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是研究个人行为、性格、动机、如何受到社会刺激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的一门科学。它结合社会学与心理学两个研究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学与心理学之间的空白，本书将偏重于心理学的部分进行讨论。对于社会心理学的描述随着时代有所变化，过去到现在对此学门曾有以下几种描述：

探讨和社会刺激情境有关的个人的经验与行为之科学研究(Sherif, 1969)
探讨个人行为如何受社会刺激影响的科学研究(Shaw & Castanzo, 1970)
去了解与解释个人的思考、感觉、与行为如何受到真实、想像、与隐含存在的他人所影响(Allport, 1985)
探讨社会与认知历程，对个体知觉他人、影响他人，以及联系他人之方式如何作用的科学领域(Smith & Mackie, 2001)

一般认为社会心理学有三个特性：

是一门科学。
是以个人为研究或分析的单位。
是研究社会刺激对个人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研究重要性在于，人类相较其余物种拥有极高的社会化程度，且过着分工精密的团体生活，但不同于其他动物社会（如：社会化哺乳动物狼、海豚、真社会性昆虫）等多依靠亲族关系建立互助合作，现代人类的社会大多不是依靠亲族关系构成，而是多由没有血缘关系的多个个体合作形成社群，进行合作的团体生活。人类维系大型社会运作的能力，不仅有利于生存与繁衍，也有助于文化传承，对于人类演化可谓至关重要。然而，人类的社会性并不单纯只是利益交换，文献研究显示，人类对人际关系的需求是有生物学基础的(Baumeister & Leary，1995)[1]，部分学者更进一步认为，人脑的演化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环境(结构/功能主义中神经生物学派的观点)。另外，研究显示当个体被社会排斥或受其威胁时，将引发各种生理与心理层面的不良反应，例如：智力分数下滑(Baumeister, Twenge & Nuss, 2002)[2]、不健康行为(Twenge, Catanese & Baumeister，2002)[3]和侵犯他人(Twenge, Baumeister, Tice & Stucke, 2001)[4]等。脑影像研究显示，社会排挤在实验中会大幅度地活化前扣带回(Eisenberger, 2012; Eisenberger, Lieberman & Williams, 2003)，此区域涉及身体疼痛的感受。

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个体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社会和生活的意义。通常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分为以下三种：

个体过程：主要研究和个体有关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成就行为和个体的工作绩效、社会态度和态度改变、归因、认知过程和认知失调、个体知觉和自我意识、个体人格和社会发展，以及应激和情绪问题；

人际过程：主要研究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侵犯和助人行为、人际吸引力和爱情、从众和服从、社会交换和社会影响、非言语交流，以及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

群体过程：主要以群体和宏观文化及社会环境的角度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包括跨文化比较、环境心理、团体过程和组织行为、种族偏见和伦理问题，以及健康心理。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层面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个体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对个体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的社会化、自我意识、社会动机、社会认知、态度、态度改变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群体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团体成员之间、成员和其他个体之间、团体和其他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人际互动、团体凝聚力、从众和服从等和团体相关的问题；

应用社会心理学：应用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实际运用在理解和解答社会问题的应用学科，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践三个领域，也可以分为知识建构、利用和干预、改善生活质量三个领域。

社会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范畴之一，专注于研究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动机、感情、思考如何受群体影响及如何影响着群体。与心理学观点的社会心理学相比，社会学观点的社会心理学专注于探讨如何从微观的日常生活与人际(interpersonal)的分析层次来洞察社会的构成与运作。换句话说，即自我、认知、情绪、行为与认同如何受到社会结构与团体互动的影响，更强调社会不平等与权力关系（包括性别、种族、阶级与性取向）的作用。简言之，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分成三大主题：社会认知、社会影响与社会关系，之后在本章中会分别进一步探讨，以下简单说明：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研究人如何选择、解释、保留并使用社会资讯。包括：我们如何决定对他人的印象、我们如何解释他人的行为、我们的想法如何决定行动等。
社会影响(social impact)：研究他人如何影响个人的思想、感觉与行为。包括：置身于团体中对个人的行为有何影响、人对权威指令有何反应等。例如：阿希(Solomon Eliot Asch)有关遵循(conformity)的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与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又称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s)。
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关注人群如何进行正面或负面的互动。包括：探讨影响人际吸引(interpersonal attraction)的主要因素、社会亲和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与触发、抑止或学习攻击行为的情境，可简化为三个问题：我们为何会排斥或喜欢别人？我们何时会为了什么愿意伸出援手？我们为何会伤害别人？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编辑]

社会心理学大体上一直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而另外一个则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这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大的学术领域发展出来的，不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乃至实质内容上很不一样的两种社会心理学（瞿海源，1989：5-13）。在探究台湾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时，从研究论文题目及摘要，瞿海源发现了另外一个传统，即教育学的社会心理学。他认为在台湾有为数甚多的教育学者的研究侧重社会心理现象的探讨，论文的数量甚至超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很多。于是，瞿海源提出社会心理学尚有第三个传统，就是教育学的社会心理学（educational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心理学形成与发展[编辑]

社会哲学——孕育时期[编辑]

有关社会心理学的创始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作为一个经过长久发展且有所成果的独立领域学科，在其诞生之前必然有长久的准备期。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心理学一样，在正式形成之前都是依附於哲学的母体之下。又因其依附於哲学，我们可以发现哲学中有不少涉及此领域的思想观点。主要可大致分两条脉络：

其一，苏格拉底（公元前 470 年－前 399 年）和柏拉图（公元前 429 年－前 347 年）认为人不只受到生物遗传的影响，也会受到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孩童会因为适当的教育而得到对应的塑造。

其二，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前384年6月19日－前322年3月7日），他认为社会源于人的本性，本性又来自于生物的本能力量，佛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论部分即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启发。

而后，美国早期的社会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1897年11月11日－1967年10月9日）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在哲学中建立了社会心理学主题思想的创始人，由此可见他们的重要性。

社会经验化——形成时期[编辑]

社会心理学可以说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分别脱离哲学的母体之后应运而成的一门学科，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源于相关学科在理论上的进展。除了研究历史上现有的事件，在了解其背后成因后，也可以对未来做出预测，并在类似案例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作出应变处理。例如：透过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测试受测者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就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言，可以回溯到十九世纪初。当时资本主义造成了人类社会剧烈的动荡，人类开始用“政治数学”来考察各类型的新兴社会问题，如调查人口、收入、犯罪等，其中不少已经涉及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例如当时曾经运用警方记录和私人访谈去了解巴黎城内卖淫妇女的想法和生活情况。尽管没有意识到其调查是有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调查者也并非社会心理学的学者，这些各式各样的调查仍被视为这个领域的最初研究。

理论上的进展，可以分为社会学和心理学两方面来讨论。就社会学而言，有关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可以归并为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派”。这种心理学派可以说是源自于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年1月19日－1857年9月5日）的思考模式。实证主义的思维的体现即是，社会学家开始力图以生物学中的进化论思维来解释社会，他们也被认为是“有机学派”，最后因为这种以生物为本的解释方法有所缺失，学者逐渐转向运用心理学的规律来解释社会，为社会心理学打下了基础。心理学对于社会心理学的领域则与前所言的社会学不同，直接在精神病学、变态心理学的领域中表现出来，反而并没有直接表现在理论研究上，像是催眠术被认为是解释心理现象的基础、精神分裂则被归因于社会等。由此可见，社会心理学在形成的过程与此二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相互的联结至今仍未消失。

此外，这门学科的形成还有赖一些重大事件的推动，总体来说，我们大概可以将社会心理学的直接来源分成以下三个部分：德国的民族心理学、法国的群众心理学、英国的本能理论。此外工商心理学也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德国的民族心理学（Ethnopsychology）：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Maximilian Wundt，1832年8月16日－1920年8月31日）创立。民族心理学是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与不同族群或个体的心理特点。它以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又以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不仅研究特定民族集团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还研究他们内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例如：不同民族成员对于颜色表显出不同的偏好。
法国的群众心理学（Group Psychology） ：群体心理学作为社会心理学的分支，研究结成群体的人们的心理现象和活动。群众心理学尤其指出人不能离群独居。一个现实的人，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依从于经济和政治地位、种族或民族、社区、年龄、性别、职业、血缘、兴趣、信仰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与别的人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参加群体生活。而且，一个人通常同时会是若干群体的成员。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群体心理，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此学派是根源于民族心理学。
英国的本能理论（Instinct Theory)：本能理论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从本能出发解释人行为动机的理论。他认为人有两种本能：一是生的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利比多”（libido），它代表着爱和建设的力量，指向生命的生长和增进，同时也代表着生命的原欲。二是死的本能，弗洛伊德称之为“达那多斯”（Thanatos），它代表恨和破坏的力量，表现为求死的欲望。死的本能有内向与外向之分。当冲动指向内部的时候，人们就会限制自己的力量，惩罚折磨自己，变成受虐狂，并在极端的时候毁灭自己；当冲动指向外部的时候，人们就会表现出破坏、损害、征服和侵犯他人的行为。
工商心理学（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心理学在工商领域的应用方向十分广泛，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与时俱进，包括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用户体验与产品发展、消费者行为与市场研究皆属之，故工商心理学与管理学、工业设计、资料与资讯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都有许多交流。工商心理学在架构上有两个重要层面：科学与实务，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领域一样，工商心理学家提出假设，使用科学方法来得到答案，努力将研究结果形成有助于解释行为的有意义型态，并重复验证研究以作出实务上的建议。

社会分析论——确立时期[编辑]

在 1920 年代以前，尽管社会心理学已成为有自身研究领域的独立学科，但仍没有完全摆脱哲学的母体带来的思辨和抽象性质。而在 1920 年代以后，伴随着实证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发展出重要的转折——从描述转为实证、从定性的研究转向定量的研究、从理论转为应用、从大群体的分析转到小群体的研究。这些革命性的转变都说明了社会心理学这个学科走向成熟，且逐渐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此时期重要的里程碑为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F. H. Allport, 1890年8月22日－1978年10月15日)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他创立的实验方法和实验成果皆具有划时代意义，可以说是社会心理学在此阶段确立的标志；另外，还有以乔治·米德为首的美国社会学家则是专注于社会学传统的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补足了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社会行为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及战后的社会心理学[编辑]

从战争用途走向社会行为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尚未发展完全的社会心理学直接使用在战争上，进一步刺激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此一时期，为了战时安抚人心、聚集民族意识精神、宣传战争资讯给大众等目的，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包括：说服、宣传、消弭偏见等课题。而在纳粹政府期间，德国人对于纳粹的支持与顺从、大众对于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迫害、以及士兵在集中营内对囚徒的屠杀，促使社会心理学在战后开始了对于偏见、顺从、歧视与敌意的研究。例如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 1956)、高尔顿·艾尔波特(Gorden Allport)于1954年发表The Nature of Prejudice。到了五零年代末，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转而触及了人际关系、人格特征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此外小群体的研究也得到较多的发展。从1960 年代开始，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达到鼎盛，研究课题更加广泛，也被应用到医院、学校、企业、家庭更多场域之中，同时也有了更多理论方面的建设，试图对社会行为作出新的解释。但蓬勃的发展与研究也同时引发对于学术伦理的争辩。如米尔柏格的顺从实验(1974)，导致1970年代开始，心理实验有了严格的研究伦理与实验准则规范。而社会心理学也朝多元主义(Pluralism)发展，从开始转向对不同文化间的行为差异、社会认知等议题。

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认知失调理论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年5月8日－1989年2月11日）在 1957 年的<认知失调论>一书中提出。它的基本要义为，当个体面对新情境，必须表示自身的态度时，个体在心理上将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为了消除此种因为不一致而带来紧张的不适感，个体在心理上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自我调适：

-对于新认知予以否认

-寻求更多新认知的讯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藉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得心理平衡。

此理论于性质上为解释个体内在动机之主要理论，故为被广泛用以解释个体态度改变之重要依据。

主要来源

认知失调理论建构的主要来源于，费斯廷格和他的学生隐身在一群信众之中，研究他们的认知失调。这些信众相信在某一日会有大洪水到来，他们的守护者会驾着飞船来解救他们，带他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对此他和他的学生提出一个假设：

假设有某人十分相信一件事，并假设他受到信仰的约束，因而采取不可挽回的行动。如此一来，假如在最后他有无法否认的证据显示自己信仰之错误，那么这个人不会消沉下去，反而会产生更坚定不移的信念。

而费斯廷格他们的观察结果也正如之前假设一样，当预言会有大洪水的日期到来了，没有飞船也没有洪水，一些坚定不移的信众反而更相信这样的信仰，以此来弥补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费斯廷格之后又和另一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梅里尔·卡尔史密斯（James Merrill Carlsmith，1936年4月12日 – 1984年4月19日)进行一项认知失调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做一件无趣的工作，结束后告诉他们实验目的在于“对于工作有趣与否的预期，是否会影响之后的工作效率？”而这些人属于“无预期组”，并请他们告知下一位受试者这个实验很有趣，以形成他们的预期。在这些受试者中有些被给予 1 美元，有些给予 20 美元，并被问到这件工作是否有趣？

这个研究想要了解的是：事后所给予的酬金，会不会减少认知失调（一件无趣的工作，却被要求告诉别人这是有趣的工作）的冲突，而认为这件事是有趣的。研究结果出人意料：

得到 1 美元的人之中，较多人认为工作是有趣的。

根据解释：在那些得到 20 美元的人之中，他们会认为是因为 20 美元，而有合理的借口说谎；而得到 1 美元的人，只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告诉自己这个工作是有趣的，以减少认知失调的情形。

根据上述的实验结果，费斯廷格归纳出人类在处理自己信念受到挑战时，我们的认知系统会进行一些处理。

减少认知失调的方法

改变认知-如果两个认知相互矛盾，我们可以改变其中一个认知，使它与另一个一致。
增加新的认知-如果两个不一致的认知导致了失调，那么失调的程度可由增加更多的协调认知来减少。
改变认知的相对重要性-因为一致和不一致的认知必须根据其重要性来加权，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认知的重要性来减少失调。
改变行为-认知失调也可通过改变行为来减少，但一般情况下，行为比态度更难改变。

认知失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政治行为学中，对于选民的投票行为研究一直都是个历久弥新的议题，毕竟在民主国家中政治权力的归属正当，就是投票形式进行确认，然而也催生出两派选民，简单化约下可以分类出进步派与保守派，在对保守派投票行为的研究当中，就有一部分人将其归因于认知失调理论带来的影响，当新事物之资讯揭露的不够充分，选民就有可能因为认知失调理论改变。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现状[编辑]

社会心理学自20世纪初期以来，经历了从精神分析到行为主义，再到当代多元理论框架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研究方法的演进，也显示了社会心理学如何逐渐融合认知、文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形成了一个丰富且复杂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理论的转变:从精神分析到行为主义[编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早期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其对潜意识过程的探讨。然而，20世纪初，行为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约翰·华生（John B. Watson）和B.F.斯金纳（B.F. Skinner）的工作，提倡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研究心理现象，从而挑战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主观性和不可量化。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多元化发展[编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心理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理论或研究方法。当代社会心理学结合了认知、文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社会认知理论：

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是一个转折点，它强调了个体在社会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自我效能。班杜拉的鲍勃娃娃实验展示了儿童如何透过观察成人的攻击性行为来学习，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也为理解社会化过程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社会神经科学的兴起：

社会神经科学的发展将生物学技术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开创了探索社会行为如何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新领域。例如，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激活大脑中与体验身体疼痛相关的前扣带回，从而提供了社会排斥感受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兴起强调了文化背景对社会行为和认知的影响。乔·亨利希等学者对“WEIRD”社会的研究揭示了心理学研究样本的文化偏差，促进了对文化差异在社会行为中作用的深入理解。

相较于20世纪初期，当代社会心理学已经从单一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转向更加多元和复杂的研究范畴。生物学技术的应用、跨文化视角的探索、以及大数据分析的创新，都显示了社会心理学在理解人类社会行为方面的不断进步和深化。这些发展不仅丰富了社会心理学的学术内容，也为解决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视角。

社会心理学的现状[编辑]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在 1970 年代以后发生了危机。当时美国正经历许多社会危机，也出现各类型的社会运动。然而在面对社会动荡时，尽管人们呼吁社会心理学家走出实验室解决现实中迫切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却无法提出适切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这使得这个学科在当时饱受批评。主要可以归因于下列三个原因：

理论定向的问题：长久以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长期以个人为中心，忽略了个人是社会的产物。
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实验方法使得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脱离现实也过于抽象。
社会期待的问题：由于这门学科与生活密切相关，以至社会对于此学科寄予过度的期待，而造成更大的失望。

社会心理学研究方向的转变[编辑]

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美国心理学家拉察鲁斯(Richard S. Lazarus, 1922年3月3日 – 2002年11月24日)、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 1832年8月16日 – 1920年8月31日)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 1843年3月12日 – 1904年5月13日)和法国学者勒邦(Gustave Le Bon, 1841年5月7日 – 1931年12月13日)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思想直至今日还具有影响力，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下从早期的社会促进研究，发展到社会惰化的研究；从顺从的研究，发展到反顺从和独立性的研究；从侵犯的研究，发展到利他精神的研究；从吸引的研究，发展到爱情的研究；从人际知觉的研究，发展到归因的研究等。

自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的观点改变最主要表现在：认识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重视现场研究、应用研究并以现场应用研究去检验实验室研究所得的理论，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强调从现场到实验室的研究，或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研究，往复循环相互论证。同时，电脑的广泛使用，能更有效率的处理与统计资料，推动了社会心理学的进步。

其他学门的进展及新科技的诞生、社会型态演变，都为社会心理学拓展了研究题材：

遗传与演化观点：

-由于“行为遗传学”的进步，现在许多心理学研究整合了生物基础与心理学原理，探讨基因在社会行为上的影响。

-“演化心理学”则用演化观点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我们的心理现象与行为背后有多少程度是来自我们在演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选汰压力。

神经科学发展：许多神经科学方法的问世，可以非侵入的方式观察大脑在某个活动中的影像，提供社会心理学家探讨行为背后的生理机制，更清楚的提供科学证据。例如：正子断层造影(PET)、事件相关电位(TMS)、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等工具研究大脑反应与情境中个人之思考、情绪反应和行为之间的关联。
行为经济学、政治道德问题：心理学研究主题更延伸到政策、经济与科技的层面。行为经济学研究消费选择背后的心理原理，为传统“理性消费者模型”补充了不足，和商业发展紧密相关，也和行销、公卫宣导、政治哲学等有关联。
新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与互联网的出现成为新兴资讯交流平台与人类沟通的媒介。研究这些平台上的资讯交流互动也是对人类社会心理的一大观察，同时配合大数据分析，可以发展可观的研究成果。以 FB 为例，借由给予受试者填写资料结合其账号上的活动和偏好能够使专门机构分析出受试者之投票倾向，进而让选举团队做出修正以及行销。

台湾社会心理学的萌芽[编辑]

一九六三年杨国枢（1932年12月22日－2018年7月17日）、李本华和余金芳三人在台大心理学系研究报告第五期发表英文论文The Social Distance Attitudes of Chinese Students Towards Twenty- five National and Ethnic Groups，可能是最早的一篇社会心理学研究论文。在文中，研究者编制了一项社会距离的量表，测验台大学生对二十五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距离。结果发现对德国人的社会距离最远，对印尼人的社会距离最短。台大心理学系开办之后，社会心理学就是必修课，创系后第二年，即一九五一年，就开授社会心理学。根据萧世朗的回忆，是由郑发育教授开授。可能这门课一直都由郑先生教，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由樊际昌先生教了两年，又再由郑先生开社会心理学的课，到一九八二才由黄光国接替。杨国枢教授在一九六九回系后，在一九七○于大学部三、四年级开授实验社会心理学。之后，就再也未开这门课了。黄光国回国后，在一九七六年在研究所开高等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法，之后不定期在研究所开授社会心理学的课。

杨国枢曾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及心理科学研究中心讲座教授，也是台湾心理学专家。他在台湾大学心理系取得学士学位后，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获得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杨国枢同时是台湾心理学界的先驱之一，对于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人格特质、社会心理等议题上，并致力于将西方心理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结合，开创了台湾心理学的先河。杨国枢也是台湾心理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对于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心理学研究：杨国枢教授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开设了社会心理学相关课程，并积极进行相关研究。他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集体主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社会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2.文化心理学研究：杨国枢教授将西方心理学理论与中国文化结合，探讨了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对心理过程的影响。他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文化与心理的理解，为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3.心理学教育：杨国枢教授致力于心理学教育的改革和提升，推动了心理学在台湾的普及和发展。他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喜爱，对后来台湾心理学界的发展影响深远。

4.心理学会贡献：杨国枢教授是台湾心理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并曾担任该会的重要职务。他积极参与心理学会的各项活动，推动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

杨国枢教授在心理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研究和贡献为台湾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当代心理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台湾第一篇社会心理学的硕士论文是一九六七年由台大心理研究所的叶启政所撰写，由张肖松教授指导，论文题目是“不同文化对不同国家刻板印象看法差异的研究”。

接着，一九七○年，李本华和杨国枢又连名发表“台大学生对他族或他国人民的刻板印象”，七二年两人再发表“台大学生对他族或他国人民之刻板印象的变迁：1962－1971”。一九七六年黄光国获得博士学位，台大聘为专任讲师，事关台大乃至台湾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因为黄光国后来成为了心理学本土化的主将，大大推动了台湾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者在70-80年代借着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及心理学研究所先后获得六个职缺，不只是在结构上提供了台湾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空间，更在实质上，促成了后来国内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成长。

核心观念[编辑]

社会认知、基模、归因、态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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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编辑]

当我们试图了解人的认知如何受到社会影响时，社会认知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是一个我们应该要了解的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角色理论较为相似，是在研究团体关系时所使用的主要理论。此理论认为影响个体的社会知觉、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对自己团体成员身份的认同感，西元 1986 年，加拿大心理学家亚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年12月4日－2021年7月26日）出版了他的名著《认知与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从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进一步推广出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论认为社会环境、人的认知、行为三者之间会彼此影响、互相决定。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会对于自己接收到的各种资讯进行整理、记忆、诠释等处理，进而对该社会情境产生自己的理解和认知，并且会依照这些认知产生行为，而产生的行为又影响了社会情境。社会认知论反对更早之前认为人的认知与行为单方面受到外在环境影响的理论，而是认为社会环境、认知、行为是互相决定的。

然而，在心理学的领域中，我们更在乎的是社会情境如何影响人的认知，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每当人遭遇到一个社会情境时，大脑必须要将其加以处理产生认知，然而由于每个人都是“认知小气鬼（cognitive miser）”，在大脑的认知资源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处理太复杂的事情下，为了达成认知上的效率，我们必须透过产生“认知结构／框架”来帮助我们聚焦，使我们在遭遇特定社会情境时快速做出反应，节省大脑思考的时间与认知资源。其中一种“认知结构／框架”正是透过社会环境、文化所形成的，我们将之称为社会基模（Schema）。社会基模（Schema)：我们对初次见面者的印象，常受其外貌特征（如肤色、表情、脸型等）影响以及我们对这些特征解读的影响。人类知觉总和了从上下达与下上传两种讯息处理程序。例如：我们看到笑脸迎人通常构成好印象。
虽然未必绝对正确，但在有限的资讯下，我们倾向用自身经验预测结果。这些处理社会情境的背景知识来自于社会基模。所谓基模就是存在我们记忆中的结构性知识，不但协助我们组织过去的经验，也帮助我们解释现在的经验。

社会基模（Schema)：我们对初次见面者的印象，常受其外貌特征（如肤色、表情、脸型等）影响以及我们对这些特征解读的影响。人类知觉总和了从上下达与下上传两种讯息处理程序。例如：我们看到笑脸迎人通常构成好印象。
虽然未必绝对正确，但在有限的资讯下，我们倾向用自身经验预测结果。这些处理社会情境的背景知识来自于社会基模。所谓基模就是存在我们记忆中的结构性知识，不但协助我们组织过去的经验，也帮助我们解释现在的经验。

一旦社会基模被启动，它形成的想法与期待就会进一步影响对他人的知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凯利（Harold Kelley, 1921年2月16日 – 2003年1月29日）做过一个经典实验：
他向选修经济学的学生介绍一位客座讲师的特征。在介绍时，他对其中一群学生使用“温暖”类的形容词，但对另一群学生则使用“冷漠”类的形容词。接着请这位客座讲师到课堂带领 20 分钟的讨论，然后再请学生评价对这位讲师的印象。研究结果发现期待讲师是温暖的那群学生，给予讲师的评价高于期待讲师是冷酷的那群学生。这是因为学生们听到介绍时所形成的社会基模，影响了他们后续对这位讲师的评价（Kelley, 1950）^[1]。

社会基模对印象的影像形成也取决于它是否容易从脑海中记取（accessibility），愈容易回忆的社会基模，愈容易在社会判断中使用。由于过去曾有使用过的经验，某些基模随时都是活跃、可使用的；另外，有些基模因为最近使用过而容易记取。换言之，认知心理学中的促发作用（priming）同样适用于激发社会基模。例如：
刚在课堂上习得酒精上瘾的特征，在回家路上见到步履摇晃的乘客，你或许第一个会想到他可能是喝醉了，也就是课堂中有关酒精上瘾的种种叙述启动了你“酗酒”的基模，所以你直觉地使用它来解释你的所见所闻。
综而言之，资讯的易得与否，是启动社会基模的重要因素之一。

归因（Attribution)[编辑]

归因在心理学中是一个用来描述推论行为的造成原因的过程的词汇。人们之所以进行归因，是因为人总是认为生活中观察到自我或他人的行为是有目标的，因此想找出导致行为的原因，对其所发生的原因作出解释和推论。人们透过归因，不但可以知道观察所见之行为与事件的发生原因，还能借此建构并理解、认识自己所身处的世界。因此，归因的理论与模式就成为相当重要的社会认知基础。

1. 归因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1896年2月18日－1988年1月2日）提出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认为人们在某种情境下之所以表现某种行为，可将其区分成内在归因及外在归因。内在归因系属当事人本身的因素，如性格、态度、价值观等；而外在归因则是个人本身以外的因素，如社会规范、气候变化等。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为说明和分析人们活动因果关系的理论，人们用它来解释、控制和预测相关的环境，以及随这种环境而出现的行为，因而也称“认知理论”，即通过改变人们的自我感觉、自我认识来改变和调整人的行为的理论。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海德（F. Heider）在其 1958 年出版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中首先提出归因理论。以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陆续提出一些新理论，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温纳（Bernard Weiner）、美国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1942年8月12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Harding Kelley, 1921年2月16日 – 2003年1月29日）、琼斯（Edward E. Jones, 1926年8月11日 – 1993年7月30日）等人。70 年代归因研究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

海德（Heider, 1958）^[2]的归因理论

在海德看来，行为的原因或者在于环境或者在于个人。如果在于环境，则行动者对其行为不负什么责任；如果在于个人，则行动者就要对其行为结果负责。
海德关于环境与个人、外因与内因的归因理论成为后来归因研究的基础。
1. 环境原因如他人、奖惩、运气、工作难易等。
2. 个人原因如人格、动机、情绪、态度、能力、努力等。
其归因理论可分为下列两种：
1. 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外因，将行为发生解释为情境（环境）因素使然者
2. 性格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内因，指个体将行为之发生解释为自己性格使然

凯利（Kelley, 1967）^[3]的归因理论

提出共变模型（Convariation Model），对海德的归因理论进行又一次扩充和发展。凯莉认为人推断行为的原因依赖三种讯息，分别为“一致性（consistency）”、“共通性（consensus）”与“特异性（distinctiveness）”。

特殊性（Distinctiveness）：或称区别性，指的是该行为只在特殊情境发生还是一般情境下经常发生。
举例：一名今天迟到的学生是否平常就会表现得很散漫，迟到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其迟到行为的特殊性低，则观察者（老师）可能会对其行为做内部归因；反之，若这名学生平常都很守规矩，观察者则倾向对其行为做外部归因（例如：公车误点）。
一致性（Consistency）:指行动者是否在任何情境和任何时候对同一刺激物做相同的反应。
举例：一名学生并不总是上课分心，这次的分心是一个特例，行为的共同性较低；而如果他经常上课就分心，则说明行为的共同性高。行为的一致性越高，观察者越倾向于对其作内部归因。
共同性（Consensus）：指其他人对同一刺激物是否也做出与行为者相同的方式反应。如果每个人面对相似的情境都有相同的反应，我们说该行为表现出共同性。
举例：每位学生都是在数学课时分心→行为的共同性高，归因于外部，也就是数学课的问题；反之，只有少数几位学生会在数学课时分心→行为的共同性低，归因于内部，也就是少数学生自己的问题所导致。
- 当我们认为行为是受到该行动者本身的思想、感受或行为特质所引导时，此即“内在或特质归因（internal or dispositional sttribution）”。而若行为是由行动者所处环境中的暂行性因素所致，则是“外在或情境归因（external or situational attribution）”。凯莉指出，将行为推论为内在或外在归因取决于上述上种讯息的不同组合。如当共通性与特异性低，而一致性高时，我们倾向认为此行为是当事人内在因素所致。
- 人们对行为的归因总是涉及三个方面的因素：客观刺激物、行动者、所处关系或情境；其中，行动者的因素是属于内部归因，客观刺激物和所处的关系或情境属于外部归因。

温纳（Weiner, 1972）^[4]的归因理论

温纳归因论的基础来自于海德（Heider）与罗特（Rotter），后由其集大成，温纳的归因论对行为的归因偏重在对行为结果的成败的解释，故又称成败归因
人们对行为成败原因的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六个原因：

能力：根据自己评估个人对该项工作是否胜任
努力：个人反省检讨在工作过程中曾否尽力而为
工作难度：凭个人经验判定该项工作的困难程度
运气：个人自认为此次各种成败是否与运气有关
身心状况：工作过程中个人当时身体及心情状况是否影响工作成效
其他：个人自觉此次成败因素中，除上述五项外，尚有何其他事关人与事的影响因素（如别人帮助或评分不公等）

以上六项因素作为一般人对成败归因的解释或类别，温纳按各因素的性质，分别纳入以下三个向度之内：

因素来源：指当事人自认影响其成败因素的来源，是以个人条件（内控），抑或来自外在环境（外控）。在此一向度上，能力、努力及身心状况三项属于内控，其他各项则属于外控
稳定性：指当事人自认影响其成败因素的来源，是以个人条件（内控），抑或来自外在环境（外控）。在此一向度上，能力、努力及身心状况三项属于内控，其他各项则属于外控
能控制性：指当事人自认影响其成败的因素，在性质上是否能否由个人意愿所决定。在此一向度上，六因素中只有努力一项是可以凭个人意愿控制的，其他各项均非个人所能为力

2. 归因偏误（Attributional Biases）：为一种认知错误，人们试图通过自身或他们的行为找出导致行为的原因，但其推论过程与结论却不一定正确，此即归因偏误，且通常发生在使用自我认知而非客观事实时。以下为常见的归因偏误：

基本归因谬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基本归因谬误系指在解释他人行为时，过于重视内部(个人)因素而忽略外在(环境)因素。
举例：如当社会发生随机杀人案、失业率上升等社会现象，一般大众在评判他人行为时，有十分强烈的倾向内在归因，而社会学则是透过探求背后原因，发现问题，来找出实际上的形成原因，进而提出解方。
当事者——旁观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当事者——旁观者效应指的是人倾向对于自身行为作外在归因，但对他人同样行为却做内在归因。产生此种归因偏误系因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可以掌握较多外在情境讯息，但却难以得知他人行为时的情境讯息。
举例：当我们在分析自身的学习状况时，如有遇到翘课的情形，经常认为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临时有其他重要的事等，而若发现有一个同学时不时翘课，我们则会认为他不用功、学习态度差。
自利/自保归因偏误（self-serving bias attribution）：自利/自保归因偏误系指人倾向对于成果作内在归因(归因于个人特质)，对于失败或挫折则作外在归因(归因于环境或是他人)，并卸责他人。
举例：如学生考试得高分及认为是因为自己准备足够，在分数上得到应有的回馈；而当拿低分时，则倾向责怪老师出题太难，或是老师没教好等等。
社会期许性偏误（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指人们倾向注意权重社会不期许的行为，有时候不能注意到社会高度期许的行为。
举例：某人在用餐时大声嚷嚷、发出咀嚼声，即使发言内容极具深度与启发性也无法去除缺乏教养的坏印象。
普遍或非普遍效果（common or uncommon effect）：指人们倾向依据行为效果的普遍性推论为情境归因，不普遍性推论为个人归因。
举例：球队教练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开合跳 30 下，我们倾向归因此要求为情境因素使然。但如果是文学教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开合跳 30 下，我们倾向归因此要求为个人因素使然。
文化影响归因：
- 研究显示基本归因谬误在东方较西方显著，如美国人对社会中偏差行为的描述经常归诸于当事人，而印度人的描述则是专注于影响行为的外在情境因素。此现象受到每个国家的文化及追求的价值而有所不同，如美国崇尚自由及个人主义，东方国家则重视社会连带、团体表现等。
- 上述所提到的自利/自保归因偏误也有文化影响的成分，美加和澳洲人是具有强的自保偏误，而日本人与印度人则是自保偏误较低。在集体主义的国家，如中国，人们失败被作内在归因较普遍，反映出中华文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概念推崇。
- 如何避免基本归因谬误
  - 学习同理他人：当我们不假思索评判别人的时候，更容易落入基本归因谬误的陷阱，而研究结果显示，同理心可以减少基本归因谬误的发生，也就是当你想要责怪某人时，如果愿意设身处地、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态度就会变得比较友善、也比较不容易有成见，当你下一次想把问题归咎于“他是这种人”而非“他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不妨多点设身处地的同理，应避免只从个人特质出发，需要同时考虑客观的环境因素。
  - 后设认知能力（metacognition）：后设认知是指个人对自己认知历程的认知，即每个人经由认知思维从事求知活动时，个人自己既能明确了解他所学知识的性质与内容，而且也能了解如何进一步支配知识，以解决问题。而基本归因谬误就是我们在行为的当下无意识地就做了思考、缺乏后设认知，因此需要对归因的过程和归因方式进行再归因，分析、归纳自己常用的归因方式以及各种归因方式的利弊，藉以矫正自己的归因偏差。

3.自我实现预言（self - fulfulling prophecy）：

最初由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 1863年8月13日 – 1947年12月5日) 于 1928 年提出，他说“If men define situations as real,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指的是个人起初对事件的演绎会导致相应的结果发生。后来，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 (Robert King Merton, 1910年－2003年）首次用到“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个词汇，并定义其为 “…a belief or expectation, correct or incorrect, could bring about a desired or expected outcome （一种不论是对与错的信念或期望会最终导致符合期望的结果发生）”。简单来说，此现象是指当事人最初抱有的期望（expectation）会影响其具体的行动（behavior），使整件事情的结果符合当初的期望，继而强化（reinforce）了该期望，令当事人更加相信原先期望的真实性。

例子: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不擅长运动，于是减少了运动频率，因为缺乏练习造成技巧不佳，进而证实了他不擅长运动的事实。或是对于人际关系来说，当你认为这个人迷人的话，便会用友善的态度与他谈话，也因为你的态度，他也展现出良好反应，进而证实了你对他的印象。这项理论最著名的实验出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1933年3月2日－)和 Jacobson 博士，他们在一所学校里随机抽取一些学生，并告诉老师这些学生的智商非常高。最终他们发现，那些被他们设定成高智商的学生，比起其他的学生更加优秀。

态度（attitudes）[编辑]

态度的定义是能被学习的，是一个人、一件物品、一个地方或者事件的整体评估，会影响人的思想和行动。态度是我们对周遭实体或抽象的人事物与概念会如何想、感受、行动的倾向。产生的态度也可以有很多形式，无论喜欢、讨厌、没有意见都可以是态度的形式。诸如喜欢巧克力雪糕，或赞同特定政党的价值观等。

态度的成分： 态度具有情感、认知、行为三个成分：

情感成分（affective）：反映出态度的情绪反应
认知成分（cognitive）：反映我们对态度对象的想法与信念
行为成分（behavioral）：反映出我们对态度对象的所作所为

态度的功能：

知识功能：态度在我们对外界的知觉与解释中扮演重要角色，既存的态度可以让我们不假思索就做决策。
工具性：态度可以让我们有效率地决定追求与逃避的对象，因此对事物形成态度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好。
表达价值观：态度能让我们反映个人基本价值，如随身携带环保袋、环保餐具及买二手衣物等，反映个人重视环保。
自我防卫：态度能让我们使用否认、反向、投射等防卫机制，如刻意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特别支持或友善。
社会适应功能：透过态度表达来建立、维持与促进平顺人际交往。

态度的形成： 人的态度有不同的来源。研究显示人对宗教与政治的态度受到性格的影响，例如研究显示“诚挚负责”（conscientiousness）的性格特质与个人宗教性（religiosity）有正相关（Issazadegan, 2012；McCullough,Tsang,& Brion,2003^[5]）。
除了先天性格，态度也受到日常生活的影响，只要某一人事物重复呈现，就能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我们见到一个对象越多次，就越可能对他产生好感，这个被称为“单纯曝光效果”（mere exposure effect）。喜欢常见刺激的现象可能是因为人透过古典学习产生了愉快与刺激之间的连结。此外，观察学习也可以改变态度，人们倾向附和重要人士的态度。

态度的三大特性：

态度是后天学习造成的。
态度往往十分稳定，不容易改变。
态度具有评价性（evaluative），带有好坏，而非中性。

关于态度的两种理论

1. 学习（记忆基础）论：态度是针对各态度对象物持有稳定的记忆，亦即将态度视为一种心理和神经的预备状态，经由经验组织起来。

此论点可说明个人有矛盾或模糊态度存在的可能性。举例来说，像是对于某政党或某事件的看法。

此外，这也包括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强化理论以及社会学习理论。

2. 认知（建构）论：态度是认知建构的产物，人们会在有需要时对态度对象物产生评价，不需要有稳定的个人倾向。

此论点略去态度所有过去的参考根源影响，而关心个体现在的、当下的及时敏锐反应。如现在最想吃哪一道料理？现在最想做的事？

而态度往往可以促使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因此了解一个人的态度，往往就能够预测他的行为。

态度改变理论

态度变化指的是当个体已经拥有特定态度，但是原先态度受到新的环境、讯息或理论影响因尔转变的过程。态度的改变可以分成两类，一是态度的方向不变但强度改变，另一则是态度的方向改变。态度的改变理论有以下四类：

1. 改变态度三程式论：也叫态度分阶段变化理论，由凯尔曼（Kelman,1958）^[6]通过分析典型的态度变化例证提出，该理论认为态度变化会按照依从、认同和内化三阶段发生。

依从：是表面上的态度变化，亦即为了和他人看起来一致或是达到某种目标而改变外在态度，但内心态度并未改变
认同：是个体和某个族群具有强烈连结性，因而开始接受某些观念、习惯等等的过程，因为具有情感连结，所以是一项自愿的选择
内化：个人获得新的认知信念，并以这种信念评判自己的价值时所发生的完全的态度改变，此阶段个体将获得新的价值观，也是态度改变的最终阶段。

2. 认知失调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范士庭（Leon Festinger, 1957）^[7]所提出，该理论当中主要有两种典型，一是个体经常在决策之后看见其选择事项的缺点，这时候个体会尝试改变态度来减少认知失调，另一则是当个体所持认知的信念与表现的行为不一致时，心里会产生失调，因此需要改变态度来一致化信念及其行为，减少认知失调。

3. 认知平衡理论：由海德（Fritz Heider）所提出，该理论强调的三个要素包括“自我”、“他者”、“物体、概念或事件”，分为平衡与不平衡状态来探讨自我对他者、自我与他者对物体、概念或事件的态度，若当中某些态度不一致，将会产生不平衡的状态，而个体会因而借由改变态度来回到平衡状态。

4. 参与改变理论：由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提出，认为个体的态度将被群体活动的参与方式所影响，可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参与方式。态度往往可以促使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因此了解一个人的态度往往能够精准预测他的行为。

自我(Self)[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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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由很多的层面构成，包括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社会自我（social self）、自尊（self-esteem）。

自我概念[编辑]

自我概念由反映评价、社会比较和自我感觉三部分构成：

反映评价：从他人所获取的反馈，意指个体从其他个体那里所得到的有关自己的信息、评价等。
社会比较：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
自我感觉：个体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个时刻，脱离对他人反映评价的依赖，选择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这种不依赖他人评价，由自己所决定的方式被称为自我感觉。

自我知识[编辑]

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资讯，对我当前心智状态（mental state）的了解，例如：“我感觉到我的膝盖很痛”。认识自己一直被视为是一项重要成就，自我知识不只是一种知识而已，还带有很深远的伦理蕴含：自我知识和理性、自由、与心理健康等主题均有密切的关连。这里心智状态包括我的感觉（sensation）、思想（thought）、信念（belief）、欲望（desire）等。自我知识被认为是自我（self）的构成元素，或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构成元素。

自尊[编辑]

自尊又称自我肯定，是指个体借由自身和外在社会的标准对自身价值的评价，亦即如何看待自己，并由此产生正、负向感受。自尊是一种引人关注的心理学概念，因为它可以预测某些结果，例如学业成绩、幸福感、婚姻和人际关系的满意度以及犯罪行为。自尊可以应用于特定属性或全局。心理学家通常将自尊视为一种持久的人格特征（自尊特质，英语：trait self-esteem），但也存在正常的短期变化（自尊状态，英语：state self-esteem）。自尊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包括：自我价值和自我完整性等。

自尊五感[编辑]

心理学家 Dr Michele Borba 提出了自尊分成不同范畴，合称为自尊五感（The Five Building Blocks of Self-Esteem）。而其分别是：安全感（security）、独特感（selfhood）、联系感（affiliation）、能力感（competence）、方向感（mission）。

安全感(Security)	安全感是有放心、舒适和安全的感觉，我们可以预期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感到忧虑，能够信赖别人以及理解规则和限制。要提升安全感，可以尝试建立正面、可信赖和充满关爱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另外，订立合理的规矩并在有需要时执行，也可有助人接受秩序，从而提升安全感。
独特感（Selfhood	包括知道自己是独特的，且了解自我价值，对自己和影响自己的事情都有准确、现实的理解，也认知到自己在现实中的独特性、角色等。而正因如此，独特感高的人能够接纳自己的外貌、能力、喜好、特质等，并认同自己在群体中的不同之处。可以更准确的了解和描述自己以提高独特感。并努力发掘自己主要的角色、能力、特质，且学习注意和了解这些特质。最后，改善自己辨识和抒发自己情绪的能力，以更好地掌握自我。
能力感（Competence	能力感需要人会对自己完成的事情感到自豪，并有成功感，觉得自己有效率及有能力。能力感高的人不但了解自己的强项，也了解和接受自己的弱项，因此他们会更倾向去学习新事物及应付挑战。学习善用不同的机会去提高能力感，不但能加深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能记录和评估自己的成长和进度，并反思如何从错误中学习，并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联系感（Affiliation	联系感是指在人际关系中(特别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中)感到被其他人接纳、认同、欣赏及尊重，并对这些自己与所属的群体有密切的关系和归属感。可以先由鼓励包容和接纳不同群体成员，如杜绝内部的欺凌等开始增加联系感。并可透过举行不同活动，帮助大家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促进彼此间的友谊、认同和互相扶持。
方向感（Mission）	方向感指人感到人生有意义、目标及动力，并懂得如何订下实际、可行的目标，同时为个人决定引致的后果负责。朝着提升方向感的目标进发，便要学会并提升自己下决定、找寻替代方案、认清后果等方面的能力。我们也可透过学习不同订立目标的技巧，去协助自己实现不同目标和提升方向感。自尊低不是由单一感较弱所致，而是因为自尊五感之间互相影响而成。因此要提升个人自尊，就需要同时照顾自尊五感。此外，影响自尊的因素包括了自己、身边的人和环境，我们难以在短时间改变环境，但若深入了解和善用自尊五感，就可以帮助到自己和身边人改善自尊。

关于自我的三大研究发现[编辑]

一、觉得自己容易被关注[编辑]

1. 感知阈值（Perceptual Threshold）
感知阈值的定义为：让一个有知觉的生命体，可以意识到特定感觉所需的最低刺激程度。
对于有关自己的事物，个人的感知阈值通常较其他事情低。举例来说：听到别人叫自己的名字，我们通常会比较敏感，较易产生反应。个体之间也存在不同的感觉阈值差异。当一个人感知阈值较低时，能接受的刺激就愈小，对外在刺激较为敏感，美国精神分析学者伊莲艾融博士（Dr. Elaine Aron）在1996年提出“高敏感族”一词。根据艾融博士的描述，高敏感族很容易因为外在环境刺激而出现不适感，而且几乎所有不舒服的感觉都会被放大。例如，他们待在太多刺激的环境中就想逃离、对于短时间内要应付很多事感到烦躁、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影响、不喜欢犯错、容易自责等等。

2. 焦点效应（Spotlight effect）
个人有特别强的偏误，往往把自己看作中心，高估别人对自身的注意程度。个人时常认为他人无时无刻都在观察自己的一举一动、批判自己尴尬、丢脸的行为，但实际上大家都只关注自己，如同活在自己所造出的聚光灯下一般。
举 Thomas Gilovich 论文中的实验为例[5]：
他们请受试者分别穿上可能写满脏话、令人尴尬的衣服（embarrassing T-shirt）和正常衣物，并对“会有多少比例的人会注意到你衣服上写的文字？”作出预测。结果人们都会以为会有一半的人发现我们衣服上的字，但只有两成发现令人尴尬的衣服。尽管有人发现，但实际上没有如自己所预测有这么多人注意。
焦点效应也常在销售上被应用为一种推销手法，大多数的推销员一进门就开始介绍产品，但实际上，客户不见得喜欢听推销员絮絮叨叨地说，毕竟没有人会对于别人的事抱有多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陌生人，客户大多不愿意花时间去听别人的事；相反的，大多数的人都会有兴趣去谈论关于自己的事。这种销售手法会在与客户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先与客户谈论关于客户的事情，通常会在进门时就开始观察像是客户喜欢的书、摆放的饰品、客户的衣服等等，若在谈到自己产品的时候出现了僵局，再将话题引导到客户身上，如此一来，就能利用将焦点放在客户自身的手法使其保持专注及抱有兴趣。

3. 透明度错觉（或被洞悉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意指人们高估他人理解我们内心的状态之倾向，尽管每个人都会避免自己的隐私泄露于外人，也会尽可能客观的去推测他人探查我们内心活动的程度，人们仍然倾向认为自己言语的掩饰、表情的伪装和负罪感的逃避能被人看穿，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例如：误以为别人关注自己的表情时，可以清楚洞悉我们内在的状态。透明度错觉在于公开演讲的时候尤为显著，平常我们上台报告时，总是以为同学感觉得出来自己很紧张，但实际上看不太出来。
在此可以连结至皮亚杰（Piaget）针对儿童认知发展所进行的三山实验（three-mountain experiment）[6]：
实验中有三座山的模型，山脉的大小不同也有不同的记号（雪、红十字、小屋），儿童在以 360 度完整观察该山后，要试图猜测不同于儿童的娃娃或是试验者的视角。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较小儿童会以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别人的观点。相同地，我们对自己有全知性的了解，但别人没有，我们却因为“知识的诅咒”而误以为他人同等的了解自己的内在状态，导致透明度错觉这个现象产生。

二、自我感觉良好[编辑]

指人们倾向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有优越感。这种机制可能是为维持心理健康而设置，若长期处在贬低自己的情况，会导致不幸的结果，故要经常自我鼓励。

1. 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7]

乌比冈湖效应指人的一种总觉得什么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倾向，即给自己的许多方面打分高过实际水平；其名称来源于美国作家盖瑞森．凯罗尔（Garrison Keillor）1985 年在小说"The Lake Wobegon Virus"中所虚构出的神奇小镇，形容在那里“所有女子都强势、所有男子都英俊、所有儿童都比普通小孩更优秀。”的形容后段("all the children are above average")——多数人也都有认为自己优于平均值的现象。

然而最早在西元 1965 年，一项针对车祸幸存者的研究即无意间发现乌比冈湖效应，调查过程如下：
研究者普瑞斯顿（Preston, C. E.）及哈里斯（Harris, S.）花 6 个月的时间，访谈西雅图市（Seattle）某家医院在这段期间收治的车祸伤患，并与另一组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全然相仿但未曾经历过车祸的对照组做比较。两组受访者皆需回答有关驾驶能力的测试问题，并在测验后为自己的驾驶能力打分数。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车祸伤患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优于一般人。然而事实上，他们在测验中得到的分数和对照组并没有不同。显然出车祸住院这件事，并未动摇伤患自认是优良驾驶的想法。当然，考量到身为车祸肇事者或受害者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研究人员也有去厘清谁是案件中的肇事者和被害者，结果发现伤患里头的车祸肇事者，也有同样过度的自信。

2. 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

是一种认知偏差，此现象在数百甚至数千年前便被发现，俗语说：“满瓶水不响，半瓶水响叮当。”意即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然而真正优秀的人却时常低估自己的能力。提出此效应的美国康乃尔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邓宁和贾斯汀·克鲁格将其归咎于后设认知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无法认识到自身的无能，不能准确评估自身的能力。他们的研究还表明，非常能干的人反而会低估自己的能力，错误地假定那些他们自己能够很容易完成的任务，别人也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能力欠佳者对自己能力的评估并不比能力较佳者来得高。邓宁和克鲁格于1999年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此认识偏差，他们在研究中发现：

1.能力差的人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技能水准

2.能力差的人不能正确认识到其他真正有此技能的人的水准

3.能力差的人无法认知且正视自身的不足，及其不足之极端程度

4.如果能力差的人能够经过恰当训练大幅度提高能力水准，他们最终会认知到且能承认他们之前的无能程度

邓宁和克鲁格认为这种效应是由于能力欠缺者的内在错觉和能干者对外界的错误认知：“无能者的错误标度源自于对自我的错误认知，而极有才能者的错误标度源自于对他人的错误认知。”

3. 自我归因（Self-attribution）

是一种认知偏误，意指人们常在成功时认为是内在因素所造成（内在归因），而在失败时将结果归咎于外在因素（外在归因），例如：

学生考试考好时认为是因为自己很聪明、用功等内在因素
考不好时则是因为老师出题太难、作答时间太短等外在因素。

当然，所有事件的原因可能皆有外在及内在因素，但此现象使某些人在遇到挫败时会习惯地逃避自己的不足之处，只归咎于外在因素，无法在挫折中成长。

4. 盲目乐观

盲目乐观是一种个体的自我认知倾向。个体认为自己一直都会逢凶化吉，面对可能的失败通常不会采取预防措施。个体对自身能力的自负幻想和高估自己取得成功或规避失败的可能性是导致盲目乐观的原因之一盲目乐观会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以下三个举例：在性生活中意外怀孕的女性中，多数是因为她们不认为自己会意外怀孕，所以没有采取避孕措施；赌徒、股民和房地产商等高风险群体会认为自己的直觉比对手的直觉更强，高估自己的盈利可能性；多数的未成年人会认为如果自己成为成年人，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三、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很合理[编辑]

1.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是一种心理的防卫机制，意指人们凭借著看似理性的推论过程，试图正当化自己的行为，或是对于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做出理性解释。举例而言，对他人暴力相向后，解释为是因为对方挑衅，为对方自找的，借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亦或是在面试被拒绝后，说服自己“反正那个工作本来就不适合我”。

行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快思慢想》[8]中，将大脑运作方式分为两系统，其中系统一（system 1）指的是直觉性思考。我们可以发现若一个人使用系统一的方式做事时，虽然一开始没有想太多，但之后就算问该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时，他会说出一个很合理的理由。

2. 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对于发生的事件或许原本没有什么想法，但在合理化的过程中，以外人般的角度观察自己的行为，以推论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一整天都在咬指甲，就推论自己这天应该是为某件事心烦——一开始的行为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原因，却在后来回想时诠释行为的意义。

3.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当人发觉自己的行为与原本的信念有冲突时，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不适感和紧张状态，促使人想要去除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为了缓解认知失调的压力与不适，人会努力更改矛盾的认知，使自己的认知调和一致。 以减肥与吃蛋糕的认知失调为例，调和认知的方法包含以下几种：

（1）改变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如“我并没有吃很多”。

（2）增加一致的认知，如“蛋糕很有营养”。

（3）降低矛盾的重要性，如“人生苦短，我其实并不在意超重什么的啦”。

（4）否定两种认知间的关联，如“没有实验证明那块蛋糕会导致肥胖”。

（5）降低对于自身控制的认知，如“是别人请我吃的，如果拒绝等于辜负他的好意”。

（6）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如“我不需要也不想减肥”。其中又以最后一种，更改自己的思想与态度最常见。

由此可见，不单是态度会影响行为，行为也会改变态度，态度与行为会有双向的互动。以下将举例，更清楚的说明认知失调：

A. Festinger 经典实验

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与同事做过一个经典实验^[8]：

他们要求参与者进行一连串繁琐且无意义的工作，例如把书翻转四分之一圈、把汤匙放在盘子上、清空盘子，再将盘子放满汤匙，如此不断地重复。这些参与者都非常消极地重复著这些这些工作。接着他们被要求告诉另一位学生（其实是实验同谋者）这实验很有趣，并说服他参加。其中有一半参与者被告知这样做会得到一元美金，另一半被告知这样做会得到二十元美金。最后这些学生要评估这个工作到底有多有趣。从酬赏学习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为拿二十元的参与者有较强的外在动机促使他说谎，评价这个工作是有趣的；拿一元的参与者则否。但实验结果却出乎意料：得到一美元的参与者中，较多人认为这个工作是有趣的。这被 Festinger 和 Carlsmith 解释成为认知失调的证明。

根据研究者解释，那些拿二十元的人，会认为自己拿了较多钱而有合理的借口说谎；相对地，为了区区一元说谎似乎并不值得，因此拿一元的参与者面临了“没有足够动机解释这种行为”以致于产生“认知失调”的境况。而为了解除认知失调所产生的压力，当他们被要求对于这些任务说谎，他们只好借由改变自己的想法以抒发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不适感，这种过程让受测者真正地相信这些工作是有趣的。此理论发表后，有许多实验也证实了这个基本发现：当人被诱导做一些与自己原先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时，他们的态度可能会因而改变。

B. 美国的兄弟会：

在美国大学，有些兄弟会会在入会仪式时百般刁难新生，像是在冬天时脱光身子跑操场、灌酒、或是凌晨在雪地里罚站被训话等等。这些行为在旁人眼里普遍是荒谬且毫无意义的，因此这些想入会的新生们不免可能也会思考为何要做如此荒诞的事情，为了调节认知失调，新生可能会因此产生此兄弟会一定很值得参加的想像，又或是认为经历过这些刁难可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所以不论如何刁难且不合理的事也会心甘情愿地去完成；又可以以投资模式（investment model）来解释新生行为，可能其一开始并未觉得此些要求荒谬而无礼，但当中途产生此种质疑时，会因认为已经大幅投资经营此关系，纵令现存关系（需不断接受不合理的权威）已不甚满意，但仍会因为觉得投资白费而不会就此放弃；也可以以一种顺应技巧——骑虎难下法（the low-bell technique）来解释新生行为——有一实验用电话邀请学生参与心理学实验，一半学生的实验于早上七点开始，在这群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愿意参与，而且最终只有四分之一真正前来，又另一半学生在一开始被询问是否愿意参与实验，再答应后才告知他们实验需再早上七点开始，其中有 56%的人订下前来日期，而同时有 53%的人真正前来。骑虎难下法会有效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说法：

其一，人有言行一致的动机，一旦答应后再退缩会落人口实而被视为不守信用；

其二，诉诸于不可逆的幻想，人做出一些承诺后往往会认为不能反悔了，而实际上通常并非如此；

其三，来自于决策后失调，人在做决定后时常会怀疑自己没做最佳选择而感到不安，为了降低不安，人们因此会选择说服自己已经做了最佳的选择，并继续坚持到底。此可能便可以解释为何新生在决定参加兄弟会百般刁难的入会仪式后并没有选择退出。

C. 末日倒数：

此为认知失调的经典例子，在《当预言落空》（When Prophecy Fails）这本真人真事改编的小说中，一位主妇玛莉安．基奇（Marion Keech）宣称自己收到外星人的讯息说世界末日要到了，在 1954/12/21 的午夜，海水会急速上升，地球会因此毁灭，而成为信徒才可以获得救赎。所以有一群人抛下他们的工作、学业、配偶等等，准备迎接末日的来临，说一起等世界末日的那一秒被外星人接走，但尴尬的是，当时间到了，事情完全没有发生，所以他们为了调节认知与行为的不协调，便认为此结果是由于他们众志成城，全力感动天，正是因为他们的善念所以世界末日没有到来。

3. 过度辩正（over justification）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Edward Deci）于1971年提出。当一项活动的内在动机很强时，增加外在的诱因，比如给予金钱奖励，反而会削弱内在报酬。之后如果没有外在诱因，人自发性的努力也会减少。在职场上，工作动力同样受到外在（薪酬）和内在（自我实现）动机驱使。如果是事务性工作，金钱奖励确实可以让人更努力；但若希望启发员工的内在动机，最好的方法是肯定工作者的天分和才华。例如一个喜欢算数学的女孩，若给她 100 元当作写完数学作业的报酬，她或许会重新考虑他的动机。由于感到过度辩正（喜欢做作业，加 100 元奖励），他可能觉得自己较不喜欢数学了。事实上，给付报酬可能招致和预期相反的效果，例如她决定只有答应给她 100 元时才要做功课。产生过度辩证的原因，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因为人类在判断自己行为的情境因素大于内在因素。但亦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奖赏改变了行为与归因的关系。

社会对于自我概念的影响[编辑]

社会文化同时也会对自我概念造成影响，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两种面向。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里，重视独立自主，强调勇敢与独特性，较不注重社会性的事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容易发展成独立我(Independent self)的概念；而在集体主义的社会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注重和谐与集体利益，强调人在群体之中的责任与义务。人在此环境下会发展出相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个人的目标与利益包含在集体目标与利益之中。

社会互动（Social relation）[编辑]

社会互动，意指人与人之间持续地传递各种讯息或线索，经过互相诠释后，采取特定的行为。社会互动普遍且持续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必然会经历。

社会关系的互动通常会在社会大众共同认可及遵守的行为标准规范下，并且根据个人社会地位及其社会角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方式。社会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诸方面的各种复杂的关系，它包含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举例而言，中文在描述人物的社会关系时，常用来头、政治背景来说明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关系为生产关系构成的总和。

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语言及非语言的资讯都非常重要，是互动中不可缺少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

语言互动[编辑]

语言是人类相较于其他生物具有的特殊能力，透过语言的帮助，人类的互动能够更复杂且有效率地进行，如果人类没有语言而只能用动作等非语言互动，将有很多行为无法完成。举例来说：当一个团体遭遇到危险，在无法说明敌人有多少人、如何分工的情况下势必无法准确地讨论或使他人了解自己的想法，彼此间只能透过动作或手势来猜测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在抵御敌人的过程中就变得毫无效率。更重要的是若缺少语言就不可能产生文字系统，团体所累积流传的知识内容及人类历史将无法有系统地被记录下来并传承至下一个世代。

语言除了作为一种沟通的工具，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也扮演塑造行动者情感上的身份认同及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媒介。例：母语对个人的影响。研究者以刚出生一到两个月的小婴儿为受试者，在他们吸吮奶瓶时听牛、狗、古典音乐及母亲的声音，当小婴儿听到不熟悉的声音，吸吮的速度并没有改变，但当听到母亲的声音时吸吮的速度渐变的快速，速度非常戏剧性地改变。因为婴儿在母亲怀孕时就有听觉，因此他们对母亲的声音十分熟悉，这个实验证明婴儿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熟稔母亲的声音。

除此之外，婴儿出生时的哭声或发生还无法区辨他们属于哪个国家，但在他们出生九个月到一年时，听哭声就能分辨他们属于哪个国家，因为在此时期他们已慢慢学会特定语言的音律和语调，例如：华语使以音调高低为主的语言体系，而英法文则是以音律为主的语言体系。

另外文字与符号互动在现今也愈发受重视，在过去文字互动通常被归类于语言互动下，但伴随科技进步与网络的普及，表情符号(emoj)、梗图等非文字呈现的沟通方式更为热络，而且还具有跨越语言沟通能力。像是不同国家却都对同一梗图有相同的意境理解，或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形下，也有许多网络用户以表情符号作为共通的替代语言，成为科技时代下社会互动的新形态。

身体语言的各种姿态[编辑]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Albert Mehrabian 指出，人们在传达情绪感受和态度时，只有 7%透过语词（words），38%透过语调高低（tones），而有 55%是透过身体语言来传达。再者，许多人们情绪的真实感受在脸部或身体表现上相对语言是比较难以掩饰的。像是心理学家常透过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微视表情（Microexpressions）与脸部动作符码分析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来侦测受试者是否有说谎的情形。因为说谎的人必定在压抑说谎时的情绪感受，而这些感受应该会从这些身体资讯中表现出来，由此可见身体语言和脸部表情等非语词资讯在社会互动中的重要性。

而这章就将探讨身体不同姿势代表的意涵。有时候一个姿势的个别含意，就如同他人的评估一样，会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若不能了解一个人一连串整合的姿势姿态，没有将前后姿势作连结，容易犯下断章取义的错误。

姿势的意义[编辑]

（一）脸部表情

在非语言的沟通中，最不易产生分歧及误解的语言便是脸部表情的展现。例如在一场谈判会议中，若有人瞪大眼睛盯着你，紧闭嘴唇，眉角下垂，则可能是个具有攻击性敌意的对手；相反的，若另一人露出淡淡的笑、轻松淡定的样子，则可能是一位有能力且具竞争性的对手亦或是合作者。

一个英国的研究组织便对脸部表情作了不同的分类。例如三种最普遍见到的笑容：微笑、轻笑、和大笑：

微笑大多可在没有实际参与活动的人脸上见到，为一表达会心的笑容
轻笑多半用在打招呼时
大笑则常见于心情愉悦

此外，笑容的真诚与不真诚、自主与不自主也可以透过脸部不同肌肉的收缩而被观察出来。人的笑容是由二套肌肉控制的：
—第一套肌肉组织是颚骨处的肌肉，可以透过控制此处的肌肉，制造虚假的笑容。
—第二套肌肉组织在眼部，这部分肌肉不受人类意识的主动控制，所以若此处的肌肉被调动，通常都是真诚的笑容。
且刻意装出笑容时，人的嘴角虽然会上扬，但眼睛是不会骗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常听说眼睛不会骗人一说。发自内心的笑时，人的眼睛会因喜悦而随之做出“眯眼”的动作，而假笑的人眼神相对空洞，也无法维持太长时间。

微视表情可以表现出七种普遍的情绪：讨厌（disgust）、愤怒（anger）、恐惧（fear）、悲伤（sadness）、快乐（happiness）、惊喜（surprise）与轻蔑（contempt）。根据以上这些论点，说谎的人必然会压抑他在说谎时的情绪感受，我们应该有能力从其脸部表情或是身体语言侦测出来。

（二）走路姿态

走路姿态可能有部分是因身体结构的差异而有不同，但是步法、跨步大小及姿势等，则是有可能是随着情绪改变的，也因此我们能透过观察他人步行姿态来推测他人内心活动。举例而言，开心时的脚步可能较轻盈；心情低落时则可能走路时双肩会下垂、步伐缓慢而沉重；走路喜欢手插口袋的人，可能具有神秘感；而拖着步伐且眼神盯着地上，可能是心情沮丧或是没有信心。

相关研究

研究者们发现，人的走路姿势是可以根据其相似性被归类的。而有着相似走路姿势的人，不仅能够更好地互相合作，往往连完成任务的方式也是雷同的。因此，Slowinski 等人认为，相似的走路姿势很可能反映了人们相似的人格特质。其实，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们就发现，当一个人走路的节奏更轻快、臀部和手部的摆动幅度更大、步伐的频率更快时，这个人的心态可能更年轻（注意，是心态而非实际年龄）；而当一个人走路时的四肢十分拘谨、身体更多地向前倾、走路的速度更慢时，这个人的心态可能更成熟。

（三）握手

握手早期是由双手举起转变而来，是为了表示没有携带武器。而后则开始出现不同的形态，例如：触碰对方前臂，或是握手等方式表达问候之意。握手的习惯，在不同国家则有不同的风貌。例如：

德国人在同一个场合中，每次见面都会握手。
法国人则只会握第一次。
非洲人则会在握手之后，弹手指发出清脆的声响。

在握手当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政客式握手，也被称为典型的美国式握手。通常是以一只手抓住对方的手后，另一只手再握上去，或是触碰对方的前臂或肩膀。而这种姿势通常会被视为不真诚，有奉承阿谀的讯息传达。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握手时双方手肘的角度看出端倪：1993年克林顿出席以巴和谈调停，当以国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握手时，可以观察到拉宾在握手时手轴角度较大，直直的往前伸长，手臂呈现延伸且僵硬的姿态，以手臂的角度拉开双方之间的距离，此时两人距离较远，可以从这样的细节观察及推测出不信任及含有敌意的讯息。

（四）眼神接触

一般而言，眼神接触是开启社会互动的第一步。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眼神接触占超过25%；然而根据均衡互补论，眼神接触会随着肢体的接触而逐渐减少。此外，眼神也担任说话顺序的控制媒介以及互动回馈的媒介。

根据 Dietze 与 Knowles 的研究（2016），视觉接触过程和个人社会地位有关。其采取的研究方式为让受试者盯着街拍影片，并观察其视线停留在人脸上的时间。结果指出，下层阶级的人相较于上层阶级的人在眼神接触上更多。研究者的臆测为，下层阶级想要寻求他人帮助，因此会盯着他人看以寻求和他人互动已获得帮助；上层阶级则比较吝啬，不愿与他人建立互动，以避免可能的眼神支出，造成损失。

姿态的改变[编辑]

在这个小节将讨论姿态群的差别，亦即各种个别姿态的整合。一般而言，人们常常利用非语言的沟通来表达内在的感受，且若身体语言和言词表达一致，则代表他们可能在内心想法和行为依一致，以下将介绍几种不同的姿态。

（一）开放的姿态：

此姿态多表示真诚、自信且公开的一面，相对于接下来会提到较为隐匿的姿态群，是较为诚实的表现。如摊开双手，或是在他人面前解开外衣的钮扣，这些开放性的姿态，能够产生鼓舞他人的感受。

（二）防卫的姿态：

此姿态较为保护自己身体、尝试隐匿自我，以对抗他人入侵，例如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或是手握拳头，翘脚等等。

（三）评估的姿态：

此姿态多用于处理一些苦恼的问题，例如手撑著脸颊，倾斜头部，或抓抚下巴等动作。

（四）怀疑与秘密行为的姿态：

此姿态是基于对他人谈话有疑虑，却又想隐藏自己的想法，让人觉得他在顺从他人的意见，就会有例如斜眼瞥视，触摸鼻子或揉揉眼睛等行为的产生，而最后常做一些与目标相反的行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显现自己真正的想法。

姿势的种类[编辑]

（一）备战的姿态：

备战姿态有可能具有侵略性的态度，或是不达成目标绝不放弃的实践精神，亦或是要满足、实现自我的人。例如双手叉腰，身体向前移等行为，以表示自己的积极性。

（二）寻求信心的姿态：

这种姿态可能会有双手交叠，搓大拇指，或是触碰喉咙等动作，以寻求信心，像是在向自己保证自我的地位，也可能在传达内心的焦虑及冲突。

（三）合作的姿态：

坐在椅子边上，或是一些较开放性的动作如将外套扣子解开，甚至是评估的姿态如手拖着脸颊，皆可能代表对事物有兴趣，并愿意接纳他人的点子，进而达成合作的目的。

（四）挫折的姿态：

挫折的情绪可能伴随着如呼吸急促，十指交叉紧握，或是握拳，以手掩面等行为，代表了面对挫折时可能产生的防卫式攻击姿势，以及抒发内心的低落情绪。

（五）表达信心的姿态：

有信心的人常抬头挺胸的站直，也时常会正视他人，且会有其他动作，如将双手指尖合起来，或是将手背后面而抬起下巴等等，展现及传达了领导性或是优越性的信心。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Amy Cuddy 在研究中指出如果摆出自信的姿势（身体伸展、抬头挺胸、两脚翘在桌上等）两分钟，就会让自己更有自信，进而影响自我的表现。

（六）厌烦的姿态：

如敲桌子跺脚，或是目光空洞无神的样子，显示对某些事物感到厌烦，可能已经丧失耐心，甚至是有焦虑的情绪产生。

社会助长[编辑]

社会助长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又称社会促进现象，指的是在简单任务或熟练任务之情况下，若有观察者（观众效应）或者有竞争者（合作者效应）在场，则会有优于独处时表现的倾向；反例则是社会抑制，对于复杂任务或不熟练任务的情况，往往会有表现失常之倾向。这类效应在特别关注他人意见者或是有陌生观众的情形下特别明显。

一八九七年，特里普里特（Norman Trip1ett）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实验报告，目的在于考察他人在场和竞争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他让受试者在三种情况下骑车完成 25 英里的路程。第一种情境是单独骑、第二种情境是让一个人跑步伴同、第三种情境是与其他骑车人竞赛。结果表明，在单独骑时，平均时速为 24 英里；有人跑步伴同时，平均时速为 31 英里；在竞赛的情况下，平均时速为 32.5 英里。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界极大的关注。而后，奥尔波特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系列这方面的实验，结果证实：一群人做同样工作的效率比单独一人时来得高出许多。后来更有研究发现，唯有在熟悉且简单的活动中，群体才有助长作用，否则就是抑制作用。例如他们进行配对单字的两种实验。一类是易学的同义词组、另一类是难以学习的无关词组。结果显示，在容易的工作中，群体会助长明显的社会助长作用；但在困难的无关单字工作上效果正好相反，群体带来了抑制的成绩。

弗洛伊德·奥尔波特（Floyd Henry Allport）试图解释产生社会助长作用的原因：

增强了个人被他人评价的意识，进而提高了个人的兴奋水平。
增加了相互模仿的机会和竞争的动机。
减少了单调的感觉和孤独造成的心理疲劳。

俗话“既生瑜，何生亮！”用以感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根据活动的内容和性质、以及个人的特质来安排环境，避免抑制作用。

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编辑]

囚犯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最早是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1950 年所提出。故事内容是讲述两个囚犯同时被抓，并在警察局里面分开侦讯，警方为了要破案，给了囚犯几个条件：

双方都不招供，各坐牢一年（两人合作）
一方招供，一方不招供，招供者释放，另一人被关十五年（一人背叛）
双方都招供，各判十年（两人背叛）

甲/乙	乙招供	乙不招供
甲招供	十年/十年	释放/十五年
甲不招供	十五年/释放	一年/一年

以上的图表为囚徒困境的情境如下：警察抓到嫌犯甲、乙两人，并隔离审讯，其中一人如果坦白罪刑、另一人拒绝承认，则自己可以无罪释放，对方则重判 15 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 10 年（用坦承换取较短刑期）。两人都不承认罪刑，则各判 1 年（因为犯罪证据明确）。

在此经典的囚徒困境下，对两人都最有利的最佳策略应该是两人互相合作，皆不招供而使两人皆判一年。然而，因为选择招供有可能因为对方不招供使得自己直接被释放，即两人从不招供的策略改成招供的策略，都不会因此使自己被关更久，所以两人最后都会选择招供。在社会现实经验中，往往会发现自己诚心待人时，对方不一定也对自己推心置腹，极端的例子甚至有“坏人有好报，好人不长命”的状况出现，因此在衡量策略时，人们通常会因害怕被背叛或伤害，选择不信任对方，甚至进而同样伤害别人，如同上述的囚徒困境一样。

不论经济学和心理学，都发现两人的决策和两人间的信任关系有关，像是两人间有信任感，则会偏向合作，最后达成两人都只须坐牢一年的最佳策略。而最近的研究资料显示，当我们在评估对方可不可靠时，社会认知（social perception）会影响我们对对方的信任，我们会使用先前在“性格”单元介绍过的五大性格特质（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来预测对方行为。当我们讨论两人赛局互动关系中，我们会发现会影响我们对他人的信任有两个主要维度：个性多温暖、好（warmth）和能力多强（Competence）。藉这两个变因去预测对方的行为。同样的，先前提到我们看待对方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在评估这两个值，而此评估会影响我们是否会帮助他、和他合作。

重复囚犯两难（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编辑]

阿克塞尔罗（Robert Axelrod，《合作的竞化》（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的作者）在 1980 年左右，举行了一系列的电脑竞赛，让不同程式（策略）进行重复囚犯两难，以了解合作如何产生。结果发现由“模仿猫”（采取以牙还牙策略，即采取合作行动，然后模仿对方玩家在前一行动中所做的一切。）胜出。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一个特性成为得分高低的分水巅︰友善，即永不首先背叛。

竞赛结果：在第一轮竞赛中，前 8 名均是“友善”的程式，余下的则否。而友善的程式当中，得分最低的一个，是最不“宽容”的（一旦被背叛，就会一直背叛对方）。在第二轮竞赛中，胜出者仍然是以最简单的“以牙还牙”方式取得胜利。“友善”的规则仍然较具优势(前 15 名中仅得第 8 名一个叫做“哈灵顿”(Harrington)的程式“不友善”，最后 15 名则只有一个“友善”程式)。而友善的程式当中，若能够迅速回应对方的背叛，表现就会较好（《合作的竞化》中称为“可激怒性”）。接着阿克塞尔罗在竞赛中加入生态角度，那就像《信任的演化》中的“多次大赛”，每个程式的“后代”数量按得分高低来增减，然后再进行竞赛。电脑模拟了上千个“世代”的生态变化，结果“以牙还牙”一直领先。到第 50 代左右，排名为最后三分之一的程式基本上已经消失。由此刻开始，生存下来的程式如何取得高分就变得至关重要︰假如高分来自与其他成功的程式互动，就可以变得更加成功；但如果高分来自利用其他程式，一旦被利用的程式“绝种”，得分就会开始下跌，以致面临同一命运。阿克塞尔罗特别提到“哈灵顿”这个例子，它是第二轮竞赛前 15 位中唯一“不友善”程式，在 200 代次前，“哈灵顿”所占的“人口比率”一直增加，因为它能够利用其他程式。但到 200 代左右情况逆转，当那些“失败者”都绝种后，它便缺乏“猎物”，到第 1000 代时，“哈灵顿”灭绝。

结论：阿克塞尔罗认为除了“友善”、“宽容”、“迅速回应背叛”三项特质外，另一个有助其成功的特质是“清晰”。因为任何试图利用它的程式，下一步就会被背叛，“以牙还牙”不为人所利用，而且这一点很容易辨认到，因此其清晰是一大优势。阿克塞尔罗又以战争时期和生态系统的例子说明，只要条件成熟，即使没有友谊甚至远见，合作仍有机会产生。当然，一如《信任的演化》所说，在可能犯错或引起误会的世界，“不信任”难以消灭。不过阿克塞尔罗的研究重要之处，在于说明了即使没有中央管理、参与者以自身利益为目标，合作仍然有可能发展出来。参考文章但要注意的是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而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单次发生的囚犯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犯困境结果不会一样。关于信任，可以参考 Nicky Case 所制作的小游戏The Evolution of Trust，也有吴桐、唐凤所翻译的中文版信任的演化。

印象与偏见[编辑]

印象之形成[编辑]

“在印象形成的过程当中，观察者必须将每一次所得到的零碎资讯加以组合，以便形成整体印象。”当个体首次接触到某样人事物时，会根据个人以往经验对情境中的人/事/物建立印象。多数时候个体并不会在得到事物的所有资讯后才形成形象，而是会根据有限的资讯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例如：一件物品的外观描述及其用途；一个人的外貌、言行谈吐、穿着等等。这或许就是基模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基模可以帮助人们更快速的记忆、并且延伸至推测未知的资讯。

当个体获得更多关于某一已有印象的事物资讯时，会不停的对其印象进行修正。在印象建立的过程当中，任何负面观感会有十足影响力，因为我们对陌生人的基模当中，往往不包含他们会有负面的举动，因此当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接收到负面的讯息时便和我们预设的基模有所出入，而人们往往对那些与基模不同的事物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这些负面讯息对于印象建立的影响远大于正面的讯息。

第一印象[编辑]

第一印象常是资料不足的状况下所给定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有许多坊间的书籍强调第一印象的重要性，那么为何第一印象是难以改变的呢？这与认知失调有关。当我们对一个人有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时，心里就已经形成一个认知的架构。往后发生的事，我们即倾向记忆符合该暨定架构的资讯，而否定不符合该架构的行为。例如：小明上次跟你借钱却没有按时还，这次他又来跟你借钱。此时若先前你已对小明产生了“不守信用”的第一印象，那即使他还你钱了，并且跟你说原因：他出车祸，赔钱后就没钱还你。你仍旧会把他的原因当“借口”，并且因为不信任而不再借钱给他。若先前的经验告诉你小明是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他说的原因你就较可以接受，并且这次可能会再借他钱。

第一印象的整饬手段：

1.社会乐观论的假设：假设和你互动或面试的人是喜欢你的，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他们真的喜欢你。若起始便假设他人不喜欢你，则会容易表现出冷漠、防卫性行为，最终被他人拒绝。

2. 给他们甜头(drug them)：接受者品尝食物的第一时间是对于提供者最为顺从、印象最好的时间点；神经学研究者指出只要两个起司汉堡便可以刺激个人达到最愉快的状态。

3. 握手：根据某些行为科学的研究，握手让互动者感受到接纳，而非排斥，逐渐减少负面的感受，强化正面情绪。

4. 正面的自我描述：对自己的描述最好是正面积极、且不谦虚的。只要自我描述是正向的，则他人便会对行动者产生正面评价，避免负面印象的出现。且正面自我表述可以产生框构(framing effects)，使得别人在认知过程中产生好的记忆。

5. 热情的情绪展现：尽量表现出对讨论的兴趣、多问问题。根据研究显示，从互动者得到回馈的人，会倾向给于他人高评价、乐意参与有他们的讨论，并且愿意表现出乐意街艺接纳他人的行为。

根据研究显示，相貌决定了大部分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不过由个人外貌所产生的第一印象，与实际情形不一定吻合。这可能和人体感官知觉中视觉得到的资讯量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有关。然而，外表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只会在一开始产生一些作用，在经过相处并且熟悉后，影响印象最重要的还是内涵，例如一个外表出色但谈吐俗不可耐的人，并不会讨人喜欢。

印象形成的捷径与偏误[编辑]

初始效应(Primacy effect)：我们常被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过度影响。第一印象形成快速，例如对一个人的评价：

勤奋、行事冲动、固执、易嫉妒→读者对此人有好印象
易嫉妒、固执、行事冲动、勤奋、聪明→读者对此人有坏印象

从以上例子可见：评价内容一样，顺序不同便会导致读者产生不同印象，反映第一印象于阅读前几个名词时已形成。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第一印象属于一种假说，我们会先形成假说，再寻找与假说符合的证据，做进一步的确认。因此，在既定印象形成之后，除非找到非常多证据，否则人们常忽略与第一印象不符合的资讯。例如：

面试时迟到的员工，之后工作只要一迟到（即使非常态），老板就会联想到面试时也是如此。
面试时守时的员工，之后工作若迟到，老板也会认为这不是常态而不追究。

自证式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我们所相信的事物最后真的发生。人们根据印象对特定事物有所期待，而他们的行为也会不自觉地为了实现期待而有所改变，最后导致期待真的发生。例如：老师对资质好的学生有所期待，而行为上也会对此类学生较好，最后资质好的学生因为受老师帮助较多而有较好的表现。

个人正面偏误(person-positivity bias)：相较于此人所属的团体，我们常会给予个人更正面的评价。

即使第一印象不一定正确或吻合事实，还是会影响以后的长期印象和彼此互动情形。所以，应征者让评审者有良好的第一印象；相亲或赴约会时给对方有美好的第一印象，都可以让目的成功率大大上升。这是第一印象之所以一直被强调的原因。除了天生的长相外，更要注意仪容整齐清洁和言行举止端庄合宜，才能得到对方的好感。

初始效应(Primacy effect，又称首因效应)[编辑]

对别人的第一印象有较为学术的名词thin-slicing，我们凭着他的外表去决定，像是你和他人握手，应该要有力的握手，才代表了自信，牙齿的颜色代表了卫生习惯等等。初始效应指的是最先得到的讯息或资讯往往较后来得到的有较大的影响，又称首因效应。第一印象作用很强，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对事物整体印象产生的作用比以后得到的讯息要大很多。通常不熟悉的人之间受到首因效应的影响较大。

初始效应的例子：

在一节课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被记住，因此有教育心理学者提倡在课堂一开始讲授较重要的内容。
初恋会让人更印象深刻。
例如先告知受测者说甲是一个外向的人，后来又让其获得另一个资讯说甲是内向的人，71%的受试者还是认为甲是一个外向的人，因为第一印象的作用（最早形成的判断被认为是甲的本性）。不过当受试者本来就注意到第一印象不一定正确，或者第一份资讯与第二份资讯隔得比较久，那初始效应就不存在。另外，有些人会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因为现在有些公司会用社群网络去判断要不要录取求职者。

简单来说，初始效应可以如下解释：最先出现的讯息或刺激易被保留。最初的学习材料容易记忆，可能已进入长期记忆(LTM)，而便于检索。

然而，有些研究表明，初始效应的强度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且不一定会在所有情况下都出现。例如:

个人兴趣与先前知识：早期的研究者如Frederic Bartlett在20世纪初期的《回想研究》（"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中提出了兴趣和知识对记忆的影响。人们对他们感兴趣的主题或已经具有较多知识的主题更容易受到初始效应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人对某个主题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记住与该主题相关的初步信息。
信息相关性：许多记忆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人员，如Elizabeth Loftus、Endel Tulving等，都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探讨了信息之间的联系对记忆的影响。如果后续的信息与初始信息相关联，那么初始效应可能会更加突出。这意味着，后续信息的重要性可能会受到初始信息的影响，从而增强了初始效应的作用。
信息的鲜明性：研究人员像Hermann Ebbinghaus以及后来的记忆研究者也在其实验中发现了信息鲜明性对记忆的影响。如果后续信息比初始信息更加突出或令人印象深刻，则初始效应可能会减弱或抵消。这表明，后续信息的特征和呈现方式可以影响个人的记忆和评估。

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编辑]

与初始效应相对的现象为近因现象，又称新近效应、时近效应。是指在多种刺激一次出现的时候，印象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后来出现的刺激。在近因效应里，人们更看重最近一次与之交往的经验，并以此作判断，而忽略以往印象的参考价值，进而无法客观看待问题。
例如，多年不见的好友，在自己脑海中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别离时的场景。
相对于首因效应，近因效应通常会影响彼此较熟悉的人，是人际交往中常见的偏见。例如：某人因做一件有意义的好事，人们就认为他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前的不好都随之而去，从此对他另眼相看；某人风评不错，最近犯了个错误，人们便改变以往的看法，导致风评下滑。所以，最后的印象往往是人们记忆最深刻的。综合所谓的初始效应(primacy effect)与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在生活中呢？以下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效应在生活中的应用：

例如学习，由初始效应可知，对于一个新的章节或是一门新的学问，我们最先接触到的知识会纳入我们大脑的长期记忆区，以利后续的方便检索，因此，在开始学习一个单元时，不妨先整理表格及大纲，如此，这些看起来相当复杂的资讯就会有个简易的架构被我们的大脑牢记了，后续进行细部知识的探讨时，会更容易将细节知识的蓝图进行联系。而由近因效应可知，“临时抱佛脚”的成效往往是相当良好的，将相当新颖的学习资料，纳入了我们的短期记忆中，也因而导致在考试时，纵使没有花到太多时间熟读，我们却常常感到对这些题目的观念有所印象，而能够正确作答。综合两个效应，我们也可以得出“中间的学习资料较不重要”的这现象，也因此，面对过于细节的知识，不妨将他排在念书时序的中间，将他轻轻的带过即可。

薄片撷取(thin-slicing)[编辑]

关于“第一印象”有一个较为学术的名称为“薄片撷取”(thin-slicing)，指的是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可以透过呈现在眼前“很少量”的资讯，在“很短的时间”内依据经验判断对方的行为形态或是性格。虽然在 thin-slicing 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收到很多关于对方的个人讯息，但过去的研究发现，事实上这样简易的判断和我们在得到够多资讯量后的判断结果相符，所以 thin-slicing 的判断可以是正确的。

Thin-slicing的概念可以套用在闪电约会上(speed dating)，Marian L. Houser等学者针对闪电约会中第一印象的研究指出，几秒钟的对话就足够让参加者推测约会对是否合适。另外，虽然男性与女性在 thin-slicing 的判断上一样出色，但从数据可以看出，事实上女性比男性更能够从对方释出的少量讯息中，推敲出更为具体的特征与性格描述。

月晕效应(Halo Effect)[编辑]

又称“晕轮效应”、“光环效应”、“光晕效应”，在1920 年为心理学家桑代克所发现，是一种认知偏差，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首先根据初步印象，然后再从这个印象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特质。当一个人在某些领域表现突出，众人便以为对方在其他领域也一样完美，月晕效应就会发生。举例来说，看见帅哥美女，便会认为对方个性一定很好，条件一定很出色，但外貌跟学历、经历、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面试官看到候选人跟自己毕业于同一所名校，就认为对方也是菁英，专业、沟通不是问题，最后选错人。若某人一开始对某事物产生良好的印象，这个人之后便会依据这个良好的印象，倾向对此事物产生正面评价，也会较易注意到此事物其他好的特质，他日若发现这个人不好的特质时，也会因为这个正面的印象，尝试去找理由否定掉这种发现。具体应用例如：

请名人代言，或是产品包装和设计精美，都是月晕效应在行销上的应用。包装够美，即使拆开后发现产品不怎么样，消费者也会觉得商品还不错；网站设计太丑，使用者会连带认为产品、内容不可靠。
如果消费者对品牌的观感不错，在发生负面新闻时，民众更愿意给企业机会解释。因此，一些公司平时投资企业社会责任、ESG，这些会变成潜在的印象分数，提升公司其余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喜欢一个人（特别是长相好看的），会同时认为他具有其他所有好的特质，即使你对他的这些特质一无所知。
教师评定学生操行成绩时，不以学生言行举止为根据，只凭学生学业成绩的印象定等级。

与之相反的刻板印象是尖角效应（horn effect，又称号角效应、喇叭效应），为一种认知偏差，让人仅在单一因素下塑造出对他人的印象，好比长相不佳便会联想到个性差、坏人。这月晕效应及尖角效应对人带来的影响，都胜过传统的刻板印象，像是年龄、种族等。

如何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编辑]

假设和你互动的人是喜欢自己的：这属于社会乐观论的假设，当认为别人是喜欢自己的，第一次社会互动的表情、肢体语言的展现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很可能发生他们真的很喜欢自己的情况；反之若起始是悲观立场，将会表现出冷漠、防卫性行为，最后导致被别人完全的拒绝。
给予甜头(drug them)：研究显示当接受者品尝食物的第一时间是对于提供者最为顺从、印象最好的时间点。神经学研究者指出两个起司汉堡就可以刺激个人达到最愉快的状态。
和初次见面的人握手：根据行为科学的研究，握手让互动者感到接纳而不是排斥，逐渐减少负面的感受、强化正面感受。2010 年美国人力资源调查报告显示，和他人握手的力度感能够影响他人对你的第一个印象。
对自己的描述建立在明确且正面的资讯，不必太谦虚：当陈述者有自信，别人也会给予正面评价，避免别人朝负面印象发展。正面自我表述也可以产生框构效应(framing effects)，使得别人在认知过程中产生好的记忆。
不要表现冷漠：尽量显现出兴趣并多问问题。根据研究显示，若能从其他互动者那里得到回馈，例如点头或微笑，对对方的评价将会变，并且自己会更乐意参与讨论、表现出接纳他人的行为。

刻板印象(stereotypes)[编辑]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月晕效应是“以偏概全”；那么刻板印象就是“以全概偏”：刻板印象(stereotypes)是指基于对某个“群体”过于笼统、概括性的错误认知基模（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来推论“特定个人”的特质。常见的类型有性别、种族、职业的刻板印象，下文会有更多说明。

认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是一种根据个人经验所建构的认知讯息处理模型，用以表现个人对于特定概念或刺激的知识。由于大脑的认知资源有限，我们在认识新事物时，会启动认知基模帮助我们快速处理资讯，协助迅速聚焦个人想看的、感知的，进而形成认知判断。详见基模 (心理学)。

请注意，偏见所造成的行为是外显的，但是为了政治正确，有些态度我们会藏在内心里不说出来。刻板印象影响态度(偏见)，进而影响行为。

我们在判断别人时除了第一印象，还有社会教给我们的刻板印象，但只要我们跟他人的接触越多，会使我们用更多和他的经验来做推论。当群体中的个人具有突显性(salience)，受到特定促发(priming)，或处于时间压力、资料过于庞杂的情况下，简单来说通常当我们无法彻底了解某个人事物时，刻板印象就容易被启动(activate)。例如，警察因为时常面对时间压力，必须要在短时间内筛选资讯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是极易“产生刻板印象”的职业，例如警察在路上看到一名身穿黑衣、头戴安全帽、行为古怪的男子，便会上前盘问，因为基于他的印象，有这种特征的人通常都是犯罪人物。或是当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名高大、身穿黑色风衣、带着墨镜、全身刺青、还有伤疤，我们就会认为他是黑道人物。关于突显性与促发的说明可参考上述“基模”的连结。

自动化与控制化历程(automatic vscontrolled processes)[编辑]

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刻板印象属于自动化历程，它对行为的影响是无意识的；相反地，控制历程下的社会行为则来自有意识的企图，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控制该行为，预防错误的发生或修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刻板印象虽然会无意识地自动发生，但透过控制化历程的帮助，我们可以防止刻板印象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行为。

形成刻板印象的认知过程[编辑]

刻板印象的形成包含混为一谈(lumping)与切隔(splitting)，混为一谈指的是忽略类别内部的差异，切隔则是夸大不同类别间的差异、突显团体成员身份的特殊性，而这些机制的形成过程，则可分成下列三种情境：

简化资讯以降低认知负担：如上述所说，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因此会选择以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和吸收资讯。而人在定义一个东西需要划定界线，分类和认知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连结，人们容易在接收庞大资讯时，将某一分类透过概括、简化的认知策略快速判断讯息。
缺乏资讯：当人们与一团体缺乏互动经验时，便会将自身与其少数的互动经验组织成对此团体的印象。往往这样的认识是缺乏对团体多面项且深入的了解，可能会因以互动观察而来的特征、性质直接代表整个团体的属性，而给团体贴上标签，甚至在遇到此团体的成员或相关人即会直接贴上自己定义的标签。
社会学习：社会上充斥各种喜好和价值观念，而人们认识世界的眼光必定会受这些既定的观念影响，因此人们对其他团体或资讯的刻板印象时常从自身生活的环境文化里习得，例如广告媒体常常散布男女职业分配的既定角色，如酱油广告里负责煮饭的多是女性、母亲。

内隐连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编辑]

人们常讲出与内心真实想法背离的想法，而透过这个实验可以来探究真实想法与实际表达的差距。如果受试者主观认为某两个概念有高度相关时，而作业规则正好也与受试者内在的规则一致，则反应时间会较快。反之，则会因为两者在内心的概念不一致而导致冲突，需要较长的思考时间。其原理类似于先前提过的叫色实验 (Stroop /Simon effects)，对人来说要是有相冲突的资讯，为了解决冲突，会使反应时间变慢。以下举例实验为对种族不同是否有内隐态度的调查，首先，研究者会指导受试者看到图片与文字时该做出的动作，分成以下两种情况：

情況 1：要是看到白人或不好的形容詞按左鍵，看到黑人或好的形容詞則按右鍵。
情況 2：要是看到白人或好的形容詞請按左鍵，看到黑人或不好的形容詞按右鍵。

本测验的发明者认为，若受试者有对种族间有偏见的内隐态度时，若他看到黑人图片出来时，可能就会因此带出内隐连结，像是没能力、脏乱、贫穷等等，就会造成看到黑人以及好的形容词时，有按右左键的互相冲突产生。要是他有歧视，那他对于情况 1 的反应时间就会比情况 2 久。除种族外，包括性别歧视、政策立场等等都可以应用类似的实验去了解一个人真正的想法。

IAT 表面上是词汇分类的作业，所以不像一般自陈量表会容易让人得知施测目的，加上要求受试者正确且快速的作答，因此除了掩饰作业目的外，快速的反应也让受试者没有机会去思考作业目的，所以不像外显测量般容易受到的意识控制，因此可测量受试者的内隐态度。

刻板印象之必要性[编辑]

刻板印象是一种透过类型与定型化(Categorization)所形成的信念，不需透过深思熟虑，就可将人按照特定特质加以归类到不同的团体中。但也由于过于简洁的思考方式，人们常会不加思索地将过去对于某特质的印象，强加到所有具有此特质的人身上，却忽略了个体差异。如当我们看到面恶凶煞的人时，不自觉的会想要远离他们。虽有刻板印象，但也不是那么具有非难性，因这是生物躲避危险的本能所致，是生物个体为了存活而有的行为。因此，人类的刻板印象并不全然是不好的，因为刻板印象是最快且经由个人经验做出的判断，只不过也因为没经过太多处理，所以容易有错误判断出现。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

定义

为美国社会学家Chambliss在美国的一小镇观察两高中帮派——“the Saints”和“the Roughnecks”而发展出来的。前者的成员常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出身，后者则多是工人阶级的小孩。最明显的差异便在两团体的成员做出犯法行为时，前者会被认为其偏差行为仅是一时荒唐，以后就会改过自新；然后者则被认为一无是处、毫无教养，因此犯罪时所面临的下场则是被逮捕。

此理论所指出的问题意识如下

谁定义偏差行为？
谁决定偏差行为？
谁来挑选哪些团体或个人做出了偏差行为？

著名研究为Rosenhan于Science中发表的一篇论文（1973）。其研究邀请八位正常的成人（三位心理学家、一位精神科医师、一位小儿科医师、一位画家、一位家庭主妇、一位心理系研究生）假扮为精神病患。并在前往精神病院初诊时，假装自己有幻听，然均被收容到精神病院里，并且平均住了19天。这些实验者在进入精神病院后就不断进行田野，但并无任何专业医疗人员怀疑他们，只认为不断写字是思觉失调症患者的焦虑症状表现。然而，在Rosenhan告知有些病人是伪装的时候，精神疾病的诊断便开始出现误差。此研究显示，精神疾病的整段相当专业，但被当作偏差行为的精神疾病之界定也并不那么客观，反而存在一些主观或情境因素的影响。

刻板印象承诺/正面的自证式预言(stereotype promise)

当别人给予个体正面的标签，同时个体也认同这样的刻板印象，便会倾向付出更多心力以达成外界刻板印象的预期。此现象又称为比马龙效应(英语：Pygmalion effect)或罗森塔尔效应(英语：Rosenthal effect)。高期望会导致特定领域的绩效提高。罗森塔尔和莱诺尔·F·雅各布森在他们的书中将这一想法应用于教师对学生的期望，从而影响学生的表现，其背后的应用概念是：提高领导者对追随者绩效的期望将导致更好的追随者绩效。以下将举几个例子：

1.老师给予某同学在特定科目学习能力很强的评价，该同学自信提升、投注更多时间在该科目上，后来真的表现得很好。

2.亚裔学生在美国普遍被贴上“数学”很好的标签，影响亚裔学生在数学方面努力争取好的成绩表现。

自杀式预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

跟自我实现预言不同的是自杀式预言是对预测的做出反抗行为，也就是说一个预测或是论点被创造之后，个人或群体倾向不让这件事发生，而最后在个人或群体的努力之下，这个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

例如：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女性，有意识地反抗“女性的能力与成就比男性低”的预言，最后在某个领域中达到极高的成就。

这是符号互动论传达的重要讯息，刻板印象确实可能改变接受者的镜中自我，对他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至于是什么机制决定影响的类型？在此认为可能是刻板印象的强弱，因受刻板印象影响者享有资源的多寡等诸多因素皆会造成不同结果。

要注意的是，结构和社会的影响都不是绝对的，因为中间有很多如历史因素、个别家庭因素、环境因素随机的因素要纳入考量。

刻板印象并不仅限于人[编辑]

刻板印象除了是观测者对于某些人群过于笼统的认识，而对该类群有相应的印象之外，其实刻板印象也发生在观测者对于某些事件或知识的建构方式过于笼统的认识，而对该事物产生相应的印象，如“对于历史的了解”。

关于历史，在我们的印象之中，历史都只是被胜利者给记录下来，而历史所描述的重点永远都只注重于那些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们，仿佛只有那些人才能决定历史。然而这种印象无论是直观上还是理性上，相信在大家的眼中都是如此的觉得“肯定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大部分的我们却被这种印象给框架著了。

对于 Russian 的人民来说，在历史上，从 1917 年的苏联革命中，民主已“战死”于革命的战争上，而专制取得了国家拥有权。而如果 Russian 的人民跳出正统历史的框架，抛开历史对于印象的塑造，而以新的面向去看待 Russian，他们可以看到，Russian 是最早废除死刑的国家，Russian 也是最早给予女性参与投票的权利，所以 Russian 的人民是否能拥抱民主与否，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存在，民主能否再次崛起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而在正常的历史记载之中，其记载通常都会把那些历史事件的主角们朔造成“半神”的人类，好像因为他们的出现，历史才能如此的发生，但是如果通过野史，去看看那些伟人的事迹，其实他们也难免会有过错或过失，他们的性格与思考方式也与正常人一样，而并非如同“半神”那般神圣伟大，而不可靠近。

所以如果我们抛开历史给予的刻板印象，就能得出如此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也尝试抛开任何我们所学习到的任何事物与知识的刻板印象，如所习得的，看似无法推翻的科学理论。人类进步的关键可能就卡在我们既有的对于某些知识的刻板印象之中。所以刻板印象虽然能帮助我们能够快速的认识我们周遭的事物，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贪图“方便”而舍弃了我们对于事物了解的热情，所以刻板印象虽然是一项很好用来省时省事的工具，但其并非万能，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刻板印象并非仅限于“人”，也适用于“物”。

偏见与歧视[编辑]

偏见(prejudice)[编辑]

指对某特定群体或是某类成员持特定先入为主的成见，而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这种观点或信念并不一定符合客观事实或逻辑推论。偏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分为正面的偏见或负面的偏见。正面的偏见代表有利于被关照对象的看法；而负面的偏见代表不利于被关照对象的看法。我们时常以为不好的、负面的才叫做偏见，但事实上，以偏见的英文来看(prejudice)，代表的是一种预先的判断，在定义中这个判断并不具有正负面之分。比如说：妈妈对小美说：“小明很调皮成绩又不好，他不值得当你的朋友。”、“小华成绩好又会说话，你就应该交些这样的朋友。”两句话分别代表了负面与正面的偏见。
一般而言，这种偏见来自个体以往的个人经验，或因社会大众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影响。学习放弃偏见，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学习观察，从各个角度考量一件事或一个人。让头脑冷静，倾听他人的言论，观察他人的行为举止，然后客观的分析。
一般人往往会带有偏见，如“小孩子就是调皮爱玩”、“老人就是行动力低下、思想顽固”、“外籍新娘就是要来骗钱、骗国籍的”等，其他身份或是外表也容易成为偏见的焦点：如性别、宗教、肤色等。偏见不只普及，其实也是危险的，极端的偏见可能导致对他人的伤害、甚至是剥夺他人性命，而偏见的对象也将遭受自尊心的减弱。以 2018 年底发生的“越南旅行团逃脱事件”为例，在这事件发生后大多数的台湾人对于越南旅客产生了偏见，像是外交部暂停发给越南旅行团签证，这会导致到越南旅客因为台湾对他们的不信任感而感到自尊受到伤害，并可能造成来台观光人数下降。抑或是台湾新闻、名嘴大肆渲染此事，进而导致台湾人对东南亚国家的人民的偏见加深。

偏见的根源[编辑]

社会学者认为，偏见其实很容易学习，而且孩子倾向于和父母持有相同的偏见。虽然人类可能因为生物的遗传而行成偏见，但目前对偏见是否为“生物构成”的一部分尚未有定论。以下我们将讨论造成偏见的四个观点：

（一）我们的思考方式：社会认知

当我们将资讯分类并组合而形成“基模”时，依赖着潜藏却不正确的判断法则。所以，社会认知的构面都能引导我们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进而产生歧视。

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偏见的第一步是制造团体，也就是以某些特征将某些人归类为一个团体，再将排除在外的其他人归类为另一个团体，导致“内团体”(in-group)与“外团体”(out-group)的形成。内团体中的团体的成员均有认同与归属感，并且不认同或排斥外团体。
至于“内团体偏见”(in-group bias)意指以正面情绪与特别的待遇去对待内团体成员，而以负面情绪与不平等待遇去对待外团体成员，因为人们常经由对特定社会团体的认同以增加个人自尊，于是导致内团体偏见。如同 Tajfel（1974，1979，1982）与其同事在研究中所创造出的最小团体一般，纵使之前互不认识，却在分为同一组后，比较喜欢同组成员并认为他们比较好相处。另外一个社会分类的结果是“外团体同质性”，内团体成员会认为，比起内团体成员，外团体成员间更具相似性，也就是外团体会以一种“团体”存在，模糊了个体差异。
逻辑的失效
如果有与他人辩论的经验就能知道，要使对手改变心意是很困难的，即使是一个平时通情达里的人，碰到他们的偏见领域时也会失去理智与忽视逻辑论证。
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

态度的情感面，当认知涉及情绪时，将不受一般逻辑推论的限制。
态度的认知面，因为人们倾向于以旧的经验作为架构，来处理标的人物的相关资讯。

3.激发刻板印象

偏见在各文化中无处不在，即使你不相信或认同，它们也能影响你对于外团体成员的资讯认知处理。在 Jeff Greenberg & Tom Pyszczynski（1985）的研究中发现：

过程：让参与者看场一个黑人与一个白人的辩论赛，在第一个情况中，黑人辩论者很明显的居于优势；而在第二个情况中，白人辩论者则占上风。最后则要两位参与者来评论辩论者的技巧，且在其中混杂一位实验共谋，对种族做了一些批评。
结果发现：当受试者忽视种族评断，他们多认为白人与黑人的辩论技巧差不多；但是当种族性批评活化了参与者心中的种族刻板印象，他们对于黑人辩论者明显的有较差的评价。

而 Devine（1989）研究“刻板印象和偏见如何影响认知处理”已有可观的成果。

他的理论中提出了刻板印象认知处理模式的二阶段模式：

自动化处理：接触到适当的刺激物时，会引发记忆中对于该团体的刻板印象，是意识察觉不到的。
控制处理：经由你的察觉，进而将浮上心头的刻板讯息加以舍弃或忽视。

4.错觉相关(illusion correlation)

我们的认知处理还会透过另一种方式来延续刻板印象思考，那就是“错觉相关现象”。我们强烈倾向于看见那些并不存在的相关性，尤其当事件或人物显得独特或醒目时，“错觉相关现象”特别容易产生。比如说，在都市的小学中，原住民的学童就是一群独特的团体。

在 David Hamilton & Robert Gifford（1976）的研究中就证实了错觉相关的存在。

过程：安排两个假设性的团体：A 与 B，提供参与者 A和B 的相关正面与负面资料，然而，虽然A、B的正、负面资料比率相同，但因为有关 A 团体的资料比 B 团体多，所以就总数来说，A 团体的正负面资料是 B 团体的两倍以上。

结果发现：参与者高估了 B 团体的负面次数行为，因为 B 团体的资讯较少所以突显，加上负面行为也因较少而突显，所以两者之间的错觉相关因此而产生。

5.修正刻板印象的信念

Renee Webber & Jennifer Crocker（1983）提出修正刻板印象三个可能的模式：

簿记模式：每一个不一致的资讯均能修正刻板印象。
转化模式：为回应强有力的资讯，刻板印象彻底改变。
次种类模式：产生新生的次种类、次分类之刻板印象，以吸纳不一致的资讯。

（二）赋予意义的方式：归因性偏见

当我们遇到新的人、事、物时，通常会仰赖社会认知的“归因历程”，以解释人们的行为。

1.性情与情境的解释

刻板印象的原因之一为人类倾向制造性情归因，也就是将某人的行为归因于其人格的特点所为，我们将此现象称之为“根本归因误差”。而刻板印象是负面的性情归因，Thomas Pettigrew（1979）将此称之为“最终的归因误差”。当外团体成员的举止不符合刻板印象时，我们倾向于对他们制造性情归因，藉以维持我们的刻板印象。

2.期望与曲解

当外团体成员的行为刚好符合我们所预期时，会肯定甚至增强我们的刻板印象，但是若外团体成员展现预料之外的行为时，我们可能只会陷入一些归因幻想，却同时保持性情归因的刻板印象。原则上，我们能对例外情形做情境归因，譬如“那个人真的是那个样子，只不过在这个情况下不是。”，但是却不会改变刻板印象。

3.责怪受害者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去贬损受害者和外团体成员，认为他们是自作自受或罪有应得。在这里我们通常给予受害者性情归因而非情境归因，事实上，也就是否认这种稀有的随机事件，认为那是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以让自己觉得心安。例如，社会常常将过错归诸于深夜回家而被色狼尾随性骚扰的女性，认为是她们自己要晚上独自回家才遭的罪，而非谴责加害者与其行为。或是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在公开谴责电视台社长向她下药性侵之后，反而遭到网络攻击，其言行也被放大检视，认为其不符合受害者之形象。

4.自证预言

是一种归因历程，我们对待外团体成员的方式，使他们不知不觉地表现出刻板印象式行为，然后我们从中肯定并证实自己的刻板印象是无误的。

（三）分配资源的方式：现实冲突理论

竞争是冲突与偏见的最明显来源。现实冲突理论主张，资源有限会导致团体间产生冲突，造成偏见和歧视。因此，当时局紧张或因彼此的目标不相容而产生冲突时，偏见态度会趋于增加。

1.经济与政治竞争

当经济萧条时，弱势族群是否遭遇到更多的暴力行为？

Carl Hovland & Rober Sears（1940）比较两组非常不同的资料：

比较：美国南方各州 1882 年至 1930 年的棉花价格与同一时期南方的非裔美国人所受的私刑数量。
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是呈现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当棉花价格下跌，私刑的数量就会增加。

2.代罪羔羊的角色

“代罪羔羊理论”是指当景气萧条或物资不足时，人们倾向于指责与他们直接竞争稀少资源的外团体成员，但是在有些情况中，合乎逻辑的竞争者实际上并不存在。“诿过于人”意指受挫烦闷的人会倾向于攻击不受欢迎、看得见且相对弱势的外团体身上，将一切不满宣泄于外团体之上。

在 Ronald Rogers & Steven Prentice-Dunn（1981）的实验研究中：

过程：一白人学生被指示对另一名学生施行一连串的电击，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故意对参与学生友善或无礼，再观察他们电击他人的状况。

结果发现：当白人学生处于愤怒状态时，相较于对待白人，他对黑人同学会有更强的攻击性。

（四）从众行为：规范压力

社会上有许多势力会创造且维护偏见，不管是个人或团体，而从众行为一旦进入偏见的领域，就会变得特别的危险且具有破坏性。

1.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主张我们会从同侪、成人和传播媒体等，学习到文化中的适当规范，包括刻板印象与偏见态度。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充斥刻板印象资讯、歧视行为变成规范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会因此发展出某种程度的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此称为“制式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或者更明确的说法是：“制式种族主义”与“制式女性主义”。

规范性的从众行为，往往是因为人们为了从众，或是配合文化中优势大众的观点，才怀有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如同 Thomas Pettigrew（1958，1985）所说的，奴隶式地顺从社会规范，是偏见的最大决定因素。

2.现代种族主义

是偏见规范的转变，外表看起来没有偏见，然而心里仍然保留他们的刻板印象观点，以一种微妙、间接的方式来表露。

偏见的起因种类：

社会中的不平等

偏见因为不同群体在社会中享有的不同社会地位而滋生。社会优势理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认为，在所有社会内，全部群体都处于一个权力体系的框架下，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群体优越于其他群体。这个优势群体能够享用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下层群体却承受了大多数的社会责任。

社会学家 Hacker 曾在 1951 指出，在美国社会中最常见的偏见，是针对女性与黑人这两种群体的偏见，社会体制则借由这样的偏见，促使大众对女性和黑人相对低下的社经地位习以为常。

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偏差

内群体，是指一个由具有共同特征且对团体有归属感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外群体则是指内群体以外的人。

内群体对于外群体的人可能会有某些特性的总括知觉，而且常是具有偏差的。

内群体偏见通常系指两种涵义：

a.基本上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都是“好的”知觉，

b.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其他群体都是“差的”知觉。

Brewer 在 1979 年曾研究表示，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内群体，人们都会偏袒自己身在其中的团体。（在下面有更多的叙述）

很多时候我们会分队，并建立团体的象征，就算是随机分派，我们也会把自己当成团体中的一分子，不论是先天血缘或后天相关，人们都显现出具有强烈的内团体偏私(ingroup bias or ingroup favoritism)，我们会对团员比较好，而对团体外的人抱有敌意或减少帮助。而研究发现即便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一样，纵使宗教时常教导与人为善，却在助人行为变多之外同样保有内团体偏私。此时可以理解成一个内团体是自我(self)的延伸，所以人会对自己好，同理地也就会对内团体比较好。

偏见的产生常常是因为没有充分资讯，但是透过接触与合作可以消弥敌意，透过多多交流可以使偏见趋进于无。因此，有一个实验以夏令营中的孩童作为测试对象，将受试者分为白黄两队。在两队接触前都会有些敌意，所以若问这两队间有没有好朋友之类的问题，会发现这两队的队员对对方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在经历煮晚餐、搭帐篷等需要合作的活动后，再次调查便发现和另一队有好朋友的比例增加。由此可知，刻板和第一印象都是很粗糙的预测，因此需要更多的接触与资讯的暴露(exposure)，据实际经验做的判断会更加精确。

3.权威性人格与偏见

权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又称为专制人格，最早由德国学者 Adorno 提出。权威性人格是上位者常见的特征，是指一个人对上司百依百顺，却对下属趾高气扬，进而衍生为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或其他人种的偏见和歧视的社会态度（例如在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偏见）。

其特点是单一价值观、较为简单的认知系统、思考型态简单化、重视人与人间的上下位身份关系并缺乏更进一步的思考能力。Adorno 在 1950 年提出具有权威性人格者更容易产生对外群体的敌意与偏见。

4.宗教与偏见

由 Batson 最先从 1940～1990 中他的 38 个研究中发现，宗教的虔信程度会与偏见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可能会有偏见而且更加固执。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大量研究表示，宗教与偏见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总结来说，宗教是否产生偏见，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甚至要取决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宗教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能让人找到生命的意义于生命的终极关怀，让人得到心理上的安定，然而另一方面，若过于偏执或排他，就会造就偏见甚至是迫害他人。

5.相符(Conformity)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偏见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持续，首要条件是因为人们对偏见及其规范具有从众性。具体来说，在某一社会内，某一群体一旦对另一群体形成了根深柢固的偏见，伴随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就会在那个群体中形成一种社会规范，并不知不觉地使该群体的大多成员都遵守。占有优势的群体若同时成为了握有权力者，他们进而制定一系列的社会规范来稳固其既有权力，过程中就会同时会导致弱势群体所处的情势更为险峻。

以男女平权为例：女权运动兴起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但早期的女性却很少挺身反抗，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包括女性）从小就接受了这种社会偏见，所以不会去反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事。而掌握权力的男性也进一步的去巩固这既有的现象，像是尊夫重道、男主外女主内视为传统核心价值，如此一来一往便促使父权体制的出现。

6.习俗支持

人们时常会忽略支持偏见的习俗，因为早就习惯了这种习俗，而且这些偏见也不会刻意地压迫某群体，只是平淡地反映一种文化在现在的社会氛围下如何对某事做出相对应的态度。

举例来说，电影和电视，这两者都能具体表现和强化流行的文化偏见，有研究者曾经对美国在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节目的性别内容做过分析，发现男性地位相对于女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好且多，而且男性角色比女性角色起码多出两倍。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早已习惯这样的现象，所以时至今日才有人对这样的现象做出反应。

偏见的认知根源[编辑]

刻板印象[编辑]

专指人类对于某些特定类型人、事或物的一种概括的看法，看法可能是来自于同一类型的人事物之中的某一个个体给旁人的观感。刻板印象有分为正面以及负面的观感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不能够代表每个属于这个类型的人事物都拥有这样的特质；每个人从小教育的观念以及生长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观念，当遇到类似获相同的事情则会以自己的经历反映在某件事上，而造成意见有落差形成的刻板印象。

常见的刻板印象

性别偏见
性倾向刻板印象
地区、国家或种族刻板印象
外表刻板印象
一些对机器造型的刻板印象
喜好刻板印象
政治刻板印象
年龄刻板印象
身份或社经地位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中，Bargh, Chen, & Burrows（1996）做过以下实验：

· 实验一、受试者被呈现未进入意识的非裔美国男性照片，之后引起强大敌意

· 实验二、在实验一后，让受试者跟实验人员进行互动，最后实验一中产生敌意的人，在活动中呈现极度不配合，且产生更深的敌意

由以上实验可见，人们的行为可能在未认知的情况下，被刻板印象控制与影响。且这样的刻板印象，可以在无意识（或下知觉）的状况下被激发。

类属化[编辑]

类属化是我们认知世界最简便且最有效的途径。当我们把各式各样的人分类成各种类，在解释和回忆他们就能更加容易，可是这种简化的认知方式却常常形成偏见。

Tayler 等人在 1978 年曾指出，在美国社会，种族和性别是划分人们的两个最有力的指标，例如一个 40 岁的黑人男性地产商，住在纽澳尔良，那么一般美国人对他所作的最简单的概括往往是“黑人男性”，而不是“中年人”、“商人”、“南方人”。类属化本身并非偏见，但它却是形成偏见的基础。像是当我们在经历美国强大的传播媒体浅移默化之下，纵使我们没经历过美国都市某些黑人地区的治安问题，但当我们在台湾遇到一个黑人时仍会出于本能地想要逃避；或是在 NBA 中大多数的球员都是黑人，因此当我们看到黑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应该很会打球。

认知原因偏差[编辑]

当我们在解释他人行为的动机时，常常会因为主观印象的影响而发生偏差。一个最基本的归因偏差是：我们常常主要把别人的行为视为是内在因素导致而低估了情境因素的影响力，造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过度注意在他人本身，却忽略他们的行为所在对他们造成的情境影响。 Snyder 在 1976 年曾做过一个研究指出，行为的结果也会导致对他人行为进行归因时产生偏差。在实验中他邀请一群受试者，他先把受试者分成两群，其中一些受试者赛跑，另一些受试者则在旁观看，赛跑结束时，研究者请旁观的受试者对赛跑者成败的原因做出解释，发现他们倾向于把胜利者的胜利归结为运气或其他情境因素，却把失败者的败因归为个人自身因素。

情绪－代罪羔羊心理[编辑]

Miller 和 Bugelski 在 1948 年曾进行实验研究发现:当人们受到重大挫折或是失意时，不会先反省，反而会归咎于对他们造成不良结果的群体。现实冲突理论则认为偏见为当两个团体在经争资源时所产生的副产品，当情况不利于己方时，人们便会将自身的不幸归咎至他人身上，对他们发怨或产生攻击，使得在社会结构中无权无势的群体成为代罪羔羊。例如在台湾社会中，当失业率提高时不乏就会出现怪罪移工抢走工作机会的声音，当经济下滑时便抱怨产业淘空，又或者在政治角力中亦可看见代罪羔羊的角色，当一场选举结束之后，落选的政党往往出现“抓战犯”的声音，要将自身的失意归咎他人的不尽责之上。又研究显示，具有权威性格特质者(Altemeyer, 2004)或将特定宗教信仰视为达成晋身之阶者(Batson and Ventis, 1982)都倾向对外团体有较高之偏见。

偏见态度的组成[编辑]

偏见是种态度，且是充满情绪的力量。

情感或情绪成分：包含与态度相关的情绪类型（例如悲伤、感动）和情绪强度（例如尴尬、公开敌意）。
认知成分：组成态度的信念或想法有关。
行为成分：与个人行动有关。因为人们不仅会抱持态度及信念，也会加以付诸行动。

偏见形成的因素[编辑]

1.偏见的形成可能和自尊这个概念有关，如同在自尊的段落中所介绍的，自尊主要是来自于比较，因为人们希望提高自己的自尊，因此经常会试着提高自己的程度或贬低对方的表现以获得较好的比较结果，而贬低对方的表现这点可能就会以偏见的形式呈现，人们往往会运用偏见和歧视的方法面对其他人或是其他团体，降低对方的程度，借此感到优越感。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威权性人格特质的人们，由于他们将自己所隶属的群体和他人的群体划分的很清楚，也十分重视自己的群体，因此贬低和敌视他人的现象就会比较明显。

2.偏见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基模（简单来说，基模就是对某个人事物既定的认知），因为使用基模可以加快自己的思考和认知速度，所以人们往往会建立起基模来认识不同的人事物，然而由于基模可能会过于简化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基模就可能会提供偏见形成的契机。

3.学得偏见：

从偏见的组成中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认知成分和情感的成分，这点和态度(attitude)一样，因此偏见和态度一样，可以透过社会互动中的经验获得的。学得偏见的历程有两种解释：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行为的改变是透过社会形式的连结、增强和观察。例如小男孩听到他父亲用粗俗的话骂弱势团体、少数族裔，他会认为父亲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加以效仿。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个体的自尊（自我价值感）有两个部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源自于团体隶属的自尊部分。整个评价过程始于划分内团体（个体所属团体）和外团体（对手或其他团体）。一旦划分了团体身份之后，人们便会形成偏袒自己的团体的态度和行为。

偏见的特质[编辑]

偏见是一种群体间的社会态度，其特点在于不合事实、过分类化、先入为主、不易改变。故这种社会态度具有一些基本特征：

它总是在不正确的或不全面的资讯来源基础上形成的。
偏见的看法和预期具有刻板印象的特点，所以偏见常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的特征。
偏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反应有过度类化的倾向，即过多地强调某一类对象的共性，而忽略个别差异的多样性。
偏见常受第一印象左右，含有先入为主的感受和判断，人们往往具有占有资料和资讯不全就贸然下决断的倾向，并且在事实的资讯输入后仍不愿意改变原来的态度。
偏见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多社会因素有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

常见的偏见特质，基本上可以分为下列三点：

无实证的揣测：又可称为预先判断(Prejudice)。系指一个人在尚未经历详细的调查与充分资料的掌握下，只凭自己的刻板印象或是偏见便预先对事情做出了判断，这个判断往往并非公正客观的，而是由个人的喜好或看法所做出的裁决。例：当看到一名女生，便直觉地认为他的体育能力比男生差，或是认定女生应该比较擅长文科，皆属于无实证的揣测。
渲染主观想法：又可称为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主要是由于人们以根据主观感受而非客观资讯建立起主观以为的社会现实所致。透过极为单薄的经验，或是少数且不具有代表性的事实与体验，便将其扩大解释，甚至对整个群体做出了主观且以偏概全的结论。例：由于少数几起原住民喝酒闹事的新闻，辅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便将其扩大解释，认定原住民就较没教养且喜好闹事。而认知偏误可导致感知失真、判断不精准、解释不合逻辑，或各种统称“不理性”的结果。
选择性接受：又可称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当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便我们自身知道这样的想法过于片面且不够客观，却倾向接受对这种想法有利的各项解释，且排斥、忽略所有与此想法相关的有力证据，甚至对相反的证据与想法进行强力的反对。例：最近同志能否结婚的议题燃烧全台，许多挺同的人往往会选择接受与自己意见相同的观点和想法，反同的阵营也会固执己见，选择忽视挺同方的想法，这便是“选择性接受”的实例。

偏见也可能包含对某一团体成员的期待和信念，“刻板印象”即是认为某一团体成员拥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和行为。所以刻板印象的一般性说法，就是对某一团体成员所持有的信念，因此，刻板印象是偏见最核心的部分，偏见也包含某种行为表现的倾向。

偏见与认知能力[编辑]

很多人认为会形成偏见的原因，往往肇因于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过低所致，而过去的心理学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认为智商较低的人才比较会对他人形成偏见与歧视。然而最近的心理学研究中却对此种想法提出了不一样的论点。

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社会心理学家马克‧勃兰特(Mark J. Brandt)和新泽西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NCNJ)的心理学家杰若‧克劳福德(Jarret T. Crawford)针对 5,914 位美国人进行实验，他们在实验过程中，依照口语表达能力(wordsum 测验，属于认知能力中的一种面向)，将受试者分为了二十四组，并依序调查他们的心中是否存有偏见及存在着哪些偏见。结果出乎意料的，这次的实验结果竟然显示一个人是否具有偏见与他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可见的关联。然而，他们同时也发现了偏见的“主题”与认知能力便有明显的联系。简单来说，我们无法从人“有没有偏见”来判断对方认知能力高低，但却可以从“抱持偏见的对象”是什么来判断对方的认知能力。

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低认知能力者讨厌自由主义者(liberalist)与非常规人士，同时他们也容易对并无自主选择能力的族群产生讥笑与偏见，包括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等较少见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或是穆斯林等他们生活周遭少见的宗教主义，皆常常沦为他们所歧视的对象。反之，高认知能力者歧视的对象，大多是他们认定系经由“自我选择堕落”而导致者，简而言之，大概便是“明明可以当个努力上进的人，你却选择在此挥霍光阴，所以我鄙视你”的状态。

综而观之，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些偏见，而这种具有偏见的结果是无法透过提升认知能力而获得避免的，只是随着一个人的认知能力的高低不同，他所抱持偏见的对象便会有所差异。

消除偏见的方法与理论[编辑]

理性的沟通不一定能消除偏见，因为偏见和态度有些类似（详见偏见态度的组成），改变态度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中央路线，另一种是感性的周遭路线(详见慎思可能模型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某个人对某些人事物产生偏见时，往往代表那些人事物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所以说服他们最好的方法并不是中央路线，而应该是周遭路线（当一件事物对这个人很重要时，这个人就会越理性的思考，但反之则这个人往往会运用情感判断，详见慎思可能模型），无论多么理性的告诉人们正确的知识或是劝导不要歧视都不一定会有效。要消除偏见主要需要用感性的说服，其中一个理论便是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其中的内容包含：

增加接触机会：一旦有可以多接触的机会，代表着同时可以增加沟通的次数与频率，有效化减对立与偏见。接触能减少偏见需具备的六个条件：
- 相互依赖。
- 拥有平等地位。
- 友善与非正式的人际接触。
- 频繁的接触。
- 平等的社会规范。
- 追求共同目标。著名研究为薛瑞夫与其同事共同进行的罗伯斯洞穴研究(Robbers Cave Experiment)：此实验对象为十一、十二岁之儿童，实验内容为带领这些儿童参与一奥克拉荷马州的罗伯斯洞穴公园夏令营，并将儿童随机分成两组，接着以团康活动、制定两组各自的组名与组内规章来凝聚两组个自之向心力，当两组内儿童都以有强烈的组别认同感与内聚力时便开始进行团体竞赛，并强调需争取优胜，此时组间的冲突与敌意油然而生，各组儿童彼此皆认为对方卑鄙、龌齰，出现各式谩骂与指控，甚至有一组烧了对方的旗帜。接着，研究者为了缓和两组间的偏见与冲突，便设计了一些需要两组共同合作才能达成目标的活动，例如找出储水槽的漏洞并加以修补，经过一系列合作的活动后两组间的敌意便明显的降低了(Sherif, Harvey, White, Hood, and Sherif, 1961)。之后也有许多研究证实若能共享高远的奋斗目标，有助于降低团体间的敌意、消弭团体之间的界线(Bodenhausen, 1991; Gaertner, Mann, Dovidio, Murrell，and Pomare, 1990)。
给予包容：透过教育培养，不断宣达包容与尊重的意念，可促使人们理智思考，有助化解敌对与偏见。
合作与互赖：彼此依赖、彼此尊重、一起学习，并且达成共同的目标。
消除团体间的框架：打破既存在但又看不见的藩篱，制定法律以保障弱势族群权益，以分工让不同团体间的成员可以互助合作，消弭团体间可能来自年龄、性别、语言、信仰、文化、党派或价值观不同等等的隔阂。譬如:透过不同族群的人们通婚，可以拥有共同沟通的语言，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减少彼此间的误会与摩擦。

然而仅仅是增加两个团体的接触机会并不一定能够减少歧视，还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两个团体的社经地位要尽量接近。
要注重“个人”，唯有团体中的个体真正和其他团体的成员接近相处并互相理解，才能有效的消除歧视。

歧视(discrimination)[编辑]

由偏见的认识和态度引起的，直接指向受偏见的目标的那些否定性的消极的行为表现，通常导致不公平地对待团体目标。然而偏见与歧视不全然都是负面的态度或行为，亦有可能是对某群体的正向态度或行为表现，如：正向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即是指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产生同情心并伸手相助。

种族歧视[编辑]

种族歧视（英语：Racial Discrimination）是因为肤色、人种或是其他种族原因有关的歧视。受到歧视的人可能会被他人拒绝作生意、拒绝社交互动或分享资源。政府也可能进行种族歧视，可能是不成文的，也可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例如种族隔离的政策），也有可能是法律执行不力或不公平的资源分配。有些司法管辖区有反歧视法，禁止政府或个人因为种族（或其他因素）歧视他人。有些政府或是法律会用肯定性行动试图补偿或克服种族歧视造成的影响。有时只是强化一些代表性不足族群的招募工作，有时则是用种族配额，有专门针对特定族群的名额。有些人反对后者的补偿方式，认为是逆向歧视，歧视了在社会上占大多数的族群。

偏见(Bias)和歧视(Discrimination)的关系[编辑]

偏见是歧视的根源，偏见这种态度经常引发歧视反应。
歧视是偏见的具体化和外显化。
偏见和歧视密切相关，但不尽然完全相同。
偏见不一定必然转化成为歧视，歧视也并非皆由偏见引发。

偏见的总结[编辑]

偏见来自于不全面或不正确的概念
偏见有刻板印象的特点，都是形成之后不易改变
偏见有过度分类化的倾向，反而会忽略个体间的差异
偏见常常受到第一印象所左右，包含了先入为主的感官和判断，人们习惯在尚未有完全的资讯就借由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而且做出判断之后又不愿意做出改变
偏见受到宗教、经济、文化、教育等许许多多的社会因素所影响

偏见同化效果[编辑]

偏见同化理论(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最早由 Lord, Ross & Lepper（1979）提出，他们主张人们对争议性议题的既存态度，即其对该议题主要掌握的知识与经验，会影响其如何解释、评价与此议题相关讯息。这使得人们很难毫无偏颇地处理与自己既存态度一致与不一致的讯息：当暴露于与自己既存态度“一致”的讯息时，人们会放大其证据的强项、忽略其中的劣势来作解释或评价，以令人信服；暴露于与自己既存态度“不一致”的讯息时则相反。后来，Edwards & Smith（1996）进一步厘清上述的心理历程，指出涉及争议性议题的讯息，人们会自动活化与既存态度相关的记忆。若发现讯息的内容与既存态度“不一致”时，会启动额外但具特定目标的记忆搜寻，以找出能削弱不一致讯息的资料。Jerit & Barabas（2012）也发现，人们会从资讯环境中选择性学习(selective learning)，记得较多与既存态度一致的知识、较少与既存态度不一致的知识。Dursun & Kabadayi（2013）亦将偏见同化的历程称之为认知防御机制(cognitive defense mechanism)，认为人们会轻信与记住一致讯息，曲解与忽略不一致讯息，以维持既存态度。

偏见同化理论的起源，在解释为何人们面对争议性议题、阅读立场不同的讯息时，不仅没有如公共审议观点所认为缩小立场不同者间的差距，反而造成更严重的极化，政策或政治方面的争议性议题尤然。例如，Lord et al.（1979）针对死刑议题招募数量相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皆阅读一篇死刑“具”吓阻效能与一篇死刑“不具”吓阻效能的虚构文章。结果发现，实验参与者皆认为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文章写得较好、较令人信服。更进一步，暴露于立场不同的讯息后，死刑支持者与反对者对死刑的态度差距更大、更极化，而非趋向一致。McHoskey（1995）在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 30 年后，招募于遇刺后出生的大学生参与实验，并先调查他们对遇刺案的态度是偏向刺客独自犯案、还是有其他共谋的阴谋论，接着阅读支持独自犯案与阴谋论的证据，结果，这些大学生同样认为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证据较有说服力、对立场的态度变得更极化。此外，偏见同化理论也被用来探究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极化现象。（取自中华传播学刊 33 期（2018/06），137-179）

偏见与歧视的实验[编辑]

本实验是由专门研究人性与道德行为领域的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Paul BloomPaul Bloom 所做，他发现我们从婴儿时期开始就懂得从别人的行为分辨好坏、区分你我而形成偏见。他们以六个月大的婴儿做实验，拿分别喜欢豆子和全麦饼干的两个玩偶给他们选择，小婴儿通常较喜欢和自己有同样口味的玩偶，而且看到另一组的玩偶被自己喜欢的玩偶欺负时，还会很开心。由此可见，我们从还没学会说话、走路之前，就已经懂得开始将看到的人事物分为两国，倾向对自己的同类较友善，而对不同类或陌生的对象较易产生敌意。另外，关于常常被拿出来讨论的种族歧视议题，1999 年 Schulman 做了一个实验。他请了一堆演员，将他们分成黑人和白人的组别。这些黑人和白人分别对着摄影机录下一些关于心脏病的描述（每组内容都相同），然后请上百位医师观看这些影带，当然，这些医师并不知道这些“病患”是演员。然而结果出来，发现明明一样的病症，医师对白人的处遇（手术建议）或药方都远比对黑人来得好，来得多，而这些医生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认为自身并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这个实验说明种族印象和文化印象早就深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偏见在演化上的角色[编辑]

偏见提供了人们一种快速判断事物的模式，往往能够帮助我们节省思考时间，使行动更有效率，也是所谓的“捷思”中的一环。假如我们完全没有偏见的时候，我们便无法快速判断所需面对的事物，必须等待我们对这些事物搜集到足够资讯后，才可以进行判断与分析。当我们在生活中每每都需如此才能完成事物的判断，无疑会造成我们思考效率的减缓。回到远古时代，人类身处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假设人类亲眼看见一头狮子吃人，之后便会对狮子产生一种危险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帮助生存的本能。类推到现代人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假设有某种特征的人种经常攻击自己的社群或是经由传播媒体得知这种族裔的人是具有攻击性的，自然而然的，在之后看到有这种特征的人便会心生警惕，像是有些人会觉得黑人群聚的地区很危险。因此，“偏见”其实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不应因为这是自然现象而忽略了身为一个文明人应该尊重人的道理。

说服(persuasion)[编辑]

说服(persuasion)意指涉及一个或多个参与活动的人，他们在固定的沟通环境限制下，参与了创造、加强、修改或消除信念、态度、意图、动机和/或行为的过程。说服可以分为典型说服(pure persuasion)与非典型说服(borderline persuasion，又称为边缘型说服)。典型说服是多数人皆同意为明显属于说服的行为，如广告文案、政见发表、国情咨文、预算报告等；非典型说服则是处于边缘地带，通常模棱两可，并非所有人皆会同意属于说服的行为，如在餐厅时不知道要吃什么，看到大家都点了某一道餐点后决定也跟着点同一道餐点、发现没有人上课戴口罩，于是自己也默默将口罩拿下来等。

说服由五大核心要建构成：
（1）意图(intentionality)：意图不一定能从传播者的讯息中判定其存在与否。
（2）效果(effect)：可以简单分为成功说服与无法成功说服，但说服本身是持续性的、渐进式的过程，有时无法判断说服的效果是否为单向。
（3）自由意志与清楚意识(free will and conscious awareness)：代表接收者是有意识或主动的。但许多成功的说服，便发生在接收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说服的情境中。
（4）符号/象征行为(symbolic action)：着眼于说服的手法(means)。
（5）对象(interpersonal vs. intrapersonal)：说服的对象不一定要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

说服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众多，如：
1.语文(verbal)
2.非语文(nonverbal)
3.文化(context)
4.情境(context)：决定说服过程的发展，包括：

时间（同步或异步）
媒介（口语或影音）
社会文化（直接了当或迂回暗示）
不同语文线索的比例（图像多或文字多）
线性（双向互动或单向互动）
目的（自我呈现？关系发展？工具性？）

耶鲁大学在 1940 年代晚期大量进行相关研究，探讨决定说服效果的沟通者、沟通内容和接收者的特征^[9]。研究持续多年，发现许多有趣现象，然而，每一种研究结果似乎都建立在特定条件之上，只衍生出少数通则。从 1980 年代开始，对于两种认知处理模式自动化与控制模式的兴趣推动了分析说服沟通的整合架构(Chen & Chaiken, 1999; Petty & Wegener, 1999)。此外，研究态度的心理学家，将说服的策略分为中央说服路径和周边说服路径^[10]，大致上分别代表透过内容论述来说服和透过表面线索来说服的差别。

讯息来源[编辑]

影响讯息来源的品质包含可信度与讨人喜欢的程度。讯息的可信度(credibility)越高，被接受的可能性越大^[11]，来自所信赖的人物或专家的讯息往往是高可信度的。讯息的讨人喜欢程度(likability)越高，越能使人接受^[12]，来自所仰慕的人的讯息往往讨人喜欢程度是高的。

讯息内容[编辑]

讯息内容的组织、讯息提供顺序与诉求方法等，都将对讯息对象的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慎思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编辑]

心理学家Rechard Petty和John Cacioppo（1979）提出慎思可能性模型(elaborate likelihood model)，又称详尽可能性模型、精细可能性模型、推敲可能性模型。意谓面对接收资讯时由于“动机”以及“能力”的不同导致不同的慎思、推敲程度，因而对资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影响人们思考事情及做决定的态度，也影响人们搜集资讯及对消息来源评估的程度。

途径理论 推敲可能性模型认为信息处理的两种极端方式为中心途径（中央路径、中枢路径或核心途径）以及周边途径（边陲路径、边缘路径或外围路径）

1.中央路径(central route)：如果处于高慎思的一端（愿意且能够深入思考），就会依循中央路径接受说服；中央路径是——“针对问题本身”，指建立在论理逻辑，着重提供事实和证据，来达成改变对方态度的目的。

2.周边路径(peripheral route)：如果处于低慎思的一端（不愿意或无法深入思考），就会依循周边路径(peripheral route)接受说服，周边路径是——“避开问题本质”，指着重情感诉求，而非讲述道理或论理逻辑，容易被表观特征（如说客的可信度与专业程度）所说服。

途径选择：当涉入程度(Involvement)高时，处理资讯时倾向于采用中央路径的模式，亦即根据资讯的内容，经过审慎思考之后做出决策。因此涉入程度高者因为认知的改变，而产生了信念与态度改变，最后导致行为改变。而当涉入程度低时，则会倾向于根据事物的周边属性与外在线索进行资讯处理。因此涉入程度低者信念改变后，先改变了行为，最后才导致态度的转变。

以商业广告为例，消费者在看到广告时，有中央途径或周边路径可以改变对于产品的态度。

1.中央路径：当消费者对产品的动机或能力都较高或是本身知识水平较高，倾向理性思考时，容易借由深入了解这项产品或品牌的资讯，因而改变行为模式或是态度，广告业者可以选择让消费者依循中央路径接受说服。例如：一般人对于买车较不容易冲动消费，消费者本身经济水平也高，因此大多数的人会主动去搜集不同的车种的资讯，或是上官网了解，这时官网的广告就容易让消费者依循中央路径接受说服。

2.周边路径：当消费者本身对产品本身的动机或能力不高，而只是被动的接收关于产品的广告消息时，广告业者可以选择让消费者依循周边路径接受说服。例如，市面上的运动品牌大都会找代言人。由于消费者对于每个品牌不太会主动去比较不同布料、鞋底的差异，就算业者在广告中揭露这些消息，可能效果都不及请一位人气球星穿上这些球衣跟球鞋。此时消费者是因自己喜爱的球星而改变对于品牌的态度及消费行为，就是依循周边路径被广告说服。

而影响动机和能力的因素包括消费者对于广告流程的掌握程度、需求、身处的环境、引发的情绪、知识水平。消费者对于一本型录或传单的掌握程度较一则十秒的电视广告高，此时就更容易依循中央途径。对于产品的需求越高，改变行为或态度的动机就越强。例如一般人对于高价珠宝的需求极低，改变行为或态度的动机就也很低。身处的环境则决定了消费者容不容易分散注意力，例如电影正片放映前的广告能容易让观众全神投入广告内容。引发的情绪如果是能让消费者主动思考的话，就容易引发消费者依循中央路径被说服。如果广告的内容具高度专业性或高知识性，那知识水平较低的观众则很难理解广告想要传达的内容或态度。

单面论证与双面论证[编辑]

当讯息牵涉到争议未决的课题时，传播者可以提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单面论证(one-side argument)，也可以同时呈现关于问题利弊得失的双面论证(two-side argument)。如果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看法一致时，使用单面论证的效果较好，因为能强化对方对于此议题或事项的看法。反之，当说服者与被说服者的看法不一致时，双面论证对个人态度的影响力大于单面论证(O’Keefe，1990)。因为从与对方相同的看法及角度切入，较有机会瓦解对方对于此议题的武装，而同时也能避免被说服者有一种说服者只是单纯想要改变对方的态度或接受自己的想法的感觉。另外，对于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进行双面论证的效果比对于知识水平较低的人进行双面论证好。而单面论证及双面论证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行销、管理、咨商、辅导等多方面。

初始效应与时近效应[编辑]

若传播者提供双面论证的讯息，并试图使正面讯息产生影响，就应该注意提供资料的时间顺序，以达成说服的效果。假若正、反面讯息在时间上接连着提供，应该先提供正面讯息后在提供反面讯息，以利于正面资料产生初始效应；假若正、反面讯息提供的时间相隔很长，应先提供反面讯息后在提供正面讯息，以利正面讯息产生时近效应。选择的自由提供具有选择的自由的讯息内容，通常较容易被人接受。

收讯者的个人因素[编辑]

收讯者的能力、人格、动机、兴趣、态度等之不同，也会影响到传播讯息内容或传播方法的有效性，并与讯息来源、讯息内容产生交互作用。个人既存且根深蒂固的态度少有改变的可能(Zuwerink & Devine, 1996)；若个人的观点与讯息格格不入，则个人的信念难以改变(Edwards & Smith, 1996)；若个人收到预警讯息，知道有人即将设法改变自己的态度，则将减弱讯息效。

中央说服路径(Central route to persuasion)[编辑]

意指当人们有动机、也有能力仔细理解讯息时，便较能够专注于讯息内容的逻辑论述，认真分析论证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性判断”。当个人可以对说服讯息深思熟虑时，就会遵循说服的中央途径。许多研究主张，费力思考可以说明中央途径的说服，在其中一项研究里，每一位参与者阅读有关争议性议题的沟通内容，并且对每一论点写下一句话，代表自己的反应。

周边说服路径(Peripheral route to persuasion)[编辑]

则指当人们缺乏动机、或缺乏能力注意讯息内容时，便难以专注理解讯息内容的论述，而容易转而采用各种表面线索，来决定是否接受讯息的观点，例如文章或演说的长度、作者的身份、权威程度、甚至外貌的吸引力。如何才能得到更中立客观的资讯？当阅听者缺乏了解动机（可能认为该议题没有切身相关，并不特别感兴趣）、或是一时没有能力注意（可能正在分心思考其他事情），便可能落入周边说服路径的影响。此时各种表面线索都可能影响阅听者对文章可信度的判断，包括转贴者是谁、文章的长度和美观度、甚至回应留言的多寡。可想而知，我们不难想见这样的情况在使用 Facebook. 时发生，毕竟大部分的人都很可能在上社群网站时一心多用。因此，如果你一直以来都对自己在接收资讯上的理性判断能力深具信心，或许现在是个自我检视的好时机。”如果你真的有把前面的引述看完，我相信，光是以这个引述的长度，您至少就具有“理性判断”的态度了。

社会影响[编辑]

关于社会心理学，另一主题是别人的存在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人在社会中与其置身的团体有着相互作用，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即是个人的认知或行为会受到与自己存在的团体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在这个段落，我们会来讨论不同层次的社会影响，依据个体所承受的压力，其效果可由弱至强分为五个层次：觉醒、接受、从众、顺从、服从。

探讨社会性影响的方式有两种：

一、影响者特质与影响因素观点(Trait-factor Perspective)，旨在探讨沟通讯息来源、讯息或沟通管道，与讯息接受者三类因素的社会影响效果。

二、影响的主动力观点(Dynamic Independence Perspective)，如研究沟通、决策、领导、化解矛盾或冲突等事件时，基于所有相关人员都是社会性影响者，也是被影响者，因此着重在为完成目标，而相互影响的过程。被影响者会根据目标的重要性与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衡量被控制资源的价值，如此所形成的知觉或印象，决定社会性影响的大小。由于当事人为合作或共事所付出的有形无形代价，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变化，双方的相互影响作用或行为也不断变化，因此以动力学观点探讨。

觉醒(arousal)[编辑]

在心理学中，觉醒指的是生理状态上清醒和专注的状态，觉醒主要是受到大脑中的网状活化系统(reticular activating system, RAS)所控制。而 RAS 和我们的觉醒程度会受到许多事物的影响，除了饮食外，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如因为他人的在场改变大脑中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血清素、多巴胺、乙酰胆碱等等。举例而言，若解一道题目时，有人在旁边盯着你写算式，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些紧张，而紧张感会增加 RAS 的活动、让人觉醒。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反而可能会因为他人的在场，而使的脑中一片空白，那便是因为他们觉醒的程度太高，反而导致表现能力下降。

接受(acceptance)[编辑]

接受，所指的便是对于一件事物或是情况的同意。在社会影响的讨论中，主要是着重于对于他人各种明示或暗示的接受。我们可以了解此层级比起单纯因为他人在场的觉醒，有更进一步与他人的互动。

个人改变主意并接受别人当面请求的一种社会性影响，如讨好行为(Ingratiation)研究指出，适度的讨好别人或自我贬抑(Self-deprecation)可增加他人的好感，并接受个人的请求，这种社会影响的效果可能与面子的维持(Impression Management)有关。研究也显示先提出小要求，等对方接受后再提大要求，可能受第一次同意后的自我知觉影响，对方再接受的可能性较高，这就是Foot-in-the-door Technique。不过如果先提出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等对方拒绝之后，马上再提小一点的要求，可能基于相互让步的原则，此类Door-in-the-face Technique也会有很好的社会影响效果。

从众(conformity)[编辑]

定义[编辑]

从众是指个人或群体中的少数在想像或者真实存在的群体压力下，放弃原有态度，改变自己的意见或行为。然而此种改变并不是基于团体或其他人提出的请求，而是个人自动遵循团体内与多数人一致的态度或行为。以听歌为例，若喜欢歌手周杰伦是因为朋友圈会讨论，而不一起讨论者会被取笑，那便是从众效应；反而言之，若只是因为欣赏他的歌，便不是从众效应。

从众的原因[编辑]

从众行为的产生，大致分为三种原因

讯息性需求：人皆有知道正确讯息的需求。个人为了免于错误的资讯而选择做出与多数人一致的判断。
规范性需求：被同侪接受的需要。当个体态度与群体不一致时，个体会需要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此时从众行为就是一种降低冲突、增加归属感的手段。
变色龙效应(chameleon effect)包含自动化的社会影响与无意识的模仿行为（抖脚、摸脸），属于 system I。

^[13] 简单介绍原因的话，从众是一种受到社会或团体规范的压力影响，人们因为不想违反社会规范所以选择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为，而社会规范之所以如此具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章节有提到，当两个人在个性、态度、想法上越接近时，越有可能成为朋友，因此人们往往会希望获得更多人的认同，这时候社会规范由于是许多人一起遵守的行为守则，为了和大家有较为相似的行为，从众这个现象便应运而生。
人们通常会学习到“对”的事就是好的，然而判断是非的标准却又是另一个概念，而我们在社会规范的段落会介绍到社会规范像是一种社会上大部分的人的一种价值判断，由于社会规范是社会上多数人所遵从的，所以往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人们常常参考社会规范作为行为守则。
从众也可以让一个人产生对其所从众的团体产生归属感，在社会学上，规范具有分类各个团体的功能，而遵守一个团体的规范是证明人们属于某个团体的条件，因此当一个人对某个团体有极强的认同感时，就会去遵循该团体的社会规范，造成从众的现象。
当一个人违反社会规范时，往往会受到不利的影响，为了避免这些负面的后果，人们就会尽量从众。

详细也可分为下述群体因素、情境因素跟个人因素三大类。

群体因素[编辑]

a.团体一致性：

当个体与所属的团体为强联系，团员彼此关系紧密，向心力越高，个体感受到的团体压力也越强烈，因此为了避免被当作特异分子或被群体排除，从众行为倾向也随之增加。当团体成员意见或行为一致性很高时，个体从众的几率也较大。但若是此时出现了一位异议者，就可以大幅降低其他人所面临的团体压力，使其他人敢于与群体对立。而且不论这位异议者的选择多么荒谬，或异议者在团体中的地位高低、受不受欢迎以及其他人格特质等，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b.团体大小：报酬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凝聚力会随着团体人数增加而下降，而较不容易表现从众行为。

在阿希从众（下方会提及实验相关内容）的后续实验改变了团体的大小，团体从两人到十六人（含真被试本身），分别测试受试者从众的次数，结果得出：在五人以下的情况，随着人数增加，受试者平均从众的次数也会增加。但若继续增加人数，平均从众次数却不会继续增加。因此亚许认为，在假被试人员（桩脚）为 3~4 人（即团体大小 4~5 人）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从众。这或许是因为在这种明显错误的情况下，假被试人数过多反而越容易露出破绽，因此增加人数无法增加实验效果。然而上面结论毕竟不合乎真实生活情境，并且团体也是在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冒充群体”^[14]，因此米尔葛兰等人^[15]便提出质疑，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持某意见的人数越多，采取某行动的人数越多，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就越大，越容易使个体发生从众行为。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团体大小对于从众行为的影响也有“报酬递减效应(diminishing returns)”，如果将社会行动者当作灯泡，当灯泡从两个变成四个时，对空间照明的影响明显可见，但从十个到十二个，效果不像原本明显。也就是说，社会行动者在人数少的小团体中，若作出不同的决定会受到的压力和异样眼光的强度较强，但在大团体里，即使稍有不同也不一定会被注意到。

情境因素与社会网络[编辑]

a.讯息模糊程度：

当情境模糊，个体无法准确判断何种选择才是正确时(如下述谢里夫游动错觉实验 autokinetic effect)，从众的情形就会大幅提高，这可能是因为当资讯很少时，“周遭众人的行为反应”这个资讯在人们判断事情时所考虑的因素之中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导致做出从众决定的可能性较高，而当资讯较为充足时，“周遭众人的行为反应”所占的考虑因素比例比降低，就较不容易发生从众行为，例如：当一群人从火车上的一个车厢往一个方向一直移动，其他的乘客或许就有可能因为担心前面车厢发生了什么危险的事，而跟着一起从众行动。但若车掌广播前面的车厢指是停电导致旅客移动，其他的乘客就大概不会有从众行为的发生。

b.对所判断事物的熟悉度：

人们面对自己熟悉的题材时，对自己的选择判断有较大的自信心，因此会减低从众的可能性；而在面临不熟悉的题材时，对自己判断较没有信心，因此倾向从众。

c.行为的公开性：

在阿希实验中，真被试必须公开说出自己的判断，若其他条件皆不变，但真被试改采私下（或匿名）回答，则此时从众的比例会大幅降低，这是因为匿名的情境降低了团体压力，不需要担心因为选择与多数人不一致而遭受非议。

d.权威人士的影响：

人们倾向于听从权威者的意见，尽管这些威权者只占整个团体的少数人。因此当权威者在团体内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时，就算人们十分坚定于自己的意见，还是有可能发生从众行为，进而追寻这些权威者。可能是因为权威者多被认为比较优秀，其判断较容易受人信赖，而这些人又在社会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容易被人重视，也因为少数人的声音如果真的被大众所听见的话，经常会受到许多的检视和关注，提高这些意见的影响力。不过由于没有团体大小这个因素的加乘效果，少数影响从众往往较少出现，而效果可能也不会太强。

e.共同经验(Shared Experience)：

“你只想去一场人爆多的演唱会。”
人们不一定每次都会选择自己最爱的。有时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经验，或为了要与团体间有共同话题，你会愿意和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一部你其实不那么喜欢的电影。

f.焦点(Focal Point)：

面对不熟悉的事物，人们会容易被特别或者突出的征兆吸引，而做出与个人喜好不相关的选择。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询问学生：“在不知道彼此选择的情况下，假设明天你要在纽约跟一个陌生人见面，你会选择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回答，“中午在纽约中央车站”。其实也可以约在自己喜欢咖啡厅，不过车站是明显的地标，能降低找不到人的风险。

个人因素[编辑]

a.人格特质：

研究显示智力较低、自信心不足、易焦虑以及需要得到社会赞誉的人有较大的从众性。

b.社会地位：

中等社会地位者，比社会地位高或低的人容易表现从众行为^[16]。

c.文化差异：

文化是影响遵循的另一因素。证据显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社会化过程，对遵循倾向有重大影响。不同民族、国家的从众倾向不同，个人主义文化重视独立自主及强调个人的自我认同，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社会共同价值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在集体文化中成长的人高度重视传统，也在意和别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的规范与标准^[17]，这使得他们更加倾向遵循，因为团体压力较大。一研究在回顾了一百三十三个模仿艾许研究模式的实验后，发现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确实比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者容易遵循大众^[18]。当然，遵循的程度会受团体大小的影响。

d.其他：

问题的重要程度：牵涉到金钱与自尊，例如：答对问题就有钱可拿，因此很在乎答案的正确性而改变答案。自尊部分则是与个人与团体成员间的关系有关，越在意团体对自己的评价，从众倾向越强。
对规范的注意程度(activating norms)：例如先以“在校园里喝酒很酷”的论述触发(prime)新生，则在活动中他们会喝比平常更多的酒。
同伴的关系(pluralistic ignorance)多数人的无知。如果多数人处于唔知，会让更多人无知。

这些其他因素皆会引响个人的从众行为。

从众的机制[编辑]

从众(conformity)是指个人在真实或现象上群体压力下改变其行为或信念，及其伴随的行为方式。在没有群体压力时，个体并不会做这个行为。群体的压力可能是明确的，也可能是含糊的，也就是所谓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明确的压力是指，如果个体不从众，群体会采取威胁或惩罚等进一步的行为；含糊的或想象的群体压力指的是，个体认为如果他不从众的话，群体可能会惩罚他，即使群体实际上并没有威胁或惩罚他。

克拉奇菲尔德研究了在行政职位上一些商业者和军事人员的从众行为。他发现，一般来说经常从众的人智力较差，缺乏领导能力，有较高的自卑感；而那些有较多专制独裁特性的人常常不从众。克拉奇菲尔德描述从众者具有较少的自我力量，较少忍耐自己冲动的能力以及忍耐模糊性的能力，不愿意接受责任和委托，较少自省，较少创造性，而具有较多的偏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有偏见的个体比不具有偏见的个体更容易从众。

从众的表现形式[编辑]

既然是在遭受群体压力下产生的反应，其心理上未必是认同的，因此从众又可依据深度分为三类：

（1）口服心不服的从众(public conformity)：外在、表面的，从众的深度较浅，并非发自内心的认可这样的行为，但是屈于外界压力只好表现出符合外界要求的行为，但内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算是一种“顺从”。

（2）心服口服的从众(private acceptance)：内在的，又称为接受，是指个体除了行为上的从众，还发生了信念上的改变，由衷地认为群体的意见是正确的。即真的改变内心的想法和偏好。例如：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审美观一直在改变。

（3) 完全随波逐流从众(go with flow)：无法分辨心不服或口不服，完全跟随大流，缺乏独立思考，自主意识，常见于中学生的吸烟问题上，主要是碍于情面或者免受群体的指责与责骂。

也有社会心理学家将可能导致从众的三种力量分为：

资讯性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的历程，即个人希望自己是正确的，而且想要了解在既存情境中适宜的行为方式。
规范性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的历程，即个人希望被他人所喜欢、接纳及称赞。

从众行为的实验研究[编辑]

谢里夫(Sherif, 1935)自动运动效果[编辑]

谢里夫是最早利用游动错觉(autokinetic effect)(autokinetic effect)进行从众研究实验的人，所谓游动错觉是指，在黑暗的环境中，人盯着一固定不动的光点看久之后，人眼球会不自主地颤动，因而产生视错觉，使人误以为光点在前后左右移动。

谢里夫的实验让受试者从暗室中凝视远处的固定光点，等视错觉发生后，请受试者估计光点移动的距离。此实验有两个基本假设：

（1）每个人都会产生游动错觉。（2）受试者并不清楚眼球颤动与光点游动距离间之关系，以致无法精准判断光点游动的距离，只能靠猜测。

实验结果发现，当受试者单独估计距离时，不同人间的判断差异极大，答案从几吋到几呎都有，但是当研究者在人群中置入一实验助手，当实验助手以肯定的口吻回答出一个答案之后，经过几次的循环，所有受试者的答案都变得十分接近。

这是因为在信息模糊的情境下，单独参与实验的受试者没有其他答案可以参考，只好建立自己的判断系统，而此系统因人而异，不同人间可能差异极大；而当有受试者先建立了判断系统，其他受试者会由于对自己的判断没有把握，害怕自己的答案是错的，便选择参考其他人的答案，进而产生了从众效应。

阿希(Asch, 1951, 1955)实验[编辑]

上述谢里夫实验得出在信息不足情境下人们会产生从众行为，听起来很合理，那在答案明确的情况下呢？人们是否就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如果你这么认为，下述阿希从众实验的结果或许令你感到讶异。

1951 年时史丹佛大学斯沃斯摩学院的心理学教授——所罗门·阿希(Solomon Eliot Asch)进行了从众的实验，实验参与对象为三所来自不同大学总计 123 名的男学生。

在阿希的实验中，共有七名受试者，然而有六名是假被试，而真被试被告知他所参与的是个知觉判断的实验，并且总是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回答。实验内容是要受试者判断 ABC 三条不同长度的比较线段何者与标准线段等长。

此判断实验进行好几回合，在前几回合中假被试均做出正确的回答，但自第某一回合开始，前五个假被试皆故意说出错误的答案，实验结果发现所有受试者中大约有四分之三会发生从众行为，选择明显错误的答案，而所有真被试平均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发生从众。

后续阿希还尝试改变实验变因，像是加入第二位真实受试者、以书面而非直接作答的方式作答、改变群体大小等方式。发现当团体规模改变、团体内部意见不一致时，对于受试者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使其从众性降低。

阿希认为，人们之所以对于社会压力会让步是因为透过附和别人的意见，我们可以得到正面的回馈跟感受，一方面也避免接收到负面的回馈。

在线段实验中，被问及哪个线段较长时，如果团体其他人都回答很明显是错误的答案，受试者仍可能会从众也回答错误答案；而在团体规模上，Asch 认为 4～5 人是最可能发生从众的行为；不过，Milgram 指出真实情况下，支持某意见的声量越大，越可能发生从众行为才对。这是这个实验的不同看法的补充。

艾许的实验使得研究者想要找出众口铄金的原因。神经影像的资料显示“人云亦云”会使得脑部产生较为快乐的反应。有一研究要求参与者判断一堆脸孔的吸引力，当参与者知道自己的评判和大家不同时，脑中与酬赏有关的两个神经结构 ——依核(nucleus accumbens)与腹顶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就会变得较不活跃，而与侦测错误相关的脑区就有较大的反应。偏离众人反应，不但使参与者在实验当时不悦以及感觉自己判断错误，也使他们以后有机会就会改变自己原先对脸孔评价的决定。

Janis(Irving Janis)的“团体迷思”概念[编辑]

　　Janis 则是透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提出“团体迷思”(Groupthink)的概念，在这情况下，成员会努力追求团队的和谐共识，大家有一股莫名的自信与凝聚力，而内心小警察(她称之为 mindguard)也会不断自我审查，团队因而缺乏客观的分析与角度。举例来说，在历史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有个目标一致的外部敌人(e.g. 苏俄)，所以才会服从不人道的制度，这即是 Janis 所称前置因素中的“外部威胁”，也进而促成团体内部“高度凝聚力”；在这样情况下，所有原先不被允许的行为都转而能够透过“集体合理化”来证成其正当性，也当然就对群体道德不疑有他。此外，当有“异议者”出现时，打破了集体盲思的决策，但众人却难以思忖这个制度的缺漏，反而非常有可能将异议者排出于团体之外（维系制度的正当性与不可质疑性），即“对异议者施加压力”。大家对这样的制度深信不疑，也是种团体过分自信的展现。

　　一般而言，邪教(Cult)是较为人熟悉的实例。古今中外不乏著名案例，其中最惨烈的当属“琼斯镇事件”。“琼斯镇事件”是除了911事件之外，美国史上第二严重的非自然死亡，造成共908人死亡，其中包含了276位儿童。

　　创始人吉姆琼斯积极从事社会服务，他设置各种福利机构等等，使人民圣殿教广受市井小民爱戴，其中大多信徒是非裔美国人，他们长期饱受白人不平等的欺压，而琼斯这时的救济行为，也确实让他们找到了救赎以及强烈的归属感。后来，琼斯透过情报，抢先得知了有媒体将对人民圣殿教进行深入报导，而且报导内容揭露了教会内部的恶行。琼斯认为报导若出，很有可能引来政府关注，于是琼斯和南美圭亚那政府签订了丛林深处一片土地的长期租约，将信徒运送过去，并把这座小镇称为“琼斯镇”。

　　尽管如此，根据一名幸存者描述琼斯镇的生活，她说，“我们会聚在一起，人们会聊天、唱歌。那是个神圣的时光和空间，我们仿佛忘记有另一个世界存在。”另一位年轻人则说“无论怎样我也不想回到美国。我爱这个地方。”

　　媒体对人民圣殿教的负面报导，在美国本土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一名美国国会议员里奥·瑞恩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往琼斯镇。在那里，议员陆续找了约许多信徒谈话，但听到的回答都是十分快乐正向的答复。就在议员感到放心之际，他与同行记者却陆续收到镇民以纸条的方式发出求救讯息。琼斯表面上没有反对镇民离开的愿望，然而就在议员一行人准备带着这些镇民一同搭飞机离开时，琼斯私下派去的枪手却在机场射杀了包含议员在内的五人。

　　随后，琼斯要求镇民服下氰化物自杀，不从者也会被护卫队持枪胁迫服毒。他把全村自杀的过程全程录音下来，录音片段中他对信徒说着：“拜托大家有尊严地死去，.........我们不是自杀，我们是以革命式的自杀进行抗议，抗议这个不人道的世界”最终，琼斯也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举枪自尽。

　　从上述可以窥见，在琼斯镇事件中，吉姆琼斯亦会塑造外部敌人（美国政府、资本主义等），促进团体内的高凝聚力，信众即便是被要求付出高额的金钱、甚至是被性侵，都仍深信着教主琼斯，直至踏上无法挽回的道路。

Milgram 判断声音长短的实验[编辑]

在实验中，受试者会被带到有六个房间的实验场所，并安排在第 6 号的房间。房间内有耳机，受试者会透过耳机听到两次短暂的声响，再听到前五位受试者的答案后被要求判断哪一声较长。在三十次的实验中，受试者会听到十六次一致错误的答案，目的是为了了解受试者是否会屈从于社会压力而给出错误答案，而实验结果也显示有 62%的受试者会选择从众。

即使 Milgram 加上飞行安全的情境，也就是跟受试者说表明他所提供的答案将会成为给设计飞机导航的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会有一半的受试者选择从众而给出错误的答案。再另一个情境中，受试者可以不用公开说出自己的答案，转而写在纸上，透过减少受试者压力的情境设计探讨是否会影响受试者的决策，虽然结果是给出错误答案的比例会降低，但依旧有一定比例会选择从众（50%）。Milgram 还设计了另一个“指责情境”，一及在受是者题出和多数人不同的意见时，就会出现指责受试者的声音，结果显示约有 75％受试者从众。

有趣的是，当 Milgram 将自己的实验转移到不同的群体（挪威人与法国人），发现在不同的文化特性下，从众的行为程度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Milgram 发现，法国人的从众行为在不一样的情境中都比挪威人来的低，在响铃情境中（受试者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要求再听一次），有 70% 的法国人会要求再听一次，远远高于挪威人的 25%。在指责情境中（如果受试者提出了跟多数人不一样的意见后会出现责备），甚至有部分法国人会回呛。

明显错误下的从众行为分类[编辑]

在上述阿希实验结束后，实验者询问受试者在答案如此明确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多数人的错误答案的原因，而后得出在明显错误下的从众行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a.知觉的歪曲：此情形下受试者产生错误的观察，把假被试的答案作为自己判断的参考，进而选出自己以为是"正确"的答案，而实际上受试者的判断力早已受到错误讯息的干扰。

b.判断的歪曲：受试者意识到自己知觉到的跟别人不同，但是却选择相信多数人，并且认为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一般而言这种情境下的从众是最常见的。

c.行为的歪曲：受试者意识到自己的判断与多数人不同，且坚信自己是正确的，错的是他人，但是却跟着多数人做出同样的错选择。这实际上是顺从的一种。

少数人的影响与不从众行为

考虑到优势团体掌控著资源和资讯，我们并不讶异多数人们会选择向这些团体靠拢。然而，人们有时候还是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如何发生？人们如和何逃避团体的优势支配？任何新的秩序反规范的事物，如何形成？扶序（反规范的事物）如何形成？是否在若干条件下，弱势团体将可抗衡优势团体，进而逆转情势以创立新的规范？

当美国的研究学者集中探讨从众行为的同时（这部分地是因为从众与民主的交织关系），有些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却强调“少数人改变多数人”的力量。法国的 Serge Moscovici 首先开拓“弱势团体的影响”的研究。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说出所呈现之布条的颜色，大多数人都正确说出布条的颜色，但混在其中的两位实验助手却一致地把“绿色 ”布条说成是“蓝色 ”。他们一致的少数人的异议并未对多数人造成立即的影响。但是当稍后单独测试时，有些受试者转移了他们的判断，他们把蓝色与绿色之间的界限稍微移向颜色连续频谱的蓝色这侧^[19]。最终，多数人的力量可能被坚定少数人的信念所削弱^[20]。

根据前面提到的“规范性影响”与“资讯性影响”之间的划分来思考这些效应^[21]·弱势（少数人）团体拥有相对较少的规范性影响力：而优势（多数人）团的成员通常不特别关心是否受到少数人的喜欢或接纳。另一方面，弱势团体确实拥有资讯性影响力：少数人可以激励团体成员从多元观点理解所面对的议题^[22]。不幸的是，这种资讯性影响的潜力不是经常能够奏效，多数人还是试图跟偏离正轨或低度共识的观点保持距离，少数人其实不大容易征服多数人这样的心态（规范性影响力）^[23]。

在社会上，多数人（优势团体）倾向于是现状(status quo)的拥护者。一般而言，改革和变动的力量是来自少数人（弱势团体）的成员，他们可能是对当前制度感到不满意，要不就是有能力设想新的可能性及开发另一些途径以处理当前的问题。无论如何，保守的多数人观点与异议的少数人观点之间的冲突是革新(innovations)的基本先决条件，将可导致正面的社会变动。

其他从众行为[编辑]

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编辑]

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沉默螺旋模式中呈现出民意动力的来源在于人类有害怕孤立的弱点，但光害怕孤立不至于影响民意的形成，主要是当个人觉察到自己对某论题的意见与环境中的强势意见一致（或不一致时），害怕孤立这个变项才会产生作用。所以沉默螺旋这个现象与从众效应息息相关，因为人们认为社会将用孤立的方式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对孤立的恐惧不可抗拒，便会隐藏自己的想法，顺应大众多数的声音，形成从众效应。

“沉默螺旋”理论，可以解释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或引导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舆论的形成机制。但是，当网络进入人们的生活后，却给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带来了冲击，也给传统大众传播理论提出了新的课题。网络传播环境首先给舆论的形成带来的困难。根据诺依曼（Neumann）的“沉默螺旋”的假设，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意见气候有直接关系。因为大众传播有三个特点：

由于多数传播媒介报导内容的类似性产生的共鸣效果
同类信息传播的连续性和重复性产生的累积效果
信息到达范围的广泛性产生的遍在效果。使大众传媒会为公众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

但与过去相比，传播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的出现，使得讯息能够对更大范围的受众产生更深刻的影响，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对舆论的影响力也由此受到一定削弱。随之而来的，可能使过去相对明朗的意见气候变得更错综复杂。

另外，在政治沟通上，沉默螺旋理论强调个人的意见表达与意见氛围之间的关联，亦即团体中的个人在决定是否对于特定政治事件、人物进行判断时，会先考虑周遭成员对该议题的看法，而若察觉自己属于少数时，则倾向不表态。沉默螺旋理论往往被用来解释潜在民意造成民调和实际选举结果的差异。

乐队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编辑]

原意为“参加者只要跳上大游行中搭载乐队的花车，就能够轻松地享受游行中的音乐，又不用走路”，也因此英文中的“jumping on the bandwagon”（跳上乐队花车）也就代表进入主流。人们在做决定时，会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且这种现象在身处不熟悉的环境时会特别明显，因为陌生、资讯量不足等，让我们会想要求助周围的其他人，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一些有用的资讯或是线索，来获取安心感，并确保自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就是“股市”中的“你上车了吗?”许多在股市里的散户们，常常听到最近哪支股票很红，就一窝蜂的赶着要上车，有时候还会跟身边的人说“欸，我最近也上车了，你上车了没？”、“反正这么多人都在买！不会全部的人都是笨蛋吧？我相信众人智慧！”确实跟着主流一起买，有时候是正确的，毕竟在股市当中越多人上车，量越大，就越有机会把价格推升起来；不过遗憾的是，这台车未必会一路向前冲。

而在政治沟通上，乐队花车理论只人民在没有特定认同时，会倾向支持大多数人所支持的选项。也因此在重大议题上，优势团体或行动者可能会透过大量宣传而营造高声势的形象，从而影响大众的判断。

从众性消费行为[编辑]

社会证明(Social Proof)是Robert Cialdini在他的著作《影响力》中所创造的词汇，指的是人们在做决定时，会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放到人们的消费行为中解释，就是当我们要投入某项消费时，我们经常会把强大的社会认同因素考虑在内。

从众性消费行为一般有两种情况：

其一、消费者并不需要也没有事先了解该商品，他们的购买行为是由其他人引起的，例如，在夜市中，习惯选择排队人潮较多的摊贩。

其二、消费者需要某类商品并有购买的意图，但在品牌的选择上不是经过客观的分析，而是选择所在群体成员多数人爱好的品牌。例如，台大同学对Mac的偏爱。

促进从众性消费行为是一种产品市场推广的快速、有效手段。从众性消费的产生，通常是由在社群中具有影响力的人先使用，进而影响到群体中的其他人。近年来，由于网络社群媒体的发达，不仅仅是电视等较传统的传播媒介，在网络上也充斥着各种产品的代言广告、也会常在Youtube中看到业配影片。许多产品的广告宣传会请名人当代言人便是利用大众的从众心理，使该名人的粉丝或是认识该名人的大众也想使用该产品而产生消费。

顺从(compliance)[编辑]

定义[编辑]

如前面从众的定义中第三段里提到的，口服心不服的从众是属于顺从的一种，这可以用下面提到的罗伯特‧齐欧迪尼(Robert Cialdini)六大原则中的社会认同原则(Social validation)去解释。顺从的更详尽定义是：个体由于他人（群体）直接的要求（或请求），或者他人带有暗示希望个体可以去做某件事的举动，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对方期待的现象。但此时个体并不一定真心想做出这样的行为，而要求者通常也不具备真正的权威。个体会顺从常常只是因为群体压力或者人际交往间的不成文规定（即所谓做人处事的道理），因此要求者通常需要透过某些技巧来提高被要求者顺从的可能性。以下我们将介绍使人顺从的技巧。

顺从与从众主要的不同是，从众是遵从内隐的群体规范，而顺从通常发生在团体或具体互动关系。像是他人（非权威）对我们提出明确的意见与请求。

顺从的机制[编辑]

最为著名的便是米尔格伦实验（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密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讶异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服从居然可以到如此疯狂屠杀犹太人的地步，导致他对服从的研究兴趣。密尔格莱姆先在社区中征求 40 位自愿的男性来参加学习与惩罚的实验，研究参与者来到实验室后，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他们在这个实验中担任“老师”或“学生”，但事实上，里面的签都是扮演“老师”，而扮演学生的则是研究者的同谋，一位 47 岁的男性助理。扮演老师的研究者亲眼目睹了学生被要求坐在椅子上，手上绑了许多电击片（当学生回答错误时，会通电流以惩罚学生），然后老师被带到另一间房间，里面有一个电流控制仪。虽然这些仪器设备配合上假学生被电后的叫声，一切看来几可乱真，但这只是研究者假造的环境，学生同谋并未受到电击，而研究者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权威者，要老师对答错的学生施以电击处罚，看这些老师对权威的反应如何。在研究设计中，假学生笨笨地常会犯错，因此，老师必须依照指示在每次错误后增加电压。当进行到 300 伏特时，学生同谋会敲击隔在两间房间中的墙，并且以不回答老师的问题来表示抗议，在这个时候，参与者通常会寻求研究者的指示，扮演权威角色的研究者则要老师继续对这个已经不发言的学生加强电压，密尔格莱姆想知道这些老师究竟会用到多高的电压才会反抗权威，不继续研究。研究结果，有 65％的老师会用到最重度的电击，尽管他们服从了研究者，而多数的人也会为学生发声，表达对学生受伤的关心，他们会抗议、抱怨、紧咬双唇、颤抖、焦躁不安，但是他们仍然继续加强电击。这样的研究结果让密尔格莱姆发现：服从权威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常发生。

然而此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发现意义非凡，但在当今实验规范中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罗伯特‧齐欧迪尼(Robert Cialdini)六大原则（1994）[编辑]

一、互惠原则(Reciprocation)/略施小惠法(the free gift technique)：

此乃利用人们“互惠常模”来增加对象顺应的机会。先给予免费的小赠礼又或是其他各种形式的恩惠，使受惠者受到“礼尚往来”的想法--即为“互惠常模”--影响而感到压力便不好意思拒绝施惠者收后提出的正式要求。使受惠者有“我需要回报别人先前恩惠”的想法进而驱使其顺从。有一实验便展现了此“略施小技法”的效用：首先实验者让一位不知情的大学生和一位实验同谋者共同参与一个聚会，在会议中场休息时间时，同谋者借口买饮料离开。接着在实验组的情境里，同谋者回来时会为不知情大学生也买一瓶饮料，但控制组则否，接着会议结束后这名同谋者会向参与者兜售一些慈善彩卷，结果获得免费饮料的大学生所购的彩卷数是没有饮料者的两倍之多。此实验结果也发现，在获得小恩惠或赠礼时，受惠者会产生“礼尚往来”想法，引发“互惠模式”因此获得免费饮料的大学生也就较不好意思拒绝同谋者兜售之彩卷。

二、承诺与一致原则(Commitment and consistency)：

若先提出的想法或立场与先前人们相符，则人们较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而在现实中常用的得寸进尺法(foot-in-the-door technique)和低价策略法(low-ball technique)也是用此一理论解释之。像是在市场中有时可以看到有些店家经年性的挂着“出清大拍卖”来吸引顾客，这些商家会先将物品的价格订于远高于实际进货价格，再靠着打折来吸引顾客前来购买。或是在传统市场中时常可以看到婆婆妈妈们在跟店家杀价，但店家之所以让他们杀价是因为在订定价格时早已将杀价的空间纳入其中了，并希望借由消费者在经由杀价所取得的小确幸进一步增加顾客消费的可能性。

三、得寸进尺法(foot-in-the-door technique)：

先以一个较小的要求寻求对方同意，软化对方态度后继成功一半了，可以再做出更大的要求。自我觉知理论则提出另一项解释，他说明当人们同意第一项请求后，会自我认知自己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合作对象，所以当遇到第二个请求时，他们倾向继续答应以维持刚建立的合作者形象。

某实验室进行过研究(Freedman & Fraser, 1966)：他们首先挨家挨户地说服屋主在前院竖立一个安全驾驶的标示牌，只有 16% 的家户同意。但如果在这之前，屋主先被要求签署一份请愿书或在窗口贴一张相关标签，两个礼拜后才被要求于前院立一个标示牌，则有大约 55% 的屋主同意竖立安全驾驶的标示牌。

对于得寸何以能进尺，心理学有不同的解释。最常被提出的一个就是认知失调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人寻求言行一致，否则就会感到压力。一个人如果答应了第一个请求，就会觉得若是拒绝第二个请求会显得自己前后态度及行为不一。另一个解释是自我觉知理论：当人同意了第一个请求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合作者，所以当遇到第二个请求时，就会同意以便维护自己刚形成的良好自我印象。

四、低价策略/骑虎难下法(low-ball technique)：

先以低价吸引客户购买，后续再接露商品的瑕疵或者增加费用，花更多钱买其他配备、耗材，才能将机器功能发挥完整。后续的要求（要求）常被当作是前面低价（小要求）的延伸，故后续的变更客户常常勉为其难的接受，现实中这样的手法常被不肖商人拿欺骗消费者。

有一个实验(Cialdini, Cacioppo, Bassett & Miller, 1978)用电话邀请学生参与心理学实验，一半的学生得知实验早上七点就开始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愿意参与，而且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当天真正前来；另一半的学生一开始时仅被告知有实验并被询问是否愿意参与，在答应后才告知他们实验时间是早上七点，这群学生中有 56% 的人订下前来的日期，并有 53%的人真正前来，证实骑虎难下法的效度。

“骑虎难下”的手法之所以有效有三种说法(Brehm, 1956)：

大多数的人类有言行一致的动机：人类承诺某件事后，会尽力完成，如果没有达成，会被标签为不守信用。
不可逆的幻觉：人经常会觉得承诺某件事件后，不能反悔，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决策后失调：决定某件事后，怀疑自己做的不是最佳决定而感到不安。为了减少不安的感觉，人类会说服自己做的决定是最佳的。

五、退求其次法(the door-in-the-face technique)：

先要求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事，然后再提出正式（较小）的要求，对方就会容易顺从。

司雅丁尼(Robert B. Cialdini)和同事对一拳大学生做过实验:他们先提出陪伴小朋友到动物园玩两个小时的请求，只有 17% 的大学生答应；但如果先前事先提出要大学生加入一个为期两年的少年犯辅导计划，则会有一半的大学生答应陪同小朋友到动物园玩两个小时(Cialdini et al., 1975)。
以生活中的情境为例则是在传统市场中可以看到有些消费者在杀价时会选择先提出一个不可能的价格，然后再一步步提高，这样一来最后所能取得的价格经常会比一开始便说出自己期望的价格来的高。
鲁迅 1927 年著作的《无声的中国》：“这屋子太暗，说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亦有和其相关的论述。

退求其次法有效的关键因素：人在争执时倾向各让一步，在拒绝了一个大请求后，当要求者已经退让了，被要求者也倾向以退让作为回报，所以就会同意较为缓和的要求。

六、喜好原则(Friendship and liking)/两相情愿法(the liking technique)：

相较于不认识的人，我们更愿意去接受朋友或我们欣赏的人的要求。例如；直销保险总是先找自己身边的人下手推销，也就是说人们容易顺从自己喜欢的人所提出的请求(Cialdini, 2001)。或是当人们在执行一个企划需要帮忙时不见得会去找整个体制内对此最擅长的人，反而是会去找具有一定技能但与自己又是熟识的人。

喜欢人的因素：体型、外表吸引力、熟悉度、相似性、可信度……等。Burger JM1, Messian N, Patel S, del Prado A, Anderson C.等人在 2004 年曾做过一项名为“What a coincidence! The effects of incidental similarity on compliance.”的研究：大学生被同学要求评论一篇文章或捐款给慈善单位，结果发现，当要求的人与自己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度（例如生日、同名等），欣然同意的比率或捐款数额会增加一倍。

顺从的理由：

人类想要取悦自己喜欢的人，让喜欢的人高兴，自己也高兴。因为过程中自己能使喜欢的人高兴，将会提升自我满足度，且视之为回馈。
用捷思法(heuristics)决定是否提供协助，其中一种捷思即是帮助自己喜欢的人。因此当自己喜欢的对象提出请求时，人们倾向在尚未实际评估利害关系时忍不住答应。
权威心理原则(Authority)：人对于权威人士总是多一点信任。例如：常看到购物频道邀请某某某博士来宣传该商品、艺人代言各式各样的商品。

其他诱使人顺从的技巧[编辑]

除了上述罗伯特‧齐欧迪尼六大原则，还有几项广为人知的技巧，包括：

以退为进法/漫天要价法(door-in-the-face technique)：当人们一开始听到一个很高的要求并打算拒绝时，往往会更容易接受与之相比较低的要求，尽管第二个要求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并不会接受。这或许是因为有些要求并没有明确的比较度量衡，因此判断一个要求究竟麻不麻烦的方法往往是用两个要求互相比较，所以当人们听到一个很讨厌的要求时，就会觉得第二个要求相较之下比较和蔼，更容易令人接受。关键在于：人在争执时各让一步。但当两个请求相隔太久或两个请求是不同人提出时，则无效。因为当两个要求相隔太久，第二个要求并不会被视为与第一个要求相关联，此时彼此妥协的想法就不会出现(Cann & Sherman & Elkes, 1975)。另外，若两个要求是不同人提出，退求其次法也不会生效(Cialdini et al., 1975)，因为当事人不会觉得自己拒绝第二项要求会亏欠第二位请求的人。最后一个问题点在于，若第一个请求过度不合理，被要求者可能会认为这项要求毫无诚意并且漫天要价(Schwarzwald & Raz & Zvibel, 1979)，从而被要求者会放弃与要求者退让或彼此示好的想法。

非全部策略/不仅如此法/折扣技巧(that's-not-all technique)(Jerry Burger, 1986): 当高价出售某项商品，人们可能不会轻易决定购买。但出售商品若在顾客尚未反应时即加上优惠条件、附加赠品等提升商品的附加价值与吸引力，较可能让顾客接受并购买。如:店员在叫卖时喊出“高级化妆品只要 1200 元”，然后告诉你现在购买还会附赠面膜。

物稀为贵法(the scarcity technique) 根据反向理论(reactance Amy Brehm, 1966)，人们往往更想要得不到的东西。当我们想到无法拥有某一事物时，对它的向往就会加剧。这理论解释了物以稀为贵的说服手法：物品或机会的稀有性会增加它们的价值。限量或限时发售常常是营造高价抢购的行销手法。有一个简单实验证实了此事(Worchel, Lee, & Adewole, 1975)，实验者要参与者品尝、评价巧克力饼，同样的饼从装十块饼的玻璃瓶中取出或从装两块饼的玻璃瓶中取出，结果从装两块饼的瓶中取出的饼被评为较美味。

正当性(justification)(Ellen Langer, 1977)：将自己的要求合理化、正当化，即使给出的是一个非常薄弱不具说服力的理由也能够增加消费者顺从的可能性。如：某人被怂恿或要求买某项东西，当原因是“某人需要它”时也能增加消费者消费的可能性。举个实际点的例子便是当消费者看到两个价格不同的同样一个面包，其中价格较高的面包是由某知名社会福利团体服务对象所制作的，另一个价格较低的则是由一般面包店所制作，就经济学来说消费者理论上应该选择价格较低的面包，直到价格较低的面包都卖完后才可能选择购买价格较贵者，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就会因为购买由社福团体制作的面包较具有社会责任因而会放弃选购较便宜的。

讯息性需求(exchange of information)： 对正确讯息的需求。例如：对某些事物不了解，但又想有个答案

又分为偏见同化(biased assimilation，又称验证性偏误)与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两种原因。

见同化/验证性偏误(biased assimilation): 指的是人们对争议性议题的既存态度，影响其如何解释、评价与此议题相关的讯息。人们是以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经验处理接收的资讯，而既存态度是对争议性议题主要掌握的知识与经验，如此使得人们很难不偏不倚地处理与自己既存态度一致与不一致的讯息。当暴露于与自己既存态度“一致”的讯息时，人们会放大其证据的强项，忽略其证据的弱点，评价此讯息品质较佳、令人信服、论据较强;相反地，当暴露于与自己既存态度“不一致”的讯息时，人们会放大其证据的弱点、忽略其证据的强项，评价此讯息品质较差、不令人信服、论据较弱。简而言之，就是不断确认已经相信的东西，忽略挑战信念的证据。
动机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在无意识、情绪推动的情况下，处理资讯、做出符合特定目的/自己目标的结论，来合理化自身的行为。例如: 当你的晚餐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在家料理，二是购买速食，而你内心已经比较想要选择购买速食时，你会告诉自己在家做晚餐是浪费时间的行为，或是你会告诉自己你想要煮的料理家里并没有足够的食材。

这两种原因显示了沟通的困难，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懒惰的思考者，想要 SystemI，即依赖直觉、既存态度的思考模式，以俭省认知资源达到认知上的轻松。像是在婚姻平权议题之中，平权方化约基督徒，反同方化约同志。

规范性需求(Reputation concerns)： 希望能够遵守规范与某种潜规则，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很突兀，而是能被同侪或附近的人接受的需要。

服从(obedience)[编辑]

定义[编辑]

个体因为外界给予的压力，而做出符合外界要求的行为。这样的外界压力有两方面：一是来自拥有权力者的命令，若不遵从便很可能受到惩罚，一般生活中对老师、军官、上司、父母等的服从即是属于此情况；二则是有一定组织的群体规范，比如法律、行政命令、组织章程、约定俗成的惯例等。从众和服从同样都是因为压力而产生的行为，但不同的地方在于，“从众是自发的，外界并没有强迫或者命令个体必须这么做 ”，个体纯粹是为了使自己内心平衡才会有如此作为；而服从却是被迫的，不管对命令和规范是否理解都必须去做，若是不从就会受到惩罚，没有任何通融以及选择的余地。

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曾在他的著作《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提到，当人类从传统社会价值观、社会习俗牢固的束缚中接放时，个体就需要独自、自由地面对整个社会。然而，由于社会变迁快速，个体缺乏稳定性，这种自由同时会带给个体一种焦虑感、疏离感。为了摆脱这种焦虑疏离，人有三种处理方式：专制、毁灭，与服从。其中“服从”意指放弃自主思考，不再需要自己独自去面对现实社会，以获得一种安定感。^[24]

比克曼(Leonard Bickman)的研究结果显示服从权威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规范:当穿着警卫制服的人要求路人付钱给一位陌生人时，大家多半都会照做；但如果他没穿制服，就较少人会如此(Bickman，1974)。

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其中被称为纳粹刽子手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被审判时宣称，他并非从未感受到良心谴责。他会做出一连串屠杀犹太人的残忍举动只是因为服从上级的命令。在场听审判的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因此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认为纳粹德军只是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而非性格暴戾、残忍无道之人。这些人之所以会犯下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思考（即平庸），只会盲目地服从上级命令。此后心理学家们便开始对服从行为产生了兴趣，其中最经典的研究莫过于米尔葛兰(Milgram)的电击实验（1963, 1974）。

米格兰(Milgram)电击实验（1963，1974）[编辑]

实验内容[编辑]

米格兰(Milgram)召集四十位介于 20-50 岁间的男性受试者，受试者被告知他们参与的是一项“研究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的实验。受试者在实验一开始会和另一位假扮受试者(Mr. Wallace)的实验协助者一起抽签决定角色，但实际上受试者都会被分配到老师的角色。实验中，老师和学生被一道墙隔开，彼此只能用声音沟通，此外实验者将学生绑在椅子上，并且在他的手腕上绑上了电极，而老师所处的房间中则放一台可以施加电击的仪器。施加电击的仪器上共有三十个钮，每个钮都标示著不同的电压强度，从 15 伏特开始，依序增加 15 伏特，直到最强的 450 伏特。三十个钮从 15 伏特到 450 伏特每四个成一组，最后两个 435 伏特与 450 伏特则被标示上了 XXX 以表示严禁使用。

实验流程如下：扮演老师的人必须朗读配对的关联词，而学生则必须记住这些词。若是学生记错了，实验者会要求老师按下施予电击的按钮以惩罚学生，并且随着学生出错的次数增加，老师会被要求依序增加电击的强度。当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不愿施予学生电击，或质疑此实验的安全性时，实验者便会以权威的身份命令老师继续执行电击，并且担保不管实验结果如何都会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实际上，那些电击仪器是假的，而学生在回答问题时也是故意出错，好让扮演老师的受试者不得不按下电击钮。在老师按下钮之后学生必须假装痛苦地大声哀号。随着电压增大，学生的哀号声要越趋惨烈，并且不断地告知老师自己身体无法负荷，直到电压大到某个程度时假装晕厥。

实验结果[编辑]

米格兰(Milgram)邀请四十多位精神科专家共同预测实验结果，原本大家预测老师们施加电击的上限是 135 伏特，超过 150 伏特时大多数人就会拒绝继续参与实验，只有大约 4% 的人会施予 300 伏特以上的电击，而不到 1% 的人会持续到 450 伏特。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有 65% 的受试者持续服从实验者的命令直到最后（施予学生 450 伏特的电压），即便此时扮演学生的协助实验者已经假装晕厥过去。可看出，在权威的命令下，人会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惩罚或虐待一位陌生人。

影响服从的因素[编辑]

命令者和服从者的条件或不同情境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服从行为的表现与程度。此实验至今仍旧争议不断，后续的研究指出参与者的服从程度会受几个因素影响：

指令来自合法的权威且就在眼前时，服从程度最高
受害学生是否近在咫尺，若受害者与加害者共处一室，则服从电击指令的意愿就会降低。
参与者认为自己对学生的权益无须负责

命令者[编辑]

a. 权威性：当命令者的权威越大，服从命令者的比例也会越高。在米尔葛兰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进行这项实验的召集者是耶鲁大学一位极具名望的心理学家，此时受试者服从的比例相当的高，但是如果换成实验助手来向受试者解释流程并发号施令，服从命令而执行到最后的比例只会剩下 20%。然而当这个实验在不接露实验者是耶鲁大学的研究者，亦在一个普通的建筑物进行实验，总之就是完全不透漏这个实验和有名的耶鲁大学有任何关系，在这个情况，原本有 65% 的人会执行到最后，而在新的条件下则是有 48% 的人用最强力的电击，虽然人数有所减少，但仍然比原本预期的多，因此米尔葛兰的结论是尽管权威对于服从确实有所影响，但并不是最重要或是绝对的因素。

b. 监督：当命令者在场监督被命令者时，被命令者会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因此服从的比例也远高于命令者不在场的情况。米尔葛兰的电击实验中，若命令者是以电话发号施令而非与受试者面对面时，受试者执行到最后的比例降到 25% 以下。此外也有受试者会趁命令者不在场时偷偷降低电击的强度。

c. 逐步提出要求：命令者一开始提出的要求不能太高，要慢慢地提出，以增加服从者的比例。这可用罗伯特‧齐欧迪尼六大原则中的承诺与一致原则来解释。实际上米尔葛兰的实验正是应用此原则中得寸进尺法的好例子。第一次的 15 伏特电击，扮演老师的受试者认为对学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通常都会执行。而依序每次慢慢往上增加 15 伏特，伤害的增加也不会太过明显，直到电极伏特数高到某种程度，受试者开始意识到继续下去会对学生造成伤害或者发现已经造成伤害，而想退出实验时，通常情况已经变得很严重了（电压已经很大了）。当受试者越晚意识到自己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要退出实验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退出实验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之前判断错误。若是之前造成的伤害越大内心罪恶感也会越大，因此通常都会持续执行到最后。到了最后几个伏特数时，受试者已经放弃抵抗命令，只希望能快点完成实验，离开使他们感到不愉快的情境。

服从者[编辑]

a. 道德水平：当权威者的命令违背了社会上的道德标准时，道德水平越高的人服从的比例就越低。在电击实验结束后，米尔葛兰用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问卷对扮演老师的受试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道德水平处于第五及第六阶段（第三个层次）受试者，有 75% 拒绝完成实验，而处于第三及第四阶段（第二个层次）的受试者只有 12.5%拒绝。7

b. 人格特质：米尔葛兰在实验后亦对受试者进行人格测验，结果发现大部分服从到最后的受试者的人格特质都有偏好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在歧视与偏见段落有详细的介绍)的倾向。这类人很重视社会规范与传统，一方面对于权威的命令有着高度的信任与服从性，另一方面又喜欢以权威自居，压制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c. 文化背景：不同民族通常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服从行为上会有不同的表现。甚至是同个民族的不同世代，也会因为受到外来文化的洗礼，而产生不同的表现结果。一般而言，相较于处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服从的比例会较高。

情境因素[编辑]

a. 旁人榜样：前面章节中提过，当团体中出现异议者时，受试者的从众比例会大幅降低，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米尔葛兰的服从实验上。如果在实验执行时，权威者不是一对一命令扮演老师的受试者，而是有许多受试者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接受命令时，只要有其中一位受试者拒绝服从，其他人的服从比例也会降低。（详见从众的段落）

b. 缓冲：当执行命令者（老师）与受害者（学生）的距离相隔很远，或者执行命令者看不到（或听不到）受害者的反应时，执行命令者的服从比例会提高。这是因为当执行命令者与受害者距离很远，或者无法了解受害者情况时，会为执行命令者提供了一个缓冲。他无法立即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因此心理压力变小了。在米尔葛兰的实验中，若是将学生与老师关在同一个房间，则老师的服从比例会从 65% 降到 40%。此外当执行命令者并非透过自己的行动直接伤害受害者时，服从的比例也会变高，这是因为中间有机器或其他人代理了攻击的角色，为执行命令者提供了一层良好的缓冲。在米尔葛兰实验中，电击仪器上的操作钮就是一个缓冲，让执行命令者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按按钮），并不需要负起太大的责任。但是如果实验条件改成老师必须把学生的手按在电极上才能施予电击，则服从的比例会降到 30%，这是因为比起按按钮的情况，老师（执行命令者）在此情境下比较容易意识到自己真的在伤害别人，并且这个伤害是由自己直接造成的。

c. 反抗者：当有 3 个人共同担任命令者（老师）的情境中，其中两个人其实是实验助理，第一个老师会在电击强度增加到 150 伏特时拒绝服从命令，另一个老师则是在 250 伏特时拒绝电击，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最后只有 10% 的真正受试者（前两位是先安排好的）会电击学习者到 450 伏特。这个实验让 Milgram 得到一个结论“当一个人希望反抗权威时，如果他所处的团体有人支持他的立场，他就可以做到最好”

实验的问题[编辑]

这个实验引发了许多延伸讨论：

有人认为这个实验有点不道德，并不是只使用电击伤害了学习者的角色（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被电击），而是对于真正参与实验的扮演教育者角色的受试者们，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电击，然而他们却在实验过程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无论受试者们有没有服从实验的命令使用超强的电流，实际上这些人在日常都不是什么穷凶恶极的人，大部分都不过是温和的平凡人，而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却处于要继续遵从实验元的指示伤害其他人，还是要放弃继续进行实验的两难处境当中，许多人出现不舒服的症状，因此出现这种实验设计究竟合不合宜的争论，而 Milgram 本人则是表示所有的受试者在实验后都有被告知整个实验的内容，包含其实电人的处罚是假的，以及和扮演学习者的人进行沟通，以求降低他们的心理压力，也有高达 84% 的受试者表达出他们在实验中有所收获。不过现今还是会用比较不具争议性和危险性的实验设计。
也有人认为这个实验的无法真正代表人们会盲目的服从，因为受试者可能会由于知道这是一个实验而改变他对行为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例如受试者可能会认为研究员一定是了解整个状况或是已经有其他的措施保护学习者的角色才会要求继续进行实验，这就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而服从指示，因此单单以这个实验结果主张人们很容易盲目的服从似乎不太适合，但无论如何，这个实验最重要也最可怕的是，人们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做出服从不适当的命令而去伤害他人。

史丹佛监狱实验(Philip G. Zimbardo, 1971)[编辑]

实验内容

研究小组找来 24 名史丹佛大学的学生进行模拟监狱的实验，受试者随机分派为狱卒及囚犯两个角色。囚犯在进入“监狱”之前被要求换上囚服并且以一串号码代替受试者原本的名字，而狱卒则身穿制服且被赋予命令甚至惩罚的权力。监狱模拟的实验过程中，囚犯不断被狱卒刁难例如被要求报数直到狱卒满意为止，或者在深夜被前来轮替的夜班狱卒叫醒点名等等，经过一连串苛刻且不合情理的命令之后，囚犯开始有了抱怨甚至反抗，甚至游说其他囚犯一起推翻狱卒，然而并不是所有囚犯都主张暴力的反抗行为，加上零星的反抗不断被狱卒以更残酷的手段压制，所以囚犯至始至终都没有统一反抗狱卒的暴力。而狱卒虽被限制不能伤害囚犯，但在习惯权力之后便开始有滥用权力的倾向，指示的口吻和压制的手段日渐暴力。最后因为角色扮演对受试者心理的影响超乎预期使得情况变得不可收拾，故原本预计进行两周的实验被迫在第六天中止。

实验结果

参与实验的囚犯和狱卒两组人马在实验开始之前的性格检测并无明显的区别，但在接受角色后，两组人马的性格和行为明显地受到“情境力量”而有所改变。例如囚犯的情绪及自我评价都较狱卒负面，而且囚犯之间的谈话几乎都围绕着监狱及囚犯的身份，而非一般聊天情境中所涉及的话题，而这样专注于角色的心态则更加强化了情境对个体的影响；而狱卒身为权力的拥有者，则渐渐开始滥用权力，做出不同于平常的暴力情境，无论是言语或是压制手段都渐趋失控，而零星几个狱卒就算不使用暴力，却也未出面缓颊或制止同伴的行为。从此实验可知，情境力量对个人性格及行为的影响深远，就算平日的“一般人”甚至和平主义者，都有可能在特定情境下诱发出滥用权力甚至残暴苛刻的行为，而旁观者也往往受到权威或情境的压力而选择沉默。

此实验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叛狱风云》

路西法效应

定义：在特定情境因素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表现出“恶”的一面，“恶”不单纯只受人性影响，更多的是环境使然的结果。

Philip G. Zimbardo 在结束史丹佛监狱实验后，出版了《路西法效应︰好人是怎样变成恶魔的》(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一书，对于“是什么影响人类做出邪恶、残忍的行为，究竟是人格特质的影响或是情境空间的诱发？”的疑问，Zimbardo 配合他在史丹佛监狱实验的观察，得出结论。^[25]

人性本质的善恶并不能完全被区分，而人格特质在面对不同情境因素，对于行为者有并不如我们想像得重要或具决定性。例如史丹佛监狱实验中狱卒和囚犯两组受试者在实验之前的性格量表或其他特质并没有太多的差别，但实验过程受到情境影响，两组受试者的行为表现却大竞相庭。受试者甚至认为自己与对方（两种角色）存在不同的特征（例如囚犯声称狱卒的平均身高比较高，但其实两组受试者平均身高相同）。造成两组受试者行为和性情的诸多不同的主因需归咎于环境的诱发，不应将“罪恶”、“残暴”视为人性本然促成的行为，在谴责罪恶行为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环境背景对个体行为造成的影响。

而此一结论也被用来解释为何“一般民众”会参与种族屠杀、虐囚、战争时期的暴行等等行为。

实验如何定义情境(define the situation)

一开始，不论是狱卒抑或囚犯，皆为“白布一疋”（“每个人都是正常、普通、正常的人，他嗯不曾有反社会行为、犯罪或暴力纪录”），然而，史丹佛实验创造出了一个“去个人化”的生态，“情感”消失在这个人造的监狱——彼此压抑了所有情感之可能，而这个过程助长了郁卒对囚犯的虐点与破坏(p.292)。诚如 Zimbardo 所言，“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于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290）。于是，在实验中可以发现其实只需要说出“我想要中止实验”，或是在假释的时候提出这样的请求，就可以离开实验了，然而，并没有人这么做，所有人都开始认定自己所处的环境“就是个真正的监狱”，进而，所有人认知到“我就是狱卒／囚犯”，这正是为什么狱卒成了滥用权位的残酷加害者，而囚犯服从权威、鲜少反抗的原因之一。

实验中的认知失调

当公开扮演与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时，会产生认知失调，而人类会竭尽所能地达到某种功能性统一。(p.288)在实验中，其实狱卒其实是有时间休息的，同样地，囚犯也有时间与狱卒处于不同的空间（不受直接权威管制）的，然而，狱卒在上班／下班的过程中逐渐产生认知失调，内化了自己的公共角色行为，甚至以自我认知加以合理化，而这也同一时间导致了独裁与虐待行为的增加。与此同时，囚犯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服膺权威的过程中逐渐产生认知失调。

实验中的去个人化 我们以电影为例来举例去个人／人性化。一开始，电影中有个囚犯写信的时候，最后属名已经变成自己的囚服号码，而在去个人／去人性化的过程中（去个人／去人性化可以在特定情境为之，例如透过特殊的对待方式），施为者可能暂时搁置了道德束缚，如同史丹佛实验中的狱卒一样，真正地进到了身为“狱卒”的这个位置里，而同样地，囚犯也进到了“囚犯”的位置里，所以才会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只记录到一次（囚犯之间的）助人事件”(p.266)，因为，在“狱卒－囚犯”的权威－服从的关系中，绝对的服从才是该有的表现，而“助人”抵触的不仅是这样的关系基础，更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然而，史丹佛实验在一开始就去个人／人性化了，自然也不会长会有这样的情感流露。

比较：史丹佛监狱实验与电击实验有何不同之处？

1. 权威行使形式在电击实验中，权威是外在的，由个人行使。在史丹佛监狱实验中，权威是以相对内在的社会角色呈现，由团体行使。

2. 情境：时间与空间电击实验的时间较短，空间易于离开;而史丹佛监狱实验持续较长（原本预期两个礼拜，实际上持续六天），空间难于离开，许多囚犯表示想离开但不被实验者允许。

3. 互动：在电击实验中的互动是一对一的，扮演老师的受试者对学生行使电击，有一套特定脚本，且在最经典的实验中老师跟学生不在同一房间，属于远端回馈。在史丹佛监狱实验中，互动是团体的，狱警和囚犯都是一群人，较没有特定脚本，个人有很大空间决定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且是面对面互动，属于近端回馈。

4. 去个人化：史丹佛监狱实验中有去个人化的道具，像是制服、墨镜，帮助扮演该角色的受试者进行具体的展演。

史丹佛监狱实验的后续批评与反省[编辑]

史丹福监狱实验是场骗局吗？在 2018 年 6 月，相关的谣言与说法喧嚣至上，记者 B. Blum 更以“一辈子的谎”(The Lifespan of A Lie)形容史丹佛监狱实验，比如说，他指出有人进去只是想顺便念 GRE，他以为自己可以有很多时间可以坐着然后专心准备考试，孰料实验方不愿意把书给他，也是到那个时候他觉得“那这工作没戏唱了”(no point to the job)，一开始，他假装自己有肚子痛，后来则是精神崩溃，而且他对记者说，他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甚至，对于他来说，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最可怕的其实是被告知无论你多想要提早离开这个实验，你都没有机会离开。除了精神崩溃其实是个骗局外(Korpi’s breakdown was a sham.)，B. Blum 更指出：

其中一位职员指出整个实验有瑕疵且充满谎言
职员教导“警卫”(guard)要故意很“无情”(tough)，而这扭曲了个实验结果
其中一位警卫不过是在“演”好他的角色(play-acting his role)
英国 BBC 想要复制(replicate)整个实验，但失败

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 P. Zimbardo 的反击来思考这样的实验究竟有无重制的可能性。Zimbardo 指出 BBC 的实验中，警卫不残暴，是被狱者所控制与统治的，也因此警卫开始变得有幻想症、充满压力、抱怨被霸凌等，更有警卫离开了实验。Zimbardo 更指出，在这“实验”中（他以“实境秀”称之），其实是没有符合自然科学重置实验应有的标准的。他在 2007 年第 127 期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有更深入的批评。

这项实验发布的期刊没有同侪评审(peer review)，为的是防止被拒绝刊出， Zimbardo 则指出之所以发布在纽约时代杂志，是出自于想要触及更广的读者群(to reach a large national audience)，且后来有关的实验的确是在有同侪评审的期刊上刊登的。除了在审查上的问题，研究方法上亦有些许问题，该实验的监狱的人口组成以白人为主，而且社经地位、种族、年龄分布都跟实际的监狱相差许多，这可能间接影响到实验结果。同时母数不够庞大而导致实验结果产生偏差亦值得讨论。

在 Psychologist World 中的 Zimbardo's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 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史丹福监狱实验的结果可能是无效的，因为 Zimbardo 本人沉浸在州长的角色中，这可能会影响实验。当 Zimbardo 给监狱看守警棍时，监狱看守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对较大。[6] 在 BBC 中的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continues to shock 文章和电影中，史丹福监狱实验的实验者证明，环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思考和感受。由于监狱的环境，它使监狱看守的行为更加暴力。[7]

小结[编辑]

从众、顺从、服从是个体对团体影响三种不同程度上的反应，由上述整理我们可以知道，人们之所以“从众”、“顺从”或“服从”，并不是没有经过思考单纯的盲从，而往往是在团体环境下情绪的煽动或诱发导致的结果，许多时候也是经过一定的理性决策。因此，当我们身为“局外人”去观察“局内人”各种“从众”、“顺从”或“服从”的反应时，并不能一味的强调他们的行为是没有经过思考的，而是要关注团体对个人思想、价值、行动上的影响，毕竟人身为群居动物，在生活各方面也一定会受到不同团体的影响，成为某种团体行动的“圈内人”。“从众”、“顺从”和“服从”没有绝对的褒贬，毕竟这是人出于自然的反应，但受团体影响所做出来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或多元价值则是个人在实际行动时，需要再次反思、注意的面向。

反抗[编辑]

反抗的社会心理学

定义：挑战个人在既定社会系统中处于从属的位置/被支配的对象(subordinated position)的过程与行动。

回应史丹佛监狱实验(SPE)而做的 BBC 监狱实验(BBC Prison Study, BPS)[编辑]

摘要[编辑]

社会心理学界有一种关注压迫过程而非反抗的一般性趋势。因此，研究者与评论者开始将宰制、暴政与虐待视为自然或难以避免的。挑战这个观点的研究显示，当低地位群体的成员透过共享的社会身份团结在一起，这可以作为有效领导与组织的基础，让他们反抗压迫、获取支持、挑战权威以及促进社会改变，即使是在最极端的状况中。这个观点受到重新检视一些实验研究—有名的史丹佛监狱实验和 BBC 监狱实验—以及在北爱尔兰、南非和纳粹德国对于监狱政权的反抗案例研究。

前言：验证性偏误(Conformity Bias)以及宰制的主流性(the dominance of domination)[编辑]

（包含回应与讨论史丹佛监狱实验）

许多评论者发现，就在社会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一个学科的同时，社会心理学被压迫的心理学占据。这当然有很好的理由。其中之一是上个世纪暴政的残酷系统及压制留下的创伤，使我们的集体意识深感惊恐。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大屠杀。但是，聚焦于剥削和虐待的过程可能会有忽视与之抗衡的过程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将遭受苦难的人去个人化，视为纯粹受害者。也许更严重的是，否认反抗的可能性，将之从科学想像的领域中移除。如同我们看到的，聚焦于压迫的过程有忽略反抗与受压迫者能动性的风险，甚至阻碍人们挑战压迫者的政治能力。

关注压迫而非反抗的过程可被视为 Moscovici（1976）所说的社会心理学中验证性偏误（生产仅仅显示现状如何被再制的理论和资料）的实例。Moscovici 特别关注的是，关于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的主流模型显示，社会影响过程唯一可能的结果是社会中既存之权力结构的巩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创新、创意以及进步永远不会发生。这很明显是荒谬的，且 Moscovici 自己对于少数群体能带来的影响之研究(e.g., Moscovici, Lage & Naffrechoux，1969)就是设计来展现一个团结一致的团体何时与如何能逐渐改变主流的社会信念。与傅科(Foucault，1990)所断言的一样，“哪里有（强制的）权力哪里就有反抗”(p.94) ，Moscovici 证明了权力与影响不会只流向单一的方向，而是在任何社会系统中的会以复杂的方式分布。

在开始探索反抗的社会心理学之前，起初就知道这个术语描述了非常多样的行为，因此在社会科学的文献中有需多不同意义，是很重要的。然而，此研究仿效 Hollander 与 Einwohner（2004）（主要是对于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学）详尽的评论，在其中将行动(action)与对抗(opposition)视为这个议题的核心元素。此研究更正式地将反抗定义为“挑战个人在既定社会系统中处于从属的位置／被支配的对象(subordinated position)的过程与行动”。

首先以史丹佛监狱实验(SPE)为例，透过检视验证性偏误的本质开始探究这个主题。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之一，对于形塑心理学对于人们为何会以有敌意或压迫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了解，史丹佛监狱实验有双重角色：

它将对压迫的分析从个人层次转移到脉络／团体层次的影响
但同时，这个研究成为对团体负面看法的同义词，在这个观点下人们只能盲目地顺从集体压力，而这种压力几乎无可避免地导向压迫。这是 BBC 监狱实验所反对的观点。

接下来会呈现来自社会身份传统之研究的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透过关注集体不只可以作为暴政的基础，也可以作为反抗与社会改变的基础此一事实，拒绝团体过程与压迫之间的关联。接着检视来自另外一个监狱实验，BBC 监狱研究(BPS; Reicher &Haslam，2006b)，它会为社会身份的取径提供实验证据的支持。这指出即使是在像监狱一样的场景中（可被视为许多机构中不平等的隐喻），囚犯可以反抗甚至推翻狱警的权威。

史丹佛监狱实验中的权力与反抗[编辑]

在 1971 年 2 月，九位大学生被加州的警察逮补，五位是入室窃盗，四位是武装抢劫。他们被监禁在一个位于史丹佛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这些囚犯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只是自愿成为后来被称作史丹佛监狱实验(SPE)的心理学研究的一部分。(Haney, Banks & Zimbardo, 1973; also see Zimbardo, 1971, 2004, 2007) 在最初的六天，五位原本的囚犯因为被狱警(guards)羞辱、侮辱人格与虐待，崩溃而受到释放。原本实验预计持续两个礼拜，但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为了被监禁者的福祉停止了研究。有意义的是，虽然那些执行邪恶惩罚的狱警就像囚犯一样，只是“正常”的大学生，都是被随机分配在研究中要扮演狱警还是囚犯的。

这些发现不止在心理学学生间很有名，在整个世界也广为人知。Zimbardo 及其同事声称，这些研究结果可被理解为分配参与者到拥有特殊角色的不同群体的直接后果。一方面，这个分析认为囚犯的从属角色使他们变得被动与精神异常，或者，在 Zimbardo 更生动的陈述中，“如同僵尸般屈服于不断上升的狱警权力”(2007, p.196)。另一方面，这些狱警变得压迫与残忍被理解为“一个穿上‘狱警’制服以及受到那个角色内部的权力影响的‘自然’结果”(Haney, et al., 1973, p.12)

这份关于暴政心理学的分析变得重要是因为，在史丹佛监狱实验实行后的四十年，它被用于解释一系列压迫的真实案例。最值得注意的是，Zimbardo 为解释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军事警察于 Abu Ghraib 监狱对伊拉克俘虏的凌虐，援引了 SPE 对于残暴行为的分析—论证说“两个案例中基本的心理学动态…是可比较的”(2007, p.378)。此外，对这个分析的担保让他在法庭上为其中一个被起诉虐囚德士兵作证，因为这个分析让他视这些士兵为“很好的年轻男人与女人”(Zimbardo, 2007, p.324)，自身只有很少的错误或没有错误，只是因为被放入的情境而变得低劣。

很明显的，这些议题的实际影响使得谨慎的分析与理论的明确性变得极端重要。在设法提供这些的同时，我们并没有质疑史丹佛监狱实验对于证明平凡人可以被变成压迫者的能力(Zimbardo, 2007 称为“路西法效应”)。我们质疑的是强调服从甚于反抗，以及认为服从是自然且无可避免的，而反抗是不自然且无法想像的相关信念。史丹佛监狱实验本身就充满反抗的例子，我们的立场首先受到这个事实支持。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参与者仍在适应其角色的时候，囚犯挑战狱警，拒绝遵守他们的命令，并嘲弄他们的权威(Zimbardo, 2007, p54)。在研究的刚开始，这意味着这些囚犯正在变得更有权力。

当狱警以严厉打击不遵守命令的行为回应囚犯后，事态逐渐扩大。囚犯变得愤怒与受挫，开始制定反叛的实际计划。他们从展现不服从的象征开始—抱怨他们的处境、咒骂狱警并拒绝遵守命令。事态在两个牢房的居住者去除自己的帽子以及囚犯编号，设路障防护把自己关在牢房里时达到巅峰。其中一个囚犯对其他囚犯发出群体的口号：“暴力革命的时候到了！”(Zimbardo, 2007, p.61) 这次反叛被击溃的过程并不清楚。但是，明显的是在他作为典狱长的角色中，Zimbardo 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别是招募其中一个反叛者作为告密者，提供他优惠待遇以交换其他囚犯的讯息。此外，那个反叛者带着他不可能离开监狱的信念离开与 Zimbardo 的会面。据此，他回到其他囚犯身边，呼喊道：“你们无法离开这里！”据 Zimbardo 的回想，这“对囚犯产生了改变性的影响”，击溃他们的集体意志并且巩固了狱警的权力。(2007, p.71)。此后，有些囚犯仍然持续反抗狱警，但他们的反抗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并不是集体的。

然而在史丹佛监狱实验中的反抗并不限于囚犯。在狱警中，看起来是直接服从角色的人是相对草数。因此虽然“约三分之一”的狱警“在他们专横使用权力时变得暴虐”(1971. p.154)，在剩下的狱警中（大多数人），有些人努力变得“强硬但公平”，其他人努力成为“好狱警”，对囚犯友善并帮他们小忙。然而，在正式的说法中(e.g., Zimbardo, 1989, 2007)，被特别讨论的是一个残暴的狱警，一个因为大摇大摆的走路方式还有拉长音调的说话方式，被戏称为约翰韦恩的个人。但即使是在这个例子里，很明显的，狱警也并非一个自动行动的无关紧要的个体(Haslam&Reicher, 2007b)。在研究之后，他与其中一个受害者的互动中(有出现在史丹佛间狱实验的电影，Quiet Rage 中，Zimbardo, 2007)，受害者批评他用那些“有创意”的方式折磨他管辖的人。当“约翰韦恩”询问囚犯如果他是狱警的话他会做些什么，囚犯回应道：“我不知道，但我不认为我会那么善于发明。我不认为我会在我的行动中运用那么多想像力。”

有鉴于“约翰韦恩”是少数，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其他狱警看起来纵容，或至少没有挑战他的行为。再一次，其中一个答案可以透过检视 Zimbardo 自己的行为提供，毕竟他可以被视为有制定正当化残暴行为的规范。(Banyard，2007)因此，虽然 Zimbardo(2004, p.39)表示研究的参与者没有受到任何关于他们角色的训练，很明显的是，当为他的狱警进行任务简介时，他对于狱警应该如何作为提供了相当强烈的指示： “我们可以在囚犯身上制造无聊的感受，或某种程度的恐惧感，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专横的信念，让他们觉得生命完全受到我们、系统、你和我的掌控…他们不会有任何行动的自由，他们不能做任何我们不允许的事或说任何我们不允许的话，我们会用许多方式夺走他们的个人自主性。总体而言，这些将导致无力感。(Zimbardo，2007，p.55)

在有对团体规范的遵守的情况下，很难忽略 Zimbardo 在建立与监督这些规范上的领导角色。此外，这提供了一个额外的理由去质疑“人们‘自然地’适应角色需求”的声称(Reicher & Haslam, 2006a)。因此在史丹佛监狱实验中，看起来对于服从与压迫单方面的强调，对于事件过程只是一个非常偏颇的看法(Krueger & Funder, 2004)。另外，一个将服从描绘成无法避免的理论立场阻止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去了解何时人们会接受现状，何时人们会挑战它。此外，虽然 Zimbardo 的分析将人们降级为暴虐统治者的原因归咎于他们在社会团体中的成员身份（以及这导致的对角色的顺应），史丹佛监狱实验也提供证据支持，集体对于“挑战”压迫和产生压迫同等重要。

某种程度来说，这其中当然没有任何特别让人惊讶的部分，特别是当一个人放眼心理学之外的世界。毕竟，无力者的力量来自他们的团结在许多社会运动中是常见的看法。但这仍然留给我们探讨团体行动的前情与后果的需要。因此，接下来我们转向社会身份理论。

理论：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编辑]

社会身份理论强调我跟他人的动态关系，有两个理论假设(Tafel&Turner，1979)：

人们可以作为个人或社会团体的成员定义自己与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定义自己，人们有动机拥有一个正面、独特的自我概念

将这两点放在一起，这个理论断定，当一个社会身份是明显的(salient)，人们会努力将“内团体”视为不同于且优越于其他相关的团体。而所谓的内团体指的具有共同利益、归属感的一群人，跟我们常说的“自己人”的概念是一样的。

但是无论我们多希望定义内团体为优越的，很明显的是在我们居住的世界里，许多（可能是大多数）人属于被定义为较差的团体。女性必须住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世界，黑人住在一个种族主义的世界，同志住在一个恐同的世界，年长者住在对长者不友善的世界，等等。其核心的议题是：人们如何应对现实? 何时他们自行尝试适应既存的状况，何时他们会团结行动以改变那些状况？换句话说，分辨差异的心理过程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Israel&Tajfel, 1972)？

核心问题：居于从属位置的团体对于不平等如何反应，是适应还是反抗？

影响从属团体如何应对自身位置的两个因素[编辑]

不同于许多说法，社会身份理论最终指向集体行动与社会改变。虽然 Tajfel 在发展这个关注点后不久死亡，因此他的理论不能被视为一个对于改变动态完整的说法，它确实指出两组对于从属团体的成员如何应对自身位置的因素(Tajfel，1978; Tajfel&Turner, 1979):

个人对于改善自身地位的信念，类别界线的可渗透性
被观察到的团体间关系的安全性，由两个元素组成，包含团体间不平等的正当性，以及其稳定性。当团体间关系被认为不安全，不平等被视为不正当、不稳定，个人可想像关于现状的认知上的其他选择(cognitive alternatives)，因此可以想像改变现状的特定方式。

针对第一个因素，认为改善自身地位是可能的信念（因为界线可渗透）会鼓励个人流动的策略（意即，提升个人身份认同的策略），但是认为这种改善是不可能的信念（因为界线不可渗透）会鼓励人们将自己视为团体成员，拥有一种共享的“社会身份认同”(Tajfel, 1972)，并据此行动。

即使界线被视为不可渗透的，个人会否团结行动以挑战不平等仍然要视第二个因素而定。据上面第二点所说，预测个人在共享“不平等是不正当、不稳定的”观点，且这个观点生产一组想像出来的认知上的其他选择时，最倾向团结行动。

理论模型[编辑]

依据共享社会身份感的高低、团体界线的可渗透性、团体间关系的安全性（正当性与稳定性）、获取正面社会身份的策略、根据策略产生的行动、偏好的处理策略、策略对高地位外团体还有现状的意义等因素分类为不同的预期结果。

当群体界线是可穿透的，争取正面社会身份的策略是追求个人流动，根据此策略采取的行动是尝试加入高地位的群体，偏好处理策略为高度个体化的躲避，对高地位外团体与现状的意义是从属者会接受外团体的优越性以及殖民者高过于我的系统。此时，共享的社会身份感最低。

当团体界线是不能穿透的，依据统治关系的安全性分为两类。

若统治关系有一定的合理性、安全性，争取正面社会身份的策略是以社会创意性(social creativity)重新定义情况，根据此策略采取的行动为改变(a)身份的意义(b)比较的团体或(c)比较的面向，偏好处理策略为个体或集体的拒绝(denial)，对高地位外团体与现状的意义是从属者会重新定义但避免直接挑战外团体的优越性。此时，共享的社会身份感居中。
若统治关系缺乏合理性、安全性，争取正面社会身份的策略是跟统治者处于社会竞争关系(social competition)，根据此策略采取的行动为参与冲突、公开的敌意与对抗，偏好处理策略为集体的反抗，对高地位外团体与现状的意义是从属者会直接挑战外团体的优越性。

理论架构的意义[编辑]

这个理论架构明显延伸了受到 SPE 鼓励的团体层次的对压迫与冲突的解释方式(如：Zimbardo，2007)。但是，它以两种基本的方式背离这个研究的标准解释。

首先，它挑战了人们自动、不加思索且无助地接受社会位置的信念。因此，在观察者或外来者加在参与者上的社会范畴，与参与者用以理解自身的社会“自我范畴”之间(Turner, 1982; Turner, Hogg, Oakes, Reicher, & Wetherell, 1987; Turner, Oakes, Haslam, & McGarty, 1994)，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例如，标签一个人为女人（或黑人、天主教或任何别的）是一件事，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性别理解自身与行动，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件事。社会身份理论的一个基本野心就是要理解，何时人们会拥有集体身份认同并根据这个认同一起行动。

第二个基本方法上的基本差异是，社会身份理论超越了“人们何时会接受既存的权力关系”的关注，也同时检视人们如何集体地反抗与挑战现状。对于一个对性别有兴趣社会身份理论者，可能会检视女人如何透过共享的身份认同去挑战性别不平等，而不仅仅只是顺应她们从属的位置。(e.g., Branscombe & Ellemers, 1998; Kelly & Breinlinger, 1996; Schmitt, Branscombe & Postmes, 2003; Schmitt, Ellemers, & Branscombe, 2003) 而在监狱的环境中，研究者可能会对于囚犯如何透过互相的身份认同团结再一起以挑战狱警的权威，而非屈服于它。以这种方式，而非将团体成员视作情况的奴隶(或是“系统”, Zimbardo, 2007)，这个理论检视了共享的团体成员身份允许人们行使集体能动性，以及透过集体能动性形塑他们自身状况的方式(Reicher & Haslam, 2006b)。

现在有大量的实证文献处理并支持社会身份理论的预测。具体而言，这方面的努力证明了渗透性与安全性在（1）影响低地位团体成员间共享的社会身份认同，以及（2）提升他们采取社会竞争与抗议策略以挑战高地位团体权威的意愿之上的重要性(e.g., Ellemers, 1993; Ellemers, van Knippenberg & Wilke, 1990; Ellemers, Wilke & van Knippenberg, 1993; 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 see also Branscombe & Ellemers, 1998; Kelly & Breinlinger, 1996; Simon & Klandermans, 2001)。但是，重要的是，—与其他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相似(Haslam & McGarty, 2001; Levine, 2003)—大部分这类研究包含实验性研究，其中参与者之间只有有限的互动，很少有机会发展一种团体历史感。因此，虽然这种研究为反抗的过程提供了洞见，以及虽然它确认了一些社会身份分析的特定预设，它缺乏社会心理学经典田野研究的规模与戏剧张力。被研究的结果—对于过往行为与未来意图的自呈测量—与“约翰韦恩”在 SPE 中羞辱囚犯以及囚犯在挫败与愤怒中尖叫的影片相比，淡出成为无意义的物事(Baumeister, Vohs, & Funder, 2007)。此外，这是其中一个使我们建议，即使它们有很多问题，在经典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性论述应该持续被再生产的原因(Haslam, in press)。因此，带着想要生产同等生动的证据以挑战这些论述的想法，在 2002 的后期，我们进行了 BBC 监狱研究 (BPS; Reicher & Haslam, 2006a; see also Haslam & Reicher, 2006a; 2007a)。就像史丹佛监狱实验，这是一个实验性的田野研究，在其中男性被分成监狱与狱警两组并被放入模拟监狱环境中一段时间。

补充：犯罪心理学犯罪心理学(英语：Criminal psychology)是一门研究犯罪事件相关人物的行为的科学及犯罪因素。与犯罪相关的人物，一般首先想到的是犯罪人，但也包括职司逮捕、侦查、追诉、审判、行刑的各种司法人员；此外也包括证人和被害人。

犯罪学的一个主要重点 - 对犯罪和罪犯的研究 - 是人们犯罪的原因。犯罪的社会和心理学理论是犯罪活动如何发展的两个最常见的视角。根据“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学杂志”的文献综述，犯罪心理学理论在塑造社会对犯罪和违法犯罪的思考方式以及制定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个体因素，如社会化不足和幼儿经验不利，可能导致犯罪思维模式。以下是几种与犯罪心理学相关的理论:

心理动力学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 Psychodynamic 或 psychoanalytic 理论基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工作，他认为三个中心力量塑造了一个人的个性：本我代表本能的需要，自我代表理解社会规范，超我是学习道德推理。违法行为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不平衡引起的。三个人格组成部分之间的冲突迫使个人发展防御机制以应对冲突。结果来看，可能导致有问题的行为和违法行为。 Erik Erikson 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扩展，将违法行为解释为由内心动荡造成的“身份危机”。

行为理论：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是学习的。行为理论也被称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动主要取决于生活经历。行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条件反射，它指的是一种涉及刺激和奖励的学习形式。当一个人的行为通过调节得到加强时，就会学会这种行为。环境也是行为发展的主要因素。埃德温·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犯罪学原理》(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介绍了犯罪行为发生在文化冲突中的理论，在这种冲突中，与犯罪份子的关系差异关联理论后来被扩展到包括如何区别强化异常行为来解释犯罪行为。

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认知理论基于认知过程处于行为，思想和情感中心的观点。它主要基于 Albert Ellis 和 Aaron Beck 的工作，强调人们的想法而不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认知理论家提出了可以帮助解释犯罪和犯罪的认知发展阶段。 Lawrence Kohlberg 完善了 Jean Piaget 的工作，提出了三个层面的道德发展。道德成规前期：在儿童中很常见，并侧重于行动可能产生的外部后果。道德成规期：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很常见，并且关注社会的观点和期望。道德成规后期：在 20 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很常见，并侧重于对人权和道德原则的批判性检查。理论家认为，犯罪者未能将其道德判断能力发展到道德成规期。其他认知理论从生命发展的角度审视犯罪和犯罪。认知模型中每种理论的证据都不尽相同，而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杂志称，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这些理论。

介入[编辑]

虽然 BBC 监狱实验的目标是要重新讨论 Zimbardo 的史丹佛监狱实验所提出来的问题，它并没有要尝试重制史丹佛监狱实验。这是因为这份研究包含了与史丹佛监狱实验中不同的几个程序上的特色。一方面，作为实验者，研究者很小心避免采取领导者的角色及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表现。另一方面，研究者根据上述的社会身份理论设计了一系列介入，以探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囚犯会选择适应或挑战监狱系统中的不平等。

不同与史丹佛监狱实验中，研究者的介入并非实验设计的一部分，BBC 监狱实验有以下几个有意识的介入与相应的预设:

操纵团体界线的可渗透性：一开始囚犯有被提拔成狱警的机会。预期这会使囚犯比较容易不反抗、努力表现良好。
正当性：在有人被提拔的三天之后，宣布将囚犯提拔为狱警是不实际的，固定团体的界线。先给希望再拿走，可能会造成更强烈的剥夺感，加上团体界线固定后，预期囚犯比较容易质疑统治的正当性。
认知上的其他选择(cognitive alternatives)：加入一个视狱警的政权为不正当与可改变的新囚犯或工会领导者(trade unionist)。这个介入的意义在于，一般人很容易接受现状，创造认知上的其他选择，让人觉得另一种可能性是可能的，比较容易促使改变或反抗发生。

研究发现[编辑]

不同于史丹佛监狱实验的发现：首先，狱警部分，没有证据显示狱警自然或没有批判地接受、扮演自己的角色，有几位对于权威的行使感到困扰或不愿意行使权威，缺乏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也没有领导者，缺乏可维持秩序的组织。其次，囚犯部分，当团体界线是可渗透的，囚犯倾向采取个人策略应对狱警，例如努力表现良好。而当团体界线不可渗透时，囚犯建立集体身份认同，采取团体的策略应对狱警，团结起来嘲笑、挑战权威、分化狱警。当工会干部加入，有领导者的出现，囚犯开始有抗议、占领的活动，创造一个新的协商结构。

在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并没有暴政的发生。因为（1）狱警并未认同自己的身份（2）缺乏共享的身份认同意味着狱警的位置并没有得到共识或变得极端（3）研究者方面并没有提供可能正当化压迫的领导。相反地，是囚犯占了上风，因为（1）社会结构的改变使他们以共享的身份认同定义自己（2）他们不服从的位置被以团体为基础的互动加强（3）正在成长的领导提倡并正当化了挑战狱警政权的行为，最终使政权溃败。 (见 Haslam & Reicher, 2007b 以了解细节).

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被狱警政权崩溃后发生的事加以说明。在这个时间点一群原本的囚犯与狱警开始以更专制独裁的方式重建狱警—囚犯的政权，以一种类似于史丹佛监狱实验中被看到过的方式。然而，对比于早先狱警的行政，这种专制极权的转向只发生在（1）事件导致“新警卫”高度认同他们的角色（2）新警卫的意志透过社会互动受到激励（3）新的领导因为在先前一波囚犯反抗中建立的自治“共同体(Commune)”的瓦解变得更强壮(见 Haslam & Reicher 2007b; Reicher & Haslam, 2006a).

研究展现的意义[编辑]

明显不同于暴政是一种在人们被分配到拥有凌驾于他者的权力之角色的情境后，所导致的“自然”结果，BBC 监狱研究的发现(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如：Turner，2006)，导出非常不同的分析。

首先，个人只有在认同自己的角色时，暴政才会发生。其次，这种正当化的感受需要与其他内团体成员共享并透过团体的互动强化。第三，暴政是透过积极的领导促进的，根基于共享的身份认同。集体认同可以让我们变成平庸的邪恶，也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去反抗不合理的结构和系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参考资料： S.Alexander Haslam and Stephen D. Reicher，2012, “When Prisoners Take Over the Prison: A Social Psychology of Resist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2）154-179

污名(stigma)[编辑]

理论背景[编辑]

污名一词最早源自于古希腊，是一些标示承载者道德地位异常且低下的身体符号。1960 年代，污名一词在高夫曼(Goffman)的概念性诠释之下，从外显的特征内化成象征性的抽象概念，指的不是有形的烙印（或属性），而是互动情境的产物、特定关系，而受污名者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过程是一个符号互动的过程。^[26]

现今，我们可以将污名化简单定义为一个群体将其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动态过程。污名化为处于较强势的团体常采用的一种策略，他将该被污名化群体的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借由此特征来掩盖该群体的其他特征，使该特征成为在本质意义上与该群体特征对应的指标物，即“贴标签”。

如何发生？[编辑]

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会依其外表透露的有限资讯预期这个人的类别与属性，将这种预期转变为对他人的规范性期待，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社会互动。这些对于“正常社会角色”的期待，就是“虚拟的社会身份(virtual social identity)”。而“真实的社会身份(actual social identity)”则是社会行动者的真正的类别和属性。（社会身份: 相对于“个人身份”是指一个人独有的身份，例如：姓名、身份证字号、指纹、个人传记等，社会身份指的是一个人可能与其他人共享的身份类别，例如:有钱人、女性、异性恋、高个子等）

而当我们对他人有所要求或期待，但对方未达成时（意即不符原本对他身份的特定假设），我们才会察觉到自己对他人是有所期待的。这时候，虚拟社会身份和真实社会身份产生落差，因此我们和他者都需要透过一些策略，才能让社会互动顺利进行下去。

一个污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受污名者的虚拟社会身份（关于“正常”的规范性期待）和真实社会身份（个人对外展现的特质和隶属规范）之间产生特定的关系/落差，且这样的落差被视为比较不好的。

污名化的过程[编辑]

指出差异、负面诠释
衍生让人感到羞耻的落差
区分“我们正常人”和“他们”
失去地位、遭遇歧视
资源与权力的不均分配

当一个人的虚拟社会身份和真实的社会身份出现不好的落差，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他就从普通正常人降级为受污染且贬低的人。这种落差区分了“我们正常人”跟“受贬抑的他者”，透过这个指认的过程，使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并且遭到歧视，进一步剥夺他们的资源，使他们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Goffman 在书中强调，污名并不是本质性的，没有任何一种属性或社会身份在本质上就是不好的、应该被贬抑的。污名是透过社会互动产生，人们的价值观——通常是优势族群的价值观——划出“正常”和“缺陷”之间的界线，正常人并且以此界线作为分配资源、社会声望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时候污名是为优势族群服务，优势族群利用他们的话语权与多数决，将弱势族群的属性定义为“值得受贬抑的”，利用不公平的分配社会资源，来减少弱势族群翻转的动能，维持既有优势阶级的地位及利益。

污名的类型[编辑]

身体：各种生理障碍或差异，例如：身障者、唐氏症患者、先天性水疱症患者
个人属性或状态：如文盲、同性恋/同志、跨性人、失业、性工作者、精神病患、更生人、吸毒者、酗酒者、无家者
群体的：民族、国家、种族、阶级、宗教

Erving Goffman 又将受污名者分为明贬者(discredited)和可贬者(discreditable)，明贬者指的是其污名身份特征明显可见的人，尤其在种族、长相、身材、身体上有缺陷者，例如黑人、肢体障碍者；可贬者则是指污名特征不可见的人，通常表现在阶级、性向等，例如同性恋、文盲、性工作者。相较于明贬者，可贬者由于污名特征并不直接暴露在外，因此能有较多空间能以印象整饬的手段，巧妙地蒙混过关。

必须要指出的是，之所以 Goffman 会将“同性恋”视作污名的一种，乃是因为在他所处的年代，同性恋仍是精神疾病的一种，也承受着诸多的污名。

※补充：受污名者的概念可连结到偏差行为的标签理论( 六、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标签理论)

自我实现预言的表现样态也依受污名者与标签的特性有所差异，以《Anorexia nervosa and bulimia: The development of deviant identities》此篇对厌食症与贪食症患者的论文研究为例(Mclorg & Taub ，1987)。

厌食症者属于明贬者，基于厌食的表现（节食、不吃）为持续性、无时无刻都能被观察到，因此他们以不否认、不故意装作正常的正面举动回应自我实现的预言。爆食症者属于可贬者，与厌食症者相异之处在于他们并非时时刻刻都在暴饮暴食，可能维持一周数次的频率，才会反复出现催吐、吃泻药等间接性的异常行为，其他时间就正常饮食，因此他们会“故意展现出正常的样子”，掩饰资讯不让别人知道偏差行为者的身份。在没有做出偏差行为的时候，希望别人不要侧目，因此企图传达自己在正常饮食时期的作为很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展现出“正常”的样子，以呈现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借由故意把厕所的门打开，让别人能清楚知道自己并没有在催吐）。

偏差行为者对于自身被赋予之新的主要角色很在意，对别人的异样眼光特别敏感，同时借由镜中自我的解读强化自身的主要角色。

污名的特征[编辑]

1. 破坏性

污名化会使无关群众平时的风险感知结构被扭曲，进而从根本破坏掉被污名化的事物、人或者机构的正面形象。当发生严重的污名化现象时，正常的是非标准（如正义、公平等）都会遭到非理性的颠覆。然而，多数人（并非进行污名化或被污名化的无关群众）将只会关注事件的反常性和后果的卑鄙性；这时公众仅会倾向检讨管理者的危机处理能力，鲜少关注被污名化的群体本身所遭受的待遇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因而此举可能会造成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紊乱。

2. 快速污染性

受到污名化的对象将会被赋予同一般群众不一样的、令人不愉快的特征。在污名化现象十分严重的极端情况下，该对象将可能会直接被当作是“十分坏的、危险、邪恶”的代名词。由于这类特征具有普遍的令人耻辱且避之唯恐不及的影响（因为它以特定的风险感知为基础），这样的资讯所引发的邻避效应将会使该污名化资讯在很多涉及其污名化的危险结果尚未得到证明之前就被快速传播且接受。且现今时代传播媒体等科技迅速发展，资讯传播无远弗届，不只使资讯传递速度暴增，也逐渐降低大众对资讯正确性的敏感度、思考能力以及耐心。因此，这种污名化的危险标签在现代极度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作用下，会迅速地“传染”到相同、类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还会波及到整个行业、产业乃至地区。

3. 不易消除性

由于污名化所伴随的标志通常具有极易识别的特征，一但此类特殊关系一经形成，就很容易在上述特性的加乘下持续发展，最终成长为文化偏见。而在上文“说服”一章节中亦有提及，已经形成固化的价值观念，要在短时间内消除或者改变是极为困难的。在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污名，最终容易转化成为结构性的文化固着，如果人们对污名对象的关注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将不会有任何生活领域能摆脱其影响。最终在污名化形成后，即便是相关机构动用大量的社会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也很难给被污名化的对象“正名”。

道德生涯（Moral Career）[编辑]

道德生涯是受污名者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具有规范性的，并且具有道德上的意涵。过程：（《污名》p38，p84）

学习正常人观点，习得社会的身份信念
明白自己的污名身份及其后果（看到别人眼中的我），认识到他自己是不合格的
学习应付其他人对待他这种人的方式（1、2 为道德生涯的初始阶段）

依受污名的社会情境，可以分成四种：

（1）与生俱来：如孤儿、盲人或是哑巴等等，他们在社会中学习他们的污名角色，同时也学习那些他无法符合的社会期待。

（2）初期受家庭保护：这类型的受污名者，在家庭的保护下没意识到家庭外的虚拟社会身份，会根据基本特质（例如：年龄、性别）来建立正常的身份（例如身体缺陷的受污名者）。在进入到没有家庭保护的场域后，需要重新进行社会化，可能会被霸凌、排挤；或许他们会选择进入特殊学校就读，但是一旦他们脱离这种同质性高的环境之后，还是要面对可能受到的负面评价。

（3）生命晚期受污名：如犯罪更生人、晚年罹患渐冻人等等。他们的社会化过程相较于天生具有污名身份的人更为困难；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属于受污名的族群、一方面也体认到自己不再“正常”的事实。一开始他们可能会选择进入特殊辅导机构，但是会发生适应不良的情形因此选择离开，一旦回归正常社会，又会发现自己无法适应，不停进进出出（入会的反复循环）。除此之外，生命晚期蒙受污名者也要担负对自己的谴责，可能在他们是“正常人”的前期生命阶段，也会替受污名者贴上标签、歧视他们，在获得污名身份之后，不仅清楚知道他的污名身份会使别人如何待他不同，也会谴责自己以前对其他受污名者的歧视。

（4）在异族群中被社会化：在异族群中社会化指的是在一般的社会情境下，该种身份较不会受污名影响，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会将他们的身份污名化。如：劳工阶级进入到高等法律学院就读。

受污名者可能会经历“入会的反复循环”（affiliation cycles），在期间受污名者逐渐接受参加内团体的特殊机会，但在进入内团体后，可能又拒绝被和他们（受污名者）归为一类，因此可能在接受他们之后又拒绝，试图回到正常人的团体。然而，重回正常人团体后又感到无法融入，可能考虑重新进入内团体。受污名者对于自己人团体的性质与正常人的性质，会因为拒绝承认污名身份但又无法变回正常人，因此身份认同的信念会摆荡。这种参与和信念改变，代表受污名者进入道德生涯的中后阶段。

受污名者面对污名的方式[编辑]

遭受污名的人所产生的耻辱感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那些受到刻板印象束缚的人往往会开始依照羞辱他们的人所期待的方式行事。这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还可能塑造他们的情感和信仰。被污名化的社会群体成员所面临的偏见经常导致抑郁与沮丧。这些羞辱会将一个人的社会认同置于像是低自尊的危险境地，也因为如此，身份理论的研究已经被高度重视。身份威胁理论（Identity threat theories）可以与标签理论齐头并进。

隔离情境修复（能力）：如文盲上学获取识字能力。矫正（特质）：如视觉障碍者配戴眼镜。重新诠释差异：污名者可能会告诉自己污名带来间接收获、污名是福不是祸。社会很多时候会要求受污名者发展一套论述重新诠释差异，在 Goffman 的理论中被称为"给个说法(account)"，其手段包含谴责谴责他们的人、诉诸更高的道德、拖别人下水，来中性化、正常化、常态化他们在做的事。
混类接触：将人依照是否有污名以及是否接受污名分为四个向度，则就会产生（1）接受贬抑身份的受污者（2）坚定维持不完美身份的人（3）包容的正常人（完全将他们当正常人）（4）不包容的正常人四种角色。这四类的任两类人接触皆可称为混类接触，但 E.Goffman 多在探讨的是接受贬抑身份的受污者与不包容的正常人之间的接触。受污名者在与正常人面对面互动时，会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受污名者会觉得地位的不确定性普遍地存在各种社会互动中，期间，受污名者可能会觉得他在演(on)，必须维持自我意识并计算并计算他正在营造的形象，到他认为别人不会做到这种地步的程度与范围。置身于正常人间，受污名者可能会觉得完全暴露于隐私的威胁，可能会以防御性的畏缩或怀有敌意的虚张声势来应对。

例如：高夫曼在书中提到“觉察的无限循环(infinite regress，又称彼此考量的无限倒退)”，意指当正常人与明贬者面对面互动时，正常人会先觉察到明贬者的受污名特征，接着该受污名会觉察到自己的受污名特征被觉察，然后正常人会觉察到对方觉察到自己在觉察对方的受污名特征，于是装作不在意，然而受污名者又会觉察到正常人的觉察，也进一步假装没事发生，如此无限循环。为了避免或降低紧张关系的发生，受污名者发展出一系列透过讯息控制管理情境的策略。

a.蒙混过关(passing)：一种不实表演或伪装(mispresentation)，有意地进行不符合社会身份或角色的表演。包含：隐藏讯息或污名象征、使用去识别符号（如文盲戴厚重的牛角框眼镜）、避免某些社会情境、重新定义社会情境、假装融入他群、避免与我群互动、空间区隔以免于大部分的社会接触、转换为其他程度较轻的污名

b.掩饰(covering)：不透露自己的污名资讯，使自己的污名特征能够尽量不被注意。例如: 在菁英法律学院的学生为了掩饰自己劳工阶级的身份而避免谈到家庭或表现出和上层阶级学生相同的行为。

c.揭露(disclosing)：主动展现自己的污名身份，公开给他人知道。例如:同性恋者出柜。

d.污名认同(stigmatized identity) ：污名认同为遭受污名化的对象面对污名化的另其中一种方式，较不同于以上三者且拥有一定量系统性研究，故单独介绍。其指一个社群或族群对自己产生负面的认同感，因而竭力排斥自己的母文化及表征，并向另依文化迅速靠拢或同化。此概念亦常以其他的字眼表达，如“自我负面标签”等，但最终统一由污名认同作为该概念的固定术语。“污名认同”一词最早出现于于台湾人类学家谢世忠所著《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一书中，用于阐析台湾原住民的文化现象。书中指出由于台湾原住民自台湾进入历史时代以来（荷治时期，17 世纪），于社会多属于低下阶层并长期身处社会中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皆处于劣势，再加上长年所受统治阶层的教育与污名化下，逐渐令原住民本身也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厌恶，而改为认同主流社会的对自身的歧视，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且卑微，形成对自己文化的排斥，并刻意的迅速向其他文化靠拢。其后“污名认同”一词亦有应用于其他社群（如妓女）的研究分析之中。“污名认同”是贴标签和污名化等人身攻击行为的产物，可被视为一种至极“成功”的污名化。

在历史上，污名认同往往作为列强进行文化殖民的手段之一。殖民母国（进行污名化者）主要透过教育、行政、法律等途径，利用其优势地位将殖民者的语言文化塑造为社会的高阶文化或者知识分子的表征，进而令本土文化相对成为落后、低下的符号，使殖民地人民对自身文化产生污名认同，从而产生对殖民者文化的崇敬之情，以降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绪，达到殖民目的。然而，由于在殖民地中，来自殖民母国的统治族群的人数比例一般于整个殖民地社会中占绝对少数，因此污名认同的做法虽然能令被统治的主流族群产生对殖民者文化的崇敬，但较难使主流族群（殖民地本土族群）愿意放弃自身文明，快速转向至殖民者的文化。此情况下，被殖民者的文化将能持续维持强大的活力，与殖民者文化分占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文化分层的现象。例如在印度，英国文化和语言虽然享有较高的声望，但却一直只限英国人及少数英国化的印度高尚阶层所有，广大的印度平民虽然亦经常受英国文化影响，也较崇敬英国文化，但却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文化。

另一较容易产生污名认同的情况为“类殖民现象”，意指一个国家内没有和非主流族群平等的语言和文化权益。例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族、瑶族的若干支系，由于其民族语言没有通用的文字，不能以自己母语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亦缺乏自己母语的传媒，加上于当地社会中他们一般处于较低下的社会阶层，因此在该地区较为繁荣的县城等接触汉文化较多的地方，本土民族的家庭在家里往往不愿意教自己的子女说母语，而宁愿用不纯正的汉语和子女沟通。

于社会语言学中，对母语的“污名认同”往往是导致社会语言转换的主因，例如南京人认为南京话不好听，令南京方言迅速向普通话靠拢。

污名认同往往会带来严重的文化危机。首先在放弃自己母文化向优势文化靠拢时，由于族群对优势文化的认知多局限于显性文化方面（如语言、衣着、行为），因此在模仿优势文化只能模仿得表面，而未能学会优势文化更深入的文学艺术、道德价值、思想哲学，但同时又丢失了本身的文化优秀面，结果使族群文化割裂、精神空虚、道德价值沦丧。另一危机是自我认同的危机，劣势族群因污名认同向优势族群靠拢，但优势族群依然不接纳对方为自己的一分子，使劣势族群产生自卑、自残的倾向。于两个族群肤色不同时，此现象尤其明显。

污名认同的实例：

（1）中国于清末产生对自己文化的排斥，如五四运动提出“全盘西化”或文化大革命提出“破四旧”。

（2）二战后中华民国对台湾人实行“国语运动”，在校园中污名化台语及其他方言，说台语者则课罚金、挂狗牌等，使得台湾人对自己的族群与文化自卑，甚至认为台语就是低等人、没水准的语言；另有部分台湾人怀念且推崇日本的殖民统治而走向极端亲日，都可视为污名认同的反映，一种污名台湾文化、反对中国文化、认同日本文化的特殊变体。

区分不同层次的认同[编辑]

虚拟社会身份 Virtual Social Identity
真实社会身份 Actual Social Identity（1、2 间的落差是污名化）
个人身份 Personal Identity（2、3 间的落差是污名管理中的讯息控制要处理的）
自我身份认同 Ego Identity:个人对于其状况的主观认知

污名化实例[编辑]

1. 疾病的污名化

首先，我们必须先来分辨疾病和病痛，两者虽为同一事件，但接触的客体不同，会有不同的意义与解释。

当客体是医生－医生所观察到的是疾病（disease）：是缺少切身体验的。

当客体是病人－病人所感受到的是病痛（illness）：是具有切身体验的。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污名化、偏见、歧视的问题，或许因风俗、环境、习惯、社会状态的不同，对某些疾病不够了解，而有了污名化的现象。当因为与多数者不同而受到负面评价，就会产生偏见（prejudice）与歧视（discrimination）。而所谓没有理由的歧视是指，身处同一社会中的医师、病人，都对疾病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纵然医师身为专业医疗人员，也常适应了这些偏见，受歧视的病人本身，在社会风向之下，也不会感到异样。长时间下来，疾病的污名化日渐加深，社会风气会边缘病患，使其顺理成章地被归类、标签，并且排挤这些病患的资源。为使污名化的伤害降低，也让医护人员在医疗行为之中举措得宜，我们应当培养对病患疾病的灵敏度，了解对方受苦的点，也能避免言语或无意间的伤害。像是在鼓励病人对周遭亲友公开病情，以避免紧急时刻无人能助。应先考量病人所处的环境，是否对此疾病友善。

除了一些种族及宗教信仰被过于简化而赋予污名，社会对于许多疾病患者也有着相当不友善的污名化现象。包括：对于癫痫、艾滋病患、痳疯病患（又称汉生病）而言，社会均往往对他们赋予污名，甚而将他们边缘化或恶言相向。对此，世界各国的医疗界均进行了相关的正名与权益的维护，而在近年也已渐渐扭转部分疾病于人们心中的刻板印象。

癫痫的污名化
1. 污名化的实证－以动物为名的疾病：台语－羊量、猪母癫；中国－羊癫疯。
2. 历史上的实证－错误连结的源流：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将六畜与癫痫连结，使用羊癫、马癫、猪癫、牛癫、鸡癫、狗癫等词语来形容疾病，某些用法甚至至今仍有人在使用，可知癫痫患者在社会上是被边缘化的，且历史上的污名化会被流传下来，而造成难以抹去的伤害。
3. 相关书籍：《黎亚：从医病冲突到跨文化误解的伤害（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书籍内容描述一位美国的苗族女孩黎亚在对抗癫痫时，所引发的一连串传统观念与先进医疗的冲突。
4. 相关事件：2017年台北世大运官网相关网页，在观赏开闭式注意事项第12点及观赏比赛注意事项第10点出现“羊癫疯”三个字，由于世大运是台湾体育界盛大赛事，因此此举遭受强烈质疑，且被认为与台湾运动健儿们的努力、用心及好表现形成强烈反差。

艾滋病的污名化
1. 新闻事件：
  - 国防大学疑似歧视艾滋病学生：2016 年，国防大学依德行未达标准理由，且逾期申诉为由，将感染艾滋病的学生予以退学处分，引发社会舆论压力。
  - 因艾滋病被解雇的员工：2017 年，美国一家果汁工厂员工 Chanse Cox，告诉老板他是 HIV 病毒携带者时，即使他自认为不会影响到工作表现，仍被公司以政府针对食品安全和传染病监管规定为由被解雇。因此多数的员工不敢向雇主坦承自己是艾滋病患，因为他们知道歧视是无法避免的。
    类似的新闻报导不胜枚举，可见艾滋病毒感染者无论是在除了要对抗病毒之外，在心理上还承受着我们无法想像的巨大压力。社会整体不友善的氛围所造成的心理阴影往往是艾滋病感染者认为最痛苦、最难以承受的事，使感染者污名内化，严重影响其生活型态、心理健康。
2. 台湾艾滋病污名化现况：
  于 2017 年起台湾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发起了 842 位艾滋感染者的污名与歧视调查，于 2018 年 11 月公布的研究报告中显示（Yi-Chi Chiul et al.，2018）：
  - 最多感染者感受到的艾滋污名前三项分别为：“民众对于艾滋传染途径的不了解”（80.8%）、“人们害怕被传染艾滋病毒”（77.7%）、“人们认为感染艾滋病毒是可耻的”（48.8%）。这项结果显示出，台湾艾滋教育的不足与不够普及，以致民众心生恐惧，让艾滋病毒的感染者身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时时承受巨大的心理阴影，担忧他人对待他们的不友善的眼光。
  - 除了社会大众不友善的眼光之外，感染者所承受到来自医疗机构的眼光也不容小觑。从感染者愿意向谁坦承他们的病的调查结果中显示，诊所是感染者最不愿意透漏的对象之一，只有 1.5%的受试者愿意主动向诊所，此外小孩、同事及邻居朋友也是最不想透漏的前几名。7.3%的感染者在就医时表明感染状况有遭遇拒绝的经验；10.6%的感染者的感染身份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遭医事人员泄漏。因此显示，社会对艾滋病患的种种标签，在面临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医事人员，有六成的感染者担心自己的隐私是否被泄漏、其中更有三成的感染者确知自己的医疗隐私未被完全保密。这样的结果除了难以建立医病间的互信关系，同时可能会他们将来的服药顺从度以及健康状况。
  -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泄漏，使艾滋感染者更受歧视。为未经同意的告知对象，知道后的歧视状况。由于社会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感染者在主动告知感染身份时，承受着一定程度遭歧视的风险，未经同意被接露的状况不只发生在医疗院所，更容易发生在感染者的日常生活之中。据统计，经未经同意的告知对象，相较于感染者“主动告知”更有可能产生歧视对待。因此，他人的“传话”隐约中也造成感染者的心理压力。
  - 世界各国的比较：台湾艾滋病毒感染者所受到的歧视在 100 多个国家之中，并不算太高，位于中间名次。即便根据污名与歧视指数调查结果，台湾相对于其他国家是“艾滋较友善”国，但是在 842 未受试者中，仍有约 58%的人，在未确诊前有从忧虑到真正筛检间隔五年以上的时间，畏惧筛检的主要因素，是担忧不被社会接纳，甚至会影响现有的生活。担心未来可能遭到周遭亲友排斥，甚至影响生活状态。
3. 污名化形成原因探讨：一般民众大多借由媒体宣传、或是一些简单的卫教知识会知道，艾滋病的传播主要是由不安全性行为所引起，尤其是没有固定性伴侣的情况下，有增加得到艾滋病的风险。然而，台湾等亚洲地区国家社会风气较为保守，“就如同台湾同志咨询热线杜思诚表示：“社会对于艾滋的避讳，来自于对‘性议题’的避讳。”，不少人会认为“感染艾滋病一定是因为自己私生活不检点”、“罪有应得”，甚至会认为艾滋病患者应该与世隔绝，不应再“祸延他人”。外加艾滋病又没有办法痊愈，庞大的医疗费会“拖垮健保”等负面想法，所以处处对艾滋病患者有所歧视。此外探讨艾滋病与同性恋的歧视关联：这要追溯回艾滋病的爆发历史，艾滋病第一次正式通报，是在 1981 年 6 月，美国洛杉矶一夕之间发现有一群健康的年轻人罹患罕见的肺囊虫肺炎，肺囊虫肺炎通常发生在身体异常衰弱的患者身上，一般只会发生在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或是没有抵抗力的人身上，医师们毫无头绪，且短时间内出现众多案例让民众人心惶惶。后来被爆料出，这些感染者都是年轻白人男同性恋，在对于艾滋病还没有足够知识的情况下，于是艾滋病是“同性恋癌”的造谣开始漫天起舞，甚至在当时认为是因为滥交、毒品、才会得病，于是这样负面印象深植人心无法抹灭。除此之外，还有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主要发生在不安全性行为之下，而根据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截至 2018 为止全国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因探查，男男同性间的不安全性行为比例最高，为 62.42%，导致民众光看数据会认为是男同性恋间容易传播的病。

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1. 精神疾病的定义：指一种在思考、情绪、知觉、认知、行为等精神状态表现上出现异常，且此异常影响患者之生活功能，需要给予医疗及照顾协助之疾病。精神疾病的范围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瘾、药物成瘾及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之精神疾病，但不包括反社会人格违常者，统计下来总共约三百种疾病。
2. 历史：早期的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因为其被邪灵附生或是受到诅咒等因素而导致生病，因此这类的患者往往被视为不洁的象征，长期以来饱受许多不公平的对待，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为纳粹的种族净化。除此之外，在欧洲早期精神疾病患者被当作罪犯一般，需要被囚禁。
3. 类型：精神疾病污名化分成公众污名、组织污名、自我污名三种，公众污名为一般民众对精神障碍人士或其家人的态度，例如:“精神障碍人士就是有暴力倾向”、“精神病患十分危险”；组织污名为组织抱持负面态度的政策或文化，通常反映于医疗用词的使用，例如：使用“思觉失调症”的病名取代“精神分裂症”的病名；自我污名为自己如果相信社会对有精神疾病的人有误解，即会产生自我污名，例如：误解内化后，有可能会导致患者停止寻求社会协助或决定不接受治疗。
4. 新闻事件：
  - 政大摇摇哥事件：2016 年，政大著名的摇摇哥长年在校园附近游荡，会不停地做出像是摇动身体、自言自语等动作。根据附近居民与学生的说法，摇摇哥并不曾做出任何伤害行为，却被学校主警队以及卫生局人员强行压制，被送上救护车。过程中摇摇哥试图告诉员警自己们没有犯法，并且不愿意就医，但仍遭到强制就医。事件一发生，社会大众顿时一片哗然，认为这样的举动完全是侵犯了人权，并要求释放摇摇哥，幸好隔日警方就将人平安释放，但这次的事件仍引发了广大的讨论。
    在现行相关法条当中，《精神卫生法》对人民基本的人身自由有明确的保障，其条目中显示，该名对象除非有伤害他人著举动，或是有自我伤害的倾向，警方或政府才能该名将疑似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然而在摇摇哥事件当中，台北市政府却不遵照这条法条进行处理，反而套用与街友相同的处模式，由警方、社工、医师共同请无自伤或伤人行为者进行就医处理。
  - 精神病患攻击超商店员：2021 年，屏东一名精神病患攻击超商店员，使店员双眼受伤。事件发生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精神病患的恐慌，并出现夸大精神病患“潜在危险性”的现象。
5. 台湾现况：根据统计，现今约有五成的精神疾病患者对周遭的家人、朋友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原因包含害怕被他人排斥、担心影响现在的工作、可能会遭受霸凌等因素，而至今仍有人认为去看精神科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以上种种的原因常使患者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导致其不敢面对自己的疾病，而长期处于这样子环境之下，反而不利于疾病的治疗，造成患者病情的加剧。近几年台湾发生的社会案件使精神疾病患者处于一个更加不利的处境，像是郑捷捷运杀人案、小灯泡事件、精神病患攻击超商店员等，这些事件在媒体广泛的宣传下，不仅带给民众一种精神疾病患者都十分危险的刻板印象，更因为司法对于患有精神疾病者可减轻刑责，引发部分人不平的情绪。然而，大多数的精神疾病患者都是不会产生攻击行为的，且可以借由药物或心理治疗得到缓解而不容易发作。
6. 小结：有许多数据都显示，犯罪行为与精神疾病也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反而与污名化及标签化息息相关。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在因为严重精神疾病而犯下重大罪刑的犯罪者中进行调查，发现在这些罪犯当中，其罪刑与他们的疾病真的有实际关联者只有不到 10%，其他更多的因素则是生活中所受到的贫穷、歧视、压力、就业……等各方面的影响而让他们产生犯罪行为。社会大众或许会因为精神疾病患者与平常人的不同，而不愿意跟他们进行接触，人为他们具有危险性，而也很少有雇主不愿意聘雇这些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他们穷困潦倒，有些人甚至选择使用药物或饮酒来麻痹自己，长期压力累积之下，他们可能会对周遭的人产生仇视的情绪，进而导致他们盲目的选择用伤害他人或其他不法的行为对社会进行报复，从而又加深了对于精神疾病负面的刻板印象，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在这样情况下所犯下的罪行，就不一定会与其精神疾病有直接关联。事实上，这些精神疾病患者就如同一般的疾病患者一般，需要他人的关心与照顾，我们对于遭受疾病折磨的人们，常会主动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社会的认同与去污名化是尤其重要的。

我们平时可以减少误解及偏见，帮助相关病患解除疾病污名化的方式：

加强家庭及各级学校教育。
改善社会制度。
推动社会大众对疾病的正确认知。
鼓励病人走出阴影、建立信心。
每个人要回馈社会、尽社会责任。
培养对人类受苦的敏感度：我们借由阅读、独立思考、反思取代反射性回应、同理心、增进沟通技巧、从助人中得到快乐、向典范人物学习等方式，培养对人类受苦的敏感度。

疾病的污名化基本上肇因于对疾病的误解，而这种对于现实的曲解实乃社会的问题（Social Misconstruction），故必须由社会的层面加以解决。另外，在教育方面，也应及早教育学童，修正他们对于病人疾病的错误看法。同时，也应强调每个人都应肩负着社会责任，透过自己的理性分析与思辩，避免盲从伤害病患，如此，方能由根本上解决疾病污名化的问题。

2. 对原住民的污名化

原住民指某地方较早定居的族群。由于其在大航海时代相对的科技落后以及较早在某地定居的特性，原住民往往成为殖民者污名化的绝佳对象，将之污名化为具有“肮脏、落后、暴力、生活习惯差”等特性的族群。随着历史推移，原住民逐渐在社会上属于低下阶层并长期身处社会中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皆处于劣势。对此，世界各国原住民均进行了对于相关正名与权益维护的怒吼，许多国家政府也渐有回应，近年已渐渐扭转部分刻板印象。

在解决原住民污名化方面，除了大众的协助之外，原住民自身的意识觉醒可说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其中进行的面向包括下列几点：

法律条文的修订：在原住民团体持续奔走下，政府已经制定许多保障原住民权益的法律，如原住民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等等。
社会地位的争取：其主要针对点在于消除对原住民的歧视，除了消极的去歧异化使原住民，不再是“二等公民”以外，更积极的要求实现社会正义与实质平等，推广原住民文化，将属于原住民自古以来的权力归还之。例如：将狩猎权、土地等还给原住民，实行原住民立委保障名额、考试加分制度、以及对以往的歧视行径道歉。

污名认同

污名认同指一个社群或族群对自己产生负面的认同感，因而竭力排斥自己的母文化及表征，并向另一文化迅速靠拢或同化。中文著作里最早出现于台湾人类学家谢世忠所著《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一书，此概念亦常以其他的字眼表达，如“自我负面标签”等，但没有产生和“污名认同”一样的固定术语。
“污名认同”最早用于阐析台湾原住民的文化现象，指出由于原住民长期身处社会的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不管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皆处于劣势，于社会多属于低下阶层，因此令原住民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厌恶，认同主流社会的对自身的歧视，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卑微、老土，结果形成对原住民文化的排斥，并刻意的迅速向汉文化靠拢。其后“污名认同”一词亦有应用于其他社群（如妓女）的研究分析之中。“污名认同”是贴标签和污名化等人身攻击行为的产物。

在台湾，原住民族委员会（原民会）是现今管理原住民族相关事务的最高机构，其管理的范围包括原住民族语的保存、订定相关法律条文、地权的争议问题、发放原住民助学金、举办相关文化活动、提供原住民就业与长照需求……等，除了保障原住民的文化与争取权利以外，更重要的是借由各式的文化活动，帮助大家认识原主民的文化，像是举办原住民音乐节等活动，借此消除部分人眼中对于原住民传统野蛮、未开发的负面形象，而在现今原住民文化已被大多数的人认可并接纳。

3. 对同志族群（LGBT）的污名化

同志族群（LGBT）包含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族群，由于在性倾向上或是性别认同上的差异，普遍经历污名的社会过程。同志族群所受的污名经验，导致同志族群面临身心的伤害，以及教育、工作上的歧视、霸凌与骚扰问题。且进一步造成同志族群较差的心理健康状态、较高的贫穷率与流离失所的比率 ^[27]。研究特别指出同志作为少数族群感受到的压力，以及同志自身对于同志的污名的意识程度，与忧郁症状的比例有显著关联^[28] 。近年来，随着许多欧美国家对婚姻平权的逐渐重视，台湾也逐渐兴起了追求同志伴侣婚姻权的社会运动，在同志大游行当中，参与的不只是同志本身，更多的是异性恋的一般民众，也能够看出台湾民众对同志伴侣追求婚姻权的逐渐重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台湾社会也面对婚姻平权、性平教育的辩论，而不了解同志族群的许多论述也会再次强加同志族群的污名。例如护家盟等保守基督教团体，便在动员过程中传递了许多强化同志污名，甚至是对于同志不实的叙述，导致同志所受之社会压力更加强大。不论这些错误资讯是否是运动团体或媒体有意为之的结果，错误资讯再制了同志的社会污名。

但是对于性倾向的污名也可以作为受污名者反抗的工具。酷儿理论重新使用了受到污名的 "Queer" （怪胎）一词来指涉自我。强调由于自身受到污名，遭受了社会排除而处于一个污名的位置，共同受压迫的位置使得酷儿/同志们可以批判现有的社会规范。海涩爱更指出，不同类型的受污名者由于共同的受压迫经验，可能有连线政治，也就是联合反抗社会压迫的行动之可能^[29]。

4. 对“宅文化”的污名化

近年来，喜好动漫游戏产业的“御宅”一词在日本出现，在文化传播之下，该词汇也传至台湾，逐渐风行起来。在一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嗜血的媒体将加害人的身世详细挖掘，并将之贴上“宅男”的标签，将“宅男”的身份解释为该加害人产生犯罪动机的原因。在极高的点击率诱惑之下，多家媒体效仿，使宅文化逐渐遭受污名化。对“宅文化”的污名化基本上肇因于媒体的乱象，而这种乱象源自于民众的阅听喜好，实乃社会的问题，故必须由社会的层面加以解决。另外，在教育方面，也应及早教育学童其明辨是非的社会责任，需透过自己的理性分析与思辩而非盲从外界看法，如此方能由根本上解决污名化的问题。

事实上，根据 15 到 29 岁日本民众的嗜好调查结果，无论是高中生、大学生、抑或上班族族群，动漫影视游戏产业皆是位居前三名的嗜好，也并未有科学研究显示这样的特性与犯罪率相关。

而随着媒体广泛的报导，社会大众对“宅文化”的错误认知和污名化也逐渐不只局限于动漫、影视、游戏和犯罪率之间的关联。不难发现的是社会大众对于“宅男”的认知常犯以下几个错误：

“宅男”只对动漫、影视、游戏等等方面有所涉略。
“宅男”不善于社交或处理人际关系。
“宅男”的情绪不稳，较具有犯罪的潜在危险性。

5. 对体态的污名

对体态的污名以相当多元的样貌渗透我们的生活。包括高矮胖瘦、肤色、单双眼皮、鼻梁高度等等，都可能是对体态的一种标签。现今社会中除了传统保守的观点保持对体态要求的论调，传播媒体也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下散播对于体态的污名以及审美观的价值。Netflix 于 2018 上架的《永不满足》（Insatiable）遭到超过 10 万网友在网络上连署要求不得上架，原因是因为其内容羞辱肥胖者。根据风传媒（2018），发起该请愿的弗洛朗丝（Florence）写道：“长期以来，总是有剧情向女性和容易受影响的年轻女孩传递这样的信息：为了受欢迎、有朋友，得到男性的青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成为有价值的人，都必须得瘦。”也因此造成许多厌食、暴食症的案例。尽管该剧演员表示，剧中的幽默不是要羞辱肥胖，只是采用讽刺的手法来表现主题，但我们仍可窥得传播媒体如何塑造议题讨论、如何操作污名标签。除此之外，好莱坞的影集大量使用身材姣好、外貌亮丽的白人女性做为女主角，再次强化了传统价值观对于女性、体态与审美的想像。

6. 对“约炮”的性污名

“约炮”的定义为“非情侣、配偶的两人以口头或非口头示意的方式进行性邀约”，从双方同意性邀约后至性交的过程皆包含在约炮的范畴中。“约炮”对于许多人而言仍是一个违反道德的行为，为现在台湾社会中一污名身份，我们倾向认为约炮的人是肮脏的、乱的、偏差的。有关约炮是如何污名化以及连带的污名，可以从2017年初清大学生针对创建“约炮清大”的约炮平台而发起相关问卷调查所引发的舆论，与学生自发的新闻稿加以讨论。在舆论方面，有网友说“原来苦读到清大只为了约炮，这种知识分子都没知识了国家有个屁希望？”从之可以窥探“性”与“高学历者”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预设了一位高学历者在任何方面都是“正常”的（其他的探讨像是台大研所生杀猫事件及其舆论），正因如此，约炮作为偏离正常的性行为，对于这名网友来说，不应是一名高学历者会有的行为。然而“正常”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谁能言“正常”、谁能定义“正常”、谁能实作“正常”与谁能斩除“不正常”都与权力有相当的交织。因此，所谓的“正常的性行为”基本是建构在性道德与规训之上，诚如 Foucault（1980）认为当代社会对于“正常性”局限在合法男女两人之间，在这样的基础上，所有悖离之的都是“不正常的性行为”，约炮也落入“不正常的性行为”的一环，因此，约炮的污名化与性道德及社会对于“性”的压抑有所关联。

9.“新住民”的污名化

在台湾，普遍把东南亚移工视为社会中的较低层。随着越来越多的移工与外籍配偶的加入，对于新住民的污名化议题也更显重要。或许因为新住民没有投票权，对于执政者而言，这些族群的权益并不是他们要关注的重点。但在台湾这个标榜著友善的岛屿上，对新住民的污民化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从之前买便当被拒绝的事件，到社会上对新住民的看不起，或许我们对于拔除这样的污名化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也更应该重视这项议题。

10.“台客”的污名化

“台客”一词最初的意义与今日不完全相同，多半是过去外省族群对本省人的称呼，也有可能是外来语的音译－Tike，即乡巴佬的意思。综观其起源，虽然意义可能有所不同，但共通点皆为带有贬意的成分存在。“台客”已经被当作是一种行为上的失当，比如在正式场合中穿不搭调的衣服、乱吐槟榔汁或制造噪音影响他人的行为，已经普遍被认为是一个贬义词，更有被塑造成一种“次文化”趋势。

一般普罗大众听到“台客文化”一词，脑中联想到的不外乎行为粗俗、水准低下、知识浅陋的次水平文化，为什么我们要将台客文化污名化呢？简单来说，就是排除异己的心态，借由贬低非我族类，进而提升自我的身价。

许多歌手的大力鼓吹，配合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努力，诸如台客摇滚嘉年华、台客文化论坛等活动陆续举办，关于台客文化的研究论文及研讨会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在为台客文化去污名化努力，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权利为一个文化冠上污名，我们必须学着尊重，让台客们充满自信的走在街上，抬头挺胸的说出：“我很台，我没错”！如同上述歌词所说，台客文化是我们台湾的流行文化，只要是生在台湾，人人都是台客。

结论与启示[编辑]

Goffman 以关系的方式理解污名，在《污名》一书中他提到：“正常人中绝大多数的幸运儿都可能拥有半隐半现的缺陷，并且每个小缺陷总有个社会场合会让它被放大，从而在虚拟与真实社会身份之间形成一道羞耻的落差。(P.150)”意即，我们都是“正常的偏差者”，污名不是差异问题，而是关系问题。正常与受污名的不是人，而是观点，正常与否的分类本身就有很大的盲点。我们不应该只是拥有同情心或同理心，更应该反思“正常”，进行去污名的行动。

人际关系[编辑]

人是群居的动物，小宝宝一出生就会将头转向有人、有人声的方向。每个人对于人际依附(need for affiliation)的需求不尽相同，有时候想要独处，有时候又想要他人的陪伴。研究者 Shawn O'Connor 和 Lorne Rosenblood 进行了一个实验，他们请一群大学生虽身携带一个计时器，在四天的时限以内，那个计时器每小时会叫一次，提醒受测者记录下两件事，一、纪录当下是否是独处的状态，以及二、纪录当下心里想要的是独处还是陪伴。归纳回答结果，研究发现受测者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一和二的回答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受测者一个人的时候刚好心里也是想要独处。另外，研究更发现纪录当下的感觉可以预期下一个小时是否独处的状态，如果四点时纪录想要有人陪伴，那么五点时的纪录就是和他人在一起的状态。从以上实验可知人并不是无时无刻都需要有人在一旁，但是也可以看出人际关系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人际关系可以除了可以带来情感上的支持，也有实际效用(utility)，例如经验的传承与学习等。

如果缺乏人际关系，就容易感到孤单寂寞，也就是所谓 social death。也因此，人们总是非常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获得他人青睐，所以往往用尽时间、金钱将自己呈现的吸引人。有些人过于在意他人眼光，就会罹患社交焦虑失协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也就是在大众场合会感到不舒适、压力大。轻微的症状包括在公众场合演说容易口吃、肢体不协调，严重的患者甚至连在公共的餐厅用餐、到便利商店买东西结账等动作，都无法执行。

人际关系，就字面的意思解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成“人缘”或是“人际交往”。由于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在生活中人与人的接触与相处织岀了绵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人际关系包含了各式各样身份的人们的相处，例如老师与学生组织的“师生关系”、同侪之间的“同学关系”、老板与员工间的“雇佣关系”或是夫妻之间的“夫妻关系”等等关系都属于不同种类的人际关系。本节试图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亲近并发展关系，分成一般人际关系与爱情两个面向介绍。

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因为彼此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价值观、社会文化等等，所以人们也会有不同的个性、相处模式。人际关系之复杂，我们可以时常从人们口中谈论的内容可知，时常会听到某某某与某某某又怎样啦，许多的新闻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变化上，也通常是人们最在意的事。然而，到底当我们在与不同的人们交流时，该如何才能与他人拥有良好的互动？就让本节先简介人际吸引须注重的七个面向，再向各位介绍被喻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生导师--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人际吸引力法则。

人际吸引[编辑]

人际吸引系指人与人彼此注意到对方，进而产生好感，最后彼此接近、建立关系的情感历程，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肯定形式。磁铁的“异性相吸”来自于磁场的原理，那么人际吸引的吸引力是从何而来呢？影响原因主要有以下七点：邻近性、熟悉性、相近性、互补性、平等、外貌、专挑难追的。在叙述完上述七点后，另提一个研究说明另外一个人际吸引效应。

（一）人际吸引的要点

要点	内容
邻近性(proximity)	邻近性指的是人与人相处距离的相近程度，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却是人际吸引一大重要的原则。古有云：“近水楼台先得月”，道出了邻近性与人际吸引的正相关，物理空间较为接近的人们，互动交往的机会较多，容易进一步互相吸引。也就是所谓接近效果(propinquity effect)。
熟悉性(fimiliarity)	单纯因为熟悉而吸引的效应称为单纯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指出人们会对自己熟悉的人事物有较正面的态度（详见态度段落）。
相似性(similarity)	相似性指两人年纪、容貌、兴趣、家庭背景、宗教、社会地位、家乡、共同经历某些特殊事件所在等各方面的近似程度会让人产生亲近感(Byrne, 1961)，甚至能进而增加自己的信心与尊严(Suls & Fletcher, 1983)。除了以上所提，相似性还包括信念、价值观等等。
互补性(complimentary)	两个人双方特质不同但并非相反或对抗，而能截长补短、相互满足，因为觉得对方有的是自己所缺乏的，希望能够互补，构成吸引人际关系的因素。例如：社会角色的互补、人格特征的互补、各自需求的互补等等。
平等(equity)	又称互换(exchange)，是基于公平理论(E. Hatifield & Traupmann, 1981)而生，主动付出也能产生吸引力，也就是 “投桃报李”、“礼尚往来”的相处规则。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此类的平等，要求双方互惠 (reciprocity)、有来有往。若彼此平等对待，就能增加互相吸引的可能;反之，缺乏平等的友谊则难以持久。
相貌(physical attractiveness)	外表呈现的第一印象是决定一人是否喜欢对方的因素。有研究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们倾向认为容貌姣好的人更快乐、开朗及成功 (Eagly & others, 1991; Hatifield & Sprecher, 1986)。好的外貌会给人较好的第一印象。人们也容易会认为外貌优秀的人也具有其他的优秀品质，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专挑难追的(hard to get effect)	物以稀为贵，一台手机厂商释出没有很多的量，让想买的人买不到，接着对于此物的渴望便会被提升，原本没有那么想买的人可能就会想要买，最后待厂商释出下一批货源，就会被迅速抢购。这是"reactance theory"，当某个选项被限制住，反而会更想要得到那个东西。

（二）卡内基人际吸引力法则

卡内基人际吸引力法则
法则	说明
法则（i）：让对方以愉快的心情与你交谈	真诚的关心对方用微笑击破对方的戒备称呼对方的名字倾听对方的谈话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让对方感到自己被重视、觉得自己很重要
法则（ii）：努力让对方客观的认识事物	让对方畅所欲言使对方体验“意外” 要学会求同存异给对方反复暗示引起对方的好奇
法则（iii）：帮助对方改造认识	洞察对方的内心间接指出对方错误不要总是责怪对方要保全对方的面子

亲密关系[编辑]

　　亲密关系是奠基在人际间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去延伸的。我们若将现代社会举例为一个非个人的大众社会，就此感到满足而结束讨论的话，这必然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倘若我们在经济学的范畴中来理解全社会的话，我们必然会认为非个人的关系是占有主要优势的。尽管我们已经接受了“个人”(Einzelnen)的观点，但是人与人之间多半只能建立起非个人的关系，这点依然是无庸置疑的。根据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全社会呈现的样貌的确是非个人的。然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强化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将许多他人视为是个人隐私的事情告知他人，借此获得他人的认可。这样的可能性无所不在，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种可能性，而且许多人的确也掌握并且实现了这样的可能性；此外，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受限制的，而且也不太需要顾及到其他的关系。这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

　　相较于古代的社会型态，现代社会在下述这两方面都有明显升高的趋势──它赋予了更多参与在非个人的关系中，并且同时建立起更密切个人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可能性之所以可以被进一步发展出来，是因为全社会就整体而言已经变得更复杂，而且它可以更完善地规制不同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渗透”的概念具有一种渐进式的特征。这个概念奠基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所有具体创造出一个人、这个人的记忆以及其行为态度的东西，其整体是他人永远无法接近的，甚至也是这个人本身所无法接近的。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去认识并且注意到他人。尤其是在沟通的层面上，人们原则上必须在某些社会关系中去接纳他人，并且避免对他人私底下认为重要的、自己却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使这牵涉到个人隐私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渗透实际上可以被持续不断地提升之时，一旦全社会为此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这样一种可能性便必然以一种不连续的方式在沟通规则的层面上被固定下来。于是，一种专为亲密关系所设计的系统类型被创造出来用来确保个人隐私不会被排除在沟通之外。

　　这样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今日的世界，虽然个体这个老旧的概念已经遭到摒弃，而且这个词汇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首先，从层级社会到功能社会的分化过程中，这样的转变导致了个人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更强烈分化。原因在于：在功能分化的过程中，个人不再能够被定位在全社会的一个次系统中，反而必须被预设为在社会上是不具固定位置的。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如今是透过更显著的特征差异来标示自身，并且也同时意味着，个人系统的“系统／环境”关系，必须为了自身的系统职责进行更激烈的分化。

　　此一分化的趋势──从系统理论的观点看来，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拥有愈来愈多的机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重新诠释他们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差异（以及时间面向上：差异的历史与未来），如此“我”便成了他们内在体验的焦点，而环境也丧失了其绝大部分的轮廓。了解自身的有机存在，拥有自己的姓名，以及根据一般性的社会范畴（例如：性别、社会地位等）来定位自身，这些对于个人的自我指认而言，已经不再足以作为个人体验与行动的基础。个人反而必须在他们各自的人格系统层面上，也就是说，在他们本身与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差异中，以及在他们运用这组差异，使其有别于其他差异的方式中获得肯定。

　　个人的个体化以及对于私密世界的需求，并不必然是两个平行发展的过程。它们虽容易相互抵触，但透过政治或科学方式所固定下来的非个人式总体机制，私密世界为个体留下了更少可供开展的游戏空间。因此，“个人愈来愈高度的个体化”的概念，事实上并不足以正确地指出个体在现代世界中势必要克服的问题。再者，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划分出私密世界(Nahweit)与非私密世界(Fernwelt)的差异，需要一个可以将仅被视为是个人性的经验、评价、和反应方式，以及透过匿名的方式所构筑出来的、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具有同样效力的世界之间区隔开来的差异，如此来避免无可估量的复杂性，以及所有可能发生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偶连性。个人必须可以使用此一差异，来疏导他们所接收的资讯流。唯有当他们用来处理最高度个人性质的内在体验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行为习性，都能获得社会的肯认，而且唯有当这些获得了社会肯认的形式，也都能经由社会予以认证之时，上述的所有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个人不仅必须能够在他自身之中，也必须能够在他所见的事物之中，寻求共鸣。

　　我们必须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陈述这样的事态，为的是可以让人理解到，所有最高度个人相关的沟通，都涉及到了“作自己”(Selbstsein)与“世界蓝图”(Weltentwurf)的双重面向，而且作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参与在沟通过程之中的个人，也正是在这样的双重意义上，涉入在他自己以及他人的事务之中。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够共同分担他人的世界，因为他本身已经在这个世界之中被赋予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思考十八世纪时，关于友谊与孤独的伤感情绪便可得知──但还是发展出一种共同的沟通媒介，意图为这两种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且，此一沟通媒介所利用的，正是友谊与爱情的语意领域。

　　这样一种媒介的分化，在十七世纪的下半叶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轮廓。在当时，个体性的固有值已经普遍被承认为事实，而且诸如自我控制与情绪控制等任务，也已经被指派在作为每个个体身上，这些都是支持此一分化进行的事实。^[30]

爱[编辑]

爱，是一种有别于平常人际关系的情感，属特殊的人际关系。而“爱”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答案，但“爱”(love)绝对不只是强烈的“喜欢”(like)。单从大脑的反应来看，喜欢和爱就会激发不同的脑部活动，而且学者鲁宾(Rubin, 1973)曾搜集人们日常生活中认为分别代表爱与代表喜欢的陈述，并依照这些陈述替两者编制了不同的测量工具。

喜欢量表的题目包含：对方是否受到他人尊敬与欣赏、是否具备聪明或成熟的特质等。

爱量表的题目则包括：依附对方、关怀对方以及信任对方的感受与程度。

这两分量表的结果具中等相关性，由此可知，这两者之间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爱是一种非常复杂且难以参透的身心状态，人们通常主观地感受爱，而甚少能客观看待，近代才以科学方法研究爱的课题。心理学家多透过统整不同理论和观点诠释爱情。另外性和爱也一样被认为是不同的心理感受。以下将介绍爱情与婚姻。

爱的类型[编辑]

1.友谊和爱情

鲁宾的态度理论

鲁宾（Zick Rubin）将爱和喜欢区分为两种相异的态度。鲁宾的态度理论当中，爱包含三种成分：依附（attachment）（两人进入一段关系）、亲密（intimacy）（频繁且稳定的沟通）、关怀（caring）（将对方的利益视为优先的事）。而喜欢的特点是有感情的感受（温暖的情感）及尊敬（对其成就的正面回应），并且认为对方和自己具有许多相似的特点。鲁宾建构爱与喜欢两种态度的量表，并且观察不同态度会产生之行为，例如：在爱情量表得分较高的受试者，会有较频繁的眼神接触以及说话时的距离较近。而对于男性而言，爱情而非喜欢的因素，与性兴奋感受有关。

柏喜德（Berschied, 1988; Berschied & Walster, 1978）与哈菲德（Hatfield, 1988; Hatfield & Rapson，1993）认为“爱”包含了热情爱与友伴爱，两者虽皆属于爱的一种，但却是大不相同的情绪感受。热情爱(passionate love)是强烈且复杂的情绪感受，是急切且短暂的。其强烈在于全心全意地凝聚于对方，并且具有易激发的生理层面性感受。复杂则在于其为温柔与性欲、狂喜与痛苦、轻松与焦虑、利他与嫉妒同时存在的混杂感受（Berschied & Walster, 1947）; 相较于热情爱的高调与激烈，友伴爱（companionate love）则是对对方感到信任、温暖、关怀和容忍等平和的情绪主调。而强烈的情绪感受可能随相互依赖的时间延续而提升。在一段爱情当中，热情爱与友伴爱可能并存但也有些不相容之处，而依两者组成比例的不同将形成相异的情绪感受和互动模式。

2.爱的成分

鲁宾的爱量表（Rubin's love scale）：鲁宾假设爱情是可以被独立测量的，并提出爱有三个基本成分：

1.关怀（caring）：把别人的需求和感受看得跟自己的一样重要

2.依附（attachment）：希望可以被关心、被认同和与他人实际接触

3.亲密（intimacy）：互相分享感受与想法

鲁宾的分析使得凯莉（Harold Kellex）导出结论，认为爱情有四个成分：关怀、需求、信赖以及包容彼此。而凯利的受试者则指出关怀和需要是最重要的成分。

大卫的群集模式（David's cluster model）：大卫（Keith David)指出爱和亲密的友谊之间存在许多共通点：信赖、陪伴、接纳、帮助、尊重、托付、了解、和自在。除了友谊的基础下，爱多出了两组经验：激情群集（包括迷恋、占有、以及性欲）以及关怀群集（无私的付出呵护以及为对方挺身而出）。而许多研究支持关怀群集是最重要的，尤其对于爱情而言，激情往往对于长期关系来说并非最重要的。

爱为情绪的表达（love as emotional expression）：爱的其中一种解释是基于沙契特的情绪二因素理论，而激情的爱涉及三个条件：

（1）对象具有相当的特点（2）有相配的文化背景支持激情爱的经验（3）情绪性经验，包括生理上的激发经验例如身在强调爱情的地区，正好邂逅一位各方面都吸引你的人，你就可能产生激发状态并归因为自己喜爱着对方。用不浪漫的话说，爱是习得的信念、情绪线索、生理激发后错误归因的产物。

史坦柏格（Sternberg, 1986）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爱情三角理论主张：爱情是由亲密（intimacy）、激情（passion）、承诺（commitment）三元素所组成，唯有三者兼备，才是圆满的爱情。这三种层面，一共可组成八种爱情类型：

亲密	激情	承诺	爱情类型
X	X	X	非爱
有	X	X	喜欢
X	有	X	迷恋
X	X	有	空虚的爱
有	有	X	浪漫的爱
有	X	有	友谊的爱
X	有	有	痴情的爱
有	有	有	圆满的爱

除了爱的成分，爱可能因爱情与性吸引规律而产生。克莱尔·哈特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开设的一门心理学课程专门分析性吸引的规律，并总结出五大主要因素：

1）相近度：你与某人的相近距离，以及你是否能经常见到此人
2）相似性：你们有多相似？比如，你们是否有相似的兴趣或价值观
3）相互性：我们更有可能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4）外观吸引力：他们长得是否令人愉悦
5）熟悉度：我们喜欢让我们感觉舒服的人

她指出人们总是被那些让自己感到熟悉的人所吸引，因为熟悉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感和可预测性。

3.爱的风格

心理学家 John Alan Lee 在 1970 年代发表了一套“爱情颜色理论”，其中将每个人的爱情风格分成六种类型：情欲之爱（Eros）、游戏之爱（Ludus）、友谊之爱（Storge）、现实之爱（Pragma）、依附之爱（Manic）、利他之爱（Agape）。

情欲之爱（Eros）：这样的人充满了激情与罗曼蒂。可能因外表而一见钟情，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这种风格的人注重伴侣外表的吸引力。一旦看到外表吸引自己的对象，便会极尽一切去搏取对方的爱，约会时也会有较明显的生理反应，比如流汗、心跳加速。也会清楚地记得与对方相处所发生的事情。

游戏之爱（Ludus）：这种爱情风格的人，将爱情视作一场游戏，享受与异性交往的过程却不想持续发展，不想要负责。借由不断的换对象来寻找刺激。不是说这种爱情风格就一定是不好的，倘若与对象能协调好，也都享受过程，那么游戏之爱也是一种选择。

友谊之爱（Storge）：通常是由友情开始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晋升为伴侣关系。这种爱情风格的伴侣享有类似的想法与目标，认为彼此间拥有舒适的关系。友谊之爱没有那么强烈的激情，但提供更多的安定感，彼此陪伴、相互支持，同时也是最容易持续久远的爱情风格。

现实之爱（Pragma）：拥有此爱情风格的人较为现实，像拥有一张购物清单一般，上头列著各种对伴侣的条件，像是职业、家庭背景、个性等等，并寻找达成这些条件的人，以协助自己完成人生的目标。倘若对方没有办法替自己带来好处，可能就会提出分手。

依附之爱（Manic）：这种风格的人对于情感有非常大量的需求，对关系较没有安全感，依赖感与占有欲强烈。情绪通常较不稳定，且容易产生忌妒的情绪。也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焦虑依恋。

利他之爱（Agape）：像圣人一般，无私的贡献自己而不求回报，容易原谅对方的过错，且将对方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一个人并不一定属于单一种爱情风格，而是会有各种类型比例不一的混和，并且爱情风格并非天生的，可以（也可能）因个人的经历或想法而改变。

4.爱与性爱

　　如前面提及爱与性是不同面向的心理感受，这小节将深入浅出的介绍性与爱的差异与关联。而在了解爱与性爱的类型之前，先以符码和语意的观点来诠释爱情与性的结合究竟是如何进展的：

　　就论题的叙述和官方记录的爱情语意层面而言，在进入十八世纪的过渡阶段中，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进展，这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停滞不前的。常态化（Normalisierung）的力量开始形成。它们往两种不同（但是后来又可以再度结合在一起）的方向上发挥它们的影响力。一方面，“炙烈的爱情”这个语意趋往轻快的、讨人喜爱的、琐碎的、不受约束的方向而去，这种放荡不羁的思维模式，人们逐渐习以为常。另一方面，人们也参与在许多新的、平淡无奇的综合之中，这些综合乃是由情感、德行与宗教背景等要素组合而成。传统的主流概念，如理性、道德、宗教等等，依然必要，但是它们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区分能力。会造成这样一种进展的原因，在于对个人事务的心理与社会感受力的增强。　

　　沿着轻浮（Frivolität）的路线前进，爱情让自己从道德控制中解放开来，沿着感受（Gefühl）的路线前进，爱情则让自己得以远离理解的控制。轻浮与感受彼此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它们行使一种共有的功能：即推动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似乎采取了两种可以交替使用的手段，端赖于全社会如何尝试保有对恋爱者的控制：是透过道德、还是透过理性。不管是被迫采取的轻浮举动，或是将伤感给理想化，这两者都没办法和与家庭紧密结合的婚姻日常生活缔结出一个稳定的关系，并且因此有助于它们的破坏力──不管人们决定采用其中哪一种原则。最后，终于在大约十八世纪中叶兴起的自然概念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同时化约如今已经被逐渐论题化的“性”及“激情感受”的公分母。从大约一七六Ｏ年开始，出现了愈来愈多的小说，当中的主人翁将他们的激情展现为他们的自然本质，并且以自然之名公然违抗全社会的道德常规。这种“自由的爱情”更进一步转变成对于全社会的抨击。它以一种乱伦的形式出现──一开始被认为是良善的，而且只有受制于社会判断的条件下才会变成卑鄙可耻的。它拒绝婚姻，因为它强迫使人接受时间与形式。它将自己化约为一种完全沈浸在感官性之中的享乐，因为唯有如此，它才可以出现为一种自然。而且，它忽略掉“自然”终究也是一个排除了独特性（也就是个体性）的限制性概念（Sperrbegriff）这个事实。

　　这些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或许是最具重要性的变动，全都涉及到了“性”──而且所关乎的，并不完全是两性交往本身的实践问题，反而是在爱情的语意中将性视为一种象征性机制的问题。基督徒与蛮族的胜利（至少就罗素的意见而言）首先已经打破了古代社会的性文化，并且将性生活降低到了动物性的层面上。然而，就在语意持续被贬值和压抑的同时，从十六世纪开始却出现更显著朝向“私人化”与“亲密化”发展的倾向。相对应地，沟通则提供了“谨慎克制”与“间接性”；在一位心仪的女士面前，人们或许不被允许提到他对她的好感与善意（faveur），但是却必然可以提到他所承受的痛苦（douleur）。这因此为以性为基础的性之符码化过程，创造出一些先决的条件。

　　接着进入到十八世纪之后，更扩大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反身性，却开始更改性现象分析的立论根基；将其以分析的立论出发点，从主流的宗教与道德政治论题中抽离出来，并且敦促人可以以一种公开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现象。因爱情本身就是一种德行，它并不需要其他更多道德性的辩护，即使在共通的语言惯用法中，提到爱情也必然会连带提到感官性，这似乎已经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接受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机制，对于爱情的“顽固”坚持便能因此变得更为稳固。其所造成的结果是“感官性”与“精链细致”的（自我合法化的）结合，它一方面让自己和纯粹的性，另一方面则是和“柏拉图式的”恋爱做出区隔。

　　显然，在法国的上流阶层中性关系的解放，尤其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已经进展到太过的阶段──所谓的太过，乃是鉴于性与爱情的整合可能性来说。不管怎么说，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学都开始以否定的态度，来对法国的典范做出反应。独具风格且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方面也开始发展出对于性的兴趣，并且同时开始变得容易局促不安。就在英雄的模式逐渐变得过时之后，性的问题也比起以前愈来愈明显在英国成了关注的焦点与核心。在法国，人们可以在一个传统的语意脉络中，敦促“性”可以有升值的可能性，在英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但是随即又被压制下去。这种首先在英国被宣告出来的、爱情与婚姻的结核，或计已经给欧陆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它却在这个关键点上被人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缺点：女性心须为婚姻保有她的童贞。对于爱情而言，则不一定有这方面的要求。从心理和语意的面向看来，爱情与婚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上触了礁。这是一个不透过伪善就无法被满足的要求：在婚姻之前陷入热恋，而且直到进入婚姻之后才开始有性的经验。假使男性无法被赋予其他学习的可能性、更充分的知识、以及相对应地模拟两可的道德的话，小说或许甚至根本就无法达到某种程度的不证自明性。

　　此外，若将法国到此为止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德国文学相比较的话，将会出现很有趣的观察。在十八世纪时的德国，任何一种对于性的兴趣都会被全盘否定。人们依然非常紧密地依附在传统的概念架构上，区分出两种恋慕他人的形式(“肉欲的爱情／慈悲的爱情”［amor concupiscentiae／amor benevolentiae］，后来则个别形成对于肉欲结合的兴趣（及对于人之完美的兴趣），并且始终是在一般性的“人类”与“动物”的区分架构中，来表述这个问题意识。这很明显地是与这样的事实相关：即，昔日的理性之爱（amor rationalis）中的诸要素，也在后来的“理性的爱情”概念中被继续留存下来，而且对于理性的强调，乃是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在德国文学中，不管是“感受力”（Empfindsamkeit）或者甚至是“温柔体贴”（Zärtlichkeit）等概念，全都涉及到了所爱之人的客观道德品质。情感（Gefühl）始终是一种用来感受道德品质的器官。“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ät）等诸概念，因此仍旧标明了理性对于热情的控制，而且这些概念始终是与“客体将诸能力给专殊化”的这种古欧洲思维模式脱离不了关系。结果是，除了动物性驱力的领域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空间可以容得下“性”。这样的比较让我们可以看见，性的升值是如何与“爱情”这个特殊语意的分化，以及古欧洲用语逐渐消失的影响力息息相关。

　　伴随着性的升值，“爱情”与“友谊”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可以被判定是亲密关系符码化的一种基础公式。爱情在竞争之中获胜。十八世纪初，两种公式分别在不同的契机下开始起步。即使是卢梭也没办法在其中做出决定──展现爱情的力度，与偏好友谊的选择相矛盾。友谊具有一个关键性的好处，它可以比较容易在时间面向上与社会面向上被一般化。它可以佯装成恒久不变的，并且也有可能出现在无法或不想踏入性关系之中的两个人身上。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对现在而言相当必要的个体性层面上，将社会的反身性给实在化的选项，虽然爱情在面对愈来愈高度的个体化要求时，也必然会愈来愈容易导致不悦的产生。而且，日益增强的心理学反思，难道不会也比较倾向于支持友谊，而不是爱情吗？十八世纪的友谊崇拜似乎一开始是靠着这样的不证自明，而开始成长茁壮的。尤其是德国文学，显然相当容易接受这样的思维模式，并且从这里出发进一步发展成婚姻的亲密化过程，这些其实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相对地，爱情却从性的升值中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好处。

　　友谊与爱情相互竞争的结果，证实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有效性：亦即，一种主张共生机制在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的分化过程中所具有之重要性的理论。然而，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斟酌此一命题，并且尽可能准确地把它表达出来。尤其是：此一命题并非在于说明友谊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而且它更不是要说明，两性交往乃是最高度个人化的亲密沟通一个无可免除的先决条件。这里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观点，乃是一种否定性的观点，而且这同样适用在任何其他的媒介与共生机制上。

　　在浪漫主义之前，人们还可以在上述所有这些情况当中，辨识出一些通往新型综合发展的趋势。亲密性被视为一种婚姻的幸福，而且它要求将感官性包含在一种灵魂与精神的形式得以相互构成型塑的过程中。法国古典派所掌握到的这种吊诡式的系统性分类法，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此一取向领域本身便具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关连性及非任意性。就此功能看来，此一系统性的分类法既不会被取代，也不会被超越。但是它却允许诸变异的形成，使得“炙烈的爱情”此一论题得以借此来适应不同的新条件，并且帮助爱情语意找到一个俨然已经成了传统的新形式，亦即我们熟知的“浪漫主义”（Romantik）。^[30]

以下为对爱与性相关之类别介绍：

性兴奋: 心理分析理论主张唯有当性欲被阻挠且因而必须延宕被疏导的情况下，爱情才有可能发生。而比较被广泛接受的一项说法是，性兴奋是一种常被误以为是爱的激发状态。根据人际吸引的增强或酬赏理论，既然性交是种乐趣，对于性伴侣当然会发展出强烈的好感或愉悦之情。

性行为: 广义的人类性行为包含自体性行为（自慰）、与他人互动之性行为。整个性行为的过程与种类十分多样，依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将其大致分为插入式、非插入式与非传统式性行为。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性行为纯粹是因性欲而起、为了享受性高潮而为的一种手段。然而在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性行为本身可能代表家庭制度的巩固、性别宰制的体现或维持亲密关系的一种手段或目的。

性偏好: 虽然大多数的爱情研究都是针对异性恋受试。目前发现同性恋和异性恋对于想法、感情、行为等模式，并无差异。性偏好以及性取向并未显著地影响爱情经验，或是在亲密关系中牵扯的亲密和沟通的发展。在讨论差异的话题下，性别间的差异程度超过同性恋以及异性恋间的差异。

性教育:　有别于传统保守的观念认为性教育就是不能说、不能做，正规专业的性教育内容通常涵盖了认识生殖器官、生殖器官保健、性行为、性生殖、安全性行为等，近年来更开始有人呼吁应增加探索并认识多元性别气质、性倾向、接纳自身性喜好等课题。“性”在诸多文化中皆被视为禁忌话题（包括儒家文化、天主教文化等），大多数的保守观念依然以“不接触”为主要教育方针，但事实证明若使小孩不从正规性教育中认识性将使其透过其他方式接触性，进而可能因为好奇而自行接触一些过分渲染错误性观念的影片或文章，进而从中获得不正确的认知，又或者因为对性的不了解使得其在身体权益被受侵害、被性霸凌、性骚扰、性侵害时不知如何保护自我。“不接触”绝非保护儿童之方法，唯有利用性教育使每人皆正视自身的性别气质、性倾向、性喜好，社会才有可能尊重每人在性事上的差异，才可能营造出一个友善、且能够保护每个人免于侵害的社会。

5.哲学家的爱

    從古至今，幸福的議題總是議論紛紛，而在古希臘時期，洽有兩個學派彼此爭論著，到底怎樣愛才會獲得幸福。

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学派(Aristotelianism)，认为人应具备具体化形式观，讲自己所爱的东西纳入自我的一部分，但因为将自身以外爱的事务纳入自我，即会受到运气的影响，因此他们将这种亲密性关系分成四个象限，分别是安稳的（具高亲密性及高自信）、占有的（具高亲密性及低自信）、放弃的（具低亲密性及高自信）、可怕的（具低亲密性及低自信）。而透过这样的分类，此派哲学家认为非常深刻的亲密关系可以获得幸福，即便在失去时会悲伤，但若能处在“保守的”和“革命的”观点之间保持均衡想法，即可以很快的调适，并再次找到幸福，而当然其中调适最快的即是“安稳的”亲密关系。

   而另一學派是以蘇格拉底為首的斯多噶學派(Stoicism)，他們主張愛是不需要將外物納入自我的形式化自我觀，你可以愛人，但不要將他視為自我的一部分，因為自身以外的事物會受運氣影響，表示你的幸福會因此被運氣左右，這是不合理的，對於這一學派，幸福只受德行影響，也就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也因此對他們而言，過於親密的愛是沒有必要的，這兩學派對於親密關係都各持己見，僵持在規範性的問題，即是對於他們兩派而言，此物值不值得影響自己。但這兩派仍有一項共通看法，那就是想要獲得幸福，就必須先有德行，而選擇怎樣的愛，取決於你是否認同外物對你的影響。（Daniel Russell, Happiness for Hum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9 & 10）

爱情的其他因素[编辑]

彼此：当两人建立起亲密关系后，两人的想法、态度和行为往往会彼此互相影响。

忠诚:指的是人们依赖和想要维持一段亲密关系的程度，当一个人从一段亲密关系获得更多满足或付出更多努力，因为其他的感情不一定会获得一样多的满足或是放弃之前的付出太吃亏等等，放弃这段感情的机会成本太高，所以这个人就会较为忠诚；此外当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选择较少时，因为建立新的感情比较困难，也可能会比较忠贞于原本的亲密关系。

性别：有研究显示，男生往往较为在乎对象的外表，但女生则较为在意另一半的社经地位和智力，这可能和社会结构有关系，由于女生大致上在社会上比男性要来的弱势，因此可能会注重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例如收入或是智慧，以求获得较好的生活，相对较为轻松的男性则比较有余力在乎外貌等和存活无关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男女确实本性上都会比较喜欢外貌好看的人，详见人际关系段落）。

文化：根据调查，欧美国家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婚的比例比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要高，在尼泊尔，男女结婚通常是由双方父母挑好对象之后，结婚那天第一次见面。可能和文化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文化因素是指不同国家的人们由于受到不同的风俗民情影响，对于爱的价值观不完全相同，例如我们可能可以根据调查的结果认为欧美国家认为爱情的价值较高，所以结婚一定要两人彼此相爱，而印度较低，或许他们在考虑结婚时会考量其他因素，像是宗教，而经济因素则如同上述，生活无虞的人更有办法为爱结婚，而不是谨慎考虑财力或社经地位。爱情在不同文化中的定义也很不一样：根据对加拿大不同族裔的调查，亚洲裔的加拿大人，更会注重家庭的规矩来恋爱。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彼此相爱就是首要的因素。浪漫的爱似乎只属于特定的某种文化。

关系的发展[编辑]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爱是亲密关系的源头，但爱并非主要的依靠。理论皆强调沟通、维护策略及处理冲突等因素，对于是否要继续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关系，扮演重要的角色。

关系的理论[编辑]

1.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ng theory) 根据亚特曼(Irwin Altman)和泰勒(Dalmas Taylor)的理论，亲密关系涉及社会渗透的过程，沟通时亲密程度会渐加深。沟通涉及自我揭露，亦即向另一个人表露自己的过程。

自我揭露的沟通包含两个层面：广度与深度。广度是指个体在关系中表白自我层面的程度。例如：谈及课业就显得狭隘，但只要谈及家庭、工作等等，则表示广泛的自我揭露。深度是指自我揭露时亲密程度。在安全又肤浅的层次上谈论，显示的是粗浅的模式，透漏个人愿望和恐惧才算进入深层的层次。
社会渗透的阶段自我揭露是循序渐进的。

2.关联理论赖文革(George Levinger)以 ABCODE 模式，涵盖关系发展过程里所涉及的事件。

A 知晓(awareness)：一个人认识另一个人，此阶段可能无期限地延续。
B 建立(buildup)：两个人越来越彼此依赖，思考他们之间契合程度。
C 持续(continuation)：关系变得更坚守不渝和稳固。
D 离异(deterioration)：有些关系的例子，伴侣之间关系开始恶化。
E 结束(ending)：因伴侣的离开或死亡而中止。

每个阶段都像一个一个的过滤器，只有部分关系从上一阶段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然而大多数的关系不会超过阶段 A，而经历 A 阶段后常常结束于 B 阶段。

沟通[编辑]

沟通是发展关系的核心过程，良好的沟通指的就是一种双向的讯息传递，它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情感、态度、事实、信念和想法的过程。成功关系的重要条件为探讨自我揭露的过程，以及沟通者如何处理消息和沟通。沟通成功是私人关系成功的关键之一，成功的婚姻伴侣会真诚倾听对方，并肯定对方观点的价值，较不幸福的婚姻则较少做到如此。其他因素造成伴侣间不良的沟通，包含一方或两方：1.觉得受伤及被忽视；2.觉得对方没有重视他（或她）的观点；3.忽略重要的问题或停留的时间不足以解决此问题；4.常打断对方；5.将许多无关的话题带入讨论中。性别的差异也造成沟通模式、沟通内容及沟通风格上的不同，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倾向作更多的自我揭露。 Deborah Tannen (1990)广泛研究男女对话后认为，男女谈话的差异主要是他们对谈话目标有不同的理解。男性将世界视为阶级式的社会，因此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占上风、保持独立及避免失败，每一位男性沟通时皆试图居上风并“赢得比赛”；相反的，女性则试图建立两方的联系，给予支持并认可对方，并透过沟通达成共识。 Tannen 认为，一旦男女双方更加了解两性的沟通差异与风格后，才能避免错误解读对方的互动方式，如此，双方才能达到各自的谈话目标与关系目标。

自我揭露

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沟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自我揭露”。伴侣随着互动加深，愈加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对方了解。但自我揭露也应该恰当，如果一个陌生人告诉你他心里的事，你有可能会觉得被冒犯而不是被吸引。然而伴侣也倾向以相同的进展层次进行自我揭露，此倾向称为“揭露的互相性”(disclosure reciprocity)。例如：如果你向朋友表白心事，对方也以相同深度回应你，往往会觉得被认真对待；但如果对方只给你表面上的回应，你会觉得不公平而受挫。

坏消息的沟通

当人们的距离拉近时，传递的讯息力量更强。例如，挚友对你的批评比点头之交对你的批评，意义更重大，也更令人痛苦。沟通者要传达坏消息通常都会感到为难，因为接收者的反应可能是负面的。因此坏消息的持有者通常选择保持沉默，这种倾向被称作报喜不报忧效应(mum effect)。因为传递讯息者期待接收者能够获得正面反应，因而产生此沉默效应。当传讯者可以保持匿名时，此沉默效应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沟通的缺点

陷入低潮的伴侣会有沟通不良的问题，无论是传递或是接受讯息，都不够精确。

负面情感的交流：在冲突期间，不快乐的夫妻沟通方式和快乐的夫妻相异。不快乐的夫妻通常容易进行负面情感交流(negative affect reciprocity)，以更恶劣的情感回应恶劣的情感表达。相反地，快乐的夫妻能够将情感与问题分开，并以正面的方式来回报负面情感，带出深入讨论而非争论。
关系的察觉：一段成功的关系当中，讨论“关系本身”的能力是达成良善沟通的重要因素，此称作关系的察觉(relationship awareness)。此能力能让伴侣在问题加剧前找出问题。通常在异性恋当中，女性关系的察觉能力优于男性。

关系的维护[编辑]

1.承诺(commitment)在双人的关系中，承诺是对保持关系、不渝的保证还涉及彼此意愿的表达。如果两人在离别前做了承诺，那么分离会加强两人的情感，使感情更为坚贞；如果两人分别前未有任何承诺，那么此分离会因想念、安全感不足或是距离太远无法见面等等的影响，造成两人渐行渐远。为了使承诺有实质上的成效，可以由公开契约的方式，将承诺仪式化，例如举行结婚典礼。而值得一提的是：承诺必须是出自自愿，而非强迫，强迫下只是顺从，而非承诺。

2.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1910—)强调人和人相处交流的动机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过程。他的论点可被认为是把社会学观点还原为微观的社会心理研究。他的理论大致上可被认为来自三个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及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文化人类学家的交换思想与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的个体主义心理学。霍曼斯在这样的基础下进一步提出他的观点，他把社会看作是个人行动和行为交换的结果，社会结构是个人行为的集合，因而个人行为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最高原则。也因此，他的社会学思想被称为行为主义交换论。

公式： commitment = statisfication + investment - 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s
（其中 statisfucation = reward - cost - comparison level(CL, 预期满意度)）

维持关系的三个因素：结果（从关系中所获得）、比较的层次以及其他选择。
酬赏(rewards，例如：爱情、社会肯定、经济安全)减去付出的
代价(costs，例如：人际摩擦、自由限制、责任加重)，比较水准(comparison level)是期望从关系中获得的东西。其他选择(comparism level for alternatives)是指一旦放弃目前关系后，可能拥有的其他选择。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决定你对此关系的满意程度以及维持关系的可能性。
满足感：如果从一段感情中获得的报酬高于比较水准，通常会满足于现在的这段关系。
去留：如果从一段感情中获得的报酬低于比较水准，就会开始思考是否结束这段关系。这会受当下有没有其他选择而定。因此一段不满意的关系选择保留，可能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两人都只是留在原地等待更适合的人出现。

3.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
公平达成之时，自身的收获 - 付出比(Reward / Costs) = 对方的收获 - 付出比(Reward / Costs)，此项为关系稳定的关键！注意：公平并非平等，平等所指是个人的付出=收获。

当我们收获比预期应得的收获多时，会有不舒适感(uncomfortable)与罪恶感(guilty)。
当我们收获比预期应得的收获少时，会有不满足感。

这两种都是关系破碎化的可能因素。
然而此理论有其限制，它无法解释 being over-或 under-benefited 的差异。
此外另外补充，在异性恋关系底下出现的“七年之痒”、一至两年的婚姻危机，多是因为两人关系受到彼此满意度的改变而改变。同性伴侣则比较少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同性伴侣相对有较为稳定的关系，而即便瓦解也通常是肇因于社会性因素而非对彼此满意度的改变。

4.会心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s)
当一段关系长久时，很难去计算彼此的付出与拿取是否相同，因此不计较。

5.投资模式(investment model)(Rusbult，1983)
人对关系投入取决于：
1、对目前关系的满意程度
2、其他选择的品质
3、对现有关系的投资
对一段关系投资很久，就不会因为一时的不满意而放弃这段关系。纵使其他冠系更加诱人，也不会因此放弃。

冲突[编辑]

冲突在关系当中是无可避免的，但冲突并非都是有害而没有意义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建立的必要桥梁。

1.人际冲突的类型

单一类型

个人冲突：指个人面对选择无法做出决定，而使自己无法依据选择来行动，也导致自己困在某种状况中。常见的冲突有三种：

a.双避冲突(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指个人在两个都不想要的目标里挑一个。

b.双趋冲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指个人在两个都想要的目标中做挑选。

c.趋避冲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指个人面对一个想要的单一目标，因无法排除其负向作用而无法做出决定。

组织内的冲突：指组织里的人因工作分配、组织结构或权力分配所产生的摩擦（林灵宏译，1992），可分垂直冲突与水平冲突两种。

a.垂直冲突指的是上下层级间因角色、任务、目标的不同而引发摩擦、冲突。

b.水平冲突指的是发生于同一层级的冲突，可能因为未能了解对方的目标的缘故所产生的冲突。

两人以上之类型

a.人际冲突：指两个成员之间或更多成员之间冲突情况。此可能因为目标、认知或角色的不同而引发对立。

b.群内冲突：指个人与团体或次级团体与团体间的冲突（林静茹，1993），可能是因为个人对团体的规范不满意所引起的。

c.群间冲突：指有两个群体发生冲突，可能是因为权力地位的不相等、不明确的规范、不信任或沟通障碍而发生冲突。

2.人际冲突的原因

关系的发展：沟通、利益的争夺等等，都可能是冲突的肇因。而其中沟通不良往往是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因为彼此之间的想法没有传达给对方，在没有去理解对方的需求时反而做出任性的要求甚至不合理的批评，就会酿成冲突。例如：夫妻有各自的兴趣和社交，但并未互相分享甚至有所保留，便无法思考共同目标，易于做出自私的决定。
规则与家事：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不公平，当付出的心力和收获的结果不成比例，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时，便是冲突的开端。像是：一位妻子无怨无悔的负担所有家事，而当她忙于做家事时，丈夫在沙发上不耐烦地伸手要茶，势必会引燃冲突的导火线。
性别差异：虽然某些像是不忠诚、言词虐待、肢体虐待等会使两性皆感到不快，然而有些则因性别不同有相异的诠释。当男性强迫发生性行为而忽略女方意见，或是隐藏自己的情感、酗酒等，女性会比男性更为沮丧；而当女性性冷感或是情绪化时，男性比女性更感到难过。有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差异来自性别角色的进化，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此差异是习得的性别角色和异性恋的期待所造成。
嫉妒：嫉妒会使人在一段关系中感到威胁。嫉妒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受占有欲、自尊、价值观等影响。因为关系的排他性，占有欲被认为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普遍的。自尊心低的那方在关系中，较易感到嫉妒。而嫉妒也存在着性别差异。当威胁来临时，男性较易生气、责备他人（伴侣、威胁者），以竞争的方式或使对方嫉妒的方式来反应；女性则较容易感到沮丧、责备自己，并试图巩固关系，对抗威胁。

3.克服冲突

友谊：彼此体谅对方的行为模式和尊重对方的想法。
承诺：重视约定的承诺并努力维持长久的关系。
相似性：相同的价值观、目标、兴趣、爱好等有益于稳定彼此之间的关系。
正面的情感：双方在感情中都有获得报酬且感到快乐，彼此都是帮助另一方成长的良师。

关系终止[编辑]

一段关系是有强弱区别的。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关系，有着强大的韧性和面对冲突时应该有的协调性；反之，建立在不信任、恐惧、或是利用等等负面状态下的关系，往往在面临相当程度的冲突时，便会迎来关系的崩毁。

破碎之因[编辑]

在分手前两人之间往往会产生许多冲突，而如何处理冲突时常是这份亲密关系是否能继续维系的关键因素。若将面对冲突时的处理分成“主动/被动(active/passive)”、“建设性/破坏性(constructive/destructive)”两个向度，排列组合后有以下四种应对方法。主动建设性的应对方法是讨论问题(discussing problems)；被动建设性是保持忠诚(stay loyal)；主动破坏性是伤害或辱骂(hurting/abusing);被动破坏性是无视(ignoring)。其中，主动建设性的应对方法，也就是“理性分析问题”最有机会挽救濒临破碎的关系；“保持忠诚”与“无视”则很可能持续著危险的关系，只能暂时性的缓解眼前的危急；“伤害或辱骂”则是最糟的状态，极有可能造成分手，也更可能造成双方心理伤害。

另外，在交往期间往往会有 Positive Illusion 的状况，换句话说人们常常会把另一半想的比事实更好，对于另一半的负面行为常常会作出外在归因(external attribution)；正面行为常常会作出内部归因(internal attribution)，但分手后这样的状况则容易消失。每个关系都或多或少有些冲突，但并非每个冲突都是致命的，有些冲突始于关系的起源，有些则在沟通的过程产生，以下分析三类容易产生冲突的因素。

1.致命的差异：希尔(Charles Hill)、鲁宾(Zick Rubin)和普罗(L. Anne Peplau)于 1970 年代进行研究，探讨 231 对男女关系发展。其中 103 对已分手的男女，他们在年龄、性格、兴趣、智力、目标等拥有较维持关系中情侣低的相似度，而且他们对彼此的涉入程度不均，一方以为另一方更重视此关系。

2.负面的交换：分手的男女处理冲突的能力较仍在关系中的男女不足。相似地，沮丧的夫妇交换更多负面情绪。他们通常比仍在关系中的男女有更多负面的互动和情绪。最后，沮丧的夫妻更可能做出负面的归因模式，责备关系中带来的负面经验，而不是珍惜关系中生成的愉快经验。

3.对失望的回应：关系的结束通常是感到不满足的一方能做的唯一选择。

 哈福特(Elaine Hatfield)指出人們處在不公平的處境時，對於不公平地回應的四個可能的反應
   * 改變結果：如果獲得的報酬低於付出，他可能會要求增加報酬。
   * 改變付出：改變付出的比例，使得付出和收穫程度相符。
   * 改變知覺：調整歸因，說服自己付出跟收穫是相符的。
   * 離開關係：如果以上三個策略都無法改變時，只剩離開關係這個方法了。

分手的过程[编辑]

1.改变亲密感大卫(Murray David)将关系的终止比喻成亲密感的死亡。亲密感可能是逐渐凋亡，也可能是突然的崩毁。

 * 逐漸地失去：隨著時間的前進，雙方的親密感可能逐漸地下降，這基於三項因素：新的親密關係占據一方的情感；分隔在兩地；或是隨著時光逐漸地老化。在這三項因素下，雙方會減少對彼此地依賴感，最後導致分離，不討論關係的終止，也不哀悼關係的失去。
 * 突然地暴斃 有三種可能突然結束關係的方式：雙方的曖昧不清，又愛又恨；單方面的退縮，不與對方接觸；或是特定的事件或是行為破壞親密的規範，雙方的關係受到了本質上的破壞。突然地結束關係和變動與互動有關，因此雙方會進行結束前的最後談話，也可能討論離開後雙方的地位定位。

2.杜克的四阶段杜克(Steve Duck)提出了关系瓦解时的四个阶段，指出在分手时的想法、情感和行为。

 * 內在心理階段：一方對於此關係感到不滿，想到以分手作為結果、考慮分手的代價和利益。
 * 雙方對話階段：感到不滿意的一方提出看法，可能導致協調、妥協、甚至分手。
 * 社會階段：雙方以及社會網絡中牽扯的人討論分手的決定，並散布此分手決定的原因。
 * 療傷階段：回顧追溯性的解釋，分手的伴侶開啟各自新的生活。

克服失落感[编辑]

无论是主动离开关系或是被抛弃的一方，失去一段关系无疑都会造成情绪上的伤害。关系瓦解后，双方各自都会面临使许多挑战。

1.婚姻的结束：社会学家卫斯(Robert Weiss)观察刚分手的伴侣在情感、思绪、行为上的改变。

 * 情緒上的後果：分手後最常見的情緒就是失落。一個人變的悲傷、消極，被負面情緒充滿。有些人雖會在分離後體驗短暫的快活感，但大多數的都會經歷社會性的孤單（像是覺得自己不再屬於這個團體）或是情緒上的寂寞（像是想念親密的伴侶）。
 * 認知反應：剛經歷關係終止的人會有強迫性回饋(obsessive review)，強迫自己認知經歷過的事件和原因。個體也會歸咎出一種說法來解釋關係崩解的原因，以及自己和對方需要複合等責任。
 * 行為改變：關係結束後，雙方都會面臨已改變的環境。提出終止關係的一方通常會比被拋棄的一方，更快做好適應的調整。而社經地位、個人性格都會因分離而改變。

2.离婚的影响：

 * 混合式家庭：大多數經歷分手的人都會再尋求一段新的關係。當離婚後的人再婚，便組成一個混合式家庭(blended families)。混合式家庭面對的挑戰包括大多數的成員都曾經歷過失去重要的東西（死亡或離異的父母）、減少了與離異父母接觸的機會、面對新角色和關係的挑戰。而成功的混合式家庭有幾個幸福的因素：新配偶間的良好關係建立、公平地對待孩子、共享權力和決策的分配、良好的家庭親子關係等等。

攻击行为　(Aggressive behavior, or Aggression)[编辑]

我们无法期许人们并非永远的善待同类﹐在有限的资源底下更是如此。地球上的动物皆有使用攻击来攫取所需所求的本能。

攻击的定义为企图伤害对手的行为。其主要关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intention)，意图加害但未加害，是一种攻击；无意中造成伤害就不是攻击。但是这里所指的攻击是广义的攻击，涵盖了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过程，然而心理学家一般来说只能对攻击的行为部分进行较有效的观测，因此大部分有关攻击的研究多着重于攻击行为，探讨涉及外显的行为和造成伤害后果的人身攻击。以下为攻击的认知与情感面进行补充说明：

攻击的情感(aggressive affect)[编辑]

攻击的情绪面是明显的。人们在进行攻击行为通常是刺激的，然而“冷酷而算计的”无情攻击亦是存在的。虽然愤怒（攻击的情绪）并非直接可观察到，但他却使人易于投入攻击的行为。根据自我报告，愤怒是比攻击行为更普遍的经验。单单愤怒并不足以产生攻击。

攻击的认知(aggressive cognition)[编辑]

遭逢嫌恶的事件，会产生负面的情感(negative affect)，转而启动“攻击或逃离”的反应。也就是说，负面的感受引发愤怒，接着攻击，或引发害怕的感觉而逃。负面的感受会产生害怕或愤怒，端视对环境所做的认知衡量。你要决定为什么心情不好；结论会影响你的行为。例如，你被路人推了一下，他的道歉使你觉得虽不愉快，但能接受而不生气。但如果你在吵架时被推了一下，你会觉得生气而想攻击。另一有关归因的认知过程是归因。人们如果将一使人愤怒行为归因为带有敌意的，则便可能以攻击作为反应。有些人倾向于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为有敌意的，但却常常是错的。

攻击行为定义的社会判断层面[编辑]

然而在攻击行为的定义上并非如此简单。著名的心理学家 Albert Bandura 在《Aggression -- a social learning analysis》一书中，花了许多篇幅探讨攻击行为的定义。其中，除了攻击者本身的因素（包含身份、意图等）以外，还牵扯了观看者（评论者）与被攻击者的各种因素：

观看者：不同人对于不同行为，所认定的攻击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例如：看见一位母亲在路上殴打子女，不同观看者所认定的攻击程度会有所不同。将此个人因素尺度放大来看，不同社会文化所定义的攻击行为也有所不同，例如：在伊斯兰的教法中，允许丈夫打妻子，然而在其他宗教的信仰者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攻击行为。
被攻击者

反应：被攻击者的反应也会影响大众判断此行为是否为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若是被攻击者有强烈的哭闹与情绪反应，会使观看者较容易判定此行为是攻击行为。
个人背景：被攻击者的个人背景也是重要的判断依据之一。例如：观看者看到一位小女孩被攻击，与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被攻击的判断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此在探讨是否为攻击行为，以及攻击行为的严重程度时，须考虑该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时的情境。特定时空下所定义的攻击行为可由社会标签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诠释。而这些因子可以在精致的实验设计及变项操弄中看到不同的效果与因果关系，有助于理解攻击行为的成因、定义与相关议题。

攻击行为的分类[编辑]

攻击行为可分成下列几种形式：

敌意攻击(hostile aggression, or emotional aggression)：因为情绪愤怒，而以伤害对方为目的的行为。又可分为直接(direct)与间接(indirect)型。例如：当一个生气的驾驶因为被跟车跟得太紧，而和后方的车驾驶爆发肢体冲题，这样的情况就是直接的敌意攻击。当一个房客因为房东不续租而感到不悦，趁着夜深人静无人发现的时后，将房东的车轮胎刺破，这样的状况属于间接的敌意攻击。
工具式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利用伤害对方达成其他目的的行为，即伤害只是达成其他的“工具”。同样可分为直接(direct)与间接(indirect)型。例如：当银行抢匪在抢银行时受到保全的阻拦，因而用枪射伤保全，这样的行为是直接的工具式攻击。当一个女人看上了一位男人，且想跟他在一起，就透过自己的闺蜜去跟那位男人讲他现任女友的坏话，这就是间接的工具式攻击。
关系性攻击：常出现在女孩团体间的攻击行为，意指使用不接纳对手，将之排除于社会网络之外，或采取一些会伤害其友谊或其在同侪团体中之地位的手段（如:散布谣言）例如：小花放谣言、搞小团体，要大家不跟小香玩。

也有社会心理学家将攻击行为分为主动型攻击(proactive aggression)与反应性攻击(reactive aggression)。如果今天 A 打了 B 一下，那么 A 是主动型攻击。如果今天 A 因为先被 B 打了一下，所以也还手回打了 B 一下，那么这时 A 是反应性攻击。

另外，也有透过攻击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将攻击行为分类为“反社会”、“利社会”、“攻击性”三个种类的理论：

反社会的攻击企图造成违反社会规范和目标的伤害。例如：抢犯抢东西时袭击店员，就是反社会的攻击。
当攻击是为了提升社会利益时，则被认为是利社会的攻击。例如：警员阻止嫌犯时使用攻击。
制裁性的攻击行为既非反社会亦非利社会的。例如：受害者为了防卫而攻击他人，或教练强制较不听话的球员去冲水，都属于制裁性的攻击。

本节中将会介绍为何人会有攻击行为，以及何种情况会使攻击行为更常见。

攻击行为的因素[编辑]

科学实证显示出同卵双胞胎攻击行为的相似度高于异卵双胞胎，此一现象暗示着人的攻击倾向有遗传基础。人类会透过选择交配来具有目的性的培育出攻击力强的动物品系，此一说明出攻击性基因确实存在，下面的动物行为论将更详细的介绍。与攻击有关的神经生物因素包含了：前额叶．性激素与血清素等等。其中前额叶具有调节攻击行为的作用，然另一方面雄性激素则是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倾向，至于血清素则是会抑制攻击行为的发生。

性格．性别差异也与攻击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存在。通常来说，敌意高、容易被挑衅刺激与易冲动的人较容易倾向使用攻击手段。而男性相较于女性容易使用肢体攻击，女性则更善于运用关系攻击，如：散布假消息……等。

社会心理学家亦发现引发攻击的一些情境因素。当人遭受挫折而无法顺利达成目标时，特别容易生气而攻击行为，此被称之为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遭受他人挑衅时人们的攻击倾向也会增高，除非其后证明是无心或另有解决的因素；温度也为一增加攻击行为的自然因素，一调查显示当美国气温增高时，会有较多暴力行为发生，而一实验室研究也显示让一人身处高温，甚至只是想像自己处于高温之治中，也会增加攻击行为发生之几率；亦有研究报告显示存在于媒体中的暴力也会增加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攻击行为的演化基础[编辑]

1.动物行为论(ethological theory) 根据劳伦兹(Konrad Lorenz)的研究，攻击是种本能的行为模式，攻击被释放是为了促进生存，从演化的观点来看，是为了保护地盘、促进交配，已确定繁衍。例如，狼的地盘被另一只狼侵犯，会摆出攻击的姿态。入侵者会停留下来战斗或现出喉咙表示逃走的意愿。在动物行为学理论中，人的攻击行为通常是基于地域保护、财富争夺、男女因嫉妒而犯罪、以及国际间的战事都是地域性的冲突。在此观点下，攻击可以被控制但无法消除，因为攻击的生存价值确保了攻击行为的传承性。不过，这个理论也有其问题。如果攻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延续基因，那么亲生父母就不应该对自己的孩子产生攻击行为，相反的，在领养的家庭中，继父继母也会比较常出现打小孩的情形，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并不然。另外，若是建立在攻击行为是一种本能行为的假设下，由于演化观点中攻击行为能够增加生物的存活率，这种行为似乎就不必被消除或减弱，无法解释某些状况下攻击行为的停止。因此这个理论也有其限制。

攻击行为的心理基础[编辑]

1. 心理动力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每个人在都会逐渐累积攻击行为的倾向，所以这个倾向是必须被纾解的。而后心理动力学家以佛洛伊德的论点为基础发展出了“心理动力论(psychoanalytic theory)”，提出启动行为的两个潜意识的动力：生之本能（显现于性行为）和毁灭本能（显现于攻击行为）。攻击是人类心理冲突自然又无可避免的结果、只是生之本能常将攻击推离自我，而伤害他人。根据心理动力论，因为攻击是潜意识动力的结果，个体攻击的倾向，一定要借由释放或表达此冲动才能减轻。更进一步地说，此理论认为替代性的抒发—如，看别人表现出攻击行为—能有效地释放和降低攻击冲动。释放情绪的过程，即是宣泄(catharsis)。心理动力论建议将宣泄做为降低攻击倾向的策略。如果你对家人感到生气，你可以看暴力电影或做一些报复的幻想，抒发心中的愤怒。如果你将愤怒自心中拿开，就会降低攻击的可能性。

攻击行为的生理基础[编辑]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攻击行为确实会受到生理差异的影响，影响攻击行为的生理因子有：

基因与遗传

心理学家很早就发现遗传基因会影响攻击行为出现的倾向，不只人类，在很多动物身上也是如此。例如，培养警犬或看门狗时会透过选择性交配，来培养出具有更强攻击性的品种。

至于导致攻击行为的基因存于人类的基因之中的原因，目前解释的假说是攻击行为的存在可以帮助人提升竞争力与存活率。当食物缺乏或需要争夺配偶时，攻击性强的个体将会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造成攻击行为的基因透过物竞天择在人类之中留存下来。而同卵双胞胎攻击行为的相似度高于异卵双胞胎，表示攻击倾向有遗传基础。

大脑功能

在大脑功能方面，一般认为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与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都与攻击行为的产生有关。研究显示，当边缘系统受到伤害时，更容易产生防卫性的攻击行为(defensive aggresson)。而大脑皮质中尤其是前额叶的部分被认为跟攻击行为特别有关系。另外，杏仁核(amygdala)若是被活化，人们较易将他人的行为解读为“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身体激素

睾固酮(testosterone)与血清素(serotonin)都被认为与攻击行为很有关联。其中，睾固酮对攻击行为的研究显示，高浓度的睾固酮将会使攻击行为更容易发生，甚至胎儿时期暴露在过多睾固酮下的幼儿长大后会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而血清素会抑制攻击行为，因此在含量过低时会使攻击行为更容易发生。

酒精

酒精与其他攻击线索是两个促进攻击的主要因素。酒精会降低人对攻击的抑制力，也就是降低血清素对攻击行为的抑制效果，并且同时会损害脑中涉及规划与控制行为的运作。举例来说，新闻报导指出有人“酒后闹事”，其原因可能可归咎于酒醉使人只感受到明显而挑衅的刺激，由酒精引起使人如近视般对于伴随刺激而来的细微线索无法察觉，此效果被称为“酒精近视”。例如酒醉后只注意到有人拍你肩膀，却不知道他其实是想提醒你不要站在马路中间。而最后，由于“酒精近视”或其他因酒后无法控制自我之元素使得“喝酒”此动作与攻击或侵略行径频繁一起出现，使得两者产生连结。久而久之酒精变成为攻击的线索，使得喝酒就会启动攻击的倾向，就如同其他攻击刺激（如枪支、刀械等）会增加攻击之可能性一样。

性别

有研究指出，性别会影响攻击行为的形式，男性较容易使用肢体攻击，而女性较倾向使用关系攻击，例如散布流言、转述八卦、破坏对手名誉或其人际关系。

性格

对他人抱有敌意、容易被激怒与容易冲动等易受他人影响而产生情绪波动的人倾向使用攻击行为。

例如，易被挑衅的言语激怒而产生攻击行为之人。此人倾向使用攻击行为的可能原因有二。

（1）因幼年时期成长在攻击行为频繁出现之环境，使得其透过社会学习，观察与模仿其他人而习得此一人际互动方式。又因其频繁的目睹暴力而降低其因暴力事件引起的激动与不安，使得其在往后的人际关系中易以攻击行为作为一常态的人际互动方式

（2）本并无高敌意之性格，但在一偶发事件后被群体标签化为“具攻击性”之人，使得其在自我应验预言的作用下，因害怕应证群体加诸于他的负向刻板印象而造成其自身判断失调，进而增加其采用不稳定、具攻击行为的方法，来化解令其不安的情境，最终在自我应验预言的循环下，使其无以摆脱标签，进而放弃摆脱“具攻击性”之人的形象，成为一倾向使用攻击行为之人。

攻击行为的社会基础[编辑]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学习行为或是社会情境都将有可能影响攻击行为的产生。

社会学习对于攻击行为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在班杜拉(Bandura)的布布娃娃实验(Bobo-doll experiment)发现，当大人在小孩面前对充气玩偶拳打脚踢时，将会导致小孩透过模仿与学习也对娃娃进行攻击行为。因此，学习被认为是导致攻击行为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现象导致对于暴力电动游戏是否会导致攻击行为的争论。许多研究表示暴力电动确实会使人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甚至使人变得在他人受到攻击时失去同理心，而且暴力电动的影响更胜于暴力影像的影响，因为暴力电动中还有使玩家实际行动的成分。然而，也有许多研究认为暴力电动的影响远远不及现实中的成长环境等现实层面的影响，例如：家庭暴力等。由于很难确切了解暴力电动是否会直接造成攻击行为，所以这些争论一直没有结论。

心理学家认为透过奖励与惩罚的确可以影响人进行攻击行为的倾向，当攻击行为受到奖励时，人们会更加容易进行攻击行为，受到惩罚时则的确可以抑制攻击行为。这个理论也成为了以刑罚规范人的行为的基础。

另外，文化对攻击倾向有相当之影响力。例如位于新几内亚的阿拉配什人(Arapesh)和非洲的俾格米(Pygmies)皆为强调合作生存的部落，在其部落中便极难见得攻击行为。而相对地，在一些重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中，在个人受辱时为维护名誉而攻击对方即为一被认可之反应，例如美国南方数州，有研究显示美国南方生理男性较其他区域者更易认为自身男性声誉遭受威胁，进而产生生理激动与对冒犯者的攻击或强是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编辑]

Albert Bandura 在《Aggression --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一书中以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解释攻击行为的成因，分为以下几种：

透过典范(modeling)：此种学习方式包含四个过程，且强调此学习的过程中的学习者为非攻击者与被攻击者的第三者。

注意：观察者留意到攻击行为，并加以观察。
保留：将此攻击行为保留于记忆中。
行为复制：在适当的时机将先前观察并记忆的行为复制、执行。
强化：若行为结束后，攻击者获得正向结果（例如：情绪获得发泄、达到攻击目的等），则此次结果会正向强化习得的攻击行为，促使学习者做出此攻击行为以获得相似的结果；若行为结束后，攻击者获得负向结果（例如：受到社会大众谴责舆论、遭受身心处罚等），则此次结果会负向强化习得的攻击行为，使学习者知道可能会有的后果。

透过练习(practice)：学习者自己本身在尝试、错误与结果的强化中学习。
在自然发生的情境下(naturally occurring conditions)：学习者在日常环境中，接触到家庭成员、次文化与大众媒体所呈现的典范，因而习得攻击行为。

促使攻击行为发生的状况[编辑]

了解攻击行为背后的原因后，我们还需要了解什么样的状况特别容易使攻击行为发生。有很多的状况都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以下将会对下列几个状况进行详细说明：

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酒精与攻击线索
激发、唤起(arousal)
环境压力

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编辑]

挫折-攻击假说最初由约翰・杜拉德(John Dollard)提出，认为当个人的目标受到阻碍时而感到挫折(frustrated)时，无可避免的导致攻击行为发生。此时攻击所发泄挫折的对象可能不是本来的挫折来源，攻击者可能透过替代的攻击行为(replacement)来发泄挫折，例如：在社会上遭遇挫折的人，或许会将此挫折带回家中，透过家暴行为发泄挫折。Catharsis 进一步提出 two-step sequence，认为攻击行为有助于降低挫折所造成的生理反应，而当生理反应降低时，人们也会变得较不具攻击性。然而此理论有些不完整之处：

事实上，攻击行为有时候没有降低人们因挫折所造成的生理反应，反而增加攻击性，或是使攻击者变得更生气
若是攻击者从攻击行为中获得快感或情绪抒发，反而会再次有攻击行为的产生
若是攻击者仍保有原先的攻击意图，冷血式(cold-blooded)的攻击仍有极高的可能会持续发生

随后被米勒(N. E. Miller)修正，认为不是所有挫折都会导致攻击倾向增加。而后雷纳德・贝柯维兹(Leonard Berkowitz)补充了挫折攻击假说，引入情绪唤醒、对攻击线索的认知等中间变凉，提出认知-新联想模型(Cognitive Neoassociation Model of aggressive behavior)，说明不只挫折，压力也是导致攻击行为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压力会产生攻击行为的预备状态(readiness of aggression)，但是会不会真的产生攻击行为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不过只要这个攻击行为的预备状态存在，就很可能透过其他刺激（如：暴力影像、枪支武器等）产生攻击行为。贝柯维兹还提出通常负面感受是导致攻击行为的直接原因。

挫折与攻击之间定量描述：

欲发动攻击的意识和强度与受挫的程度成正比
抑制攻击性活动的作用与预期攻击活动可能受到的惩罚程度成正比
一般而言，若挫折的强度是常数，则对某一攻击活动预料的惩罚越重，就越难产生攻击活动；若预料的受到惩罚的程度是常数，则挫折的强度越大，就越容易引发攻击性行为。

因此挫折-攻击假说仍有些不完整之处：

不一定是生理上的反应造成人们的攻击行为
造成挫折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生气，例如：嫉妒
在生物学上，若是生物受到外界危险刺激时，会产生打架-逃跑反应(fight or flight)，此理论只能解释打架的部分，没办法从意图上解释为何人们有时候反而是选择逃跑

根据挫折-攻击假说，如果导致攻击的是挫折，那纠正引起挫折的社会不公正，就可能降低社会暴力。

但研究显示攻击和绝对的剥削(absolute deprivation)并无相关，也就是说，攻击不一定发生于真正贫穷的地方，反而是在剥削与社会不公容易被察觉的文化或地区容易弥漫着相对性剥削感(relative deprivation)，而使攻击行为容易发生，使攻击行为在这些地区较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惜的是要透过满足人们被剥削的挫折阻止相对性剥削感形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容易习惯目前的舒适或富裕水准，产生适应水准现象(adaptation-level phenomenon)。例如：要想避免员工不满薪水而抗议，所以调高薪水，但薪水调高后，员工很快就习惯了，又重新开始对薪水感到不满足。

酒精与攻击线索[编辑]

研究指出，在某些人身上即使少量的酒精也会造成攻击行为的倾向大幅增加，这显示了除了影响大脑功能运作以外，酒精可能还有别的影响。

在一般状况下，酒精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影响行为的控制。在某些状况下，酒醉会使人只注意到明显的刺激，导致人容易忽略他人行为的细微讯息，更容易感到被他人行为妨碍，而使攻击行为容易发生。例如:只注意到有人撞到你，却忽略了她被别人推及所致。这种效果称为「酒精近视」。如此一来，在酒精多次与攻击行为一起出现后，大脑会建立酒精与攻击行为的关联，使酒精成为所谓“攻击的线索”，使之后只要少量的酒也可能启动攻击行为。

诸如枪支、武器等物品也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线索，使攻击的可能性增加。这种攻击行为的出现常常是因为武器等外在刺激力量的影响，而非个人经验导致的现象，被称作武器效应(weapons effect)，例如一位与妻子吵架的丈夫当他看到身边附近有手枪时，要比看到像汤匙或厨房用具等非攻击性的物体时，更容易殴打或射杀他妻子。要注意，有时不需要真实的武器也能导致武器效应，甚至玩具枪等只有形体的物品也能导致武器效应，成为攻击行为的线索。

激发、唤起(arousal)[编辑]

当人因为其他活动而变得兴奋时，这种兴奋就很有可能转移到其他活动或行为上，导致攻击行为更容易发生，这种状况被称作兴奋转移(excitation transfer)。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刚结束剧烈运动时，他因为剧烈运动而被“激发”，于是任何一个出现在他面前使他不快的事物都变得比平常更容易引发他的攻击行为，这就是兴奋转移(excitation transfer)的效果。

这个现象很常应用在暴力色情影片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在某些状况下，色情影片会使人的攻击行为增加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环境压力[编辑]

研究指出，环境压力很有可能导致攻击行为增加，诸如高温、缺乏食物等压力都有研究证据显示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倾向。

这部分的影响因子与环境心理学(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亲和[编辑]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大部分的经验都涉及与他人之互动。寻求与我们同类的人接触的倾向就是亲和。其他生物亦具有亲和的倾向，可由聚集、集体行动等倾向看出。研究已经确认了人类亲和的许多动机，以及亲和的个别差异模式。思考不与他人亲和的后果，亦是非常重要的，此情况称为孤独。
社会亲和行为：有利他人的行为，例如：礼让老弱妇孺、遗失物归还、济贫……等。
交互常模(norm of reciprocity)：“助人者，人恒助之”的期待，具有遗传演化基础，具这种期待的人较愿意帮助别人，同时也增加其生存与繁衍的机会。

亲和的动机[编辑]

人类亲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社会回馈，而有些情况亲和与物质的报酬会同时产生。例如，当人大排长龙地排队进电影院，是种社会性的报酬，因为他证实了我们处在“正确的定位”（像是看一场票房很好的电影）

社会交换理论
假设：为自助而助人，本质是自我中心主义(egoism)。
助人的因素：
1、相信改天换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人也会帮自己。
2、避免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会难过的心情。
3、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
4、可以获得快乐与满足。
同理心——利他假设(Batson，1991)
支持此论点的学者反对社会交换理论，此派学者认为助人是利他行为，当被他人的遭遇激起同理心的时候，就会单纯、无利益的去帮助人。
遗传因子
遗传因子会调节子宫收缩素、多巴胺、血清素……等，而这些会影响社会亲和行为。(Crockeet，2009;Knafo et al.，2011;Kogan，Saslow，Impett，Oveis，&Keltner，2011;Poulin，Holman，&Buffone，2012)
性格与社经地位
外向性(extraverted)(Krueger，Hicks，&McGue，2001)跟随和谦让(agreeable)(Caprara，Alessandri，Di Giunta，Panerai，&Eisenberg，2010)的人比较会帮助别人。
贫穷的人比富有的人更具社会亲和力也更有同理心。(Piff，Kraus，Cote，Cheng，&Keltner，2010;Stellar，Manzo，Kraus，&Keltner，2012)
情境
心情好(Isen，Clark，&Schwartz，1976)、玩助人的游戏(Whitaker&Bushman，2012)、看正向电影、影集(Hearold，1986)、听到利他的歌词(Greitemeyer，2009)，会倾向参加慈善活动。
环境
小镇的居民比大城的居民更乐于帮助别人。(Levine，Martinez，Brase，&Sorenson，1994;Steblay，1987)
市区超荷假说(urban overload hypothesis)：市区的居民受到太多刺激，为了避开这些喧嚣，人们选择独善其身，不要管别人家的事情。(Milgram，1970)
小镇的居民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较低，因为环境比较安稳，所以比较愿意去帮助别人。

减少害怕[编辑]

研究证实受苦难或预期会受苦难的人，会倾向于与他人结伴。

沙契特的实验(Schachter’s experiment)

  沙契特(Stanley Schachter)於 1959 進行人際親和的實驗。這個實驗有兩個操縱的情境：高恐懼和低恐懼，並詢問受試者偏好的等待實驗方式。高恐懼的情境下，受試者被告知將承受非常痛苦的電擊；而低恐懼的情境下，受試者則被告知電擊僅像搔癢般的程度。雖然事實上沒有要進行電擊，但高恐懼下的受試者偏向與其它受試者亦起等候實驗，然而低恐懼的受試者則偏向獨自等待。結果證實：害怕增加了人們想與他人親和的慾望。就某種程度而言，和其他人一起等待實驗，可以降低害怕的程度。和他人一起，可以詢問相關經驗，或使自己從心煩意亂當中分心。分心假設(distraction hypothesis)表示，無論有沒有共同的經驗或是命運，任何善意的人都是有幫助減少害怕的。

社会比较[编辑]

不确定：只要我们不确定什么是适切的、正常的，就有动机向他人寻求亲和。例如，在谣言的散播中，发现问题消息不明确或欠缺，我们会与他人互相讨论。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想以社会验证的方式确认自己的结论。
害怕：当感到害怕时，和他人在一起，有助于我们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他人也处于害怕的状况。因此悲伤的人不仅喜欢同伴，也喜欢悲伤的同伴。例如，在等待看牙医时，会希望候诊室有其他人在候诊，而当预期即将接受痛苦的治疗，同时期望他人也将接受通苦的治疗。

亲和的变异[编辑]

并非所有人都有一致的亲和需求，无论是一般情况或是受到刺激时。

讯息[编辑]

如果欠缺确定性或正确性，会使我们倾向寻求他人为伴，而我们将与那些提供我们最佳讯息的人为伍。人们会想接触看起来诚实的人，而此偏好暗示：与特别的个体接触，会受到发觉的个体特性影响。

依附[编辑]

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是一种心理学、演化、动物行为学理论，旨在探讨“人际关系”：二或多个个体间的感情纽带。依附理论最重要的原则是，幼童因为社会与情感需求，而至少与一名主要照顾者发展出亲近关系，否则将造成其心理与交际功能长久的不健全。此理论是由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比所提出。分为：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s)、反抗型依附(Resistant-attachment)、逃避型依附(Avoidant-attachment)、焦虑矛盾型依附(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混乱型依附(Disorganized attachment) 关于依附理论的一著名系列动物实验是哈利·哈洛对恒河猴所做的实验，此实验显示依附不仅仅是由生物本能如饥饿所激发。在这一系列实验，新生恒河猴出生后很快从它们母亲身边带走，并为它们提供了两个代理母亲，一个是由铁线做成，另一个是木头套上泡沫橡皮和毛衣做成，两个人偶皆加温并可在胸前装上奶瓶提供食物。此实验是观察猴子会趴附提供柔软衣物接触的人偶或提供食物来源的人偶，结果是这些猴子会趴附柔软衣物人偶，无论提供食物与否。这些猴子在柔软衣物人偶在附近时也较为积极探索周遭，似乎此人偶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将来，无庸置疑地有重要的影响，研究支持教养会对子女的未来，造成强烈的影响，尤其负面的经验更会对子女的发展造成影响，而依附理论和教养息息相关。尽管茱蒂·哈里斯出版的《教养的迷思》一书认为，父母教养对子女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一般学界的共识认为，先天与后天的因素，都对心理发展有影响，且在后天因素中，父母教养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研究一般认为，不论其他先天与后天的因素，教养本身对子女将来的成就有20%至50%的影响。依附理论不单引领了“依附”作为一种心理社会性过程的关注，亦带出大家对儿童发展的新认知。根据佛洛伊德理论，人在原欲（libidinal）的驱使下，对于不同物件的注视，会使先前的依附打破；若依附未能有效的打破，就会对人造成创伤，可能会导致精神病。然而，依附理论却认为：成长中的儿童并不需要打破原来的依附，而是：

学习在之前建立的依附关系中变得更为主动，新的依附的增加，并不一定需要打破先前建立的依附关系。

陌生情境（strange situation）安思沃(Ainsworth)的实验理论指出十二至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在母子相处的情境下当陌生人介入时，婴儿对母亲所表现的依附行为

安全依附型（Secure Attachment）当母亲离开时，婴儿会或者不会哭。但他们哭的原因是因为相比较陌生人，他们更希望母亲在场。当他们母亲重新回来时，他们会立即停止哭泣。有百分之六十的来自北美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有如此表现。焦虑依附型（Insecure）逃避型（Avoidant Attachment）母亲离开不会哭，也不会感到焦虑。他们与陌生人的互动甚至和他们的母亲一样多。当他们的母亲重新回来时，他们会逃避或者迟缓的表现出欢迎的样子。有百分之十五的来自北美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有如此表现。冲突型（Resistant Attachment）母亲离开会焦虑，对陌生人会害怕，母亲回来时会尖叫踢打，对环境少探索且难以安抚。有百分之10的北美中产阶级家庭婴儿有如此表现。迷失型（Disorganised / Disoriented Attachment）婴儿会对母亲的离开又重新回来感到困惑，脸上往往有发懵的表情。比如当母亲重新回来抱起他们时，他们会迷惑不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百分之15的北美中产阶级家庭的婴儿有如此表现。幼儿成长不同阶段中的依附建立和发展

寂寞[编辑]

根据教育部国语辞典简编本的定义，寂寞的意思即是孤独冷清。在社会学的角度，寂寞并不全然是缺乏心理上的依附或社会网络上的连带，而是有太多原因会使得我们羞怯于与他人互动，乃至于与他人建立连结。而社会心理学也将寂寞这种情绪视为一种状态。并予以分类说明。

寂寞的形式[编辑]

寂寞和独处并不相同，独处不代表人际关系是不恰当的。而即使与他人相处，仍旧可能感到寂寞。寂寞是种痛苦的经验，但却是十分寻常。

情境性寂寞(situational loneliness)：进入新环境时使我们暂时感到寂寞。是状态(status)所影响。
慢性寂寞(chronic loneliness)：对于自身人际关系的质或量感到不满足。是特质(traits)所影响。
社会性寂寞(social loneliness)：当进到新学校和旧朋友分开，又尚未结合新关系的疏离感。
情绪性寂寞(emotional loneliness)：缺乏特殊的亲密关系。像是失去丈夫的女人虽然能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但仍因失去丈夫的亲密关系而感到寂寞。

影响寂寞的因素[编辑]

基本特征

寂寞和年龄有关。年轻的人容易感到寂寞，因为有较高的期望，因而容易失望所致。而穷困的人、未婚的人都可能较容易感到寂寞。女人也比男人较易感到寂寞。

人格特质

内向、害羞都和寂寞相关。自尊心低落、社会技巧不佳、恶劣的自我认识和技巧都将导致寂寞。寂寞可能来自自我贬抑的归因。如果个体将寂寞归因于内在的、稳定的、整体的，则可能使这种感觉延续。例如，一个学生觉得自己使人感到厌烦是导致寂寞的原因，就等于给自己宣判一个自己无法控制或改变的寂寞。相反地，如果将寂寞归因于外在的、不稳定的、特定的，则就较能够改变这种感觉。例如，将寂寞归因于想念老友，则能够采取行动：打电话、或拜访给他们。

虚假的共识感(false eonsensus)假定他人所想所做的和自己相同，使他们较难以察觉到其他的认知或行为模式。也容易做出此种危险偏误的假定：只要和他人一样，就不必克服害羞或自我检讨以接近他人。不做这些努力使他们注定无法与他人相处。

降低寂寞[编辑]

认知治疗：对自己的感受做出有建设性、乐观的归因、能减低寂寞。另外，寂寞的人也能修正虚假的比较，成人自己与他人的差异。
社交技巧训练：谈话技巧、处理社会冲突的方法、如何制造良好印象等。
认识自己，敞开心门：了解自己是属于喜欢独处还是享受人们陪伴。如果属于享受别人陪伴的人，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敞开心房，主动与他人连结。

团体与助人行为[编辑]

团体[编辑]

团体(group)的定义和特性[编辑]

Forsyth（1990）：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经由社会互动而互相产生影响。

1.成员在两人以上

2.团队成员彼此依赖，并在团队运作过程中相互协调与合作

3.团队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共同的目标

4.团队成员共同负担团队的成败责任

Dunbar（1993, 2001）：团体的平均人数会受到团体平均的高等认知能力大小所影响（主要涉及大脑的额叶区域）

团体的意义

意义：各派学者虽有不同的定义，但均重视（互动），故定义为二个或二个以上的人，经由社会互动而互相影响。此意义呈现东西方的差异，对于西方人，一个团体结合常常重要的是团体在做些什么，但是东方却不然，一个团体团员之间彼此的亲疏远近更被重视。

广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如群众、军队、家庭等属之。如果只是一群聚集的人们，而彼此间的连结较少，例如一起听演唱会的所有观众，那么也可以称为一个集合(collectives)。

狭义：指社会集合中，其成员互相依赖，且经由社会互动而互相影响

团体的影响:

互动：成员之间经由语文、非语文的、身体的、情感的等不同方式的互动，而产生相互影响，是团体最重要的特征。

结构：团体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一些组织或结构，团体成员之间亦会发展出一定关系。

目标：团体通常有一个所有成员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团体感：团体成员之间通常有一体的团体感。

动态的互赖关系：团体一般是动态的，每个阶段都不断的在改变。

团体的结构

规范(norm)

界定团体成员所该做或不该做的行为的标准。规范是由团体成员互相影响而逐渐形成，但并非是始终不变的。可以分为正式以及非正式的规范。正式的规范多为明文规定，白纸黑字呈现团体规则。非正式的规范则通常是针对琐碎或是不那么重要的事，例如什么样的玩笑在团体内是可以被接受的。通常，在团体内遵守规范者会被赞赏，违反者遭屏弃。规范的强弱会受到一国的文化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曾经自然资源比较缺乏并且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则该国的人口密度通常比较高，且政府、宗教的规范通常比较严格，比较不能允许团体成员做出违反团体规则的事情。例如埃及、印尼、摩洛哥等。相反的，经济比较繁荣且历史上受到威胁比较少的国家，则会有比较松的团体规范，也就是说比较尊重团体成员的主体性，例如比利时、卢森堡等国。

角色(role)

团体为了达成共同目标必需分工合作，因此会有不同的角色扮演。

角色可能是正式的，例如：老师、学生等有确切的称谓。另外，角色也有可能是非正式的，也许没有特定的名称，但是同样的重要。

Robert Bales 将角色分为基本的两种：器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以及情感性角色(expressive role)。从字面上解释，器具性角色会实质性的帮助一个团体完成一个任务，而情感性角色则是柔性的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并且鼓舞士气。

角色间冲突：当一个人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职业妇女在家是妈妈，出来工作是下属。而被要求不同的行为，当这些要求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角色冲突。

角色内冲突：扮演某一角色，同时面对不同团盘，成员对他期望不同而产生进退两难的局面。

另一个问题是当人们过度投入角色的扮演时，有可能在角色中迷失，而跨越了原本道德的底线。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使丹佛大学的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社会心理学家 Haney 发现如果在一个模拟的情况下，随机将受测者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狱卒，另一组则扮演囚犯。一段时间过后发现受测者特别是狱卒会因为太投入所扮演的角色，而变得残暴、狠毒。

向心力(cohesiveness)

一个团体的向心力若强，则该团体容易表现好。反过来也成立，如果一个团体的表现很好，他的向心力也会因此变强。团体向心力的强弱可能是针对工作的向心力(task cohesion)也可能是成员彼此之间的向心力(interpersonal cohesion)。

地位(status)

一个人的地位决定于他们扮演角色的价值。且角色的获得方式不同，地位来源也就不同

l、成就的地位：地位是经由自己的能力与努力，辛苦而得来的。如白手起家。

2、赋予的地位：地位不是由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得来，而是因为身世、关系而加诸于个人身上的，如企业的第二代接班人。

3、地位高低于在团体中产生的影响：

a、地位高的人享有比较多的特权，我们也比较容易原谅这些人的特异或偏差行为。因他们的贡献已累积（个人信用），但当个人信用被过度使用则会产生（信用负债）。

b、地位高低影响个人的行为，及他人对自己的反应。

c、地位高低会决定一个人讲话的分量。

团体的形成--人为什么要加入团体[编辑]

根据演化的角度，人们必须要聚集成团体才能执行防御、生育等功能，以确保永久生存。社会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就提到人的脑会如此之大就是为了要进行社会互动。另外，社会身份学说(social identity theory) 则是认为人们需要透过团体来达到个人自我价值以及永生的认同，因为比起一个人有限的生命，团体可以长久的留存下去。而心理学上也可以用四个理论来解释。
1. 心理动力说：人们加入团体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在团体外无法获得的基本生理及心理需求。例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金字塔中的第三阶段－爱与归属感。
2. 社会生物说：人们加入团体是因为人都有亲和、群聚的本能，所以喜欢和别人在一起，且因为群居的生活更能帮助其生存，并增加寻找配偶的机会，达到繁衍后代的目的，因此人会加入团体。
3. 社会比较说：为寻求社会比较而加入团体，意即透过与他人的比较，认知自己的能力与行为是否适当。
4. 社会交换说：人们加入团体是因为成员希望可以从中交换所需的酬赏，如社会互动的机会，情感方面的支持，吸引人的其他成员，有趣的团体活动，借此协助个人达成目标。

团体中的个人：他人的存在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编辑]

团体中他人的存在会如何影响个人，以下为三个最主要的影响：社会促进效应(social facilitation)、社会惰化效应(social loafing)、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

社会促进效应(social facilitation)

社会促进效应指的是他人的存在、出现会让个人做事的表现更好或更差。在从事简单、熟练的工作时，如果有他人在场，将会使个人拥有优于平常的表现；相反的，如果是面对自己不熟悉或较复杂的情形时，有他人在场反而会使个人的表现较差。

Triplett 的脚踏车竞赛实验：他安排40位孩童进行比赛，一部分人是自己单独比赛。而另一部分人是两两进行比赛。而Triplett发现，在成对的比赛中，小孩的速度比单一个小孩比赛的速度还要来得快，因此他认为将人从单独的个体中放入团体，可以降低我们的独特感，并且同时增加自己的能力。

虽然 Michael Strube 重新分析了 Triplett 的实验数据，发现他人的存在与个人表现的关系不如 Triplett 所说的明显，但后人的研究证实，这样的关联的确是会存在的。

社会心理学家 Robert Zajonc 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如何影响个人的三步骤：

他人的出现会刺激(arouse)到一个人，这一点不只在人类可以观察到，许多动物也是如此。
受到刺激后，人体会倾向产生直觉反应(dominant response)。
根据个人当下在做的事，他人的出现会对事情产生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

因为直觉反应通常对于简单、熟悉的事情可以比较正确地完成，因此，在那些工作的表现会提升。然而，在复杂困难的作业当中，表现则可能变差。这个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警察、消防队员、军人必须要受到非常严格、反复的训练，才能确保在有他人存在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发挥得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Evaluation apprehension theory，要产生社会促进效应，在旁边的他人并不是只要存在就好，而是要让行为者认为他在关心、评价整个事件。

社会惰化(social loafing)

社会惰化效应又称为社会干扰、社会致弱、社会懈怠，是指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时，每一个人的相对表现会变差、贡献变少，少于单独工作的总效果。

Max Ringelmann 发现众人一起拉绳子时，个人愿意出的力会比一个人单独拉绳子来的小。后来社会心理学家根据这个现象进行一个实验。他们找了一台测量拉力的机器，并且让受试者单独去拉这个机器，并将受试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告知他们是自己单独在拉绳子；而另一部分则是告诉他们是和一群人一起拉。研究员最后发现，相信自己在和别人一起拉的受测者出的力平均比知道自己是单独在拉的人少了 20％的力量。

要减少社会惰化效应有以下可能的办法：

减小作业的规模。
减小团体的大小。
增加团体内成员互评。
让每个人都负责一项工作。

根据集体努力模式(collective effort model)，社会惰化效应的例外是当参与者非常重视一项作业或是认为自己可以为该项作业带来很大的利益时，例如：自己的表现能够被辨认、结果与自己的利益相符，参与者会愿意付出更多，改变社会惰化效应。

社会惰化效应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例如，女人比起男人更不易社会惰化，群体主义的亚洲人比起个人主义的西方人也更不会受到此效应的影响，因为这些人相较之下较在意他人的看法。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

去个性化指的是一个人感觉自己的个人意识与理解评价感丧失，个体认同被群体取代，此时的行为不再代表个人，而是“群体的一部分”，甚至违反社会常规产生偏差行为。

Zimbardo 指出因为在群体中会有刺激、匿名性、以及减少的责任感，让夸张的行为容易产生。另外还有两种环境因素让偏差行为容易产生：

因为不易被发现(accountability cues)
个人的注意力(attentional cues)会从自己身上转移开，而不会去想到偏差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

例如，大学橄榄球竞赛过后，赢球队伍所属的学校学生往往会有非常疯狂几近暴动的行为来庆祝。

此外，根据Diener, Fraser, Beaman 与 Kelem（1976）研究员针对要糖果的孩子进行一项实验：他们给孩子一盒糖果，并让他们一人拿一颗，之后研究员就离开观察孩子是否会多拿。结果发现，在团体中的孩子比较容易出现多拿糖果的行为。此外，他们也对一些儿童询问名字并记下，另一些儿童则无，然后安排一个大人不在的情境，观察在有机会可以多拿额外的糖果时，儿童会不会多拿。结果发现，那些曾经被询问姓名的孩子，即使知道不太可能会被抓到，也极少会多拿。

然而去个性化也不是永远都会发生，也会和一个人当下所属的群体有关。研究员让受测者分别穿上激进组织以及护士的服装，然后让受测者们选择是否电击他人（其他研究员），结果发现，穿上护士服的人会因为群体的守则倾向不电击。

团体的凝聚力[编辑]

团体凝聚力是团体吸引全体成员的力量总和，主要来自于团体成员间的人际吸引

团体凝聚力与工作表现的关系：

可互为因果
两者的正相关在小团体中比大团体明显
两者的正相关在需要互相依赖、互动的工作上较高
会受到团体规范的影响

凝聚力会增加的情况:

人际吸引：团体成员问的人际吸引。
团体之工具性目标：团体是否能满足成员的需求。取决于个人需要及目标与团体之活动及目标符合程度。
团体有效性和和谐互动的程度
团体的领导：民主式凝聚力较高
无其他可以取代的团体或面对外来的威胁时。

凝聚力会减少的情况

不满意
不得不留下

团体凝聚力的测量

最常采用的是 Moreno 设计的“社会计量测验”，此法包括三步骤：

要求每个成员回答有关其他成员的一个或一个以上问题。
根据受试者们的选择画出一个社会图来说明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
根据社会图判断成员互动的状况，凝聚力的高低，每位成员的相对声誉及相互间之关系

互动团体的工作表现[编辑]

团体的表现和个人一样，在有计划、目标的情况下，表现会比纯粹做到最好、尽其所能(do your best)来的好。Andrew Prestwich（2012）曾经研究一群英国人，他们都想要健身、减重，Andrew 观察四种不同类型的人们，分别是没有计划且独自健身者、有计划但独自健身者、没有计划但有伙伴一起健身者、以及有计划且有伙伴一起健身的人，结果发现，有计划且有伙伴一起健身的那一组人减少的体重最多也最显著，可见计划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历程增益(process gain)

团体的整体表现可能大于团队中最好的个人，此时称为历程增益(process gain)。可能原因包含：

团队中表现最佳的成员所提出的意见是显而易见非常好的做法，那么大家就会集体有效率地遵循，提升团体工作绩效。
团员如果能够分工合作，将庞大的作业进行拆解，每个小群体负责一部分，那么效率也能提高。在商业的场域，这样的历程增益称为 synergy。

一个良好的分工例子是交换式记忆(transactive memory)。这可以帮助团队比起个人记住更多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一、团体内谁要负责记忆什么应该受到妥善地分配，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其他人负责记忆的是什么。二、团队的成员必须要相信其他成员在该领域的专业性。三、所有成员要妥善的整合团队的力量才能更顺畅有效率的工作。

历程损失(process loss)

团体的行程不只会影响个人在团体中的表现，团体的整体工作表现也会受到牵动。有别于直觉的推断，有时候团体不但没有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反而有成效不如一个人的情况，这时称为历程损失(process loss)。这个状况在不同的工作类型中都会存在。

加成性工作(additive task)：工作绩效决定于每位成员工作表现之总和。例如：大家一起拍手欢呼。这时候，根据社会惰化效应(social loafing)，个人在团体中倾向减少自己的付出，也就是说当大家都在拍手、欢呼时，自己叫小声一点也不容易被发现，而当团体中每一个人都这样行事时，团体整体的表现就会下降。

不连续性工作(disjunctive task)：工作绩效决定于表现最佳的成员。例如：团体在密室逃脱时要解开谜题，只要一个人想到解决办法，那么整组就会受益，团体表现非常突出，整体可以快速完成密室逃脱。照这个逻辑，团体中的成员越多，有足够能力解开谜题的人的比例就越高，那么团体的表现应该要越好才对，不过现实是仍然会经历历程损失。原因是，当团体人多时，每个人都提出意见，容易人多嘴杂，难以说服每个人相信自己提出的想法，即便该想法是正确且最有效率的，因此，团队反而因此停滞不前，无法确定什么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连续性工作(conjunctive task)：工作绩效决定于表现最差的成员。例如：大家一起登山时，因为是一个团体，团体的行动会受到体力最差、爬得最慢的人影响，因此进度容易停滞。所以常常为了等最慢的那一个队员，团体会经历历程损失。

团体使得效益下降的实例：集思广益(brainstorming)

集思广益(Brainstorming)，又称为脑力激荡法，是一种为激发创造力、强化思考力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方法。可以由一个人或一组人进行。参与者围在一起，随意将脑中和研讨主题有关的见解提出来，然后再将大家的见解重新分类整理。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提出的意见和见解多么可笑、荒谬，其他人都不得打断和批评，从而产生很多的新观点和问题解决方法。

Brainstorming 有四项基本规则。用于减轻成员中的群体抑制力；从而激发设想；并且增强众人的总体创造力。

追求数量：此规则是一种产生多种分歧的方法，旨在遵循量变产生质变的原则来处理论题。假设提出的设想数量越多，越有机会出现高明有效的方法。
禁止批评：在脑力激荡活动中，针对新设想的批评应当暂时搁置一边。相反，参与者要集中努力提出设想、扩展设想，把批评留到后面的批评阶段里进行。若压下评论，与会人员将会无拘无束的提出不同寻常的设想。
提倡独特的想法：要想有多而精的设想，应当提倡与众不同。这些设想往往出自新观点中或是被忽略的假设里。这种新式的思考方式将会带来更好的主意。
综合并改善设想：多个好想法常常能融合成一个更棒的设想，就像"1+1=3"这句格言说得一样。事实证明综合的过程可以激发有建设性的设想。

一般来说，人们相信整个团队一起集思广益(brainstorming)，透过提出大量天马行空的想法并在彼此的想法上进行衍生，让团体可以产生更好的解决方法，就如同社会心理学家 Alex Osborn 所言。但是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个人(nominal group)自己执行 brainstorm 的过程会比团体更有效率。原因包括如下。

一、想法的中断(production blocking)：因为团提讨论时，常常要等其他人提出意见，自己才能发言，可能会造成讨论进度缓慢，或是思考中断的情形。

二、搭便车的心理(free rider effect)：因为社会惰性效应(social loafing)的作用，当别人提出许多意见时，自己好像就没有那么需要提出贡献了。

三、评价恐惧理论(evaluation apprehension)：因为在团体中会受到他人的指指点点以及评价，为了不要让自己在大家面前出糗或是显得奇怪，人们往往不敢提出比较大胆的想法，而比较愿意跟着潮流走。

四、相应的表现(performance matching)：在团体中，人们会倾向于和他人齐头并进，因此观察到其他人投入多少，自己才跟着投入多少。这样会给予人们维持一个低表现的借口。

当然，也有许多方法可以减小团体集思广益的负面效益。例如，频繁地变换讨论模式，让大家讨论十分钟，然后自己思考十分钟，如此循环。也可以请一个有经验的人来领导讨论的进行，让集思广益更有效率。或是利用网络科技，也就是 electronic brainstorming。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因为可以改善想法的中断(production blocking)的问题，因为透过互联网的传递，即便他人正在发表的同时，自己也是有办法传达想法。也能改善搭便车的心理(free rider effect)的问题，因为电脑与聊天记录可以追踪每一个人的贡献量。评价恐惧理论(evaluation apprehension)也有机会被消除，因为可以选择匿名发表想法。最后因为大家忙着打自己的内容，也不会花费太多的心力达到相应的表现(performance matching)，即便如此，也会因为每个人的表现都好，产生正面的影响。

团队的领导[编辑]

任务与维持团体功能是团体中解决问题的两个主要活动。而基本上，这两组活动是相对抗且互补的，领导的行使就是在支持团体去管理与驾驭这两组问题解决的活动。(引自-林万亿民国八十四年 P286)情境论者(situationists)假定团体动力与外在因素是团体行成的目标，而领导便是在指挥团体的组成与达成目标。因此，有好的领导者存在，会提高团体的社会影响力。

一、结构：领导者有一名至数名

二、正式与非正式领导：正式的可能是指派或选出，非正式的是具有说服力者。

三、迈向领导之路：团体外之人派任，成员选出，自然脱颖而出

四、领导活动之型态：工作型、社会型

五、谁能成为领导？

个人特质

根据 Shelley Kirkpatrick 及 Edwin Locke 在 1991 年所提出的内容，领导可能是天生的，或是后天造就的，领导者应具有以下的个人特质：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强大的动机(inner drive)、激励他人达成目标(leadership motivation)、专业能力(expertise)、创造力(creativity)、自信(self-confidence)、正直且让人信赖(integrity)、能屈能伸(flexibility)等等。

另外也有学者 Joseph（2015）提出“一个开心、快乐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A happy leader is a good leader.")

情境特质

一个领导者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情境也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状况之下会需要不同特质的领导者，且和时代的转变也密切相关。例如现在科技网络快速发达的现代，许多企业所寻找的领导者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威权行领导者，而是可以比较弹性、和下属水平沟通的人。社会心理学家 David Winter 于 1987 年发表，观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发现，会被选上甚至续任的总统们，其权力、成就、以及整党关联，都和美国人民当下所需求的东西有密切相关。

六、领导型态：费德勒 Fred Fiedler（1967）提出权变理论(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权变理论可以从观察运动校队、学校、医院、军队等组织模型来进行验证。领导者的型态以下当下环境的情势需要有很好的配合才能发挥最大效益，若有错误的配对(mismatch)则不论是领导者或是员工容易产生压力甚至疾病。

费德勒将领导者分成两种不同的型态：工作取向(primarily task oriented)以及关系取向(relations oriented)。

工作取向(primarily task oriented)：专心致志地集中注意力在完成工作上。
关系取向(relations oriented)：照顾到员工的情绪。

此外，权变理论也表示，一个领导者所拥有的控制权力多寡，与何种领导形式较为有效相关。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情境：

不喜欢爱控制(low situational control)：当领导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不好，他拥有的权力相对受到限制，而且他所需要做的工作无法清楚的被定义。

喜欢爱控制(high situational control)：领导者与员工有两好的互动关系，领导者拥有该职位的所有权力，且大家的分工职务相当明确。

七、领导的规范模式(normative model of leadership)
此理论由 Victor Vroom and Philip Yetton 于 1973 年提出，表示一个领导者的效能(effectiveness)是取决于该领导者从员工身上获得了多少回馈与参与度。如果要维系长期有效的领导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取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因为采纳太多会造成效率太差，而采纳太少又降低团队士气。

八、交易领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虽然费德勒的权变理论考量了个人和情境两项因素，但是社会科学家 Edwin Hollander（1985）批评该理论是从上而下(top-down)的一个领导力，而员工则是被认为较为被动、需要领导者督促的角色。但是，Hollander 认为，领导应该是双向的一种社会交换(two-way social exchange)，而在其中领导者与员工是相互且互利的彼此影响着。所以一个好的交易领导者(transactional leader)应该透过帮助员工制定清楚明确的目标、实质的回馈机制、提供所需协助来获得员工的服从，使部属清楚知道，要获得较好的报酬，就必须先达成上级订定的目标。让有士气的员工多做事，而原先没士气的员工对工作产生吸引力。

九、转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是指领导者影响组织成员的态度，使其愿意为组织目标承诺与付出。过去有许多伟大的领导者带领支持者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并且站出来改变现状(status quo 如：南非总统 Robert Mandela 以及 Martin Luther King, Jr.等等。而在科技大爆发的近代，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 Bill Gates 以及苹果公司共同创办人乔布斯 Steve Jobs 也是非常好的例子。以上都是转型领导者(transformational leaders)的例子。他们鼓励在一个成长、变动快速的时代，人们将自己的个人需求转化成团体共有关心的一个目标，并且借此呼吁、提倡，让他变成一个实质的议题让更多人加入讨论。转型领导者很容易受到大众的支持与拥戴，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有些转型领导者只利用煽动大众的情绪而非理性，让追随者完成他的个人目标而非团体共有的福祉，因此被称为假的转型领导(pseudo-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相反的，为了大众利益并且遵守道德街操得去激励大众才是真的转型领导者，称为 authentic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十、妇女与少数族群的领导
虽然美国在 2008 年选出第一任黑裔美国人总统，世界许多大企业的高层主管也由女性担任，但是整体环境对于女性极少数族群所造成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尚未完全解决，而问题严重的程度也随着不同的国家、文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其实女性与少数族群在作为领导人的能力上一点也不逊色。

十一、与领导能力相关的名言佳句。

“领导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所领导的人都能拥有良好的健康福祉。”---圣奥古斯丁

"The purpose of all rulers is the well-being of those they rule."---Saint Augustine

“作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领导者”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y In a leader is that of being acknowledged as such."---Andre Maurois

“一位好的领导者完成了工作，百姓都说这是自然而然完成的。”---老子

"When the effective leader is finished with his work, the people say it happened naturally."---Lao Tse

团体中个人的决定：社会困境[编辑]

团体是一群人的组成，但是有时候个人的利益与团体的利益不尽相同，个人如果追寻自己想要的利益，则有可能影响到团体。这个现象就是社会困境，又称社会两难(social dilemma)，代表着人们可能会在“个人利益最大化”与“道德意识”之间相互冲突，这可能源自于个人的贪婪(greed)（想要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与恐惧(fear)（又害怕会不符合道德规范）。例如：篮球比赛是，球员为了增加自己的曝光、证明自己的实力，因此想要霸占著球自己打，但是这样一打多反而可能让团队输掉比赛。

一个团体的社会困境解决并不容易，因为比起个人，要信任一个团体更不容易。而且因为团体内有许多个人是可以躲在团体的隐蔽下进行决策的，有其匿名性，因此更加容易追求个人的最大利益。但是社会困境也不是不能解决，可以透过完善的沟通、协商(negotiation)来化解。

团体中个人的协商(Negotiation)

有别于直观的想像，两个团体的最佳利益并不一定是资源百分之五十与百分之五十对分的情况。而是透过协商，达到双方获利都大于五十的双赢局面，此时称为整合性同意(integrative agreement)。会有此现象是因为一方要获利并不代表另一方就必定要受害。例如当Ａ想要吃橘子而Ｂ想要橘子皮来做蛋糕时，大家都知道最好的分配方法绝对不是将一颗橘子对切然后一人一半，而是各取所需。因此，才不会发生固定大饼的偏误(fixed-pie syndrome)。

团体决策

团体所做决策的行为模式和个人做决策非常相同。Verlin Hinsz（1997）发现会影响个人决策行为的因素也会影响到团体进行决策，而且这个现象只会加剧该因素对于团体决策的影响。而团体如何做决策(how)会受到团体要做的决策类型(what)所影响。

团体的错误决策

团体中可能会有许多人有不同方面的深入知识，但是团体讨论时不一定会让这些知识发生效用，因而产生不够好甚至是错误的决策。根据 Garold Strasser（1992），会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取样的偏误(biased sampling)，指的是群体会忽略一些具有关键性但是因为不是大家都知道的资讯。可能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

常见的资讯导致思虑不周：因为被团体中所有成员都知晓，因此容易被接纳、记忆、并且信任。且当群体有人要再次引用相关内容时，也会变得比较自信、更常引述。因为其他资讯没有被成功的传递，所以决策时考虑不周而造成灾难。
沟通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的不畅通：沟通网络限制了在一个阶层体制中，只有部分成员有直接向长官汇报的权力，因为沟通的不顺畅，决策者也常常无法获得所需的资讯，产生错误的决策。

然而，特别是团体，错误的决策不见得容易被改变。根据升高作用(escalating effect)，即便知道一个行为会失败或是是错的，人们还是会继续执行这样的行为，否则就否定先前的投资。

团体极化现象(group polarization effect)

一般来说，当面对较模糊不清的团体决策时，人们会偏向选择较中立的立场来避免极端化，但是在心理学上反而得出：团体决策容易产生趋向两极偏移的现象。因为团体成员过分夸大团体的原始立场与偏好，导致决策过程向两极靠近。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情形：

冒险偏移(risk shift)：如果团体中较多激进份子，其所做的团体决策可能更倾向比个人做决策时更极端、冒险的结果。
谨慎偏移(cautions shift)：如果团体中有较多保守份子，所做的团体决策可能更倾向比个人做决策时更谨慎、保守的结果。

而团体极化现象的形成原因有五：

a.责任分散：团体中他人的存在使社会行动者降低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感。也就是说，认为团体决策的成败不是个人责任，因此愿意采取极端的决定。但在个人行为时，因为要负全责，故较不敢做极端的决策。

b.说服理由：团体讨论时，听到别人的观点胜过自己时，会加重原本倾向冒险或谨慎的极端程度，也就是更冒险或更保守；而若听到他人的发言支持自己的观点，也会更肯定自己原本的想法。

c.团体常模：来自团体中多数人对行为或态度标准的共识。当他人支持自己观点时，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就会为了获得更多支持而行动越来越贴近团体常模。讯息来自所尊敬的人时，同意的倾象会较高，甚至比平常更趋向极化。团体决策通常会因为趋向团体常模的特性而变得极化。

d.社会比较：成员都希望自己比其他人都厉害。当自己的观点被他人肯定时，会觉得自己比团体中的其他人更厉害，此时厉害的意义会以当时团体的趋向而定。在一个激进的团体中，厉害指的就是更激进一点；然而在一个保守的团体中，厉害则是指更保守一点。在团体的讨论过程中，其他成员为了赢过这些人，他们会倾向更为极端的意见，以显示自己的厉害程度，团体的决定也因此而愈来愈极化。

e.说服论点理论(persuasive arguments theory)：人会受到说服言论的强度高以及频率高的影响，变得容易被说服。因此当团体成员都集中在讨论倾向冒险或谨慎的一方时，因为听多了，个人也会因此认为大家说得有道理，因而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

团体极化的后果：当团体中出现一个想要走向极端的个人，在经过讨论之后发现大家都支持这个决定，会使得他冒险的意愿大幅提升，不顾可能存在的风险。主观上认定这种采取投机高风险的作法是可行的，这是一个透过团体自我合理化的作法，而这很有可能会造成个人决策意见的极化。

团体影响个人决定的例子

我们都说喝酒不好，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停不了喝酒呢？可能有以下的原因。

喝酒已成为商场上的习惯，为了做生意不得不喝。
同侪压力的影响。在同侪团体中，人人必须适应团体的价值与规范。其迫切性源自于青少年对于同侪团体的需求与依赖。

而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等等都验证了这种团体会影响个人的例子，但除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利用团体极化来使得团体更上一层楼，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用。

助人行为[编辑]

为什么我们要助人[编辑]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由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提出，主要源自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思想，认为人的互动就像交易一样，最大化收获、最小化成本。这个理论主要的假设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是一种理性、会去算计得失的资源交换。“公平分配”、“互惠”是理论的主要论点：

公平分配：成本与酬偿的平衡，即个人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应予获得的酬偿相等。
互惠：个人在人际互动中所期望帮助别人后所得到的回馈。

社会交换理论亦被拿来应用在组织阶层、两性关系、家庭关系、行销关系及知识分享等各种领域上。

演化因素(Evolutionary Factors)

以演化角度来解释，该理论科学家会认为人们的助人行为某些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办法使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因此会出现帮助有血缘关系者的 kin Selection（参见下方社会生物学部分）。此外，互惠原则也是很大的因素，因为如果有所互惠，两个个体自己的基因都会比较容易获得生存与延续。其中分为两个子项：

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意即两人之间有直接性的互利产生，A<-->B。
间接互惠行为(indirect reciprocity)：说明这样的互惠是涉及超过两个个体，是由第三位他者的回馈给予个体的利益回馈，A→B→C→A。

收获(Rewarding)

当助人的潜在收获(potential rewards)相对于潜在代价(potential costs)高很多时，人们会很愿意助人，这也是 cost-reward model 的应用之一。（补充说明，帮助他人所需要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帮倒忙的几率与其挫折感等等都是潜在代价的例子，意即并非能实际估算出来的代价例如金钱等）。另外，脑造影证据可以支持人们助人之后感觉到的快乐感。但然 Cialdini et. al.，1897 年的研究对于此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这样的快乐感与满足感，是因为助人会产生正向感受？还是是因为看到他人需要帮助时的难受使得个体自己难过，进而助人使得自己感到不那么难过？关于此议题，下段会再深入说明。

助人的动机冲突(motivation debate)[编辑]

顾名思义，利己动机是希望助人行为能够提升自己的福祉(welfare)；利人动机则是希望助人行为能提升他人的福祉。Baston 认为，某些部分的助人行为动机应该是全然利人的，同理心(empathy)展现是最好的例子。关于同理心的详细内容下文"同理心－利他主义假说"会详述，在此先行定义同理心与比较其与同情的不同：同理心是以对方观点进行分析、评估(perspective taking)+同感对方情绪(empathic concern)所组成，而同情心是以“自己”的角度看对方感到难过等情绪。

同理心－利他主义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编辑]

助人者因同理到他人的恐惧或痛苦，所以会激发我们想要帮助他人的动机，此时是不求回报地去帮助他人，也就是完全没有考虑自我利益。是一种真正的利他反应。此假说提出一些情况，而且在此情况当中，成本和奖励并不是决定是否帮助他人的主要原因，此假说更主张人们有可能以利他主义或无私的态度提供帮助，即使此行为需要付出高成本。不过，有一个实验反而推翻了此假说。

实验内容:

1995 年 Omoto 和 Snyder 两人在工作量与工作压力都不小的 AIDS 基金会进行调查与研究，发现该基金会里的职员包含利己动机与利他动机的两种参与者，前者来基金会可能是为了有份工作赚钱养家；后者则是希望借由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帮助 AIDS 的患者脱离苦难等等。经过数年的调查结果发现，因为利己动机参与基金会的职员可以持续工作比较久，利他动机的职员则会因为助人之前没有考虑到自己助人时付出的代价、或者工作后发现社会因为他而变好的比例极低，因此很快就离职走人。这个研究发现又再次抵触了同理心－利他主义假说，也就是得出结论：助人行为是利己与利人动机兼具的。

假说的限制性与错误处

首先，就像上文提及的，不是所有的助人行为都是完全利人的，而就上文实验提过的，利己动机也不见得不好（很可能使助人行为得以持久）。此外，有助人动机(motives)也不见得保证会有助人行为出现(behavior)，比如仍会有诸多的现实考量与限制，例如很忙无暇他顾的状态。第三，利己与利他的界线其实在该假设下设定不清，比如在重视互依我的台湾集体化社会下常常容易分不清楚自己与他人，“帮助父亲”这件事到底是利他还是利己？

关于台北：文化与助人[编辑]

Levine et. al. 在 2001 年的调查中发现，帮助盲人的项目中，台北人只有 50%愿意出手帮助，是全体调查的倒数第三；不小心掉笔的项目中，台北人只有 65%会帮忙捡起来，是 23 评比国家中的第 15 名；脚受伤需要人帮忙的案例中，台北人只有 62%会去帮忙搀扶，同样在 23 评比国家中只排上第 15 名。由此见得，台北人真的有想像中的热心吗？所谓的“台湾最美的是人”是不是只剩下一句推销观光的空话？

不过或许有些说法与解释方法能够保住台北的名声。这样的调查其实并没有考虑到 overlapping 的助人状况，亦即只是单纯想要展现自己的优越感，明明对方看起来不需要帮忙还硬要帮。单纯含蓄的台北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想要居功。另外对于生活在集体化社会的台湾人们，我们往往很会帮助自己的家人，只是对于陌生人比较有亲疏远近之分。或许是这样的调查形式与类型对我们不吃香而已。

心情与助人[编辑]

心情好坏真的会影响助人行为的比例吗？的确有研究指出，在晴天时（好天气）人们的确会比较愿意帮助人，这就是 Good Mood Effect：当人们心情愉悦时人们会更愿意帮忙。而这样的效果可以用 rewarding experience ，也就是奖赏机制去解释。然而，好心情和愿意当忙的正相关性其实并没有如此强烈，同时坏心情时也不见得不会愿意帮忙。比如在好心情时，当助人行为无法让自己去做更快乐的事情时，人们就倾向不会出手帮忙。此外，当人们是因为自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而产生坏心情时，人们会倾向帮助他人以想办法弥补自己当初没有负起的责任。

坏心情助人相关实验：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请受试者在其不知情的状况下帮他拍照，但是由于相机本来就是坏的所以拍照的任务无法顺利达成（然而由于受试者不知情，他会以为相机是他弄坏的）；与此同时有个对照组是相机没有坏的。接着受试者会受到另一个实验者的请求，同样请他帮忙拍照，结果发现相信相机被弄坏的组别有高达 80%会愿意再度帮忙、相机没坏的对照组则只剩下 40%的人愿意再度帮忙。由此可见，当责任归咎于自身时，人们会愿意帮忙以弥补自己方才的疏失。

社会规范与助人[编辑]

助人行为有时会是出于“我应该”的感受而做出的行动，这种感受类似于一种社会规范，促使我们产生如“应该把捡到的钱包还给失主”、“应该扶老太太过马路”、“应该帮助新邻居”等观念。社会规范最基本的定义是人们可以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可能基于互惠规范(recirpocity norm)或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ty norm)而影响。

1.互惠规范(recirpocity norm): 当别人带给你好处时，人们会在心中产生想要反馈的心，再进一步则可能产生类似合作相助的概念。

2.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ty norm): 可能为一种道德责任，表示每个人都有义务与群体一同合作，促使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在以上两点基础下，又可衍生五点受到社会规范影响，而判断助人与否的理论因素：

1.互惠原则(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因为成员之前受惠于群体而觉得心有亏欠，因此决定反馈群体。
EX：别人都这么热情地帮助我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帮助别人呢？

2.公平原则(norm of equity)

为了让众人的付出拥有近似的回报，尝试以帮助他人的方式，减少先天上的差距。
EX：有明星认为自己只是因为运气好、长得好看所以才成为明星，不是因为自己多努力多用心栽培事业，因此他们会更倾向帮助他人，让自己和他人的 cost/reward 比例尽量趋于一致。

3.社会责任原则(norm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基于某种打从内心的责任感驱使，使人不顾回馈地帮助他人。此外，人们更倾向帮助遭到不测的人而非因疏忽或可控制原因而需要帮助的人。
EX：给他鱼不如教他钓鱼、救急不救穷。

4.考虑到公平公正性(Concerns about justice or fairness)

EX：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考虑公平性来决定要不要帮忙。但所谓“公平性”是真公平吗？这是值得思考的。

5.从众行为(Conformity)

并不是想要助人，而是当不助人时很有可能会变成罪人，因此这样的情境很容易导致非自愿性的利他行为(Reluctant Altruism)。
EX：冰桶挑战的旋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象征社会压力与规范的“他人”不必真实存在，只要有代表外界世界能够观看到你的行为的物件（EX：监视摄影机）就能产生社会规范的影响。

被帮助者的特质[编辑]

助人行为的最后在此讨论被帮助者的哪些因素会影响助人行为是否产生。以下分述：

1.长相(attractiveness)

研究指出，某些人们会更倾向帮助具有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的人。在一个研究(Helping Carol study)中，实验者依据个性量表将受试者分为 high/low empathy 两大组，每一组再随机分派为两小组，一个是有看到很漂亮的求助者，Carol，本人；另一小组是没有看到 Carol。结果发现，高同理心组在两个小分组中没有明显统计上的差异，都很倾向帮忙；低同理心组的结果则会发现，只有看到 Carol 本人的组别才会比较愿意帮忙。也就是说，受帮助者的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对于是否产生助人行为真的会有影响！

2.吸引力与魅力(Attractiveness and Charisma)

一个人的魅力多大会影响到他与和他同样需要帮忙的群体最后受到多少帮助。研究发现，当 NBA 篮球明星 Magic Johnson 公开承认自己在一次的针头皮下注射，意外感染成为是艾滋病患者后，社会大众提供艾滋病患协助的比例在一周内大幅增加（约提升 40%），而这样的效应持续了将近一季。

3.帮助者与求助者的相似性(similarity)

人们会倾向帮助和自己有相似性的人，比如：同乡、性格相似者等等。这或许是个亲属选择现象(kinship selection)。由进化论可以得知，人们会想办法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广义一点来说，那些和自己有相似性的人们也是和自己基因较为相近的一群人，因此也可以用进化论解释。然而这样的效应在种族相似性(racial similarity)是极度不相关的，或许可以用助人的解释意义(meaning of helping)来说明，比如说：对于老白男也很有可能帮助黑人，因为这样的模式可以提升他们的种族自尊与优越感，诸如此类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因此降低了同种族与助人的相关性。

那么该如何提升自己和他者的相似性以使得自己容易被帮助到？可以将自己和他人列入同一个 common group 中，以避免掉 intergroup bias。比如：从“非家人”的状态变成“同为台湾人”的共同集合。

4.帮助者与求助者的亲近性(closeness)

人们会倾向帮助和自己越亲近的人，比如帮助顺序：家人>朋友>陌生人，这点同样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此略。但然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该事件是 high ego-relevant task 的情况下，相对于帮助朋友，人们会更倾向帮助陌生人。这点可以用 self-evaluation maintenance model 来解释，原因是因为该帮助者的自尊被威胁了(ego is threatened)：人们不想帮助朋友以使得自己产生：觉得自己比朋友不好、不厉害等等自尊贬抑的状况。换个角度，如果帮助陌生人，此生很少有机会再看到这个陌生人，因此不但会得到住人的喜悦感，更能避免掉自尊贬抑的情况发生。

5.性别与助人行为(gender)

助人行为和性别的社会角色有极度相关，换言不同类型的助人行为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来帮忙。常见男性提供帮助的情况是英雄式的(Knight in shining armor)，比如车子抛锚或遭遇抢劫；常见女性提供帮助的情况是情感性的(Social support)，比如照顾家人、祖父母等老人、病患等。

总结[编辑]

关于助人行为，以下做出总结：

社会文化层面(social level)

人群的多寡会影响(crowding)：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intervention)、时间紧迫程度会影响(hurrying)：Jerusalem to Jericho 实验、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从众行为(conformity)、社会规范(norms and rules)：应该帮忙的情境(should help)。

人际关系层面(interpersonal level)

帮助者和被帮助的关系与连结会有所影响(relationship)。

个人层面(personal level)

同理心(empathy)、道德感与应当性(moral reasoning)、情感与情绪(emotions)、自尊的提升或贬抑(self-esteem)都会有所影响。

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编辑]

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由 Lactane 和 Darley 所提出。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一个人在有其他人在场时，出手帮助之机会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负相关。常常发生于情境模糊，需要等其他人做出做为以使得自己清楚应该怎么做的情况。

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情境时，通常会假装没事，故作镇定，想要等其他人怎么反应，则当大家都保持冷静时，就会形成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状态，团体里的每个人都被他人影响，以为该情境并不紧急。假设情况很明确，这是个紧急事件，然而个人因为知觉了团体的存在，就把个人本来要参与某件事的行动力减弱了，换句话说，个人本来拥有的责任感，会因团队的存在而扩散(diffuse)、减弱，最后消失，我们称之为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在结果上，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伸出援手的几率越低。

去个人化(deindividuation)[编辑]

去个人化(deindividuation)是一种群体效应(social groups effect)，描述减退的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及道德感所引致的反规范(antinormative)及不克制(inhibited)群体行动。此理论主要应用于群体暴力、盲目攻击及行使私刑等不人道的(uncivilized)行为。个人在团体中认为自己较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相对于个人时，自己在团体中较不显著，所以不在意自己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个人价值……等，多少会忽略一些规范。所以隐没在群体中会易出现偏差行为，例如暴民以集体的方式出现更产生更严重的破坏行为。当个人身份感降低且不易辨认，造成责任分散，我们就会认为自己不必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像是现代的网络世界中，由于大多数为匿名的情况，大家都躲在自己的营幕后面，使言论越来越偏激、不负责任，甚至做出一些不符合道德的事。

去个人化的特征：

个体违规行为增加：去个人化好像披上了隐形斗篷，个体往往无所顾忌地释放内心各种冲动，使得违规行为激增。
个体羞辱感淡化：在个体去个人化状态下，个体的羞辱感普遍淡化，个体不再忌讳论及涉己的各种违犯行为，要错也是整体一起错。
个体自我评价降低：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将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看作是个人的自觉行为，因而有较高的自我评价。去个人化下，会表现出真实的自我。
个体自控能力降低：正常情况下，个体总是逐渐从受到外部规范的约束转向自我控制。然而去个人化后往往使得个体干出在现实社会中通常不会作出的事情。

这个概念最早由利昂·费斯廷格等人提出。在 Mullen，1986 年，和 Leader、Mullen、Abrams，2007 年的实验中，发现暴民和被害者的比例越悬殊，集体屠杀的行为就越残忍。文化人类学家R. I. Watson亦为此现象进行了搜集资料及整合分析。他发现在23个社会文化当中，其中15个会在战争前为其士兵于脸上涂上迷彩，或是戴上面具使他人难以单凭外表辨认个体。这做法相比起其余 8 个没有为士兵改变容貌的社会文化，可使他们的军队做出更具破坏力及毁灭性的行动。

社会案件实例——三十八位目击者[编辑]

关于旁观者效应，各大普通心理学教科书常举一个美国的谋杀案为例子。1964 年 3 月，一位名叫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二十八岁女子是纽约酒吧的调酒师，深夜自酒吧下班回家时步行在奥斯汀街(Austin Street)的路上（注：该街人行道被很多树遮住），一位男子于背后袭击攻击并强暴她，过程中吉诺维斯曾高声尖叫，然而当时目击此事件的 38 位目击者，没有人报警。当时的确有邻居开窗乎探头大声斥骂叫歹徒不要伤害她，尾随者原本以为别人看到了侵犯的事件，因此暂时远离凯蒂．吉诺维斯，然而后来尾随者发现其实没有人真正看到情况如何，因此再次尾随，45 分钟后，Genovese 死亡。

以上为根据谋杀案发生的两星期后，纽约时报记者的报导内容，当时，记者在头版头条下了“三十八人目击谋杀发生却没有报警，皇后区女性被杀事件反映的冷漠无情，震惊警界！”的耸动标题，后来，纽约时报的一名编辑更根据这样的报导写了一本书，叫做《三十八位目击者》。由于吉诺维斯凶杀案发生于肯尼迪总统被刺案的几个月后，这件事情喧腾一时。后续许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针对这种社会冷漠的旁观者效应进行研究。当时的纽约记者与纽约心理学家尝试解释这一个现象，他们认为：纽约人太过冷酷无情、末故关心、个人主义太重，以至于他们不想关心其他邻居，而这样的个性很可能是大都市所训练出来的结果。然而，2008 年，三位英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针对这件案件进行调查发现“三十八位目击者无人报警”一事不是真的，三位研究者抽丝剥茧的去对照此案的警方记录，发现此报导内容为纽约时报记者杜撰的“创作”。首先，根本就没有那 38 位目击者，因为两次追杀行凶的地点，都在比较晦暗而看不太见的街后角，也没有那么多有灯光的房间可以数得出一共有 38 位站在窗前的目击者；此外，并非无人报警，是有人打了电话到警察局，但接电话的警员不以为意，再者，当晚警察赶到时，凯蒂．吉诺维斯还没死，只是重伤，还被送到医院去急救，最后伤重不治。

2008 年的新解释方式是，首先 Bystander effect 是很大的影响因素，其中包含 pluralistic ignorance 和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此外很有可能都市人太过忙碌时间不足，以使得他们完全没有来得及认知到“这个人需要帮忙”。国内知名心理学家曾志朗于 2008 年科学人杂志中针对此事件详细剖析，他认为：“有时候我们在质疑某一个发现或某一科学家的不正常运作，却又一直压抑着要去“爆料”的冲动，这是否也是一种旁观者效应的作用呢？心里总是想着总有别人会出头吧！也许另一个四十年，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真相。”也许，对于身为读者的我们，整整经过 40 年而无人对这样的不实报导反思，或许也是一种旁观者效应的冷漠现象。最后，曾志朗表示：“总之，我们确实欠纽约一个公道，城市未必冷漠，那里其实也有很多善良的人，“集体”在做帮助别人的事情。社会心理学家应走出旁观者效应的阴影，努力去发现“团队”如何增强“个人”的善意行动，才是正途！”

社会闲荡[编辑]

团体工作时，随着人数增加，各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会相对降低，这就称为社会闲荡(social loafing)，又称社会性懈怠。与旁观者效应相似，人一多，责任自然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便可能造成“搭便车(free rider)”的行为。此现象较常发生于任务类型为累加性的团体，完成任务需要每个成员共同协助出力，而成果是所有成员付出的累积，而非由个人表现主宰，例如拔河。

但社会闲荡并不是团体工作的必然现象，而是可以改善。常见影响因素有：

成员熟悉度、工作重要程度：当成员之间彼此熟悉，或工作具有重要性或意义，团队的向心力、成员的责任心也会比较重。
文化差异：在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文化中，人们倾向将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人们在意与他人的关系，社会闲荡较不明显；在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文化中，人们倾向将个人利益与福祉置于团体利益之上，因此独自作业时更为努力。

另外，社会闲荡也被用来解释去个人化后种种为所欲为与对社会规范懈怠之行为，当个别身份隐匿于团体中时，人们比较不倾向自省，不再思索应有的标准、价值、道德规范，因此做出平常不会做的事。

社会闲荡的相关实验[编辑]

William K. Gabrenya 的论文中，原先作者认为美国属于较个人主义式的文化，会有社会闲荡的现象发生，而台湾属于较集体主义式的文化，社会闲荡较不会发生。然而实验观察发现在台湾学生被要求鼓掌和吼叫来制造声音时，竟然与美国学生出现了同等程度的社会闲荡行为。作者的后续讨论，他认为这未必就代表原本的假设是错误的，而有可能是拍手与吼叫制造音量的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也不是其他成员会做不好的任务，因此社会闲荡的现象才没有跨文化的差异。此结论可以套用Williams 与 Karau（1991）提出的社会弥补(social compensation)的理论来解释。Williams 与 Karau 认为，当成员认为任务具有挑战性并预期其他成员会表现不佳时，会更努力为团体付出，较独自工作时更加努力，更不会有社会闲荡的状况发生。确实在William K. Gabrenya 的研究中，拍手制造声音的行为既不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亦不是其他成员会做不好的任务，因此社会闲荡的现象尽管在台湾这个较偏向集体主义的国家中仍然会发生，因而看不出跨文化差异。^[31]^[32]
经典实验：Ingham levinger graves & peckham (1974)要求参与者单独一人或和其他数人一起全力拉扯同一绳索，发现参与者单独一人拉扯时会比加入一群人时还来得多，而且加入人数越多，个人出的力量就越小。

利社会行为[编辑]

利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s)广义上指对社会有积极影响、被赞许的行为，狭义则是指能够增进团体或他人利益的行为，如合作、助人、慈善捐赠、分享、支持、慷慨、同情、安慰及利他行为等。由动机来看，利社会行为强调行动者的理由，其原始意图是否有利于他人或整个团体，纯以关心别人或社会出发，而非为私人利益而做。但行事者的动机不易被看到，所以一般利社会行为的研究大多以行为表现来界定。

与利社会行为概念类似的名词有利他行为，指在不期待回报及没有考虑个人利益，自发性或有意图地帮助他人行为，其中包括援助、救济、安慰、同情等。

大多数学者将利社会行为与利他行为当作相同主题来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有些不同：利社会行为有利于别人、也可能合理的有利于自己，但是利他行为则仅有利于别人，对自己可能并无利益。如合作、分享属于利社会行为，但并不是利他行为。

对紧急事件的回应:旁观者会帮忙吗？ 当一个紧急事件发生时，经常能听到某人对一个陌生人提供协助、或漠视的故事。能解释这种行为上戏剧性差异的是什么？在回答之前，我们提出一些例子，范圔从英雄式的行动到无动于衷的反应都有。

当陌生人正在受苦时:英雄主义或冷漠无情？

英雄主义(heroism)一词经常被误用，指称那些顺利地完成艰巨任务的人，而那可能是传出一记好球，使得全队达阵获胜的橄榄球英雄；或是及时从沉船中逃出，避免溺毙的英勇尝试。如 Becker 和 Eagly（2004）所指出的，英雄主义(heroism)实际上指的是在达到一社会所看重的目标时，勇敢冒险的行动，这包含两方面：为了好玩而从事冒险行为的人并不是英雄，而援救某个人自己的性命可能意义重大却不英勇。一个从事照护之类社会所称许的工作的人，会因选择了一个对社会有益的职业被祝贺，但不是因为他是个英雄一个正面的行动是小心地与刻意地，或是冲动地与不可控制地发生并不重要；不管怎样，该行为都会得到道德上的称许(Pizarro, Uhlmann, & Salovey, 2003)。英雄行为的例子包含了每年卡内基英雄奖章的获奖者。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营救或试图拯救他人性命的普通公民，从 1904 年开始，典型的获奖者是那些拯救被动物或罪犯攻击、在火灾中受威胁、溺水、触电，或是其他可能因危险而致命的人(Wooster, 2000)。同样戏剧性的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善心人士在欧洲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在纳粹威胁之下的犹太人(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2003)。Becker 和 Eagly（2004）还将英雄一词用在那些以较不危险亦较不戏剧性的方式冒险的个人身上，像是捐肾给一个需要接受移植的人、参与和平部队，或是志愿和世界医生联盟(Doctors of the World)到海外工作，对这些愿意冒险去帮助他人的个人的理解暗示了，许多人的利社会与无私令人钦佩。他们可说是正义、勇敢与关怀的人(Walker & Hennig, 2004)。

遣憾的是，也有对紧急事件无动于衷的例孒，暗示了自私、不关心与冷漠。心理学对利社会行为的兴趣，开始于某个事件引发的火花，即旁观者没有去帮助不幸的陌生人。该事件是 1960 年代中期发生在纽约市的一场谋杀。酒吧经理 Catherine(Kitty)Genovese 下班后回家，在穿越马路走向她居住的公寓大楼时，一个男人持刀靠近她。Genovese 小姐逃跑，但那男人一路追她，直到近到可以刺杀她的距离。她大喊救命，那一区附近许多公寓的灯都亮了，许多住户探头观看，试着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在这时候，攻击者打算离去，但当他发现没有人出来帮助受害者时，他又回到现场杀了她。事后，调查人员发现，这场持续了四十五分钟的攻击行为，共有三十八名住在那栋公寓里的居民亲眼目睹，但没有一个人冒险出来帮忙或打电话报警(Rosenthal, 1964)。

决定帮或不帮的五个关键阶段

随着对利社会行为的研究延伸超过一开始对旁观者人数的关切, Darley 和 Latané（1970）提出，一个人进行利社会行动的可能性，取决于由看到一个紧急事件的人必须快速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坐在舒服的椅子里，并且立刻想出旁观者该怎么做。看到刺杀攻击的目击者应该立刻报警、或者透过对攻击者大喊、或是集体一起停止攻击行动来介入。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很明显，在受劫持的飞机里的乘客集体做出回应，因此让恐怖份子无法完成他们让飞机坠毁在美国首都的目标。当你突然无预警地遇见一个实际的紧急事件，你必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以及该怎么做，如果可能的话，在决策过程的每个步骤里，许多因素的逻作使得助人行为或多或少较有可能发生。

步骤一:注意或没注意到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一个太忙而无法注意自身周遭环境的人，很有可能连很明显的紧急事件都会忽视。在这些状况下，没有得到太多的帮助，是因为可能的帮助者没有意识到紧急事件的存在。

步骤二:将一事件正确地诠释为紧急事件
在我们注意到一个事件之后，我们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拥有的讯息是有限而不充分的，大部分时间里，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结果都不是什么紧急件，而且不关我们的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潜在的帮助者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倾向按兵不动，等待更进一步的讯息。对于一个人目击的是个严重的问题或无后果可言的小事的资讯模糊，大部分人倾司接受一个令人安心、要求不高、而经常准确的诠释，指出采取行动并不必要(Wilson & Petrus Ka, 1984).这暗示了许多目击者的在场可能限制了助人行为，不只是因为责任分散，还可能也因为错误诠释情境并采取不合宜的行动，会令人感到困窘。在陌生人面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可能会让他们得出反应过度的结论。

步骤三:判断提供援助是你的责任
在许多状况下，责任是很清楚的。消防员应该要处理火舌乱窜的建筑物，负责撞车事件，而医疗人员处理伤害与疾病，要是责任不清楚，人们会假设任何扮演领导角色的人该负责:成人对小孩、教授对大学生等等(Baumeister et al., 1988)。一如我们先前提出的，只有一个旁观者时，那个人经常会承担责任，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步骤四:判断你有足够的知识和（或）技巧能采取行动
就算一个旁观者向前进展到步骤三，并且假设自己有责任，一个利社会的回应还是不会出现，除非那个人知道怎样能帮得上忙，某些紧急事件很容易，几乎每个人都有可以帮忙的技术。如果某人在冰上滑倒了，几乎任何旁观者都帮得上忙。另一方面，如果你看到某人把车停在路边，正在检查引擎，你没办法直接帮上忙，除非你对汽车有点了解。你能做的顶多就是找人帮忙。当紧急事件需要特殊技巧来解决时，通常在旁观者中，只有一个人能提供协助。例如，只有游泳健将能帮助溺水的人。在医疗紧急事件里，一个有执照的护士比一个历史教授更有可能帮得上忙(Cramer et al, 1988)。

步骤五:做出提供援助的最终判断
一旦旁观者在判断处理上走过前四个步骤，还是不会发生援助，除非他做出一个进行助人行为的决定。在这个最后关头的帮助，可能会被对于可能的负面后果的恐惧（这经常是实际的）所限制。实际上人们据称经常进行“认知代数”，权衡助人的正面与负面两方的利弊得失(Fritzsche, Finkelstein, & Penner, 2000)。帮助行为的奖赏主要是由助人者的情绪与信念所提供，但也有许多种不同种类的潜在成本。例如，如果你介入了 Kitty Genovese 的攻击事件，你自己可能遇刺。你可能在帮助个在冰上滑倒的人的时候跌跤。一个人寻求协助，也可能只是个幌子，引人到被抢劫或是更糟的处境(R. L. Byrne, 2001)。虽然假设没有提供帮助的人都有性格缺陷，是很简单的论点，但跳到这种结论却是不公平的。旁观者有些很好的理由回避做出利社会回应。

对助人行为的外在与内在影响 如你已见到的，利社会行为的兴趣，是由一个事件的旁观者为何有时会帮忙、有时却什么都不做的问题所引起。一开始被指认出来的因素是外在的，即旁观者的人数。在五步骤过程里，则有好几个内在因素被显示为重要，我们现在转向会产生影响的情境的其他方面，再转向几个同样在利社会回应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内在因素。

加强或约束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

在影响助人行为的可能性的角色中，决定吸引力(attraction)的是受害者的特征，指出该问题是否是受害者的责任的是该情境的细节，以及当下的情境或旁观者过去的经验中是否接触过利社会模范(prosocial models)。

一、帮助你喜欢的人
大部分研究兴趣的核心都是在陌生人提供帮助之上，因为很明显地，人们帮助自己的家人或朋友的可能性很高。如果一个很亲密的朋友被杀人犯所攻击，或是你的兄弟在研究中受到惊吓，你可能会采取行动吗？你当然会这么做。想想一个较不明显的情境，受害者是个陌生人，但比起受害者比你年长很多或属于不同种族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受害者和你在年龄或种族上相似，就比较可能去帮助他或她？答案是“会”，与自己相似的受害者比较可能会得到帮助(Hayden, Jackson, & Guydish, 1984; Shaw, Borough & Fink, 1994)。事实上，任何影响吸引力的特质也会增加利社会回应的可能性(Clark et al., 1987)。外表会影响利社会行为，而外表具吸引力的受害者会比不吸引人的受害者得到更多帮助(Benson, Karabenick, & Lerner, 1976) 男性很可能会为危难中的女性提供帮助(Piliavin & Unger, 1985)，这也许是因为在特定技能方面的性别差异（例如换轮胎），也许是基于性吸引力(Przybyła, 1985)，又或许是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寻求帮助(Nadler, 1991)。

二、帮助模仿我们的人
利社会行为的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决定因素是模仿(mimicry)，即一种模仿与我们互动的人的行为的倾向。人类已被发现会模仿身边的人的腔调、音调以及语速。他们还会模仿他人的姿势、癖性以及情绪(Chartrand & Bargh, 1999; van Baaren et al., 2004)。这种倾向似乎是自动、无意识而天生的，并且对被模仿的人有正面的效应。模仿会增进喜欢、同情与关系的密切;因而它在社会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Chartrand, Maddux, & Lakin, 2004)。在刻意(deliberate)模仿的例子之一里，研究参加者和模仿或不模仿其姿势、身体方向、手脚姿势的实验者互动六分钟，然后，实验者“意外地”掉了几支笔在地上。所有被模仿过的研究参加者都帮忙把笔捡起来，但只有三分之一没被模仿的研究参加者做同样的事，因为模仿增强了吸引力，这个发现可能是种吸引力的效应，而不表示模仿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为了研究这个可能性，其他的实验条件被设计出来。在这些新的实验里，学生再次在和实验者的互动中被模仿或不被模仿。在一个条件下，另一个人进入房间，他的笔掉在地上。在另一个条件下，在互动之后，每个学生都得到两欧元的报酬，而后给他们两个选择，一是留下这些，一是将部分或全部的钱匿名捐给帮助儿童就医的慈善机构。在以上三个实验条件中，都是被模仿的人比没被模仿的人更有可能帮助别人。模仿为何有这种效应呢？有些研究者提出，模仿在求生存与繁衍上扮演某种角色，因为它增强了动物群体的凝聚力与安全性(Dijksterhuis, Bargh, & Miedema, 2000)，也因为模仿是学习与同化过程的重要面向(de Waal, 2002)。不管怎样，模仿都可以包括在影响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内。

三、帮助对其问题毫无责任的人
如果你某天早辰走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不省人事的人躺在地上，你会帮他吗？你知道助人行为会受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因素影响，从另一个旁观者的在场到人际互动皆然。但还有另一个考量。这个人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如果他的衣服肮脏破旧，身旁还有一个空酒瓶，你会怎么假设？你可能会判断他是个醉倒的酒鬼。相反的，如果他穿著名贵的西装，额头上有严东的刀伤呢？这些线索可能引导你判断这是个遭到抢劫的人。基于你对一个人可能失去意识躺在人行道上的理由所做的归因，比起那个额头上有刀伤的人，你可能比较不会去帮忙那个身旁有空酒瓶的陌生人。一般而言，要是我们相信受害者对自己的处境该负责任的话，我们比较可能不采取行动(Higgins & Shaw, 1999; Weiner，1980)。

四、接触到利社会模范会增加利社会行
你出门买东西，遇到一个慈善组织的代表在募款，你是否会决定要透过捐款来提供协助？做这个决定的、个重要因素是，你是否看到其他人捐款。如果其他人给钱了，你就比较可能也会这么做(Macauley, 1970)。就算只是看到硬币和纸钞（假设是当日稍早的捐款）也会鼓励你去回应。慈善募款牵涉到许多和乞讨或推销产品相同的心理历程。
在一个紧急事件中，我们知道不回应的旁观者会限制助人行为。然而，助人的旁观者能提供有力的社会模范(social model)，而这会在剩下的旁观者之间导致助人行为的增加，在一个提供例证的实地研究中，一个汽车爆胎的年轻女性（研究者的助手）把车停在路边，其他的驾驶人如果先前经过了一个安排好的场景，有另一个车子抛锚的女性被看到且得到帮助，那他们就更倾向停车去帮忙(Bryan & Test, 1967)。
在媒体中助人的利社会模范，也有助于创造鼓励利社会行为的社会规范。在一个对电视节目的力量的研究中, Sprafkin , Liebert 和 Poulous（1975）有能力增加六岁孩童的利社会回应，他们给某些孩童看一集有救人场景的“灵犬莱西”。另一组孩童看另一集焦点不放在利社会主题上的“灵犬莱西”。第三组孩童看的是一集幽默的“脱线家族”，同样没有利社会的内容。看完节目之后，孩子们玩个游戏，获胜者有奖，在游戏时，某个孩童都被安排遇到一群哀号、饥饿的小狗。在这时候，孩子们面临一个选择:要停下来帮助这些小狗（因而失去获奖的机会），还是为了继续游戏而忽略这些小狗。孩子们很明显地受到他们所看过的电视节目的影响。那些看过“灵犬莱西”救人那集的小孩停了失去获奖的机会)，还是为了继续游戏而忽略这些小狗。孩子们很明显地他们所看过的电视节目的影响。那些看过灵犬莱西”救人那集的小孩停了下来，并且比看过另外两个电视节目的小孩花更多时间试图安抚小狗，一如预期，在电视上看到利社会行为，增加了在真实生活中利社会行为的发生几率。
其他实验已经证实了正面电视模范的影响。收看“芝麻街”、“小兔邦妮”或“六人行”之类的利社会节目的学龄前儿童，比不看这类节目的孩童，以利社会的方式回应的倾向高得多(Forge & Phemister, 1987)。当然，与媒体的接触也可能有负面的效应。例如，玩暴力的电动游戏的研究参加者，随后会减少利社会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1)。

情绪与利社会行为

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是由内在与外在因素所决定。
在任何一天，一个人的情緖可以是快乐或伤心、愤怒或钟爱，以及其他许多的可能。情绪经常分为两个主要类别:正面与负面。看来似乎是心情好会增加帮助他人的倾向，而心情不好会妨碍助人行为。有许多证据支持这种普遍的假设(Forgas, 1998)。然而，研究指出，情绪对利社会行为的影响比我们所预期的可能还要复杂得多(Salovey, Mayer, & Rosenhan, 1991)。

一、正面情绪与利社会行为
儿童似乎很快就能学到一个观念，即在父母（或老师）心情好的时候提出要求，比较容易得到应允。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对的，而这个效应会扩及利社会行动。研究指出，人们在听过一个脱口秀演员表演(Wilson, 1981)、捡到点小钱(Isen & Levin, 1972)，或仅只是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在户外消磨一会儿(Cunningham, 1979)，而情绪得到振奋之后，会更愿意去帮忙。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一个正面的情绪可能会减少以利社会的方式回应的可能性(lsen, 1984)。一个情绪非常正面的旁观者在遇到一个情况不明朗的紧急事件时，可能会将该情境诠释为非紧急事件。就算很清楚存在一紧急事件，如果这得要他做某些困难而令人不快的事，心情好的人还是倾向不施以援手(Rosenhan, Salovey, & Hargis, 1981)。看来一个好的情绪给我们独立的感觉，而这包含了转身不看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权力。

二、负面情绪与利社会行为
再次提到，普遍的假设是处于负面情绪的人较不可能会帮助别人，而同样真实的是一个把焦点放在自己的问题上而不快乐的人，比较不可能会去进行利社会行动(Amato，1986)。然而，和正面情绪一样，特定的情况可能会改变这种一般的趋势。如果帮助他人的行动包含了让你感到更好的行为，那一个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比一个心情普通的人更有可能去做利社会行为(Cialdini, Kenrick, & Bauman, 1982)。如果负面的感受不是太激烈、如果一紧急事件显而易见、假使助人的行为有趣且令人满足，而不是无聊又无报酬的，这时候负面情绪最常对利社会行为有正面的效应(Cunningham et al., 1990)。

参与助人行为相关的同理心及其他人格性情

我们已经描绘过各种情境与情绪的因素会如何影响利社会行为，但不同的人面对相同的情境或处于相同的情绪状态，却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回应。有些人比他人更乐于助人。这类行为上的个人差异，据假设，是基于人格性情(personality dispositions)，即个人独有的行为倾向。人格性情乃是基于基因组合、学习经验，或是这两者的组合。这类性情随着时间倾向变得相对稳固。例如，在童年早期利社会的孩童，在青少年时会以相似的方式行动(Caprara et al., 2000; Eisenberg et al., 2002)

一、同理心:基本的要求
对个人在助人行为的差异的研究兴趣，核心大多在于同理心(empathy)(Clary & Orenstein, 1991; Schlenker & Britt, 2001)。同理心是由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情感与认知回应所构成，包含了同情、解决问题的欲望，以及对他人观点的采纳(Batson et al., 2003)。一个同理的人会感受到他人的感受，并理解那个人为何如此感受(Azar, 1997; Darley, 1993: Duan, 2000)。情感要素对同理心而言是关键的，而十二个月大的婴儿似乎就会对他人的苦痛以苦痛的感受回应(Brothers, 1990)。相同的特性也可以在其他灵长类动物(Ungerer et al., 1990)，以及可能在狗与海豚身上(Azar, 1997)观察到。演化心理学家提出，同理心的情感要素包含了同情的感受，不只是感受到他人的痛苦，还包含了表达关切与试图解除痛苦。这样的发现与利社会行为有其生物学基础的观念相符。
同理心的认知要素似乎是人类的特质，在婴儿期之后发展出来。这类的认知包含了考虑他人观点的能力，这有时被称为角色取替(perspective taking)，即“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的能力。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辨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取替(Batson, Early, & Salvarani, 1997)

1.你能想像他人如何理解某一事件，以及结果他或她一定会有何感受，即换到“想像的他人”的观点，采用这种观点的人会体验到相对纯粹的同理，这会激发利他的行为。

2.你能想像如果你在该情境下，你会如何感受，即换到“想像的自我”的观点。这么做的人会体验到同理，但激发他们的可能是自我利益，这有时会妨碍利他行为。

3.第三种角色取替的类型，需要认同一虚构角色，即同理故事中的某人（或某个创造物）。在这种例子里，存在的是对某一角色的快乐、悲伤以及恐惧等情绪反应。许多孩子（及成人）可能会在小鹿班比发现她的母亲被射杀时哭泣，或是当邪恶的西方女巫威胁桃乐西和“你的小狗”时，害怕得蜷缩起来。

二、同理心如何发展？
人们在如何回应他人情绪的苦痛上彼此不同，其中一个极端，是那些愿意冒生命危险帮助他人的人，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人。和大部分性情特质一样，答案似乎在于生理差异与经验差异的组合之中。
Davis、Luce 和 Kraus（1994）研究了基因因素，他们检视了八百个以上的同卵与异卵双胞胎，并发现遗传构成了同理心的两个情感面向（个人痛苦与同情的关怀），但并不构成认知的同理。生物学上的差异说明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们在情感同理上的变异。据假设，其他的因素能解释认知上的同理以及另外三分之二的情感同理。心理学家 Janet Strayer(quoted in Azar, 1997)暗示，我们生来都有同理的生物学能力，但我们的特定经验会决定这种天生的潜能是否会变成我们的自我的一个有活力的部分，或是变得无法被展现出来。许多学龄前的孩童能够区别对他人同理或自私的行为，而那些理解这种差异的孩子会以较为利社会的方式行动(Ginsburg et al., 2003)。哪种经验可能会增强或限制同理心的发展呢？安全的依附模式会促进对他人需求的同理的回应(Mikulincer et al., 2001)。先前，我们描述过的研究指出，短暂接触到利社会的电视模范对同理心的正面效应。看来，延长与这类模范的接触会有更大的价值。研究者相信，父母亲作为模范的影响力可能比媒体的影响大得多。精神科医师 Robert Coles（1997）在著作《孩童的道德智能》(The Moral Intelligence of Children)中，强调母亲与父亲在形塑这类行为上的重要性。他指出，重点是要教孩子要“善良”与“亲和”，并为他人着想，而非只想到自己。好孩子不自我中心，他们更有可能会对他人的需求给予回应。道德智能并不建立在记忆规矩和规则或抽象定义的学习之上。相反地，孩童透过观察双亲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来学习, Coles 相信，小学那几年是孩童良知发展与否的关键时刻。
在青少年早期，双亲与教师的正面影响会被同侪的负面影响所取代(Ma et al., 2002)。没有合适的模范与经验，孩子很容易长成自私又粗鲁的青少年，然后变成同样令人讨厌的成人, Coles 声明，学到要待人和善的孩子，对于帮助他人有强烈的承诺，而不是伤害他人。如果孩童的母亲是个温暖的人，或是双亲都强调他人会如何被伤害性的行为所影响，以及家庭能够在支持性的气氛讨论情绪，同理心最有可能得到发展。使用怒气作为主要控制孩子的手段的父母，会限制同理心的发展(Azar, 1997; Carpenter, 2001)。不论是因为基因差异或社会化经验的差异，女性表现出比男性程度更高的同理心(Trobst, Collins, & Embree, 1994)。与此发现相符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协助营救犹太人逃离纳粹的女性人数比男性多出一倍的事实(Anderson, 1993)。
一个同埋心的特殊例子，是对诸如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像是 2001 年对世贸大楼的攻击行动，或是 2004 年马德里的火车爆炸事件，人们的回应为何。大部分人深感同情，还常在物质上提供协助。如果受害者与你自己相似，又如果你经验过同种灾害的话，似乎会较有同理心(Batson, Sager, et al., 1997; den Ouden & Russell, 1997; Sattler, Adams, & Watts, 1995)。

三、其他与利社会行为相关的人格变项
人格的许多面向舆利社会行为有关的事实，让某些研究者主张，相关因素的某种组合构成了所谓的利他性格(altruistic personality)。一个利他的人在五个向度上得分很高，这在那些在紧急情况中进行利社会行为的人身上已被发现(Bierhoff, Klein, & Kramp, 1991)。相同的五种人格特质也在那些 1940 年代在欧洲主动帮助犹太人的人身上发现得到，这些性情因素如下：

1. 同理心。如你可能预期的，那些助人者被发现同理程度较高。最利他的人描绘他们自己是负责任、社会化、安慰人、宽容、自制，并且被激励要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人。

2. 正义世界信念。助人的个人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公平且可预测的地方，在其中，好的行为会得到奖赏，而不好的行将会被惩罚。这种信念会引导出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是当为之事的结论，以及助人的人会因其善行而获益的期待。

3. 社会责任。最乐于助人的个人表现出某种信念，即每个人都有责任尽己所能地去协助任何需晏帮助的人。

4. 内控性格(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一个人能选择以将好的结果最大化以及不好的结果最小化的方式行动，没伸出援手的人，倾向于有种外控性格(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相信他们的行为亦不重要，因为结果是由运气、命运以及其他不可控制的因素所掌控。

5. 低自我中心。利他的人不倾向于关注在自我身上，竞争意识也不强。利社会行为被发现会被情境的许多方面、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同理心，以其他部分基于基因差异与童年经验的人格性情，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所影响。

对利社会行为的长期投入，以及得到帮助所造成的影响

除了对一个紧急情况的回应之外，利社会行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包含把笔捡起来、安抚小狗、保护受害者，以及捐款给慈善团体等等。还有一个较为不同的利他行为的例子，反映在志愿进行某一有价值目标的工作当中，而且经常是长时间的参与。在所有种类的利社会行为当中，在决定行动与否中会浮现出道德议题，而个人必须在自我利益与道德正直之间做平衡，而不进行道德伪善。在另一个利社会行为的面向，则是在被帮助的人身上的助人效应(effect of helping)。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处理上述这些主题。

志愿服务

当有需求的人有长期的、持续性的困难，需要在一特别长的时段里接受帮助的时候，就需要一种特别类型的利社会行为(Williamson & Schulz, 1995)。一个志愿在这种背景下提供帮助的人一定要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投注数个星期、数个月，甚至更久。在美国，几乎有一亿个成人每年志愿服务二百零五亿个小时，平均每周 4.2 小时的利社会活动(Moore, 1993)。

在 2003 年，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当中，令人惊奇地有 87%的人志愿投入时间或金钱。可以很合理地假设，在全世界，人们付出了数量庞大的时间进行志愿助人的行动。先前描述过的对一紧急事件回应的五个步骤，也适用于志愿服务。例如，为了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一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精确地诠释这个问题、假设个人提供帮助的责任、决定一套你可能做到的行动，然后实际进行该行为。是什么激励人们放弃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去帮助他人呢？答案之一是，一个人必须被说服某个既定需求的重要性;有价值的目标当然有很多，而没有人可以全部帮上忙。当志愿投入时间与金钱的人被以种族或族群来辨识时，就会出现其他的关切(what gives？, 2004)。

在美国，白人大多数的帮助给了动物、环境以及紧急事故人员，像是警官与消防员。非裔美国人更可能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或饥饿的人、为少数群体权益奋战的团体以及宗教机构。亚裔美国人偏好协助博物馆及其他艺术与文化企业。西班牙裔则为移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提供协助。看来不同背景的人会被其群体的特定关切所刺激, Clary 和 Snyder（1999）指出六种作为志工的基本功能，分别为价值、理解、提升、事业、社会、保护。

因受命令、利他主义或是传承而来的志愿服务

一个产生志愿服务的方法是命令，譬如某些高中或大学要求，学生要毕业的话，得花一定的时间在志愿服务上。虽然这种做法确实产生了大量的“志工”，但被迫进行这类工作的感受减少了许多学生未来从事志愿活动的兴趣(Stukas, Snyder, & Clary, 1999)。这些计划已经受到批评，因为“如果这是被要求的，就别以志愿服务名之;如果这是志愿的，就不该是被强迫的”(Yuval, 2004, p. A22)。

志愿者是否表现出和进行其他利他行为的人一样的人格特质呢？答案是“是的”，因为志愿者在假设上倾向内控性格(Guagnano, 1995)及高度的同理心(Penner & Finkelstein, 1998)，特别是在同理心的关怀及角色取替等方面(Unger & Thumuluri, 1997)。 McAdams 和他的同事（1997）则描绘了志愿服务另一个不同的特征。他们定义传承(generativity)是成人在未来世代之中的兴趣，以及对未来世代的承诺，那些传承度高的人的兴趣与承诺，表现在成为父母、教导年轻人以及进行对其生命时光有正面影响的活动。

自我利益、道德正直与道德伪善

很少有人在面对某个受伤、受惊吓、迷路、饥饿等的人的时候，会是有意识地冷淡或无情的。然而，大部分人却可以被轻轻地推向这个方向，透过说服自己并没有理由要提供帮助(Bersoff, 1999)。例如，“这不是我的责任”或“这是她自己的错”。只要有足够的借口，我们就能驳回或解除道德标准(Bandura, 1999)。

我们倾向高估我们道德行为的频率，并相信我们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进行无私与慈善的行动：一种“比你更神圣”的自我评估(Epley & Dunning, 2000)。事实上，对于在其他方面谨守道德的人，找到一个在各种（从一紧急事故中一个陌生人需要帮助、慈善团体需要帮助，以及需要志工的组织等）情境下，不依循道德行动的理由是很容易的。我们在下面的章节将描绘某些道德行为底下的动机。

动机与道德

Batson 和 Thompson（2001）^[33]主张，当一个人面对道德两难时，有三个至关重要的主要动机：自我利益、道德正直与道德伪善。

依据人们认为哪种动机对其而言是最主要的可将其加以分类。

自我利益：大部分人，至少在某部分上，都受自我利益〔self-interest ，有时被称为利己主义(egoism)〕所刺激，我们许多的行为都是基于追求任何能提供我们最大满足的东西；我们追求奖赏，并试图回避惩罚。主要动机是自我利益的人并不关切对与错，或公正与否的问题，他们只是做对他们最好的事情。
道德正直：部分人会强烈地受道德正直(moral integrity)所驱使，他们在行动时在乎诸如善良与公正之类的问题，并经常同意牺牲自己某些利益，才能“为所应为”。对一个主要受道德所激励的人而言，在自我利益与道德正直之间的冲突，会由做出道德选择来解决。这种有时令人痛苦的抉择同时具有内在与外在的支持。例如，一个道德抉择会因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或是被他人提醒这些价值观所加强。当然，有时候，道德正直会被自我利益所淹没，而其结果则是有问题的行为与罪恶感。
道德伪善：这是由那些想要看来有道德却同时回避真的执行道德的成本的人所构成。个体的行为是由道德伪善(moral hypocrisy)所激发，受自我利益所驱使，但却在乎其外在的形象。对他们而言，看起来什么是正确该做的事似乎很重要，但事实上他们的行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为了探讨这些基本的动机，Batson等人 (1997) 执行了一个道德两难的研究^[34]，此研究设计了一个实验室情境，在其中大学生的参与者会面对一个道德两难议题，每个人都被赋予权力，可以在两个实验任务中择其一：较令人喜欢的任务包括一个赢得奖券的机会，较不令人喜欢的任务则被描绘为单调而无聊的（而且没有奖券）。大部分研究参加者（超过 90%）都同意，将单调的任务指派给自己是件有道德的事，也是个有教养的选择，他们接受了“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就该如此待人”的观念。然而，尽管有这些观点，大部分人（70%以上）做的却相反。在这个简单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做了一个基于自我利益之上的选择。只有少部分人（20%到 30%）以他们指出合乎道德的方式去行事。

被帮助的感觉如何？

如果你需要帮助，而某个人过来提供协助，看来似乎很明显地，你会带着感激之情给予正面的回应，然而，人们的反应经常完全不是这样。

一、被帮助可能令人感到不悦

一个接受帮助的人可能会以不舒服甚至愤怒来回应。例如，某些有肢体损伤的人可能需要帮助，但在得到帮助时却仍多少感到抑郁(Newsom, 1999)。要求帮助是个人身体问题的提示，而接受帮助是另一个人更幸运的证据，因为他或她身体并没有损伤。提供协助的人对这类反应的可能性必须敏感一些。

一般的问题是，当你接受帮助时，你的自尊会受挫，特别是帮助你的人是朋友或是某个在年龄、教育程度或是其他特质上与你相似的人的时候，更是如此(DePaulo et al., 1981; Nadler, Fisher, & Itzhak, 1983)。当一个年轻人在公车让座给一年长者，这种提议很可能会被感激地接受。然而，如果这个提议是由另一个年长者所提出的话，却会被拒绝，因为提供帮助的人可能会被理解为在表现某种优越感。“我身体比你好，所以请坐吧。”

较低的自尊会导致负面的情感及讨厌的感觉。与此相似，当一个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例如一个非裔美国学生）未经要求便得到一个未被污名化的群体的成员（例如个白人学生）的帮助，那回应就可能会是负面的，因为这种帮助会被理解为一种施恩似的侮辱(Schneider et al., 1996)。因为同样的理由，手足所提供的帮助也可能让人感到不快，特别是由弟弟所提供的帮助(Searcy & Eisenberg, 1992)，但由另个人而来的相同程度的帮助似乎不那么具威胁性(Cook & Pelfrey, 1985)。

助人者最被喜欢的情况，是当接受帮助者相信这个协助之所以被提供，是因为对有所需要的人的正面感情的时候(Ames, Flynn, & Weber, 2004)。这种帮助会引起互惠规范(reciprocity norm)，而被帮助的人则会被激发在未来以一善行回报。当助人行为是基于助人者的角色时（例如警察帮助迷路的孩子），或是基于助人者的成本利益分析时（例如，助人者决定帮忙，因为他在这行为中得到的会比失去的多），对助人者的吸引力，以及互惠的渴望会较不强烈。

二、当帮助令人不悦时，会激发自助行为

不论何时，当一个人对于接受帮助感到不悦时，其中有个不明显的正面面向。当被帮助的不悦足够强烈时，他或她会被激发要在未来自助，以避免这样的情境(Fisher, Nadler, & Whitcher-Alagna, 1982; Lehman et al., 1995)。没人想要显得无助或无能，而自助能减少依赖的感觉(Daubman, 1995)。我(Donn Byrne)在这些年来学到很多关于使用电脑的新奇事物，因为我不想每次当我要复制一个档案到磁盘机上、寻找一个网站，或是在电子邮件里附加档案的时候，就得依赖我的女儿。相反地，当我从一个电脑专家那得到帮助时，我就一点也没有透过学习那个人的技巧以便帮助自己的动机。

进行利社会行为的基本动机

人们为何会帮忙？很明显地，影响个人是否可能进行利社会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情境的许多面向、旁观者对情境的认知评估、自身的情绪状态，以及其他性情变项都会造成帮助是否会发生的可能性。现在我们转向另一种问题，关于利社会回应(prosocial responses)，这不是探究在什么情况下谁会帮忙，而是为什么一个人会被激发去进行利社会行为。

已有几个理论被提出，但大部分都是基于相似的假设，即人们倾向将奖赏极大化，并将惩罚极小化。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那问题就变成了“助人为何能得到奖赏？”。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人们倾向将其助人行为归因于无私的动机，像是“那是应该做的事”或“上帝让我在这里是有道理的”。而在被问到为何另外一个人会进行这样的行为时，答案被均分为无私的动机，像是“她是个英雌”，和自私的动机，像是“她只是想让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报纸上”(Doherty, Weigold, & Schlenker, 1990)。

就算那些穷其一生试图解决像是全球暖化或癌症之类的大问题的人，也经常被认为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行动(J. Baron，1997)。这种归因的终极例子，就是指称这些对他人施以帮助的人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能被奖赏在天堂度过永生的盼望。结果，就可能可以将所有的利社会行为解释为至终是自私与自我中心的，但也许更合理的，是主张这类行为某部分是基于自私与无私的动机。我们现在转向三个主要的心理学理论，每个都试图解释利社会行为。然后我们讨论人们为何助人的生物学观点。

同理心—利他:帮助他人感觉很好

对于利社会行为，在某些程度上最不自私，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最自私的解释就是:同理的人之所以帮助他人，是因为“做好事感觉很好”。作为人们之所以助人的解释, Batson 和他的同事（1981）提出了同理心—利他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他们提出，至少有某些利社会行为是仅受到帮助有需求的人的渴望所驱使的(Batson & Oleson, 1991)。这样的动机够强烈，让助人者愿意进行令人不悦的、危险的、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的活动(Batson, Batson, et al., 1995)。

对有需求的人的怜悯超越了所有其他的考量(Batson, Klein, et al., 1995)。为了检测这个助人行为的利他主义观点，Batson 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实验程序，在其中他们透过将一个受害者描绘为与旁观者非常相似的方式，激起他或她的同理。另一个研究参加者告知的则是受害者与他的不相似之处，因此同理心并未被激起。然后旁观者被给予一个助人的机会(Batson et al., 1983; Toi & Batson, 1982)。研究参加者被赋予一个“旁观者”的角色，透过电视监视器看一个“同学”在执行任务时选（据称）接受电击。这个受害者事实上是研究同谋，影片也是事先录好的。任务开始进行之后，同谋表示很痛苦，并透露她在儿时有被电流伤害的经验，虽然她同意如果有需要就继续下去，实验者还是问观察者是否愿意与她交换位置，或是实验应该就此停止。

在同理程度低的时候（受害者与研究参加者不相似），研究参加者偏好结束实验，而非进行一痛苦的利社会行动。当同理程度高的时候（受害者与研究参加者相似），研究参加者较有可能和受害者交换位置，据假设，这是因为对受害者的同理心所激发。因为同理心的刺激很强，人们倾向不要接受会激起同理心的讯息(Shaw, Batson, & Todd, 1994)。面对一个需妥帮助的受害者，研究参加者只有在助人成本低的时候，才会愿意同理，包括受害者的各方面。当助人的成本高的时候，研究参加者偏好回避关于受害者的详细讯息。当有好几个受害者需要帮助的时候，同理的感受也会使事情变得复杂。

当你知道有许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一封从奥克拉荷马市的世界反饥饿组织(Feed the Children organization)寄出的信提到，“每个月，有一千两百万个美国孩童在饥饿中挣扎求生”。对一千两百万个孩童产生同理心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就算你感到强烈的同理，你也不能帮助所有的人。如果你只是对这个群体之中的一个成员同理的话，你会不会更愿意提供帮助？慈善组织鼓励了这样的回应。只要一张只有一个小孩的照片，让她悲伤地要求对她和她家人的帮助，你很可能会以选择性利他行为(selective altruism)回应，帮助那个个人，就算你非得持续忽略剩下的上百万人(Batson, Ahmed, et al., 1999)。

为了反对对利社会行为的同理心—利他观点的论点, Cialdini 和他的同事（1997）同意同理会导致利他行为，但指出这只有在当研究参加者理解到自我与他人之间有所重叠时才会发生。他们进行研究以论证，在没有“同一性”的感受时，助人行为就不会发生。同理的关切自身并不会增加助人行为。Batson 和他的同事后续的研究则指出相反的观点，即“同一性”并非必要。很明显地，这个议题尚未被解决(Batson et al., 1997)。

负面状态的解除:助人让你觉得不那么糟糕

除了因为利他行为会导致正面情绪之外，有没有可能因为觉察到一个人有所需求让你感觉很糟，因此你为了减轻你的负面情绪而帮忙？对利社会行为的这种解释被称为负面状态解除模式(negative-state relief model)(Cialdini, Baumann, & Kenrick, 1981)。为检验此假说而设计的研究指出，负面感受增加了助人行为的发生，研究者证实了这个主张，他们还发现，旁观者的不快乐状态，究竟是由与紧急事故不相关的某件事还是由紧急事故本身所引起，都与此无关。你可能是因为得到很差的成绩而难过，也可能是看到一个受伤的陌生人而难过。

在任一个情况下，你都可能会进行一利社会行为，主要是作为改善你自己负面情绪的方法(Dietrich & Berkowitz, 1997; Fultz, Schaller, & Cialdini, 1988)。这类研究指出，不快乐会导致利社会行为，而同理心则不是必要的因素(Cialdini et al., 1987)。

同理心愉悦:助人作为一种成就

一般而言，对他人有正面影响的感觉很好，这是真的。施比受更有福几乎完全正确。助人因此可从同理心愉悦假说(empathic joy hypothesis)的基础来解释。一个助人者回应一个有所需要的受害者，这是因为他或她想完成某件事，而人际间的成就是有报酬的。这个主张中的一个重要意涵是，对助人者而言，知道他或她的行动有正面的影响是很要紧的。有人论称，如果助人行为完全建立在同理心的基础上，那其效应的回馈就无关紧要了。

为了检测同理心愉悦假说的这个方面, Smith、Keating 和 Stotland（1989）要求研究参加者看一卷录像带，在其中有个女学生说她可能会从大学退学，因为她感到被孤立而忧伤。据描述，她可能和研究参加者相似（同理程度高）或是不相似（同理程度低）。在研究参加者看过录像带之后，他们得到一个给予有助益建议的机会。其中有些人被告知他们将得知他们建议的效果的回馈，其他人则被告知他们不会知道这个学生最后如何决定。研究发现，单是同理心并不足以引起利社会回应。

相反地，只有在研究参加者同理程度高并且对其建言的影响能得到回馈时，研究参加者才会提供帮助。注意，在这三个关于进行利社会行动的理论中，采取行动的个人的情感状态都是关键。三个公式都依赖进行助人行为的人是因为那感觉不错或这让他们感觉较不糟糕的假设上。而且，这三个公式在特定的条件下，都能预测利社会行为。在其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确立，利社会行为可以被自我利益所激发。这包含了由被帮助者而来的报答的期待，以及各种世上的（尊敬、名誉、感谢，以及有时候是物质的利益）和来世的奖赏。也许确实不存在纯粹的利他行为，或至少是非常稀少。在我们转向利社会行为作为一情感与奖赏的功能之前，让我们看看第四个模式。

基因决定论:助人作为一种适应性的回应

基因决定模式(genetic determinism model)是基于一般的生物学观点(Pinker, 1998)。据假设，人们对于被基因要素所引导的意识并不比灰雁强，而很多我们所做的事都是因为我们“受造如此”(Rushton, 1989)。人类大部分身体特征的遗传根源是建构完善的，许多行为特征也有其基因基础。我们人类的特征在演化中被“拣选”，单纯是在他们与繁衍成功的相关的基础上。因此任何促进繁衍的身体的或行为的特征，就比其他要不是干扰繁衍的成功或仅只是与之无关的特征，更有可能在未来的世代里重现。

对各种物种的研究指出，两个个别有机体之间的基因相似性越高，在其中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候，另一个就更有可能会帮忙(Ridley & Dawkins, 1981)。演化理论家还创造了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一词来描绘这种现象。个体 A 与个体 B 越是相似，他们就可能有越多相似的基因。果真如此，当 A 帮助 B 的时候，某部分 A 的基因就更有可能在未来的世代中会重现，因为两个个体之间有基因上的重合(Rushton, Russell, & Wells, 1984)。

从这个观点来看，利他行为未必会为助人的个体带来好处，但它却具有适应性，因为适应不只限于个体及其繁衍适应程度，还受限于整体适宜性(inclusive fitness);自然选择偏好那些对所有与我们共享基因的人有好处的行为(Hamilton, 1964; McAndrew, 2002)。纵然冒生命危险去营救另一个人，看起来并不具适应性，但如果被救的人在基因上相似的话，就具有适应性(Burnstein, Crandall, & Kitayama, 1994)。最适合去救人的人很明显是够年轻且可以繁衍的亲属，这个面向的整体适宜性便引出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一词, Burnstein 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在一个紧急事件中你会选择营救谁的假设性决定的研究。

正如基于基因相似性的预测，研究参加者更有可能帮助一个近亲甚于一个远亲或非亲属，而且，正如基于繁衍能力的预测，帮助年轻亲属的可能性较大。若是得在一个够年轻、足以生育的女性亲属与另一个过了更年期的女性亲属之间选择，他们会帮助年轻的那位。看来我们会彼此帮助，很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千百年来的适应性，让我们被设计去以这种方式行动，并为此感觉良好。在本章概述的各种社会心理学概念，在指认增强或限制在个人的情境、认知以及情感回应的细节下隐含的基因倾向，都是有效的(e.g., Manner et al., 2002)。

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编辑]

感染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影响方式，在许多场合下，情绪体验更活泼、更深刻，感染有积极的作用。如教育他人、治疗某些疾病、使人适应环境、提高工作、学习效率等。感染也会产生消极作用，如利用感染进行煽动，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等。透过社会学习，我们会自动而非刻意地去模仿社会中其他分子的行为、情绪或思想。比如：青少年抽烟喝酒(Rodgers，2007)以及都会传说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都会传说可以满足人的好奇心，即使并非真实的故事，经过众人们口耳相传，最后就被大家认为是真实的事件。(Gilovich，1991；Heath&Heath，2007)

引起社会感染的原因主要有：（1）个人特点（2）认同感（3）欲求满足。

社会感染包括个体之间的感染、大群体之间的感染和文艺作品的感染三种类型：

1.个体间的感染：发生在两个人或者直接接触的小群体成员之间的感染。这是一种常见的、主要的感染现象。如丈夫受到嘉奖产生的愉快情绪，引起妻子及其他家人为之兴高采烈。

2.文艺作品或大众传媒感染：指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文艺作品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体情绪的影响。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这种感染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3.大型开放群体的感染：发生在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但其成员又不能人人都接触到的大型群体内的感染。其重要特征是循环反应，个体的情绪可引发他人产生的相同情绪，而他人的情绪反过来加重原有情绪。这种感染中情绪反复激荡，易于爆发，导致人群的非理性行为发生。

反社会行为[编辑]

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rhavior)：与利社会行为相反，是对整体社会有害、无法增进社会福祉且被社会成员所责难的行为，可触及之范围广泛，可涉及杀人、强奸、故意伤害他人、虐待动物。在精神病学上，持续性的反社会行为可被诊断为反社会型人格异常。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第十版则将其定义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Dis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普遍被公认为危害社会的行为有两类：偏见与侵略。

偏见(prejudice)[编辑]

偏见是针对一个“团体”的态度，并非针对“个人”的态度，但是针对团体的反对态度常常延伸到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因为人们常常习惯扁平化一个族群的特性，并忽略其中的个别差异。

如：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某一帮派犯下多起杀人案，则我们对这个帮派的负面观点并非偏见，但当我们直接假设帮派内的“所有成员”都是杀人犯，则此观点并不正确。

对于偏见的社会认知：

Patrica Devine 及其同事的观点认为偏见是一种可以被矫正的坏习惯，另一项观点则表示偏见是了解他人的途径。

形成因素：

1.社会性归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将人类归类的倾向，依据一般归因将有共同特质的人分类，一般归因如：性别、年龄、职业、种族、阶级。

2.刻板印象(stereotype)：一种知觉的典型范本，此范本描绘出某一种社会分类的典型特性，而刻板印象通常假设典型范本代表了此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如前述的将群体扁平化的现象）。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显示，孩童在童年期间学习与使用愈来愈多的性别刻板印象(Neto，Williams，&Widner，1991)。

型塑社会性归类与刻板印象的利弊：

利：帮助组织我们对别人的知觉，有大量资讯的可及性，尤其在面对不甚熟悉的人时，依然可以依据其群体特质与预期行为而在短期接触中快速地做出适当的反应与行为。

弊：相对来说，这些预期性的社会认知也造成了错误解读我们不熟悉的语言与行为。

一名社会心理学家 Claude Steele（1990）曾警告，使用刻板印象会造成对弱势群体中成员的伤害（例如女性与黑人），在“刻板印象受害性”(stereotype vulnerability)中，一个人查觉到他所属类别的负面刻板印象，其表现会比为觉知的表现还差，这也是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应用：当人们收到负面标签后，反而会发生自我认知的认同与转变，从而接受了负面标签，形塑成新的角色认同，更进一步将自己的行为推向更符合标签的描述，以达成这项标签被赋予的社会期待，过程中完成自我实现预言。依照 Claiude Steele 的理论，当行为的情境提醒一个团体的成员负面的刻板印象时，团体成员的表现会下降，如果没有这项讯息提醒，团体成员的表现会提升。另外，情境的线索也会影响我们运用刻板印象的可能性，在一项研究中(Eagly，Makhijani，&Klonsky，1992)发现，受试者评估女性领导者与男性领导者不同时，会在下列情境使用更多的性别刻板印象与偏见：

领导风格为男性化的情境（例如直接、作业与技术导向）
女性担任传统男性职位的情境（例如司机、运动教练）。

此外，研究发现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容易有对女性的负面评价。

消除偏见

偏见是抗拒改变的，有些人认为当少数团体的人数增加，偏见便会减少，事实上是，对少数群体的偏见是基于他们较低的社经地位，而非人数多寡。(Ott，1989)

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团体间的直接接触会降低彼此的偏见(Allport，1954)，但以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与国家机构来讲，会发现仅凭实际的直接接触并无法有效消除偏见(N.Miller&Brewer，1984)。必须包含四个条件：（1）互动双方地位必须平等
（2）接触必须包含个别团体的个人接触
（3）团体间有合作进行
（4）社会多数必须对降低偏见乐见其成

接触假说的论证是有效的，依据一位长期推动精神疾病去污名化活动的临床心理师黎士鸣的说法，透过接触假说的验证，发现与精神病患接触的频率愈高，对于精神病患的偏见就愈低。在长期的活动推展下，可以发现透过大学生与精神病患共同参与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对于精神病患的负面印象。在其他应用上（例如艾滋病感染者）也有同样显著效果。

强盗窟研究

1954 年，在奥克拉荷马州的强盗窟州立公园(the Robber's Cave State Park)，Muzafer Sherif 进行一个关于偏见的经典研究。

实验内容：受试者是两组 11 岁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孩，且他们在之前并不认识。第一周他们进行了典型的露营活动（如游泳、远足），每一组各自选了一个名称并将团体名称印在帽子或衣服上。经过一周后，这两组男孩发现了对方，并开始进行一连串的团体运动竞赛，经过多次激烈竞争，冲突的氛围升起并延伸到比赛之外，很快的，两组互生敌意并开始向对方团体打劫、偷窃、打斗。

实验结果：明显地，研究者透过竞争成功制造了双方的偏见。后续的作法则为矫正并消除偏见，研究人员制造出一些两方必须相互合作才能解决的危机。其中一个危机中，营区的水供给因为水管漏洞而不足，男孩们被要求组成跨组的团队负责检查与修复水管。在另一个危机中，载送男孩去营区的卡车陷入泥淖，两组男孩必须协力将卡车抬出来。最后结果是两组男孩在多次合作中关系变得亲密，显示透过强迫合作可以消除偏见。

群外同质偏误(outgroup homogeneity bias)

是指人们有“外团体都具有相同特质，而内团体性质较多元化”的偏见，然而事实为该族群内的人皆有个别差异。因此群外同质偏误经常造成其他族群之负面刻板印象。

侵略(aggression)

当偏见情绪以更激进的方式展现，可能会演变成暴力行动（例如在 1860 年到 1960 年间，美国境内因种族问题发生多次的私刑）这是一种侵略性行为，意图对另一人或另一群人造成伤害。

人们内在的侵略性相似度很高，生理作用的部分研究者确认过大脑内部的相关组织(例如下视丘与杏仁核)和荷尔蒙（例如雄性激素）两者与侵略行为有关。跨文化（鼓励表现侵略的文化）、个体差异、环境因素（不安、挫败）也会影响侵略性。

敌意性侵略

敌意性侵略(hostile aggression)：情绪性、冲动性，通常由压力、伤痛引发，在过程中会降低理性判断。目的在伤害别人，保护自己。此行为通常不会让侵略者得到好处，甚至反而造成自身的损失。

例如:一名女性从后撞击路上超她车子的车辆，此时即是敌意行侵略，由于她在过程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因这项行动而遭受损失，必须支付自身与对方的财物损失，也要面对法律纠纷。

工具性侵略(Instrumental Aggression)

工具性侵略是由于竞争或挫折的缘故而出现的反应，目的不在于直接造成伤害，而是以侵略为手段来间接达成其他目的（如获得金钱、地位）。另外，此行为不具冲动性，通常是有计划与组织的，有时会意外对他人造成生理伤害，但多是无心之过，是侵略者试图夺取有价之物时衍生的副产品。如拳击手胜利时可以获得奖金，则拳击时所侵略对方的行为即属于工具性侵略。而工具性侵略也可再分为扭曲性工具性侵略及反应性工具性侵略。

扭曲性工具侵略者通常是强烈的自我中心者，支配心很强，其侵略行为是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所以丝毫不顾别人的情绪感受。
反应性工具侵略者通常基于别人对自己看法或评价的知觉敏感性，进行侵略以获得别人的接纳，或为了在同侪间维持强势形象。

社会学习与敏感递减化

几乎所有心理学家都会同意社会学习强烈决定侵略的表现方式(Bandura，1973，1977b;R.A.Baron&Richardson，1992)，人们透过观察学习到侵略行为，因此模式会随环境而不同。

例如：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的人更有可能表现侵略行为(Oatley，1993)，个人主义的人比集体主义对侵略的接受度与鼓励度也有差别。(DeAngelis，1992;Montagu，1976)

孩童观看暴力节目的数量与孩童的侵略性之间有显著相关(Huesmann，Lagerspertz，&Eron，1984)，这个高度相关并不代表有因果关联，因为较具侵略性的孩子可能会较想观看暴力性节目。

观看暴力影像对侵略行为的学习可能不只提供角色模式也激发了暴力倾向，过度观看暴力影像也会造成敏感递减化(desensitization)，这表示我们对暴力刺激感到麻痹、冷漠，渐渐缺乏意识的思考、回应出更少的情绪、生理激发与认知反应，可能会使我们变得较无责任感。

反社会人格障碍(ASPD)[编辑]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在其《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将持续的反社会行为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ASPD)，其特征是普遍和持续地无视道德、社会规范以及他人的权利和感情以及不负责任。患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通常对剥削他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或快乐而感到自负，也会表现出傲慢、消极应对他人的评价、对自己的有害行为缺乏悔意等态度。患者也因此容易有人际关系问题，很难维持一段友谊或是无法融入人群。然而，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看起来往往与一般人无异，甚至会显得有魅力而吸引人。反社会人格障碍症患者大约从 15 岁开始，会呈现一种广泛“漠视及侵犯他人权益”的行为或思考模式；需在 18 岁以后才可确诊。根据统计，国外一般人群中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症的患病率在 0.2%到 3.7%之间。而目前对此人格障碍缺乏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大多使用镇定剂，抗焦虑剂等药物治疗。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七种诊断准则如下，而患者至少有其中三种以上：

无法遵守社会规范或法律
为个人私利或乐趣而诈欺，例如经常说谎、哄骗他人。
冲动，无法做长远打算。
容易发脾气，而且具攻击性。常常与人起肢体冲突。
鲁莽，不在意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经常地不负责任，例如无法维持工作，或是乱开支票。
不知悔恨、少内疚感，常常以无动于衷或合理化的方式，看待自己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虐待或偷窃。

反社会人格相关的影视作品：

《坏种》（1956）：一个9岁的小女孩，用天使的脸庞、迷人的笑容、冷静的举止、缜密的思维，残忍的手段，试图蒙骗所有人的眼睛。‍‍电影中的艾玛连续杀害了几个人，甚至包括亲生父亲，令人感到惊悚、脊背发凉。‍
《沉默的羔羊》（1991）：汉尼拔因从小经历二战战乱，造成心理创伤，后来逐渐变成冷酷无情的食人魔。不过除此之外，汉尼拔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便被 John Hopkins 大学医学院录取，对艺术、烹饪都有独特的品味，也懂得人际交往礼仪，后来从事心理医生的工作，外表看来是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绅士。
《追杀夏娃》（2018）：此戏剧中的第二女主 Villanelle 是冷酷无情的杀手，却看起来天真迷人又风趣，往往能透过伪装接近他人。她透过观察模仿学习人际关系互动，却并非出于真心，她也靠着模仿来的人际交往技巧成功完成很多暗杀任务。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2020）：女主角高文英是个“反社会人格”的作家，外表看来她自私冷漠，脾气古怪，行事莽撞，写着略显阴郁的童话故事，但其实这些黑暗童话都暗藏着温馨寓意，就如她本人一样，内心依旧渴望着爱。

社会相关理论[编辑]

社会交换理论[编辑]

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以布劳(Blau, P. M.)为代表，他认为每件事物均有代价，而人际关系便是给付和回收达成均衡的交换行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人们仔细衡量进行交换的代价和后果，而理性选择最具吸引力的事物。

社会交换理论具有互惠性(reciprocity)的特质，当 A 对 B 付出恩惠或帮助，A 会期待 B 未来能够回报，这种相互回馈机制是让社会交换继续进行下去的关键。在交换双方地位、资源等因素不对等的状况下，要让社会交换持续下去，根据 Blau 的观点，需要透过许多努力，但双方付出的程度不同，例如:A 帮助 B，但 B 没有东西可以回报，因此若 B 要得到 A 的帮助，B 只能服从 A 的要求，因而 A 获得指挥 B 的权力，也就是说社会交换在希望达到互惠性的同时造成、强化社会中权力的不平等。齐美尔(Georg Simme)提出两个人的社会交换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在加入第三人时将变得相当复杂，一种情况是 C 支持 A 而加强 A 的权力，另一种情况则是 C 支持 B 而使的反抗 A 的力量增加，第三种情况则是 C 作为调解者缓和 A 和 B 的不对等关系。

社会交换理论强调进行交换时必须有“标的物”作为媒介。标的物可以是有形的物品，如金钱、珠宝等。标的物也可以是无形的事物，如权力、声望、面子以及人情关系等，亦可做为标的物使用。这些标的物可以在任何合理的交换情境中以商品模式出现，个人因而达成交换目的。

社会交换理论预设个人是自我中心，因此交换行为呈现自我中心和利己思维。换言之，个人对于与他人互动所可能产生的报酬必先进行评估。如果交换双方各自不能得到满足的报酬，社会交换便不会发生。

社会交换理论虽然从利益与报酬的角度分析人际之间的互动；但在现实社会里，许多的交换关系是透过社会规范加以制度化，个人因此无法自由选择。例如，父母与子女在家庭内的社会交换，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规范。主张帮助别人是对未来也能从别人得到帮助的投资，就是所谓的互利的基准(norm of reciprocity)：人们是为了自主而助人，其行为其实是追求自身利益，本质是自我中心主义。人们帮助他人时，可能是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在未来会有回报。个人的善良行为奠基于童年，主要被家庭氛围所影响，尔后受学校教育的熏陶，逐渐养成助人的品格。若个人行善助人的结果没有获得好报，就可能减弱其未来助人的意愿。

助人的因素有:

1.相信他日遇到困难时会有人伸出援手。

2.想避免看到别人痛苦时，自己也产生悲伤的情绪。

3.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例如:赞赏，得到赞赏的同时，自己也会产生满足感。

4.人们在潜意识中知道助人行为使我们感到快乐，因而不断的去做助人的行为来满足自己得到快乐。

心理学家将这些有利他人的行为称为社会亲和行为。

心理动力说[编辑]

动力心理学的动机原则是由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最完整地发展起来的。此理论认为，人们加入团体主要为了满足团体外无法获得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如安全感、认同感、归属感、控制欲......等。

根据动力心理学的观点，行为是由强大的内部力量驱使或激发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的行为是从继承来的本能和生物驱力中产生的，而且试图解决个人需要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剥夺状态、生理唤起以及冲突都为行为提供了力量，就像煤给蒸汽机车提供燃料一样。在这个模型中，当机体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它的驱动力降低时，他就停止反应。行为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紧张度。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内在都一个成长性的内趋力促使。这个内趋力包括心理层面：成长各阶段的自我完善；身体层面：身体机能发育中的自我诉求。

社会比较说[编辑]

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大众心理现象。第一个系统地提出社会比较理论的是费斯廷格。其理论基本观点是：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了解自己的地位、能力、水平如何，而一个人只有透过与他人比较，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和他人。

一般认为，构成社会比较倾向应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人人具有想要清楚地评价自己的意义和能力的动机

2.如果有物理的、客观的方法可以评价自己的意义和能力，就首先使用这种手段；若否，便会透过与他人比较

3.与自己类似的人因为有助于了解自己的评价与能力，所以容易被选作比较对象。

实例：小珍在补习班打工，负责柜台接电话的工作，若逢老师请假也会帮忙代课，这一年当中，小珍的时薪为九十五元。后来经由小珍的介绍，好友小雯也进入补习班打工，可是小雯的时薪却是一百元，虽然小珍的时薪也同时提升为一百元，却让小珍心中产生了疙瘩: 她认为自己尽责工作，主任却从未予以加薪，唯一的调薪还是在一个新来的加入之后，竟拿着跟她一样的薪水。

在小珍介绍朋友进入之前，小珍工作地很愉快，也没有想过时薪的问题，却在他人加入之后有了比较，才对此心生不满，与上述所言，唯有透过与他人比较方能知道自己的高低相符。

公正世界谬误 The just-world hypothesis

公正世界谬误指的是人们的认知偏误，认为世界是公平的，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过来思考，当某人发生好事时，代表他是好人，或做了一些好的事情；某人遭遇不幸，则是他做了坏事。

这样思考的方式可以让人们合理化的解释结果，或是让人们能够对未来有更高的掌控性，像是如果我努力就会得到好成果。然而世界并不是这么运作的。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也不一定会遭受惩罚。这也会让我们在面对贫穷者时，将他们的处境怪罪于个人的原因，认为他们不够努力，而不去考虑整体社会结构的面向，如国家的政策、劳动的体制等。或是谴责被性骚扰的受害者，认为是他们太不小心或穿着暴露而造成的。

影响社会亲和行为的因素[编辑]

1.遗传因子:遗传因子调节子宫收缩素、多巴胺、血清素等神经传导素的运作，间接影响利他行为。举例来说:有研究发现，人在心情好时较容易助人，这可能与多巴胺负责传递开心及愉悦的情绪有关，当一个人不开心时，只会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不会在意旁人发生什么事。

2.性格:性格外向与随和的人较会助人，因为外向的人擅长与他人交谈、建立关系，面对陌生人，他们不害怕或担心可能会被拒绝、惹人厌烦或其他可发生的情况，所以想对内向害羞的人，他们较容易有助人行为。

3.社经背景:与同理心有关，在相同处遇、背景或情境下，人们更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例如:贫困的人比富人更容易产生同理心去帮助别人，因为他们有较大的几率也感受过类似的遭遇。

就先前旁观者效应的理论来看，在场人数也会影响到助人行为的产生。当围观者众多时，每个人都觉得会有人出面帮忙，自己不需要出风头，因此大家趋向等待。同理，遵循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当不知该如何是好时，人们倾向借由观察身旁的人的行动来决定。因此当大家都选择等待时，便会跟从群众的行为，一起等待。举例来说:当车祸发生时，许多人在旁围观，有的拍照录影、有的上前帮忙，最常见的是有人喊着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却迟迟没有人行动，因为大家都觉得反正有人会打，所以自己不需要打。

城市过度负荷假说(urban overload hypothesis)

“城市过度负荷假说”(urban-overload hypothesis)由 Milgram 提出，他发现当居住地区平均人口越多，助人行为的比例就越低，于是以此来做解释。该假说认为居住、生活环境也可能影响社会上的利他行为，人们可能因为生活在城市中，需要接收大量的讯息，例如:住家附近什么店新开幕、什么店倒闭或搬走，或是偶像明星的演唱会，又或是学校课业压力、职场工作压力等等各种庞杂的事物，所以倾向选择先处理自己较关心、在乎的事情，而忽视了他人的状况。

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编辑]

社会认同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理论使得团体内成员对团体内外的人有不同的态度:

内团体偏私(in-group favoritism):指人由内团体定位自己。为了达到正面的社会形象、满足高自尊的心理需求，人们常常较信任与偏袒内团体成员，认为他们较有价值，以致对外人不公。

外团体偏恶(out-group bias):指人对待团体外成员较对待团体内成员差，较容易给予团体外成员负面评价。由此概念衍伸，也可解释为何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之间容易产生歧视与偏见，尤其是与自身团体社会距离越远者。

相关实验: 一实验欲测试 3 至 8 岁的小朋友会如何与他人分享糖果。实验发现当小朋友手上有糖果可以分给其他人，他们会分享给好朋友的几率会比分享给陌生人的几率来得高，而且男孩做出这样内团偏私行为的比例比女孩更高。^[35]

集体行为 (collective behaviour) 的社会心理学解释[编辑]

传染理论 (Contagion Theory)[编辑]

传染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邦 (Gustave Le Bon) 在他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所发表的。勒邦关注的是社会秩序的破裂，这种破裂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开始，并贯穿整个19世纪。那时欧洲和美国城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而生活在相对富裕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暴力感到十分不安。他们认为这些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原因是参与其中的人受到其他暴徒的感染和强烈情绪的过度影响。

勒邦的书及其传染理论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信念。勒邦认为，当个人独立时，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但当他们在人群中时，他们会受到近乎催眠的影响，并且在非理性和情感上行事。他们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的无意识本能，变得暴力甚至野蛮。简而言之，传染理论认为，集体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个人受到群体传染性影响所造成。传染理论的观点在20世纪本是很流行，但有学者们开始相信集体行为比勒邦所想的更为理性，而且个人并不像人们估计的那样容易受到人群影响。

趋同理论 (Convergence Theory)[编辑]

趋同理论是解释集体行为的新理论之一。该学说认为人群行为不是人群的产物，而是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的产物。艾尔波特（F. Allport）称：“人群中的每个人的行为就像他独自一个人的行为一样，只会表现得更多。”趋同理论认为，人群是由相貌相似的人形成的，人群的行为随后得到了人群的强化和增强。

简单来说，是个体影响人群，而不是人群影响个体。

例如同性恋欺凌便可以看到趋同理论的应用 —— 组成这个群体的人是讨厌同性恋和讨厌同性恋者的人，所以他们所犯的团体暴力便反映了这些信念。

紧急规范理论 (Emergent Norm Theory)[编辑]

在20世纪中叶后，拉尔夫‧特纳(Ralph H. Turner) 和刘易斯‧基利安 (Lewis M. Killian)提出了集体行为的紧急规范理论，它淡化了前几十年勒邦和其他知识分子所强调的非理性。特纳和基利安认为，当人们开始在集体行为中进行互动时，他们最初并不确定他们应该如何表现。当他们讨论他们的潜在行为和其他相关事项时，管理他们行为的规范便会出现，进而成为新的社会秩序和理性指导行为。

紧急规范理论在传染理论和趋同理论之间取得了中间平衡。

一方面，紧急规范理论相比起传染理论，认为集体行为是更为理性。另一方面，它也认为集体行为不如趋同理论那么可预测，因为紧急规范理论假设人们在加入人群之前并不一定已经分享了信念和意图。

价值累积理论 (Value-Added Theory)[编辑]

尼尔‧施梅尔瑟 (Neil Smelser) 的价值累积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和其他集体行为只会在下列条件存在之下才会发生。

1.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 conduciveness）：社会环境中存在特定的条件，提供了社会运动出现的机会。这可能包括政治不稳定、经济不平等或文化变迁等因素，为不满情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strain）：社会运动往往是作为对现有社会结构中感知到的不公或不平等的回应而出现的。当社会目标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会出现压力。

3.普遍的信念（generalized beliefs）：在感受到压力的个体之间必须形成共享的理解或信仰体系。这种信念体系为解释他们的经历并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框架。

4.促成集体行为的促发因素或突发事（precipitating factors）：特定的事件或催化剂可以触发个体参与集体行动。这些事件通常有助于凝聚不满情绪，并激发对运动的支持。

5.动员能力（mobilization for action）：社会运动需要个体的积极参与，他们愿意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感知到的不满。动员工作可能包括招募、组织以及信息和资源的传播。

6.缺乏社会控制（failure of social control）：现有的制度和当局可能会对社会运动的出现做出反应，试图压制或收编其活动。社会控制的动态可以影响运动的轨迹和结果。

偏差行为(deviant behavior)[编辑]

一、前言

偏差行为指的是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行为，那些被归类为偏差行为者的社会行动者因为不符合社会期待而被贴上标签。然而，根据研究显示，偏差者其实接受主流价值，只是在制度内找不到手段达成目标时，才会采取偏差行为。他们接受别人对于他们是偏差者的视线，于是他们不断重复外界对他们的想像。一方面，他们形成部分偏差行为、形成一个次文化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这些价值观却仍接受部分主流价值观，也就是在主流价值中衍生出相关但是另外一套的价值体系，如：非裔美国人对于追求自由的坚持及结构的改变。这些偏差者其实追求主流价值，但是在体制内难以达成其目标，于是只能做出偏差行为，最终被视为偏差，故一旦偏差者接受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就很难被改变，因为他们的自我认同已经被设定为所谓的“偏差行为者”。

二、什么是偏差行为？

偏差行为是被视为违反一些社会共同享有的道德价值或规范的任何社会行为。而当某些规范将那些偏差行为明定于法律后，偏差行为就变成犯罪行为。
偏差行为有几个基本观念：

1.偏差行为的定义和文化价值有关：

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规范改变时，偏差行为的定义方式就随着改变。因此偏差行为是相对的，将同一行为放在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下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2.偏差行为是经由社会定义的：

没有一种行为是天生偏差，而是被社会或人们所共同定义，所以当“主流”形成之后，所谓“偏差”才会被定义出来。

3.偏差行为是由一群人来定义另外的一群人：

通常是拥有权力地位的团体来定义那些没有权力地位的团体，或是文化上主流优势的团体去定义文化上处于劣势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牵涉到权力支配。不同群体的人犯的错误行为被视为是偏差或犯罪行为的情况也不同。

4.一个行为被视为偏差是一个长久持续的社会建构过程：

行为被视为偏差是经过很长的社会互动才形成共识，偏差行为的定义常常会因为时空而有所变动，但是一个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很难被动摇的。如放足在清朝会被认为是卑贱而低下的，然而随着社会变迁，放足如今已经成为社会主流。一个社会指认出偏差行为主要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的运作，因此必须给予这些偏差者处分，让他们不会再表现出这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恰当行为，或者让他们进行再社会化（例如：将他们隔离在监狱或精神病院），期许他们恢复正常后，以正常人的身份回到这个社会。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当社会在维护秩序时，有可能忽略了是社会本身不平等的结构造就了偏差行为，是有权力的人刻意去定义、支配出来的。

三、偏差行为的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

正面功能：

1.厘清社会规范：权力机构可以对偏差行为者执行法规，借此告诉社会人民触法的界线。

2.强化社会秩序：权力机构会扩大警察或是公权力的使用来加强维护社会秩序。

3.偏差行为认定：社会大众可以借由偏差行为在社会中的发生，更厘清并加强认同偏差行为的定义。

4.引发社会变迁：若某偏差行为因为受到外在环境或价值观的变迁，而成为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就会引发社会变迁。因此偏差行为成为一种常态，不再是偏差行为的一种。例如：女子缠足在中国的清朝是社会的常态，但在经过了许多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与动荡之后，放足取代缠足成为新的普世价值。

负面影响：

1.破坏社会安定：一定程度使社会造成人心惶惶、动荡不安。（亦要视偏差行为的强度与影响而定）

2.影响社会秩序：破窗效应，可能会导致社会中潜在的偏差行为理念者出来行动。

3.冲击现有的社会规范：偏差行为很明显是违反国家法律的，因而冲击法律规范。

4.造成社会解组：若当前社会中，偏差行为无法有效地被政府解决，而人民相续引发动乱的话，可能导致一整个的社会规范的瓦解。通常此状况的发生是源于人民对政府长久以来所累积的不满，因此加以爆发。例如：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四、偏差行为理论

1.遗传说（生物决定论）

认为偏差行为者的偏差行为是由基因缺陷所造成，因此偏差行为不能被矫正。

2.结构紧张论

由 Merton 所提出，其取用了源自 Durkheim“迷乱”(anomie)的概念，偏差行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个人的社会期望和文化目标与达成这些期望的机会不高或是达到文化目标的手段不明确或不存在。

（1）接受社会的期望也有能力利用社会可接受的手段达成目标：顺从者(conformity)，这类型的人几乎不会有偏差行为出现。

（2）接受社会的期望但是没有办法用合理的手段达成目标：创新者(innovation)，此个体仍认同原有目标，但透过原先合理的手段难以达成，因此此类型的人以偏差（社会主流较不能认同）的方式来适应、达到文化目标。例：大学生认为要有钱才是成功，因此休学参与直销工作。

（3）不认可这个社会的预期目标但是依旧会遵照社会规范行动：仪式行为者(ritualism)，此类型的人或许内心已经失去文化目标，但仍使用着追求先前目标的手段，例如：部分已“例行公事化”的公务员。

（4）不认可目标也不采取社会认可的手段：退缩者(retreatism)，此类型的人放弃原先社会认可的手段和社会对成功目标的追求，退缩到社会的一角，让自身在社会中被边缘化，例如酗酒者、毒瘾者。

（5）全面否定现有的文化目标以及其达成手段，重新定义目标与手段：革命者(rebellion)，若此反叛成功，则能建立新的文化价值或社会结构。

影响选择手段的因素：

（1）成本效益的理性考量（成功几率大而成本低）

（2）持续性无法达成目标的挫折（如相对剥夺感或挫折攻击）

（3）若个人所属的团体支持篇查行为的进行，那偏差行为就会发生（与差别结合论类似）

→对于偏差行为的解释从偏差行为本身寻求答案是不足的，必须去分析整个社会结构（但是没有去分析每个人在不同性别、阶级获得手段的几率不一致）

→结构紧张是预设矛盾冲突之后再回复到平衡稳定的状态

→多数偏差者对于社会可接受的目标是认同的，只是没有手段可以达成（没有对应的工具）

3.冲突/权力控制论

偏差行为建立在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有权势的人和没有权势的人是相互冲突的，制定规范的人为了维护个人的既有利益而定义出偏差行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基本上偏差行为者是那些属于非主流价值，或是阻碍优势团体利益者。一般认为，权力控制论是来自美国学者 M. O'Brien 于 1991 年整合“性别比例论”(Sex Ratio Thesis)和“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提出的“权力控制理论”(The Power-Control Theory)，企图解释女性犯罪与被害现象。在这样的架构下，我们可以认知偏差行为其实建立在这个社会上既有的不平等框架。

4.秩序迷乱论

偏差行为功能论的观点，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且中心思想的动物，因此必须得依靠社会规范的制约，方可维护集体意识，用以达维护与整合社会稳定的目标。

5.社会键理论

由秩序迷乱论衍伸而成，又称为社会控制论，同样以功能论的观点，提出影响个人顺从社会的四个社会键(social bonding)包括：依附(attachment)、参与(involvement)、抱负(commitment)、信念(belief)。

（1）依附

当个体与团体产生连结，会因为情感上的因素，为了不要被排挤孤立等原因，而去服从社会规范，以符合社会期待。

（2）参与

一个社会行动者如果投注较多时间在一项活动上，将不会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去从事偏差行为。

（3）抱负

抱负是指个人投资或努力于自己所设立的目标。一个人是否从事偏差行为将由其所评估从事此项活动可能产生的风险来决定。

（4）信念

信念是对于法律或是社会规范的遵守；当社会行动者对于社会规范没有信念，将会产生偏差行为。

6.文化冲突论

又称作下阶层文化冲突理论(Theory of Lower Class Culture Conflict)，由米勒提出，又称为低阶层次文化理论(Devince Subculture Theory)。此理论并不认为犯罪是心理异常或生理异常的一种结果，而是低阶层文化对环境自然反应的结果。低阶层文化本身即含有犯罪要素，犯罪行为也是低阶层文化价值观及态度的具体表现。与其他文化偏差理论之观点相同，他认为这种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可以世代延续传承下去。低阶层文化中有许多“焦点关心”，使其易于犯罪。这些焦点关心并非是对中产阶级的反抗，但却逐渐发展出来以适应贫民区的特殊生活。

焦点关心的内容如下：

（1）惹麻烦：经常惹麻烦，又想要免去麻烦是低阶层文化的特色之一。麻烦包括：打架、喝酒、不正常的性行为等。

（2）强悍：低阶层男孩希望别人赞许他们身体上的强壮和精神上的强硬态度。他们拒绝软弱，热爱身体强壮、打架能力和运动技巧。

（3）小聪明：低阶层文化并不崇拜象牙塔智慧，耍小聪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求生技能，例如赌博、诈欺和钻法律漏洞等。

（4）刺激：低阶层文化的特性是寻找兴奋和刺激，以活泼化枯燥的生活。对兴奋的寻找可能导致赌博、打架、酒醉和性的追求等。

（5）宿命论：相信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认为幸运、财富和发财都远离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其命运。

（6）自主：低阶层者喜好自由和自主，认为受制于权威（父母、师长、警察等）是一种软弱，因此，经常和外在环境起冲突。

米勒认为低阶层者若遵守这些文化焦点关心，便会经常冒犯法律，从事犯罪行为，例如：为了证明自己的强悍便不断打架生事；为了耍耍小聪明，便去诈欺他人等。因此，犯罪是遵守低阶层文化要求的结果，非对社会挫折或疏离的结果。

7.标签理论

（1）背景与流变

^[36]20 世纪上半叶从美国社会学界开始讨论，最早由谭能邦(Frank Tannenbaum)于 1938 年出版的《犯罪与社会》一书中提及；1951 年，林默德(Edwin Lemert)于其书《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中奠定该理论的雏型；后来由符号互动论者的贝克(Howard Becker)于 1963 年出版的《局外人》(The Outsides)中做系统性地阐述，标签理论才受到瞩目、开始被重视。（郑世仁，1994）

（2）理论内容

针对偏差行为的成因进行探讨，将偏差行为细分为初级偏差行为(primary deviance)与次级偏差行为(secondary deviance)，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概念还包含角色吸纳(rule engulfment)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贝克（1963）在《局外人》一书中如此写道：“社会团体制定了规则，并把破坏规则之人界定为偏差行为者(deviant)，然后再以标签将他们标示为‘局外人’。”

◎偏差行为的形成与循环

社会行动者开始做错一件事（此时还未被认定为偏差）

→形成初级偏差：人们依据主流价值观认定该行为与道德或法律有违，是偏差的，并对他做出处分（道德上谴责、施以舆论压力或异样眼光等，不一定涉及法律责任）

→角色转换过程：社会行动者接受别人所贴上的标签（认定他的行为属于偏差行为），并将其他社会身份经由角色吸纳的过程逐渐淡化，以新的偏差行为者身份做为自己的主要角色(master status)

→形成次级偏差：认为社会期待他做出符合主要角色的行为，于是主动地不断表现出偏差行为，此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自证预言）。

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证预言为美国社会学家 Robert King Merton 所提出。人们有一个信念，不论是正面或负面、错误或正确，这个信念将影响着人们，而他们的行为最终会应证这个信念（预言）。举例来说，小明其实智商一般，并无特别突出，但是现在跟小明周遭的人说他智商 180，结果小明在之后的课业表现确实特别出色。在这其中，我们得了解自我形象(self image)常常是别人对自己人造成的，所以或许小明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周围的人的赞赏，累积了自己很优秀的信念。关于此理论也有相关的比马龙效应(Pygmalion efffect)。但是我们得注意是，之后的研究者其实难以重现自证预言的现象，而一个科学理论究竟可不可以再现(reproduce)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此类的理论也是有许多质疑，像是 Wineberg 特别写了一篇论文 The Self-Fulfillment of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1987）来攻击 Merton 说会发现自证预言的现象是因为自己。所以这个效应究竟有没有存在呢？其实在 1970 年代时，西方心理学经历了一场“危机”，当时对于心理学研究有相当大的批判，认为心理学中其实有超过一半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而此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中是最为严重的。其实在我们在一个临床试验中，若发现其方法对一半的人有效、另一半人没效，为判定他的真实效果，科学家会为其做统合分析(meta-analysis)，来讨论这个效应是否存在。他们会将把这个方法带来的效应平均下来，整体上看起来，假如不同的研究中，都在虚线上（无影响的标准）左右振荡的话，我们便能得知假如有正或负的结果可能只是统计上的误差，并认为此效应是不存在的。而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单纯做左右震荡，也是有可能某个因素没被控制到。研究者将此方法应用在社会心理学上，他们发现虽然自证预言有争议，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见其存在。

◎初级偏差与次级偏差的差异

初级偏差是先有因才有果（社会对于偏差行为所给予的负面标签或处分）；次级偏差呈现行为者对于被贴上标签的反应与态度，先有果才有因，为了符合社会给予的角色与期待，同时行动者也接受这样的期待（可以用顾里镜中自我的观点来说明），因此不断反复表现出偏差行为。初级偏差和次级偏差两者次序相反，但是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比较完整地说明偏差行为的发生。

◎次级偏差与自我实现的预言之关系

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一定要用在偏差行为，也不一定有初级偏差才会有自我实现的预言。重点在次级偏差行为是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产生，并且不断循环的，又基于行动者本身对新的偏差行为者产生身份认同，因此偏差行为非常难以根除。

例证 a.

标签理论提供我们重新检视偏差行为的观点，从美国社会学家 Chambliss 对美国密苏里州小镇两个高中生帮派的观察中可以获得印证：

圣徒帮(the Saints)来自中上阶层的家庭，硬颈帮(the Roughnecks)则来自低下阶层家庭，两者皆从事偷窃、酗酒、飙车、损毁他人物品等行为，但圣徒帮两年内几乎没有被警察逮捕过，硬颈帮则不断被逮捕，且延续至成年。 Chambliss 解释居民认为中上阶层的圣徒帮孩子只是正值叛逆期、一时做错事，只要过了这段时期就会回到正轨，在学业与事业上做出好表现；低下阶层的硬颈帮孩子则一无是处、家庭教育失败导致他们惹事生非。造成对两者偏差行为的处分与态度有所差异的原因在于“社会对于不同身份背景的社会成员抱持不同程度的期待，因此对他们偏差行为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与解释空间。”因此社会一旦产生期待，尤其是具有影响力与公权力的社会团体、舆论或司法机关等在年龄、族群、地位有优势的群体，这些社会成员就被贴上标签。

从标签论的观点来看，法律或规范的破坏本身不是构成偏差或犯罪行为的充分条件，只有当这些客观的动作被贴上偏差的标签时，这才成为偏差行为。至于会不会被贴标签，则是反应了社会一定的偏见，尤其是弱势团体特别容易被贴标签。（偏差行为讲义，陈东升，2018）

例证 b.

自我实现预言的表现样态也依受污名者与标签的特性有所差异，以《Anorexia nervosa and bulimia: The development of deviant identities》此篇对厌食症与贪食症患者的论文研究为例(Mclorg & Taub ，1987)：

◎家庭背景

根据此篇研究，厌食症或贪食症大多发生在青少年时期（14.5-18 岁），以白人年轻女性为主。这些患者罹病前在家中通常被认为是“模范小孩”，对于他人寄予的期待有使命感。他们的父母强调服从与成就的重要、并且努力避免冲突发生，为维持“优良美国人”的家庭印象。患者与父母之间具有亲近、明显的情感连结，但此连结有时过于强烈以至于个人行为受到压制、无法抽离家庭的影响。

◎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主流群体利用“媒体”影响人们价值观，例如：在报章杂志、电视等传媒中出现的模特儿一致性的纤瘦；产品包装与标语利用倾向于纤瘦的价值观营利；餐饮业的销售也利用宣传低热量、不易胖等诉求吸引客群，并且强化“肥胖没有吸引力”的观念。

◎贪食症与厌食症状出现的原因

基于当代社会利用媒体传递主流价值观或者家庭等重要他人的因素影响，加上这些患者通常都是社会秩序规范的忠实服从者，他们将“追求纤瘦”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视其为目标并且有野心地追寻。另一方面，相较于男人，女人更容易受影响，因为传统社会很重视女人的外貌条件。要求纤瘦的规范与其伴随之狭义的对于美的标准更加重了女性被物化的可能性，女人因此潜移默化地屈从于结构压力之下，视自己为可被物化的个体，并且认为让自己对于异性来说具有吸引力是身为女性的责任与义务，导致对于自己外貌的过度要求与严格控管。

◎标签理论的适用

纤瘦的身材带给行动者更多自信，同时伴随一种相对于未能成功减重者的优越感，因而他们会追求不断的瘦身。有些行动者认知到他们的家人期待他们继续瘦身，因而更加努力的采取激烈手段减轻体重，并认为这是他们个人的自主选择。基于对原先身材的厌恶或自卑感，行动者在成功瘦身后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于自我掌握能力的提升，因此拒绝承认他们是厌食症或贪食症的受污名角色。［初级偏差］当行动者的家人或朋友发现贪食症者的催吐、厌食症者异常的节食等行为并非偶发而是经常发生时，对患者给予厌食症或贪食症标签，而后不断地指责，并要求他们改正这些行为，回到正常状态。这些患者借由他人的反应逐渐认知到行为的异常性，慢慢接受他们患病的事实，并以贪食症或厌食症患者的身份作为他们的主要角色，即便身边的人以异样眼光对待他们，行动者仍然在知道他们是厌食症者或贪食症者的人面前充满自信，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期望他们表现出厌食或贪食的行为。［次级偏差↔自我实现的预言］若周遭的人基于行动者饮食失调的行为来与他们有大量的互动，会更加强化行动者厌食与贪食的行为。行动者认为，被冠上厌食或贪食的污名比起被认为肥胖更好，但实际上，这些受污名者与他人仍然无法自然进行正常互动。行动者在感觉到自己遭受排挤后，会趋于寻求 BANISH（专门为厌食者与贪食者创立之机构）的协助，在该机构获得同伴的同情、支持理解与认同感，但这些饮食失调行为也会因为处于该机构的安定感而更加严重。偏差行为者对于自身被赋予之新的主要角色很在意，对别人的异样眼光特别敏感，同时借由镜中自我的解读强化自身的主要角色。

8.犯罪文化次理论

（1）属结构论：强调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他们的行为。社会行动者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所属的团体形成的次文化会导致偏差行为的产生，而这个偏差行为的产生通常与大的社会结构下的规范不互相冲突。

（2）重心：解释低产阶级的犯罪行为。其理论贫民区的犯罪，他们信奉的次文化跟主流中产阶级的规范相冲突

（3）主张（特征）：

(a)、偏差行为是次文化的社会化，而这些次文化鼓励或原谅偏差行为

(b)、主张犯罪

(c)、主张犯罪流传于低阶层人士内

(d)、生活方式中强调反权威、装酷、教育无用论等价值与犯罪有密切关系

(e)、代代相传

（4）犯罪次文化理论用来反省迷乱理论：

(a)、因迷乱理论认为犯罪人是迷乱的受害者，是被迫从事犯罪行为。

(b)、但次文化理论认为迷乱者拒绝接受社会价值，自行发展属于自己的偏差次文化，追求自以为是的成功。

（5）特色：人是不会犯罪的动物，只是遵循一套所依靠的团体规范，而该团体规范却与大社会的规范不符而发生冲突，人几乎是一无意志、无思考的消极性动物。

9.中性化理论

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的犯罪，属于结构论；理论主要是在说当青少年学会如何透过辩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学会中性技术，将有可能产生偏差行为。包括：

（1）责任否定（2）伤害否定（3）被害者否定（4）谴责谴责他们的人（5）诉诸高度忠诚

10.例行行动论

当一项行为对一个社会行动者而言成为“例行”且不符合社会期待，将会产生偏差行为。

11.社会化理论

（1）心理分析论:超我的形成与否来解释偏差行为的出现。

（2）社会学习论:偏差行为和正常行为的社会化过程都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所学习对象的行为或社会化主导者的价值观是什么。

（3）差别结合论:偏差行为是学来。偏差行为者和其他同类的偏差行为者构成紧密的社会连带关系，进而强化他们的偏差行为规范与价值，形成偏差行为次文化，而谁会进入那个团体就属于差别结合的过程。一个人会倾向选择出现再自己已经从事过那个行为的团体，参加认同或是接受他行为的团体。

(a)偏差行为和正常行为都是学来的

(b)学习的过程中沟通与社会互动是非常关键的

(c)学习主要是透过人际间的互动（面对面实际互动）

(d)当他对于这个团体的联系紧密与认同感很高的时候，更倾向于从事团体所接受的行为

(e)行动者会不会从事偏差行为取决于他接触到什么样的团体。例如：从事吸毒（偏差行为）要与某些团体有所连结。

主张差别结合论的人认为，将犯罪者关进监狱无法矫正其偏差行为，因为在监狱中无法与正向团体产生连结，反而是让偏差行为者在隔离的环境中自成一个社群，互相影响且逐渐沉沦。

黑羊效应[编辑]

定义[编辑]

指的是在一个群体中，一些“本质不坏”的人会自发性地对某一个成员进行“无形”的攻击，而其他成员却坐视不管的现象，这种群体霸凌事件称为“黑羊效应”。

黑羊效应中的角色[编辑]

1. 无助的黑羊 : 受害者，经常什么事都没做，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2. 持刀的屠夫 : 加害者，通常没有特定动机，只是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或很有趣，和大家一起霸凌受害者。

3. 冷漠的白羊 : 旁观者，亲眼看着受害者被欺负的部分或全部过程，却仅旁观，未采取任何有效行动。

黑羊效应发生的背景[编辑]

“黑羊效应”形成的原因在于人们身处于一个焦虑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汲汲营营想要让自己优秀的特质展露出来。在这个紧张的状态下，“黑羊”的存在让“屠夫”觉得自己的地位备受威胁，屠夫有了心理压力以后，觉得内心不太平衡，会想尽办法找到“黑羊”的缺点来平复心态，在无形之中，屠夫便会在言行举止当中下意识的展现敌意。当屠夫时有时无的展现出敌意时，“黑羊”通常会感受到，但内心也不确定，就会自行主动向“屠夫”示好、示出善意，然而“黑羊”这种示弱的行为反而会让“屠夫”加重感受到内心的罪恶感，唯一能让“屠夫”感到心理平复的只有继续寻找“黑羊”的污点，以证明对方的善意是“伪善”，来为自己的暴力行径找借口并且合理化。另外，在同时间，“屠夫”也会不断向他人游说，使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使别人也掉入相同的心理陷阱当中，如此“屠夫”才能逃过内心良心的谴责。而这群人为了自救，还会再说服更多人认同自己的观点，就像骨牌效应，让其他人掉入相同的心理陷阱，如此一来，最终所有人都掉到相同的心理陷阱，一个群体便产生了。这个群体有了共同话题，也就是挞伐“黑羊”，彼此间的关系变的更加熟悉，开始了其他话题的交流，也就是开始发展良性关系，开始各自发展友谊，也不怕会不会被其他人讨厌。

屠夫历程[编辑]

1. 认知行为失调理论 :

个体在心理上即将出现新的理解与旧的信念相互产生冲突的情况，为了消除这种因为不一致而造成紧张的不舒服感，个体在心理上会倾向采取两种方式来进行自我调适，其中一种是否认新的认知，另一种方式是找寻更多新认知的资讯，以提高新认知的可信度，来彻底的取代旧的认知，从而获得心理平衡。此理论在性质上是解释个体内在动机的主要理论，因而被广泛用以解释个体态度改变的重要依据。

认知被定义为认知结构中的“要素”，一个要素就是一个认知，是一个人意识到的所有，可以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理状态或人格特征的认识，亦可以是对于外部客观事物之认识。总而言之，认知可以是事实、信仰、见解或别的一切事物。如果某种事实就算存在，不过个体却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就不能成为一个人的认知。

任何两种认知可能是一致的，可能是不一致的，也可能是都不相关的。只有在两者又相关又不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失调的现象。在个体的认知结构中，要素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完全都是由个体的心理意义决定的。也就是说，认知是否一致并非取决于是不是符合客观的逻辑，而是取决于个体的心理逻辑。以个体来说，若是由一个认知可以推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那么由此可知，两个认知是不协调的。实际上，这两个认知在逻辑上并非一定不一致，只是因为个体依照自己的心理逻辑才体验到了两种认知的差异，从而产生了失调。

认知失调的理论最早由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Henry Riecken 与 Stanley Schachter 在他们 1956 年的著作《当预言失灵》中提出。这三位心理学家秘密加入并观察了一个名为“探索者”的小型幽浮末日宗教。该宗教认为世界会在 1954 年 12 月 21 日毁灭，只有信徒会被外星人救走。但最后这并没有发生。作为理由，他告诉信徒，因为你们的虔诚，世界被拯救了，外星人决定宽恕世人的罪孽，不再毁灭地球。大部分信徒都相信了这个牵强的解释。在地球灭亡的预言失败后，预期落空增加了认知间的失调，结果使大多数没有心理准备的信徒，为了减缓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压力与不适，转而接受新的预言。

认知失调的其他作用案例包括时薪过低劳累而相信自己热爱工作，被众人指责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内心感到愧疚不愿承认而故作轻松，对遭严酷考验而进入的团体更有归属感等。

2. 集体意识与从众行为

“大家都这样做，所以我这样做不会错。”这样的念头牵涉到一个社会心理学效应：“责任分散效应”，当人们无意识中成为屠夫时，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要加害黑羊的意思，但是他们的团体意识已经逐渐取代他们的个人意识，因此屠夫们会觉得欺负黑羊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就算他们有意识到错误所在，他们也不会因此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责任分散效应分散了每个屠夫应该承担的责任。

集体意识定义为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态度是整个社会的成员平均所拥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

在组织当中，集体意识有两个层次，其中一个是组织内个别成员的集体意识，另一个是组织成员群体的集体意识。由发展过程来看，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和发展的基础，后者是前者进一步培养的结果。集体意识在现实生活当中，通常是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后对某些行为认同接受的结果，最普遍的表现是自然而然、毫无反抗挣扎的遵从和无条件的接受。集体认同的概念来自于远古时期人类集体生活的经验，古时候恶劣的自然环境逼迫人们要集体行动和生活，如果离开群体就代表个体的死亡和灭亡。而这种生活经验深根蒂固于人脑中，最终演变成人脑潜意识的一部分，属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集体意识的性质包括“普遍性和特定性”与“遗传性”。“普遍性和特定性”说明集体意识为社会全体成员在长久的日常社交活动当中，透过合作、沟通所形成的，集体意识一定要变成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感情总和，还要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里面。普遍性产生的根源是生存环境或整体环境的同质性，当所有人的印象融合起来，即形成集体印象，如果集体印象有固定的形式和固定的对象，那么集体意识就有了确切的特征，而这就是集体意识的特定性。“集体意识的遗传性”则是指集体意识通常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为对于某时期的个体意识之综合，不过集体意识于发展历程中仍有一定的历史遗传性。

集体意识之所以可以产生此种力量，不仅因为它在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完全一致的，更在于它的绝大多数都是前几代人的遗产，集体意识的形成和完善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想形成普遍化的行为模式与规范要经过几代人的长期发展累积，同时要想破除这些行为模式和规范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在社会成员的代际传递中，上一代一定会把他接受的或是他认为的集体意识传承并灌输给下一代，尽管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阅历可能令其对集体意识产生怀疑，但传统社会中的习俗权威让老者也不敢轻易地选择变革，受制于年龄权威，下一代只能亦步亦趋地成为集体意识的继承者。从众行为，为一种信念、态度跟随社会群体规范的行为模式。其中，规范是内在、不明文规定，从众的趋势是可以从小群体到整个社会的其他人甚至是所有人，有可能会产生自己都没有发觉的微妙影响，也有可能是非常直接、显而易见的社会压力。

3. 团体动力模式：

根据 Cartwright 和 Zander（1968）年对于团体动力归纳了三个定义：

(1)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着重于如何组织和操弄团体

(2)一套技巧，着重于团体历程的观察与回馈、团体决策、各式各样团体互动技巧

(3)一种探讨团体性质、如何发展之法则、还有团体和个人或和其他团体的交互关系之知识领域。

团体动力有几个特征，强调理论价值的实征研究、注重团体现象的动力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着重于科技整合研究，包含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许多跨领域研究、强调研究结果实际运用。

团体动力有两大要素，第一是社会互动或人际关系，在社会互动体系中，个人身处小团体的互动会受到个人因素和环境背景因素而交互影响，其中个人因素包含特质和人格、性格等；第二是环境因素，可以分成大环境因素，包含社会、国家，以及小环境因素，包含家庭、同侪，环境的特质会对个人的角色认定与角色扮演有所影响，个人会把此种认定的角色特质带入团体当中，进而影响社会互动，再影响团体动力。

到底谁是受害者？[编辑]

表面上看起来受害者只有莫名奇妙被霸凌的“黑羊”，但实际上效应的形成正是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极度焦虑的团体当中，在这么焦虑的团体当中，大家都会觉得心里有种非常压抑的感觉，以实际状况来描述，就是大家对彼此都十分客气、有礼貌，但是却都不交心，我们的每个举动都需要经过再三思考，才不会让人看不顺眼，而这就是典型的团体动力病变，人和人处于这样的团体当中时时都会有警戒之心，情感并没有正常的宣泄管道，因此流言、臆测便会一直不断出现，人群之间自然就会形成割据与对立。因此“黑羊”、“屠夫”、“白羊”都是受害者，因为大家内心都受到团体动力病变的压迫。

什么是团体动力病变？[编辑]

1. 沟通管道地下化：人和人之间的意见交换是以私下秘密流动的方式进行，并非完全透明公开，在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一片和乐，互相恭维的，但实质上却并非如此。

2. 谣言有变多的趋势：谣言的出现起源于对一件是凭空想像出的较合理的可能性解释，因此遇到群众有疑惑的状况，而真相又无从得知时，谣言就会不断浮出。

3. 分组讨论结党营私：当一个团体当中统一的感觉瓦解时，每个小团体之间的讯息内容就不会公开透明化，开始出现结党营私、制造小圈圈的状况，在大团体当中寻找小团体的利益。

4. 人和人之间过度讨好：过度的礼貌其实是内心敌意的倒影。

黑羊如何自救？[编辑]

1. 认知自身处境：这种情况是特殊情况而并非常态，这个社会并非完全的不公不义，朋友也并非如此无情，置“黑羊”于死地却见死不救，他们只是掉进了相同的心理陷阱，也就是难以脱身的“黑羊效应”当中。

2. 不要反击：造成“黑羊”心里痛苦的原因就是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无法反击成功的噩梦，千万不可有想要反击的行为，因为不但无法战胜，甚至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3. 不需讨好霸凌的人：因为任何讨好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羞辱，而且群体中的人们会在此时变得非常冷酷无情，因此不必自取其辱。

4. 转移注意力：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产生黑羊效应的场所以外，找回自己的朋友、多陪伴家人、参与更多活动，将比较小的时间比例放在“黑羊场所”。但也不需要思考是否要离开“黑羊场所”，也不要和朋友讨论“黑羊场所”，因为这样的话，“黑羊”不会将朋友的温暖带入群体当中，反而是“黑羊”把“黑羊场所”带出来。

5. 保持低调：黑羊在“黑羊场所”里面保持低调的姿态，有可能会有机会结束自己成为“黑羊”的角色。例如：

(1)有新人出现：成为新的“黑羊”。

(2)紧急事件发生：例如是传出有财务危机或有高层来访。

(3)威胁事件的发生：就是可能威胁原有的这个团体的新团体或决策发生。

(4)组织变动：“黑羊场所”自行发生内斗。

社会心理学与健康[编辑]

健康涉及了身体适应、心理以及行为功能，在许多方面，保持健康以及承受病痛是社会心理的过程，受到文化、信念和情感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影响。健康与行为间的关联包括疾病的认知因素、自我毁灭的行为模式，以及压力的经验。

疾病的认知因素[编辑]

健康和病痛都可能来自我们的思想，而疾病的出现与严重的程度和归因以及个人控制有关。

归因模式[编辑]

归因每个事件存有许多不同的变数，有些个体发展的归因模式都是属于内在的，例如，解释事件是稳定、一成不变的情况。

1.悲观(pessimism)相信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每况愈下。不论所见为何，都认为事件的本质是丑陋的、邪恶的。

 悲觀的歸因模式(pessimistic attributional style)有內在的（歸因為自己的錯）、穩定的（歸因事前為無法改變的情況）、全面的（歸因事件會影響所有的事）等特色。而事件的悲觀模式較容易引發疾病

2.乐观(optimism)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 optimum（意为最好的），它是一种精神态度，反映出的是拥有一种期待未来会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的信念。

 樂觀的歸因模式(optimistic attributional style)，樂觀的人會將疾病歸因為外在的、可改變的以及影響有限的。他們比較不容易生病，也比較容易康復。
 
 不實際的樂觀主義(unrealistically optimistic)，他們對自己的病情抱持著錯誤且不切實際的看法，認為自己是無法擊潰的，否定自己得病的可能，以至於無法及時診療。

控制[编辑]

对于影响自己的事件以及自己本身，具有不同的控制感觉。

1.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 当人们知觉到内在控制(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表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经验和结果。这种内控者自己的努力会改变一切，使所有都变得截然不同，并为了自身利益而努力着。相反的，知觉到外在控制(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人，相信因为外在力量，使得他们无法做任何改变，这些外控者习惯听天由命。

2.习得的无助(learned helpless)希林格曼(Martin Seligman)研究出悲观的归因模式会导致习得的无助。由于过去挫败的经验无法抹去，而使得自身一蹶不振，拒绝做出因应困境的任何行为。例如一个受虐儿童相信自己因为做坏事而受到惩罚（内在归因），她或她受惩都无法改变她受虐的情况（稳定的归因），而且每个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全面的归因）。最终会导致她学得无助，不逃避受虐的环境也不寻求他人协助。

3.自我效能(self-efficiency) 概念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在 1977 年由心理学家 Bandura 所提出，在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提到个体的行为是由认知、行为与环境不断地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个体行为不只受到环境的影响，也受到个体认知所影响，其中自我效能则是影响人类行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自我效能是个体认知的核心信念，是由行为发生前的认知历程所触发而来，包含效能期待(efficacy expectations)和结果预期(outcome expectancies)。前者指个体可以成功地执行特定行为，并且产生特定结果的信念，属于动机因素，而后者指个体认为特定行为会导致特定结果之评估和判断，两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个别信念高低的综合结果。Bandura 也强调两者之不同，当个人确信此行为会产生确定的结果时，并不代表一定会有自信与动机去从事这个行为。自我效能和过度自信不同。自我效能奠基于相信自身的努力会产生一定的成果，故而相信自己能达成目标；过度自信则是毫无根据的认为自己不论如何都能够达成目标，即使不用付出相应的努力。

一.测量评估

Bandura 认为了解个体在面对事情的自我效能，并非只测量单一面向，而是应包含以下三个面向:

1.层级(magnitude) 指个体认为自己能达成任务的困难等级。当个体的自我效能越强时，而他就能感觉自己能完成的难度越高。

2.强度(strength) 指个体评断自己在从事某特定情境或情境范围时信心的程度。若其自我效能的强度越低，则他遇到较困难或较模糊的处境就越容易放弃；反之则较能坚持。

3.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 指个体的效能适用于不同行为的程度。若其评估的普遍性越广泛，则其自我效能能适应于其他情境的可能性越高。

二.影响因素

1.成就表现(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 个体凭借著过去的经验累积而形成自我效能感，成功的经验能为个体建立较高的自我效能，反之则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个人的成就表现是影响自我效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个体透过不断的成功经验可以强化其自我效能，在偶尔遇到失败时也不会影响此效能之维持。

2.替代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 人们并非把直接经验当作唯一的自我效能来源，也可以透过替代性之学习而来，借由观察别人的行为表现及其结果产生类推到己身的效果。主要的模仿对象为自己周遭的亲朋好友，若模仿对象的行为能带给个人正向的鼓励，则个体的自我效能将得以提升，反之则可能会降低。一般而言，个体会寻找与自己情境相似的对象，并且观察别人执行的方式与结果，借此建立自己的信心。如果模仿对象的条件、背景及情境与自己越相近，其成功之经验更能说服自己，进而增强自我效能。

3.言语劝说(Verbal Persuasion) 言语及口头劝说是简单且快速并为最常使用于影响人类行为的一种方式。个体透过他人之正面或负面之评论，而对自我效能之高低产生增加或减少的效果，个体亦会依据对他人之信任程度来判定他人对自己意见的认同及能力肯定的看法；不只是他人的评论会影响自我效能感，个体对于自己的评价（如：替自己加油打气）也会提升或降低自我效能感。然而，由于言语劝说无法提供个体对于经验之真实感受，因此经由此种方式所引发的自我效能与预期相对较微弱。

4.情绪/生理激励(emotional/physiological arousal) 生理激励与自我效能是负向的关系。个体会依赖他们的生理及心理状态来评估其自信程度。当个体处于压力的状态，会容易引发生理或情绪的反应, 而这些反应会影响对效能的判断。所以个体在焦虑、紧张、害怕等情绪下，自我效能会因此被减弱。反之，当生理与情绪状态处于平稳的状态下，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也较能持续执行任务，最后达到成功的目标。

三.功能

自我效能的功能主要是调节和控制行为，并通过行为调控进而影响行为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影响个体对活动的选择以及坚持性：自我效能高者倾向于选择有挑战性的任务，遇到困难仍坚持自己的行为，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不轻易放弃；而自我效能低者则相反。

2.影响个体面对困难的因应态度：自我效能高者勇于面对逆境，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可以克服困难；而自我效能水平低者在面对困难时容易缺乏自信，畏首畏尾，选择逃避。

3.影响新行为的习得和已习得的行为的表现：自我效能高者在遇到困难时，会强化运用其已习得之技能，并且愿意学习新的技能，以解决面前之问题；则自我效能低者反之。

4.影响活动时的情绪：自我效能水平高者信心十足，情绪饱满；而自我效能低者充满恐惧和焦虑。

5.影响个体的归因方式：自我效能高者向于将行为的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而自我效能低者倾向于将行为的归因于能力的缺乏。

自我毁灭[编辑]

自我毁灭是指一系列归因于心理创伤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会对行为者造成身体、情感或心理上的伤害，也可能对个人诚信构成风险。自我毁灭和自我伤害不同，自我伤害属于自我毁灭的一项行为，自我毁灭是可以有意、有计划的由冲动驱使，或者作为习惯培养并自动进行。行为类型包括自杀自伤行为、成瘾行为、符合行为（即甘愿作傀儡）等。

自杀自伤行为

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贫血 - 由个人悲剧造成，例如，亲人的死亡;
利他主义 - 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做的，例如，以免成为别人的负担;
自我主义 - 不是由社会规范和要求的感知造成的。

其背后原因可能是家庭中的问题，精神疾病，多情的失望，酒精和毒品问题，对社会无用的感觉，无奈或是低自尊等等。

成瘾行为

一般而言，对药物或化学物质（含：烟、酒精等）形成上瘾的症状或特性包括：

耐药性：指个体对于重复使用药物欲达特定的药效反映水准的剂量，会随着重复使用药物次数的增加而递减，通常对特定药物已上瘾的个体都需要借由增加每次使用的药物剂量来感受到药物对其个体形成的药效反应。
依赖性：系指个体重复使用药物后，会形成持续性的寻药行为，因为个体的心理及生理层面已经有服用药物的经验，所以不得不依赖它（可参考下一点）。
戒断症状：指个体持续的依赖服用特定药物一段时日后，若因某种因素无法维持服药的习惯，即出现停止用药的状况时，这时候个体在心理和生理层面均会出现很不舒服的症状，此即戒断药物所导致的一些“负面”症状，可以说是与该药物一开始被服用时所引发的“正面”药效完全一体两面的相反。由于这种戒断的症状会对个体的身心均有极大的不适感冲击，所以个体经历较长的服用药物历史后，其对药物上瘾行为可说是混合了依赖及戒断两个因素，因为该个体除了想要不断地获得药物本身的“正面”药校外，也要持续的用药来避免因停药所导致“负面”的戒断症状。
复发：指药物上瘾的个体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未再服用该药（甚至经过医疗单位治疗处理过），仍然会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由于“瘾”的感受再现而导致不当的服药行为复发。这个现象也是具有心理和生理层面的因素，是目前药瘾治疗最难以克服的特性。

以上这四项传统的药瘾行为症状，已经是很广泛的被一般临床治疗单位作为诊断之依据，它的信度效度等客观性的研究证据已经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许多合法的物质上瘾（如香烟、酒精、甚至是一般的食物）比滥用非法物质更难控制，因为这些合法物质不只易于取得，更有许多行销手法来鼓吹。

1. 香烟

多数人只要一接触烟，由于尼古丁的缘故，就会产生烟瘾，而抽烟也被视为是婴儿早夭还有残障的主因之一。由于抽烟者几乎都是在青年时就学会抽烟而开始抽烟的原因有同侪怂恿、家庭影响和学习电视、电影、崇拜明星等原因，所以禁烟应由学校儿童开始宣导抽烟行为受到个人态度、社会影响（如说服或同侪压力）、自我呈现（希望在参考团体内更有吸引力）等影响。然而态度形成和社会影响理论，被运用来降低青少年抽烟的情况—纠正认知上的错误（像是抽烟是大人的表现）且抽烟是成熟且成长的表现。 2.酒精

酗酒是大学生、成年人健康问题的主要危机之一，也与家暴、犯罪、车祸、婴儿残障等有关。依赖酒精的人会将酗酒的行为合理化例如酒精是用来纾解压力、克服焦虑和度过忧郁等。对于改善酗酒情况所做的解释非常重要，如果视酗酒为渐进的疾病，则她们就有借口来推托；若是视酗酒是个自己所选择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则酗酒者就能做出内在的、可控制的归因，所以总归来说，想要好好治疗酗酒就应该把酗酒贵纳进可控制的因素，进而改善酗酒问题。

3.饮食过量

体重超重、身材过胖的人常常都会接受嘲笑，还得背负丑陋、不管理外貌的刻板印象。他们必须承受的痛苦不只是低度的自尊、被嘲笑的外表，还有心脏病、高血压、忧郁等疾病的风险。将食物和社会赞许做连结的想法（像是能吃便是福），就会使个体难以改善饮食过量等不良的饮食习惯。而研究显示普遍的信念（如大多数人都吃的比所需还多）的影响力远不及个体做决定时所依循的信念（如：我如果要变好看，就要认真贯彻减肥计划）这时应该跟该族群传授健康的饮食观念，告诉他们适量饮食是为了让自己的健康，这时的改变动乐会远大于单纯为了改变外貌，进而变得更加健康。 符合行为

有人表示，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观点，因此适应有权力的人的意见。这些人不了解他们的个性，他们以社会的原则生活。符合者是所谓的“傀儡”，由他人控制。这样的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以他们把命运交给别人。

为了摆脱所有这些问题，一个人需要亲属和亲属的支持，以及专家的帮助。摆脱这种依赖是困难的，但这是可能的。

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编辑]

随着方法论的革新，在约莫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关于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与非传统安全的关注提升，使政治学家开始注重政治行为背后的心理学动机、试图要以更理性的解释方式处理传统研究范畴较无法解释的非理性行为（如恐怖攻击、非传统外交等）。

亲社会性[编辑]

亲社会性(prosociality)是影响个体在社会中行为很重要的准则之一。政治学家透过观察国家内的人民如何在社会中感知不平等，来探讨有哪些变因会影响人民认知所得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政策的偏好。学者 Judith Niehues 曾在2014 年发表的论文中做出不同国家间人民对于认知／实际社会所得分配结构的差异比较，其欲探讨一个国家的社会透明度(visibility)是否会改变国民的亲社会性、进而愿意接受更大程度的重分配政策。理性上我们猜测当人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会越愿意分享他们的财富；但当人们越来越富有，同时也将代表他们越不了解底层人民的处境、并且会越注重自身的发展。[9]

实验设计[编辑]

每次实验共有四名个体，并且被给予 120 元能自由贡献给社会的资金（届时会透过重分配政策重得部分贡献的资金），共进行 15 次的重分配。在这之中，操作方式依据社会头明度的不同被分做两种：

已知(known; visible)身份：实验对象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
未知(unknown; invisible)身份：实验对象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每组实验对象也依据社会地位组合被分做两种：

金字塔型(pyramid)：1 名富者＋3 名穷困者
花瓶型(vase)：3 名富者＋1 名穷困者

实验结论[编辑]

富者比穷困者贡献更多资金。
当面对关于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时，实验对象倾向降低贡献资金于社会的意愿；此效果在富者与穷困者的行为都观察的到。
当面对关于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时，若存在不确定性与资讯不足（亦即处在未知身份组别），会创造制动效果(dampening effect)，使实验对象降低不愿意贡献资金于社会的意愿。

社会心理学与经济[编辑]

人都是非常注重金钱的。自古以来，金钱一直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会影响人的情绪、思考甚至会促进或抑制人的行为。根据 Google 搜寻的结果，在 2012 年金钱这两个字被使用的比例非常高，甚至高过于快乐二字。

金钱的象征权力[编辑]

有钱人与一般人的差别并不只是在是否拥有那白花花的钞票，因为金钱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在一连串的实验室研究当中，社会心理学家 Kathleen Vohs（2006）发现当大学生只有在思考金钱的相关问题时，他们会变得更自我满足(self-sufficient)、更自动自发(autonomous)、但是和其他个人的社会互动较少。在这些实验中，研究者用不同的、隐晦的方式让参与者想到钱，例如：让他们阅读关于金钱的文章、给他们看与金钱有关的短句子、给他们数一大叠大富翁游戏的游戏纸钱、或是让他们坐在一台使用漂浮的钞票作为银幕保护程式的电脑萤幕前。结果发现，如果有受到金钱暗示的受测者，测试出来会显得比较独立自主。也就是说，在社会作为场景的情况下，这些受过金钱暗示的受测者比起团队合作会比较喜欢单独工作、他们会在自己和其他团队成员之间预留更多的空间、当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也较不倾向向他人寻求协助。根据这些研究结果，Vohs 认为金钱会非常核心、基本的改变一个人，拥有金钱让人感到与他人的连结较少而更加自主。反之，拥有较少金钱则常常会需要依赖他人。

那么如果金钱让我们变得更自我足够，金钱是不是也会减少我们对于肯定的渴望并且让我们在受到拒绝时不会感到那么的痛苦呢？如果会的话，我们在这样的拒绝过后，我们对于金钱的连结与依赖会不会更强烈呢？在中国有一个实验，Xinyue Zhou（2009）聚集了一大群大学生，让他们彼此进行自我介绍与破冰的对话。之后，这些学生就被一一分开，并且请他们从刚刚团体当中选择一个人来进行合作。接着，所有学生都被告知必须要从这个实验离开，原因是随机分配的，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选择与他合作，也就是 social acceptance 的情形，也有可能是因为都没有人选择他一起合作，这是 social rejection 的状况。最后，他们又请这些学生完成一些金钱相关的任务。例如，他们让受测者用纸笔凭印象画出一个中国铜板，归纳结果发现，刚刚在说明时被归类为拒绝的人所画的钱币都比较大。这些人甚至说他们愿意放弃未来所有的美好例如巧克力、日光、沙滩等，然后换取高达 140 万元的金钱。可见一个人受到拒绝会增加他们主观认为金钱的价值。

在 Xinyue Zhou 的一个接续的研究当中，同一群大学生被随机分配，有些人要用手指计算 80 张白纸，有些人要计算 80 张百元大钞。接着这些大学生要玩一个电脑的线上投球游戏，并且有三个其他实验同谋现场一起玩。这个游戏是受到控制的，正常情况下，游戏持续进行，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但是也产生了另外一个拒绝的情况，实验同谋会开始将受测者排除在外，不让他丢球。最后询问受测者对于该游戏进行评价，结果一开始数白纸且受到拒绝加入游戏的受试者比起一开始数纸钞的人感到不愉悦。也就是说，金钱在这个情况下，就好像一个缓冲剂一样，减少了受到排除对于一个人的冲击。

根据在全球 18 个国家、165 个研究的发现，金钱对于人有两个主要的影响。首先，人们会变得比较不需要人际之间的键结羁绊、变的更不参与社会互动、变得更不在意或关心他人、变得更不需要依靠别人。其次，受到前的刺激的人往往会开始更加注意价格、交易、经济环境等等，也会开始认同开放自由市场的价值。他们对于工作的热情会被激发、投入更多心力于解决困难度很高的问题、相对的也更加容易成功。

社会因素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编辑]

人们究竟是怎么做出经济决定的呢？透过深入观察股票市场，我们或许能窥得一二，因其运作原理浅显且交易（抉择）自由度高，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参与者，使得研究数据能更具参考价值。
许多人认为在股市获利的可能性比在吃饺子老虎赌博机还高，但事实上选择股票标的的行为也是一种赌博。经济学家 Burton Malkiel（2007）就曾发现，一组由专家们经过长时间的分析讨论才得出来的股票，表现还不见得比一组随机凑成的股票还要好。所以，在数年前的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中，专家就曾提到：“你让猴子随机扔飞标到一个写满股票的轮盘上，他所选到的股票表现不见得比较差...，说不定反而更好！”

除了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也深深影响着人们在股市中的投资决策。举例来说，1987 年十月，美国股票市场大崩盘，总共损失约有五千亿美元之多，但是事情发生不久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得主 Robert Shiller 对一群非常投入于股票市场的民众进行了一份问卷调查，向他们询问究竟什么是造成这次股市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根据那 1000 多位投资人的回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关于股票市场的相关新闻，因为当天早上充满了股市下跌的报导。也就是说，股价的波动不只是受到客观的经济资讯影响，其本身的波动也能影响交易者的操作，进一步加剧了波动的震幅。研究“社会比较”以及“服从”的学者提出，当人们无法明确地感觉、量化自己的想法时，他们会向他人寻求建议和支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投资人往往在行情不稳定时，更容易受到市场新闻以及投资建议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Stanley Schachter（1987）曾进行了一个实验，他给一群大学生观看最近三周的股票价格记录，预测之后究竟会上涨、平盘整理，还是下跌，并进行操作。虽然传统的经济学原则是，在低点买进、在高点卖出，但是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学生们倾向购买“正在涨价中的股票”并且卖出“正在下跌中的股票”（就是所谓追高杀低），即便是颇有学识基础的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学生，得到的研究结果也是大同小异。

但是Paul Anderson（1987）认为人们的决定和其既得资讯有非常正向的关系。如果人们无法对目前市场上的趋势反转明确解释的话，操作结果可能不同。Anderson 创造并且使用了一个假设的模型，在电脑上模拟一个股票市场，他发现如果没有相关的新闻故事可以解释市场的动荡，受测人员通常能避免被原先趋势影响心态，他们敢于在低点买入，并且在高点卖出。反而，其他一群有接受到华尔街相关资讯，为当下的经济情况进行解释的话，他们会倾向选择利益较少的行为模式，也就是选择购买“正在涨价的股票”并且卖出“正在下跌的股票”。因为他们认为上涨中的股票就会顺着这个趋势继续上涨，而下跌中的也是同样的概念。
即便是尚未发表的谣言也会有这样的现像。Nicholas DiFonozo 和 Prashant Bordia 从事了一个股票市场的模拟，让有些受测者接收些许关于特定商业公司的假消息。有趣的是，虽然参与者都说他们觉得消息来源不可靠，所以不会去相信谣言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但是最后他们在模拟股票市场的行动结果显示，他们内心仍然将这些假消息视为是真的病在不知不觉下改变了自己的选择。

不难发现，心理、感情上的因素有时候可以让我们偏离正轨，作出与理性相反的选择，研究发现人们常常受到拥有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影响。拥有效应(endowment effect)指人们常常将自己所拥有东西、物品、劳务的价值更加无限放大，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了。曾经有一个研究发现，人们对于自己持有的咖啡杯，会用更高的价值去看待，也认为应该用更高的钱才能买到该物品。但是面对不属于自己，且品质和外型相似的东西，他们往往低估、不认同其真确价值。另外还有第二个研究，研究者观察在澳洲的股票市场上，投资人是如何进行经济投资，长期观测发现，卖方总认为自己的股票价值应该要比买方认为的还要高，不论其当下的市场价值是多少。

在投资市场中，人们容易受到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会习惯过早售出上涨中的股票，并守着不断下跌的股票不卖。Shefrin 与 Statman（1985）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概念，如果人们曾经花费许多金钱、心力在某东西上面，人们会更重视它。因此，若以我们入场的价格当作基准点，我们更容易冒风险来规避可能的损失，而不是想尽办法获得最大的利益。

参考书目：畅销小说 Michael Lewis's （2015） Flash Boys，Shiller（2009）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编辑]

接续上述，许多观察和研究中显示人们往往无法等到股票获利颇丰时才将它卖掉，却常常在股票已经下跌很久时守着它不肯放弃，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社会心理学家 Shefrin（2006）所说，后者的行为现象被称为 Get-Evenitis（扳平症），即是人们“厌恶损失”心理所造成。在一本书“曾经投入太多了以至于无法放弃(Too Much Invested to Quit)”中，作者 Allan Teger（1980）描述了一个类似情境，想像你正在一个拍卖会场，有一个拍卖者告诉你一张一块钱的纸钞即将要被售出。根据典型的拍卖的办法，出价最高者会得到这个标的，也就是会买到这一张一元美金纸钞。但是这个情况不一样，作者假设出价第二高的人也必须要支付他所喊出的价钱，然而他却不会获得任何东西。另外，你和其他参与者被规定无法进行沟通。最低的起标价是五毛钱，你们被给予了一定量额的金钱，可以自由选择参与竞标或是不参与并带着钱直接离开。结果显示，人们的喊价以五美金的价值一直上涨著，比起当初研究员所提供的金钱价值还要高，有些情境下甚至飙升到了 25 美元，就只为了买一张美金一元的钞票。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经济行为陷阱，最初参与者是受个体收益驱使而去参与竞标;但随着竞标的持续进行,参与者更关心赢得这场“比赛”以挽回面子,尽量减少损失,并给他的对手惩罚。这种逐步落入陷阱的情况最容易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情境下发生--也就是股票市场,因此这种“落入陷阱行为”经常发生在股民和投资经理身上。入市者最初购入某些股票是以利益作为行动准则;但经过多空双方的多轮较量后,他们渐渐忘记自己的最初目标,而只关注如何赢得这场搏斗,不要丢面子并教训对方一顿。若投资者想克服上述行为陷阱，可以在每次作买卖决策之前,慎重考虑自己行动的事后退出成本。
回归正题，我们可以从市场或上述实验中发现，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决策已经导致了负面结果时，他们不会去停止或改变行为，反而继续合理化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导致损失不断升级。这是因为个人和群体都容易被自己最初的承诺（选择）所限制，他们会想尽办法透彻完成自己的承诺，以减少认知上的落差。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在行为金融学中属于非理性决策，因为决策者并未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客观决定，而是在各项心理因素影响下非理性的坚持不正确的作法。综合承诺升级、厌恶损失心理等因素后便容易使人落入前述的经济陷阱。
为什么一个主管推荐某个新人而被公司录用后，那个上司倾向于过度正向评价那个员工在职场的表现？为什么ＮＢＡ的篮球队持续选择被大家看好的球员，即便他们过去的客观数据资料好像没有那么的好？这都是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现象。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人们会持续接受失败的投资以规避损失（厌恶心理），但是却反而累积了更多的损失。

社会心理学研究设计[编辑]

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科学，采用发展良好的一组方法来回答社会行为的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分为三准类型：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每一种方法都可以用来探讨具体的研究问题，但是其方法都各有优、缺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创造力部分来自选择正确方法，尽力提高其优点，减少其缺点。

观察法(observational method)：描述社会行为。[编辑]

想要成为敏锐的人类行为观察者，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如果目标是描述一群人或抹一类行为，观察法(observational method)非常有效用。这种技术让研究者可以观察和记录行为指标或印象。则观察法的形式有非常多种，取决于研究者所寻求的内容、是否涉入或跳出所观察者，以及他们是否将结果量化。

实例

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者尝试从内部观察某一团体或文化，而不施加任何既有概念。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着主要方法，也就是探讨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当社会心理学家将焦点拓展到不同文化的社会行为，可运用民族志来描述不同文化，以及产生有关心理原则的假说。采用民族志的关键在于避免强加自己自己既有的观念于团体，而尝试了解被研究对象的观点，研究者有时想要运用观察法来验证特定假说，但是在这样的研究里，建立评分者间信度(interjudge reliability)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由两个人以上独立进行观察和编码资料所得到的一致性，当两位以上独立评分者得到相同的观察结果，研究者就可以确保观察并非某个人的主观、扭曲印象。
档案分析(archival analysis)。观察法形式之一，研究者检验某一文化当中已经累积的文件或档案（例如：日记、小说、杂志、新闻），能让研究者描述该文化当中的档案内容。例如，有一位研究者探讨报摊和一般书店贩卖之成人版平装小说的色情内容(Smith，1976)。另一位研究者分析网页上张贴的照片(Mehta，2001)。研究显示许多色情书刊参杂男性使用暴力（肢体、心理或黑函），强迫女性从事不情愿的性行为。对女性的攻击是部分（并非全部）色情书刊的主题。以档案分析为主的观察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社会大众心理的价值观和信念。

观察法的限制[编辑]

观察法存在某些限制。某些行为难以进行观察，因为他们很少发生或者在私底下才会发生。例如，Latané和 Darley 如果选择采用观察法来探讨旁观者人数对于助人意愿的影响，可能仍没有答案，因为紧急事件很少发生，预测它们何时发生又很困难。相反地，Latané和 Darley 可能运用档案分析——例如检验犯罪案件的新闻报导，计算旁观者人数及帮助受害者的人数。然而研究者很快就会遇见新的问题：每位新闻记者都提到在场的旁观者人数吗？数目是否正确？新闻报导是否涵盖所有帮助的形式？由此可见，资料非常杂乱，研究者在进行档案分析时，需要仰赖原始素材编辑者的善意，但是新闻记者撰写报导的目的与研究者不同，可能并未包含研究者需要的所有讯息。或许更重要的是，社会心理学家不仅想要描述行为，也想要预测和解释其行为。

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回答因果关系。[编辑]

实验法为唯一可以确定因果关系的实验方法。研究者有系统地安排事件，让人们产生特定的经验（例如与其他目击者一起或单独目睹意外事件）。实验法式社会心理学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因为它能让实验者作出因果关系的推论。实验法必然包含研究者直接介入，研究者谨慎地改变情境的某一层面（例如团体大小），检视此一层面是不是待探讨行为（例如人们在紧急事件时的助人行为）的原因。

实例

自变项与依变项(independent variable＆dependent variable)。目击紧急事件的人数是 Latané和 Darley（1968）研究当中的自变项(independent variable)，由研究者改变，以检视对其他变相之效果的变项。依变项(dependent variable)是研究者所测量，用以检视是否受到自变项所影响的变项。研究者假定依变项取决于自变向的程度高低，换言之，依变项取决于自变项。Latane 和 Darley 发现，自变项（旁观者人数）确实对依变项（旁观者是否助人）造成影响。当其他参与者相信其他四人发病时，只有 31%提供协助；当参与者相信只又另外一人知道有人发病，助人行为提高到 62%；当参与者相信自己是唯一听到发病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提供协助（85%）。这些结果显示，旁观者人数强烈地影响助人比例，然而，这并不表示团体人数是影响人们助人决定的唯一因素。当参与者认为只有自己是目击者，仍有某些人未提供协助。显然，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助人行为——旁观者性格、先前目击紧急经验世间的经验。但是 Latané和 Darley 仍成功地找出影响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认为在场的旁观者人数。
实验的内效度(internal validity)。除了自变项之外维持其他的实验条件相同，称为“内效度(internal validity)”。Latané和 Darley 谨慎地维持很高的的内效度，确保每个人目击相同的紧急事件，他们预先录制其他参与者与受害者的谈话，然后经由对讲机播放录音带。在实验里，除了旁观者人数之外，还有一项关键差异：各组的参与者并非同一群人，或许助人行为的差异出自于参与者特征，而非自变项。属于唯一目击者状况的人可能跟其他组别参与者有所差别，因此他们较可能助人。如果任何一项可能性为真，我们就难以下结论说，旁观者的人数导致助人行为的差异，而非参与者的背景变项。所幸，有一种技术能够让实验者缩小参与者之间的差异避免影响结果：随机分派(random assignment to condition)，让所有参与者参与任何实验组别的几率皆相等；经由随机分派，研究者可以确认，参与者的性格或背景变相平均地分布于不同组别。进行资料分析时必须考虑几率水准(probability level，p-value)，也就是根据统计技术所计算出，实验结果纯粹出于几率，而非自变项的可能性小于 5%，则表示结果达到显著水准（值得信任）。综合来说，良好实验的关键在于维持很高的内效度(internal validity)，其定义为确保自变项影响依变项，且为唯一影响之因素。如果内效度很高，表示实验者可以判定自变项是否影响依变项。
实验的外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实验法虽然有这些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为了控制情境而将人们随机分派，以及排除外在变项的效果，使得实验情境多少有些人为做作，不符合真实生活之处。例如，有人可能认为 Latané和 Darley 根本偏离原本的研究灵感来源，也就是 Kitty Genovese 谋杀案。在大学建筑里参与实验研究时目击有人发病，跟都会人口密集社区里的残忍谋杀案有何关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跟其他人透过对讲机讨论吗？参与者知道自己参加心理学实验，这一点是否影响他们的行为？这些重要问题跟外效度(external validity)有关，也就是研究结果可以类推到其他情境和其他人的程度。请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是两种可类推性，我们可以从实验者建构的情境类推到真实生活情境的程度（跨越情境的可类推性），以及我们可以从参与实验者类推到一般人的程度（跨越人群的可类推性）。针对跨越情境的可类推性，社会心理学研究有时被批评在人为情境当中进行，无法类推到真实生活——例如，大学里的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相当重视这个问题尝试要提高结果的可类推性，因此尽可能让研究具有真实性。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里较少处于实验室情境，就像 Latané和 Darley 经由对讲机进行私人问题的团体讨论。相反地，心理学家希望扩大研究的心理真实性(psychology realism)，也就是实验引发的心理历程类似于日常生活之心理历程的程度^[37]。如果人们涉入真实事件，可以强化实验的心理真实性。为达到此一目的，实验者通常告诉参与者表面故事(cover story)——经过掩饰的研究目标。例如，Latané和 Darley 告诉人们：他们所参与的是大学生个人问题的讨论，然后演出一场紧急事件。如果告诉人们下列说法其实更容易：“瞧，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人们对紧急事件的反应，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演出一场意外，然后看看你的如何反应。”你一定会同意，上述程序的心理真实性很低。在真实生活里，我们从不知道紧急事件何时发生，也没有时间规划自己的反应。如果参与者知道紧急事件即将发生，所引发的心理历程跟真实紧急事件必然极为不同，因此降低心理真实性。为确保实验结果代表一般母群的唯一方式，是从母群随机抽样。理想上，实验的样本应该得自随机抽样，就像调查一样。社会心理学家逐渐采用多元母群和文化的对象进行研究，有些来自互联网^[38]。

实地研究

增加外效度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进行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s)。在实地实验里，研究者在实验室以外的自然情境里探讨行为。如同实验室实验一样，研究者控制自变项的发生（例如团体大小），以检视它对依变项（例如助人行为）的效果，而且将参与者随机分派至不同状况，故实地实验的设计与实验室实验相同，不同的只是在真实生活情境进行，而不是实验室的人为情境。此外，实地实验的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所遭遇的事件其实是实验。上述实验的外效度很高，因为它发生在真实世界，以真实人群为对象，通常比大学生样本更加多元化。

重复验证及后设分析(replications & meta-analysis)

重复验证(replications)是实验外效度的最终验证。只有借由不同情境﹑不同母群进行研究，才能够决定结果的可类推性。针对同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结果通常有些变化。例如，有些研究可能发现旁观者对助人行为有所影响，有些研究则否。我们如何理解此一现象？旁观者人数究竟是否有效果？所幸，后设分析(meta-analysis)的统计技术可以计算两个以上研究的平均结果，以检视自变项的效果是否可靠。

基础研究 vs.应用研究(basic research vs. applied research)

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的目的在于找到人们行为动机的最佳解答，且纯粹出于求知好奇的理由。研究者并不想解决特定的社会或心理学问题。相对地，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的动力在于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此时，建立行为理论只是次要目标，它主要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像是缓和种族歧视﹑减少性暴力，或者阻止艾滋病蔓延。

参考资料：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 著，余伯泉、陈舜文、危芷芬、李茂兴译（2015）. 社会心理学原书第八版。台北市: 扬智出版社.

跨文化研究[编辑]

此部分资料来源为大学学报或期刊，提供了我们从自身社群出发、有别于西方研究的主题和观点。研究有三，首先是台湾青少年的亲子关系探讨，主要分析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关系的变迁，再进一步检视亲子关系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实验结果也回应了台湾社会长期的迷思。第二个研究是关于台湾的性别议题，探讨了性别角色与成就动机、专业选择的关系与影响性别角色之发展因素。最后，我们亦引用了香港的研究，从更大的范围来检视，主题是华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认知。

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亦指出，在不同文化社群中的人们，会有不同的文化基膜，因为不同社群文化中所共享或认同的边界(boundary)、范畴不同。此外，各文化社群乘载的历史记忆、族群认同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因此会形不同的文化基膜。举例来说，人类学家爱德华・哈尔(Edward T . Hall)在其著作《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中提出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情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的概念，在高情境文化中，人际关系是重要的，很多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资讯留待互动情境脉络做解释；反之，在低情境文化中，是较为个人主义的，人与人在交流表达上会比较直接。一般认为属于高情境文化的国家有美国、欧洲或澳洲等西方国家，而大多数亚洲国家多半为低情境文化国家，也呼应了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东亚的“差序格局”人际关系导向。除此之外，在其他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是重要的研究典范和传统，例如“罪恶感(guilt)／羞耻感(shame)”、“普遍规则／特殊规范”等因为不同社群文化所衍生出的差异。

然而，对于文化心理学的一种批评是“WEIRD”产物，即西方的(western)、受过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民主的(Democratic)。

青少年亲子关系[编辑]

从出生开始，我们经历学习模仿，接着进入社会化的过程。青少年时期，我们开始发展出自己的特质，体验人生经历。而成年后的个性通常是青少年的延续，并不会有过多的改变。所以我们由青少年时期与亲子关系的融洽程度，推测出对于成年之后的影响。研究青少年至成年初期亲子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研究目的根据以下理论

家庭生命阶段发展论(Bengtson & Allen, 1993; Elder, 1984): 家庭成员间存在相互依赖性，且家人互动形式会随着生命阶段而呈现连续性与变化性。
家庭发展双动态模型(dual dynamic of family development, Elder 1984): 家人关系会因应家庭成员个人发展状态而改变，同时，变动的家人互动形式也会型塑个人的生命经验。随着个人成长，亲子关系可能出现连续性与不连续性。
社会化理论: 强调先前经验的延续性，故着重亲子关系的连续性
父母期望论(Parental expectancies theory, Collins & Russell, 1991; Collins, 1992)与青少年个体化理论(adolescent individuation theory, Grotevant & Cooper, 1986): 解释亲子关系的不连续性。探讨台湾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亲子关系特色，分辨阶段亲子关系的变迁类型以及影响变迁的原因，再进一步检测亲子关系类型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

研究方法样本为台湾青少年，计划始于 2000 年（青少年此时是国三），第一阶段到 2009，共搜集九波资料，2011 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成年时期的后续资料。主要变项之测量有：亲子关系、心理健康、个人与家庭因素、成长生命经验。研究结果亲子关系及心理健康之变化趋势

1.支持随着成长时期增加，冲突则是呈现波动，高中>国中、大学>成年初期。

2.国中、大学时期忧郁程度高于高中，成年初期的忧郁程度最低。

亲子关系之类型与变迁类型[编辑]

原先类型[编辑]

　　　　a. 矛盾型：支持与冲突皆高
　　　　b. 支持型：支持高，低冲突
　　　　c. 冲突型：低支持，冲突高
　　　　d. 疏远型：低支持，低冲突

变迁类型[编辑]

　　　　a. 长期矛盾型：稳定地支持和冲突皆高
　　　　b. 稳定支持型：稳定地支持高，低冲突
　　　　c. 持续冲突型：稳定地低支持，冲突高
　　　　d. 疏远转冲突型：低支持与低冲突转往低支持，冲突高

亲子关系变迁类型与影响因素[编辑]

	持续冲突型	长期矛盾型	稳定支持型
持续冲突型		遭遇到较多的生活事件	遭遇到较多的生活事件
长期矛盾型	拥有较高的家庭凝聚，受访者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明显较高
稳定支持型	拥有较高的家庭凝聚，受访者的父母有偶者明显较多

性别、父母年龄、家庭收入、手足数等变项，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结论[编辑]

长期矛盾型

长期亲子关系相当一致具连续性，亲子关系持续不佳。
稳定支持型:长期亲子关系相当一致具连续性，亲子关系保持稳定良好。
持续冲突型:原本或矛盾或疏远的亲子关系，进入成年后大部分转为冲突, 意味青少年期间若无法拥有良好的亲子互动，进入成年初期就可能每下愈况，难以期待亲子关系转佳。
疏远转冲突型:原本或矛盾或疏远的亲子关系，进入成年后大部分转为冲突，意味青少年期间若无法拥有良好的亲子互动，进入成年初期就可能每下愈况，难以期待亲子关系转佳。

忧郁随时期呈线性下降，自尊随时期既呈线性上升亦呈倒 U 形曲线变化。
以上结果证实，亲子间互动关系的长期变迁类型会影响台湾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长期心理健康。周玉慧(2015)进一步探究青少年至成年初期亲子关系的变化，发现各时期亲子关系均可分为“矛盾型”、“支持型”、 “冲突型”及“疏远型”，且在不同时期的类型比例会产生变动。

所以当下次别人再说“那些人长大后变这样，就是因为小时候，家里大人没有教！”的时候，你会用这份研究怎么跟对方解释呢？

另外，关于羞耻感与罪恶感教化的分别无疑是青少年与家庭之间广为讨论的一重要课题。羞耻感教化一直是东方社会惯用的一种手法。本研究透过实地的观察与探访将羞耻事件的轮廓描绘得更加细致，让东方家庭教育的模式有更清晰地呈现。研究表示，家长们以多元化的口语及非口语之沟通管道，企图让幼儿对自己的行为觉得羞愧、不好意思。同时研究者观察到这些羞耻事件绝大多数是因为幼儿现场犯错而引起的（原型），而也不乏家长透过在外人面前覆述孩子过去的犯错行为而产生的复型羞耻事件。对于儿童的成长而言，任何一种管教方式实难有可证伪的效果，即使是同样的教化方式与生长环境也能有个性截然不同的养成。然而羞耻事件无疑在东方世界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透过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与“知耻近乎勇”的想法交织，羞耻事件更像是从“不知羞耻”到“明白事理”的管教过程。作者在结尾处为这样的教养方式下了注解，他认为家长的策略是以羞(disgrace-shame)教耻(discretion-shame)，透过这样的模式培养幼儿良好的自省能力，因此稳固了知耻—自省—改过的文化意涵。而无论这样的管教方式是否妥当，仍然在华人世界广为应用。

冯涵棣、陈倩慧（2002）。《情绪、文化与道德社教化：以羞耻感为例的探讨》。

青少年与师长间的关系[编辑]

此乃透过教师的指导态度与行为特质划分为6种:

民主型:师生间以平等开放的态度互享理解与交流。在这种关系中教师打破传统师生间的权力结构，视自己为学生群体中的一部分，透过与学生共同讨论来提供自己的意见，并使学生勇于表达自我。在这种氛围下，学生的参与地相当活跃，并附有自信与创造力。
慈爱型:师生关系以真挚和亲密为主。在此种关系中，教师具有极高的责任心并对学生表达出大量的体谅与包容，这使得学生更易亲近老师并投入自己的情感，经常向老师吐露心声与烦恼。
管理型:管理型的师生关系即是以纪律和规范做为钢要。在此种关系中，教师自我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学生的外在表现须要服从规范，这样的管理手段较为简单明确，教师也透过协议的方式，来使双方有妥协的余地。
专制型:在这里教师如同管理型般的重视纪律和服从，但教师本人将自己视为学生的领导者，因此通常行事上较为专断，同时也不易接受来自学生的批评和指教，虽然教师本人具有极高的责任心，但常因此对学生个体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
放任型:在这类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并不具有太大的责任感，也不会参与学生的各项集体活动，面对学生的需求与问题时，有时会充耳不闻，但其对学生本身也无要求，一切顺其自然。
冷漠型:冷漠型的教师不同于放任型，他通常是严肃起说教的，在这种关系中，教师极度重视尊师重道，在讲堂上单方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下课后便认为工作完成，并且迅速离去。

高明书（1999）:教师心理学。第 151-153 页周国韬（1998）:教师心理学。第 45-49 页

性别角色与性别刻板印象[编辑]

Sex&Gender 的差异[编辑]

Sex[编辑]

即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生物性状态，指生理上的性别特征，受染色体、基因型态与表现、性激素、环境荷尔蒙等等因素的影响，可分为女性、男性、双性人等。

Gender[编辑]

社会运用某些非生物性特征，譬如：穿着、仪态、言行、兴趣、嗜好、工作、人格特质、在家庭中的角色等等，将人们清楚明确地划分成男性、女性等，并且规范了这各种性别应有的模样。根据 Webster 字典的定义，gender: the behavioral, cultural, or psychological trait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one sex，亦说明 gender 是心理上或社会上的区别。

Gender Identity[编辑]

性别认同，又称心理性别，指在心理上如何认定、察觉自己的性别并表现出符合自己性的动机、价值和行为的一致性之发展历程，及性别形成的历程。也就是说个体心理上觉得自己是男或是女，认定自己是属于那种性别，而展现出该有的举止及态度。性别认同可能与生理性别相同、也可能不同，其形成同时受到生物性与社会性因素的影响。综合过去心理学者的研究，性别认同的发展可粗略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性别认同期(basic gender identity)： Thompson 的研究发现，二岁左右的孩子，可根据发型、衣服来判定图片人物的性别，也对自己的性别还不太确定。要等到二岁半、三岁时，才能正确地说出自己的生理性别，不过仍不清楚生理性别固定而不能改变。
第二性别稳定期(gender stability)：四岁左右大部分的孩子就具备有性别稳定的理解，知道小男孩以后会变成男人、小女孩变女人。但此时通常还是认为可经由改变外在来改变性别。
第三性别恒定期(gender constancy)：六、七岁左右，孩子的性别认同才算完全。他们知道生理性别不会因外型或穿着或活动，而变成另一个性别。
第四性别有生殖器基础：七岁以后的幼儿会因为生理结构之差异认知道和异性在性别上有所差别，同时对生殖器相同的同性产生性别认同，并影响与性别有关的行为。

性别角色(Gender Role)[编辑]

性别角色，又称社会性别。指社会对于不同特定性别所赋予的社会角色与行为准则，规范何谓可接受的、合适的及被期望的行径与形象。性别角色的存在可能出于部分先天性的生理差异，再透过社会文化的构筑而强化与定型，也因此在不同文化当中，不同性别所被赋予的意涵与责任也不尽相同。现今人类社会多数的主流文化将性别角色区分为“男性”和“女性”，但部分少数族群的社会中具备三种甚至以上不同的性别角色。

在行为科学领域中，有三种以社会化观点为基础所衍生的理论：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心理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认为性别角色的形成是透过孩子认同(identify)同性父母而形成的。佛洛依德(Freud)认为，小男孩有所谓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因为爱恋自己的母亲而担心父亲惩罚他、有被阉割的恐惧，所以必须借由认同父亲来解决问题；而小女孩的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则认为母亲和自己竞争父亲的爱，因此同样需要经由认同母亲来解决。与小男孩不同的是，小女孩因为没有被阉割的恐惧，所以性别认同的压力较小、性别分化情形较晚才完成。Freud 以性欲作为驱力的基础，将同性的父亲或母亲之一方面的人格特征（包括性别角色的认知过程）融合进他的理论中。
班都拉(Albert Bandura)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此派学者认为孩子的性别角色是经由直接奖赏和惩罚，以及观察和模仿等二个过程，而学习到的。
1. 直接奖赏、惩罚：Fagot 观察 24 个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互动，发现父母会赞赏子女玩适性的活动，例如：女儿玩娃娃、儿子玩卡车，玩不适性的活动也会惩罚。父母甚至也会提供孩子符合其性别社会期待的玩具和训练，例如：买刀、枪给男孩，买娃娃给女孩、要求女儿帮母亲料理家内事务。在学校里，老师也鼓励男孩子从事运动、数学、科学等方面的活动、鼓励女孩子发展语文或体操方面的能力。
2. 观察、模仿：Bandura 认为孩子会经由观察和模仿同样性别的人，来学到很多性别特性。在家里，女孩模仿母亲，男孩模仿父亲；在学校，女孩模仿家事老师，男孩模仿体育老师，而同学们也互相模仿应该玩什么游戏、买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大众媒体同时间也提供许多的楷模让孩子模仿。孩子会模仿同性他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鼓励、奖赏去模仿。因此社会学习论者，认为孩子们经由模仿与奖惩二个过程的交互作用而学到性别角色。
高尔伯(Lawrence Kohlberg)　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Kohlberg 认为孩子的性别认同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判断，因此性别概念的形成受到认知发展程度的影响。二岁的孩子利用外表来对人做粗略分类，因此如果一个女生穿长裤、留短发，孩子就会认为他已经变成男生了，即使利用奖赏也很难改变他们的信念。而当小孩六、七岁时，就会知道（生理）性别是不变的，穿长裤留短发的女人，她仍然是女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当小孩发展到性别恒定阶段，即小孩知道自己永远是男生或女生后，就会主动地表现出符合性别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当然，他们也会寻找同性楷模来模仿他们的举止，以学到适性的行为模式。所以，小孩是先有性别认同，而后自然获得性别角色。

这三种理论都是来解释社会因素如何塑造我们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感觉。心理分析理论重视性欲取向，认为基本的机制在于“认同”。社会学习理论重视性别角色，认为是模仿与自己同性的双亲而成。认知发展理论重视性别认同对社会化的影响，认为“认同”的发生，是在孩子已经习得“性别认同”之后，才有可能。^[44]

即使到现在，男人与女人普遍还是在关注著性别角色是如何塑造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许多人把从男女个体间所观察到的差异，粗浅地对于男女性别角色进行简单的二分；在这样的分类下，男性一般被描述成是理性、自信、决策果断，相对地女性则被描述成是感性、容易害怕、易受外界之干扰。在心理上，男性也被认为求新、求异，行为上敢于冒险，富有主见；女性则表现于求美、时髦、炫耀、求贪小便宜，在行为上比较趋于保守，易受他人所左右。这种传统上对性别分类是粗糙的，容易导致性别偏见或性别歧视。而性别刻板印象(sex-role-stereotype)的可能原因，大多来自父母、师长、同侪及大众媒体。当孩子一出生后，父母即因其性别不同给予不同的穿着打扮、玩具及管教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对于性别角色认同即产生了刻板印象；加上与同侪相处或身处的环境，同侪的认同或环境的影响，而使自己对于自身的性别角色不自觉地有了性别刻板印象。

其实，欧洲的心理学家 Carl Jung（1875-1961）早就认为，不管男性化的男人多么不愿意承认，他的内心深处都有女性的那一面，这是女性原始意象(anima)；同样地，每个女性化的妇女，在内心深处都有男性化的那一面，这是男性原始意象(animus)。在人的原始意象中，无论男女，都有反性别的一面。因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各自的生理性别之外，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终将形成各自的（性别）角色，并自动地按照适合自己（性别）角色的行为方式来认识、思考与行动。

到底什么是性别角色，这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一套与自己性别相适应的行为模式。Gilbert ^[45] 认为性别角色是指存在于特定历史或文化情境中的对两性分工的规范性期望和社会互动中与性别相关的规则。

早期的性别角色观念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是位于性别角色行为光谱上的两端；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认为是对立的，个体愈趋向于某一端，也就会更远离另一端。197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 Sandra Lipsitz Bem ^[46] 是首先提出了双性化 Androgyny 概念的人。她反对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同处于一个连续光谱的对立面，认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相对独立的特质，适应最好的人是同时具备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人。并称之为双性化。Bem 认为人类天生具备男、女两种特质，因此应该根据情境，有弹性地表现工作特质及情绪特质。双性化人格强调：弹性(flexibility)与整合性(integration)；刚柔并济，该表现男性特质的时候即表现之，该表现女性特质时则不避讳。许多的研究证据显示，具有双性化性格的人其心理较为健康，对压力有较大的承受力；比较有能力形成及维持亲密关系，在婚姻中有较大的满足；而且较易感觉到别人对他们的关心与爱意。

对双性化概念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发现男性优越只是一种迷思，双性化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适应最好的。Bem 认为双性化的人具有高适应性，是因为他们没有性别基模(gender aschematic)，因此可以从性别限制中解放出来，发挥个人最大的潜力。此种论点显示，去除了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每个人都可以不再画地自限，而能有最大的自由来表现。^[47]

Sex/Gender[编辑]

有论者认为 sex 与 gender 的概念在社会心理学的范畴难以区分讨论，应予以“连用”。杨佳羚（2018）亦主张在文化人类学或性别社会学当中，sex 与 gender 乃至于性倾向的理解都是镶嵌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当中，即使是光谱的认知也难以建构我们对于一个人性别认同的理解。

台湾地区之性别议题研究[编辑]

七零年代以前的台湾性别研究，因传统因素而主张个人的性别角色与生理性别须相符合，两者的吻合与否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这种研究侧重“男性化性格”与“女性化性格”的二元差异，认为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分布位于连续性光谱的两端。国内出现较多的性别角色研究，是从李美枝女士于 1981 年依据国外学者 Bem（1974）的性别角色量表(BSRI)编定性别特质量表后，陆续才有更多研究者投入性别角色这项领域。

目前国内对于性别角色的分类或测量方式大概有三种。　　
（1）平衡模式(balance model)：以同一受试者的男性化分数和女性化分数的差异大小与方向决定受试者的性别角色，又称 t 考验法。
（2）相加模式(additive model)：Spence 主张四种性别角色（两性化、男性化、女性化、未分化）类型的认定，是由此人的男、女特质在统计中数上的位置判定，譬如：两性化者代表此人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都在统计中数之上。自 Spence 提出相加模式后，多数性别角色研究都用此模式处理性别分类的问题。
（3）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此项模式的出现，源于相加模式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它会让采取不同量表统计的研究成果难以互相比较。为了避免相加模式的缺点，交互模式改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进行研究。以男性化分数、女性化分数、及男性化 X 女性化分数为预测变相、其他行为特征为效标变项作回归分析，研究性别角色与行为变相的关联。国内性别与性别角色研究以“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与“四种性别角色类型在各种研究者感兴趣或设想得到的变相上差异比较”为大宗，主要受美国研究方向影响。

性别角色与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编辑]

研究人们对于男性/女性特质的想像（譬如：男儿有泪不轻弹、女生就该温柔贤慧等），并且探究这些想像是如何影响男性/女性角色在社会中的行为模式。研究方法为列举数个特质，请受试者判断哪些形容词较符合心中“成年男性”或“成年女性”的标准。实验结果中，被判断为符合男性特质的形容词多与完成工作相关，而被判断为符合女性特质的描述则多为善与人和平相处。前者被称为工具性特质，后者被称为情感表达性特质。国外研究指出上述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除此之外，李美枝针在“男女大学生对吸引异性的特质”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对于哪些特质能吸引异性的看法，是依循着性别刻板印象而来。（认为具工具性特质的男性较受女性欢迎，具情感性特质的女性则较受男性欢迎）不过，国内对于广告的研究则指出，男女的刻板印象虽然还是存在，但有随着教育普及、生活水准提升、或社会观念的开放等等而开始有所松动。譬如：高社经人士所阅读的杂志广告较不具性别刻板印象、广告中出现女性的专业工作形象，或是女性的衣着从保守变成性感暴露。

性别角色发展的因素及探讨[编辑]

家庭[编辑]

子女的性别角色形成会受同性别之家长影响，而对于男生的影响又远不及女生来的大。母亲若为职业妇女，子女在性别观念的发展上会较为平等，除此之外，女儿也较有可能发展出与传统相异的性别角色。而家庭更是一个人形塑其性别角色概念的第一个场所，任何人都是由家庭来产生对于性别角色的第一个概念，辅以所谓的初始效应(Primary effect)，对于一个概念的最初认识较容易被大脑纳入长期记忆，并且成为后续参考的标准与圭臬，因此，于家庭中学习到的性别角色认识对于一个人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当出生的家庭概念较为传统且保守，由这个家庭中长大的小孩便容易形塑出较为传统的性别角色概念；反之，若其出生的家庭概念较为开放多元，此人往往会具有较为自由开放的性别角色认同。

同侪[编辑]

于青少年时期影响最为显著。男孩被社会期望表现成就、追求生涯目标、以及发展心智能力。女孩则处在追求成就以及既定性别角色的冲突中，不被鼓励心智与生理潜能的发挥。这种现象也是造成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形塑的一大来源。同时也因为在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尚未发展成熟经常会抓不准人际相处中的界线在哪，所以会以不恰当的行为表现去压迫到他人。再加上在青春期大多数人都会希望与他人一样，不要当异类，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便会服从于既有的规则，造就传统中一些不合理的性别刻板印象一直被留下来。

学校教育[编辑]

学校高阶行政人员中长期的比例悬殊间接加深学生对于男性决策者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内容、团体生活中也存在性别差异。但在学者对男女分校的研究中指出，学生的性别角色与成就动机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学校环境并非单一变因。此外在实务面上也经可以看到强调传统所谓男性特质的职位，像是教官、学务主任大多也是由男性担任居多。

关于学校环境，在台湾，采取同一性别之学校基本上是认为“同一性别学生在一起能互相进取”、“减少异性交流带来的感情干扰”，除了众所周知的军校之外，从国小、国中到高中各个不同教育阶段，皆有许多学校至今仍采取单性别教育模式(gender-isolated education)。单一性别的教育对于学生在性别角色的学习有其影响，且 2005 年的美国的一项系统总述^[48]中也提到性别认同外，其他单性别教育模式的影响，例如学业表现等。

关于教科书内容，我们必须先行厘清，课本的内容未必客观且正确的，因教科书的编写本身容易带有有编者的文化背景，如对性别的想像。J. L. Trecker（1971）分析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发现，女性在教科书中基本上是以配角形式出现的，如军人的家属、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受伤的难民等。这些形象恰恰好显示，女性在历史上的贡献显然完全被忽视，历史上的故事，女性俨然如男性的附庸，唯有需要弱势或是平民去凸显男性英雄时，女性才可以在历史课本上以毫无重要性的样貌出现。然而吾人回首综观历史，纵然是最为强调传统男性阳刚气息的场合，也就是“军事”，历史上也从未缺少过骁勇善战的女性将军，将军妇好、穆桂英、抗战英雄秋瑾、刘胡兰等，然每每谈至军事，便仅有男性出场的机会，更甚者，女性不仅被作为配角，更被视为“罪人”。商朝妲己烽火台上戏诸侯，甚至被冠上使得商朝覆灭的罪名，然而根据中研院历史文物陈列馆考察^[49]，商朝皇后手持重权，在军事和祭祀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从后续周朝对妲己种种污名的行为，都可测其可能如同妇好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然现今教育不仅未将其还原，甚至持续重造其祸害国家之形象，可见教科书上性别刻板印象固着之深。

此外有研究显示一名女性学生在女校所能取得的学业成就、人格发展会叫一个在混校就学的女学生来得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混校中女性大多还是会受到他人期望其呈现一个女性应有的特质，但在女校当中因为男性是少数，也因此既有的权力结构被破坏、女性便能在相较至下限制较少的环境中发展自我，而不会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这或许也是为何在女校中出柜的比例会较男女合校、男校来得高的原因之一。^{[来源请求]}

性别角色的态度形成与变迁[编辑]

本研究试图探讨这一代的青少年的性别意识的发展轨迹，探讨原生家庭的社会化、成长过程的学校教育、以及生活社区处境对其性别意识发展的影响。同时，亦将青少年步入成年的生命历程中，原生家庭的社会化背景是否仍持续影响其性别角色态度(以下简称 GRA，Gender-Role Attitudes)的变迁纳入讨论。 =

影响因素[编辑]

1. 家庭社会化的影响: 根据社会化理论，本研究预期父母亲的 GRA、原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父母亲的职业地位及家庭收入）、父母的宗教信仰、婚姻状态、家务分工以及家庭的文化资本会影响青少年的 GRA。
2. 生活处境的影响: 研究中将生活处境的影响区分为“学校及社区”以及“成人阶段生活经验的影响”。
3. 学校及社区: 本研究预期学校环境可能影响青少年的 GRA。因此透过分析在校成绩表现、班级男女比例、教育分流（高中、高职）等对 GRA 的影响来探讨。
4. 成人阶段生活经验的影响: 本研究预期个人生命历程的经验会影响 GRA 的变迁。因此透过检视青少年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长短（学历到高中？大学？或更后续的深造）、就业经验、宗教信仰以及婚姻、成为父母等角色改变带来的影响，来探讨生命历程对 GRA 的影响。
5. 家庭社会化因素的持续影响: 象征互动理论的学者指出儿童在原生家庭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及家人的特质及其互动所表达出性别的意涵，会被概念化为一种潜在的性别展演符码(gender markers)(Goffman 1977; West and Zimmerman1987; Greenstein 1996)，对于个人的性别展现(包括性别化、性别意识、GRA)有长远的影响。本研究将利用纵贯资料及成长曲线分析模型探究在青少年进入成人的生命历程中，父母亲(譬如 GRA、角色分工、宗教信仰)以及原生家庭背景（譬如社经地位、文化资本等）以及所处环境脉络对于其 GRA 影响力的持续性。

研究架构及方法[编辑]

建构青少年于国三（15 岁）到成年初期（26 岁）的 GRA 发展及变迁之成长模型。第一阶段的调查实施期间自 2000 年至 2009 年，搜集了九波资料，第二阶段于 2011 年开始进入成年阶段的后续追踪。整体计划重点在了解台湾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并试图由家庭、学校和社区等三个重要社会制度的交互影响切入，探讨青少年不同的成长历程以及影响不同成长模式的可能因素。

结论[编辑]

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早期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及成人后的生活经验都可以相当程度解释青少年在生命成长历程的 GRA 的形成及变迁，即社会化理论及处境论皆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将研究结果整理后，会发现家庭背景、学校、社区等生命历程因素对于青少年 GRA 的形成及变迁有性别差异。以初始期的态度而言，影响女性 GRA 的有父母本身的 GRA、母亲就业及家庭文化资本，影响男性的包括父母 GRA、父母婚姻状态及父母家务分工。可以说影响青少年男女初始期态度的因素都是父母的角色示范相关的因素，且女性的初始态度还受到家庭文化价值的影响。以家庭社会化对于成长阶段的 GRA 的持续影响而言，影响 GRA 变迁的因素主要是文化价值的因素（就业方面，因为调查只做到 26 岁，所以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女性包括家庭文化资本及个人的基督教信仰，男性则包括母亲教育及家庭所接触的阶层文化（社经地位）。

其他途径：做性别(doing gender)[编辑]

Candace West 与 Don Zimmerman 提出了“做性别(doing gender)”这样的概念，透过诠释标签的意义，人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去“做”出符合这样标签意义的行为，进而强化了性别不平等，人在这样的过程中似乎有着能动性的可能，却仍常常会在前台服膺于性别展演。例如，结构论认为性别不平等可以借由翻转男、女结构条件之差异加以改善，但在实务面来看，许多“成功”的女性仍然担负相当重的再生产劳动，这就是一种做性别——社会仍然认为生理女性有担负家务的必要。

国外与台湾的相关性别研究比较[编辑]

国外对于性别角色发展的因素，已有发展完整的七套理论。分别是生物学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性别基模理论、社会角色理论、自我表现理论。除精神分析理论外，皆有实际研究支持。台湾对此议题大多采取“抓变项相关”的方式，利用相关研究法，而非实验方式进行研究。台湾在性别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上也因仿效美国研究导致本土色彩淡薄，是未来研究可补充之面向。

资料来源： 1. 李美枝, & 钟秋玉.（1996）. 性别与性别角色析论. 本土心理学研究,（6）, 260-299 2.吕玉瑕， & 周玉慧.（2015）. 二十一世纪台湾青少年性别角色态度之形成与变迁. 台湾社会学刊，（58）, 95-155.

亲职化[编辑]

什么是亲职化[编辑]

“亲职化”(parentification)由 Minuchin 等人(Minuchin, Montalvo, Guerney, Rosman, & Schumer, 1967)所提出，指孩子承担父母应负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例如:负担家计、照顾家人与承担家人情绪等。

Boszormenyi-Nagy 与 Spark 认为亲职化是不适当的跨代家庭动力，家中的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担负起父母应当扮演的家庭角色与任务（吴婷盈、邓志平、王樱芬译，2012）。

亲职化的种类[编辑]

Boszormenyi-Nagy 与 Spark 认为亲职化通常具下列两种角色任务：

功能型
- 个体主要的任务是担负家中经济、照顾手足生活起居、协助手足完成课业、协助家事
- 较容易被定义和可观察的显性行为

情感型
- 个体主要是供给情绪上的支持与照顾
- 满足家庭成员情绪上的需求，成为调解者、拯救者、父母的知己/朋友
- 当父母情绪不好时，成为支持父母或聆听父母心事的角色，或缓解父母间紧张的冲突

Jurkovic 的理论则把亲职化分为以下两种：

适应性亲职化
- 指亲职化行为是为了因应家庭中突发状况，而出现的角色任务
- 暂时性的，个体不会因长时间扮演而沉溺于照顾者角色

破坏性亲职化
- 指个体过度的使自己成为工具上或情绪上的照顾角色，且将自我认同与自己对家庭的付出划上等号

亲职化的可能成因[编辑]

其主要形成原因为以下三种：

心理动力：多源于“多世代之间亲子界线混淆的发展过程”。意指父母将童年期未能获得满足的需求，在配偶与小孩身上寻求满足，且亲职化通常是因为亲子间的付出与获得之间的不对等、不平衡，与孩子过度负荷家庭的责任所致。

父母婚姻问题：父母间未解决的焦虑可能会以亲子三角关系的方式呈现。此外，Brotherton （1989）也认为当父母想要减缓夫妻间的焦虑时，即使孩子尚未成熟到能负担家人的情绪需求, 父母仍会寻找线索来证明这个孩子是有能力担负这些责任的而造成孩子的亲职化。

家庭结构：工作狂、单亲与酗酒家庭的孩子呈现出显著的亲职化表现, 因为父母常将家中过多的事务性或情感性的事务交由孩子处理。

国内外亲职化概念量表[编辑]

Goodsall & Jurkovic（1995）：亲职化问卷-青少年版 (Parentification Questionnaire-Youth,P Q-Y)
- 量表向度：功能性照顾；情感性照顾；不公平性
- 研究对象：10-17 岁青少年

Jurkovic & Thirkield（2000）：亲职化问卷(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 FRS-A)
- 量表向度：（过去和现在）功能性照顾；情感性照顾；不公平性
- 研究对象：18 岁以上成人

蔡萦娟（2005）：亲职化量表
- 量表向度：角色职责；职责时间与界限；内化程度；超龄行为；价值观与协助对象；担忧对象
- 研究对象：大学生

石芳萌（2007）：亲职化量表
- 量表向度：功能性照顾；情感性照顾；不公平性
- 研究对象：高中职生

侯季吟（2008）：亲职化量表
- 量表向度：守护手足；承担父母的情绪；内化亲职角色；类化照顾行为
- 研究对象：国小中年级、高年级和国中生

谢喆玮（2008）：亲职化量表
- 量表向度：功能性照顾；情感性照顾；不公平性
- 研究对象：大学生

王家琦（2009）：亲职化量表
- 量表向度：功能性照顾；情感性照顾
- 研究对象：国中生

Joseph, Becker & Regel（2009）：多向度照顾活动评估检核表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of Caring Activities

Checklist ,MACA-YC18)

- 量表向度：个人照顾；手足照顾；家事照顾；情绪照顾；家务照顾；财务或生活协助
- 研究对象：儿童至成年早期

简汇育（2011）：亲职化量表
- 量表向度：非特定家庭责任；父母的配偶；手足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不公平感；羞愧感；罪疚感
- 研究对象：高中职生

亲职化对孩子造成的影响[编辑]

生理与行为：亲职化的孩童在临床实验上会出现体化症、幼稚化、无法克制的反叛。部分研究更指出亲职化子女经常具有强迫照顾性格，凡事过到以他人为焦点的特质(Well，Jones，1996)。

人格倾向：影响孩童的个体化、自主权、缺乏自我觉察等，也容易对于难以接触真实自我而感到沮丧挫折。

心理与情绪：亲职化小孩也常受苦于忧郁、想自杀、低自尊、羞愧、过度的罪恶感、无法松懈的担心、社会疏离与其他的内在症状，例如:例如:行为失常。

关系建立：个体在极度顺从、过度付出和控制的爱情关系中，会逐渐失衡，而使关系失败（吴端静，2012）。

社会影响[编辑]

华人社会中，亲职化的行为被解读为“孝道”，这是社会强调和重视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亲职行为能受到父母与长辈的肯定、称赞，也会增加与父母间的亲密程度。有些政府更会每年公开举办孝行奖选拔，公开表扬对家庭尽心尽力之孝行者。

生活应用[编辑]

社会心理学是一种科学研究，探讨人类的思考、感觉行为如何受其他真实或想像之人的影响，此部分介绍了社会心理学的一系列子项目，分别为爱情心理、犯罪心理、运动心理、工业心理、感情心理、行为心理、媒体心理，旨在让读者更加了解社会心理学在生活上的应用。在这个段落，我们会尝试理解爱情这种情绪是如何发生的、人为什么会犯罪、运动者的心理历程与行为、以及经济活动里的人类行为。

爱情心理学 Psychology of Love[编辑]

　　爱情是人们生活中经常烦恼的课题之一。往往人们都认为爱是疯狂没有逻辑，即使如此，许多的心理学家还是想要理解这种情绪如何发生的。

喜欢 vs.爱 like vs. love[编辑]

心理学家海德认为爱是强烈的喜欢，喜欢与爱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差别。另外，心理学家鲁宾仔细分析喜欢与爱的内涵，发现喜欢应该包含“赞赏”、“尊敬”和“与自己相似”。而爱则包含“关怀”、“依附”与“亲密”。所以，喜欢跟爱应该是不一样的，可以喜欢一个人而不爱他，也可以爱他而不喜欢他。如果要发展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那能既爱他又喜欢他会是最好的选择。

Zick Rubin 的爱情量表（Rubin's Love Scale）[编辑]

　　喜欢还是爱许多人常常分不清楚，心理学家们也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喜欢和爱的不同，通常喜欢偏向友情，彼此虽然互相吸引，乐于分享，但不会有强烈的依附关系注[15]，Rubin 认为喜欢与爱两者是不同的情感，他认为爱的成分有 3 种注[1]：

关怀（caring）：这是一种情感和行为，意味着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给予重视，并将它们视为与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同等重要。当一个人关心他人时，他们会注意到他人的情感状态、需求和挑战，并愿意采取行动以支持和帮助他们。这种关怀可以表现为情感上的支持、实际的帮助、或只是倾听和理解。
依附（attachment）：这是一种基本的人类需求，包括希望被他人关心、被接纳和被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的渴望。人们通常希望与他人建立稳固的情感连结，这种连结提供了安全感和支持，并使他们感到自己是被接纳和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依附可能表现为亲密的友谊、家庭关系、或者其他形式的密切关系，其中人们感到被他人接纳和理解。
亲密（intimacy）：这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开放和共享的基础上的关系。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会彼此分享他们的感受、想法和经历，而不惧怕被拒绝或批评。亲密的关系有助于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并促进个人成长和幸福感。透过亲密，人们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和被接纳的感觉，并享受与他人分享生活的乐趣和挑战的机会

喜欢的成分也有 3 种：

对对方有正面的评价（admiration）:这指的是对他人的特质、能力或成就持有积极的看法和感受。当我们欣赏某人时，我们可能因为他们的品格、技能、成就或其他方面而对他们感到佩服和欣赏。这种欣赏可以是对某人的勇气、智慧、善良、创造力或其他特质的认可，并且它有助于建立积极的情感连结和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尊敬（respect）: 这是对他人价值和尊严的承认和尊重。尊敬包括对他人的观点、感受和权利的尊重，并对他们的独特性和专业知识表示钦佩。当我们尊重某人时，我们承认他们的重要性和价值，并且对他们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这种尊重是关系中建立信任和共享的基础，并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对方与自己的相似度（similarity）: 这指的是个人与他人在各种方面的相似性和共同点。当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有共同的价值观、兴趣、目标或经历时，他们往往会感到更亲近和相互吸引。相似性有助于建立共鸣和理解，并创造了共享经验和互动的机会。这种相似性可以在各种层面上存在，包括个性特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文化背景等，并且可以促进个人之间的连结和情感联系。

根据以上这些成分，Rubin 设计了爱情量表，想测试自己对某人的情感如何吗？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回答吧！（点连结做测试）

爱情三角理论（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编辑]

由美国心理学家 Robert J. Sternberg 所提出，认为爱情是由三种成分所组成分别是：

激情（Passion）：对性的激情和欲望（动机层次）。在爱情关系中导致浪漫、身体吸引、性结合等等的驱力主要是性的需求也包括其他需求：寻求自尊、和别人发生关联、支配他人、臣属他人，以及自我实现, 同时激情也像一种上瘾的物质, 一开始未必需要, 但尝试后会产生强烈愉悦感, 会更渴望追求这种感觉, 以防止停用后的不良反应。
亲密（Intimacy）：坦诚以对和了解（情绪层次）。属于爱情关系中的亲近感、关系感、以及一体感，以及在爱情关系中创造出一种温暖的经验。同事这也是最难以察觉的元素。
承诺（Commitment）：忠诚和牺牲以及长期维持关系（认知层次）。包含短期和长期两个部分。通常决定会先于承诺，但两者并不一定会一起出现。而激情正是开展一段短期关系的决定因素。

短期：决定自己爱上某个人。

长期：承诺维持爱情关系。

这三种元素彼此间互相配合产生了 7 种爱的模式

爱情三角理论
爱的模式	元素	说明
喜爱（Liking/friendship）	亲密	指的是类似人际关系上单纯的朋友或熟人之间的喜欢
空洞之爱（Empty love）	承诺	仅仅是理性上“决定”爱（或是陪伴）上一个人
迷恋（Infatuated love）	激情	例如一见钟情，尚未发展出亲密或承诺便喜欢上对方
伴侣之爱（Companionate love）	亲密+承诺	比较平和的爱，彼此很在意对方的感受、想法和幸福
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	亲密+激情	与学者柏喜德（Berschied, 1988; Berschied & Walster, 1978）与哈菲德（Hatfield, 1988; Hatfield & Rapson，1993）提出的热情爱较为类似
愚昧之爱（Fatuous love）	承诺+激情	在发展出紧密的亲密关系前的爱，例如:闪婚，交往不久就决定结婚的人们
全爱（Consummate love）	亲密+激情+承诺	这个理论中最全面最完整的爱情，被认为能够带给人们最多的满足和幸福

Sternberg 认为当爱情三角的面积越大时爱情会越丰富，且只有具备三元素的全爱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但是就跟完全竞争市场一样，全爱是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而且每个人对爱的要求不一样，sternberg 认为当爱的三元素比例和每个人理想的爱情故事越接近时，爱情关系便会越稳定。

爱情元素含量随时间改变：
三个爱情元素的存在比例会因为认识的时间与关系的进阶而有所改变，关系初期激情会迅速提升到高点，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降回相对低点；而亲密与承诺则相反，关系初期比例较低，随着时间会经类似 sigma 曲线的变换提升并维持在相对高点。

是迷恋还是爱？[编辑]

迷恋上一个人的感觉迅速而激烈，这通常发生在一段感情刚开始的时期。而爱上一个人则是更加长久平和的，这个过程会使我们慢慢接触到自己的真实内心。许多人在调侃自己和伴侣是“老夫老妻”的时候，描述的便是一种属于爱情安静又幸福的状态。

那么，迷恋和爱情是否分属于感情的不同阶段呢？

心理学的研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曾经有人测量了热恋不到 8 个月的人，和超过 8 个月的人看到自己的伴侣时被激发的脑部区域。结果发现，那些热恋时间较短的人看到爱人时，大脑中与“渴望”和“强烈的爱”相关的区域会被启动。而那些热恋时间较长的人见到对方时，除了这些区域，“依恋感”相关的区域也会被开启。除了大脑中对应的区域，身体中分泌的激素因迷恋和爱情而有所不同。多巴胺、去肾上腺素和苯乙胺(PEA)是产生迷恋感的主要来源，能使人兴奋和愉悦。但人体对于苯乙胺的耐受性会提升，两三年后这种迷恋感便会慢慢消失。这时，内啡肽激素会带来“安全和依恋”，它会更加持续而长期地维持着伴侣之间的感情。

所以一般情况下，迷恋往往发生在一段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随着时间推移，激情消失，这便可能意味着一段迷恋的结束，也可能预示著更加深刻而长久的爱情的开始。

影响吸引力的因素[编辑]

归纳学术与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以下几种影响吸引力的因素。可参考上方章节[[3.8.1 一、人际吸引]]

单纯曝光效应（Mere-exposure effect）

人们对于越熟悉、越接近的事物容易产生好感，心理学家 Robert Zajonc 曾经试过让受试者看一本毕业纪念册（受试者并不认识上面的人），然后再让他们看一些人的照片，而照片中人出现的次数并不一样。之后请他们评价对照片的看法，结果发现出现次数越多的人，获得的好感度越高，而出现次数少的人好感度相对较低。这就是曝光效应，当一个人事物越常出现在面前，就越有可能对他（它）有好感注[5]。从演化观点来看，生物的存活困难重重，因此要小心选择交流的对象。所以当重复接触同一对象之后，会产生熟悉感，也比较容易放下戒心，因此产生正向评价。

限制条件：

首先，若重复曝光之物品，对受试者而言一开始就反感的话，无法产生曝光效应，讨厌的人事物看多了，只会增加厌恶感

再者，亦有实验研究指出，曝光效应并非曝光越久或越多次就会有越正面的影响。曝光时间太长或太频繁，可能会有反效果。

有许多实验在研究曝光效应带来的效用，例如 Kail&Frccmen（1973）的研究之中，就有发现次数在 1~9 次之间，曝光效应呈现递增，反之在 9~243 次之间，呈现递减。

而 Zajonc 等人（1972）的研究中，则表示在 0~10 次之间呈现递增，10 次以后达到高原期，不会衰退。

而时间的长度，Bornstein（1989）的实验中，也指出曝光时间的增加，曝光效应会有减弱的现象。

最后，初始效应对曝光效应影响很大，如果第一印象不好的话，曝光效应反而会增强负面印象。

MIT 宿舍安排研究（MIT housing study）

人们容易和常常遇见的人成为朋友。Festinger、Schachter 和 Back 于 1950 年在每栋十户的宿舍中，随机将 MIT 学生分配住进其中十七栋公寓。一段时间之后，请被分配的学生们列出个别最要好的三位朋友。结果发现，有 60%的住户提到的朋友是住在同一栋的人，有 41%的住户提到的朋友是隔壁邻居，22%提到的是同一层但是隔两、三家的邻居，还有 10%提到的对象是住在两端的住户。归纳发现，住在楼梯口以及邮筒附近的住户，比起同楼层的其他住户，拥有更多其他楼层的朋友。

不过从实验中也可发现接近因素的效果不只受到物理距离的影响，心理距离以及功能距离同样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生理激发的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 of arousal）

意指两种生理激发的反应太过类似，以至于大脑误将该反应归因于另一种原因所造成。在这里特指吊桥效应。在吊桥效应实验里，测试者容易将因恐惧而有的生理反应，误认为是喜欢吊桥对面的美女所造成。

详见动机与情绪章节

荷尔蒙影响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

女性更喜欢具有低糖皮质激素的男性，尤其是在最有可能怀孕的时候，对低皮质醇脸部的选择偏好更加强烈。在荷尔蒙对感知优势和健康的影响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皮质醇含量低的男性面孔会被认为比皮质醇含量高的更具优势和健康，而这个观察结果也与其他物种的研究结果一致。

压力和身体状况 : 压力对性信号的影响与条件并一致。在某些情况下，像是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压力会导致生物体将能量和资源从长期目标转向短期优先事项（如交配）。相反地，压力也可能降低身体状况，那么正在经历压力的个体就不太可能负担得起将能量和代谢资源分配给性信号的能力。

压力与行为 : 长期升高的压力或急遽升高的糖皮质激素，会透过降低性欲、求偶行为和生育能力来抑制个体繁殖。因此，女性可能会注意高压力的行为迹象，或者压力依赖性性信号提供生殖功能或提供后代的能力，避开目前正处于高压的个体，以尝试减少与生殖功能或提供后代能力下降的异性交配的机会，从而使女性能够最大化其生殖成功率。

月经周期（Menstrual cycle）:

女性对男性脸型第二性征的偏好会随着整个月经周期的受孕概率而变化。女性在月经周期的高受孕期，喜欢更男性化的面孔，其中又以有伴侣女性的变化较为剧烈。由于男性化外表可以传递免疫能力良好的讯号，因此这个偏好不仅有益子代，也能减少女方投资父亲的成本。不过就整个月经周期而言，女性的长期偏好是较为柔性的男性外表，可能跟希望男方一同照顾子代有关。（Menstrual cycle alters face preference, I. S. Penton-Voak et al, 1999）

小结: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糖皮质激素与配偶选择和性选择有关，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女性会表达这些偏好，因为目前尚不清楚低糖皮质激素的暗示会发出哪些特征讯号。有文献中表示，压力会降低身体状况或抑制免疫系统，从而降低个体寻求吸引异性成员的程度。然而，有的证据并不始终支持这些理论；有人提出是睾固酮和糖皮质激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 其性质取决于物种、种群，很可能还取决于当前的社会生态条件。显而易见的是，现有的证据皆表明性选择中的确存在压力。期望未来能展开跨文化和跨物种比较，帮助我们理解压力反应的维度与低糖皮质激素所表明的特征之间精确的作用和功能。

恋爱中的生理反应[编辑]

脑区运动[编辑]

　　人类学家 Helen Fisher 曾做过研究。他找了 32 名民众来做研究，17 人是处于热恋中状态， 15 人是刚刚被另一半给拒绝（失恋状态）。Helen Fisher 对这 32 个人进行脑部 MRI 扫描，在进行扫描时，她会给受试者看恋人的照片，中间穿插一些分散注意力的小活动，用来观察脑袋高度运转和休息时的一些差异注[6]。

　　她发现 17 个热恋中的人的脑部有个小地方在活动，该处叫做腹侧盖区（VTA），VTA 区是脑部回馈系统的一部分，位于大脑较深层的位置，跟欲望、动机、专注与渴望相关，那里有可以分泌多巴胺（dopamine）的细胞，并且将它输送到许多脑区，有趣的是，这个区域在古柯碱毒瘾发作时，也会有一样的反应，当我们谈恋爱时往往会无法自拔、丧失自我，强烈地渴望能够和对方在一起注[6]。

　　而在另外 15 名失恋中的人的脑袋里有 3 个脑区活动，令人意外的是，其中一个脑区居然就是 VTA 区，证明虽然处于失恋之中，我们非但不会放弃反而陷得更深，这个回馈系统，在我们无法如愿时反而更加活跃，促使我们尽全力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注[6]。

　　第二个脑区是计算得失的区域，失恋中的人会无法控制地想着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当我们愿意冒很大的险去得到巨大的报偿或损失时，这个脑区也会运作注[6]。

　　第三个脑区与对他人的深度依恋有关，当我们遭到拒绝时，还是会对对方产生深度的依恋，而这个脑区的回馈系统会让人积极且专注地用尽一切手段，去得到他所想要的注[6]。

　　Helen Fisher 认为爱是种来自本能的需求，爱与性欲不同，爱让我们可以专注在一个人身上，爱跟成瘾其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会无法克制地去想着一个人，不断地想跟他亲近，就算以为戒掉了，哪天突然想起时，这份情感又会再次复发注[7]。

　　但是爱情不是光靠本能就能够持久，等到刚开始的热恋期过去，无论是皮质醇或是睾固酮等化学物质的分泌都会回复正常，此时大脑皮质会介入，开始认真的评断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一起繁衍后代的对象注[9]。

心碎症候群（broken heart syndrome）[编辑]

心碎症后群正式名称为“压力心肌症”，又称“章鱼壶心肌症”，由日本的心脏科医师发现并命名，原因是当病发时患者的左心室会像个抓章鱼用的壶注。

疾病原因：

常导因于压力事件，如情绪极度失落、惊吓、疼痛或处在巨大压力等重大变化。患者中有近6成在发病近期曾遭逢人生剧变，又以丧失至亲至爱者占多数。研究认为，心碎症候群是由于脑内边缘系统的异常，让交感神经过度活化，释放太多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突然让人心跳与呼吸速率过快，升高血压，导致心脏负荷瞬间变大，使原本健康的人出现类似心脏病的症状，左心室会不正常的收缩。

一般认为女性发生的几率较高，原因尚不清楚，有人认为可能跟男性的心脏细胞比女性有更多肾上腺素受体有关，代表男性比较擅长处理压力。常导因于压力事件，如情绪极度失落、惊吓、疼痛或处在巨大压力等生活重大变化。患者中有近6成在发病近期曾遭逢人生剧变，又以丧失至亲至爱者占多数。

当人处于紧张或情绪激动时肾上腺素和正肾上腺素的分泌会增加，这两种激素也是压力荷尔蒙之一，“心碎症候群的病患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浓度是其他心肌梗塞病患的七到三十四倍而体内压力荷尔蒙过高时，对心脏产生毒性，而会造成伤害。”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当情绪的平复之后，心脏的功能会恢复正常，且不容易复发。

临床上，心碎症候群可能导致心脏打出的血液不足以提供全身所需，造成暂时的低血压或休克，不过只要及时治疗，大多数有机会恢复；但也有少数诱发肺水肿、低血压、心律不整、心脏衰竭，严重也可能致命。

恋爱关系中的依附理论[编辑]

爱情是童年依附行为的再现[编辑]

1985 年英国精神病学家 Bowlby 提出了依附理论，说明婴儿早期与主要照顾者的互动过程中，婴儿会透过讯号行为(signaling behavior)以及亲近行为（approach behavior）来推动与依附对象的互动，透过不断互动的调整与校正、形成自己的依附型态。早期与依附对象的互动经验，形成个人内在的依附运作模式，而当个体逐渐成熟脱离主要照护者，依附运作的对象便会渐渐转向身旁的朋友，或是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于是我们称婴儿与照顾者之间的需求连结为“依附行为”（attachment behavior），而个体对朋友或伴侣追求亲近接触的人格特质倾向则曾为“依附风格”（attachment style）或“依附型态”。因此依附理论除了可应用于探讨成长后的人际关系，也可以运用于解释恋爱关系中的角色困境。

1987 年，社会心理学家 Hazan 和 Shaver 首次将依附理论延伸应用于成人时期的亲密关系，恋爱关系中双方给予彼此支持与信赖并互相需要，就如同婴儿学习信赖、需要照顾者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将恋爱视为一种“特殊的依附过程”。依附风格影响从婴儿时期开始发展的人际亲密倾向，因此婴儿时期所发展出的依附行为，在个体成年后发展亲密关系时，因恋爱关系的建立与婴儿时期的依附现象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引发类似的依附风格产生，内在的依附运作模式影响了个体在恋爱关系中的角色。对于各种价值的解读，对于自己与伴侣的角色期望、认知价值、归因理解方式因而产生丰富的个体差异，这也与婴儿与照顾者间无数种的依附关系类似。于是我们将依附理论应用于恋爱关系，提供爱情困境的一些解方。

恋爱关系中的依附动态历程[编辑]

成人时期的恋爱关系虽与传统的依附现象可遥相呼应，然而终究与婴儿时期与母亲的依附关系有所不同，最简单的不同点即是两者的互动基础。婴儿与其照顾者的关系是单向的需求基础，婴儿需要照顾者的支持与关爱，照顾者/依附对象却不需要婴儿提供相同的回馈与支持。反之，在恋爱关系中的互动基础则是双向的，两人学习照顾支持彼此、也都产生安全感的需求。

在恋爱关系中，双向依附的互动基础造成依附行为会更容易趋向循环动态。对方的行为会造成个体内在依附运作模式启动，而个体的反应也会因而影响了对方的依附系统。因而在恋爱关系中，依附的行为模式产生一动态历程，解读预测对方的反应所转译出的自我意义，对于个体如何回应对方并促成依附关系上的异动是很重要的一环。也因此，透过认知行为的些微改变，可能改善伴侣间因依附型态不同所造成的沟通困难，也就带给了人们一丝爱情可透过心理学获得帮助的曙光。

成人恋爱关系中的三种依附风格[编辑]

成人恋爱关系中的依附风格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1. 安全型依附风格（secure style） 2. 逃避型依附风格（avoidant style） 3. 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anxious∕ambivalent style）而逃避型依附风格与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又可统称为“不安全型依附风格”。

1987 年，Hazan 和 Shaver 的研究中显示，这三种不同恋爱关系的依附风格在成人中的比例约为：安全型依附风格 56％，逃避型依附风格 25％，而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 19％。其中以安全型依附风格最多，以往认为安全型依附风格应占有 50%以上的人口。然而近期在亚洲国家的研究则指出，亚洲地区的安全型依附风格人数不到 50%，拥有更多的不安全型依附人口，这可能与当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疏离，再加上 3C 产品的盛行以及双薪家庭变多，导致儿童时期父母提供给小孩的照顾不再像以往充足，也因此导致到安全型依附风格的人数下降，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社会风俗与养育方式的差异下，会影响不同的依恋风格在人口中的比例。

安全型依附风格（secure style）[编辑]

安全依附风格的人在幼儿时期，当需要照顾者提供协助时，可以立即的得到回馈与帮助，根据这样的经验出发，安全型依附者对于人有较高程度的信任。他们通常与父母的关系和谐、对于自身的处境感到安全、无后顾之忧，相信家人为永远的避风港，因而能勇敢的向前。安全型依附风格的人，对人际关系持较正面的看法，在关系中感到安全感、满意程度高，因此疑神疑鬼的情况比较少，愿意信任对方、支持对方，通常和这种安全依附风格的人相处，压力会比较小，可以得到较多精神支持，也可以感受到足够的爱和信任感，相处起来很舒服。以下列举安全型依附风格的人在关系中常见的状态与表现：

1. 对亲密关系有较多的信任，相信对方是可以依靠的，也相信自己是被爱的、不会被突然抛弃。

2. 认为彼此有深刻的连结但各自独立，保有彼此自由发展与追梦的权力。

3. 认为浪漫关系是快乐的、友善的，无须对亲密感到恐惧。

4. 在关系中，愿意自我揭露，也愿意接受伴侣的自我揭露，对于坦诚的沟通感到舒服，让关系倾向弹性的、互相的、同理的倾听与沟通。

5. 愿意给予对方承诺，也相信对方的承诺。

6. 较能接纳伴侣、并在其焦虑时给予支持。

7. 能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关系中的冲突，愿意理性沟通合作。

8. 愿意对伴侣表达关爱的情感。

逃避型依附风格（avoidant style）[编辑]

逃避型依附风格的人在幼儿时期，常遭到照顾者的忽视。当孩童向照顾者寻求关心与支持时，可能一再的被忽略，由于一直“得不到关爱”，孩童会有“不要去依附、就不会受伤害”的观念。因此，逃避型依附的幼童倾向不主动寻求照顾者的协助，在受到照顾者的协助后，也比较不会主动表达开心或感谢，而实际上逃避型依附者的内心仍是需要照顾与关心的。然而，逃避型依附风格也可能因为父母的“过度掌控/保护”造成，因为长期活在父母监控与惩罚的阴影下，而恐惧亲密关系。逃避型依附风格的人对于关系持有较负面的看法，不善表达情感并且害怕亲密，在关系中感到不安全感、低满意度。以下列举逃避型依附风格的人在关系中常见的状态与表现：

1. 喜欢自己一个人胜过与他人相处。

2. 无法相信他人、难以让自己依赖他人。

3. 习惯将自己的情绪抽离，即使在很情绪化的场面也依旧异常冷静。

4. 不善于自我揭露，也不善接纳他人的自我揭露，常觉得很紧张也不舒服。

5. 追求独立，但并非不想追求亲密关系，而是对后者的恐惧使其退却。

6. 对伴侣的关爱表现少、甚至呈现漫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

7. 习于否定爱人的重要性，仿佛可以抽离感情。

8. 不敢与所爱之人太过亲近，认为保持距离才可保护彼此。

9. 当关系中的把逃避型的人抓得越紧，他反而逃得越快。

10. 不愿意给出承诺，对关系看法悲观，认为爱只是短暂的，不会持续。

11. 借由逃避与他人亲近同时也保护自己免于失望。

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anxious∕ambivalent style）[编辑]

焦虑依附风格的人童年可能因父母的婚姻关系或情绪不稳定、对孩子态度忽冷忽热，或者父母控制欲太强，养成这群孩子极端善于察言观色，容易隐藏真实的自我，并以讨好父母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焦虑型依附的孩子，会继续向照顾者索要关怀与照顾，但在得到关怀与照顾后，却不像安全型依附者会表现出开心与感激的情绪。

在恋爱关系里，焦虑型依附人格，出于不安全感及察言观色的习惯，愿意并擅长关怀对方、付出心力和时间确保关系稳定。然而这样积极的付出，常常是一种情感绑架，会造成对方极大的压力，如此非但不能获取更多的爱与信任感，反而使对方感到不自由与受到控制，因此使对象想要分手；焦虑型依附者会因此受伤，使得进入到下一段关系时，容易付出更多来保全新的感情，但这只会让对方感到压力而离开。

除非遇到可以包容这样性格的人，否则依附型人格者，容易不断在感情中受伤，然后又一次次的加剧依附，变成恶性循环，使人不敢靠近。在最糟的情况，这样的人可能陷入长期忧郁，造成精神疾病。此外，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的人可能会采取比一般人更激烈的手段来留下对象，例如：用情绪勒索来确保关系的完整性，而且手段会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我们可以把这类行为解释为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的自我防御，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而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防卫手法。但由于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的人，行为模式源自于幼童时与照顾者的相处经验，伴侣关系对于减缓其焦虑/矛盾型依附的行为改善有限。

以下列举焦虑/矛盾型依附风格的人在关系中常见的状态与表现：

1. 总是愿意付出爱，却担心对方没有相应的爱自己。

2. 没有信心、没有安全感，经常担心对方会突然抛弃自己。

3. 不相信承诺，认为承诺会破灭，但其实是要求对方再三保证以舒缓自己的不安全感。

4. 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因此不信任关系。

5. 即使对方表达了关爱，却经常出现情绪空洞，认为还是不够，总是渴求更多保障与爱、并期望对方能“拯救/完整”自己。

6. 极度渴望占有对方。

有毒关系（Toxic relationship）[编辑]

在一段健康的关系中，一切都是正常的。当然，你们可能有时会无法达成共识、或遇到其他困难，但你们通常会一起做决定，公开讨论目前出现的任何问题，并真诚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但有毒的关系却是另一回事。在一段有毒关系中，与伴侣共度亲密时光后，你可能会一直感到筋疲力尽或不开心。如果有这种情绪出现，可能就表示有些事情需要被改变 - 也许这段关系不再让人感到愉快，尽管你仍然爱你的伴侣；你们似乎总是以错误的方式互相沟通，或者无法停止为小问题争吵；你甚至可能害怕看到另一半，而不像过去那样期待每一次见面。不过当你处于一段有毒的关系中时，你可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注意到一些的危险信号。

有毒关系的迹象是什么?

不再快乐: 你们相处的时光不再带给你支持与鼓励。这个人不能接住你，给你稳定，给你希望。你们可能会开始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兴趣。
靠着过去的甜蜜安慰自己
有毒的交流: 你们大部分谈话都充满了讽刺、批评与蔑视，而不是友善和相互尊重。
嫉妒: 嫉妒是一种自然的人类情感，时不时地感到一点嫉妒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嫉妒使你无法积极思考伴侣的成功，或者当它导致持续的怀疑和不信任时，嫉妒很快就会开始侵蚀你们的关系。
控制欲: 你的伴侣是否总是问你在哪里？当不立即回复，他们通常会开始生气。
忽视你的需求: 你的伴侣违背了你的意愿或舒适度，依然坚持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
只想让对方开心: 你的幸福应该也要是他的幸福，开心应该是互相的，而非一厢情愿。

有可能修复有毒关系吗？

有时候有毒关系只是个错误的组合，是刚好不合适的双方碰在一起的结果。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段有毒的关系，不但已经造成精神上的伤害，甚至感到有实质的危险，那么请不要犹豫地离开吧!

科技时代下的爱情[编辑]

现在科技发达，网络改变了很多爱情发展的模式，如：接近性、相似性。

Lindsay Taylor 等人做了一个实验，研究了在交友网站上被主动传讯息的人。他们发现，越是受异性欢迎的使用者，越有可能和同样受欢迎的异性接触。结论是，人就算在网络上也会选择和自己吸引力程度差不多的人。所以，相似性在网络上仍然是适用的。

根据 Finkel 等人在 2012 所做的调查，高达 37%的单身网络使用者，透过网络在约会；2007 至 2009 年间，网络交友是结识约会对象比例最高的。但网络交友能够修成正果的比例还有待观察。

根据 Catalina Toma 和 Jeffery Hancock 的研究，他们对八十四位有在用线上交友网站的人访问，并提供自己的资料。但 81%的受访者提供的资料和自己在交友网站上提供的资料不同，而且不管男女都有在约会网站上谎报资料，最常被谎报的就是体重。他们也分析了受访者在约会网站上提供的照片，和他们受访时所提供的照片有 32%会被认为是欺骗或误导。尤其女性的照片更容易有这个现象。

爱情心理学小结[编辑]

　　以上的理论和实验让我们能够更加理解爱情心理学的运作，但有关爱情心理学的研究目前所列只是冰山一角，碍于篇幅只能介绍到这里。爱是种本能，每个人恋爱的方式也不同，恐怕很难找出普世皆可套用的公式，不过有疑问的时候，依然可以参考相关研究，协助理解爱情在人类心理学的运作。

纪登斯的理论预测与台湾社会[编辑]

纪登斯的理论框架几乎是和台湾社会吻合的。首先，以〈性经验与大学生亲密关系相关之研究－以某科技大学为例〉为例，有性经验和亲密关系能力呈现正相关。在纪登斯的论述中，性革命作为浪漫爱导向汇流爱的驱力，因此性开放观念对于品质良好的亲密关系是有助益的，和本研究相符。再者，〈大学生的共依附特质、人际亲密能力与亲密感之相关研究〉也和纪登斯书中第六章〈共生依附的社会学意义〉有其相似处，在纪登斯的脉络中，“共依附”有着负面的意涵，他认为是一种上瘾的爱，是不良好的亲密关系（或有别于纯粹关系），在其书中特别探讨的是花花公子和某些女性的“拯救情节”。其论述和该研究的吻合处在于，两者都认为共依附关系倾向高会导致情绪表达能力低，进而使亲密关系品质低落，而女性普遍拥有更强的亲密关系建立能力，纪登斯以此观点认为女性是亲密关系在现代转变的主导者。另外，〈性别向度与台湾社会〉第三章谈及亲密关系，作者在书中即引用《亲密关系的转变》中的概念，此外对于性暴力的研究，也和纪登斯所认为“多数的亲密关系暴力来自男性”相同。而〈悖爱：从两性畅销书看亲密关系的转变〉里，台湾社会第三个时期的女性婚姻脚本和策略，如同纪登斯“民主化的亲密关系”，是要靠高度反身性的沟通来达成。最后，〈从“同性婚姻”到“多元家庭”－朝向亲密关系民主化的立法运动〉即是亲密关系重新被“政治化”的案例，同性恋现身（coming out）在公领域，打破旧有亲密关系的异性恋想像，也是具有民主化的意涵。除了心理学的观点外，Giddens 作为社会学大家提供了对于亲密关系（或说爱情）的新的理解取径，亦可以作为夸文化比较研究的参照。

谎言心理学[编辑]

为何人们要说谎[编辑]

谎言的目的有很多种，例如：为获得利益、减少或避免与他人冲突、避免伤害到他人、减轻自己的压力、满足自身虚荣心等，因而衍生出了所谓的恶意及善意的谎言。一般来说“谎言”这个词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总是不好的，但即使是没什么毛病的普通人也不免有说谎的行为出现，为了探讨人们说谎背后的心理因素，首先需要了解了何谓病态的谎言症。

病态的谎言症[编辑]

一开口就说谎，不管有没有必要。缺乏特定动机而为的撒谎行为，在心理学上是一种病态，称为“执性撒谎”(CompulsiveLyingSymptom)，简称 CL。因此，善意的谎言、道德上有明显错误的谎言都不能算是病态谎言，因其皆有特定目的。

得到病态谎言症的人，即使知道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依然滔滔不绝的说着自己编造的谎言，这点即是得到谎言症的人和一般人最大的不同。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的想像力其实并不丰富，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但比起一般人来说要差得多。

一般来说，病态说谎者，从小时候就开始习惯性的说谎。这些人儿时的依附关系(attachment)，也就是与父母或其他重要他人的情感连结往往充满波折，使得他们的自尊与自信无法稳固的形成，对外在世界的看法过度在意，害怕被他人看穿自己，于是他们靠着说谎来包装自己，借此得到安全感。随着年纪渐长，习惯性说谎便像写小说一样，越来越偏离真实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过度依赖说谎的便利性之外，也养成了说谎的习惯。因此，病态说谎者的说谎行为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为了使自己编造出来的故事不被揭穿，他们会习惯性地隐藏自我，否则便会缺乏安全感。

有趣的是，病态说谎者从小时候开始说谎编造出了一个自我来伪装真实的自己，因此似乎较无法分辨小说与电影中捏造的情节。一般人看小说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察觉小说内容可能是作者编写出来的虚幻故事。然而病态说谎者比较容易信以为真，这可能跟他们长年编造自我当成现实有关。

然而病态说谎者并未达妄想程度，一旦谎言被揭穿，他们也会承认造假，而不是像妄想症患者一样，依然坚信不移。有些失智症患者或酒瘾患者，因为记性缺损，会有虚谈行为(confabulation)，也就是信誓旦旦讲些不存在的人事物，用来填补记忆空缺。但病态说谎并非记错乱讲，而是有意识地说谎。病态说谎者的谎话内容，如果局限于健康与疾病，可能出现伪病症(factious disorder)，也就是把自己装成重病患者，其实身体无恙。

病态说谎比较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格特质，要改变并不容易。且病态说谎者的同理能力通常比较薄弱，体会不到别人被唬弄的感觉。

1.说谎和想像力之间的关系：[编辑]

研究显示，当随便订定一个主题，然后让人们根据该主题来编造谎言时，一般人比那些有病态的谎言症的的人们更能发挥想像力，编造出一套荒唐奇怪的谎言来，尤其是在超越现实的主题上（例如：对银河系另一端的世界的想像）。但这也不代表有病态的谎言症的人完全不具有想像力，而是他们的想像力全部展现在极为现实的事物上，并且以极为现实的样子出现。他们想像的是我们生活周遭的日常琐事，只在这些事上发挥他们的想像力。有病态的谎言症的人的特征是，在他们现实的遐想范围中，他们会亲自登场，将自己幻想为完美的主角。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对这些事情不光是想想而已，更会把他们幻想的事当作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手段。例如：一旦幻想自己是大富豪的私生子，就可能会以此为借口骗别人和他结婚。一般人如果读了太多小说，可能也会产生诸如此类的幻想，但并不会把这样的幻想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2.病态的谎言症说谎的原因：[编辑]

“愈好玩愈好”是最主要的动机。他们总是表现出和蔼可亲、容易亲近的样子，希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至于对较亲近的亲属方面，反而是爱理不理、强悍的态度。和别人在一起时，他们总是设法想出一些有趣、可笑的话来自娱娱人。他们在人际关系上相当敏感，当与人相处时出现冷场，或是没有讲话的机会而被迫处于沉默的状态，是他们无法忍受的情境，会让他们感到受压迫。此时他们会非常想要打破这样的局面，因而脱口而出一大堆他们编造的谎言，企图引起他人的兴趣，借此热络场面。一般人和他们的不同处在于：一般人面对冷场的情况时，虽然可能也会感到无法忍受，但不会想到要用编造谎言来热络场面。
“喝采愿望”则是另一个使病态谎言症的人们说谎的原因。喝采愿望指的是，当他们和别人说话时，如果对方只表现出认真倾听的模样，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他们真正希望能得到的是对方的喝采。一般人多少也会有相同的愿望，只是病态的谎言症的人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们编出一串有趣的话题，无论虚实，只要能让对方感兴趣，并产生对自己的佩服感和尊敬，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事了。此外他们所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则是为了增加自己的亲和力。

谎言的种类[编辑]

梦中的谎言[编辑]

1.佛洛伊德学说[编辑]

我们即使在梦中也会说谎。人们无法满足的欲望、多被抑制在潜意识里；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因为意识活动都停止，所以压制欲望的力量也减弱了，这时候欲望就会在梦中被满足。这必须是在没有意识时才会出现的结果，佛洛伊德（1856-1939）也说过：只有梦境才能让人体验无意识的状态。但是无意识的时候所想的事情和平常意识型态下所想的事不尽然相同，因而欲望可能无法以原有的型态被满足。佛洛伊德也曾经就此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是在熟睡状态下，也不能使抑制力完全消失，因此欲望便以另一种型态出现，以便加以满足。梦境乍看之下似乎很荒唐，但一旦理解了上述理由，将能发现其实梦境和现实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在梦境里，像“桌子就是桌子，不代表任何其他意义”这类的定理并不适用。通常桌子在梦里已经改成用别种型态来取代，每种东西几乎都以另一种型态出现在梦境里。佛洛伊德学派的一位学者分析了一名女士的梦境——她在梦中勒死了一只小狗。杀狗这样的事，是她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有时她为了要做菜而亲手杀死鸽子或鸡这样的经验曾有过，但是对她来说当时的感觉都很不好，所以她总是尽可能提早完成那些事。这位心理学者听到这里便突然想到：会不会梦境中杀狗的行为，代表的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杀鸡的行为？

2.梦境中的“转移”[编辑]

接着，在询问那名女士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她坦承说出她非常憎恨她的弟媳。原来她的弟媳介入了她和丈夫之间，“就像一只恼人的鸽子一样”。就在她做这个梦的前几天，两人才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她还追着她弟媳跑到室外：“你给我出去，最好手给狗咬掉算了，永远不要给我回来”。这位学者此时推测，她憎恨她的弟媳，并且希望她弟媳死了算了，这个欲望可能就是她做这场梦的原因，而那位女士把狗、弟媳、和鸽子全都给混在一起了。特别是她弟媳矮矮的、皮肤白，刚好是梦里的小狗给人的印象。另外，她还进一步坦白指出了她的想法：“她竟然像只被宠坏的鸽子一样，傲慢无礼的挤进来。”如此一来，心理学者便确定了他的想法：她不知不觉中希望她的弟媳可以死去。当然这并不意味她想杀了她弟媳，而是隐藏在她内心深处有诅咒她弟媳的愿望。他自己尚未察觉，因为潜意识告诉自己：这是违背道德的想法，所以她就尽量抑制这想法。但无论如何她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因此这样的梦境才会出现。她并不是梦到自己直接杀了弟媳，而是梦到自己勒死是之为弟媳的小狗，可见在道德规范下，她等于说了“无意识的谎言”。再有意识的世界里，弟媳这个字不能代表其他的事物，但在梦境中，弟媳和小狗可以是同一种意思。在这个例子中，女士将对弟媳的怨恨转移到了小狗身上，这就是所谓的“转移”。

3.“胶着”现象[编辑]

将不同的“影像”加以连结，使其合而为一的现象，称为“胶着现象”。例如：有个人梦到了一位朋友，而那位朋友在梦中竟然变成了黑白混血儿，而身体长得像只猴子。醒来后仔细想了想，想起昨天看见了一位混血儿，以及前几天看见孩子一时兴起模仿猴子的动作这两件事，而在梦境中她便把这两个影像合而为一了。

4.外联合和迷信[编辑]

借由某些意念的转换，使事物之间发生关联，这种现象称为“外联合”，在梦境中常常能发现这样的现象。“外联合”在现今时代，甚至以迷信这种姿态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常有人认为“四和死发音很像，十分不吉利”，因此即使是现代的大医院里或者许多饭店中都没有四楼或四号病房的存在。在无意识的世界里，所有的想法和这种“外联合”的事情，都是以感情加以联系，梦中两种不同的想法，会因为类似感情这样的理由加以结合，产生微妙的关系，并造成视为同一物这种不可思议的结果。

5.抽象观念的具体化[编辑]

将抽象观念用具体的方式来呈现，是无意识世界的一大特征。在无意识的世界中，并没有“抽象观念”这样的名词存在。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亲切”这个抽象的概念，在梦中可能会是以被自己视为亲切的友人摸摸头来代表亲切的意思。另一个例子：有一名年轻男子正为该和心爱的女子结婚还是听从身为牧师的父亲的意见成为一个牧师而烦恼，在他的梦境中出现了两条分歧的道路，一条是听从父亲的意见应选择的道路，另一条则是爱人似乎在不远处召唤他的道路。梦中就只出现这个景象，后来他才想起梦中的地点正是他以前曾和女孩去过的地方。

向自己说谎[编辑]

1.暗示的功用[编辑]

当一个人想把观点传达给他人，使人受到其影响的时候，通常会先加以暗示。法国心理学家杰尼（1859-1947）曾说过：“暗示能将观念转移。”美国心理学家马克德卡鲁（1871-1938）则为暗示下了一个定义：“并非逻辑性的订定一个目标，而是将某个想法让人相信并接受它。”对于身体有病痛的患者来说，适当的暗示是有必要的。虽然不能使症状消失，但可以健全患者的心理状态，使其有和病魔对抗的信心。稍微制造一点假象，对病患的心理状态来说是利大于弊。一旦患者相信了这些善意制造出来的假象，将会确信自己的病已经痊愈了，又将拥有健康身体。而当幻想与理智冲突时，幻想通常会取得优势。

2.贩卖和暗示[编辑]

简而言之，所谓的“暗示”其实就是种自欺欺人的谎言。推销员在推销商品时，会先使自己陷入假象当中，使自己确信自家产品相当优良，不买的话将有所损失。经由这样的自我暗示之后，将使自己对自己卖的商品充满信心，而且对顾客产生一种迫力。一旦以这种迫力来进行说服工作时，将逐渐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并使对方也陷入此假象中。

歇斯底里和谎言[编辑]

1.歇斯底里性格[编辑]

事实上，不只女性会有歇斯底里的倾向，很多男性也有此倾向。且歇斯底里并非完全负面之词，因歇斯底里的症状或许与人的想像有些差距，或者说，人们对歇斯底里的症状认识还过于片面。具有歇斯底里症状的人，通常具有下列几项特征：

虚荣心极强，往往十分高明地以另一面目出现。
好胜刚强，自我中心。
善于制造假像。
像个孩子似的。
意志薄弱。

此种性格的人表面上对流行十分敏感、相当热情，但实际上却可能冷漠无情，只是表面上装成很热情的样子来掩饰他们真实的性格。而因为他们善于制造假象，因此容易支配群众的心理。但如果出现了另一位革命性的人物，他们通常会变得相当盲从。以上所描述的似乎都是较负面的特征，但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特征也使他们在工作表现上十分优秀。其实无论是谁，或多或少都有歇斯底里的几项特征。人们通常是后天形成了这些性格上的特征，乃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需要依赖这些特征才能在现实中活下去。而有些人的这几项特征特别的明显，这些人就是所谓有“歇斯底里症状”的人。一般而言，具有歇斯底里症状的人处于欲望无法获得满足、感到不快的状态下，因此以一些无意识的谎言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纾解。总之，他们的行为并不是故意谄媚或是伤害别人，也不是刻意的欺骗行为。

无意识的谎言[编辑]

歇斯底里性格的人其实相当聪明机灵，他们能把样样稍通，但却都不精通的技能妥善发挥，原本只有两、三分实力，却能让人产生有五、六分实力的错觉。此外，他们的依赖心也很强，常会利用技巧操弄人，及对上司和有权的人进行奉承。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他们为了达成其所遐想的愿望所使出的伎俩，但其实这并非他们故意使出的手段。换句话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不是另有企图，他们几乎是在无意识中说出这些谎言。因为他们意志的不安定，以及过于强烈的喝采愿望，促使他们有如此的行为。

谎言的效用[编辑]

善意的谎言与必要的谎言[编辑]

不能一概而论将说谎的人都认为是喜欢说谎的人。谎言这个字其实涵盖的意义相当广，其中也包含了恭维、奉承的话，以及善意与必要的谎言等等。有时候即使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却故意隐瞒事实或蒙骗对方，是因为处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那些善意的谎言反而对事情的发展比较有帮助。比如美国的一位作家欧亨利(O. Henry，1862-1910)著名作品‘最后一片常春藤叶’(The Last Leaf)中有着这样的故事：有位病患每天看着病房窗外的落叶，因寒风的吹袭，一片片掉落下来的景象，心情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病情也每况愈下，他猜想自己大概将在树叶全部落尽时离开人世吧！同情这位患者的老画家，便在树后的砖墙上为他画上了最后一片永远不会掉下来的叶子，那位患者看到叶子经过大风大雨依然没有掉下，心情便慢慢的改变了，最后也慢慢痊愈。这便是一种善意的谎言。

教师的谎言[编辑]

老师也会有需要说谎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会无精打采、提不起兴趣上课，这时为了要让孩子们提起精神，最好能找些名目加以夸奖一番等等，使上课的气氛更加热络。另外若是对那些画图、音乐等方面十分不在行的孩子加以赞扬、鼓励一番，说不定能使那些孩子对这些事情燃起兴趣，也对自已更有自信，说不定未来也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成就。这类的谎言也是属于善意的谎言，由于是善意的，对事情的发展又有帮助，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谎言就一味的加以指责或批评，相反的，有时我们也需要肯定这种谎言的价值。

谦让的谎言、反语式的谎言[编辑]

谦让的美德也发展出了一种谎言，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到别人家里拜访的时候都会带着礼物前往，然后往往又客气地说：“这只是一点小东西”，表达谦虚之意。反语式的谎言则是例如在亲密的友人之间，有些可能会用“白痴”这样的字眼，表达彼此之间亲爱的友情。

必须要说谎的时候[编辑]

比如说战争中被敌方所俘虏，并被问及有关本国的军事机密时，为了不能使我方陷入不利的状态，就必须要扯一些谎。此外，外交官也有同样的情形，即使彼此两国正处于和平、无战事的状态，两国外交官还是必须运用外交手腕，靠一些谎言来拓展外交关系。而国家重臣对新闻记者所发表的言论，可能也只是一些外交辞令，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并不能据实回答，只能用一些谎言掩盖过去_。

尽管了解到善意的谎言和必要的谎言有很多种类，但是一般人还是很容易拘泥于谎言负面的意思，所以通常会下意识地拒绝思索善意的谎言或必要的谎言背后的种种。其实仔细想想，每个人多少都有在必要的时候撒点小谎的经验，这样想就会觉得，其实谎言也不是完全不好，谎言也是有其必要的一面的。

谎言的生理[编辑]

身体不能说谎[编辑]

假装若无其事的说谎[编辑]

有些人说，说谎的时候可以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到这一点。即使能从嘴里说出一套天花乱坠的谎言，在生理方面却必然会露出蛛丝马迹。就算刻意掩饰，眼神的飘移，嘴角的浮动，双手插口袋等等容易被发现的紧张的行为都是自然反应。除此之外我们的手掌、脚底、腋下等处遍布着汗腺细胞，一旦情感有变化时就会激烈反应。这个刺激是源于大脑皮层中掌管运动细胞的区域以及间脑的下视丘，透过交感神经传递到汗腺细胞而做出这些反应。当我们受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惊吓，全身肌肉会发生收缩，完成行为的准备状态，此时若稍加留意即可发现自己的手掌和脚底在流汗；同样的，在感情上发生急遽改变时，也会有一些冷汗流出，以上情形只有当事人会知道，外人通常看不太出来，因此旁观者才会认为他们可以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GSR 现象(galvanic skin response)[编辑]

然而，这种微妙的变化还是有方法可以捕捉的，此方法是利用 GSR(galvanic skin response，肤电反应)现象来测试。首先在手掌及手腕安装一个电容器板，其中有差不多三福特的直流电流，在电路中间装一个安培计，然后再电路中加入更大的电流，从二安培到一百安培，受试者不会感受到电流通过。接下来，利用一些突然的声响、给予痛觉、或趁他不注意时采取的行动，这些令受试者情绪发生改变的行为，会使安培计的读数发生颤动。比如在受试者面前提到他恋人的名字，此时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反应，此时安培计的读数也会发生变动，这就是 GSR 方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在让皮肤通过电流的时候，皮肤内会有电阻，这个电阻会受到皮肤潮湿度等因素影响，当受试者受到刺激、情绪发生改变时，汗腺细胞也会被激发导致皮肤湿度改变，进而影响电阻值（更潮湿而电阻下降），安培计测得的电流直因此会有激增的现象。

测谎器[编辑]

应用 GSR 的方法，就有了所谓“测谎器”的出现。一个简单的使用 GSR 测谎的实验就是：将五张扑克牌排在桌子上，请受试者从中随机挑选一张，然后将那张扑克牌的点数写在纸片上、装入信封。当然所选的点数只有受试者知道而实验者不知道。接着请受智者闭上眼睛，并且告诉他不管听到什么都回答“不是”。实验者接着根据原本桌上五张扑克牌的花色与点数一一询问受试者刚刚选的是不是那一张，一旦问到他刚刚选的那张扑克牌的花色时便便可以发现电流计的读数有改变。虽然可能肉眼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改变，但是 GSR 方法可以用细微的生理反应察觉谎言的所在。此实验若能在装备完善的实验室里进行，准确率能高达百分之九十八。好的问题设计可以有效提高测谎的准确率。编题设计技术是为了有效达到侦侧谎言的目的，而必须妥适编制测试问卷的一种学问，以下介绍测谎该使用到的问题类型及意义：

1.主要相关问题（Primary relevant question）主要相关问题有以下几点特征： A.陈述主要案情问题 B.测试是否有直接涉案 C.在问题中只使用一个最主要的具体行为，不会让受测者误解的动词。（如：你有拿刀“刺”…、你有“偷”…、你有和她“性交”…等等） D.问题措辞要求否定的回答

2.次要相关问题（Secondary relevant question）次要相关问题是涉及次要案情的问题，但措辞不需要直接问涉案与否，但须触及到主要问题。编制时的以下特征和情况： A.证据的关联问题，如物证的位置（如：你知道那把凶刀在哪里吗？…） B.犯罪感问题，如知道歹徒是谁 C.歹徒可能的犯罪动机 D.案情事实及其他情况证据（如：你有协助、参与计划、或帮助任何人等等…） E. 测试非直接的参与行为（如：你有看到、你确实知道…）

3.牺牲相关问题（Sacrifice relevant question） A.是用来吸收第一次问道相关问题时的心理冲击。可以降低无辜者对其它相关问题的反应 B.制式问题架构。（例如：你会老实回答我有关本案的每个问题吗？） C.让受测人肯定回答。

4.征兆问题（Symptomatic question） A.了解是否有案外问题干扰。 B.明白受测人与施测者彼此之信赖关系程度。 C.制式问题架构与回答。（例如：你会不会担心我问你没有讨论过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不会问你没有讨论过的问题，你会相信吗？）

5.无关问题（(Irrelevant question） A.测谎测试中第一个被问及的问题。 B.其设计系在于提醒受测人测试已经开始，要求受测人专心聆听接下来测试之每个问题。 C.中性问题。（例如：你姓徐吗？、你现在坐着吗？、你家住台北吗？…等等）

为了达到最佳的测谎效果，根据测谎学，以上问题的将会以下列顺序出现：

1.无关问题 2.牺牲问题 3.征兆问题 4.控制问题 5.相关问题 6.控制问题 7.相关问题 8.征兆问题 9.控制问题 10.相关问题

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主题统觉测验)[编辑]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 是一种投射性测试，涉及描述模棱两可的场景。俗称“图片解释技术”，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亨利 A.默里和克里斯蒂娜 D.摩根于 1930 年代在哈佛大学开发的测试。 TAT 包括向人们展示一系列描绘各种模棱两可的人物（可能包括男人、女人和/或儿童）、场景和情况的图卡，然后要求他们为每张展示的图片尽可能地讲述一个故事，包括： 1.是什么导致了所显示的事件 2.现场发生了什么 3.人物的思想感情 4.故事的结果 TAT 的完整版本包括 31 张卡片。 Murray 最初建议使用大约 20 张卡片，并选择描绘与主题相似的人物的卡片。今天，许多从业者只使用 5 到 12 张卡片，通常选择这些卡片是因为考官认为场景符合客户的需求和情况。

从谎言判断性格[编辑]

如果说测谎是找出人类谎言的装置，那么 TAT(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主题统觉测验)则可以说是能从人类的谎言中，知道其个性的试验。根据罗莎测验可以大致分析出受试者的性格，但具体的愿望、恐惧和情绪等等的内容，则没办法做出详细的分析评断。而让受试者观看一些图片，并要求他们根据图片编造一则故事，则能从他们编造的故事内容中具体分析出他们的性格倾向，此即是所谓的 TAT，主题统觉测验。将 TAT 和罗莎测验互相辅助，就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人们的个性，对解析人类相当有帮助。

将几幅画加以搭配组合，让受试者从中挑选几幅出来，然后让他们随性创造出有关过去、现在、未来的故事。受试者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通常也会出现在他们创造出的故事情节中，所以通常可以说故事中的主角其实就是受试者的写照。受试者的想法和情感通常会投射在主角身上，而在日常生活中压抑的恐惧和欲望，都能在故事中得到纾解。因此我们能借由分析受试者创造出的故事内容，更深入的观察受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

不过也不一定受试者和他所创造出的故事中的主角一定是同一个人，而受试者的欲望和情感也不见得一定会出现在她的创作中。他们也常借用一些外来的题材，例如读过的书或看过的电影情节，或者是朋友曾经说过的故事等等，都是他们创作时可能使用的参考资料，另外也有将自己过去的一些体验画作其中部分情节的情形。当然对那些想像力极为丰富的人来说，更多时候是根据自己对图画所自然涌现的想像内容所创作的。不过无论如何，以上的情形或多或少都和受试者本身有所投射，不过在形式和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异。为了要正确读取创作故事中所投射出的受试者的欲望和感情，首先就必须要仔细推敲受试者在创作故事时的心理状况，如此方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目前有关 TAT 的解释法和整理法仍因个人立场不同而有不一样的解释法。

联想检查[编辑]

首先向受试者念出一个个像花、血、海、女等等单字，这些单字大都是能让他们有好的联想的单字，然后让他们就这些单字一一回答他们的感觉。实验证明，他们回答的方式和答案中的字眼有一定的规则性，一旦发现有偏离规则性的答案，就大致可发现潜在意识里有病态（心理上的疙瘩）或者是精神疾病等等病例。这是联想检查方法主要的目的，和 TAT 的目的不同，但两者的效果皆很显著。

纽格（1875-1962）就曾挑选了一百个和日常生活的感情问题有关的单字，然后对一人进行了这样的实验。首先让受试者听几个刺激语（例如：花），并且要求他尽可能早点将他脑中浮现的单字说出来（反应语，例如：美丽），然后实验者分别将受试者听到刺激语之后到他回答出反应语之间相隔的时间（反应间），以及反应语、反应方法记下来。当实验顺利进行的时候，反应时间大致会呈现一定的状态，且能让人容易了解刺激语和反应语之间的关系。但是当刺激语触及到有关他心理变态的地方时，会破坏这样的规则性，出现许许多多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几样特征是：

反应时间拉长
一下就把问题带过去
没有反应
一再重复刺激语
误解刺激语
结巴、嘟囔、无法做出完整答案
回答出一个以上的单字
出现其他身体举动

一旦有以上几项特征出现，实验者即可知道已经触及受试者之病处。如此的联想检查法因此可以较容易且迅速的将受试者心理病态的地方诊断出来，所以对心理医生来说，即便是科学进步的现代，此方法仍是诊断时的一项重要依据。

身体和感情的谎言（詹姆斯-兰格学说）[编辑]

学说内容[编辑]

1884 年美国的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n James，1842-1910)发表了一篇论文‘何谓情绪’，正巧和隔年丹麦的生理学家兰格(Carl Lange，1834-1900)发表的论文极为相似。他们两人完全不相识，确有如此相似的学说出现，后人便把此两人之学说整理归类为“詹姆斯-兰格学说”。此学说中最有名的代表文句：“我们并不是因悲伤而哭泣，而是因哭泣而悲伤”他们主张：人们身体的种种变化，并不是因为情绪表现在身体机能上（情动）而出现的，而是因某些刺激，才会引起身体的种种变化，而且他们认为，那些所有内在的情绪皆为情动。所以一旦喝酒，就会引起各式各样身体上的变化：有人醉后喜欢哭，也有些人在喝醉后会怒斥别人，也有一些人在酒醉后会一直傻笑的。他们的说法有这些实际的例证可以证明，另外也有以下的生理现象可以作为他们学说的依据。

我们的神经系统中，有可以依个人意志随意支配的非自律神经系统，另外内脏的肌肉或者内分泌腺等等，则是意志所不能自由支配的自律神经系统。情动的场合就是自律神经系统作用的时候。例如再盛怒的时候，或者被恐惧所笼罩的时候，自然而然心跳得速度加快、血压升高、身体各处的肌肉都会得到血液的供给。此外，呼吸的次数会增加，而且会促进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以及肝脏释放糖分，如此将减低疲劳的程度。

反对詹姆斯-兰格学说[编辑]

今日，詹姆斯-兰格学说已被否定。1900 年，英国生理学家谢灵顿(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1952)以狗和猫为实验对象，进行了一项实验：为了使自律神经不能将其兴奋讯号传到大脑皮层组织，便在中途切断神经，但狗和猫不但没有发生器官上的变化，而且还一样有情绪的出现。另外即使向人类注射肾上腺素，却完全没有愤怒的情绪出现，也许血糖会增加、心脏的跳动会加速，但是并没有发生情动现象。再者，1927 年，美国生理学家卡农(Walter Bradford Cannon，1871-1945)以下列五点理由对詹姆斯-兰格学说提出批评：

一旦将数只猫的交感神经全部抽取，交感神经系统所支配的身体运作功能将全部丧失。例如将无法支配内脏的血管运作、也无法分泌肾上腺素等。此时若使狗来咬这只猫，猫会马上发出鸣叫、两只耳朵往后拉、露出牙齿、前脚向上抬起做出扑打状，这和抽取交感神经前猫在愤怒时候的行为并无差异。
有时在所有的情动现象都未发生时，同样的身体变化还是会出现。例如：在生病时可说是完全没有任何情动现象产生的时候，但却可能像害怕或愤怒时一样脸色发青。如此看来，因为完全不同的情动情形可能产生相同的生理变化，所以不能因为某些生理的变化而轻易断言是何种情动状况。
因为内脏细胞的反应一般都很迟钝，所以并不会发生什么激烈的情动现象。
心脏以外的内脏器官是由不随意肌和腺体所构成。不随意肌的反应速度最快也只能到 250/1000-800/1000 秒的速度，最慢可达 2-4 秒，另外内分泌腺体分泌的速度也很慢，所以一般而言，内脏器官的变化是相当慢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因此不能将变化如此之慢的内脏器官，认为是引起激烈情动现象的起源所在。
激烈的情动状态才会引起的内部器官的特殊变化，有时是因为人为的因素所引起的。例如：注射肾上腺素时会引起与害怕等强烈的情动状态时所发生的内脏器官一样的特殊变化，因此受试者会有心跳加速、甚至全身颤抖等现象，但这些并不是发生了实际的恐惧和悲哀的情动感觉。

谎言的心理[编辑]

谎言是一种高级语言，具工具性与保护性功能。谎言的使用分为无意的及有意的。说谎的主要目的，有的是为了得到利益；有时候是为了减少或避免冲突，让自己处在比较安全的人际关系环境中；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在面临无法解决的压力时，找借口来减轻压力。有时候，说谎则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虚荣，而将事实放大、夸张吹牛；这些都是用来缓解因为道德感与行为不一致所引发的情绪压力。总而言之，谎言能反映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一种焦虑、不安全感，是一种为了减少人际冲突而出现的退缩表现。

压迫[编辑]

面临危机时的举动[编辑]

一般人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引发的生理欲望和社会欲望，如果欲望和环境都不太有改变，那么我们会因习惯而对这个环境适应得很好，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每天只需要机械性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事实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天天在改变。

从小学开始，经历一连串求学、出社会、恋爱、结婚、生子，其中每个阶段的环境都一直在改变。若突然之间环境起了急遽变化的话，那么先前那种机械式的生活方式，就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此时必须要培养新的习惯，更要以积极的行动和作为投入新型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危机”。当人类面临危机时，采取的行动可以大致区分为“智慧行动”、“歪曲行动”、“失败反应”：

智慧行动[编辑]

所谓的智慧行动，试用一种全新的行动方式去适应环境；也就是说，在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冷静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来突破难关。但是人类真能采取智慧行动的人并不多，就算真的能做到，也很难有把握真的有效果。即使我们照自己所认为最合理及完美的方法去做，但有时却一点也行不通。例如无法满足的欲望会一直占据我们的心头，而且会越来越强烈，要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加以压制可不是件简单的是，有可能会越弄越糟，最后生成了“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不只会使我们感到不愉快、痛苦，甚至会使我们越来越没办法适应外界的一切，终将陷入一片混乱的状态。因此除了合理的解决之外，我们还要采取各式各样的“歪曲行动”。

歪曲行动[编辑]

小虫在碰到有钢笔间戳他的时候，就会假装死去，一动也不动，让攻击者觉得它已经死去，不需要再继续攻击，小虫很有机会就可以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这是种自然界装死的反射现象，也是歪曲行动的一种。换句话说，借着“说谎”来适应周遭的环境。人也有可能会有类似的行为，和小虫一样的道理，歇斯底里患者也会假装自己身体不舒服，或假装得了很多病，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是德国心理学家库雷契曼的想法。

这种假装并不是有意识的行为，和本人意志无关，而是在潜意识的作用下，自然而然发展成的行为；法国学者把它称为“半假病”。为了要逃避欲望不能被满足的那种不快和痛苦的感觉，便假装自己没有那些欲望，其实是行不通的。把欲望藏在心底深处，想假装没这回事，这就是“压迫”，是拟态的一种。其实一般人也可能会有这种行为，我们会为了某些目的而做出一些与事实不太相符的假装行为，并不是故意这么做，而可能只是因为情势所逼，或是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看到眼前唯一一条本能的路，就是用一些虚假的行为来掩盖真实。

被压迫的欲望[编辑]

德国一位解剖学教授，在一次有关鼻腔的授课结束之后，问学生是否真的了解鼻腔的种种，全部的学生都回答：“很清楚。”教授接着说：“那真是奇怪的事，真正对鼻腔有了解的的人，在我们这个住了数十万人的城镇来说，以五根手指来算的话，就只能举出一根手指儿以呢！”佛洛伊德认为那位教授所说的“一根手指头”等与，含有“真正了解的人只有一位，就是我”这样的意味。教授平时虽表现出一副谦逊的模样，其实是将自己的自负心压抑下来，不让别人看出。然而当他看见他的学生狂妄地说自己很了解鼻腔，他那被压抑的自负心又高涨起来，变说出了那些反驳的话，想借机挫挫他们的锐气，同时也彰显自己。教授被压抑的欲望突然之间活跃起来，扰乱他的思绪，迫不及待地一跃而出，因此他说出了夸张、不实的话，这对身为教授的他其实是不该有的行为。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他不小心说出的气话，但其实是因为他一不留神让一直被压抑的欲望有机会闯出来，所以才发生言词和行为都有所误差的情形。被压抑的欲望一旦蠢蠢欲动，就可能以不太正常的方式一跃而出，因此人们就会一时冲动，吐露本意、写出不该写的东西或做出不该做的事。

反动形成[编辑]

反动形成的形式[编辑]

一个人的欲望十分强烈的时候，即使受到压制，会有想突破压制、再次展现的倾向，这个倾向可能让当事者感到恐惧。自知自己的抑制能力快要不管用了，所以有必要以其他够分量的事情加以抑制。对于抽烟已经上瘾的人来说，如果要他们减少抽烟的量，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很多人就因此把烟瘾戒掉，认为这样会比较快乐一点。继而又想，如果能够广而推之，向其他人热心的述说香烟的害处，并劝导他人戒烟的话，可能会更快乐。殊不知他自己只是一时将抽烟的欲望深深藏在心底，然后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戒掉烟瘾。等到他一而再，再而三接触到种人抽烟的场合，他那压抑著的欲望就未必还能再继续压抑下去，有可能就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有了言行不一的举动出现，说是戒烟，但受不了周遭诱惑，回头又偷偷继续抽起烟来—这就是一种称之为反动形成的谎言。此外，吝啬小气又利己主义的人，为了防止他人知道自己那些不良的倾向，就以相当慷慨、大方的慈善家面目出现；生性残酷喜欢虐待动物的人在人前却表现出非常爱护动物的样子；连杀一只小虫都不敢的人，却在人前装出威风八面、神勇无敌的样子；脑筋死板、不知变通的人，却自称是道德家，对别人的一点小错都要找碴、生气，其实是希望自己的反社会行为能得到理解的一种反动形成。

因为压制只不过是将欲望和情感逐出意识范围，问题只是暂时解决。被压制的欲望在无意识的范围中积压下来，然后又反动形成，再一次硬压制下来，人们会天真的以为如此一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因为事实上一旦你一再对欲望进行压制，我们的内心就会像承受过大压力的锅炉一般，终将因为再也承受不了而爆发开来，不但没压制住，反而到处横行，恐怕会引发更多其他的障碍。因此我们应该将被压制的欲望适度的解放出来，这样不管是生理上也好，心理上也好，都将有所助益。

同一化[编辑]

投射和吸取[编辑]

所谓的“同一化”，是说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会采用自己所尊敬的人或亲密的人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和感情（吸取），而且对他人之中与自己是同一立场的人较有认同感（投射）。一个家庭之内，男孩常自然地采用父亲的态度和感情方式，而女孩则会采用母亲的，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人格。在成人的团体中，成员的态度和感情则会自然而然地和他们所尊敬的领导人相似。在封建是的人际关系中，同一化以下面的形式出现：即使客观的说，自己有着不幸的遭遇，但如果真的看到与自己同一化的对方过着幸福的生活，就会主观的觉得自己也很幸福。从“只要你能幸福，我就满足了。”或者“主人的名誉就是我的名誉。”这些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化的现象。另外，希特勒所率领的纳粹青年团组织中，每个人的心中都抱持着“我愿为希特勒”的想法，以及齐声高喊“希特勒万岁”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都有同一化的特质。

一身一体[编辑]

没有闹过家庭风波、过的是和睦幸福的日子的夫妻俩，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不管是心理的或身体的秘密都不曾有。他们两人的关系可说是极为透明，丈夫所受到的侮辱，妻子会感同身受，就好像是自己受到侮辱一样；丈夫若有什么成就，妻子也会认为就像是自己的成就似的而感到特别高兴。最后妻子的死亡，则让丈夫感到万分悲恸。所谓的一身一体，就是指这样的情形。有位学者说：“我们的父母和妻儿是我们的骨肉至亲。如果他们死去的话，就好像失去了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感觉非常痛苦。当他们做了某些坏事的时候，我们会为此感到羞愧；而当他们被侮辱时，我们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并为此大感愤怒。”像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将父母亲和妻儿视为我们自我的一部分的缘故。有种我们时常听到的故事，年老后才杰为伴侣的老夫妇，一旦一方先去世的话，另外一个也很快的接着离开人世，这也可说是一身一体的一种例子。

人类的洋葱学说[编辑]

莱宾为了更易于了解这样的伴侣关系，采取的是图解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将人类一层一层的加以分析，而且层和层之间有所间隔。他把这些层次分别称为中心曾、中间层、周边层，也就是说，把人类想成一颗像是洋葱的东西。当我们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会有警戒心，因为我们无法看见对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以“洋葱学说”来说的话，这是因为人们通常以周边层最外的一层和对方接触，其他层则紧紧的关闭，不让对方进入。但对方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则会稍加松懈，让对方稍稍看见自己的内心世界；对方也会适度打开心房，让我们进入。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周边层的内部面貌、或者更进一步的以中间层的外侧面貌来与朋友交往，对方也是同样的情形。至于伴侣间的关系，彼此都抛开层层隔阂，以中心层的面貌坦诚相见，因此若以接触的层面最深最广而言，无疑是此种伴侣间的关系。而且正因为彼此都能坦诚相见，所以两人之间呈现透明状态，没有所谓的秘密而彼此之间也不会有所顾忌。若把人类的中心认为是所谓的自我的话，那么整个中心层可说就是“自我”的意念，于是有了“伴侣是我的自我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在此情况下，彼此的中心层可以说是已经互相重叠。但是若伴侣之间并不交心，彼此并不互相了解的话，他们就不会成为对方自我的一部分，顶多只能说包含在对方的自我中，但并未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所谓的伴侣之爱，其本质就是把对方放在自我的里面。照此想法引申下去的话，所谓的父母和子女之爱、爱校心、对乡土之爱、对祖国之爱、对追求学问的热爱等等都可以说是将其爱慕得对象包含进自我的中心的一种结果。

退化[编辑]

退化也叫退化感情、倒退、回归，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指成年人在遇到特殊情况，如巨大的打击或严重焦虑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表现出与自己现阶段年龄不相符的不恰当行为。目的是通过幼稚的行为让自己能够受到别人的关注或者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而使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提出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

恋爱中的撒娇行为[编辑]

当我们恋爱的时候，一旦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出现撒娇的现象—因为十分的信赖对方，或彼此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感，导致两人之间出现像孩子般的举止行为。这在第三者看来，通常认为这是热恋中的情侣之间必然会出现的撒娇行为。一旦恋爱，会将自己的内心全部奉献给对方，两人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心理接触之后，开始了另一个期待—期待这段感情有所结果。然而在求好心切的心情以及对未来抱着些许不安的影响下，发生了对应的“退化”状态。在这个阶段也容易出现任性、像个孩子似的问话态度、撒娇、发牢骚、像孩子般抛开一切责任，只顾游玩，以及乱发脾气等等的行为。

运动爆发[编辑]

运动爆发是指人类置身在恐怖气氛时对应行动的自然行为，表现出像动物或者小孩的举动，有以下几项的类似点：

对外界的刺激所形成的一种本能的、具防卫性的反应。
漫无目的、到处乱碰乱撞的举动。
若以精神方面来看的话，并不是熟思的情况下所引发的举动，而是突然变得紧张的感情状态所引发的行为。
自己的心中存在着含糊不清但强烈的逃脱阻挠自己事物的欲望。
运动爆发对动物而言，和歇斯底里症患者一样，都会设法达成除去障碍的目的。
就以上而言，运动爆发是种具有生物学上调整功能的现象。

装死反射[编辑]

装死反射也和运动爆发有一样的功能，在很多危险的场合下，为了防卫自身安全，避免危险的发生，可以就地装死，如此便可以逃过一劫。歇斯底里症患者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也会有“全面的昏迷”、“歇斯底里性的聋哑”、“歇斯底里性的语言障碍”、“歇斯底里性的感觉和知觉上的障碍”、“运动神经的障碍”等等情形出现，本能地假装身体动也不动，或装成生病的模样，以逃避危险。这些可以说全部都属于退化的现象，是为了不受到伤害，身体内的防卫机能自然运作所形成的结果。

防卫机能[编辑]

所谓的“防卫机能”，到底在哪些条件下才会发挥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大约可以整理成以下几点：

全部的行为都是无意识的状态下所形成的。
全部的行为都是为了不使自己受到伤害所发展成的。
防卫机能是始于有逃避的想法，然后根据本能所发展出的种种防卫行为，那些行为彼此之间都所关联。

这也是属于退化现象，也可说是一种逃避的行为。有时会变得像个孩子的样子，就是因为想逃避现实的动机作祟。当无法面对自己即将受到痛苦的现实时，因为本能的激发，会有拯救自我的做法出现，而且这些作为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自然而然激发出来的。再者，这种防卫机能是不管身体健康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都具有的一种本能。但因为防卫机能作用所产生出来的行为，若对本人反而有所不利，表现的方式不太合理、或对社会有所损害的情形时，我们会把这些有此种行为倾向的人称为是有精神上的疾病，而先前一直提到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也包含在精神疾病的范畴内。这种防卫机能的概念，对于精神医学方面有极大的影响。此外，在临床心理学方面若考虑到性格的概念时，防卫机能可说是其中必考虑的一环。

合理化[编辑]

合理化的谎言[编辑]

随便对他人充满敌意和恨意，不是一件好事，这样的心理状态会将对方给予的情感自意识中一笔抹煞，常会感觉对方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充满敌意和憎恨。“我没有特别讨厌那个人，但他却好像很讨厌我的样子。每次都无缘无故跟我发生争吵，真是受不了。”像这样把压抑的情感和欲望转换到他人身上，就叫做“投射”。像继母可能会觉得那些非亲生的孩子很怨恨自己；保守政党对革新政党的敌意投射，会令他们觉得革新政党说不定明天就会发动暴乱。如此的敌意和恨意加以投射的结果，会使得对方对自己充满敌意，因此若诉诸于正当的防卫态度，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此这般为抒发心中的敌意找一个借口。像这样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加以认定的行为，除了“投射”这跟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尽量解释得“合理化”或“正当化”。例如：即使是因为自身能力不足才会失败，却把原因归咎于他人的妨碍，以及家里种种事情的牵绊。如此想来，因为不用承认自己的缺点，也就感到格外的轻松愉快。

自我的拟态[编辑]

合理化只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制造一个借口，而不说谎骗人。所编出的理由自己也深信不疑，也可以说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自己对自己说谎。合理化和投射、反动形成、压制一样，可说都是自我的一种拟态现象。总而言之，人类对自已所做的事情总是尽其所能的擤出各种合乎常理的理由，使自己更能理直气壮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由此看来我们不难了解，其中所赋予的理由将有不少并非真正的理由，而是为了自己心中的欲望和感情趋向所编造出来的。

对于睡眠状态中的行为也要给予合理化的理由[编辑]

即使不了解真正的原因，人们还是会为自己的行为想法赋予适当的理由。在催眠术的实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现象。其实被施以催眠的人，因为其意识作用减弱的原因，才会对催眠的种种指示言听计从的接受。在催眠术的进行当中，催眠师如果说“蝴蝶”，被催眠者可能把手帕拿起来挥一挥；如果说“好好吃的牛排”，被催眠者可能把鞋底拿起来啃。然而，在催眠术解除以后，被催眠者什么都不记得了。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催眠术进行之前，催眠师先给予了种种等等要做的事的暗示，所以被催眠者在被催眠之后就会照着刚刚的暗示去做。而在催眠解除后，如果告知被催眠者他刚刚出现了什么样的举动，他并不会知道是因为受到暗示才去做了那些事，而是会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来解释刚刚的行为，比如说他可能会说：“我刚刚把手怕拿起来挥可能是因为有只虫子在附近飞的缘故吧。”

社会阶级心理学[编辑]

     社會階級心理學是一門以社會學的角度再加上心理學的方法，探討階級如何影響社會生活，並分析階級在日常生活中所體現的種種差異的學問。舉凡社會關係、工作、休閒、生活方式、語言風格、智力、人格、態度、價值，甚至身心健康都是屬於此領域的研究範圍。社會階級展現於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等面相，而社會中存在階級的事實是當前社會學家爭相研究的爭點之一。而社會階級做為一個事實與分類認識社會的標尺，與心理學亦有相關聯性。

阶级的心理[编辑]

不同的阶级位置如何塑造不同的社会心理？[编辑]

如前所述，不同的阶级位置中的行动者，以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能力为根基，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然而，不同的生命经验代表的不仅是物质与生活上的差距，更重要的事，在不同的生命体验里，不同阶级位置的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机会与资源并不相同。不同的生活水准与机会，使社会行动者经历不同的生命考验，自然逐渐塑造出不同的社会心理。以下将以大众文本如何具现化不同阶级位置中的行动者的社会心理作为范例，并分析大众文本这样的呈现方式有何偏误。

1.富人喜欢投资，穷人更爱消费；2.富人不守本分，穷人甘于现状；3.富人享受风险，穷人害怕风险；4.富人破陈出新，穷人按部就班；5.富人抓大势，穷人盯小利；6.富人学管理，穷人学手艺；7.富人利用光阴，穷人消磨时间；8.富人精于工计，穷人善于算计；9.富人交朋友，穷人走亲戚；10.富人买保险，穷人买彩票；11.富人散发自信，穷人武装自信；12.富人做得多，穷人说得多。（撷取自“业务讲堂”，2017/03/17）

此篇大众文本举出的“区别”，是去脉络化的检讨穷人的行为模式，忽略其能取得的资源，可能皆不及富人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与社会网络的累积。例如“爱消费”、“消磨时间”、“买彩票”，等“错误”的理财观念，不一定是因为穷人比较短视或贪心，而是他们不像富人可以从社会网络、学校、家庭教育吸收到理财资讯，不知如何透过投资“让钱生钱”，只能期待透过中彩券脱贫。而“害怕风险”、“盯小利”、“走亲戚”、“武装自信”等“坏习惯”，也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眼界、心胸狭隘。害怕风险是因为生活没有遭遇风险的余裕；盯小利是因为不能放过任何机会；走亲戚是因为他们的社会位置没有机会扩展社会网络，只好珍惜仅有的人脉；而武装自信是因为感受到社会对穷人的不友善，又对自己的生活处境感到羞耻，无法发展自信、也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当然只能武装。

简而言之，“心态造就阶级”的说法其实是倒因为果的，“富人”的“不守本分”、“散发自信”、“抓大势”的心态并不是他们的致富关键，而是相反过来，他们的阶级位置提供的机会、资源、承担风险的能力，塑造了他们的心态。穷人亦然，他们并非因为“按部就班”或“甘于现状”而穷，而是因为穷，因为无法取得资源、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与能力，所以按部就班且擅于算计。

社会心理如何促成阶级的再生产？[编辑]

所谓再生产理论，是指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开始，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针对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性论述。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迅猛发展，虽然贫穷、失败、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仍旧存在，但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加以解决，而教育则被视为改革的最佳手段。人们普遍相信，教育是改变阶级分裂状况的有效体制。每个勤奋攻读的学生都有机会透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使阶级社会走向终结。

所有的论述中，影响最大的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的经济再生产理论和布迪尔(P.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在鲍尔斯和金迪斯看来，学校就是一个按照外部劳动分工的要求进行再生产的机构。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把人分配到不同的合适的位置上。因此，学校的使命就在于按照劳动分工的要求，授予未来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以不同的技能，并且传递相应的价值、规范、行为方式和性情等等。所以，工人阶级的孩子会被教导守时、清洁整齐、尊重权威和服从规矩；而上层阶级的孩子则被教导灵活性、思维的开放性、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等等，这些都是为使他们以后作为管理者或专家有效地工作所做的预备。通过对学校教育经历在数量和类型上的分化，学校预备了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工作等级之中。

建立于此，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新兴中产阶级出现后，它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地位象征，透过文化资本的累积和财富来将阶级之间做出区隔，来自中上阶级的父母拥有的权力地位不乏于学校教师，他们可以介入学校教育，影响学校政策并提出有利于其子女的学习方式`，例如，多元入学方案要求子女要有多样的且富的考试模式也对有时间、有知识的新兴中产阶级最有利；而劳工阶级的父母人脉有限，虽然不同意学校的教育政策，但是仍然会表现出尊敬与配合的态度。这样的权力关系也为子女所传承，中产阶级的学生在学校中勇于抵抗学校的政策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是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来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政策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传承，而劳工阶级的学生则是顺从学校的教育政策走向，有此可以发现，父母亲的社会阶级地位借由子女的代间传递进一步的影响其教育成就。

整体来说社会心理学是以社会学中所谓的冲突论来看待当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在这制度中富人、有权势者因为掌握了资源，所以可以制定出一套对自身有利的制度，并在借由整个制度来促进阶级复制。而这群拥有资源者又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提出说这整个制度会这样是因为低社会阶级的人自己不努力而导致的结果，并借此合理化这个对自身有利的权力结构。布迪尔推测，个人在童年时期已经内化出他与各层级之间的社会空间，并指引年轻人朝向他们适当的社会地位、适合于他们的行为、及对其他行为的厌恶。因为文化资本的取得，大多取决于家庭中全面、早期而潜移默化的学习，也因此，审美意向的发展大致上取决于社会出身，而非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积累资本和经验。无论是饮食、文化抑或艺术表演的喜好都是阶级指标，这些指标会随着世代承袭下去，强化了固有观念中各阶级的喜好。

布迪尔也将阶级之间的资本差异分为以下四种：

经济资本：对金钱、财产的拥有，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等。
社会资本：群体上的资源、关系、影响与扶持的网络。布迪尔指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体和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靠关系的建立及维持、社交联谊工作、共同嗜好等。
文化资本：知识的类型、技能、教育，包括他人对自己高度的期许。父母给孩子的文化资本也包瓜熟悉的教育体系、易于成功的态度及知识。文化资本又分为三种形式：
1. 内化的举止风范，例如台风。
2. 客观的文化资产，例如骨董收藏品。
3. 制度的社会性认可，例如学历。
象征资本：个人在信用、名望上有用的资源，是拥有其他三种资本后所附加的权威。

关于阶级社会心理的研究[编辑]

在社会阶级的研究中，主观的阶级分类跟客观的阶级分类不一定完全契合。主观的阶级分类是社会行动者自认的阶级，客观的阶级分类则是透过微薄的职业声望或是马克思的声工具有无做客观判断。两者之间的差异影响了个人如何看待经济体制，从黄毅志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两者的差异：如劳工要有自我阶级意识才有可能起身反抗，先要了解自己的处境才可以知道自己要争取什么权益。

另外，纠州柏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家团队在二○○九年推测，随着阶级上升，同理心的能力将随之减弱，因为上层阶级从表情判断他人情绪的能力不如下层阶级。纽约大学的迪泽(Pia Dietze)和诺斯(Eric Knowles)则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随着阶级上升，减弱的是注意力而非情绪感知能力。

他们的研究先是包装成测试 Google Glass，邀请六十一位志愿受测者戴上并在接将上走路、请他们将视线焦点放在感兴趣的事物上。最后留下自己的年龄、性别、种族、收入、教育水准、他们认定自己属于何种社会阶级等资料。他们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对陌生人注视的次数没有差别，但时间长短不同。中上阶层的人对他人脸孔的注视时间，平均来说少了五分之一秒。为了更进一步探究，第二场实验换成展示街景，固定八十二位受测者的头部来监控他们双眼的视线焦点，而这次，下层阶级观看脸部的时间又比上层阶级多了 1/10 秒。并且，这样的差异只存在人脸之上。最后一个实验，他们邀请三百九十七位受试者观看两组六张随机排列的图片，先是一张脸和五个无生命、接着是同样图片但顺序不同或抽换一张并改变排序的六张。受试者必须观察有无被抽换、及调换的顺序。这次的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在抽换物体图片时没有显著差异，若抽换脸部照片，则下层阶级表现较优异。

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下层阶级比上层阶级更注意他人的脸部。原因虽仍不明朗，但他俩推测，上层阶级可能认为陌生人无法为他们带来太多利益所以不会特别注意。

影响台湾的阶级心理[编辑]

台湾的阶级研究主要的研究者是许嘉猷、萧新煌等人，由于台湾特殊的经济发展经验（黑手变头家、中小企业多等）因此跟西方国家的阶级认同不太一样；如英国多数受雇者会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因为当时工会是由下而上的形成，因此形塑了他们下对上的反动能力；美国工会则是因为主要着重于协商薪资，劳资对立较少，工人的阶级意识不太明显。根据许嘉猷（1992）的研究，将阶级区分从马克思的生产工具有无转换成工会是否有自主权、工作的权威等。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台湾的工人阶级意识并不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台湾尚有小资产阶级当缓冲，缓和两者之间的对立，且要工人阶级流动到小资产阶级的可能性也较高，工人的团体程度自然降低。加上台湾的历史进程，在戒严时期严格静止工会组织的形成，也遏止了工人意识的滋长，在这方面相较于英国社会来说，英国的工会组织发展早，且是由工人自发性组成，因此有 80%的工人知道自己属于劳工阶级，证明没有组织对于形成劳工的阶级意识是困难的。

此外台湾的劳工的阶级意识低落或许也可以追根至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日本企业所带来的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相当强调敬老尊贤，也就是说要遵从社会既有的权力结构，纵然整个制度是不合理的也不要去挑战、反抗。因此也就造就了大多数台湾劳工是相当听资方的话，像是在 RCA 工殇案的纪录片“奇迹背后”就有提到当时美国企业认为台湾劳工在全世界中是素质相对高而且相当听话的。
日本企业：日本对于台湾的影响相当深远，不论是日治时期所留下的企业，或是在战后日本文化崛起的那段期间对台湾所造成的影响，而在台湾社会中经常可以听到身边有人是在日本企业中工作。传统的日本企业是相当重视阶级文化的，同时也是相当照顾员工的，但在台湾的企业他们只学日本企业的阶级、服从文化而忽略了在那背后一间公司是多尊重、照顾自己的员工，也因此造就了台湾企业惯老板的出现。

种族特征描述(racial profiling)[编辑]

种族特征描述又被称为种族归纳、种族脸谱化、种族貌相判定。意指种族被作为一种基模的基础，在某些情况中种族被筛选出作为判断资讯，其他个人的属性则被忽略。启动种族基模相当于启动一套种族化的档案，这个档案带有偏见、歧视与刻板印象。而种族特征描述亦可以被看作社会中族群边界和范畴界线的划定常用的手段便是混为一谈(lumping together)和切隔(splitting)创造出群体的类同何差异，形成界线。以美国警察常被诟病对于种族的选择性执法为例，在美国，警察执法时常以肤色（最显见的种族特征）来切隔出亚洲人和白人（较无危险）宇非裔及拉丁裔（犯罪率高），但划分出两群体的同时，势必得将特定群体内的阶级、性格等混为一谈，这样的区分可能忽略团体内的异质性或许远比不同疃体间的差异要来得大。

Akai Gurley 枪击事件[编辑]

以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该事件所牵涉到的不只“种族”，更有“阶级”和“性别”等因素造成的基膜进而影响行为者的判断。2014 年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两名员警在一栋公寓沿着灯光不足的楼梯巡逻，其中一名菜鸟员警彼得・梁(Peter Liang)在经过 7 楼时，被前往公寓拜访女友的格里给惊吓，再推开楼梯间的瞬间扣下板机，子弹被墙壁反弹后击穿了格里的心脏，彼得也因过失杀人罪被起诉。事件发生后引起各种讨论，首先，以“阶级”的面向来看，虽然近年纽约市的治安有了大幅的改善，但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如该事件发生在布鲁克林区的贫民区（居民多为中低阶层少数族裔），纽约警察工会相关人员也称事发那栋公寓位于“纽约最危险的住宅区”，可见人们对于该区域的想像是充满犯罪、危险的。先前所提及，康纳曼(Daniel Kahneman)的系统一、二的思考路径，可以尝试模拟当时员警彼得在巡逻时，因为知道这里是犯罪的热点，而身为菜鸟警察，内心应该是充满压力的，在此情况下，认知和行为仰赖效率高但易出错，靠着“基模”筛选资讯的系统一，受到惊吓马上开枪。相似的偏误也在后续报导被印证，许多人会认为员警在这类犯罪热点的严格执法是合理的。然而，事实是格里虽然有 24 次被捕纪录，当天他并没有持有武器，只是前往女友家。

再者，以“性别”面向检视。员警误杀民众的新闻多半受害者是男性，尝试解释这类“性别”与“犯罪率”相关基模的产生，以统计数据来说，在 2014 年美国被捕总人数 73％是男性，或许因此有“男性比较犯罪”的印象。而这可能也说明了，在事发当时中枪的是格里而非其女友的原因。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种族”的基模，即前述的“种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种族向来是美国最敏感的议题，此次事件发生后，也马上被和如火如荼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连接，各地出现多起抗议又一次警察误杀非裔美国人的事件。更细致地思考种族貌相本身，会发现它是种族、阶层、性别等基模的交织。以格里来说，身为中下阶层的非裔男性，在大众的认知里很容易就将他和犯罪做连接。至于执法人员在认知和行动策略上，经常遇到需要快速决策的情境，不难想像其在一般大众的系统一建构，倾向划定某些特征是危险的，种族往往和肤色相关，人们最被易于辨识的表征就被拿来做分类的依据。对于后续看法的不同评论也可发现，某些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会认为像格里这类有犯罪纪录的非裔，当天不被枪杀之后还是会危害社会，反之，民权运动者则会强调，警察的执法不该因为种族而有所差别对待。

在阿里・格里枪击案中，除了受害者的种族是一重点，员警彼得・梁的华人身份也在审判时引发争论。在先前的警察误杀非裔的事件中，涉案的白人警察不是被轻判，就是无罪释放。然而，彼得在第一审视却面临长达 15 年的刑期。法院对于不同族裔的双重标准引发大规模的网络串连、游行和连署等倡议行动。美国在上一世代中的华裔多为一代移民，他们多仍带有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并不重视，或甚至较为压抑西方社会所强调个人主义色彩浓厚，争取自身权益的价值观。美国仍充斥对于华裔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但华裔抗争不若非裔强烈，很可能可以归因于在 60 年代以降，非裔族群对于民权运动的论述基础、组织、抗争策略等都发展的比华裔族群完全。这样的现象，或多或少成为了大众对于华裔族群不惹事、安分或软弱的基模，在多次有关警察种族偏见的执法，选择对被告为华裔的案件来运作平息群众怒气，符合政治正确的杀鸡儆猴，后续引发的大规模华裔社群串连，是始料未及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对于事实或情境的理解上，常会因为各种基模而作出不全然客观的判断。但另一个危险的现象是，如前述假新闻中提到的“社群直觉模式”，道德的判断往往是“直觉先来，策略推理后到”，在我们因为基模筛选出带有偏见的事实后，经常又在不自觉中思考如何合理化直觉，而非尝试推翻它。人的认知模式如此，造成在做出评断时，只愿意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事实，且一步步强化这样的印象，社会上不平等如种族、阶级的偏见也因此一再被强化。

种族三角制衡理论(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编辑]

该理论由政治学者 Claire Jean Kim 于 1999 年所提出，同时也修补了一直以来由“种族特征描述”所建构出明晰的黑人、白人间二元分化法。该理论强调对于美国的华裔移民中，除了被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所牵动之外，自始自终更是被放置在双轨的种族场域:“美国/外国”、“优等/劣等”的分界上。譬如在十九世纪末，在当时的时空环境背景下，加州已无法再透过黑奴劳力满足当地开发需求，因此转向当时中国清朝政府，协商引进华裔劳动力以便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借由运用种族三角制衡的方式，将华裔移工塑造为比黑奴“更优良”却永远属于“外籍”的劳工之余，却不提供移驻美国而成为美国人的选项以及与福利。换言之，亚裔与其他种族处于“三角制衡”的状态，一方面被塑造为比其他有色人种更为优秀的“模范少数”，另一方面则被视为“永恒的异乡人”，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

而这样微妙的三角平衡状态，也同时解释了为何每次种族问题牵涉到了有关亚裔层面时，问题总是变得相当困难棘手。毕竟除了亚裔的定义本身就很模糊之外（亚裔可能是来自中国、台湾、韩国、越南、日本的移民一代或第二代，本身国族认同早就壁垒分明），多数亚裔人士也很乐于利用文化上的优越性以便获取在有色人种中相对的优势，一方面又同时强调本身的种族弱势与身为美国人的正当性。然而，这样的操作方式却往往难以厘清歧视的本源与其诉求，甚至还可能反过来将亚裔定位为排斥其他种族的凶手，因而模糊政治运动上的焦点。

情绪勒索(Emotion Blackmail)[编辑]

何谓情绪勒索？[编辑]

情绪勒索是一个由美国心理治疗学家苏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发扬的词汇，意指一种在关系中不愿意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并企图以威胁利诱控制他人的行为模式情绪。情绪勒索是所有宰制行动中一种最有利的形式，身边周遭的好友与亲人会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勒索我们。所有勒索的中心就是基本的威胁恐吓，它会以许多不同的面貌出现。通常情绪勒索者和被情绪勒索者之所以关系能够成立，是因为彼此间有一定的亲密成分为基础，甚至掌握对方的秘密和弱点，而一但情绪勒索者无法完成某些目的时，便会利用这层亲密关系迫使对方让步。情绪勒索也许不会危害自身的生命，但是却非常容易夺走“自我完整性”，自我价值和自我评量完全奠基于此项要素，而我们通常也使用自我完整性来辨别是非。情绪勒索最终会使人陷入隐藏情绪、有苦说不出的状态，会质疑自己有无权利表达感受，而无法充分表达出气愤与挫折感，所有感受都以痛苦的形式表达，受情绪勒索的压迫者会转为以身体和心理的不适，来取代直接说出感受的方式。

情绪勒索的六项致命特征：要求、抵挡、压力、威胁、顺从、旧事重演_。[编辑]

会发生情绪勒索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极端手段——控制。一但不断受到“控制”手段的支配，使我们对情绪勒索者有求必应，不得不牺牲自我欲求及人格时，就会变成情绪勒索。以下以职场主管要求员工加班举例:

要求(Demand)：情绪勒索者通常会把自身的想法强加于他人身上，而向对方进行要求。ex:主管认为员工应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因此要求员工应常常加班。
抵挡(Resistance)：当情绪勒索者开始施压时，被勒索者开始出现抵挡的行为。ex:员工表现出不情愿，想用各种方式婉拒。
压力(Pressure)：对被情绪勒索者施压，情绪勒索者会开始贬低对方、对方的能力及个人价值，再来引发对方的罪恶感。ex:主管说:“没想到你是一个喜欢偷懒、自私的人，为了自己竟然连加个班都不愿意。”
威胁(Threat)：情绪勒索者会无条件地剥夺对方的安全感，会依此作为对方的把柄，希望以威胁的方式顺从。ex:主管说:“我是看好你才把这份工作交给你的，你不想做没关系呀，后面还排一堆人等着要做。”
顺从(Compliance)：利用特殊身份或亲密关系的优势观点，而迫使对方顺从自身的想法，若对方无法承受对方的威胁，即会被迫选择顺从。ex:面对着被裁员的风险，员工只好硬著头皮加班。
旧事重演(Repetition)：情绪勒索者一旦有一次成功情绪勒索的经验，便会开始向对方要求更多，让对方愈来愈没有自由，最后放弃反抗，而进行下一次的情绿勒索，往往会形成：施加压力→一方屈服。ex:下次主管就会故技重施，让员工们加班到更晚。

勒索的四种型态：施暴者、自虐者、悲情者、欲擒故纵者。[编辑]

1. 施暴型 : 这类型的‘情绪勒索’最易辨识，只要不顺从他们，他们就会怒发冲冠，语带威胁或是生闷气。‘不听我的话，就请走人’是他们的格言。其中施暴型又可分成“消极施暴型”与“积极施暴型”。

积极施暴者：若不顺从，情绪上则会马上大发雷霆，甚至语带威胁及不满。
消极施暴者：情绪上的不满不会直白的表现于外表，而是埋头生闷气。

2. 自虐型 : 这类型的人常会操纵别人，传递出‘如果不照着他的要求去做，他将会很沮丧，甚至无法活下去’的讯息来警告他人。他们常把生活搞得一团乱，甚至会伤害自己，或采取自杀的举动，而这些以生命来情绪勒索的人则称其为“终极自虐者”。

3. 悲情者：他们在无法遂其所愿时，常会表现出沮丧、沉默，好让人察觉其苦处，但却避谈真正的原因，表面上好像他们很脆弱，但却是‘沉默的暴君’。

4. 欲擒故纵型：这类型的‘情绪勒索’会先释出正面的讯息，并且允诺关于爱情、亲情、友情、钱财或升迁的要求，然后再告诉他人，如果不顺从他们的要求，便什么都拿不到。

情绪勒索的影响[编辑]

情绪勒索也许不会危害自身的生命，但是却非常容易夺走“自我完整性”，自我价值和自我评量完全奠基于此项要素，而我们通常也使用自我完整性来辨别是非。除了会影响被人们视为重要的自我完整性外，在日常生活中，情绪勒索所能影响的范围为之广大。

被情绪勒索的影响[编辑]

当我们被情绪勒索，深陷于情绪勒索互动中的我们，或许还会时常体验到一种煎熬的感受：“即使我知道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我却又怀疑，我真的可以不去达到他的要求吗？这样的我，会不会如他所说的，我真的不够好？”
许多深陷情绪勒索关系的被勒索者，常具有“在意别人评价”的特质，有着“自省”的能力与习惯。
适当的自省，对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有帮助的，让我们有机会能使自己的行为做适当地修正，但过度的自省，与“自责”无异。
我们明知道对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却仍焦虑地担心着，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不好、做不够。不停地自责与自我怀疑，担心自己“对不起别人”。

“我不该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这样太不负责任了。我大概也有一些问题吧？”然后，自己在这样的心情中，挣扎、煎熬著。如果我们时常被这种心情捆绑着，觉得痛苦不堪。那么，试着问问自己：“我总是担心自己对不起别人，但是，我对得起自己吗？”那时，或许我们才会看得到，深埋我们内心深处的委屈与伤痛。

对自尊层面[编辑]

开始对自己感到失望
违反良知行为的恶性循环
情绪勒索开始产生正当性、合理性

不断屈服于情绪勒索者的我们，怎么描述自己的窘境？软脚虾、懦夫、失败者，或是疯子？在忍受情绪勒索者布下“迷雾阵”的同时，其实自我判断也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我有点骨气就好了，就不会那么轻易退让。”我们会对自己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没用？我到底是怎么了？”

如果只是在一些小事上让步的人，大可不必对自我如此严厉地批判。大部分人都了解，做出妥协是常有的事，而且即使因为压力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多时候也没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掉入了这个不断妥协的模式中，将会对你的自我形象产生伤害。就算是要让步也该有所谓的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就违反了你的原则及信仰。

对健康的层面[编辑]

心理逐渐不健康、不平衡
身体疼痛警讯

“情绪勒索”常让人陷入有苦说不出的景况。就像佩蒂一样，虽然她对乔多所怨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却无法充分表达出气愤和挫折感。因此，大部分受制者都有隐藏不快感受，却以痛苦形式表现出来的倾向，如沮丧、忧虑、暴饮暴食、头痛欲裂等。情绪勒索的受制者会转而以身体和心理的不舒服，来取代直接说出感受的方式。

当凯瑟琳的治疗师强迫她去参加另一个团体时，她真的快气死了，不但气这个治疗师，还气那位介绍她来的朋友。很多情绪勒索中的受制者都像凯瑟琳一样，质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权利表达感受，尤其是气愤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将情绪内化，转成沮丧情绪的来源；或者是将状况合理化，以压抑自己的愤怒。这一点凯瑟琳就幸运多了。她抛开了所有的沮丧和自我怀疑，成功跳脱出这个让人不悦的情境。 "我的朋友已经在那个团体了，她也不断逼我加入。之后，我发现竟然是朗达示意她可以对我施加一点压力的，我真的很气她们。但是我不敢直接表达出我的气愤—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权利生气，这让我觉得更沮丧。这整件事实在让我很痛苦。朗达的确对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让我觉得自己软弱、不堪一击，但是感谢老天爷，我还有智慧看清这个事实，并且抽身逃离。"

对亲密关系层面[编辑]

关系开始生变
感情付出的限制

五、情绪勒索的手法

勒索者到底是如何进行迷雾阵的呢？在“要求—压力—屈服”的相处模式中，情绪勒索者又是如何将别人的利益弃之不顾？为拨开此迷雾，有必要深入了解其常用的手法。

一. 二分法

情绪勒索者会为自己的人格特质或行为动机加上光环，让他的行为看似十分高贵，而别人的行为却频频受到质疑，甚至被他们视为污秽不堪。这样的手法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字眼，常使被勒索者的自我评价开始动摇。

二. 病态化

当情绪勒索者无法满足自己的要求时，他们常会质疑对方爱的能力，认为对方有问题。

三. 联合阵线

当情绪勒索者“病态化策略”无法奏效时，他们就会改弦易辙，转而笼络其他家人或朋友，或是援引更高的权威，好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并让对手顿感孤独与挫败。

四. 负面评比

“为什么你不能像……..”，情绪勒索者常会拿另一个人作完美的标准，以彰显对手的纰漏百出。这种负面评比，让对手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忠实、能力有待加强，因而焦虑与罪恶感也逐渐升高。

如何面对情绪勒索[编辑]

先认清情绪勒索出现的情境
- 俗语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先了解自己“被情绪勒索”的情境方可对症下药。我们可以运用五个 W 和一个 H，即 When（时间）、Where（地点）、Who（人物）、What（是什么）、Why（为什么），以及 How（怎么样），以日志或笔记的方式纪录生活中发生的特定事件。透过记下那时发生什么事？有哪些深刻的感受？我们可以从一连串的回顾中观察出自己容易在什么情况下被情绪勒索的模式，继而再作出改善。
重视自己的感受，虽然我们常会因为对方的身份可能是我们所爱的人，像是：情人、子女、兄弟姊妹，而隐忍他们的情绪勒索行为，但长期下来，这会把双方的相处状态逼上高压模式，任谁都受不了，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着重于自己的感受，正视自己被勒索时的情绪和想法。
- 当下一次再“被情绪勒索”而感到困扰时，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现在有什么感受？我喜欢这样被对待吗？对方的需求我愿意去配合吗？遇到“情绪勒索”的时候相信您会感到很不好受，以上的练习可以帮助您去照顾自己的需要与感受，了解自己期望被对待的方式。
为亲密关系建立情绪界线，借由明确的情绪来告知情绪勒索者这招对我是没有用的，我并不是不关心、不爱你所以才不帮助你，而是因为太爱了，所以才无法看着你习惯于借由情绪勒索来逼迫与你关系亲密的人做出你所希望他所做的事。
- 心理师周慕姿认为亲密关系要摆脱“情绪勒索”的相处模式，“被情绪勒索”可以先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界线，以逐渐改善伴侣双方的互动。
情绪勒索对于勒索人而言，是一种可以得寸进尺的行为，其实人多少都会有利用情感绑架而达成利益交换的概念，像是：小朋友若得不到大人的关注，通常会出现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像是故意发出噪音、故意哭闹，以获得大人的关注；小朋友得不到玩具的时候，会透过大哭大闹，让爸妈感到心疼，或是透过赖在大卖场的地板上耍赖，让爸妈感到为难与羞耻，借此得到买玩具的机会。但这些现象随着年纪的增长，小朋友的心智年龄略为成熟以后，此现象便会改善。不过，大多数严重的情绪勒索是出自已经成熟的大人，在无意之间发现某项很难获得的情感或金援等事物，能透过情感的绑架而取得，进而一而再、再而三采用同样的手段去获得。此时，若是被勒索人选择隐忍，通常这样的生活只会不断重复上演，甚至频率变多、程度加剧，对勒索人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长期处于被情绪勒索情况下，要懂得求救或自救，透过不同的方法，尝试解套。

第一步	停止对话、转移情绪、离开现场，目的：为自己制造可以缓冲情绪的空间。
第二步	觉察自己的情绪、了解刚刚发生什么事、喜欢或不喜欢、适应或不适应，目的：练习照顾自己的不舒服感。
第三步	拟定因应策略、练习应用目的：了解“情绪勒索”的行为动机，在照顾自己权益与感受的情绪下再次与“情绪勒索者”沟通，才能试图找出解套的方式。

资料来源：杜玉蓉（译）（民 106）。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原作者：Susan Forward＆Donna Frazier)。台北市：究竟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7）

周慕姿（民 106）。情绪勒索：那些在伴侣、亲子、职场间，最让人窒息的相处。台北市：宝瓶文化。

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编辑]

现代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的距离逐渐增加，而科技发展也带来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与心理压力有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快速提高，这个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的高度重视，于是运用了有关理论研究了社会心理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编辑]

科学研究表明，在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预防中，社会心理因素和遗传、生化、免疫等因素同等重要；换言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社会心理的因素会使人产生心理紧张的状态，从而引起疾病的产生。以下将列举几个与疾病相关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

生活中的挫折：如丧偶、离婚、失去亲人、家庭冲突、独居、远离家乡等生活变化都对健康产生影响。
紧张的工作：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一个资讯爆炸的年代，讯息量的急遽生长使人应接不暇，大大提高了工作者紧张情绪。此外，由于自动化程度逐渐提高，在根本改善劳动条件之余，使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变得单调而紧张，需要精神的高度集中，且许多研究表明，这类工作也让人容易紧张、焦虑，甚至带来许多病症。
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生活步调的加快使得人类传统的生活模式被改变，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逐渐淡薄，这种情况带给城市居民很大的心理压力，且相较于农村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许多人从原先宽广、安静的区域迁入拥挤、喧闹的环境，这使人需要花更大的努力去适应环境，而较容易产生紧张状态。

如何消除紧张状态[编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社会因素之所以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大多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了心理紧张，至于要如何减缓这种紧张则是此处想处理的课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通过身体内部状况与条件的精神控制来进行治疗的方式，以下将介绍三种能减缓紧张状态及其影响的三种技术。

生物反馈：我们可以透过生物反馈来改变身体的生理功能。许多电子仪器能够测量并记录身体的功能，且可以透过一些容易观察的信号如闪光或震动来表现身体内部活动的讯息，而当我们能接收到这些讯息时，我们就能够控制我们身体的内部过程。例如，若心脏以轻松的速率跳动时能达到当光的闪烁，我们就能学会如何保持这种心跳速率，减少紧张的时刻。
凝神：指将身体与精神完全放松后，每天反复地以固定频率默念某个单词，有减轻压力。研究结果表明，凝神对于生理功能方面有持续性的重要变化，即在凝神期间，身体的能量能重新恢复和储存，可以抵消紧张状态的影响。
意念：指将意识集中于某个现实或幻想的物体，而在过程中忽视了所有其他的思维和感觉。意念具有镇静的效果，能将减缓身体运动过程，不仅够预防紧张带来的生理损害，也能用在损害发生后的治疗。

媒体社会心理学[编辑]

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编辑]

涵化理论(Cultivation Theory)主要是研究电视对受众的长期影响。涵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收看电视时间愈长，愈会倾向相信电视重复呈现的讯息、事件、价值观跟真实世界相似，即受众对于现实的感知越接近电视的内容。当时的研究课题，主要围绕暴力行为，后来延伸到传统性别角色定型。

乔治·葛本纳(G.Gerbner)等人经过对美国电视受众长达30年的观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提出看电视不同时长的受众对于不同问题的看法。葛本纳等人强调，这项研究是建基于美国的电视市场由于商业化运作而产生的内容同质性和重复性的基础上。在美国，没有人能完全逃避电视的影响。轻度电视观众与重度电视观众的差别不是不受涵化和受涵化，而是受涵化的程度不同。

1980年代之后，葛本纳重新检视涵化理论，并加入两个新概念:主流效果与回响效果，将同样电视观看量很多的不同群体之阅听人在潜化效果上的差异考虑进来。

主流效果 (main streaming effect) 即是当大量看电视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趋于同化时，就会发生主流化的后果。例如各阶层或不同背景者在接收新闻报导的讯息，而都发展出司法体系弊端很多的类似观点，被人们内化的社会真实最后将会产生主流倾向效果，虽然这或许不是客观的真实。特别是对重度收视观众来说，电视符号比其他关于世界的资讯或概念来源更具有完全的引导力量。

回响效果(resonance effect) 则是指某些特定背景的人对讯息会有加深的效果。例如观看电视多者比观看少者，总是较易对犯罪现象产生恐惧，但观看电视较多的女性，更易对犯罪现象产生强烈恐惧感，因女性本身较有受害意识(或经验)，这种个人经验可与电视所描绘的暴力产生某种回响 (共鸣)，从而比同等电视观看程度的男性，产生了更大的潜化效果。

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编辑]

在1970 年代，学界将注意力转向媒体使用的结果以及媒体满足的社会和心理需求。1974年，传播学家杰·布伦姆勒（Jay Blumler）和社会学家凯兹（Elihu Katz）共同发表了题为《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s Research）的著作，奠定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

使用和满足理论对于媒体使用者有两个原则上的假设。首先，媒体使用者在选择他们所消费与使用的媒体时是“具有主动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并不是被动地使用媒体，而是积极地基于自己的动机选择媒体的使用。其次，人们了解自己选择不同媒体的原因，他们根据自己意识到的“自我动机来”做出媒体选择，以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

使用和满足理论衍生出五个假设：

媒体使用是目标导向的，人们有使用媒体的动机。
媒体的选择是基于满足特定需求和期望。
媒体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和心理因素间接导致。因此，个性和社会背景会影响一个人做出的媒体选择和一个人对媒体信息的解释。
一种媒体会与其他形式的媒体竞争以吸引个人的注意力。例如，一个人可能会选择就某个问题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或是观看有关该问题的纪录片。
人们通常对媒体有主控权，因此不会被动地受到媒体的影响。

使用和满足理论又认为人类使用媒体是为了满足五个大类需求，分别是：

1.情感需求(Affective needs)
2.认知需求(Cognitive needs)
3.社会整合需求(Social integrative needs)
4.个人整合需求（Personal integrative needs）
5.压力纾解需求（Tension free needs）

使用和满足理论强调个体差异的研究观点启发研究人员开启了许多关于个性如何影响人们使用媒体的动机的研究。例如，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一项2003年发表的研究着眼于神经质（neuroticism）和外向（ extroversion）等人格特征，试图了解具有不同特征的人是否会因不同的动机而看电视。

新媒体拥有一些旧媒体不具备的特性，2014年发表在《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杂志上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与满足的早期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有七种满足（不同于传统使用与满足理论对于旧媒体的五类满足）：

1. 信息寻求
2. 审美体验
3. 金钱补偿
4. 转移注意力
5. 个人状态更新
6. 关系维护
7. 虚拟社群

其中虚拟社群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满足感，因为它无法利用传统媒体来达成。

媒体依赖理论(Media-Dependence Theory)[编辑]

媒体依赖理论(Media-Dependence Theory)是由马尔文‧狄弗勒（Melvin L. DeFleur）和珊卓‧博罗奇（Sandra Ball-Rokeach）等人于1976年所提出，主要在探讨“为什么媒体对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影响，又可分成巨观的社会影响，以及微观的个人影响。

当今媒体一般而言可分做3种：大众媒体、小众媒体、个人媒体。不同的媒体对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

大众媒体：直接立即的影响效果

将讯息传播给所有人的媒体，就是大众媒体。1920年代大众媒体当道，人们普遍认为大众媒体对阅听人的心理有立即且直接的影响效果，甚至有洗脑的作用，称之为“魔弹效应”（magic bullet effect）。虽然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未必支持魔弹效应，但许多企业还是相信大众媒体的效果，家长也因而禁止孩子看太多电视。

小众媒体：符合特定族群需求

针对特定族群而设计讯息的媒体，就是小众媒体。媒体依赖理论假设，媒体要有影响力，就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与情境，做出不同的设计。像是在工作与升学压力下，社交媒体若能满足宅男宅女的资讯需求（needs），同时符合他们的年龄与人格特质（personality），就会影响他们的心理行为。此外，媒体对阅听人的影响是选择性的。

个人媒体：阅听者能参与创作

传统媒体无论是大众或小众，阅听人主要还是处于“阅听”的角色，自己并不能参与创作。如果个人能主动地在网络上创造内容，就成为个人媒体了。在某些领域里，个人媒体的影响力或普及率，甚至已经大过主流、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策略在于分析目标族群的需要，设计内容“推”向阅听人；个人媒体主要是将阅听人“拉”（吸引）过来。

打譬喻说，老师训话就像是大众媒体，同学听听就会睡着。同学在听老师讲授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时，比较不会睡着，此时就是一种小众媒体。但是当老师单独跟你说话时，大概很难睡着，形成个人媒体了。今天的互联网，便使个人媒体急速增加，孕育了下面e 世代心理学的出现。

e 世代心理学[编辑]

互联网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普遍存于日常中我们所能想像的任何人类活动上，其爆炸性的发展快速造就了一种新环境，对人们造成潜在的影响，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表现与互动既熟悉又相当陌生，有时它的影响似乎相当的正向，但有时我们又可能看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或在网络上做出在其他环境中绝对不会做的事而反悔；同时互联网使用者也能够影响别人或者被他人塑造，进而改变自己的知觉与行为，更挑战有关自我、关系、社会、文化，甚至意识的旧有思维方式。如前述，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成一种全新的环境，其中的行为与运作依然十分复杂难以简而言之，因此实有必要作系统性的分析和了解。以下即为互联网使用的心理学的相关内容：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对其产生一种依赖性，这当然是一种趋势，其发展之快速与多变令人着迷又恐慌，正因为其相当新颖又成长快速，研究者在各个领域开始研究互联网，最初那种认为互联网是非正式媒体的想法也逐渐改变中。

互联网的环境[编辑]

研究互联网中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它经由电脑、键盘等作为媒介。我们有无数的方法能够探索互联网、进入互联网的环境，呈现我们自己，并与他人互动，它是一种经验的混合，我们需要一些特殊用语，用以画分互联网的环境，互联网的环境也因此分了好几种。有些环境虽然彼此间有互相重叠之处但是大致而言每一种环境都具备其特殊基本特征，当我们亲自体验时，就可以很容易的了解各种环境间的差异，比如万维网、电子邮件、异步讨论谈、同步聊天、MUD、后设世界、结合互动影音等。网络上封闭性讨论社群容易使负向行为创造出恶性循环，例如当有人在网络上使用情绪化挑衅语言将使很多人不敢在网络世界表达意见，造成寒蝉效应，网络调查指出在时代杂志表达意见的作者大多不愿意讨论特定主题如堕胎、同婚等，因为害怕网络情绪化挑衅文字的攻击，但加州大学的研究也指出在脸书的使用者如果接收到的是正向行为描述，那么他就有增加 10%的机会在他脸书后续写正面资讯。

互联网科技的影响与使用者的权利[编辑]

思考一下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加以分析，通常这种分析可以归为下述三个较广的面向。

科技决定论：假定科技影响人类各种型态的活动，科技的改变造成会众大的改变，每种科技有其特质指导社会的改变。事实上，任一社会都会被当时的科技所定义，科技也有难以相信的力量去塑造人类的行为社会结构。人类的思考方式、行为，以及互动被通讯使用的网络数位科技所控制，科技中的某些字或词组进入我们的语汇中，重塑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极端科技决定论者认为科技已无法控制，人类的科技发明其本身有一任性的、自我决定的特质，在目前科技在其演化中以达到这个点，它在被转变与进步中，人是无法具有决定性的介入的，而互联网目前正是如此。科技决定论没有考虑社会环境，实际上，科技本身假定使用即制造环境。
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研究科技发展与使用的意识形态环境，研究者们研究科技时均采这种取向，认为科技不是凭空而降，有其个别的社会与特殊的理由，科技一但被应用，有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它影响也被所使用的社会、科技，与政治环境所影响。以这种取向来看互联网，被视为是科技发展历史中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不速之客。
人们如何使用科技：分析传播科技的影响是从使用与满意方面着手，这种取向常为心理学者所取用，试图重新介绍人类控制科技世界。使用与满意是不接受科技依其特性来定义社会，而是采用人们可选择使用或不使用科技，甚至要适应自己的需求，这种审视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方式，首先以人类使用否与需要否为探索，然后再看是否满意。以此观之，认为这种取向的互联网使用者声称科技是一有用的工具，增加人们互动的量与种类。

虽然三方面的分析可能是分开的，我们常常将其合并，特别是当所谈的新科技复杂如互联网。当然科技决定论似乎有它的道理，我们常称此历史时期的青少年是处在数位社会的 e 世代；此外正如一开始所谈传播科技历史与互联网发展是有其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环境的；再依据学者所言科技进入大众生活通常分成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选择使用，第二阶段是发展对科技的依赖性，此与第三点科技的影响有相同的意义，人们使用科技，宜从选择是否使用与满意度而定。

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和化名性、非面对面的沟通、缺乏主导的行为规范促使情绪化的挑衅语言可以随意的表达，借此激怒或打击意见不同的他者，从这样的过程中得到个人的满足感并且吸引许多死忠追随者，也强化扩大同温层的范围，使的任何使用者可以组织动员其他人追随他的言论，当追随者有百万、千万时，个人将可以发挥极大的影响力。黄厚铭（2000）的研究提出网络社会的匿名性，尤其强调化名性，匿名性只是将实体外表和部分举止藏匿起来不被看到破绽，化名性则使网络使用者更积极地创造出一种符合其他人期待也同时符合自己需要的角色，缺点的隐藏使其能自由自在表现出想表现的自我，因此许多人喜欢使用网络进行社会互动甚至衍伸出成瘾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网络的化名性虽可让使用者感到相对自在，但在匿名讨论过程中仍要遵守适当的语言规则。

电脑网络的上瘾[编辑]

从 1980 年代起，因应电脑的开始大量使用及互联网走入日常生活的设立，电脑网络上瘾稳提的探讨才开始有较学术性的研究进行。
英国学者 Mark Griffiths 以判断药瘾症状的四项依据作基础，提出电脑网络上瘾的内涵与之亦有类似的情形。电脑网络使用者会持续性的增加使用次数或上网的时间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这点便符合前述药瘾历程中的耐药现象。另外，电脑网络使用者也常常出现必须依赖特定的电脑网络或其相关的产品服务，而且无法轻易的终止这种依赖关系，一旦这种关系生变、停止都可能形成不适感受，这和前述药瘾再发的症状有关。此外，Mark Griffiths 也提到若综合软硬件所形成的刺激较强时，使用者较易重复使用乃至上瘾症状出现。有关刺激显明度与上瘾的互动关系，从药理的常识中应可容易了解到：药物须达到一定的剂量水准才足以引发个体对药效所造成上瘾欲望的体感。因此，此一上瘾特征对药物及电脑网络两项目是相通的。而 Griffiths 所提及的电脑网络使用者的心情改变与负向的冲突，亦是研判上瘾与否的重要依据。这两项特征就不是心理药理学基础研究所着重的主要焦点，但却是精神医学或是临床心理学所较关注探讨上瘾行为的重要议题。有关心情的改变系指个案本身自主性的感受经验不定时的出现，而冲突指个案与其周遭环境的人事时地等等均形成无法协调的冲突摩擦。后者尤其是在人际关系的层面，过度依赖电脑网络的使用者，常常因个案与电脑网络相处时间较长，导致个案与他人的关系变成冷漠或忽略的局面，上述心情改变预付向冲突的特征，在药物上瘾者也是历历可见。一旦药瘾时间拖长后，个案的日常情绪会随着服药而改变，其与周遭的人际关系与生活互动当然也就格格不入无法相容。

综合上述个体服用药物或使用电脑网络的行为而言，上瘾的一些特征在彼此间是可互通的。另外，再就药物本身在个体内形成药效的启动快慢而言，它是决定这种药物是否具有上瘾性质的先决条件之一，这点似乎也可以用来研判电脑网络的产品本身即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会让人形成依赖而上瘾。我们也可以这一个观点来检视一个重复性或经常性使用电脑网络的个案的上瘾历程是否会发生。任何电脑网络产品随着版本的更新，其实就是在改变其人机的界面距离。与新版本的产品，愈能够容易的操作以方便使用者迅速解决其问题或完成其阶段性的目标。如此的条件正是前述有关药效启动与药瘾的关系写照，也就是愈易操作的软硬件或愈快速提供服务的网络资讯当然就愈吸引人们使用，在重复使用的历程中前述增强的效果便逐渐介入人机当中，当作从依赖使用进而形成过度使用得上瘾条件。反之，若一种旧版本的电脑网络产品或服务其不易操作或速度慢的因素当然就不会让人们去依赖使用之了，更遑论上瘾了。另外在电脑网络产品或服务提供快速的使用感受发生在个体之前，这些电脑网络相关产品的及时可用性或是易取性亦与促成上瘾与否有相关。

何人是网络上瘾者[编辑]

在 1980 年初期当电脑和网络开始普及与兴起于各行各业时，就有少数研究在 1980 年后期发现非常态或病态地过度使用电脑者。这些研究大多指出这类上瘾的人是男性且属高科技产业，这点可能与电脑网络在 1980 年代时期使用者的行业或是专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限制以及个案性别上的报导，都致使这类个案研究资料较无法达到客观推论到底电脑网络上瘾者是何种人的问题。

随着电脑网络在 1990 年代后大量兴起，使用者扩及全球与年龄层扩大自然使这类研究的受试对象之样本增加不少，自然的这类上瘾或过度依赖的问题也较明显地浮现在人类社群中，这也导致关于电脑网络上瘾的研究在 1990 年后才有用比较科学化的方法探讨这类问题的报告出现。首先出现了针对性别的探讨，当较大量的样本被收集分析后，性别在电脑网络上瘾就不再占有明显效果了，即这类上瘾者并非属特定的男或女之性别。由于目前仍缺乏一种足够客观诊断上瘾问题的问卷，因此采用不同诊断问卷所取得的受试亦会因不同的研究而有所不同，这都会造成在同一类研究为何会有不一致结果的现象。如果再考虑地区及文化的差异因素，这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就更明显了。尤其是文化差异本来就是对人格特质的重要影响因素，人格特质又是行为表征的内在机制之一，因此收集特定地区或文化之环境中电脑网络上瘾的资料，将是这类研究未来一种可行之研究方向，对此一些专家已着手进行，待资料建立后，甚至可再进一步做跨国或跨文化的比较，如此应可帮助我们更了解电脑网络上瘾者。

假如我们现今已承认电脑网络上瘾的事实存在，那到底哪些人或式具有哪一些性格的人有发展成这种个案的倾向？这类的问题未来在心理病理学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种探讨性格导向的研究在很多种心理病理的症状都受到很广泛的采用。当然有关电脑网络上瘾的这类资料还是很少，但一些澳洲学者指出会对电脑网络形成过度使用或上瘾的人，在其分析的性格项目中低自尊及追求感官体验两项是明确的。高自尊的个体大都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援，而具较易从现实生活中肯定自我价值或存在的意义；低自尊性格者容易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要求或不爱面对环境的挑战及人际交往，一但有机会使用电脑网络且具某种熟悉度后，便很容易发展成过度此用或非常态的上瘾症候。至于另外一种追求感官体验的性格，它系指这类个案非常喜好追求新的感官体验，他们使用电脑网络产品的目的在于借由操作终将自己处在开拓前所未有的新感受，这种感受很类似上瘾药物引发的快感，或其他一般感受征服了某种不可能的任务所获得之感受体验。电脑网络产品随时都在更新内容，这正提供这类使用者可以经常性去体验将新产品迅速的操控上手所带来的愉悦感。这种历程的愉悦感官体验成瘾者，在其他类似群体中亦可见。通常这类人物的性格也都较具冲动或任性的特质，不论其所上瘾的参与活动是何种。

结语[编辑]

就药物上瘾行为观点来看电脑网络使用行为，从过度依赖使用延伸至病态的上瘾者的确是具有一般“瘾”的特性。电脑提供人们更有效率的达到各种目标或解决问题，当这种需求在电脑网络使用行为出现候而得到满足，个体依赖电脑网络使用的倾向就愈来愈明显，对电脑网络行为上瘾的症候就逐渐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周遭环境间的互动支援关系便受负面的干扰。但因为人的性格是多样化的，加以电脑网络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人格会容易发展出对特定的电脑网络使用上瘾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网络中的情绪化言论[编辑]

在网络中使用情绪化挑衅语言将会造成极严重且具体的伤害，因有些言论具有威胁性甚至威胁生命而使其他人害怕，造成许多人越来越不敢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形成寒蝉效应。2014 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指 18 岁到 24 岁的网乐使用者中有 70%的人指出他们曾在网络上有被骚扰的经验；26%的女性有在网络上被密集跟踪的经验。另外一份研究则指出有 5%的网络使用者自己认定自己是网络挑衅者，这些人具有自恋、威权主义、精神疾病症状、虐待狂等特质，但他们不一定为我们所认知的低阶级成员或职业声望低的成员，在当中有不少人在真实社会中是符合社会期待的人。而背后的原因可以追究至当代社会因为强调理性、尊重而使得每个人都长时间生活在高度社会化的情境下，但由于现今社会中较以往的社会生活步调更快、距离自然更远，因此这就造就一部分的人无法适当的释放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匿名的网络空间便会使得这些人呈现出本我。这也就是为何有些高社经地位的人依旧可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符合他既定印象的内容。

同温层(echo chamber)[编辑]

《搜索引擎没告诉你的事》一书指出，搜索引擎愈来愈像单向镜，一方面忠实反映你的兴趣，但与此同时躲在镜子后面的算法观察你的行为；也就是说，搜索引擎的结果愈趋个人化，就像是 Facebook、Instagram 的算法让我们看到的动态时报贴文不再是以时间为轴线，而是以“我”作为中心，向外发散我可能会有兴趣，或是比较常看常追踪常按赞的贴文, 依此排序出现在我的动态墙上。进而，形塑出了一个无形的同温层（文中称“友善的世界”），一个极度隐晦的同温层；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建构了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想），进而当这个同温层被戳爆的时候（像是当我们发现原来自己的想法其实才是少数），我们便会觉得很挫折（例如你发现其实很多人并不反对核能发电）；就像是文后所提及有关作者发现自己在脸书上保守派的朋友消失了一样，我们在网络世界（脸书）愈趋同质化。

当然同温层效应并不只出现在脸书上，现在网络上的网络媒体越来越多，但读者每日的时间有限，因此大多数人会去寻找一个自己所信任的网络媒体去阅读，但任何文章的写作者都或多或少会将一些个人立场融入在自己的文章中，因此当自己在选择一个至数个信赖的网络媒体时无形下便造就了自己的同温层。同时同温层也出现在年轻人中较为流行的社群媒体——ig，在 ig 上面读者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追踪、阅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造就自己的同温层。

同温层的建立包含了心理学上的一些效应，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搜索引擎对同温层的建立至关重要，为了增加社群黏着度而设计的算法会不断重复显示自己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而这样的机制会造成单纯曝光效应(Mere-exposure effect)的产生，单纯曝光效应指出，人们会倾向喜欢自己经常看到或熟悉的事物，这样的效应与算法会形成一种正回馈，造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然而这仅仅解释了人们是如何依偏好被分群，在不同同温层之间的高墙则是与回力镖效应( Boomerang effect)有关。回力镖效应所指的是因说服行为反而导致反效果的现象，应用在媒体上则造成人们在接收到与自身既有信念相抵触的讯息时，比起与以查证或了解，反而会更倾向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既定事实。这样的认知失调情形加深了同温层间的不流通，人们只会选择相信自己所想相信的事情而非事实。

知人知心不知面谈网络人际关系[编辑]

自从 1991 年，互联网开放国际间极高速资讯交通后，大家都预期人类的整个生活型态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包括人际关系。当人类社会从农业生计型态转向工商生计型态时，也会产生一次人际关系型态的大变动，即所谓都会化的人际疏离与淡漠。资讯革命又会带来怎么样的人际关系变化？这应该是社会心理学家可以大探其貌的新生研究处女地。

当前大学生使用电脑主要从事的项目以互联网居首。上网最常进行的活动以休闲、交友聊天与通讯等与人际有关的项目为主。学者探讨大学生在网络中发展人际亲密关系与情感支持的情况，发现“虚拟人际关系”网络对大多数使用者而言是人际网络的扩大，其过程发展与实际人际情感关系相似，较多与异性交往，也会有自我表白、分享、了解等亲密关系与情感互动，但也有想像与期待落差的情形。

在网络世代，和别人交流已从过去的先往来再筛选深交者，转换到先配对筛选再往来。以当代亲密关系为例，异性恋透过网络配对平台寻找伴侣的比例从1995年的0%上升到2009年的22%，在2017的研究中这个数据持续攀升，根据史丹佛大学社会学家罗森非德（Michael Rosenfeld）和新墨西哥大学社会学家汤玛士（Reuben Thomas）的研究（2017)，美国有39%的异性恋伴侣透过网络认识而交往，同性恋伴侣更超过60%。其中，在台湾拥有不少使用者的交友软件“探探”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9年已经完成1亿7千万次以上用户配对，尽管这些配对不代表一段实质存在的稳定关系，但同年还是有超过2,000人经由探探交往而结婚。这代表虽然经由现实世界生活认识伴侣的人仍占多数，但占比持续下降。

网络人际关系之后的社群媒体平台

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学会(RSPH)分析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YouTube、Instagram、Snapchat 等 5 大社群媒体，对 1479 位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 14 岁到 24 岁年轻社群媒体使用者的身心健康影响。结果显示，图文分享平台 Instagram 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最不良的影响，让使用者感到忧郁、焦虑和孤单且影响睡眠等，只有影音分享平台 YouTube 会对使用者产生积极正向的回馈。

高达 91%的年轻人使用社群媒体，其中六分之一的年轻人曾感到焦虑和沮丧，过度依赖及使用社群媒体导致年轻人过去 25 年来，感到前述两种悲伤情绪的比率大增 70%。此外，社群媒体成瘾的情况比酒精和药物滥用更严重。台湾卫生福利部日前跟进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电玩失调症”(gaming disorder)列为精神疾病，但“社群媒体成瘾”(social media addiction)目前尚未被视为疾病。尽管如此，已有许多机构和心理医师开始研究社群成瘾问题并提供相关“治疗”，协助重度成瘾者回归正常生活。

更有 70%的年轻人表示，曾遭受网络霸凌(cyber bully)，其中高达 91%的受害者求助无门，其中又有 37%的人认为自己经常受到网络霸凌（脸书上最常发生，高出其它社群平台的一倍）。霸凌受害者可能感到沮丧、焦虑、受创、孤单，继而影响学业表现，并改变睡眠及饮食习惯。许多人都有过 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漏追踪朋友动态）的感受，但对部分难以调适的人会造成情绪上的影响。比 FOMO 更严重的是“社会攀比心理”(social comparison)，意指对他人贴出的美好生活产生忌妒和比较的心态，但往往忽略这几张精挑细选的照片背后，或许是近百张失败或拍丑的照片。

相貌心理学[编辑]

1960 年，美国第一次开放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辩论会。那时是在任的副总统尼克森与未会有国际外交事务经验的参议员肯尼迪角逐白宫宝座。结果肯尼迪以些微的差距获胜。根据调查，看电视的民众，对肯尼迪流出的评价高于尼克森，但是只看新闻转载内容的民众却对尼克森有较好的评价。尼克森的政治阅历与见识优于政治历练有限的肯尼迪，文笔之见，言之有物，视野宏观且析理深入，但是尼克森的平庸形貌与疲老倦容在电视试镜中，无法与英俊有劲的肯尼迪匹比。亚里士多德也说:“外表比一封介绍信更具有推荐力。”外在吸引力在人际关系发展的初期所扮演的重要性，一再得到实征研究的支持。

我们日常的用语美好、丑恶就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对外在美(physical atraction)所存有的刻板印象，每当电视新闻画面出现眉清目秀的犯罪者，不难听到可惜一表人才的感叹。美丑是外在的表象，好恶是内在的心理属性，但是若无进一步的讯息资料，人们往往会根据一个人外在的美与丑而推论他内在的好与恶。

有学者在一实验研究中，验证了人们对于外在美的偏好及由美产生的月晕效果(halo-efect)。实验者将外表看来吸引人与不吸引人的小孩子相片，呈现给一群大学女生看，告诉他们相片中的小孩子做了一些不应该、甚至残忍的行为。然后要她们描述她们对相片中小孩子的印象。对长得漂亮的小孩，受试者表示怀疑该小孩有恶作剧的不良本性，试图合理化小孩的不当行为。对长得不漂亮的小孩，受试者倾向于认为他们适应不良、心理异常。这些受试者的判断，显示了“美就是好”的月晕效果(halo -effect)。

也有学者安排了一项电脑舞会，规定参与者不能自带舞伴，由研究者为他们安排舞伴，并在舞会结束后询问男士们：是否喜欢他们的舞伴与是否愿意再和他们的舞伴往来。分析影响男士喜欢与愿意继续与他们的舞伴约会的因素，发现女方的人格特质与智慧并不是他们首要的首要考量，外表是唯一决定的因素。

从前述的研究，可见外貌对第一印象具有相当分量的影响，但是对于长期的人际关系并没有持久的效用。一方面，长期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多种因素，如态度相似与需求互补；另一方面人有感觉适应(sensory adaptation)的现象：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美人朝夕相处，久也不见其美了。因此如果只凭外在的吸引力选择结婚的伴侣，而没有考虑其他有利于维持长久关系的因素，其婚姻关系协调可想而知。

此外，相貌心理学也与种族议题有关，像是前文中提到的当看到一个眉清目秀的犯罪者会认为真可惜，但看到一个长相丑陋之人便会认为其犯罪也不意外。同样的道理也可用在不同种族上，当我们在半夜的路上看到一个台湾人时会比较放心，比较不会担心说会不会被他抢劫之类的，但在深夜的夜晚看到一个劳工装扮的东南亚移工时，我们却会不自觉地提高警觉性。

网络上印象形成的失落线索[编辑]

要交信得过的朋友，需要知面、知人又知心，亦即不只知道对方的长相，更需要了解对方的性格，及内在的心理状态。这种内在性的东西，很大部分透过非语言的讯息而流泄出来，如两人互动时，视线的角度、眼神的专注、表情的愉悦或严肃、身体的张力、手脚的开放或封闭、姿态、音调的高低、说话时咬字的清晰度及速度等等。换句话说，真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需要一段时间的察言观色。但是透过电脑传递过来的讯息，只有语意的内容，而没有可察的言外之音及可观的神情气色姿态，因此无法建构接近全人的实质印象。在讯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的想像力有了发挥的空间，而想像出来的人当然与真人有相当的距离，除非被想像的对象，碰巧有符合美好想像的多项条件。这议题因为可看性很高，因此有数部影视作品是与之相关的，像是＜电子情书＞的女主角梅格莱恩，在网络上认识了男主角汤姆汉克，视之为知心朋友。在现实生活中，她也认识了从事出版业的大财团小开汤姆汉克（她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在真实世界中，她恨透了这个财大势强的小老板，觉得他只求事业发展的利润开拓，根本无视于社区文化精神的维护，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在网络上，她向她的网络知心朋友－－汤姆汉克，把她讨厌的汤姆汉克骂得狗血淋头。无独有偶，Netflix 推出的<Sierra Burgess Is a Loser>同样讲述网络交友与爱情的情境下，人的想像与现实的互动如何不断的对话、修正，并且将虚拟网络的认识与理解带入现实社会。

相见不如不见[编辑]

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容易陷进网络情感？成长于信息时代的人，都有上网的必然性，但现实生活中空虚寂寞的人会情不自禁地将感情投注在网络上谈得来的人。通常会感到空虚寂寞的人，个性比较内向、害羞，他们或不善于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技巧，或只重心灵契合的亲密关系，而不重社交性的亲合关系。网络的的匿名性与隐蔽性具有助长自我揭露的作用。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上的交友网站都非常多元，例如：OkCupid、爱情公寓、缘圈、Pairs 派爱族⋯⋯，提供这些比较害羞、渴望网络关系的人全新的交往平台，有匿名性的选择，也有公开透明的可能，他们可能会见面，也可能不会，但正如标题所说，似乎相见不如不见，网络世界仅是提供他们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

根据自我揭露的研究，人可能对两种人做深度自我揭露，一是认为不可能再见面的天涯相逢陌生人，一是知己。前者之露在于彼此之间的匿名性，不必担心他／她会把话传到自己现实人际网络中的人；知己之露则是基于信任。网络上的交谈对象，其匿名性更高于天涯相逢者，而且又加了一层隐蔽性，因此能够让人产生更浓厚的信任感，对其做深度自我揭露，进而坠入这样的情感网，当双方都能够很快速且深入地彼此了解，感情加深速度更是可以想像。网络交友的媒介体到目前为止，限于文字，其性质基本上与笔友之交相同，但是比起前网络时代的笔友之交，及只见一次面的萍水相遇，网络沟通具有促进感情的的双重酵素－－速态度与连续性。可以预期，网络交友会是 21 世纪的普遍交友型态之一。

会在网络上放进感情的人，推想有一般人际关系的负面性，如：形貌不佳，或个性内向、害羞、退缩。对这种人来说，透过网络拥有一份知己般的感情，未尝不是美事一桩。但是切记避免发生红胡子效应的见面诱惑。因为网络上的照片不一定真实，网络上的表达不一定符合现实，从网络上想像的情人，虽然模模糊糊，却几乎是完美的，有几个人的真实自我能吻合对方的完美框框呢? 何况双方都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像时，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附诸实际的相见，很可能也是关系结束的时候。关系结束后难免会失望，但推想网络之交的结束，比起实际交往一段时间再结束，不致于产生太大的伤害，到底实际付出的，只是坐在电脑桌前在键盘上敲敲打打而已，因此，也比较容易拿得起放得下。

结论[编辑]

前面所述都是针对亲密关系而言。两性之间情到深处而不想与见面，应是少数，但是红胡子效应的高度可能性，或许计提醒我们网络并非寻求亲密关系的良好媒介。然而，网络却是获得知识之交的良好媒介。对人而言，亲密感情固然重要，友谊也同等重要，尤其是建立在知识交流上的友谊，既能持久，也能帮助自我成长。

网络游戏心理学[编辑]

《游戏改变世界，让现实更美好！》提出了几项心理观点﹕

（1）心流

“在这样高度结构化、自我激励的艰苦工作中，我们有规律地实现人类幸福的最高形式：紧张、乐观地投入周遭世界”，而玩游戏正是这样的过程，在玩游戏的时候人们得以抛下烦恼，而又诚如该书指出的，想成为游戏里的专业人士，你不必像要成为小提琴家一样需要花费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训练，你只需要几个月，甚至也不用，便可以在一个游戏中成为个中翘楚，而这产生的心流或回报也是挺可观的。因此，节奏快速又有心流的游戏，很容易让人们一头栽入耽溺其中。

（2）玩家之悔(Gamer Regret)

“玩家之悔”这个词，专门用来描述人们透过玩游戏来获得满足，随后却又因此感到后悔的矛盾心理现象，他们会苦恼著自己把时间放在玩游戏真的值得吗？所以有游戏业者设计出休息奖励制度，让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恢复情绪，以便再次进入的时候不会过于疲劳，又可以享受着下一次的心流。

（3）网络游戏的其他可能

作者希望可以让游戏成为“现实的替代品”、“游戏可以解决现实生活”、“游戏提高民主参与度”。举例来说，魔兽世界的中国服务器与台服的问题，游戏并非与现实生活全然毫无连接，而是充满张力，玩家都是带着一些既有的知识、既有的意识形态进入游戏的，没有人在玩游戏前是张白纸，而游戏也提供了玩家一个重新思考、价值观重整的机会。

西方超自然现象与心理学[编辑]

思想控制[编辑]

在提及思想控制之前，我们要先看看一个有关一个德国的数学老师在退休生活后所作的有趣表演，那个时候进化论方出现不久，他认为如果可以借由教育，让动物与人一样聪明，那人类与动物就可以互相欣赏彼此的智慧，继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他买了一匹马，开始训练他，并且在训练有成之后开始进行表演，内容是有关于一只马在他的教导之下可以回答简单的数学、乐理问题等等。在中间的过程姑且不论，简单来说，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这匹马答题的能力其实是根据周遭的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所透露出的正确答案来回答，意思就是说，这位天真的德国老师一直以来都没有教导出一匹懂得算数、懂得乐理的马匹，而是透过自己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身体语言，让马匹回答出自己心中所设想好、本来就知道的答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心理学研究常常发生的一般原则，也就是实验者们常常会无意间透露出自己想要的实验结果给受试者，继而让实验结果偏向自己的偏好，同样的现象可以在另外一个心理学家做的实验中发现，这位心理学家让老师们先知道哪些学生智商比较高（虽然实际上是随机选样），而实验结果是那些被认定为高智商的学生（虽然实际上是随机选样）的确也拿到比较高的分数。而人类这类型的心理现象若是被一些有心人士所利用，那便是我们常常说的催眠，更有甚者，会导致邪教的诞生。而在这里举美国的吉姆‧琼斯(Jim Jones)所创立的邪教“人民圣殿教”作为例子，琼斯在他自创的宗教作为领袖巅峰时期，带领信众前往南美洲的圭亚那，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琼斯镇”，那是一座位在南美洲，号称实行共产主义而教主琼斯享有极大特权的小镇。然而最后他所创立的宗教却让信众们喝下参有氰化物的果汁，酿成了悲惨的集体自杀事件。这起事件是美国在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以前，史上非天灾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悲剧，而其惊世骇俗的程度，甚至和九一一事件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琼斯为什么可以让那么多人愿意为他而死呢？下列有许多他所使用的思想控制上的技巧。

得寸进尺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在美国的某一区，一群研究人员假扮成热心的义工，挨家挨户的访问并调查是否住家愿意在自家庭院内竖立“小心驾驶”的标语，然而因为那告示既大又粗糙，所以被很多人所拒绝，而这时候，研究人员找上另外一组住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庭院竖立较小的标语，而这被很多人所接受，两周后，研究人员再度访问，此时原先的庞大标语的接受度足足有 75%，这就是所谓得寸进尺的技巧，在反社会人格的患者行为中也是常被发现，所以琼斯一开始先说服信众小额捐款，随着时间慢慢增加，要求的尺度越来越大，最后便是进展到慢慢控制信众的心灵。

从众心态

众所皆知，人类往往都有从众心态，尽管一开始可能与自身所期望的不同，但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少数的劣势而顺应他人，人类还是会接受自己不同意的事物。琼斯鼓励告密者，若有人对他提出质疑，便会公开羞辱惩罚，他也故意拆开可能会彼此分享资讯的团体，像是家庭、夫妻，而这种排除异议的技巧也在那场集体自杀的悲剧中所留下的录音带里完整呈现，在琼斯要求大家赴死时，有一位母亲主张婴儿应该活下来，然而琼斯却是迅速地宣称自己的想法，并且鼓吹他人发表有利自己的意见，让人类的从众心态发挥效用。

行为和信念

琼斯固然还有使用其他技巧，像是在自导自演的情况下彰显神迹，不过那便是属于骗术的部分，在此暂且不提，在这里要说的是有关人类“自我辩护”的心理，像是：美国大学的兄弟会，常常有些令人难堪的入会仪式，军队里对于菜鸟往往是不友善的等等，就算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但是只要经历了这个过程，这个团体好像就会真的接纳你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对你称兄道弟，而你获得了同样的机会去对待新的加入者，而正因为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堪、不合理的，显得后来的接纳是那么的可贵，与后来同样对待菜鸟的方式是一种老练、老大哥的权利，所以受到这么对待的人会说服自己，这个团体是值得加入的，先前受到的委屈都不算什么，琼斯也运用相通的伎俩，来实现自己创立邪教的目标。

而除了邪教之外，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有关催眠洗脑的案例，时常出现而又往往没有成真的便是末日预言了。光是近年来出现过的世界末日预言就不少，我们暂且举几个例子来回想一下人们对于世界末日预言的反应，以及后续世界末日并没有实现后，所做出的行为与应对方式，例如：一位美国牧师哈罗德·康平(Harold Egbert Camping)曾经预言 2011 年 5 月 21 日会发生世上少有的毁灭型大地震，而神会带领世界上百分之三的的人们进入天堂。并在五个月后，也就是 10 月 21 日，世界会终结，世界末日会到来，但后来，非但 5 月 21 日没有大地震发生而造成世界毁灭性的灾害，也没有百分之三个人真的上天堂这种事情发生，想当然尔，10 月 21 号世界末日更是没有实现，哈罗德·康平遂将预言提及的 5 月 21 日解释为“精神上的最后审判”，说明那并非世界末日，而实际的世界末日日期更改为在 2011 年 10 月 21 日。或许以现在的看法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其实哈罗德·康平早在这个预言的几年前，就做过无数相关的世界末日预言，而且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为他迎来了诺贝尔搞笑奖的得主光环，有些讽刺，但人们真的不会相信吗？

台湾就曾经出现过世界末日的预言，是由一位南投的王老师（本名王超弘）提出“五一一世界末日”的说法，并宣传可以向他购买由货柜改装而成的房屋避难，当时竟然真有人信以为真，跑到南投县埔里镇向王老师购买货柜屋准备在世界末日避难，后来世界末日当然没有发生，货柜屋也成为没有人要的废弃物，令人不胜唏嘘。而我们暂且不提末日预言在失败之前的宣传手法，倘若我们把焦点放在末日预言失败后的几天，可以观察到奇妙的人类心理。我们都以为在预言落空后，那些被欺瞒的信众会失望地离开，但其实人类善于自圆其说，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末日预言以后，这群信众们反而会试图去说服更多人相信世界末日的真实性，借由说服别人，来彰显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这与上述自我辩护的心理不谋而合。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心理现象只需要特别注意自己是否加入邪教就能轻易避免，但其实这种心理状态普遍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像是直销人员常常得寸进尺，并且善用人的自我辩护的心理，政治人员善用人的从众心态等等。若生活中我们能多加注意，注意到人类的这些心理弱点和特性，便可以在其他人有意或者无意的试图利用这些心理作用时，让他们的伎俩失效。

预言[编辑]

不论在古今中外，预言都有其历史，甚至演变成每个文化下的各自习俗。而每个文化都有各自预言的方法，其中算得上共通技巧的便是所谓的“解梦”，像是：怀孕的母亲会觉得自己先前做梦梦到孩子是属于胎梦，梦到充满粉红色的画面代表腹中的孩子是女儿，梦到充满蓝色的画面则代表腹中胎儿是男孩；很多人认为梦见大树是代表枝叶繁茂，家运兴隆，家族容易发生好事，尤其有关子孙满堂，能够添丁添旺。历史上也有不少案例，表明有些人的梦境确实非常吻合未来发生的事，但人类真的有能力预知未来吗？这其实只是一种幸存者误差(survivorship bias)，这里举例说明之：在二战时，美军对于该对机尾还是机翼添加防护这一点有两派说法，军方认为因为就统计数字而言，机尾的弹孔较少，所以应该加强机翼，但学者认为应该加强机尾，因为机尾中弹较少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机尾中弹的战机较无法安全返航，这便是一种幸存者误差。幸存者误差的起因于我们在观察事情时，往往从看见的片段资讯中拼凑结导致认知误差，使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幸存者误差代表只有那些刚好符合现实情节的梦，会恰巧被大众记得。人类天生比较会做有关负面情节的梦，而其中发生的事无奇不有，诸如：雪崩、恐怖攻击、火灾等等，但这种梦境被记得的情况是稀少的，对于正常人而言，可能只要过了几天，再恐怖的梦境也会被抛之在脑后——除非在梦境出现后的几天，现实世界的确又发生了类似，同质性很高的事件。

我们或许曾有一种感觉：某一刻我们正在经历的场景、对话、事件似曾相识，好像过去曾经发生过一样，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被称作“既视感”(也译为“幻觉记忆”，原自法语“Déjà vu”或“paramnésie”)。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这是人类在潜意识中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然而既视感其实也是一种幸存者误差。实际上，我们做过的梦多不胜数，且常常被遗忘，而只有那些与现实状态刚好符合的梦，会在那个时刻被从潜意识中唤醒，使我们对这些梦有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为什么人类具有这种自动联想的能力呢？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的祖先还尚未拥有智慧，依然在荒野中生存时，当我们听到背后的树丛突然传来沙沙声响，无论我们是认为那里有一只饥饿的野兽正在准备发起狩猎的攻击，还是有一个邪厉的魔鬼正准备作祟害人，都会让我们作出反应，闪避危险，这些结果总比我们轻忽警讯，觉得那只是单纯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还要好多了。自动联想的能力使人类在原始社会中明哲保身。其实这种能力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运用着，我们常常会在与他人的对话之中去联想、思索话语之外隐含的意象，这种能力的确也能帮助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旧调重弹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最需要的是认知到人类有这种自动联想的能力，继而避免让一些有心人士利用它为非作歹，仅此而已。

母爱迷思与母爱创伤[编辑]

母爱迷思是指相信只要成为母亲就能付出健全的爱，能立刻拥有养育孩子的能力，但实际上，人的心理运作非常复杂，并没有能够打开“母亲本能”的神奇开关，若没有这样的认知，会造成无论是受伤的子女或是其所求助的对象在试图处理无爱母亲议题时面临强烈批评，甚至造成二次伤害。而这样的困境更常发生在女性身上，因为在家庭关系中，母女关系是最为复杂的。许多调查指出，大部分的妇女希望自己的第一胎是女儿，期待女儿能够成为自己在家中的同志，甚至能够代替自己，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本就会越来越多，然而许多母亲会将女儿当作延续自己“未竟的梦想”的工具，带着对于过去感到“遗憾”的心态，将某些社会期待过度强加在女儿身上。若女儿为了获得母亲的认同，就算母亲的期待与自己不相符，为了得到爱、得到称赞，勉强自己去做不适合自己的事。若故事中的母亲是“无爱母亲”，则女儿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小孩从小需要仰赖与母亲的紧密关系才能生存，所以，失能的母亲会造成子女缺乏安全感且痛苦，并且无法正视自己的困扰，因为必须承认母亲“不爱我”会造成强烈的恐惧和羞愧，此外，社会的“母爱迷思”也会增加子女求助的困难。一旦女儿们相信只要自己依循内心感受行动，将无法承担随之而来的情绪后果，就只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将扭曲的自我形象及看待母亲的方式合理化。

书籍影音[编辑]

书籍[编辑]

路西法效应：在善恶的边缘了解人性 作者：Philip Zimbardo 译者：孙佩妏、陈雅馨出版社：商周出版简介：2007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出版了一书名为：《路西法效应：在善恶的边缘了解人性》（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以坦率的方式巨细靡遗地叙述了史丹佛监狱实验的始末、以及不同角色的心情转折。并且提及“伊拉克监狱虐囚案”对案中美军狱警虐待囚犯的现象，对以上两个实验进行了敏锐细腻的个人探索并对此作出了社会心理学分析。充分让我们了解到“情境力量”及“团体动力”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
洗脑：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 作者：Dominic Streatfeild 译者：纪迺良出版社：麦田出版简介：“第一本中译洗脑演变史！！”本书作者多明尼克透过大量的解密文件，以及访谈英国军情五处、六处和美国中情局、研究人员、战俘、受害人、家属等，撰写洗脑从冷战时期的起源，将“洗脑”的所有技术、试验、效果、后遗症摊在世人面前。
性、谋杀，以及生命的意义：演化心理学家教你如何过更有意义的生活 作者： Kenrick, Douglas T. 原文出版社：Perseus Books Group 简介：“性和谋杀与生命的意义有什么关系？一切。”
社会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揭露了人性自私且具有偏见的动物面，在我们文明的外表下，人类很像嚎叫的鬣狗和吠叫的狒狒，满脑子都是杀人倾向和性幻想。然而尽管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自私及偏见，这些偏见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而进化而来的。肯里克认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简单而自私的心理机制最终导致了如今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最积极的特征：慷慨、艺术创造力、爱和家庭连结。从这些简单的机制中会出现社会的所有复杂性，包括国际冲突和全球经济市场，表现出肯里克所谓的“深层理性”。通过探索社会心理学的细微差别和他自己的研究，肯里克详细描述了是什么让我们充满爱心、创造力和复杂性。
收买与出卖的秘密：关于说服的创意、魅惑，及其吊诡 作者： Robert Levine 译者：李明出版社：大块文化简介：勒范恩教授以一种风趣的书写风格将社会心理学的说服原则与生活技巧结合在一起，以流畅明快的笔触教导我们如何将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而且举足轻重的说服力活用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二十一世纪所有想抗拒不必要之影响力的人一本必读的生存指南。
背叛：最不能碰触的真相 作者：Jennifer Freyd、Pamela Birrell 译者：郭恬君、杨琇玲出版社：商周出版简介：作者透过种种例子，不仅仅是单纯地讨论“背叛”，还谈及了“对背叛视而不见”，也就是目录提到的“盲视”这件事如何对我们留下深远的影响。最后提出“知情”带来的种种结果，包含：受到二度伤害、婚姻危机加重、扩大家人间的嫌隙、失去工作等等。但也是“知情”带给我们疗愈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叙说自己的故事、表达情感，打破沉默才有机会改变、才能成长并捍卫真相。
漫画：随心所欲操控人心的暗黑心理学 作者：齐藤勇译者：卓惠娟出版社：大牌出版简介：本书举出大量而具体的实例，描写了众多人际之间的关系，包括：商场上的谈判、职场人际关系、两性相处，或是个人生涯规划，详细地描述面对各种不同情境时，人的情绪和行为将会有何种反应。最后运用心理学原则，使我们能够了解人类心理的动向并学会运用自如。带给我们在面对关键时刻时有效的应对技巧。
情绪勒索：那些在伴侣、亲子、职场间，最让人窒息的相处 作者：周慕姿出版社：宝瓶文化简介：“台湾第一本由专业的咨商心理师讨论“情绪勒索”的专书”。透过各种日常生活里未被察觉的各种“情绪勒索”例子，作者将一步步带领我们了解“情绪勒索”的样貌。最后介绍6道关键练习，帮助我们摆脱情绪勒索，重新掌握人生。
我只是敢和别人不一样：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勇气学 作者：岸见一郎译者：叶小燕简介：《被讨厌的勇气》一书作者岸见一郎从正面角度直视人生难题，统合了自己对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精华，从揭示了人生在世每个阶段的痛苦或课题开始，教我们如何放下痛苦、面对年老、病痛与死亡、以及面对自我的“自卑”或“优越”情结，与社会产生良好连结，积极地活在当下－－在这看似每个人皆有高度压力的现代社会之中，相信是最适合引导人们改变困境、走向幸福的宝典。
韦瓦第效应：你的人生是不是被贴了标签？别让刻板印象框住，普林斯顿大学必读心理学讲义《Whistling Vivaldi: How Stereotype Affect Us and What We Can Do》 Claude M. Steele 译者：颜湘如出版社：脸谱简介：本书中，作者史提尔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探讨他针对刻板印象威胁所做的一系列富创造力的实验及其发展过程。证明在压力之下负面的刻板印象会如何影响我们。“我们所有人，不管背景为何，都能在史提尔教授的一些例子中找到自己。”（Christopher Eisgruber）他透过实验精辟解释了“刻板印象”这个问题无所不在的现象，并提出克服它的实用建议。
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 作者：谢世忠出版社：玉山社简介：“了解原住民社会的必读入门书”。本书从台湾的原住民族群结构开始，介绍一些基本的族群关系模式，再到与外来族群的接触如何直接影响到原住民的认同变迁。并介绍污名化认同的形成因素与运作过程以及“原住民族群运动”的背景、发起与发展，来讨论污名化认同如何与原住民族群运动间产生矛盾与冲突的互动。
失控的正向思考 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出版社：左岸文化简介：

“新型态集体化社会即将诞生这次你连悲伤的权利都会被剥夺”。作者认为近年来由于各类励志丛书、演讲、企业文化的风行，正向思考从一种健康的态度变成一种新兴宗教。热切的信徒都在自我审查，强迫自己排除负面的念头。这种思想风气源自美国的新教伦理。上层阶级一厢情愿地认为，人会贫穷是咎由自取的，是懒惰和其他坏习惯造成的，更甚者，是心里不愿变成有钱人。正向思考俨然成为企业的打手。作者强调，真正的正向态度，是要具备勇气，能面对社会的真实境况。我们应该努力寻找对策、相互帮助、审慎评估风险、务实规划工作，而非一味寄望于结果。

管理心理学 作者：郑芬姬出版社：新陆书局简介：书中分别探讨管理心理学之源起与本质、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团队激励与领导，期许协助读者在瞬息万变和高度竞争的时代下，发掘个人潜能和提升管理技巧。
社会心理学 作者：梁家瑜出版社：心理简介：当前社会心理学快速转变与发展，本书特地与时事加以连结，提供与时俱进的研究资讯和内容，对于修习社会心理学的学生而言，是一本结合课堂和日常生活的优质教科书。
我们为何从众，何时又不？：从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神经科学、演化生物学、行为生态学等角度剖析群聚与反群聚行为 作者：蜜雪儿．贝德利译者：洪夏天出版社：商周出版简介:本书以跨学科的角度为群聚研究提供见解，相当浅显易懂，作者结合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深入研究人类模仿和逆向操作行为。替读者揭开意识的神秘面纱，也让我们看到人类行为背后错综复杂的影响力。
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教导 作者：岸见一郎, 古贺史健译者：叶小燕简介：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哲学家，同时也住着一个年轻人。或许我们都走过了年轻岁月对人生的疑惑与追寻，最终，我们终于成为我们生命的哲学家。它的内容正是每个人都曾探问过的“人生是什么？人活着而感受到的痛苦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究竟在追寻什么？”等等这些人生问题的智慧对话。

电影[编辑]

1. 沉默的羔羊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6）

心理学看点：变态心理学

2. 象人 The Elephant Man（1980）

心理学看点：自我认同

3. 叛狱风云 The Experiment（2010）

心理学看点：潜意识暴力、权威服从

4. 单身男女 2（2014）

心理学看点：爱情心理学

5. 爱 Love（2012）

心理学看点：爱情关系　　

6. 水果硬糖 Hard Candy（2005）

心理学看点：恋童癖、犯罪心理学

7. 恶魔教室 The Wave（2008）

心理学看点：路西法效应

8. 女朋友。男朋友 GF* BF（2012）

心理学看点：爱情关系、社会影响

9. 大开眼戒（1999）

心理学看点：爱情关系、团体迷思

10. 仲夏魇（2019）

心理学看点：压力与情绪、团体迷思

影片[编辑]

1.Halo effect 月晕效应—印象

本影片透过以下两个街头实验来探讨我们对人所创造的“印象”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判断”思考：

在伦敦车站同样提着大皮箱上楼梯，但衣着“平凡”与“吸引人”的两位女士，是谁会先受到路人的帮助呢？
在纽约街头衣着相同，但身材“高大”与“矮小”的两位男士，由路人第一眼来判断他们的职业或年薪为何？＊观念可参考核心观念的印象与偏见

2.Doll experiments 克拉克娃娃实验—偏见

本影片为一高中生仿照克拉克的娃娃实验：当“黑”与“白”的两种娃娃放在黑人小孩面前，请他们指出自己偏好或讨厌哪一个？或是哪个是好的或坏的娃娃？此实验主要在探讨他们的“选择”与“种族偏见”或“自我贬低”的关系。

＊观念可参考核心观念的印象与偏见

3.Cognitive Dissonance 费斯汀格的实验—认知失调论

　已经历无聊实验的受试者Ａ，在给予 A 一元或二十元的报酬下，A 被要求告知下一位受试者 B 此为有趣的实验。本影片在探讨当“认知”与“行为”相悖时，究竟是“高”报酬，还是“低”报酬，会导致我们去“扭曲认知”来说服自我呢？

＊观念可参考核心观念的态度

4.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 亚许从众实验—从众

在知觉实验中，当大家轮流讲答案且选择也都相同时，而你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你会说出不同的答案？还是碍于团体压力，也选择同样的答案呢？透过实验来探讨人在群体中是否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来符合“团体的期待”。

＊实验内容可参考核心观念的从众、顺从与服从

5.Milgram Obedience Study 米尔葛兰电击实验服从－顺从

为何允许牙医把钻头放入我们的嘴里？为何愿意暴露喉咙让人拿剃刀替我们刮胡子呢？还有，难道纳粹本身都冷酷无情、不受良知限制吗？其实这些行为全都基于—“服从”，服从权威者（包括拥有强大全力、专门技术...的人）的要求与指令。

本影片中，Milgram 欲透过电击实验来探讨：“为何当时的德国士兵能违背自己的道德完全的服从上级的命令？”，而在实验中发现有 65%的参与者持续服从这残忍的命令直到最后……

＊实验内容可参考核心观念的从众、顺从与服从

6.Love Triangles 爱情三角理论—爱的三元素论

本影片叙述爱很简单，它是由 Robert J. Sternberg 所提出的一个三角形所组成，也就是所谓的“爱情三角理论”，而三角形的各是由一个成分所构成，而这三个成分的各式组合正决定着我们所经历的爱。

＊观念可参考核心观念的人际关系

7.Bystander Effect 旁观者效应—旁观者效应

本影片在人来人往的伦敦街头，透过以下三种人

（1）正常穿着的男性（2）正常穿着的女性（3）穿着西装的男性倒在路边时，是否会有人伸出援手？还有，是否只要有一人施予帮助，就会有其他人响应？此实验主要在探讨怎样的“因素”会影响到“受援助的机会”。

＊观念可参考核心观念的团体与利社会行为

8.Stanford Prisoner Experiment 史丹佛监狱实验—去个人化

史丹佛大学心理系的 Philip Zimbardo 亲自说明此实验，即将受试者分为两群，分别扮演“狱卒”与“囚犯”，尝试去看当把好人放到坏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事？探讨人在失去自我认同时，到底是人在扮演角色还是人被角色所操控……

＊观念可参考生活应用的犯罪心理学

参考资料[编辑]

1.2.3.为参考之书目、期刊、网页或其他资料来源章节摘要

核心观念一、社会认知、基模、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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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佩嘉（2015）。社会心理学，<认知与基模>讲义。取自: https://ceiba.ntu.edu.tw/course/fe2677/content/%E8%AA%8D%E7%9F%A5%E8%88%87%E5%9F%BA%E6%5. Edu Exam Note，<归因理论>（2012）。民 105 年 5 月，取自:http://edu-examnote. blogspot.tw/2012/03/blog-post_67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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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J. Gerrig（2015）。Psychology and Life（游恒山译，第五版）。五南图书出版。
梁庚辰（2018）。心理学:身体、心灵与文化的整合（第十三章）。台大出版中心。
Elliot Aronson, Timothy D. Wilson, Robin M. Akert 等著，余伯泉、陈舜文、危芷芬、李茂兴等译，《社会心理学原书第八版》（台北市: 扬智出版社，2015 年）。

核心观念二、印象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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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udn.com/linengreen/92370473 偏见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
https://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205029 心理学如何看歧视与刻板印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8D%E7%9F%A5%E5%81%8F%E8%AA%A4 认知偏误
https://www.mplus.com.tw/article/1288 你歧视的对象，显示了你的智商

核心观念三、态度

WENDELL.HUANG，〈谁说态度决定一切? 态度三元论(ABC MODEL OF ATTITUDE)与计画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取自： http://molecular-servicescience. com/2013/08/07/abc-model-of-attitude-and-theory-of-planned-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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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n.ntu.edu.tw/uploads/archive_file_multiple/file/58f4cd7c48b8a101de002549/nash.html 奈许均衡

核心观念四、从众、顺从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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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念五、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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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念六、团体与利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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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prespective&id=1217 曾志朗《旁观者效应蒸发，还纽约清白》科学人杂志 2008 年第 77 期 7 月号人行为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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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J.Sternberg 原著,黎士鸣,蔡宗延编著《普通心理学》二版（双叶书廊）p.350-p.353
Robert A. Baron, Donn Byrne Nyle R. Branscombe 原著, 梁家瑜翻译《社会心理学》第十章利社会行为：帮助他人

疾病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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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大补帖（上） - 是什么 ? 能吃吗 ? 好多迷思思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FyczOCrWs
艾滋病大补帖（下） - “人家跟同性恋的关系绝对不是你们想的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dpohloD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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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同性恋会得艾滋? 感染艾滋病毒=人生是黑白的? 艾滋迷思大破解! | 三分钟聊医学 EP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_BXZMb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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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然：精神疾患的污名，与以安全为名的暴力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407-opinion-xupeira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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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ansci.asia/archives/36686 永远属于我：催产素让爱情恒久远　泛科学 PanSci
陈文昌，http://drchen1955.pixnet.net/blog/post/307814804- %E3%80%8C%E5%BF%83%E7%A2%8E%E7%97%87%E5%80%99%E7%BE%A4%E3%80%heart-syndrome-)%E3%80%82-　“心碎症候群”(broken heart syndrome)。
http://depart.femh.org.tw/family/teen/t_21.html 是喜欢还是爱作者：李雅惠亚东纪念医院青少健康中心
http://delightdetox1268.pixnet.net/blog/post/280273421- %E8%87%A8%E5%BA%8A%E7%A0%94%E7%A9%B6%E7%99%BC%E7%8F%BE%3A%E9%80%8F%临床研究发现:透过心脏核磁共振造影(MRI)才能确诊心碎症候群! 郑医师的部落格
http://www.wtbn.org/825/p825-a6-01.shtm 《医学写真》章鱼壶心肌症悲伤过度竟然心碎了 - 世界真佛报
http://news.sohu.com/20111118/n326091762.shtml 研究称女性较男性易患“心碎综合症” 一生一次搜狐新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30135
http://whatsinside.cc/archives/116
http://www.heartwareclinic.com.tw/2012/08/07/1916 心碎症候群：太过伤心或激动真得会让心脏出问题！松德精神科诊所林耿立医师的心情文章

生活应用二、犯罪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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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aike.com/wiki/%E7%8A%AF%E7%BD%AA%E5%BF%83%E7%90%86%E5%AD%A6 犯罪的原理、人格型态、应用、理论
Please refer to Criminal Behavior： http://www.ecriminalpsychology.
com/criminal-behavior/https://www.psychologistworld.com/influence-personality/stanford-prison-experiment
史丹佛监狱实验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14564182 史丹佛监狱实验

生活应用四. 工业心理学

林钦荣（1994）。工业心理学。台北市: 前程企业管理总经销。
郑伯埙、谢光进（1980）。工业心理学。基隆市: 大洋。
http://edu-exam-note.blogspot.tw/2012/02/blog-post_24.html 智力理论
http://wiki.mbalib.com/zhtw/% E5%BC%97%E9%B2%81%E5%A7%86%E7%9A%84%E6%9C%9F%E6%9C%9B%E7%90%86%E8%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http://wiki.mbalib.com/zhtw/% E5%BC%97%E9%9B%B7%E5%BE%B7%E9%87%8C%E5%85%8B%C2%B7%E8%B5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周斌（2015）。<消费心理学>（元华文创出版）。

生活应用情绪勒索

杜玉蓉（译）（民 106）。情绪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原作者:Susan Forward＆Donna Frazier)。台北市:究竟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97）
周慕姿（民 106）。情绪勒索：那些在伴侣、亲子、职场间，最让人窒息的相处。台北市:宝瓶文化。

其他应用心理学

季力康、卓俊伶、洪聪敏、高三福、黄崇儒、廖主民、卢俊宏合译(原作者:Robert S. Weinberg & Daniel Gould)（2008）竞技与健身运动心理学.。台北:禾枫。
〈e 世代心理学〉，主编国立政治大学心理学系
Social perception - The Just World Hypothesis (Khan Academy)
The Just-World Phenomenon Overview and Examples

期刊：

欧洲社会心理学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ume 43, Issue 6, pages 532–543, October 2013
Volume 45, Issue 6, pages 669–677, Octo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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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心理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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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do high and low status group members support confrontation? The role of perceived pervasiveness of prejudice〉 Volume 55, Issue 1, pages 27-43, March 2016
〈Reaching across group boundaries: Respect from outgroup members facilitates recategorization as a common group〉 Volume 54, Issue 4, pages 616-628, Dec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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