立和維護穩定的群居結構,提高社會的整體適應性和生存機會。

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编辑]

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指的是個體對自己所擁有的資訊,對我當前心智狀態(mental state)的了解,例如:「我感覺到我的膝蓋很痛」。這裡心智狀態包括我的感覺(sensation,不是知覺perception)、思想(thought)、信念(belief)、慾望(desire)等。自我知識被認為是自我(self)的構成元素,或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構成元素,這裡希望可以避免自我知識與自我概念兩個名詞的混淆,所以不將自我知識列為自我概念的子條目。以下將會針對自我知識如何形成,以及自我知識的涵蓋範圍做介紹。

自我知識的形成[编辑]

自我知識可以透過社會評價形成,同時也會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更有一些研究認為性別差異也是影響自我知識的因素。以下將分項進行說明:

社會評價[编辑]

關於自己的訊息大部分來自外界,而不是始於默想或自我反省。社會評價過程包含反射性評估(reflected appraisal)或直接反饋(direct feedback)

  • 反射性評估:藉由觀察別人對你的言行舉止,了解你在別人眼中是是個怎樣的人,並且採用那些看法作為你對自我的看法。例如將「別人說我不是個好聽眾」的意義轉換成「我不是個好聽眾」
  • 直接反饋:當別人直接明白表示他們對我們的評價,我們接受了有關我們的特質或技能的直接回饋。

透過社會評價,我們可以建立起自我知識,而家庭可以說是提供社會評價的一個重要場所。在家庭中,父母、長輩有時會藉由直接的教導來引起小孩的「直接反饋」,例如說:直接告訴小孩他很棒、跑得很快之類的。有時則是藉由引起小孩的反射性評估來使小孩形成自我知識,例如在小孩做出某些行為的時候表達出喜悅。

另外,不只是家庭,還有其他社會化媒介也會透過社會評價來建立自我知識,例如:天主教家庭每個禮拜上教會、猶太教家庭每個安息日去猶太教堂、過年去廟宇拜拜等等,這些都是可能透過社會評價建立自我知識的場合。

文化[编辑]

在講述文化與自我知識之間的關聯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文化該如何定義:文化主要包含三面向,分別為器物、制度和觀念。

著名文化人類學者克里佛德・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曾經為文化下過一個定義:「文化是人類為了傳達關於生活的知識和態度,使之得到傳承和發展而使用的、以象徵符形式來表現的繼承性的觀念體系。」我們可以說文化正是傳遞社會價值的方式,人們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形成文化,而成形的文化則回過頭來影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兩者息息相關,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下,就會有不同的人與人互動關係,導致自我的形成就會有所不同。

社會心理學的一個次領域,文化心理學所問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的認知能力是受到文化影響的嗎?這個學門批評既有研究多集中於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西方、受教育、工業化、富裕且民主)的偏誤,多以修心理學的學生為實驗對象,是從西方社會特定歷史階段長出來的。它挑戰高度西方中心、階級中心的既有研究與全球知識體系的階序(hierachy),矯正民族中心主義的研究。其問題是,會透過混為一談(lumping)與切隔(splitting)跨大文化間的差異,忽略文化內部的差異,同時將文化本質化,忽略它是不斷轉變的。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基於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式的文化框架、罪惡感/羞恥感的差異(罪惡感源自於西方基督教社會的sinner概念,要被神redeem;東方則是羞恥感,例如:禮義廉恥等),或是團體格局/差序格局之分,必須要同時意識到分類過程中,團體內部並不是同質的,也就是說團體內部的異質性是可能大過於團體與團體間的,然而,之所以如此分類,可以提供我們另個思考不同文化下成長(cultural upbringin)可能的差異。舉例來說,當我們說美國人都是「獨立我」時,其實所指的是白人中產階級的「獨立我」,而非裔美國人所展演出的自我卻是以社會連帶為主的。

性別[编辑]

女性的自我概念偏向互相依存,男性則是偏向獨立和獨特。此現象可導因於社會化過程,例如:媒體對兩性描述、不同的教育方式等;童年時期玩伴大多為同性,且兩性遊戲性質不同;成人時期的性別角色,皆增強了性別的差異。

自我知識的內容[编辑]

自我圖式(self-schema)[编辑]

自我圖式,指從過去經驗的認知結構,代表人在不同領域中的感受和信念。若一個人認為自己有某項特質,對有關此特質之領域會反應更迅速,在描述時更有可能精確的描述並加入自身經驗,且在預測自己有關此特質的行為時會更有自信,但若在測驗中得到與圖式不相符的結果,更有可能反駁。若一個人認為此項特質並不包含在他的自我概念中,反應相較平淡。自我參照效應說明,與自我相過的訊息傾向被更全面的處理解讀並與原有自我知識融合,從而更易於記憶。[7]

自尊(self-esteem)[编辑]

自尊是指個體對自己(正面或負面)的評估。高度的自尊為個體對自己的價值、能力以及承諾,有著很高的評估。低度的自尊為自我嚴苛地批判過去的經驗,並且對未來成就抱著很低的期望。自尊在不同社會背景與文化規範下也含有不一樣的意思。例如前述,在個人主義比較盛行的國家,西歐和美國,他們認定自尊是自我肯定,自我保障,能像別人表達自我特殊方面的能力。然而像集體主義盛行的亞洲國家,日本及韓國,則認定自尊是能夠將自我規範好,成為社會的一個單位的能力。

自尊對於人們具有實際上的用處,便是能夠降低焦慮等等負面情緒,可能是因為較高自尊的人對自己的能力和價值較有自信,所以在面對困難或低潮時更有把握能夠解決一切難題,因此不容易感到負面情緒,這也顯示出自尊的另一個特性:因為人們往往不喜歡負面的感情,人們傾向於保護和提高自己的自尊。[8]

關於自尊重要性的理論[编辑]

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编辑]

恐慌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提供了解釋為什麼自尊對個體如此重要的一種可能性。該理論假設人類是唯一能夠意識到自己將要死亡的動物,因此死亡意識貫穿人類行為的各個層面。為了應對這種焦慮情緒,人類發展出各種自我防衛機制,其中之一就是維持高度的自尊。

Greenberg等人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來驗證高度自尊是否能夠緩解焦慮,尤其是由死亡引發的焦慮。他們招募了150位來自北美樹所大學的學生參與研究。首先,參與者接受了心理測驗,並收到了正面或中性的回饋,旨在提升他們的自尊。結果顯示,正向回饋能夠顯著提高參與者的自尊水平。接下來,在實驗的下一階段,研究人員對一半的參與者播放了關於死亡的影片,或以(假)電擊威脅的方式製造焦慮情緒。然後,他們測量了參與者的焦慮水平,記錄了他們的主觀感受以及皮膚的出汗反應。無論是透過主觀感受或生理指標來衡量,接受正向回饋的參與者在面對焦慮事件時都表現出較低的衝擊感。其他類似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雖然這些研究確實支持了恐慌管理理論,但​​這些實驗並不足以證實理論的所有假設。例如,當人們感受到死亡的威脅時,他們會壓抑這些想法,並採取讓社會認同和支持自己的行為。一些研究發現,想起死亡會增加利他行為的人通常已經重視利他行為;而對其他人來說,想起死亡可能會減少對他人的關懷。社會心理學家正在努力理解不同的價值觀和個性如何影響人們面對死亡時的應對策略。

此外,人類傾向於透過將自身融入社會文化中來追求象徵性不朽(symbolic immortality)。文化價值定義了什麼是有意義的,並為個體的自尊提供了來源。透過接受、擁抱文化、藝術或宗教信仰,個體可以面對死亡帶來的恐懼,抵抗生物和物理限制,從而賦予自己更持久的存在意義和價值。這些措施可以幫助緩解人類對死亡的焦慮。[9]

社會尺標理論(sociometer theory)[编辑]

另一種解釋自尊重要性的理論,為Leary等人於1995年提出的「社會尺標理論」。社會尺標理論從演化觀點著手,認為自尊是人們賴以衡量人際關係的「尺標」。該理論認為,人們發展人際關係、與他人互動,透過自尊來衡量整體成效,並依照他人的接納/排斥給予回饋。決定自尊高低的關鍵因素,是「關係性價值」,也就是人們在意與他人關係的程度,以及人際關係如何影響他的日常生活。多項研究皆證明,關係性價值高的個體,的確更有可能擁有更高的自尊。根據Leary的研究,共有五種團體對個體自尊具有顯著影響:

  1. 鉅視團體(例如社區)
  2. 目的性團體(團隊、委員會)
  3. 伴侶關係
  4. 親屬關係
  5. 友誼

為了衡量人們依賴同儕進行自我調節的程度,Leary等人進行實驗。受試者會先被詢問,對於其他人如何衡量自己是否在意。接著他們被告知要分為若干個小組,以其他受試者是否希望與其一組進行分配。收到負面回饋的受試者當中,先前表示不在意(低度關係性價值的受試者)的自尊反而受到較大的衝擊。從這項實驗可推知,人類相當依賴團體的接納,處於社會邊緣會對個體造成精神上的壓力。[10][11][12]

自尊是個內部、主觀的指標,衡量別人是如何看待自己,並評估自己被接納或被拒絕的可能。人身為最社會化的動物,在良好的社交關係中我們會過得更好。因此,我們需要快速指標來衡量社交狀況。無論是覺得自己很有吸引力、很有能力、很值得喜愛、道德上良好,這些正向的元素讓我們自己覺得自己會被接納。提高的自尊代表處於良好關係中,低自尊則顯示可能遇到人際困難,但也可透過低自尊來檢視不足並改善人際。

自我差距理論(self-discrepancy theory)[编辑]

E. Tory Higgins (1989)對自尊的描述:「自尊是由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希望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之間的契合度所定義。」若我們現在列出三個清單,第一個是描述真實的自己的特質;第二個是認為自己應該具有的特質,以符合責任、義務與社會期待;第三個是想要成為某種人的特質,一種願望和夢想的特質。這三個清單分別對應的是「真實我(actual self)」、「理當我(ought self)」、「理想我(actual self)」。研究顯示這些自我概念是否達成一致會決定對自我的評價與幸福感。如果是真實我和理當我之間存在差距,由於認為自己沒有達成社會責任,容易有罪惡感、羞恥、恐懼和憎恨等感受;若是真實我與理想我存在差距,則可能會有失望、挫折、無法自我實現等等負面情緒,甚至變得憂鬱。

自我差距對個體的心理影響有多大,有三個主要因素在影響:

  • 自我差距有多大:越大的自我差距影響越大
  • 自我差距所在的領域對自我的重要性:在自己越重視的領域發生的自我差距會造成更嚴重的負面影響
  • 焦距在自我的程度:當我們越焦聚在自我和自我差異上時,影響就越大

這些因素可能互相影響,而形成正回饋。研究顯示越大的自我差異往往導致個體越關注在其上,並不斷拿一個很高的理想標準來比較,而造成自尊和自我評價的負面漩渦。

為了消除自我差距所帶來的負向情緒,我們能夠:

  • 改變自己的行為,以求儘可能達到自己期望的標準;
  • 降低標準,儘可能將標準訂在自己能力可及的範圍;
  • 減低意識到自我差距的可能性

自我察覺理論[编辑]

自我察覺理論表示,一般時候大部分的人不會自我注意,而當我們注意自身的時候,人們往往拿自己和一個高標準來比較,聚焦在自我時的自我觀感通常是負面的。自我察覺理論歸納出兩個避免這種負面心理的方法:降低自我差距和逃避。若正面面對自我察覺並試圖降低自我差距,一般來說較能讓自我符合社會與個人期待;另一方面,若個體無法成功降低自我差距,他通常會採取逃避自我察覺的方式,透過藥物濫用、對某些事物的狂熱、甚至自殺等等。

自尊的影響[编辑]

研究發現:自尊較低的人對自己的看法也較負向,他們的自我概念常不明確、不完整、自相矛盾,而且短時間內的變化起伏較大。在情緒方面,低自尊的人比較常沈溺在不愉快的情緒中,他們較容易有情緒困擾包括焦慮、憂鬱、易怒、有攻擊性、憤世嫉俗、想遠離人群、不快樂、失眠、或其他身心症狀。自尊低的人擁有較差的人際關係,不善處理與他人的關係,自我意識太強,容易因別人的拒絕而受傷,因此,低自尊的人常常比較孤單。 但自尊太過強烈,反而是一種負面的評價,伴隨態度不佳等,常被指責為心高氣傲、不合群。對自己的要求很高,會導致壓力,可能造成生理方面的影響,或是當事情不是朝向既定的方向發展,或是超出掌控或預期時,可能會導致沮喪、沒自信等等負面情緒,嚴重者可能因為受不了打擊而輕生等等,或從此從高自尊轉成低自尊。

決定自尊高低之因素[编辑]

  • 重要他人:父母親的投入、接受、支持等會影響小孩的自尊。寬容型的父母(高接受、高控制)與小孩的自尊相關最高,其次為權威型的父母(低接受、高控制),再次為放任型的父母(高接受、低控制),最後為忽略型的父母(低接受、低控制)。教養方式的不同也會影響小孩自尊,如殘酷教養是為了使羞恥感作為讓孩子修正的動機,但羞恥感的社會化過程包含了強烈情緒與痛苦,容易使孩子的自尊降低。
  • 同儕、朋友團體:離開家庭開始學校的社會化後,小孩開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同儕和朋友團體間的評價開始成為影響自尊的重要來源,若他們從事的行為可以得到團體的認同,例如:考試考第一名而得到全班的認同、或帶頭反抗老師而得到偏差小團體的認同,都可以使自己在團體內地位上升,自尊也會隨著上升。當進入學校的社會化歷程越長,同儕與朋友對自尊的影響會漸漸大於重要他人。
  • 自我評價:我們也常會對自己做評價,在自認為重要的事情上,覺得自己成功就格外重要。自我評價優劣的基礎是選擇跟誰比較,比較對象會影響你的自尊,大多數的人有是「寧為雞首,毋為牛後」的傾向。
  • 社會評價(概括化他人):社會對於每個社會角色的評價也會影響個人自尊,舉例而言,社會對於不同的職業都會有社會階層的高低之分,在台灣,醫生、教授等技術性職業往往有比較高的社會聲望,他們對自己也會有比較高的自尊;而清潔員、回收業者這些常常被視為低階的職業,社會聲望較低,從業者的自尊也容易連帶受到影響而降低。


文化與自尊[编辑]

西方文化日益注重個人價值,相較東亞語言卻沒有「自尊」的概念。例如,日文裡沒有自尊這個字,這個字是從英文中借來的。這同時也表示,在西方國家,自尊是被長期關注。啟蒙時期,西方國家開始將個人、自由、人權加入了他們生活所追求的事物。

美國父母盡可能培育出獨立自信的孩子,而不是服從的孩子。比較非西方和西方國家,西方國家擁有較高的自尊。但這不表示非西方國家的覺得自己很差。例如,亞洲人透過達到集體目標或提升自我,來讓自己感覺不錯。自尊也和環境有關,長期待在西方文化環境的亞洲人,自尊會比較高。

來自不同文化而有不同程度自尊是因為西方文化創造了益於提升自尊的環境。日本人常和同儕比較、批評自己,進而提升自我,這個行為對提高自尊沒有幫助,但對自我提昇很有幫助;相較之下,美國人則較常在達成成就時受到更多讚美。這導致在面對失敗時不同的反應,東方人偏向藉機提升自己,西方人會避免再感到失敗。有個實驗,提供給受試者錯誤的創造力測驗結果,得到不好結果的加拿大人在第二個測試時花了更短的時間,因為不想再感到失敗;得到不好結果的日本人會花更長的時間去做第二個實驗,因為可以藉機自我提升。

高自尊,是好是壞?[编辑]

擁有高自尊是會帶來許多正向的結果的。但高自尊和正向結果的關聯並沒有非常直接肯定。例如,面對負面的評價,擁有高自尊者可以更從容地面對並適應。他們會覺得自己是很特別的、不一樣、有個性的,他們會強調自己的特質和成就,這會讓他們在社交上有些損失。對於沒有深交的人來說,他們會覺得這個人很自以為是、驕傲自大。針對這點,Baumeister,Campell,Krueger和Vohs在2003年提出論文,質疑那些重要性高且促進提升自尊的研究,例如學業方面。他們說,高自尊說不定是課業表現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Baumeister也發現,高自尊也可能帶來自戀,一種人格失調,會過度放大自我、利用他人。不過很多人質疑他對高自尊的觀點,Trzesniewski指出,在青春期時擁有高自尊者,可以預測其11歲後有正向結果:更有可能從大學畢業、不會失業;相較下,在青春期時期擁有低自尊者,會導致較差的身心健康、更有可能犯罪、較差的經濟能力。

高自尊的表現:[13]

  • 清晰的人際邊界,且在拒絕別人的同時,他們也不會感到愧疚。
  • 從自己的需求出發,當認識到一段關係不好的時候,會主動選擇離開。
  • 不會那麼在意別人怎麼看待自己,相比於別人的意見,他們更傾向於相信自己的感知。
  • 會接受別人的表揚,同時也會客觀地認可自己。
  • 把更多的關注放在自己的生活上。
  • 能夠接納自己的不完美,不會對自己提出過高要求,不會苛責自己。與此同時,他們會不斷提升自己。
  • 時常關注事物好的一面。
  • 更果斷地為自己做決定,從而主動爭取自己想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他們敢於承擔後果和責任。
  • 更接納自己的形象。

後現代觀點的自我[编辑]

先說明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差別。現代主義的背景是工業革命,受到啟蒙運動、線性時間觀的影響,認為社會進程與人類發展是進步指向的,只會越來越好,相信存在絕對的真實,偏向普世主義,有統一的主題與偉大的論述。後現代主義的背景是資訊革命(網路世界更能具體體現後現代的可能樣態),快速改變,相信被建構出來的多重現實,偏向相對主義、特殊主義,重視在地論述與流動的身份認同。

後現代觀點質疑現代觀點,認為不存在先驗或真正穩定一致的自我。自我是多重的組態(self configuration),認同是混雜、斷裂、不穩定的。後現代觀點認為自我認同是透過語言與敘事所構成的,強調語言、敘事在自我構成上的關鍵性(相對於米德強調社會化,只把語言視作姿態對話的工具),人們唯有透過語言,發展一套敘事,才能連結過去與現在,了解我怎麼會變成現在的我,進而打造自我。

手足與社會自我[编辑]

在家中手足的排序也會影響到社會自我。根據Frank Sulloway(1996,2001)的研究,手足的排行大大地影響了社會自我和個性。Sulloway以演化觀點觀察Siblings Dynamics,並得到了"Born-to-Rebel"(天生反骨)的假設。

橫跨了各個物種,手足間的衝突非常頻繁地發生,特別是在資源有限時,而且有時候手足間的衝突是會致命的:

  • 如果一隻藍腳鰹鳥的體重下降達到約80%,牠的手足會把他趕出鳥巢,更糟的話就啄死牠。
  • 有較大犬齒的鬣狗寶寶,通常都會對其他手足有致命的影響。
  • 人類也是一樣,年紀較小的手足間衝突十分頻繁。

在同一個家中,每個手足都會發展不一樣的特質、偏好、能力、個性:

  • 長子和長女往往從小被授權在父母不在身邊的時候幫忙照管弟妹,因此傾向於維護並執行既有秩序。他們通常比較自信武斷、傾向主導事情、追求成就,也比較有良心,就如他們在家庭中的角色一樣。
  • 次子和次女(或是任何夾在中間的孩子)則因上有兄姐的壓力,下有仗恃著自己年幼無知而受寵的么弟么妹,而容易被忽略。不是因此而缺乏自信,而表現平庸,就是以反抗權威或另闢新路,來爭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們也通常是家族中的反骨者。
  • 么子么女在家裡是最沒有話語權的,因此他們必須靠良好的人際關係獲得長輩或兄姐的庇護。他們通常依賴心很重,比較會撒嬌,也比較沒有主見。

達爾文是Sulloway研究中很適合的一個案子:達爾文是六個小孩中的第五個,但他挑戰了宗教對創造生命的觀點,開著船環航了全世界,他靠著收集來的數據,提出了革命性、創下新典範的演化論。

不過,只看家族排行來應用在一個人並不是那麼妥當,畢竟不同家庭對每個孩子的教養方式也會有其影響,例如:在閩南客家族群當中,長子被溺愛而缺乏責任感的例子不少,未必都那麼有擔當。

參考來源[编辑]

  1. From Charles Horton Cooley,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 1902, pp. 152:
  2.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ugust 15, 1967: 173, 174. ISBN 0226516687. 
  3. Freud, Sigmun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IX.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 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Vintage, 1999. [Reprint.] ISBN 0-09-929622-5
  4.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1954, 7 (2): 117–140. doi:10.1177/001872675400700202. 
  5. Wills, T. A. (1981). Downward comparison principles in so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0, 245–271
  6. Collins, R. L. (1996). For better or worse: The impa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s on self-evalu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51–69
  7. Petersen, L., Stahlberg, D., & Dauenheimer, D. (2000). Effects of self-schema elaboration on affective and cognitive reactions to self-relevant information.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6(1), 25-42.
  8. Baumeister, Roy F.; Smart, L.; Boden, J.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6, 103 (1): 5–33. PMID 8650299. doi:10.1037/0033-295X.103.1.5. 
  9. Bernstein, D.A. (2016) Psychology: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10/E. ISBN: 9781305114302.
  10. Leary, M. R., & Downs, D. L. (1995).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of the self-esteem motive: The self-esteem system as a sociometer. In M. H. Kernis (Ed.), Efficacy, Agency, and Self-Esteem (pp. 123-144). New York: Plenum Press.
  11. Leary, M. R., Tambor, E. S., Terdal, S. K., & Downs, D. L. (1995). Self-esteem as an interpersonal monitor: The sociome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68(3), 518-530.
  12. Leary, M. R. (2005): Sociometer Theory and The Pursuit of Relational Value: Getting to the Root of Self-Esteem,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6, 75-111.
  13. 形象!十張圖告訴你高自尊和低自尊的區別! https://kknews.cc/psychology/3mm9xb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