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普通心理學/語言與思考

前兩章節分別探討了認知歷程中的學習與記憶，而本章關注的則是語言和思考在認知歷程扮演的角色。

語言是思考的載體，人類藉由語言的使用（詞彙與語音的組合）──包括聽覺上的言語，以及視覺上的手語或文字──將個人想法建構成句子，然後各個句子再組合成文章。世界上大約有七千多種語言，其中有些語言具有書寫形式，有些僅存在於口語形式。大多數語言具有聲音（phoneme）、符號（morpheme）及語法（grammar）這三種共同特徵。

人類對於聲音的處理速度非常快，理解語言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如語音分析、詞彙辨識、語法理解、語意獲得、言談對話及意圖揣測等多項任務。這種高度同步的認知過程展示了人腦的複雜性和強大的信息處理能力。

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也是文化傳承的媒介。各種語言中蘊含着不同民族的歷史、習俗和價值觀，語言的多樣性也是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此外，語言在社會互動和個人發展中也扮演着關鍵角色。通過語言，我們能夠建立和維持社會關係，進行協作，並在教育和知識傳播中發揮重要作用。

人類文明的許多曠世鉅作及知識，便是通過大量的認知思考（處理認知內容）及語言處理積累而來。經典文學、科學論文、哲學著作和法律文本等，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這些成果的傳播和保存都離不開語言的使用。

隨着科技的進步，語言技術也在迅速發展。自然語言處理（NLP）和人工智能（AI）已經能夠模擬和理解人類語言，這不僅改變了我們與技術互動的方式，也為未來的語言研究和應用開辟了新的可能性。語言翻譯、語音識別和語意分析等技術，正在使全球溝通更加便捷和高效。

本章節先介紹認知科學，再分六個段落講述語言與思考，包括語言、思考、相關研究、跨文化研究、生活應用、書籍影音。

語言旨在個體之間的交流、溝通，但並非所有的交流都牽涉到聽覺與言語。許多生物可透過姿勢、動作、氣味或聲音相互溝通，五感皆可作為溝通的形式，這種溝通對於同類進行互動和發展社會關係的物種至關重要。例如：聽障人士使用手語溝通，善用了視覺能力；視障人士使用點字來了解事物，屬於觸覺上的溝通。另外，也有發展摩斯密碼（Morse code）、旗語（Flag semaphore）等溝通方式。除此之外，語言更直接影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思考。例如：皮拉罕語（Língua pirarrã）並沒有精確的數量描述詞，他們的文化只關注與個人直接經驗相關的事物，不存在歷史、朋布羅人沒有相對空間詞彙等，這使得他們擅長利用絕對方位標定自己的位置，皆顯示了語言的形成與發展會型塑不同的思維模式。

可以依序分為訊息輸入、中樞處理、訊息輸出三階段，分別對應到語言知覺、語言理解、與語言表達。

語言知覺（language perception）：屬訊息輸入階段，主要透過視覺、聽覺兩主要感官，處理外界的刺激。
語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屬中樞處理階段，探討我們如何理解是覺得文字和聽覺的語音，達到溝通的目的。
語言表達（language production）：屬訊息輸出階段，探討如何產生視覺的文字（書寫）以及如何產生聽覺的話語。

語言學（Linguistics）將語言進行結構化的分析，包含語音、構詞、句法、語意等子領域。人類相比其他動物在生理構造及認知複雜度上擁有優勢，因而能發展出更為細緻的溝通系統。

思考包含兩個層面：心像思考以及命題性思考。

心像思考就是心中的小世界（通常較具體）。透過心理表徵（一種在我們心中對外部事物或概念的內部表達形式，包括圖像、語言符號、概念等多種形式，並通過這些形式來幫助我們處理訊息、作出反應。）限制，形成具像化的思考捷徑，心像思考可以包括空間導航、物體形狀的想像、過去經歷的回憶等。例如，當你在心中想像一棟房子的外觀或在腦海中重現一次旅行的景象，這即是心像思考。基於心理學家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的研究表明，心像思考和視覺感知使用了相似的腦區，例如頂葉和枕葉，故因位於相同腦區，視覺受損心像可能也會受損。

應用示例：

空間導航：當你在心中想像一棟房子的外觀或在腦海中重現一次旅行的景象，這即是心像思考。物體形狀的想像：透過心理表徵，個體能夠想像並處理物體的形狀和結構。過去經歷的回憶：當你回憶起過去某個場景或事件的具體畫面，這也是心像思考的一種形式。基於心理學家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的研究表明，心像思考和視覺感知使用了相似的腦區，例如頂葉和枕葉，因此視覺受損時，心像思考也會受到影響。

命題性思考先以概念為世界萬物進行分類，進而形成命題。接着，再以推理為核心，透過辨識命題的有效性、發生的可信度與進行問題解構，並能採用系統化的演算法（演繹、歸納）或結合前提假設與經驗法則的捷思法進行解題。例如：現在，你面臨的是一個情境：今天是一個下雨的日子。接下來，你可以進行以下思考，辨識命題的有效性：你會問自己，今天是否下雨？如果是，那麼這個命題就成立。發生的可信度：你會評估今天下雨的機率有多大？如果機率很高，你就會認為命題的發生性也很高。這些步驟涉及到對命題進行辨識、評估和解構的過程，以及對可能結果進行推理和判斷。這就是命題性思考的典型過程。創意及先發散後收斂的思考，有時也是跳脫思考框架、脫離功能固着的好方法。喬治·柏克萊、大衛・休姆等哲學家以及像威廉・馮特、威廉・詹姆士等早期實驗心理學家，將一般的思想（想法、意念）理解為心像。而心像在記憶和思維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也是近年主流的共識。

應用示例：

推理：當你面臨一個情境，例如「今天下雨了」，你會評估這個命題的有效性和發生的可信度，並據此作出決策。問題解構：通過系統化的演算法（如演繹、歸納）或捷思法來解決問題。

心像思考與命題性思考的交互作用：雖然心像思考和命題性思考在某些方面是獨立的，但在實際應用中，它們往往是可互補的。例如，科學家可能會利用心像思考來設計實驗或視覺化數據，然後用命題性思考來解釋結果和推導結論。

捷思法

或稱啟發法、策略法、助發現法等，是任何解決問題或自我探索的方法，它採用的實用方法不能保證是最佳的、完美的或理性的，但仍然足以達到立即的、短期的目標或近似值。在不可能找到最佳解決方案或不切實際的情況下，可以使用啟發式方法來加快找到滿意解決方案的過程。該方法可以是減輕決策過程認知負荷的心理捷徑。

捷思法的歷史[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認知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最初在 20 世紀 50 年代在心理學中引入了捷思法概念。他認為，雖然人們努力做出理性選擇，但人類判斷卻受到認知限制。純粹理性的決策需要權衡每種替代方案的所有潛在成本和可能的利益，但人們受限於必須做出選擇的時間以及他們掌握的資訊量。20 世紀 70 年代，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和丹尼爾‧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發表了他們關於認知偏差的研究。他們提出，這些偏見會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和所做的判斷。由於這些限制，人們被迫依靠思考捷徑來幫助我們理解世界。西蒙的研究表明，人類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工作引入了捷思法研究以及人們用來簡化決策過程的特定思維方式。
常見的捷思法有嘗試錯誤法、隨機樣本的統計評估和消除程式、經驗法則或有根據的猜測等。捷思法基於經驗；它們也可能基於「錯誤」的經驗（如扭曲的感知、虛假的相關性、偽關係等）。以下介紹兩種常見的捷思法。
- 可得性捷思（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說我們根據記憶當中尋找最容易被回想起的資訊，而全面性的資訊進行思考與判斷。例如：若再發生空難事件後，詢問他人「哪種交通工具的風險最高？」，因為很容易回憶起近期的空難事件，因而傾向回答「飛機」。
- 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指說我們根據對於特定事物的「刻板印象」，而非客觀的、全面性的資訊進行思考與判斷。例如：聽到這個人是個「男性、單身、喜歡穿格子衫」，我們更常認為他是工程師，而非藝術家或其他行業。

認知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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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認知科學與心理學

語言與腦部

羅傑·斯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於1960年代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進行的分腦實驗顯示了大腦左右半球的功能專門化與語言功能上的不對稱性。這些實驗涉及對胼胝體（corpus callosum）被切除的病人進行研究，胼胝體是連接大腦兩半球的神經纖維橋，負責信息交換。實驗揭示，左腦通常負責語言處理和邏輯推理，而右腦專注於空間認知和臉部辨識。當胼胝體切除後，研究者能觀察到每個半球如何在缺乏另一半球信息的情況下獨立運作，從而深化了對大腦處理信息方式、各腦區功能專門化及左右半球協作機制的理解。這個現象在正常人身上不易察覺，因為胼胝體會連接兩個半球，並藉此交換來自大腦兩個半球的訊息。由於被切除胼胝體的患者失去了交換兩半球訊息的功能，因此在這些患者身上便能容易觀察到這個現象。正常人的左腦一般具有語文優勢，這個性質稱為語言的腦側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實驗團隊利用雙耳分聽（dichotic listening）的實驗來驗證這個說法，雙耳分聽的實驗是讓受試者用左右兩個耳機同時收聽兩個不同的訊息，並要求受試者選擇性地將注意力放在其中一側。不過隨着腦造影與腦波的研究發展，發現其實左腦與右腦都會負責語言的功能，但所着重的性質向度有差異。例如在語音層次上，左腦負責一般語素的處理，右腦則負責聲調與音律。

腦側化與性別的關係

早期研究者如Roger Gorski等人發現，女性的大腦胼胝體相較於男性更大且厚，且神經纖維集結成球狀的厚結，允許左右半球產生更多訊息交換，從而平衡左右腦的使用。例如，在判斷音韻時，男性的腦區活動僅限於左腦，而女性的腦區活動則分佈在左腦與右腦。在車禍中損傷部位為左腦時，男性的語言能力損傷較嚴重，而女性的語言功能恢復較快且更全面，顯示女性的右腦可以彌補左腦的損傷，而男性較無此機制。

然而，1980年開始有一些研究指出，胼胝體的大小與性別無關。2006年，利用磁共振造影（MRI）技術的研究顯示，腦的大小不影響胼胝體的厚度。這些研究顯示，胼胝體的結構與功能仍是性別差異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需要進一步探索。

更近的研究如2005年的一項針對跨性別者的研究發現，胼胝體在結構上更符合他們所認同的心理性別，而不是其生理性別。這些研究結果指出，胼胝體的大小與結構與個人的心理性別認同有關，而不是僅僅由生理性別決定。

總結來說，儘管有些研究表明胼胝體的大小與性別有關，但其他研究則發現與性別無關，或者與心理性別相關。這些研究結果顯示，胼胝體的結構與功能仍具有爭議性，且個體差異非常大。腦部損傷後的恢復情況還受其他因素如受傷位置、嚴重程度、康復訓練等影響。因此，男性語言的腦側化較明顯且集中在左腦，而女性的腦側化則相對不明顯，說明男女因腦側化不同導致語言和空間能力的差異。

右耳優勢

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大腦不同之處在於語言中樞的位置。根據常見的持側理論，大多數人的左腦控制說話，這意味着大多數右撇子的語言中樞都位於左腦。在雙耳分聽的情況下，對於右撇子而言，傳進右耳的訊息相較於左耳更易被傳遞至左腦進行處理。這是因為右手是由左腦控制（左手則由右腦控制），於是大多數人是右撇子。理論上，左撇子會有反轉的腦部組織，但實際上多數左撇子（約70%）和右撇子一樣擁有左腦優勢的語言中樞，只有約30%的左撇子不是左腦優勢。一些左撇子具有顛倒的大腦組織，語言處理在右腦進行，視空間處理主導在左腦進行。還有一些左撇子表現出模糊的雙側組織功能，即兩個半球都參與通常的側化功能。當針對左撇子的側化偏好（如慣用手的偏好）進行測試時，左撇子表現出的模式和右撇子相似，但不對稱性較小，這可能是由於少數左撇子擁有非典型的大腦組織所致。

右耳優勢在正常聽力的成年人並不十分顯著，在幼童與年長者身上較明顯。研究指出，隨着聽覺系統的逐漸成熟，約到11歲以後，兒童的表現會更趨近於成年人。在此之前，八至九歲的孩童已發展出選擇性聽力，在能控制選擇性聽力的前提下能夠有效克服右耳優勢。實驗顯示受試孩童被指示將注意力集中在左耳時能夠克服雙元音刺激及單、雙音節單詞的右耳優勢。（請注意，11歲後才完全發展出右耳優勢的說法，在研究結果中可能存在一些差異，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當進入老年，雙耳會有不等速的聽力下降，通常左耳的正確率下降幅度會顯著高於右耳，導致右耳優勢的顯著，此時的右耳優勢實際上是源自於左耳的能力衰退，此現象也稱作「左耳劣勢」。在台灣，研究指出年長族群中有95%的受試者展現出左耳劣勢，但左耳能力下降的幅度存在個別差異，並非所有年長者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另外，在受到特定區域的腦傷後會造成語言異常。根據歷史記載，早在三千多年前埃及人就記載敲擊顳骨（temporal bone）會造成失語的症狀，我們早期對於大腦與語言的了解大部分也來自腦部受到損傷後對語言造成的損害的觀察。法國精神學家保羅·布羅卡（Paul Pierre Broca）於1861 年對失語症患者進行研究及治療時在失語病人的大腦皮層額下回後部的布羅德曼分區系統（Brodmann area）第44、45區找到了語言發動區^[1]，後來這個區域就被命名為布羅卡氏區。德國神經病理學家卡爾·韋尼克（Carl Wernicke）於1874 年發現位於聽覺皮質與角腦迴中間的左顳上回也和語言的能力有關，稱為韋尼克區，現代一般認為包含布羅德曼分區系統（Brodmann area）的第22和40區。布羅卡氏區主管着語言訊息的產生、組織以及流暢度，而韋尼克區掌控語言的閱讀理解能力，兩者間由額葉和顳葉間的神經通路「弓狀束」連接^[2]^[3]^[4]，一般認為弓狀束也參與句法與韻律的處理。不過布羅卡氏區與韋尼克區的範圍與界線並沒有被明確的界定出來，且不同人的區域範圍與界線可能不同。另外，每個區域可能都會參與不只一種的語言功能。

語言異常的例子

語言行為的徑路補充

1.自發性語言：先在Wernicke areas將所要說的字句找到，再配上文法規則→弓狀束→Broca areas，再由Broca areas將訊息作一番妥善的處理→發出命令到口舌運動區→說話。

2.覆誦：不必經由了解，即可作用。由聽覺皮質區(Auditory cortex)接受傳入的語音。

3.語言了解力：聽覺皮質區→顳葉的Wernicke areas。

4.閱讀：從眼睛接受的訊息→視覺皮質區（枕葉）→顳葉的Wernicke areas。如需加以朗讀出來，則再將訊息傳至Broca areas→運動區→將字唸出。

5.書寫：由顳葉選出適當的字及使用上文法規則→整句話的訊息被送到Broca areas，再作安排組合→送至管手的運動區→將字寫出。

失語症（Aphasia）

Regions of the left hemisphere that can give rise to aphasia when damaged^[5]

指由於一個或多個語言溝通機制受到損害，導致語言功能無法正常運作的一種綜合症。這是一種言語和語言障礙，但不包括感覺（sensory）、智力（intellectual）或精神疾病（psychiatric）上的缺陷，亦非肌肉無力或認知失調所致。失語症患者在說話、閱讀和書寫上會出現語言表達能力的障礙，但其智力並不會因此受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失語症的嚴重程度可以從輕微詞語找尋困難到完全失去語言能力不等，這取決於大腦受損的部位和程度。

失語症也會影響視覺語言，如手語。然而，日常溝通中使用的慣用語（例如成語和短語）往往會被保留下來。譬如，在表達性失語症中，由於布羅卡區受損，患者可能失去詢問他人生日的語言能力，但依然可以唱生日歌。失語症中最普遍的症狀為忘名症，指運用字詞困難的病狀。這是因為慣用語和短語通常儲存在大腦的不同區域，且往往是自動化的語言行為，不需要即時的語言生成。。一個人的「語言」是經由社會化與思維進一步去口語表達的過程，它並不是由外圍運動（peripheral motor）或感知困難（sensory difficulty）所造成的結果，像是癱瘓（paralysis）只會影響發聲肌肉或引發一般的聽力損傷。

目前在美國境內的每一百萬人中，就有一位失語症的患者。失語症最常見的致病原因是中風但其實只要是控制語言的腦區受到損傷或得病，像是腦腫瘤，腦外傷，和進行性神經疾病（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disorders），都會引發失語症。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疱疹型腦炎（herpesviral encephalitis）也可能會引發失語症。單純疱疹病毒會影響額葉、顳葉、皮下結構，也會觸發失語症。若是由急性疾病引發的失語症，如頭部外傷或中風，病情通常會迅速惡化。若是由腦腫瘤、感染，或癡呆症所引起的失語症，病情惡化的較慢。

雖然以上列出的疾病都是引發失語症的潛在原因，但失語症通常只會發生在，左側大腦半球（負責語言功能）中的大腦皮層外層和/或底層的白質有實質性損害時。只有極少數的患者是因為右側大腦半球腦區受損而出現失語症的情況。web|title=Aphasia|url=https://www.asha.org/public/speech/disorders/Aphasia/%7Caccessdate=2020-12-20%7Cwork=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archive-date=2019-01-19|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119234108/https://www.asha.org/public/speech/disorders/Aphasia/%7Cdead-url=no}}</ref>^[6]^[7]。若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在四個主要溝通的語言機制中出現問題，或在短時間內有顯著的語言衰退現象（progressive aphasia），將被診斷為失語症患者。這四個溝通的語言機制分別為聽覺理解、言語表達、閱讀和寫作，以及功能性的溝通。

失語症的分類

失語症類別	受損腦區	症狀簡述
表達型失語症（Expressive Aphasia）	布羅卡區（Broca areas），通常位於左半腦額葉靠近側腦溝處	可以理解聽到或看到的語言，亦知道自己所要表達的意思，卻無法完整表達，講話緩慢不連貫，不能說複雜文法結構的句子。
接受型失語症（Receptive Aphasia）	韋尼克區（Wernicke areas），通常位於左半腦顳上回	無法理解語言，言談流暢卻無意義。
傳導性失語症（Conduction Aphasia）	弓狀束（Arcuate fasciculus）	說話平順流暢，但是措辭無學，語無倫次。雖可了解對方的談話內容，但是無法與對方交談，也無法照書出聲朗唸。
命名性失語症（Anomic Aphasia）	枕葉和顳葉交界區	言語、書寫能力存在，但辭彙遺忘很多，物體名稱遺忘尤為顯著。
完全性失語症（Global Aphasia）	大腦優勢半球的整個語言區	病人在語言表達接受的能力均喪失。
下皮質失語症（Subcortical aphasia）	丘腦和基底核	通常在一開始的急性期會完全不出聲，漸漸出現較低沈、不清楚的話語，也常出現錯語現象。其他語言功能的受損，則隨着所涉及的不同皮質下區域而改變。
跨皮質運動型失語症（Transcortical motor aphasia）	大腦優勢半球的額葉，位於布羅卡區的前方或上方，皮質或皮質下的區域	語言輸出減少，但複誦能力良好，書寫和拼寫困難。
跨皮質感覺型失語症（Transcortical sensory aphasia）	顳中回後側部分	聽覺理解能力受損，說話流暢但常用錯誤單字，具複誦能力，偶爾會不斷重複他人言語。
跨皮質混合型失語症（Mixed transcortical aphasia）	前大腦動脈、中大動脈與後大腦動脈的邊界區域	語言的表達和接收嚴重受損，但保有複誦能力。

失寫症（Agraphia）

又稱書寫困難，是一種以手寫字所產生的學習不利現象，與大腦優勢半球額葉中部後側腦回部的運動性書寫中樞損害有關，跟閱讀能力或是智能障礙無關。

書寫障礙者仍可以寫字，但是缺乏精細動作技巧，例如綁鞋帶。有些人也缺乏基礎的拼音技巧，例如對英文字母 p、q、b、d，以及中文注音符號的辨識有困難，或在書面上作文時經常會寫錯字。失寫症問題會在幼童時期逐漸接觸書寫時浮現，可能會出現書寫出不合適的字體大小跟空間配置，或者在沒有提醒的狀況下寫錯或拼錯字。其中，書寫障礙又分為三種類型：

書寫障礙類型	症狀簡述
閱讀書寫障礙	同步寫字很困難，謄寫相對正常，但是拼寫不好。手指敲擊速度正常，顯示出障礙並非來自於小腦的損傷。書寫障礙並不一定有閱讀障礙。（閱讀障礙不一定跟書寫障礙相關，但經常會一併產生。）
動作書寫障礙	動作書寫障礙是由於缺乏運動技巧，靈巧性差，肌肉張力差，或不明原因的動作笨拙所導致，但沒有拼字問題。動作書寫困難另外可能更大的問題是動作失調。一般來說，即使看着另一個文件來複製，字跡還是會令人難以辨認。短篇的文字構成可以達成，但卻需要極端的努力和違反常理的時間來完成，而且無法持續書寫太久，但拼字能力正常。長篇寫作非常痛苦和不能持久。字體的形狀和尺寸變得越來越不一致，難以辨認。這通常與動作協調能力喪失症是連帶性。
空間書寫障礙	對空間知覺有書寫障礙的人，對於同步書寫、與抄寫工作會有困難、但是對於一般的拼字和聽寫速度則表現正常。

通常許多兒童會合併兩到三種類型。

閱讀困難（Dyslexia）

又稱失讀症，指在智力無缺損的狀況下，無法正常閱讀和書寫的症狀。症狀的嚴重程度因人而異，其症狀包括難以拼出單字、難以快速朗讀字詞、無法專注閱讀、難以連續書寫、無法言說腦中的字彙，或是無法理解閱讀的內容。

一般認為，讀寫困難可能肇因於先天遺傳因素（Developmental Dyslexia）與後天環境因素（Acquired Dyslexia）^[8]，有些則與家族病史相關，但與智力無關。關於先天與後天環境性失讀症的信息處理和其他心理學解釋已促使研究者和學者將其分為大約四種類別^[9]：

閱讀困難類型	環境因素	症狀敘述
視覺詞形失讀症（Visual Word-form Dyslexia）	後天	特點是對書面詞語的視覺分析困難
中央失讀症（Central Dyslexia）	後天	特點是在閱讀過程的後期（即發音和理解）困難。
音韻失讀症（Phonological Dyslexia）	先天	特點是閱讀假詞的困難。音韻失讀症是這四種類型中較常見的
表層失讀症（Surface Dyslexia）	先天	特點在於閱讀不規則單詞的障礙

同時，確診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人，通常也較容易發生讀寫障礙，也常同時出現算術障礙。如果成人出現相關症狀，也許是腦部創傷、中風或失智症所導致。相關的病理機制與大腦處理語言的過程有關。診斷過程包括了失讀症者的記憶、拼字能力、視力和閱讀技巧等；診斷的過程中需先排除因為未受閱讀教育或閱讀教育品質不良所導致的閱讀困難，或是失讀症者可能具有的視聽障礙。

閱讀障礙在國外的盛行率約 5-15%，在台灣的研究則約 2-4%^[10]，男性較女性為多，而這其中又以6到8歲的兒童最多，但會隨着年齡的增長而出現遞減的趨勢。有些父母因為擔心孩子會被貼上了「學障」的標籤，或不願讓孩子上資源班，因而沒有及早發現孩子的問題，錯過了治療的關鍵期。事實上，在美國的研究發現，閱讀困難是可以透過特殊的方法加以訓練的，而且早期發現早期療育，有高達九成的孩子最後能擁有正常的閱讀能力。

治療通常是依據失讀症者的需求，調整教學方法。雖然這無法治療造成疾病的原因，但可能可以改善讀寫困難的情況。治療視力對於失讀症者沒有療效。讀寫障礙是最常見的學習障礙，且失讀症者廣布全球。該病主要大約影響3%~7%的人口，但其實有近20%的人口擁有某些程度的症狀。常見確診為失讀症男性，但研究認為讀寫障礙不受性別限制，也不受地緣限制。有些人認為應將失讀症視為學習路徑與常人不同的群體，這對於個體的學習可能同時有利有弊。

口吃（Stuttering）

是一種言語交流障礙，在說話時會出現不自然的停頓、重複、拉長，嚴重者還會有擺手、聳肩、眨眼等不自然的肢體動作。和失語症不同，口吃能正常組織詞句，且口吃和智力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口吃從最輕微可能難以察覺，最嚴重則足以阻礙大多數語言交流。不過它也包括言語前的反常猶豫或停頓（被口吃者稱為「語塞」）和某些語音的拖長（通常為元音）。

口吃的許多表現不能被他人觀察到；這包括對特定音素（通常為輔音）、字和詞的恐懼，對特定情景的恐懼，還會出現焦慮、緊張、害羞和言語中「失控」的感覺。

此外，部分口吃患者的口吃程度會隨着環境給予的壓力有變化，與患者的焦慮程度有關。在打電話時，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狀會加重，而在特定狀態時，如獨處、唱歌或朗讀(附1)，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狀會顯著減輕，有學者認為在這些活動中，語言發生的機制和其他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結果。口吃這一疾病的病理機制尚未完全探明，目前認為和遺傳，神經生理，家庭和社會多方面都有關係。

<附1> 唱歌與朗讀的口吃治療

對口吃的人來說，最難的就是自主控制說話的速度和節奏。歌曲都有固定的節奏，唱的時候只要跟緊節奏就可以，不需要自己進行控制。朗讀的節奏感介於歌曲和正常講話之間，對自主控制的要求也比較低。因此，口吃的人在和他人一起合唱、朗讀的時候，會表現出與正常人一致的流暢性。

發育性口吃（Developmental stuttering）^[11]

發育性口吃開始於兒童期，並且會在成長過程中逐步發展。導致語齡兒童產生口吃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遺傳和神經發育因素被認為可能有重要影響，而大多數的學者及臨床語言治療師都認同一個折衷的觀點：口吃是多因素造成的結果，兒童負責處理語言的左腦運動區可能有所缺陷，如果加上環境中的語言要求太多或太高，便容易造成口吃，也有可能因為心理壓力或學習等因素造成口吃。一部分兒童的口吃情況會延續到成年。兒童口吃發生的平均年齡是30個月，一般都在六歲之前產生，通常65%的口吃兒童會在一到兩年內自動康復，但5歲後發生的話，就只有18%的機率能夠自動康復。至於如何正確區分兒童正常的不流暢及口吃，在這段關鍵時期內及早治療？[2]

	正常的不流暢	口吃
不流暢的特徵	以重複為主，包含單音、單字及詞的重複	不流暢特徵多，包含有重複、延長、停頓、插入等
單音或字重複的頻率	只會有1-2次的重複	重複次數多於2次
拉長語音的時長	延長少於1秒	延長時間大於1秒，且可能出現不當的張力
不適當的停頓	不會出現	有
伴隨的身體動作或表情	不會出現	有，且有自覺並出現逃避表現

六歲以後，兒童口吃一般必須接受言語治療才可能康復。研究表明，某些特定基因與口吃相關，如GNPTAB、GNPTG和NAGPA。儘管目前仍沒有確鑿的科學證據表明口吃是來自有口吃習慣的家族，環境和日常相處也可能對下一代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也是無法避免的。其它一些相關或相似的言語障礙包括：

言語急促（Cluttering）：指說話太快使人聽不懂
帕金森氏病的言語障礙(Parkinson's disease, PD)：由於帕金森氏症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退化，主要影響運動神經系統，因此舌肌運動也會受到影響，進而造成語言障礙。
原發性震顫的言語障礙(essential tremor, ET)：原發性顫抖症是一種肢體肌肉產生非自主但是節律性震顫或是顫抖的一種慢性疾患，通常造成四肢顫抖，有些也會影響頭部，若舌頭或其他發聲部位肌肉發生顫抖則會造成語言障礙。^[12]
痙攣性失聲症（Spasmodic dysphonia）：因發聲的肌肉痙攣而使語句中斷或說不出話。
社交恐懼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受社交產生的焦慮或恐懼影響，進而引發語言急促或口吃。

自閉症（Autism）

自閉症（Autism），全稱為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種由腦部發育障礙所導致的疾病，其特徵是情緒、言語和非言語的表達困難、及社會互動障礙。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自閉症的基因、神經和認知三方面的症狀表現有着共同的原因，然而研究進展顯示，自閉症可能是一種較為複雜的失調，各關鍵症狀病因不一，且同時存在。隨着醫學影像技術與AI技術的發展，利用MRI等腦成像技術結合機器學習方法可以研究自閉症患者腦結構和功能的特點^[13]，例如部分自閉症患者的海馬體和額葉皮層可能存在結構異常，這些特點對於我們理解自閉症的病理生理機制、診斷方法和治療策略都具有重要意義。

自閉症的症狀

社交困難：自閉症者在情緒的感受與表達上本就擁有先天的困難，因此與他人互動交往的過程中，常無法理解對方的情緒行為反應，也無法對此做出適切的回應。
溝通障礙：自閉症患者在語言和非語言溝通方面可能有顯著困難。他們的語言發展可能延遲，使用語言的方式也可能異常，如重複詞語或句子（模仿言語），或使用不尋常的語言模式。
異常行為：自閉症者多會有一些固着或重複性的言語、行為，並極度抗拒改變，且重視規律性，較無法變通。通常會有較為侷限的興趣與偏好，並且高度專注於該事物上。因為在感覺接收與處理方面與一般人較為不同，而在反應上會有過度反應或無反應的狀況。
其他：許多自閉症患者對感覺刺激有異常反應，可能對某些聲音、光線、觸覺等特別敏感或鈍感。另外，自閉症患者的智力方面差異很大，有些患者具有較高的智商（高功能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候群），而另外一些患者可能伴有智力障礙。

治療自閉症的方法

目前尚無特效藥物可以直接治療自閉症，但是有許多行為療法和介入方法可以幫助改善自閉症患者的生活品質和功能。其中一種常見用來治療自閉症的行為療法為應用行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此療法可再細分為離散試驗訓練 (Discrete Trial Training, DTT)和關鍵反應訓練 (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 PRT)：

離散試驗訓練：使用逐步說明來教導所需的行為或反應。例如將刷牙分解為裝漱口水、打開牙膏蓋子、擠出牙膏、開始清潔牙齒等多個小步驟，患者達成每個小步驟時都會獲得獎勵，若過程中出現錯誤舉動則不提供獎勵並提示正確反應。
關鍵反應訓練：此療程會在診所以外的環境中進行，目的是加強一些「關鍵技能」的學習，例如能夠主動與他人溝通的技能。幫助患者在日後生活中也能學習其他事務。此外，還有透過感覺統合治療幫助患者調節對感覺刺激的反應，提高感覺整合能力，從而改善行為和情緒調節能力，透過藝術治療、音樂治療幫助患者表達情感、穩定情緒、增強創造力、提高自我認知和自信心、促進社會化與語言互動，透過TEACCH自閉症結構性教學利用結構性的教學和環境設計，幫助患者提高自理能力、社交技能和學習能力。

隨着AI與機械人技術的發展，陪伴型機械人在自閉症兒童的互動療法中顯示出其潛力。^[14]

隨着對自閉症的研究不斷深入，治療方法和介入策略也在不斷地演變和改進。因此，建議家庭和醫療專業人員保持對最新的治療方法和最佳實踐的關注，以確保提供給自閉症患者的支持和幫助是最有效的。

常見的語言異常治療方式

言語治療（Speech Therapy）

言語治療是針對各種語言和溝通障礙的專業治療方法。以下是一些常見的言語治療技術和方法:^[15] ^[16]

口語練習：針對發音困難的患者，治療師會進行一對一的發音練習，幫助他們正確發出語音。例如，針對語音替換問題（如將「r」發成「w」），治療師會指導患者練習發音。
語音訓練：通過舌頭、嘴唇和口腔的運動來增強語音肌肉的力量和靈活性，改善語音質量和語言流暢度。例如，治療師可能會讓患者進行舌頭上抬和下壓的練習。
語言理解訓練：幫助患者提高語言理解能力，包括閱讀理解和聽力理解。治療師會使用圖片、故事和問題來幫助患者提高這些技能。

語言復健（Language Rehabilitation）

語言復健包括多種方法和技術，旨在幫助患者恢復語言功能。這些方法包括：^[17]

口語和書面練習：通過書寫和口語表達練習，增強語言技能。治療師可能會讓患者寫日記或朗讀文章，以提高語言表達能力。
語言記憶訓練：使用記憶遊戲和練習來強化語言記憶，例如配對遊戲和詞彙記憶遊戲。

輔助性溝通工具（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

對於失語症患者或無法口語表達的人，輔助性溝通工具非常重要。這些工具包括：

符號板：使用圖示或符號幫助患者進行基本的交流。符號板上可以有日常使用的詞彙和短語，幫助患者表達需求和情感。
語音產生器：電子設備，通過輸入文字或選擇圖標產生語音，幫助患者表達想法。這些設備可以定製語音和語速，以適應患者的需求。

藥物治療

在一些特定情況下，醫生可能會考慮使用藥物治療，以減輕語言異常的症狀。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藥物和案例：

抗焦慮藥物：如苯二氮平類藥物（例如氯硝西泮、贊安諾），可用於治療由焦慮引起的口吃，後來發現這一類的藥物只能治療煩躁不安、心悸，或呼吸不順等部分症狀，但是對於擔心、緊繃的症狀效果不大。其他問題也包括依賴性高、一天要多次服用，而後期發現原本是用來治療憂鬱症的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SSRI，代表性藥物就是百憂解〉才能有效改善所有症狀。
多巴胺激動劑：如左旋多巴，常用於帕金森氏病的治療。帕金森氏病是一種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現為肌肉僵硬、震顫和運動遲緩等症狀，這些症狀會對患者的日常活動造成顯著影響。左旋多巴的作用機制是補充大腦中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種重要的神經遞質，負責調節運動和情緒。隨着帕金森氏病患者大腦中多巴胺的減少，左旋多巴的補充可以顯著改善患者的運動功能，進而間接改善與運動相關的語言表達問題。因此，這類藥物不僅對抗病理症狀，同時也有助於提升患者的生活質量。
抗癲癇藥物：如卡馬西平，對於一些有癲癇病史並且出現語言障礙的患者，有一定的治療效果。

認知與思考

認知(Cognition)是個體透過思想、經驗和感官獲得知識和理解的心理行為或對於過程外界事物進行了解的過程，包含內容(Content)和歷程(Process)兩個部分。

內容是我們知道的東西──如概念、事實、論述、規則和記憶等。
歷程則是我們如何運用這些已知的內容。用口語解釋認知，就是我們「在想什麼？」和我們是「怎麼想的？」。

認知又可以為表徵(Representation)以及思考交互作用下的結果，表徵能夠限制思考，而思考能夠強化表徵。表徵代表外界刺激給予的材料，而思考代表處理的方式。思考習慣牽涉到文化氛圍、後天學習等影響，在無形之中將強化人們對特定表徵的選擇。過去人生經驗也會對現在的思考造成影響，而使人們的思考模式受到限制。身處同一個世界的人，會因人生經驗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心智表徵——比如「酒」對於台灣人跟美國人來說，第一步想到的可能是不同種類。

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包含圖像、概念，是外在事物在內心被代表、處理或儲存的方式。以視覺表徵(Visual Representation)為例，當我們被詢問乒乓球與籃球哪個體積比較大的時候，若無法將兩者擺在一起進行比較，我們就會以內在心智表徵的圖像比較兩者大小，這個圖像即是外在世界所對應的心智表徵。

神經表徵(Neural Representation)則是神經系統代表資訊的方式。如外界聲音的音量、頻率，將對神經元造成刺激，而神經元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大腦接受到的刺激大小，以了解外界發生的狀況，屬於不同腦區之間溝通的語言。

概念／類別的表徵與組織

表徵是由組織形成的，而組織具有階層性，可分為：

上層（superordinate level）上層概念非常抽象且廣泛，如「動物」、「植物」，適合大範圍分類和泛泛討論。這些概念缺乏具體細節，因此不適合需要精確描述的情境。它們能夠迅速概括大量信息，便於記憶和檢索，但可能導致忽視具體區別和特徵。
基層（basic level）基層概念具體且直觀，是日常溝通中最常用的層級，如「狗」、「樹」。這些概念平衡了抽象和具體，便於理解和使用，適用於大多數情境。基層概念在教育和學習中尤為有效，因其易於識別和掌握。
底層（subordinate level）底層概念非常具體，包含細微區別，如「黃金獵犬」、「銀杏樹」。這些概念需要較高的專業知識和背景才能理解，適用於專業領域和深入分析。底層概念提供高精確性描述，但可能過於複雜，不適合日常溝通。

基層具有優先性——大腦接收到訊息時通常以基層為優先，舉例：上層－水果，基層－蘋果，底層－金黃蘋果。因為上層涵蓋的內容太廣泛，在溝通上雙方不一定可以對應到相同的東西（水果可能指的是蘋果或是梨子），而底層描述的對象太具特定性（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金黃蘋果」這個品種），而基層介於上層跟底層的中間，不會有太過廣泛或太具特定性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蘋果是什麼），因此基層是大眾的溝通階層。小孩在剛學會講話時，會有概念過度延伸或延伸不足的問題。比如說大人告訴孩子「狗」這個單字，小孩容易認為「四隻腳、會走路」就是狗，此為概念過度延伸的例子；或者小孩只看過家裏的狗，而認為其他的狗就不算是狗，此為延伸不足的問題。

思考(Thinking)對應前述認知的「歷程」部份，也就是所謂的認知歷程(Cognitive Process)。人們不斷地從外界接收刺激，由大腦選擇訊息構成記憶，並整理為具有意義和架構的知識(Knowledge)。當具備充足的知識後，人們藉由「思考」的過程，利用長期記憶中的訊息（知識）去達成特定目的或完成某項事務。認知歷程包含多項高階的心智能力，包含感知、記憶、使用語言、抽象思考，與解決問題，甚至我們還能夠以現有的知識創造出新的知識。R. E. Mayer（1983）指出，思考包含了（1）知覺和理解世界、（2）與他人進行交流，以及（3）解決生活中所遭遇問題這三種能力（賴惠德，2016）^[18]。

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

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或作認知偏差、認知偏見等，是一種在判斷中偏離規範或理性的系統模式。個人根據他們對輸入的感知(直覺或個人經驗)創造他們自己的先入為主的「主觀現實」。個人對現實的建構，而不是客觀輸入，可能會決定他們在世界上的行為。因此，認知偏差有時可能會導致知覺扭曲、不準確的判斷、不合邏輯的解釋或廣義上的非理性，並且通常基於我們的感知，記憶，或個人和社會信仰。

以下是幾個常見的認知偏誤：

自利性偏誤（Self-serving bias）：人們傾向於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將失敗歸因於外部因素。例如，一個學生考試成績好會歸因於自己努力，但考試成績差則歸因於試題太難。
基本歸因偏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FAE）：人們傾向於過度強調個體性格特質對行為的影響，同時忽視情境因素。例如，看到一個人開車闖紅燈時，可能會認為他是個魯莽的人，而忽視他可能是因為緊急情況而不得已這樣做。
行動者－觀察者偏誤（Actor-observer bias）：人們傾向於將自己的行為歸因於外部因素，而將他人的行為歸因於他們的性格。例如，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遲到是因為交通堵塞，而認為別人遲到是因為他們不守時。
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在事件發生過後，人們會認為這些事件更容易預測，並且認為自己早就預測到。例如，某球賽結果出爐後，一球隊爆冷門獲勝，人們開始討論到他們早就猜到比賽的結果了，但事實上在賽前他們根本沒預測到這種結果。也就是「馬後炮」、「事後諸葛」。
倖存者偏誤（Survivorship bias）：人們傾向於專注在從某個過程中存活下來的人或事尋找弱點意欲補強，卻忽略了最大的弱點更可能在未存活的人或事之中。例如，研究成功企業的特質時，忽略了那些沒被觀察到的失敗的企業可能更具有代表性的缺陷。
錨定偏誤（Anchoring Effect）：人類在決策時，會過度依賴先前取得的資訊（錨點）。即使這個資訊與決策無關，人們仍傾向於利用此片段資訊快速做出決定，並在後續決策中以此作為基準。
- 兩批實驗者分別在 5 秒估計 1×2×3×4×5×6×7×8 和 8×7×6×5×4×3×2×1 的結果。由小數字開始的估值是 512，而由大數字開始的估計是 2250。而正確答案是 40320。
- A 店主要賣 1000 圓餅乾為主，而 B 店大多賣 5000 圓的餅乾。假設 A、B 兩店都陳列完全一樣的 3500 圓混裝餅乾，客人在 A 店時會覺得餅乾較貴，但在 B 店時則會覺得便宜。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設。例如，當談及槍枝管制問題時，人們常偏好支持自己原立場，觀點，也傾向將模稜兩可的事實做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一些認知偏誤可能是適應性的，幫助在特定情況下更快速有效地行動。這在及時性比準確性更重要時尤為重要。這與啟發法（Heuristics）有關，如代表性捷思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即基於簡單經驗法則快速做出決策。

其他認知偏差是人類處理能力極限與演化的「副產品」，是由於缺乏適當的心理機制（有限理性）、個人體質和生物狀態的影響（參見體化認知），或僅僅是由於處理資訊能力的極限所致。且因為運用過多能量並不利生存，人類的大腦相當懶惰，不喜歡主動耗盡大量能量思考。這種演化下來的特質就成為了認知偏差。

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

認知科學是建立在對感知、智能、語言、計算、推理甚至意識等諸多現象的研究和模型化上。

研究項目：包括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哲學和人工智能等跨學科的新興科學。
研究對象：人類、動物和人工智能機制的理解和認知，亦即能夠獲取、儲存、傳播知識的信息處理的複雜體系。

認知科學為一種跨學科的領域，但是邊界仍然十分模糊。內容來自各種領域的貢獻，包含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精神哲學、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社會學及生物學。認知科學家和其他工作者透過共同的努力，期望能像其他科學一樣，理解心智和它如何與周圍世界交互作用。認知科學在不同的學科互相的碰撞、影響之下，造就了現在認知科學各類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性。

認知科學雖然涵蓋非常廣闊的領域，但並非所有與心智或者智力的運作相關的課題都屬於認知科學。社會與文化因素、情感、意識、動物認知、比較心理學及進化心理學，常常因為其關鍵的哲學爭議被排除在外，抑或不被重視。另一個認知科學試圖迴避的心智相關課題是感知的存在，有關它的討論有時會將其限定於哲學上的概念；也有一些認知科學的團體認為它是必不可少的課題。關於應該如何理解心智，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它是由無數獨立的、微小的元素（也就是神經元）的組合構成。
它是一些高級的結構，例如符號、構想、計劃與規則的聚合。

以下是認知科學相關的一些主要課題方向: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機器的認知。運用計算機實現人類的智能。

如今，人工智能在運算方面已經遠遠強於人類。然而，「智能」牽涉到的不僅僅止於運算，還包括了意識(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維(Mind)等問題，其中思維除了有意識的，還有無意識的思維(Unconscious mind)。因此，對人類智能的理解亦是與人工智能習習相關的研究課題。此外，相關科學家也利用認知心理學去理解人工智能的思考邏輯，並發現人工智能與人類的認知有着密不可分個關係，兩者的研究也能相輔相成。

如何解讀 AI 的思考

在機器學習中，工程師先是編寫了類似原始大腦的神經網絡，再透過給予大量數據來進行訓練，機器則從中學習辨別與理解，就像大腦運作的方式一樣，也因為如此，AI的思考方式對於人類來說可能難以完全理解，這種挑戰被稱為「可解釋性」問題。神經網絡有時被形容為「黑盒子」，意味着雖然我們可以觀察到其輸出，但其內部運作機制不易被解釋。然而，隨着可解釋人工智能（XAI）的發展，我們正在逐步克服這一挑戰，提高對AI決策過程的理解。DeepMind 研究團隊決定用一個全新方式來了解 AI：就像對待人類的孩子。團隊使用心理學家用在孩子身上的認知心理學技術及測試，來試圖了解 AI 的想法。DeepMind 認為，認知科學對人腦的研究已有數十年，如果應用到機器的過程順利，將能促進理解 AI 的思考模式，並為它的決定負責。在研究^[19]中，DeepMind 試圖理解 AI 的一種學習模式：一次性學習思考(one-shot word learning)。這個設計原先是用來讓 AI 看過一次包含物件的影像後，就學習單字的含義，在此實驗中指對應的物件，分析實驗結果DeepMind 意外發現，AI 解決這項問題的方式和人類相同，是透過形狀來辨別物體。研究人員發現，即使沒有指導(instruction)，也存在着許多方法來識別隨機對象，像是顏色、質感及行為模式，AI 卻是選擇像人類一樣用形狀來識別物體，這樣的行為模式是以前未曾察覺的。但AI傾向於利用形狀推測單字的行為，可能與此實驗中的AI模型、訓練資料的特徵有很大的關係。如果訓練資料集中形狀是物體識別的主要特徵，即如果訓練資料集中包含多種顏色、質感和形狀變化，但物體的形狀仍然是唯一不變的識別特徵，那麼AI模型自然會傾向於使用形狀來進行辨識。如果標註的物體在不同情況下（如不同的顏色、質感）保持相同的形狀，擅長提取圖像中物件邊緣和形狀的AI模型會更容易學習到形狀是識別這些物體的可靠特徵。

機械人心理學

類似這樣對 AI 思考的理解只是開始，就像人類心理學一樣，機械人心理學未來也可能發展出一種「治療」行為──也就是去改變 AI 的心態。工程師在創造 AI 時，經常會選擇創造多種版本，以便於從中找出最好的來使用，Barrett 認為，透過認知心理學的應用，工程師可能會更容易創造出「想法」符合人類需求的 AI。又或者，我們也可能從中發現，AI 的思考模式與人類有所不同，人們或許能從中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像是該如何解決一些問題。在用人工智能取代人類決策者時，我們總是希望機器做得更好，精確度與效率提高。當 AI 的產出能被衡量，人們或許就能夠追蹤它們做決定背後的過程。在現今法庭中，我們總是由人來解決商業問題上的爭執，如果改由機器取代人力，我們或許就能夠觀察到「決策者」在過程中的心態轉變，以及有可能出現的偏見。

人工智能->人腦感知

我們可以運用人工智能技術來了解人類感知與腦訊號的關係。當人類看到圖片時，從功能性磁振造影可以看出來各個腦區的反應，給人工智能系統看這些大腦反應，經過訓練後，從大腦反應就能知道人類看到什麼圖片。不僅僅知道看到什麼，運用對抗式學習等機器學習技術，還可以把看到的影像完全重建出來，於是你想什麼或是你夢到什麼，都可以讀得出來。在應用上，了解這些腦訊號的本質後，就可以把人腦的意圖轉成操控機器的訊號，如此就可以有效控制義肢等外部機器。

一旦透過人工智能與機械人更了解人類心智的運作方式後，科學家可以反過來設計出更好的人工智能與機械人系統，讓人工智能與心理學兩個領域產生正向的循環。

注意（Attention）

「注意」，是對重要訊息的篩選。人腦每天會接收非常多的訊息，必須找出真正需要處理的部分。日常生活中最常運用的注意可分為兩種，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與分別注意(Divided attention)。

1. 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指個體的邊緣感覺系統接收外界的各種訊息刺激，引起神經衝動或神經興奮'，此一訊息刺激稱為「感覺訊息」。感覺訊息並未經個體之解釋和歸類，僅能以毫秒計算停留的時間。這些訊息只有獲得「注意」時，才能受到中央認知系統的保留並做進一步的處理，但個體注意能力資源有限，未能對諸多同時輸入的訊息一一注意，因此在瞬間受到注意的訊息也十分有限。這種只對某些訊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對其他訊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現象，稱為「選擇性注意」。其具有以下特徵：
1. 訊息具顯著和對比性
2. 訊息具易得性
3. 形式特殊多變

將注意力資源盡量集中於應注意的管道(attended channel)或刺激(attended stimuli)，同時抑制注意力資源流向不應注意的管道(unattended channel)或未予注意的刺激(attended stimuli)。
在雙耳分聽實驗(Cherry, 1957)^[20]中，受試者的雙耳分別聽到不同的訊息，並且被告知需要專注於其中一邊的訊息。實驗結束後，詢問受試者有關未專注那一邊的訊息，受試者大多無法提供詳細信息。然而，受試者能夠察覺到一些顯著的變化，如語言的變化或男聲換成女聲，這顯示即使在專注於特定訊息時，人們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處理其他訊息。

2. 分別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以上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間分配到的注意力資源不均時，注意力越少的活動表現得越差。
在無意視盲的研究中(Arien Mack and Irvin Rock, 1998)^[21]。則是指觀察者實際上在注意其他對象，未注意到當前刺激而出現視而不見的現象。實驗者提前製作一個簡短的影像，影像上呈現的是兩組身穿白色和黑色球衣的運動員在相互傳球，另一個影像呈現的是一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兩段影像經過透明處理後同時顯現於顯示屏上。實驗進行時，要求受試者進行數數，數白隊隊員的傳球次數或黑隊隊員的傳球次數,在 35 秒的時候，有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他徑直走入人群中間，從一邊走至另一邊。當實驗結束後，在受試者被詢問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後，詢問他們是否有看到異常的現象出現，結果 56%的觀察者報告沒有注意到黑猩猩。

注意	說明
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只對某些訊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對其他訊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現象。
分別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以上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間分配到的注意力資源不均時，注意力越少的活動表現得越差。

理解

理解(Reasoning)是人類運用理性(reason)對一個敘述產生屬於個人的結論或推論。每一個個體對於敘述會依自身過去的經驗、個人的知識範圍及個人當下所能獲得的資訊產生結論或推論。

在閱讀理解上有一些神奇的現象。實際上我們並不會將句子中的每個字在什麼位置都看得很清楚，例如「研表究明，漢字的序順並不定一能影閱響讀，像是當你看完這句話後，才發這現裏的字全是都亂的」，這種現象其實是人與生俱來的「自信」心理造成的，忽視細節，只通過「外貌」就匆忙對事物做出結論。人眼盯着一個漢字看的時候，餘光可以同時看到這個漢字左右邊的1-2個漢字，加起來，眼睛一次最多能看5-6個漢字。而當你在閱讀整段文章時，眼睛經常是跨行閱讀，跳躍着前進。對文字的熟練度高甚至能「一目十行」。但是對比較不熟悉的文字，或是閱讀比較難懂的字，閱讀十字的跳躍就會比較小，也比較容易發現其中的問題。

理解≠認同

多人會習慣性的覺得，「你理解我了就應該支持我」或者「我理解對方了似乎就需要支持對方」，這都是一種誤區，理解僅為「對方為什麼這麼想」的過程而已。它只是一種了解，而非一種表態。

理解≠同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讓我們害怕「了解的多了就會成為對方」，所以尤其當我們面對自己認為不合格的父母，或者一個自己不欣賞的人的時候，我們更是下意識的只想遠離，而非了解與理解。

然而，就像任何一個優秀的警察都需要也必然會了解很多罪惡的案件與罪犯的心理活動一樣，了解並不代表就會成為對方。

這是子集與母集的關係。

語言

學習與理解語言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過程。所有一般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初幾年裏熟練地學會語言。

在研究腦如何處理語言的領域裏，有幾個核心的問題：

語言知識在何種程度上是天生的，何種程度上是習得的？
為何成年人學習第二語言比兒童學習母語要困難？
人類是如何理解自然語言的？

嬰兒天生具備學習語言的潛力，但他們需要在語言豐富的環境中接觸和使用語言才能發展出流利的語言能力。此外，成人學習第二語言相對困難，這可能與成人的語言學習方式、大腦可塑性下降等因素有關，又或是常受到母語干擾、缺乏自然環境中的語言使用機會等原因。對於語言的研究，包括從語音的聲音模式到詞義以及語句意義等。語言學通常把語言現象分為正寫法、語音學、音位學、詞法學、語法學、語義學及語用學。而語言的許多面向，都可透過上述學科，抑或是學科間的相互交叉來研究。

語言研究是一個多學科性質的領域。認知科學對於語言的研究和語言學領域緊密相連。除此之外，還包括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工程學等領域的貢獻。語言學作為傳統人文學科的一部分，包含歷史、藝術和文學的研究。近 50 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者將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看作一種認知現象，關注的主要問題是語言是如何被習得和使用，以及它具體是如何構成的。

語言學家發現，當人在組織一個結構複雜的句子時，他們明顯不知道是何種規則構成了他們所說的話。在理解語言結構的過程中，人們可能並不總是意識到所使用的規則，這反映了語言能力的自動化和潛意識處理，也是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故語言學家必須訴諸間接的方法來了解這些規則是什麼，以及是否真的存在。在任何情況下，若言語真的由某種規則控制，這個規則也並沒有在有意識的考慮中出現。

學習與發展心理

學習與心理發展是人類逐漸獲得資訊與知識的過程。孩童出生時並不具備知識，或只擁有很少的知識，而這取決於如何去定義「知識」。如何解釋孩童能迅速地學會語言、行走、以及識別人和物體的機制，是學習和心理發展研究的主要目標。

主要觀點與理論

先天與後天辯論

先天論（Nativism）：強調生物體的特徵由基因先天決定，認為許多能力是與生俱來的。
經驗主義（Empiricism）：強調這些能力是從環境中習得，認為經驗和學習在發展中起主要作用。

敏感期（Critical Period）

定義：特定時間段內，孩童對特定技能或知識的學習能力達到高峰。
經驗主義的支持：環境刺激在這一時期扮演重要角色，有利於特定能力的發展。
基因影響：基因可能對敏感期的存在和持續時間有重要影響。

主要理論

Chomsky的普遍語法理論

核心觀點：語言能力的發展受到基因的先天限制，孩童具有天生的語言學習機制。
支持先天論：語言的基本結構和規則是與生俱來的。

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

核心觀點：孩童的認知發展通過與環境的互動逐漸形成，經歷了具體運算、形式運算等階段。
支持經驗主義：強調環境在認知發展中的重要性。

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孿生研究：即使基因相同的孿生兄弟姐妹在不同環境中成長，他們的認知能力和行為表現也會有所不同。
基因-環境交互作用模型：基因和環境共同影響發展，環境可以改變基因的表達。

研究方法與實例

實驗研究

控制變量：通過實驗設計來分離基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
長期追蹤：對同一群體進行長期觀察，以研究不同發展階段的變化。

行為觀察

自然觀察：在自然環境中觀察孩童的行為，以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學習和發展過程。
結構化觀察：在受控環境中觀察特定行為，以探討特定因素對發展的影響。

實踐應用

教育

個性化教育：根據每個孩童的發展特點和學習風格，提供針對性的教育方案。
早期教育：強調在敏感期內進行針對性教學，促進語言、認知和社會技能的發展。

心理治療

早期干預：針對發展障礙或遲緩的孩童，提供早期的干預措施，以促進其正常發展。
家庭支持：幫助家長理解和支持孩童的發展需要，營造有利的家庭環境。

記憶

我們使用記憶儲存訊息，以供之後使用。一般認為記憶包含長期記憶和短期記憶。長期記憶可以將訊息保留一段較長的時間。我們尚未知道長期記憶的實際容量上限。短期記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尺度內保存訊息。

記憶也常被劃分為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和非陳述性記憶(nondeclarative memory)。右側為分類示意圖。

陳述性記憶也被稱為外顯記憶(Explicit memory)，是人類長時記憶形式的一種。指的是能明確想起某個事件或事實的一種記憶，可分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及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 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特定事實和抽象知識的記憶，用來儲存獨立於個人經驗的一般的事實性知識。例如：大家背的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公式解。
- 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與個人經驗有關的情節記憶，用來儲存附加於特定事件的觀察性的資訊。例如：自己在七月出去玩經歷的一些事情。
  對於語義記憶而言，雖然都是一個公式解，但每個人對於他的記憶方式不盡相同。有的人死背，有的人找口訣。但記憶的東西是一樣的。而對於情節記憶而言，每個人記的事情都不盡相同，出發的角度也不相同。因此，對於每個人而言，遇到有可能喚起記憶的契機也不同。

非陳述性記憶有時也被稱作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或者內隱知識，還可細分成程序性(procedural，即技能和習慣 skills and habits)，促發(priming)，連結學習（associative learning，包含古典制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和操作制約 operant conditioning）以及非連結學習(nonassociative learning，包含習慣化 habitualization 和敏感化 sensitization)。此種記憶不依賴意識或認知，而是需要多次重複測試才能逐步形成，包括感知覺和運動技巧、程序和規則的學習，是很難用語言表達的記憶。通常以習得性行為為主要研究對象，而習得性行為是指一切經過學習(或經驗)而獲得的行為。以下為相關研究(記憶及記憶系統的神經生物學研究)

在條件性反射行為形成過程中或形成以後，通過給大腦皮層注射GABA或損傷特定區域，可使條件反射的完成受到抑制
在基底神經節中的尾核(caudate nuclus)、蒼白球(white ball)等處注入GABA，發現習得性行為活動受到抑制，並認為這種行為的控制主要與運動的控制有密切的關係。Wang等在損毀獼猴基底神經節新紋狀體的尾部後，導致非陳述性記憶的嚴重障礙，而陳述性學習和記憶則不受影響；梅鎮彤等通過在多種條件性行為模型上證明：尾核、蒼白球等在非陳述性記憶中起作用
在邊緣系統的腹側背蓋區(VTP)和腹膈核中，注入 GABA也會抑制習得性行為的完成，並認為伏膈核可能是邊緣系統與運動系統的接口。因此，非陳述性記憶的神經迴路應該由大腦皮層、邊緣系統、基底神經節和運動系統等腦結構組成，而基底神經節是非陳述性記憶活動的主要環節

透過物理性及心理性的刺激都可以改善記憶，前者如藥物、電、磁的刺激；後者如學語言、玩麻將，兩者都是透過改變大腦運作的方式來達成。

物理刺激：已知腦深處的海馬迴和形成新記憶有關，發現在適當時機刺激海馬迴，記憶表現會變好。而靠近表面的左後側頂葉是和長期記憶相關的腦區，對此區施以微弱電流，可以短暫讓記憶增加。
心理刺激：有所謂的「測驗效果」(testing effect)：相對於一再重複學習，如果針對已經學過的材料給予測驗，會產生較佳的學習表現。透過腦電波觀察，也可發現測驗改變學習的神經迴路，讓腦部活動變得更活躍，受試者也可能因此更熟悉，對自己的記憶更有自信。。另外理解也能幫助記憶；相對於比較容易的學習，比較困難的學習也讓我們有較好的記憶。

與心理學家一樣，認知科學家也研究記憶，但更多着重在記憶是如何基於認知過程，以及認知和記憶之間的聯繫。例如，當人重新喚起一個忘記了很久的記憶時，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精神過程，使他們對記憶產生了聯繫而回想起這段記憶？或是辨認(根據上下文或者其他跡象回想起記憶)與回憶(喚回一個記憶)的認知過程有何區別？

知覺與行為

知覺是從感官中提取，並以某種方式處理信息的能力。而視覺和聽覺是我們感知環境的兩種最主要方式。視覺知覺研究中包含許多問題，例如: 我們何以能認出物體？何以能夠感知到連續的視覺環境? 觸-壓覺、體感、嗅覺及味覺刺激的研究，也屬於知覺研究的主題之下。

而行為則是系統的輸出。對人類而言，行為由運動反應來完成。空間計劃和動作、語音的產生，以及複雜的運動動作亦屬於行為的一部分。

認知心理學

認知心理學主要研究心智功能，包括知覺、注意、記憶、語言、思考、解決問題跟智力等。認知心理學的主題十分多樣化，包括感知、人類學習、注意力、分類、問題解決、決策、信息處理和檢索、短期和長期記憶和遺忘、感覺編碼、運動控制、心理語言學和閱讀，但是特別着重在獲取知識的方法，和用知識形塑、了解經驗。認知心理學的觀點隨着研究發展還進一步擴展到了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生理心理學、工程心理學等領域，它的興起是西方心理學發展中的一個巨大變化。有些人說它是一個新學派，有些人說它是一個新方向，更多的人則贊同美國心理學家庫恩(Dennis Coon)的觀點，稱其為一個新「範式(Paradigm)」。範示又稱典範，此概念最早由托馬斯·S·庫恩 (Thomas S. Kuhn) 率先提出並使其廣為人知，「典範理論」主要說明科學知識的成長與變遷是非累積性的過程，整個科學知識的成長與變遷乃是順着常態科學與科學革命時期交互循環的過程，這就是非累積性的革命變遷。並且，庫恩把科學中新舊範式的更替稱為科學革命。一些美國心理學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認知心理學的出現是美國心理學發展中的第二次革命。

在心理學研究對象上，行為主義主張研究外顯的、可觀察的行為，而不管內部的心理過程；認知心理學則把研究重點轉移到了內部心理過程。在研究方法上，行為主義強調嚴格的實驗室方法，排斥一切主觀經驗的報告；認知心理學則既重視實驗室實驗，也重視主觀經驗的報告。對於認知心理學家來說，改變外部條件並不是目的，它只是揭示知識結構的輔助手段。

認知心理學重視心理學研究中綜合的觀點，強調各種心理過程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並企圖把全部認知過程統一起來，認為注意、知覺、記憶、思維等認知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對於一組現象的瞭解有助於說明另一組現象。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很可能會發現人類認知過程的統一加工模式。

由於電腦的隱喻和使用，認知心理學在 1960 年至 1970年間得到許多人工智能及其它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助益。事實上，它已發展成為一個跨領域的認知科學，此學門整合了一系列不同取向關於心靈與心智處理的研究。

國內發展

鄭昭明教授撰寫了國內第一本認知心理學教科書^[22]。為國內的認知心理學教育開啟了一個新的里程碑。認知心理學是二十世紀心理學的顯學，包含認知內容與與認知歷程兩大部分，認知內容就是你所知的概念、事實、規則以及記憶等；認知歷程就是你如何運用心理中的素材，例如解釋事件或創造解決問題的方法。目前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主題涵蓋了推理、判斷、決策、問題解決以及視覺認知等。隨着腦神經科學與發展心理學的發展，認知心理學也將神經科學的技術與知識應用到判斷、決策等議題上，例如郭文瑞老師發表在《科學》這個國際期刊的一篇文章發現人的決策歷程在腦功能照影中的表現^[23]。

汪曼穎、葉怡玉與黃榮村（ 2013 ）回顧 1970 年到 2012 年期間有關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依其在硬件系統、介面設計、產品開發、錯誤診斷與人為疏失、人員甄選，以及環境系統上的應用能力方面，加以整理與呈現。這些應用認知研究的發展受國際與本土的社會與產業脈絡影響，研究焦點由複雜系統（航空、核電、環境）轉為簡單系統 ( 3C、手持裝置 )，研究議題由操作的安全轉而注重介面的人性化設計。

認知歷程的測量與研究

成分歷程

高層次的心理認知活動往往可被分析、拆解為多個成分歷程。某些成分歷程必須一個接一個，分開、循序處理，這種成分歷程稱為依序歷程；另一些則可以同時進行，稱為平行歷程。

成分歷程	定義	例子
依序歷程(serial process)	兩個以上必須依序執行的心智過程	當你在看五金大賣場的折價型錄時，你的注意是集中的，而且判斷是受到限制（可能只有「是」或「不是」），基本上你的判斷是程序跟着你的閱讀順序來進行。
平行歷程(parallel process)	兩個以上，可以同時處理的心智過程	當五金大賣場的店員問你「請問您想要買甚麼？」的時候，你可以使用語言能力，在理解這段話意思的同時，也向店員回答你想要購買的五金用具。

上圖為依序歷程及平行歷程的示意圖。多個心理成分歷程可能同為依序歷程或平行歷程，所花時間相同，因此我們需要透過特定的方法測量各心理歷程的時間，並決定它們是屬於依序歷程或平行歷程。雖然心理學家常常用「平行歷程」或者是「依序歷程」去分類人的心理認知活動，但是在真實世界中的歷程是同時存在「平行」及「依序」兩種歷程。舉例來說，當你在開車時，你可以一邊聊天一邊駕駛汽車。這時你的「語言」跟「開車」的歷程是互相平行同時發生。但是當開車到一半時，路上突然竄出一隻小狗，你踩了剎車並轉彎閃開了那隻狗。你是否發現，當你在閃避狗時，你的對話是否停止了？這是因為「開車」需要更多的心理資源所致，而你的「語言」被終止了。以上現象是因為人的「心理資源」有限所造成，關於心理資源的討論會於下一部份更深入探討。

反應時間與減算法

反應時間是個體從接受刺激開始，到做出預定反應為止的時間長度，也被認為是心智歷程所需的進行時間。心理學家常利用反應時間的測定，來判斷哪些作業屬於依序歷程，哪些作業屬於平行歷程。

為了探討心智歷程的速度，荷蘭心理學家 F. C. Donders（1868）以減算法(subtraction method)解釋實驗中不同的心智步驟(mental steps)會影響受試者對事物的處理與反應時間^[24]^[25]。在他的實驗中，會讓受試者讀一篇類似下方所示的文章(F. C. Donders' Test of Mental Process) ：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I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

而受試者的作業分為三個獨立的部分：

在每個大寫字母上方寫"C"。
在每個大寫母音上方寫"V"，並在每個大寫子音上方寫"C"。
在每個大寫字母上方寫"V"。

由於在第 2 部分中，受試者除了要和第 1 部分一樣進行刺激分類(stimulus categorization)，分辨看到的是母音還是子音外，還須進行適當的反應選擇(response selection)，來決定要寫"C"還是寫"V"。因為牽涉到比較多的處理，所以會使受試者消耗更多的時間去完成。另外，實驗作業的第 3 部分是用來比較第 1 部分中，受試者寫"C"跟寫"V"是否會造成速率上的差異，結果顯示第 3 部分跟第 1 部分所需的時間差不多。因此，F. C. Donders 的實驗證實了額外的心智步驟會導致個體在其中花費更多的時間。

F. C. Donders 所設計的實驗方法有一些缺陷。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所做作業的文字都是相同的，而人有可能在短時間中變得熟練，進而使實驗中第三部分跟第一部分有明顯的反應時間差距。除非重複同一份作業的問題能被消除，否則實驗的結果沒有太大的意義。儘管如此，F. C. Donders 的實驗所得出的結論──越多的心智步驟會導致更長的反應時間，深深地影響心理學的發展。至今，許多研究仍然遵循着這結論而獲得更深遠的發現。

總而言之，當接受以定的刺激而開始反應後，多了一個反應步驟，心智歷程所需的進行時間也越多，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現象。第二組除了區分大小寫，還要區分子母音，這使得反應速度有所延遲。

心理資源(mental resources)

心理學家也會藉由特定心理程序所需的心理資源，去判斷該程序為依序歷程或者是平行歷程。

心理資源藉由注意歷程分配，而所謂的「注意歷程(attentional process)」就是─個體受刺激後到處理刺激的這段歷程。所以，在人的心理資源是有限的條件下，注意力的分配決定了人所能察覺到的資訊。依照所需的注意力多寡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歷程：

自動歷程(automatic processes)	不太需要注意力，相較於控制歷程，所需的心理資源較少，但是處理上比較缺乏變化性。在一般情況下，一般人可以同時處理多個自動歷程。
控制歷程(controlled processes)	相較於自動歷程而言，控制歷程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心理資源，但在處理上較富彈性。在一般情況下，同時處理超過一個控制歷程是很困難的。

在某些情況下（如過度學習），可以簡化耗費大量心理資源的「控制歷程」，某種程度可說是將「控制歷程」轉化為「自動歷程」(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26]。例如，當棒球打擊者往空隙擊出一顆強勁的平飛球，看似無法接到，此時游擊手往球奮力一撲，棒球逕直被游擊手攔下。當普通人正在猶豫是否要去接球時，游擊手已經向球撲了出去。對於游擊手而言，撲向這顆平飛球是一種條件反射，甚至有可能在反應後才意識到球已經進入手套了，此時可說「游擊手撲向棒球」已成為一種簡單快速的「自動歷程」；但是對於普羅大眾，撲向棒球是屬於複雜而緩慢的「控制歷程」。以下兩個實驗，可作為自動歷程對於認知影響的實例。

注意歷程
	自動歷程	控制歷程
所需心理資源	少	多
所需注意力	少	多
變化性	低	高
同時處理多個	是	困難

哪個數字比較大？: 縱使受試者已經知道要選取字體較大的數字，但在圈選數字時，腦內的自動歷程會使受試者不經意地受到數值大小的影響。這項測試顯示出「自動歷程」十分依賴受試者自身記憶，記憶中數值大小已經根深蒂固(Barrett et al.， 2004)^[27]，亦稱為自動化。因此，受試者在進行測試時，當字體大小與數值大小成正相關時，受試者會感到較為輕鬆；反之，若字體大小與數值大小成負相關，受試者在進行測試時會感到些許阻礙；這是因為受試者必須去除「自動歷程」的影響，實驗中兩者的差異即由「自動歷程」所致。; 下表為實驗範例表格，受試者必須選出字體較大的數字，而非數值較大的數字(Ganor-Stern et al.， 2007)^[28]。; Number test
唸出文字的「顏色」: 我們亦可利用涉及史楚普效應(stroop effect)的叫色實驗，探討干擾對反應時間的影響。在 Stroop（1935）的實驗中，詞彙包含墨水顏色與字義顏色，墨水顏色與字義顏色不相符的詞彙稱為衝突詞彙；受試者必須說出該詞彙的墨水顏色，而非字義上的顏色^[29]。結果顯示受試者對衝突詞彙的反應，相對於非衝突詞彙更慢。即受試者對字義的理解干擾對墨水顏色的判斷，此時受試者的反應時間會比較長；反之，如果字義跟文字的顏色相同時，受試者會花費較少的反應時間。; 而導致上述差別的原因為看到字的顏色會去刺激一種神經元，字義又會去刺激另一種神經元，而當兩種神經元同時被刺激，就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去整合資訊，進而判斷該由哪顆神經元來主導。; 此實驗顯示視覺與語言同時主宰人類思考與決策的過程，而字義跟墨水顏色的兩種刺激，依據資訊接收程度不同而互相拮抗、競爭強弱，最後由前額葉根據當下進行的作業，並進一步激發能做出正確決定的神經元，選擇輸出字義或是文字的顏色。; 下圖為史初普效應的實驗範例，受試者須回答該詞彙的墨水顏色，而非字義上的顏色。

現階段透過互聯網，我們有可能發現有許多遊戲也有類似的實驗。人們在外關與語意上要找到一個突破點，否則在進行反應時，史楚普效應顯得明顯。

一心多用

生活中常有一心多用的行為情境，例如同時開多個分頁查資料、處理報告時回應新訊息，或是開車時聽音樂等。我們時常覺得效率極佳，並省去了許多時間。然而人是否確實能一心多用？

人的專注力有限，當在兩項工作之間切換時，一方面必須回顧先前的工作進度；另一方面，一部份的心理資源仍會被前一項事件佔據，而專注度可減緩這樣的效果。時間壓力帶來的專注度，對迅速切換工作重心有所幫助，可減低或消除前項工作在記憶中佔據的時間影響（有關工作記憶的內容，請參考前章 3.3.2 段落）。另外，當兩項心理工作的性質越接近，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就愈高。例如：一邊說話一邊看電視很困難，因為一方面要處理有意義的語言訊息，一方面又要輸出有意義的語言訊息，兩者工作勢必相互干擾；而工作性質差距越大，則較有可能互不干擾，甚至可以提升效率。

然而，前文所述的一心多用者，研究顯示，實際上只佔總人口的 2.5%^[30]。亦有研究顯示：在相關的心理測驗中，認為自己是一心多用者的自信愈高，這些人的表現通常愈差^[31]。

實驗

而關於一心多用的男女差異，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海斯貝特·施托特(Gijsbert Stoet)博士及赫特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基思·勞斯(Keith Laws)教授作了以下兩個實驗：

實驗一 :
讓受試者們坐在電腦前進行測試，這些測試會要求他們在計數及形狀辨識這兩項任務中轉換。任務剛開始時，實驗對象都可以及時完成任務，但當任務混合交替出現時，受試者的速度顯著的變慢且錯誤率上升，男性反應速度比正常情況下慢 77%，而女性則為 69%。

實驗二 :
讓受試者們在八分鐘之內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包括：在地圖上定位餐廳位置、解決簡單數學問題、接電話、決定要如何在田地裡找到一把丟失的鑰匙等等。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有更加優秀的表現，尤其在尋找鑰匙這一環節。

通過這兩項測試，研究者得出了結論：在多任務執行時，女性的平均處理能力比男性的平均處理能力更佳。
(請注意：對於「一心多用的男女差異」此一主題，亦有其他研究得出了不同於上述的結論。
例如：《Gender Invariance in Multitasking: A Comment on Mäntylä》旨在研究男女在多工處理時的能力差異，該研究得到的結論為男性和女性在多工處理能力上沒有顯著的性別差異，這與過去一些研究的結果不同(亦和上述結論不同)。研究者認為，過去的研究可能存在方法論上的限制，導致了誤導性的結果。)
因此，對於一心多用的男女差異，目前研究結果仍眾說紛紜(仍有爭議)，無法得到一致的結論。

白噪音

在可測得的頻率範圍內，頻率保持一致的聲音，像是重複播放海浪聲、雨聲等等，而這種一致性，可創造一種蓋住其他突然產生的聲音的效果，且並不容易聽到周遭的噪音發生的變化。例如旁人的打呼聲、狗叫聲，或窗外經過的車聲等等，可避免睡眠被干擾。就算被吵醒，白噪音也可使人更容易再次入睡。

人類的認知處理很容易受到不相容的環境刺激的干擾，分散對手邊任務的注意力。然而研究人員做了一個精密的實驗，顛覆了我們對噪音的認知。

方法

51 名中學生（25 名男孩和 26 名女孩），他們的注意力能力先被教師以李克特七點量表進行評估，注意力不集中（得分高，6 或 7 - 有課堂上的嚴重問題）的參與者即被分配到注意力不集中的組別，反之亦然。其中注意力不集中的組別中，沒有人被診斷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 ，也沒有人接受藥物治療。

過程
參與者需要記住96個句子 - 8 個單獨的列表，每個列表中有 12 個動詞-名詞句子。句子是按隨機順序排列的，所有要記住的句子都記錄在CD上，每隔一個列表就會出現噪音，每 9 秒讀取一個新項目。在高噪聲條件下，動詞-名詞句子在聽覺白噪聲(78 dB)期間呈現，而在低噪聲條件下，句子呈現則沒有白噪聲。接着研究人員分別在兩種噪音條件下進行了情景式口頭自由回憶測試。

結果
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的表現在白噪音的環境中可以獲得顯著改善，原本注意力集中的兒童表現反而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在高噪聲條件下比在低噪聲條件下表現更好，而正常注意力組的情況正好相反。

討論
正如預測一般，結果顯示噪音對從正常人群中選擇的注意力集中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有着不同影響。被老師評為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表現有顯著提高；而那些被評為注意力集中的孩子，表現隨着噪音強度增加而顯著下降。有一方的理論解釋是，噪音通常會增加「喚醒」(arousal)，使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更加警覺，不那麼昏昏欲睡。此外，在注意力不集中組中還觀察到，閱讀能力與噪聲增強之間的呈正相關，表示白噪聲確實可以增強意識，這個現象與閱讀障礙是由語音缺陷引起的觀點是一致的。

結論
白噪音對於正常人群中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在執行認知任務時大有益處。因此，以白噪音作為外部刺激來調節認知表現，具有實際應用的潛力，既提供非侵入性幫助，也能有效改善有注意力問題兒童的學習成績。這對於對大量藥物使用而感到不安的父母來說，可以是相當有效的輔助解方。

語言

主頁面：語言與思考/語言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認為，動物和人類最大的差別是語言的使用。在近年的許多研究中，人類諸多的心智運作歷程，包含感覺、注意、記憶和決策等，在動物身上也可見相似的對應。然而，人類語言和動物溝通的心智運作歷程相似性卻不高，故透過動物研究所得到的幫助極為有限，而必須藉助語言能力受損之病患的研究理解語言區塊的大腦運作。

科學家們利用系統性的比較人類與動物的大腦結構差異後，發現前額葉腦迴區中的布洛卡區 (Broca's area)（人類語言主要形成及表達的區域）以及左下部頂葉皮質（管理語言會話跟書寫的區域）是人類與其他動物大腦結構差異最大的地方，由此可見人類語言的獨特性。
這兩個腦區也在語言發展的腦功能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神經運作的機制會明顯地隨年齡和語言發展而變化。

語言學與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是19世紀末期由奧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創立的一門學科。精神分析是一種心理治療模式，透過探索潛意識和心理動力學的運作，幫助病人理解和解決內心的矛盾和衝突，進而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態。

20世紀下半期，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在結構主義下，以語言學和符號學重新詮釋精神分析。「在那篇《精神分析學中的言語和語言的作用和領域》中，拉康直接提出了語言對精神分析學的重要意義。他認為，我們這個學科的科學價值來自弗洛伊德在其經驗歷程中提煉出的理論概念，這些概念還未經過足夠辨析，因此保留着日常語言的多義性，這些概念既得益於這些言外之意，又不免於誤解的危險。所以，弗洛伊德的概念要進一步科學化，就必須引進語言學的範式。拉康認為，弗洛伊德的一些主要概念，『只有轉向語言的領域，只有按照言語的功能來組織，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義』」——《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學映像（修訂本）》張一兵

對精神分析而言，強調從「符號」(signe)到「意符」(significant)的呈現過程，正是為了找回被語言學所遺忘的「說話主體」(sujet de l』énonciation)的功能。拉岡定義「符號是為某人代表某物」，而「意符則是為另一個意符代表着主體」。亦即，透過對符號的「發音」，也讓說話主體以意符的方式被整合入語言系統當中。在此情境中，說話主體的無意識被理解為不自覺地參與到語言的形成和表達中才是精神分析所定義的無意識。因此，無意識並非潛藏在生命體內或其精神的內在，而是生命體在語言中的代表:「無意識是『它』說話的主體位置」(Lacan 1961-62: 129)。對精神分析而言，儘管一般的溝通語言外在，但這種語言卻能夠凝聚並表達說話者最私密的思想是外在的，但這樣一種外在語言卻可以凝聚並組織說話者最私密的思想。

然而，語言學的發展卻走向一條遺忘說話主體的道路。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便將「語言」(la langue)從「言語」(le langage)當中區分出來:「言語除去〔說話者的〕話語(parole)即是語言」(Saussure 112)。此後，語言學家便將說話主體徹底從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當中剔除出去。語言學不再研究人的話語，而是除了話語之外其他所有構成語言的最基本單位與結構關係。

索緒爾語言學：

能指（signifier）：能指是語言符號的形式或物理表現，通常是聲音或文字。它是對應於某個特定概念或意義的聲音、字詞或符號。例如，在英語中，單詞"cat"（貓）的能指就是該單詞所代表的聲音形式或文字形式。
所指（signified）：所指是能指所代表的概念、意義或內容。它是與能指相對應的語義內容或指涉的實際對象。例如，在英語中，"cat"（貓）這個能指所指涉的是貓這個動物的概念實際存在的貓。

拉岡對索緒爾的延伸：拉康承繼了索緒爾理論後，對能指與所指的對稱性和平衡性提出質疑。他認為在精神分析學裏，正因為能指與所指間關係的斷裂，人的任何聲音行動沒有必然與之對應而明顯的意義，我們能夠掌握的只有能指，而所指作為「真正的物」/物自體，存在於實在界，不能完全符號化。因此，拉康將能指置於所指上方，改換索緒爾圖式為S/s，賦予能指優先性。
拉康的能指與所指

能指（signifier）：大略如上，不過又加上了「專名」、「符號」等概念。
所指（signified）：可以粗略理解為「那個」物自體，不是一種概念，也不存在於無意識中，是能指鏈運作所試圖指示的對象。

所指＞無意識：能指（專名化）＞前意識：符號／概念＞意識：知覺＞能指鏈⋯⋯。當我們想逆着能指鏈找到所指時，只能止步於專名的面前。專名化所使用的能指與所指沒有必然的聯繫，是「命名」這個舉動強制將其建立了聯繫，是一種斷裂式又無可商量式的聯結。當經過無意識的工作我們有了專名後（用「專名」這種「能指」時着重表示其「獨特性」，「能指鏈」中的「能指」着重表示其「差異性」（不是什麼））便能進入了前意識便將其轉換成符號／概念（前意識追求同一性）。

「我想，更直接的例子應是象徵具體物的概念，譬如『樹』這個概念，就是在撇去了諸如冬青樹、松樹、白樺樹、槐樹、楊樹、杉樹等等一切具體存在的樹種之後，『樹』才能象徵一切並不實在的樹種。倘若依拉康的邏輯來說，它就是在殺戮了一切樹之後方才得以生成。樹的象徵性概念重建和替代了具體存在的樹，這一次，『樹』的概念是本質，也是空無。真實的樹會生會死，而概念的『樹』則將永恆。」——《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學映像（修訂本）》張一兵拉岡認為必須將被排除的說話主體重新引入結構語言學的觀點。但這個重新引入的主體並非意識、知覺的主體，而是不在場的無意識主體。同樣地，拉岡借用雅克慎所稱，語言的兩個主要功能──「轉喻」(métonymie)與「隱喻」(métaphore)──也是為了說明無意識主體的運作法則與模式。拉岡說：「無意識有語言的結構」。在他的理論中，潛意識是一種還未說出就能支配思想的語言，無意識則是一種不能捕抓而滑動着的能指鏈／語言。這是他對弗洛依德的冰山模型的重新定義。

語言的特性

溝通性：個體對相同物種的另一個體做出反應，進而影響對方的行為或有所互動，即為溝通。當一人使用語言傳遞訊息時，被另一人接收並產生回應，即達成個體之間的訊息交換。一般的動物並不具備語言之對等溝通的特性。

結構性：人類語言具有特定規則，如句子中主詞、動詞、受詞的順序進行排列。不同文字系統會有不同的規則結構，而這些結構方式會成為該母語使用者的自動化內隱知識。當語言排列方式出錯時，母語使用者通常可以馬上察覺。

指向性：語言的指向性使語言的含義描述可以指向對應的事、物，通常為受人為認可的事實。

邏輯性：語言是為有結構、有規則的指令系統，其邏輯受語言的指向描述而變化。

層次性：語言的構成可以由最小的音素單位至最大的篇章會話單位。一個句子可分解為音素的層次、詞素的層次或是片語的層次。這些層次需要融合在一起才可充分地表達出一條句子的含義以及講者的情感。不僅是這樣，有些語言詞素層次的意思（如中文）還會隨着音調的不同而被改變。

創造性：人們得以根據語言的基本規則創造並理解從未有人說過的句子，最後更可能創造出新的溝通系統。比如說，人類語言可將字詞以不同的順序做出不同組合，也可使用數量有限的音素創造出數量驚人的字詞或句子。

動態性：語言會隨着時間推演改變，其變化體現在語音、音韻、型態、句法與詞彙層面上。造成語言演變的原因各式各樣，可能是為了省力以減少記憶負擔，如英語的過去式規律與複數規律逐漸普遍化；也可能是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如語言接觸、社會變遷或政治因素等等。一般來說，名詞較容易出現語言的動態演進特性，如各式簡稱:「裸考」(尚未準備就去考試)、「醬子」(這樣子)、「佛系」(對事情不強求)。而冠詞或連接詞則不容易改變，如「一個」、「而且」等詞彙就不會出現理解上的歧異。

傳承性：語言具備無限傳播的能力，可以使得兩個異時空/異地域的生物（人）獲得相同的一套編碼解碼標準的聲音/圖像指令。

物種性(民族性)：一個物種進化出的特殊交流行為為一個物種所獨有，國家、地域的不同，交際行為會有所差異，也發展出不同語言。不僅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同一地區不同的社會階層或不同年齡的人之間都會有特殊的辭彙來表達其獨特的感情，使另一階層或不同年齡的人較難理解。

抽象性：語言能夠表達抽象概念和思想，不僅僅是具體事物。這抽象性也是藝術的來源，因爲它允許了個體可以向世界表現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傳遞性：語言可以描述不在當下時空的事物和事件，例如過去、未來、假設情境。

遞歸性：語言結構具有遞歸性，允許將句子嵌入到其他句子中，如「我知道他知道她喜歡你」。

任意性：人類語言所使用的符號系統，是以約定俗成的方式設定文字符號與指涉物（referent）之間的關係，兩者間不必然具有相似或因果關係。例如，所有穿戴在腳上的物體，我們可以通稱為符號「＃」，這個符號與所代表的物體之間，不需要具備任何有意義的對應。另一個例子，當指涉相同的進食概念，拼音（alphabetic）文字系統（例如英文）使用EAT來代表，然而意符圖形（）文字（例如中文）使用「吃」來代表，兩種文字符號在外觀的視覺形狀截然不同，卻能夠代表相同的概念，此特性即為語言的任意性例子。

語言的結構

語言是人類溝通訊息、傳達思想的主要方式。雖然不同種族、國籍者所說所寫不同，但「人類具有語言」是個普世皆然的現象。以下透過樹狀圖將語法、音素、語素、句法、言談與語言變化等六項進行分類，詳細內容如下。

語法 (Grammar)

語法（又譯文法）是人類用以詮釋及組成字詞的語言規則或類別的一套系統。語法分為兩種：

規範性語法（(prescriptive grammar)）：規範性語法派的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有所謂正確的形式，並規範出語法的規則要大家來遵守，但不能完全反映語言實際的使用狀況。規範性語法可追溯至十八世紀，當時標準語言的概念迫在眉睫，人們需要知道自己在跟哪些社會地位的人說話，以便快速判斷，致使規範性語法派的語言學竭盡全力制定出盡可能多的規則，將語言標準化。現代的例子包含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在英語系國家，標準英語用於正規學校教育、語言檢定和國家官方印刷出版物，其語法和詞彙不再具有區域性特徵，且幾乎沒有口語化的使用，與台灣學校英文課所教導的「英文文法」概念相同。此處「標準」指的是語言的語法、拼寫和用法的規範化，所有的語言特徵都受到標準化，包括構詞（morphology）、語音（phonetics）、句法（syntax）、語域（register）與語用（pragmatics）等面向。
描述性語法（(descriptive grammar)）：有別於規範性語法，描述性語法派的語言學家側重於描述母語或非母語者日常使用語言的方式，因此得出一套語言可以如何使用的通則，以語言實際使用情形為基礎，而不是「應該」如何使用。由於這種方法基本上是以語言的實際使用情形為主，因此沒有什麼是正確或不正確的，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方法定義為「語法結構的客觀描述」。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AAVE），亦常稱美國黑人英語（African American English），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常使用「ain't」作為一般否定詞，以取代標準英語中的「am not」、「isn't」、「aren't」、「don't」、「doesn't」、「didn't」、「haven't」和「hasn't」等，例如，「I ain't know that」。

音素

音素（或稱音位，phoneme）是聲音的最小單位，也是語言層次的最小單位，能夠對語言的意義產生影響，在相同的語言中，音素是能令人辨別不同字詞的最小單位。人類透過發聲器官可以產生許多的聲音，但不是所有的聲音都可以成為人類的語言。當一連串的聲音被分解為可以在語言上產生意義的最小單位時，就被稱為音素。

語素具有類別知覺（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屬性，一個音素的知覺類別內可以允許不同的聲音、聲學變異。

音素可以分成輔音和元音，概念分別類似於子音和母音。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主要區別有下列幾種：

區分子母音的方法
	子音	母音
聲門以上的發音器官	有氣流阻礙	無氣流阻礙
氣流的強弱	強	弱
發音器官	部分緊張	均衡緊張
聲帶振動	不振動（濁子音例外）	振動

語素

語素（morpheme），又稱詞素，是指傳達意義的最小語言單位。單獨的音素無法傳達意義，當數個音素組合成為一個最小的單位，可以傳達意義時，即成為語素。語素可以單獨成為一個詞，或與其他語素結合成一詞彙。在語言研究中專門探討語素的科目稱為morphology。

詞素可以依照能否獨立使用而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自由語素（free morpheme）：不需與其他語素結合即可單獨使用。例如英語中的love, happy，dog, house, (在英語中不同自由語素也能合併為同一字，如doghouse)以及漢語中的玩、門、徘徊(在漢語當中，自由語素包含連綿詞，因為連綿詞單字不成意，需合併成為最小的意義單位一起使用)。
附着語素（bound morpheme）：一定要與其他語素結合，無法獨立使用，像是前綴（prefix）及後綴（suffix），例如英語中的 un-, -ness, -ish。而附着詞根（bound root）也屬於附着語素，例如英語中 perceive, receive 所共有的 -ceive。

所有詞素的總合稱為心理辭典（lexicon），以英語為母語的成年人，心理辭典的詞素總數超過八萬個。詞素可以進一步組合成為詞（word）。但在漢語裏，如何界定語素的看法是不統一的，有學者認為中文詞（word）是其基本單位，如「吃飯」；另一些研究者認為中文字（character）才是基本單位，如「吃」、「飯」，而目前未有定論。

語意學：研究字詞意義的學科稱為「語意學（semantics）」，其研究也可以使用於更大的語言單位，包括句子及言談的層次。界定字詞意義可使用下列三種理論：

成分理論（componential theory）：借鑒語音學的特徵分析法，將分析出的「語意成分」（componential theory）稱為「語意特徵」，此理論增加了語意學研究的科學性。
定義性屬性（defining features）：使用分析概念。例如「狗」的定義包括了動物、四隻腳、胎生、有毛等。
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針對概念的屬性，與我們內在儲存的標準與某物的原型表徵相互比較。如果兩者接近，則眼前所見的生物就被歸類為「狗」；典範(exemplar)則採用「狗」的典型代表，如台灣土狗、黃金獵犬等來說明狗的概念。

句法

句法指一門語言裏，決定詞、片語、從句等句子成分如何組成其上級成分，支配句子結構，直到組成句子的規則或過程。這一概念常常與文法混淆，這是因為文法研究裏面很大一部分都是關於句法的內容，但文法不僅關注句子結構的形成，也同時關注句子成分的文法功能和文法意義。

研究句法的學科為「語法學」([Syntax])，代表學者則為莊斯基。莊斯基指出句子的結構可分為兩種類型：包括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s)，具有變化多樣性的字詞組合方式；以及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s)，代表句子所傳達的意義。表層和深層結構間則可透過轉換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er)來相互溝通。

句法的基本原則在自然界中是很不自然的事，句法是一個「離散的組合系統」。數量有限的離散元素（語詞）隨機抓取、組合、改變序列，以創造出更大的結構（句子）。例如：「人咬狗」的意思和句子裏的三個語詞的意思都不相同，也和這三個語詞倒過來的組合意思不同。在離散的組合系統裏（例如：語言），可以有無限多的不同組合方式，從而有無窮無盡的意義。

言談

語言分析的最大單位為言談（discourse），此層次使用多個句子組成日常生活的對話、敘事、文章段落。為了理解言談的內容，我們需要依賴基模（schema）的知識，將數個概念組織成為一個整體的架構。
言談同時也是社會學、人類學、歐陸哲學、言談分析等科目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用以了解人對世界的認知。

基模（Schema）：人類用來為所接收訊息分配含義的輔助工具，可以理解為個人看待世界的處理系統，它使人們能夠在任何情況下快速且輕鬆地掌握自己的思緒，並做出相對理性的行為。簡而言之，就是將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整理後，儲存而產生的認知訊息處理模型。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受控制而有意識的認知才會取代基模，引導人類的行動。它也可以被描述為「先入為主思想的心理結構」，表示對於某些觀點的框架，或是用於組織和感知新資訊的系統。基模也會影響注意力和新知識的吸收，人們更有可能注意到符合其基模的事物，同時將與基模矛盾的事物重新解釋為例外，或是扭曲它們以適應基模。即使面對相互矛盾的資訊，基模也有保持不變的趨勢。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使用基模時可以快速地將新的認知組織到基模中，無須經過複雜的思考。

研究社會情境如何影響言談的學科則稱為「語用學」（pragmatics）。語用的社會情境依賴言談的對象、言談發生的地點、言談的主題以及言談者的目標來決定。如我們和同學交談時，語言的表達就會和與教授交談不同。自閉症患童所表現的語言缺損，就是無法配合不同的社會情境來改變語言表達，進而產生不適當的語言反應。

語言變化

許多語言會隨着說話者採用或發明新的說話方式而發生變化，而且會在言語共同體內擴散。這種變化是全方位的，會發生在語音、詞彙、形態、文法甚至語用等層面。儘管語言變化最初常被認為是一種語言消退或語言規範的弱化，因而被消極對待，但這種變化實屬自然且不可避免。

語言變化可能會影響特定語音或整個語音系統，包括語音或語音特徵的替換，這可能導致原有語音損失，甚至變成以前沒有的新語音。語音變化通常具有規律性，故無論滿足結構條件與否，語音都會成體系地變化，而任何非語音因素皆可忽略。但體系性變化並不絕對，也常有僅改變一個或幾個詞的個例，而有時此種變化會觸發語音系統的鏈式音移，如日耳曼語族所有的塞音都曾發生此現象：最開始 *bʰ 變為 /b/，導致原來的 *b 變為 /p/，然後又導致原來的 *p 變為 /f/，這一過程被稱為格林定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意大利語族裏面 p 開頭的詞 pater 和 pisces，對應到日耳曼語族裏，就會變成 p 開頭的 father 和 fish。鏈式音移另外一個著名例子，是英語的元音大推移，這是現代英語正寫法與發音不一致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例子，是閩南語的八聲經過演變後，第二聲與第六聲合併，如今只剩七調。

語音變化的另外一種原因是元音縮合，即由於發音模糊等原因，在兩個獨立的詞中有大量音素脫落，逐漸縮短為同一詞內的兩個音節甚至兩個語音的現象，例如拉丁語 mea domina 後來變成了法語中的 madame 和美式英語中的 ma'am。

語言在文法層面也會發生變化，這些現象常常在詞或詞素脫落後，文法系統無意識地重組語言時發生，例如標準西班牙語利用屈折變化 -s 來標記動詞第二人稱，但一部分加勒比海西班牙語當中之 -s 脫落，導致它們只能前置人稱代詞 tú 來表示第二人稱，故西班牙語當中 ¿como te llamas? [ˈkomo te ˈjamas]（「你叫什麼名字？」）這一句子到了加勒比海地區就變成了 ¿como tú te llama? [ˈkomo tu te ˈjama]。由此可見細微的語音變化也會影響形態和文法。文法變化的另外一個常見原因，是特定話語模式的固化，即文法化，如熟語的形成等，例如英語中 going to 由「去」的含義，轉變成「將要」的意思(如 I'm gonna)，而在某些英語方言內，這種變化是非常徹底的。

語言變化可能會受到其內部因素推動，例如特定語音在難以聽辨或發音的情況下，容易促使語音改變，或者通過成體系的變化，使一些罕見的語言結構常態化。語言變化的另一類因素則是社會性的，例如當某些發音代表了特定群體、社會階層或意識形態集團的時候，希望進入這些群體的人就會模仿、採用那些發音，於是在客觀上就發生了語音變化，由此可知身份構建和政治議題也會對語言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語言的發展

語言習得的先天與後天的觀點

根據習得語言的順序與方式，將其分為以下三種觀點:

1.先天習得觀點（nativist theory）

以諾姆·杭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為代表人物的一些語言學家認為人類的大腦中天生具有專門為了學習語言的內在機制，主張人類的腦部是為學習語言所特別構成的，稱為語言習得機構（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能使兒童分析他們聽到的語言，並抽取其中的文法規則，用以造出未曾說過或聽過的新句子。

在此種腦部結構下，小孩的語言建構方式並非被動等待外界強化與糾正，而是在大量搜集環境中語言資訊（聲音、語調、語法）後統整出語法規則，進而依照其脈絡發展出能造出全新的句子的能力。甚至有時成人亦以簡化語句的方式對小孩講話，小孩仍可以從中習得語法規律，而使其語言發展出複雜句。這個語言習得機構在兒童期（7歲以前）運作達到頂峰，之後便逐漸消退，所以語言學習在兒童期是敏感或關鍵的階段，過了兒童期之後，語言學習的效率便會急速下降。這項發展的特性，說明了在兒童期之後學習的第二種語言，其效果總不如在兒童期學習的語言好。

2.後天習得觀點（empiricist theory）

經驗主義者認為語言的獲得原則與其他與行為相似，都來自後天的學習，代表人物為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史金納。他認為人類是透過各種形式的學習經驗，如古典條件學習、操作條件學習、觀察模仿學習等歷程逐步累積語言能力，因此他強調教導與強化在兒童學習語言上的重要性。

在支持後天習得觀點的證據上，有一實驗發現，幼年時家庭（外在環境）對孩童的溝通字數語詞彙複雜度，會影響孩童長大後語言能力的變異。

研究細節：某研究針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進行兒童語言發展的追蹤，紀錄了十三個白領階級、二十六個藍領階級與六個貧困家庭的小孩，從10個月大3歲之間的每個月一小時的親子對話。結果發現在不同社經環境下成長的小孩，語言發展有極大的差異，在白領階級中長大的三歲小孩會講1100個字，藍領階級中的小孩會說750字，而在貧困家庭中長大的只會說500個字。研究者發現，這項語言發展的差異和其用語言溝通的相關經驗有密切關係，三種不同家庭環境的小孩聽到的字數多寡與詞彙複雜度有所不同，白領最豐富、藍領次之、貧困家庭最少。該研究顯示了三歲前幼兒期的語言互動經驗，可以解釋小孩十歲時語言能力變異的61%，甚至與成長後的溝通能力有關。

3.相互作用觀點（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先天或後天習得觀點分別從遺傳和環境兩個極端解釋兒童語言發展，在這兩者之間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認為兒童語言發展是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的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相互作用論的語言學習模式認為，兒童語言發展受許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認知的因素、社會的因素都會影響兒童語言的發展。同樣，兒童的語言發展又反過來影響認知能力和社會能力的發展。有一個研究支持此觀點：嬰兒在半歲之前，通常具有分辨母語和外語個語言的音素，但到了一歲時，就只能分辨母語的音素，例如日本幼兒六個月前能分辨英語 R 與 L 兩個音素，但這能力到一歲時就明顯下降了。

觀點	相關說明	兒童語言建構
先天習得觀點	認為人類的大腦中天生具有專門為了學習語言的內在機制，主張人類的腦部是為學習語言所特別構成的，稱為語言習得機構。	小孩的語言建構方式並非被動等待外界強化與糾正，而是在大量搜集環境中語言資訊（聲音、語調、語法）後統整出語法規則，進而依照其脈絡發展出能造出全新的句子的能力。
後天習得觀點	語言的獲得原則與其他與行為相似，都來自後天的學習。	幼年時家庭（外在環境）對孩童的溝通字數語詞彙複雜度，會影響孩童長大後語言能力的變異。
相互作用觀點	兒童語言發展是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的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	兒童語言發展受許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認知的因素、社會的因素都會影響兒童語言的發展。

語言發展過程

初生的嬰兒即有分辨某些語言的能力，例如在英語國家，兩三個月大的嬰兒可以分辨出有聲(B，G)音素與無聲(P，K)音素的不同。嬰兒和語言互動的經驗，隨着年歲增長而逐漸增加。大人對嬰兒互動的話語具有一些特色，通常是短句、吐字清楚、片語有明顯間斷，同時使用帶有情緒的高聲調話語。嬰幼兒在尚未能正式使用語言之前，可能就有說話的意圖。他們從發出「咕咕聲」開始，然後六至十個月就可以發出許多牙牙學語的語音，一歲左右這些語音接近母語的語音系統。嬰幼兒大約在一歲時會說出詞彙，在許多語言中「mama」、「 dada」常是嬰幼兒最早發出的有社會意義的聲音。

嬰幼兒兩歲開始會用字詞，例如用「沒了」來指涉目前看不到的事物。臺灣的小孩通常在兩歲時可以說出200個字，三歲說出570個字。他們在開始學習對應字詞的意思時，會出現「過度引申」(over-extension )或「引申不足」 (under-extension) 的現象。前者如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年輕男性的相片都會叫「爸爸」；後者如小孩稱呼家中養的狗叫「狗狗」，但是在公園看到的狗卻不認為是「狗狗」。這兩種現象都來自於不瞭解該字的關鍵意義，過度放大或縮減詞彙的使用範圍，以致於錯誤的選用詞彙。

幼兒約七個月大時，就對語言中的文法規則性有所覺察；約兩歲時有雙字詞的句子出現 , 此時語言類似電報語言，但這其中仍然蘊藏了邏輯思維及時間關係，例如小孩會「丟球，沒了。」到三歲時，英語國家的孩童會發展出主詞一動詞一受詞結構,可以把字或符號填入文法正確的句子中。

在母語學習的過程中，成人很少刻意教導小孩文法規則，但小孩到了四歲時，就能夠將體會到的文法規則應用到詞彙與句子中。當孩童開始學習詞語各種語法上的變化時，是將規則與不規則的變化（例如英文動詞的過去式或名詞的多數）當成個別案例來學習，通常他們不會犯錯。但是一旦知道詞語的變化具有某種規則後，他們就會把規則應用到不規則變化的詞類上，這稱為過度規則化失誤（over-regularization errors）；隨後才會慢慢地修正。雖然華語語詞沒有動詞時態或名詞複數變化，但華語兒童也需要學習語詞的語法規則，例如華語中的量詞(如兩「個」人、三「張」紙）。「個」是兒童最早使用的量詞，因此在「個」的使用上也比輆容易出現過度規則化失誤，例如兩「個」小狗。有主題對話的用語約在五歲至九歲間發展，孩童此時會開始使用比喻，並瞭解某些語言在使用上的微妙之處，例如一語雙關。

語言的起源

據目前統計，世界範圍有多達6000多種的語言，但語言的起源依舊是「人類學界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心理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神經科學家、遺傳學家等應用各種方式去探究這一課題，衆多的假説可以根據其前提假設進行劃分成以下但不限於的主要兩大類：

連續性假説：認為語言不可能突然之間就形成，一定是由人類靈長類祖先的早期語言雛型演變而來。
非連續性假説：認為語言有着獨一無二的特徵，只能是在人類演化歷程中的某一時間點上相對突然地出現。

心理學家邁克爾·托馬塞洛認為語言並不是從靈長類的交流方式，而是從靈長類的某些可以通過認知能力控制的溝通方式中發展而來，這些方式更多是基於手勢而非發聲的。^[32] 而現今唯一一位支持非連續性假説的諾姆·杭士基認為語言不可能從猿類的叫聲中演變而來，因為語言是基於與任何動物溝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則之上進行定義的。^[33]杭士基如此回應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說：「在研究語言起源的很長歷史中，人們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從猿類的叫聲中演變而來。然而對我來說這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語言是基於與任何動物溝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則之上的」。而當問到如何解釋語言起源時，喬姆斯基的回答是我們無法知曉：「講一個神話故事的話，很久以前某些靈長類動物在到處閒逛，突然間，或許是在奇異的宇宙射線的輻射後，產生了一些隨機突變，它重組了靈長類大腦，並將一個語言器官植入其中」。他提醒說不應該僅僅按字面意思來理解他的故事，同時也堅持「和其他包括語言在內的與演化有關的神話故事相比，這可能更接近於事實」。最近，喬姆斯基甚至更進一步地指出，產生於某個個體的一個隨機突變，導致了語言在突然之間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現。

大多數學者則更傾向於連續性假說，但對於演變的過程他們各自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把語言能力看作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其中包括史迪芬·平克(Steven Arthur Pinker)在內，他們避免去研究靈長類中明確的語言雛型，而是簡單地認為「語言本能」是通過通常的方式漸進演化而來。另外有一些學者認為語言並不是從靈長類的交流、而是從靈長類的認知能力中演化而來，因此也更為複雜。而麥可·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學者則認為，語言是從靈長類的某些可以通過認知控制的溝通方式中發展而來，這些方式更多地是基於手勢而非發聲的。還有些支持發聲說的人把語言看作是發源於音樂。

思考

語言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於辨識方位、學習數字、回溯記憶等思考的能力，都不相同。近年來開始有經驗證據顯示這種因果關係，母語確實會影響人們對世上許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

美國認知科學家蕾拉・博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曾經做了個實驗：在澳洲北部約克角的西海岸，有個叫朋布羅（Pormpuraaw）的小型原住民部落，博洛迪斯基站在一名五歲小女孩旁邊，請她指出北方，她毫不猶豫地指出精確方位，經羅盤確認後發現完全正確。博洛迪斯基回到美國史丹福大學演講，向聽眾中的傑出學者提出相同要求，請他們指出北方，結果很多人都無法做到，胡亂指出了一個方向。在某個文化中成長的五歲女童可以輕易做到的事，在另一些文化中的科學家卻很難做到，這種認知能力的差異便是語言與思考交互影響的例子。朋布羅人使用庫克薩優里語（Kuuk Thaayorre），和英語不同之處在於沒有「左」和「右」這類相對的空間詞彙，他們用的是絕對的基本方向（東、西、南、北等）。英語當然也有絕對的基本方向詞彙，但只用在描述大空間尺度，例如英語母語者不會說：「他把前菜叉擺在主餐叉的東南邊，真是沒教養！」然而在庫克薩優里語中，絕對的基本方向用在描述各種尺度，例如「杯子在盤子的東南邊」、「站在瑪莉南邊的男孩是我哥哥」。在朋布羅，每個人必須隨時知道自己的方位，如此才能正確地表達。過去20年來，德國馬克士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的列文森及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哈維蘭做過一些開創性的研究，顯示仰賴絕對方向的語言使用者很擅長標定自己的方位，即使在陌生的野外或室內亦然，他們的方向感明顯勝過生活在相同環境但不使用這類語言的人。

我們的思考會影響說話的方式，但反之也成立。過去10年中，不少巧妙的實驗都證實，語言確實會影響人類的認知能力。研究發現，當說話方式改變，思考方式也出現變化，例如教人們學習新的色彩辭彙時，他們區辨色彩的能力會跟着改變，而人們學會以新的方式描述時間時，也會以新的方法思考時間。此外，語言對許多人類心智活動影響之深，遠超過科學家先前的預測。即使是簡單的區分顏色、計算螢幕上的點數，或在小房間內判定方位，人們都必須依賴語言。當人們的語言流暢表達能力受到限制時，比方要求受試者反覆唸一條有點難度的新聞，上述區分色彩、計算點數、判斷方位等簡單的小活動表現都會有差。這意味着語言的差異會對我們的心智活動造成廣泛的影響。科學家口中的「思考」，其實是由語言和非語言的歷程結合而成，也因此，語言在人類的思考過程中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

語言認知與文字使用的極限

人類智慧的表達：語言和文字

語言是人類智慧的表徵，而文字的寫作則是表達智慧的最高外顯技能。從古時到現在，文字的演變由圖形到一套表音或表意的符號系統，使人類的智慧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可以把記憶由腦中移到身體外而得以永存（科技的進步使永存的意義更為明顯）。語言的出現改變了大腦原有的面貌，因為語言與文字使人類有了新的溝通方式，既具備能體會別人想法的技能，也能操控各種理念，創造出新的想法，使人際關係與思想交流變得既複雜又微妙。現代的文書處理與網絡社交媒體的普及，已經在改變人們寫作的習慣。未來人類的想像力會有所不同嗎？不同的工具、不同的表現方式，會使人類由先天的認知能量的限制中走出來嗎？新的認知能量會不會再帶來前腦的擴展，這都是語言心理學家深感興趣的研究問題。

西方小說家語言文字使用極限的認知科學研究（鄭錦全院士）

根據客觀的評估，學識廣博的西方作家如奧斯汀、托爾斯泰的識字量，大約有20萬字以上，但他們在小說中所使用到的不同字卻出現了很明顯的極限。

台灣著名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鄭錦全，透過電腦程式的計算，精算出西方經典小說《理性與感性》的總字數是120735，其中不同的字只有4199個；名著《傲慢與偏見》的總字數是123270，不同的字有4146個；有趣的是傑克倫敦的小逆說《白牙》總字數雖只有32361，不同的字仍然是3431個。換言之，小說無論長短，內容多麼豐富，所能使用的字仍然有一定的認知限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研究的方向乃是在於使用方式上的極限，而非認知上的極限，且小說所使用的字詞類型很大程度上受限於所描寫之題材，如《傲慢與偏見》一書描繪的是十九世紀的愛情故事，其用字上便很難出現與其題材不相關的字眼。因此，在理解這個研究內容的同時也必須關注到題材對於字詞方面的限制性，而不能簡單地就將字詞數當作使用的極限加以看待。

華人作家語言文字使用極限的認知科學研究(曾志朗院士)

另一著名語言心理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以同樣的電腦程式，在實驗室檢視了華人都很熟悉的金庸武俠小說，發現《書劍恩仇錄》（約43萬字）、《射鵰英雄傳》（約75萬字）、《神鵰俠侶》（約80萬字）、《天龍八部》（約100萬字）、《鹿鼎記》（約99萬字），儘管五部小說的字數相差很大，但是所使用的不同的字大約都在4300多字左右。所以，即使聰明博學如金庸，仍然不能打破認知系統的先天限制。再看曹雪芹所寫的不朽巨著《紅樓夢》，前80回總字數496855，所使用的不同的字也只有4293。由此可見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在文字使用量上大多受到同樣的認知限制。

著名語言心理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的研究結果如下:
書名 / 總字數 / 不同的字 (字頻)
書劍恩仇錄/435313/ 3685
射鵰英雄傳/757561/ 4210
神鵰俠侶 /802426/ 4092
天龍八部 /1022633/ 4439
鹿鼎記 /994522/ 4163
紅樓夢前 /496855/ 4293
紅樓夢後 /234980/ 3217
紅樓夢 /731835/ 4501
史記 /533505/ 5122
風俗通 /34431/ 2716
桃花扇 /80121/ 3315
日知錄 /459357/ 5225
漢書 /742298/ 5833
三國志 /377807/ 4388
後漢書 /894020/ 6161

語言與「框架效應」(認知謬誤)

認知謬誤裏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 語言中的用詞若不一樣，即便描述的是同一個東西，也可能導致一個人朝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和行動，揭示了語言表達方式如何深刻影響我們的決策過程。

在一項由認知心理學家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與哈佛醫學院的研究團隊所進行的實驗中，顯示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字眼呈現，就足以讓人做出不一樣的決策與反應，而原因就在於人們會受字眼所聯接的情緒影響。實驗者告知被試（醫生）兩個治療肺癌的新方法（開刀和鐳射）的統計結果，開刀雖有五年的存活率，但短期來說，開刀是比鐳射危險的。

接着，實驗者把被試分成兩組，並向兩組展示兩種不同框架的開刀統計結果：

a.開刀後第一個月的存活率是90％。

b.開刀後第一個月的死亡率是10％。

需要事先留意的是，以上是將同一個統計結果以不同框架呈現，a用的字眼是「存活率90％」，b用的字眼則是「死亡率10％」，這兩者在邏輯上是相同的。但結果卻顯示，看了a的醫生組中，有高達84％的醫生選擇了開刀，而看了b的醫生組中，則只有50％的醫生選擇了開刀。

這一實驗不僅展示了語言框架如何影響決策，也反映了人們在面對相同信息時，如何根據其呈現的正面或負面框架做出反應：「存活」是一個好的字眼，醫生看到「存活率90％」會為提高生存率嘗試，這個框架產生了正面的情緒；而看到「死亡率10％」則讓人排斥，使這個框架產生負面情緒。

這種效應在市場營銷、政策制定和健康溝通等多個領域都有廣泛的應用，例如在營銷中，積極正面的信息框架通常更能吸引消費者；而在公共政策宣傳中，正確的信息框架可以有效地引導公眾行為。

進一步地，這種框架效應的背後是人類對風險的感知與處理機制。正面框架（如存活率）通常與樂觀相關，促使人們採取行動以實現最佳結果；相對地，負面框架（如死亡率）則觸發了人們的風險規避機制，使他們傾向於避免可能的壞結果。

然框架效應中也有一些研究上的挑戰，以下分述：

1. 可重製性問題：雖然框架效應已被廣泛研究且有多次實驗證實，但受某些因素影響，如不同文化背景或語言環境中的參與者可能對用字的敏感度不同，這將導致重製結果與預期有落差，產生異質性。

2. 個體差異：上述以哈佛醫學院團隊進行研究，然除了用詞有落差，實際上受試者可能也有個體上的差異，如聽到存活率高的醫生本就對於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即便用字沒有改變，他仍然會選擇開刀，框架效應的強弱會受此因素影響。

跨文化研究

語言與思考的本土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面向，分別為「認知」、「語言」與「思考與推理」。在認知與思考的部分，大多承襲自國外研究；而在語言的部分，相較於國外研究着重於拼音字母如英文的研究，本土研究則會以研究中文的語言學為主。

認知

在認知的領域中，林清山（1989）對於認知歷程是否因習慣化而縮短進行研究，發現高度練習而習慣化的認知技能的反應時間較快，可以節省不少時間處理其他並行發生的認知歴程，因此我們課將習慣化稱爲自動化的基礎^[61]。

許家驊（2011）則藉由不同歷程導向設計及學習策略中介教導動態評量設計，對於潛能開展效益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歷程導向設計」及「後設及認知與歸因策略教導」具有最佳之整合潛能開展效益^[62]。

吳昭容、徐千惠（2010）要求兒童在一維的重複樣式上找出最小的重複單位，以及進行顏色分類的作業。在一維的重複樣式上操弄元素特性（容易辨識與否）和題型（單位內有無重複元素的結構）兩個自變項^[63]。研究發現 5、6 歲的兒童已具備尋找單位時的程序性知識，並且若能將元素簡單編碼，將增加留在工作記憶中的機率，提高與其他元素共同組合成單位的能力，進而發現重複單位的機會，而單位內有重複元素的結構又會較沒有重複元素的結構來的困難。而對於 8 歲兒童進行的顏色分類的作業可以發現，有找重複單位經驗的兒童的正確率顯著高於沒有的找重複單位經驗的兒童，顯示兒童並非欠缺能力，而是解題策略使用捷思法所導致。

語言

語言失誤(Speech Errors)

語言失誤又稱口誤。周玉順（2009）根據語言生成理論，認為交流中話語夾帶語言失誤是真實的自然語言的體現。此種失誤規律，廣泛地存在日常交流中，但現今語言學界對語言失誤現象之規律及其解釋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

而在語言失誤當中，可以做以下的分類

**語言失誤的種類**
種類	定義	例子
增加	"增加不需要或錯誤的詞語"^[64]	Target: We Error: We and I
預料	"將下一段詞語與上一段詞語混用"^[64]	Target: reading list Error: leading list
混用	將兩個類似的詞語混合一起	Target: person/people Error: perple
刪除	將一部分語料移除^[64]	Target: unanimity of opinion Error: unamity of opinion
交換	將兩部分語料交換^[64]	Target: getting your nose remodeled Error: getting your model renosed
選擇錯誤	選擇錯誤的詞語^[65]	Target: tennis racquet Error: tennis bat
錯誤認知	將詞語的意義搞錯^[66]	Target: The flood damage was so bad they had to evacuate the city. Error: The flood damage was so bad they had to evaporate the city.
音位變換	將兩音節相互調換^[66]	Target: pus pocket Error: pos pucket
語素對換^[65]	將兩語素交換位置。	Target: He has already packed two trunks. Error: He has already packs two trunked.
語素錯位	語素為正確位置，但前面字詞錯誤。^[67]	Target: He has already packed two trunks. Error: He has already trunked two packs.
忽略	與刪除類似。	Target: She can't tell me. Error: She can tell me.
保留	將上一段詞語沿用到下一段詞語^[64]	Target: black boxes Error: black bloxes
殘餘言語錯誤	將較晚發展的發音發錯。^[4]	Target: The box is red. Error: The box is wed.
移位	某一段詞語消失移至他段。^[64]	Target: She decides to hit it. Error: She decide to hits it.
發生錯位	兩聲音位置錯誤。^[65]	Target: Night life [nait laif] Error: Knife light [naif lait]
首音互換	原指將英文詞彙中的兩個字詞之元音、輔音或語素調換之現象，產生的新字常有意義。	Target: I saw you light a fire. Error: I saw you fight a liar.
調換	將其他不相關詞語調換至目前之詞語中。^[64]	Target: Where is my tennis racquet? Error: Where is my tennis bat?
字詞對調	將兩完整詞語對調。	Target: I mus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house. Error: I must let the house out of the cat.

語言習得

傳統語言學觀點中，認為母語思維對外語學習只有負面影響，要熟悉掌握外語必須用外語思維。然學者朱紅梅（2004）^[68]提出，母語思維對外語習得既存正面影響，也存在負面影響，並從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入手闡述了母語思維對外語習得的影響。對於以母語思維學習外語的例子有著名的右腦圖像記憶法，然此種學習方法遭受到許多人批評，風傳媒有一文指出，右腦圖像記憶法可能造成外語發音不標準、學習效率低落、未習得單字的正確使用情境等，都是此種學習方法可能受到的挑戰。

馬菊清（2005）^[69] 認為語意的發展為對於兒童語言習得影響較大，研究卻相對較少的一個領域。其通過兒童在詞語習得過程及話語構建中，語意發展規律的研究，闡釋了語意發展影響着兒童語言自身的發展和語言之外更廣泛領域的重大意義，並探討了解規律對母語教學和外語教學的啟示。

李俏（2008）^[70] 在認知心理學和語言習得的研究成果啟發了外語教學，為外語教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檢驗標準。現代認知心理學着重於認知主體是怎樣來認知客體信息的研究，其理論由認知結構論、信息加工論發展到建構主義。基於認知心理學原理，外語習得是一個不斷通過運用策略來理解和輸出外語的心理過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意義，即語言輸入與學習者語言知識之間的關系、學習者二語知識的表徵以及學習者的二語知識與其語言輸出之間的關係。

語言學習發展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簡略分為兩種：先天論與環境論

先天論

此派認為語言發展是由於天賦的語言能力。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只要身處在豐富的語言環境即可自然習得。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簡稱LAD）是由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語言習得理論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根據喬姆斯基的說法，人類天生就具有一種內在的語言習得機制，即LAD，它是一種生物學機制，允許人類在接觸語言的過程中快速、自然地學習和掌握語言。LAD被認為是一種認知能力，存在於大腦中的特定區域，負責處理和分析語言結構，並將其轉化為可理解和使用的知識。以語言學家史蒂芬・克拉申(Krashen)的監控模式(monitor model)為代表。克拉申^[71]的理論包含五個假設：

習得與學習假設	將習得與學習明確區分：習得(acquisition)為下意識過程，特徵為其是自然的(natural)、直覺的(intuitive)且近於潛意識(subconscious)的過程，例如小時候學習母語。學習(learning)為意識過程，特徵為有意識的(conscious)反覆練習、背誦、記。例如學校、補習班的文法、單字課。
自然順序假設	指不論學習者的年紀大小，語言的學習及知識的成長有一定順序，有些較早學到、有些則較慢。
監控假設	此假設與第一項「自然順序假設」息息相關，即學習的結果會修正及監控學習知識的產物。也就是說學習是扮演監控角色，糾正說話者的錯誤。
輸入假設	此為克拉申的核心思想，指語言學習是透過外在語言的輸入，倚賴情境的線索、輸入的可理解度，教學者必須因材施教才能針對學習發揮最大效用。
情感及心理假設	指學習者的情感與心理狀況，可能是語言學習的阻力（內向退縮者較難學），亦可能是助力（心胸開放者容易學）

（曾月紅，2000﹔張湘君，1999）^[72]^[73]。

環境論

此派認為環境和學習對語言獲得有決定性的影響。主張人可藉由行為論主義的模仿、增強或是社會學習論強調之與成人互動等方式來學習語言，並以語言學家舒曼(Schumann)的文化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為代表。舒曼^[74] 認為語言的習得是外在因素的影響，取決於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及心理距離，簡而言之，若幼兒對英語有很大的社會或心理距離感，則可能會造成學習英語的遲緩或障礙。舒曼提出可能的社會因素，包括：

兩種語言的權力是否平等（中文與美語是否對等）
有無同化需求（移民定居，融入社群）
資源是否平等共享（對待移民者是否公平）
是否為少數族群（中文是美國社會的少數）
雙方是否互相肯定（認同彼此的優點）
文化差異（尊重彼此的文化）
停留時間長短等

以及可能的心理因素，包括：

語言障礙（字詞彙不足、語用差異）
文化障礙（瞭解不深、觀念不同）
動機（為何要學英語）
個人形象維護等（曾月紅，2000：靳洪剛，1994）^[75] ^[76]

此外，處於一個多元語言的社會環境也會影響一個人學習母語以外的語言。在一個多元語言的社會下只能夠使用母語進行溝通是行不通的，這導致人必須學習當地社會的共同語言以解決最基本的溝通問題。再者，在每日能夠高頻率的聽到外語的情況下也讓人掌握第二外語的難度下降了許多，且不會陷入第二外語無處可用的問題。

影響習得第二語言的因素

根據文獻，影響兒童習得的可能因素歸納如下(Ellis, 1994)^[77]。

個人內在因素：

（一）年齡

第二語言的獲得率(rate of acquisition)：成人有較高的語言獲得率，尤其在文法能力上。但若年幼者具備足夠的語言接觸，也能追趕上成人的能力。此外雖有研究顯示成人在文法能力上可能會有優勢，但兒童在發音和口音方面可能表現更好。
精通度(proficiency)：在非正式情境以及有足夠的接觸下，兒童較大人能得到第二語言道地的口音。但如果兒童仍舊維持母語的說話方式，則無法習得道地的發音。
學習成就(achievement)：文法的發展尚晚於發音，所以對兒童而言較為有利，可是成人也能達到說話與書寫方面的成就。
過程(process)：文法的學習過程複雜，不因年幼而較有成效。發音的學習過程則有利於年幼的兒童。

綜合來說，年齡對於第二語言學習，並非佔必要的角色。雖然兒童在年齡上有其優勢(成人覺察力會衰退、腦邊側化與皮質成熟後，成人失去學習彈性、兒童較不受溝通焦慮影響、成人仰賴歸納學習，兒童有先天的語言獲得機制、兒童接受的輸入會比成人簡易等)，然而即使是晚起步的兒童或成人，若有足夠的接觸與自身的努力，依舊能有不錯的成效，所以年齡不會造成關鍵性的影響。

（二）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

包括學習動機、態度、與使用目標語言的社區連結，以及學習者的個性。學習焦慮的產生，來自於表現不佳、對溝通的恐懼、考試的壓力、害怕負面評價等。然而情感狀態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有好有壞，有可能造成學習者退縮、逃避，也可能促使學習者努力進取，必須視焦慮程度、個人心態及所處情境而定。客觀而言，由內在動機所產生的學習動力可以對兒童的學習較有幫助。

（三）認知特徵

包括語言能力^[78]、溝通技巧^[79]和認知風格 ( Rao, 2016 )，被視為一個人透過智力和感知所發展的活動。

語言能力、溝通技巧和認知風格都是影響語言學習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優勢和挑戰，這些因素會影響他們在語言學習中的表現。

（四）個性

個性常區分為內向與外向者，外向者較積極參與口語活動或溝通，內向者則較為被動、消極。

不過將個性僅僅區分為外向和內向的觀點有點過於簡化，因人的個性是極為複雜的，涵蓋了許多不同的特質和特徵。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個性與第二語言習得之間的關係，並將其與五大性格人格（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5]或九型人格（Enneagram） [6]特質聯繫起來。然而，我們必須注意，並沒有一種分類方法能真正區分不同人的性格，無論是五大性格特質抑或是九型人格都有其被限制之處。

五大性格人格特質包括：

開放性（Openness）：指個人對新奇事物和新觀點的接受程度。開放性高的人通常對於新的語言和文化有更大的好奇心，更願意接受新的語言挑戰和體驗。
盡責性（Conscientiousness）：指個人的組織能力、負責任的態度和自律程度。具有高度盡責性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制定學習計劃、堅持學習、並保持積極的學習態度。
外向性（Extraversion）：除了在社交方面積極參與之外，外向性也可以表現為對於言語交流和社交互動的積極性。外向的人可能更喜歡參與口語活動，並且更有可能與他人交流。
親和性（Agreeableness）：指個人與他人相處的友善程度和合作性。親和性高的人可能更容易與他人合作學習，更能建立良好的語言學習環境。
神經質（Neuroticism）：指個人情緒穩定性和對壓力的反應方式。具有低神經質的人可能更容易應對語言學習中的壓力和挑戰。

九型人格特質包括：

人格類型	主要特質	對語言學習的反應評估
理想崇高者、完美主義者（The Reformer）	追求完美、改進、捍衛原則、秩序大使、正確主義、需要不斷自我改進	之所以學習語言，可能是出於責任感或不斷自我改進的性格。
古道熱腸者、熱心助人者（The Helper）	成就他人、助人、博愛、愛心大使、服務他人、需要被肯定	可能是出於想尋得他人的認同，或相信學習語言可幫助別人而學。他們可能需要很多教師的讚美和支持，才會覺得自己有充份善用此學習經驗。
成就追求者、成就至上者（The Achiever）	角色主義、實踐型、需要他人的敬重、有效率	喜歡成功，因此積極學習，大概會是課堂中表現最好的。
個人風格者、浪漫悲憫者、藝術型（The Individualist）	浪漫、自我、多感、給予支持、情緒起伏較明顯	可能需要比較多時間才能適應新的課堂環境，但對於學習作業可能會有許多創新點子，樂於支持同學。
博學多聞者、格物致知型（The Investigator）	觀察、思考、理智、傲慢、孤僻、獨立	喜歡單獨學習，可能會覺得某些課堂活動浪費時間，特別是反覆性高的活動。
謹慎忠誠者（The Loyalist）	負責任、謹慎、有戒心、焦慮、需要安全感	需要許多支持，也樂於支持別人。他們對新文化很有可能抱着懷疑的態度，可能會測試、了解新學習環境及其安全度。
勇於嘗新者、享樂主義者（The Enthusiast）	開創可能、活躍、享樂主義、不可靠、不喜痛苦	精力旺盛，但在面對冗長枯燥的作業時，精力很快會燃燒殆盡。
力量的強者（The Challenger）	挑戰者、權威、指揮、好鬥、跋扈、需要感受到自己堅強獨立並對世界有貢獻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戒心，但課堂表現很好。他們可能溫和有禮，但需要感覺自己有被充份授權，不是任人擺佈。
嚮往和平者、和平主義者（The Peacemaker）	和諧忘我、和諧、平淡、消極對抗、心不在焉、不喜衝突	看似平靜、對新環境適應良好，但私底下有可能筋疲力盡。他們可能會不參與有意見分歧、吵架、喧譁的團體活動。

^[80]^[81]

（五）學習策略

策略的運用反映第二語言的發展階段，進階的學習者較有後設認知策略。成功的學習者也較會使用策略，能同時注意語言形式與意義，並能隨意轉換。他們能彈性調整策略，以因應不同情況，也能說出自己使用何種策略。不同年紀使用的策略會有所不同，年幼的兒童較需要運用社會與互動策略。

（六）母語的遷移

就行為論的觀點而言，學習是經由類比(analogy)而非分析(analyze)的方式，所以母語會阻礙第二語言的學習，比如前攝抑制(先前的學習干擾新的學習)。如果兩種語言相似度高的話，會形成正遷移，反之則否。持相同看法的對比分析理論(Contrastive Analysis)，也強調比較各語言的語音、語彙與語法，進而找出兩種語言間的異同。

就認知論而言，母語反而是語言發展的資源。創造性結構論(Creative Construction)與共同語法論(Universal Grammar)皆認為母語不會干擾第二語言學習。前者提出語言獲得主要由腦中的普遍認知系統控制，是決定第二語言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後者提出人類有共有的語言能力或規則，共同語法包含不同的語言限制規則，因而產生各種不同的語言。不論母語在第二語言學習上扮演的是抑制或輔助的角色，不可諱言的是，母語在第二語言學習上，的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的研究，也傾向於認知取向提出的母語之正面影響。

以上這些個人內在因素，對幼兒的第二語言獲得/學習，有着或高或低、有正有負的影響。

外在環境因素：

（一）社會背景

由文化、社會、政治、地理、歷史、宗教、語言學和經濟方面組成，可以理解為學生經常互動的空間，是學習者重要的一部分。這些方面的身分結合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學習者對目標語言的感知以及學習的行為。

（二）家庭

家庭社經背景的高低影響幼兒的語言學習，高社經地位的兒童，因父母提供之文化刺激與輔助較充足，所以成效較佳。

（三）學校

包括教材、教學方法、教師的性別、個人特質與專業能力等，符合專業素養、趣味、以兒童為中心、具備真實性與生活化、有意義且實用的教學，有助於提昇教學成效與學習興趣。此外，教師提供的輸入與師生互動佔外在(學校)因素相當重要的地位。輸入對第二語言獲得的影響在於: 輸入的次數與輸入的正確度，與文法有正相關；可理解的輸入包括說話率與訊息量，有助於字彙的學習；可理解的輸出(需符合簡要、一致、適當)益於文法的發展，所以教師會要求學習者澄清或修飾說話內容等。

（四）同儕

幼兒處於易受同儕影響的階段，所以同儕對英語的態度等會影響幼兒本身的看法。Chambers & Trudgill(1980)^[82]指出，年幼者易受同儕壓力影響，長大後較不會(Ellis, 1994)。若同儕對英語的學習態度是接納、不排斥，其他幼兒便會跟進。

學習過程

這個過程受學習者的獨特性和學習條件而有所不同，包括學生從接受教學開始，到達成目標語言之能力後所發展的應用策略、技術建立與心理狀態。例如在母語習得過程中，當學習者將新的語言系統內化時，會經歷許多連續的學習階段，最終能正確地使用語言以獲得足夠的語言能力，面對真實的社交情況(Oxford, 2016; Selinker, 1972^[83])。而在學習外語或第二語言的過程中經常會產生語言差誤，透過母語及「目的語」之間的對比或對照分析(contrastive study)得以預測並解釋語誤的來源。此類語誤分析(error analysis)主要將語言失誤分成兩類：

語際差誤(Interlingual error)：也稱「母語干擾誤差」，由母語的干擾引起
語內誤差(Intralingual error)：也稱「非母語干擾性差誤」，係由對「目的語」學習不足、理解有誤而引起

中介語(Interlanguage)即是在語誤分析的研究中發展而成，並為其理論基礎。「中介語」一詞是由拉里·塞林克(Larry Selinker) 創造，指學生從母語至習得第二語言的期間，經歷的一系列「語言過渡期」裏，所產生的「語言」，被定義為學習者和自己的語言系統。中介語擁有一套連貫的規則，也因為易受到母語的干擾，而經常出現語言學習者「偏誤」。不過好處是，這樣的犯錯模式能幫助教師預測學生可能會犯的錯誤。塞林格在1972年的一篇論文中認為，影響中介語的因素主要有五個:

語際遷移(language transfer)：在第二語言習得中，學習者傾向於將母語的音韻、句法和語義轉移到第二語言的學習中。當兩種語言結構之間的差異導致第二語言學習發生系統性的錯誤或僵化時，就會發生「負遷移」（或稱干擾）。當兩種語言之間的相似區域促進學習時，即為「正遷移」。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指語言學習者有意識地採用的過程和動作，以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學習或使用語言。
交際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非母語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由於缺乏語言資源，經常會遇到交流問題。交際策略是學習者用來克服這些問題的方法，為了達到有效溝通，會主動避開生難詞彙，或不經意使用固定的句型，以較迂迴的方式傳達其預期含義。使用的策略可能包括釋義、替換、創造新單詞等。
訓練遷移(transfer of training): 將新獲得的知識應用於新情境或其他領域的過程。
過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描述在需要例外而不是規則的情況下，依然應用語言規則的行為，例如在所有英文動詞後方一律加上-ed來表示過去式。

師生關係

根據Patall （2013）, 師生關係是語言教學和語言學習的重要變因，老師的積極程度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課堂參與、學術動機以及學習自信^[84]。教師有責任培養學生的積極性並激勵他們，共同創造積極的學習方法及模式；他們的行為與學生的動機和表現完全呈正相關。當教師在課堂上與學生相互的支持與鼓勵，長此以往便能擁有建設性關係，逐漸營造出良好的課堂氛圍，從而改善學習，並滿足學習者的情感和學業期望。這種親密關係能增強學生的信心和動力，也減輕他們的壓力，讓他們可以完全專注於課程。然而根據Henry (2018)的研究[7]，這種正面師生關係對於學生學習語言的激勵作用，可以分作兩個階段。在語言學習的初期，師生正向的接觸帶給學生的效果是立即的，並且反映在後者的參與以及積極度上。而隨着語言學習進到後半段，師生的接觸對學生的學習行為的影響則不再這麼顯著。

第二語言和第一語言在學習上的比較

學習第二語言與學習第一語言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講話時會受母語影響，犯下一些錯誤，這種情況稱為「語言移轉」。例如，說西班牙語的人在學習英語時可能會說「Is raining」（省略了句子的主語）而不是「It Is raining」。另外，當人們學習第二語言時，他們說第一語言的方式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包括發音、語法、手勢等等。例如，說英語的人在開始學習韓語或日語後，他們的英語發音和英語元音都有所改變。

使用不同的語言會表現出不同的個性

在第一與第二語言的使用上，大多數雙語（bilingual）和多語（multilingual）的使用者在使用不同語言時會有不同的情緒變化與個性，有拉丁語／美語雙語者表示：當他在說英文時，他感到憋扭、害羞，從而無法正確且快速的組織句子，而當他說拉丁語時他會變得比較開朗、機靈也變得比較友善、外向。也有俄語／英語雙語者提到：在說俄語時，他覺得自己比較紳士，但是說英語時會覺得自己比較無禮、強勢、「更像商人」。還有英語／希臘語雙語者說自己在說英語時比較放鬆，對待他人也更有禮貌，總是把「請」、「不好意思」掛在嘴邊，而在說希臘語時語速會提升，更焦慮且較為無禮等。^[85]

Michael Harris, Bond和Sylvia Xiaohua, Chen於201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是關於第二語言的使用是否會影響個性，他們找來了幾位廣東話／英語的雙語者，當中有白人雙語者與香港雙語者，並要求他們用不同語言交互進行交談後，再請他們評價自己在對話時自己的外向程度、開放程度與自信程度^[86]，結果如下：


程度	對象／語言	評分
外向程度	白人／英語	3.54
	白人／廣東話	3.65
	香港人／英語	3.41
	香港人／廣東話	3.06
開放程度	白人／英語	3.60
	白人／廣東話	3.67
	香港人／英語	3.58
	香港人／廣東話	3.21
自信程度	白人／英語	4.06
	白人／廣東話	4.12
	香港人／英語	3.87
	香港人／廣東話	3.47

有趣的是，不論是白人或香港人，當人們在說非第一語言時，自身的外向程度、開放程度和自信程度相較之下，都比在說第一語言時高。研究者認為當人們在說第二語言時，會「汲取」該語言發源的文化，而在這個過程中，說話者的情緒、個性也會一併被改變，來去更貼近的融入當地文化。也有可能是肇因於說話對象的不同，在跟個性不同的人講話時，我們會不自覺表現出不一樣的個性，舉例而言，會和你用英語對話的通常也是英語母語者，而在我們的認知裏，這些人普遍都具有某一種傾向與特質，像是開放或外向，因此，我們也不自覺地在溝通中略為改變自身的個性。

不過就此實驗而言，上述的說法存在一些限制，像是若我們普遍認為英語相較廣東話更有開放與外向的文化脈絡，那為何就表格而言，白人雙語者在說廣東話時的自信程度會較說英語時高?

另一種可能的原因是，學習第二外語對我們而言是具有成就感的事情，類似於某一種技能或才藝，就像我們彈結他，彈鋼琴時會有成就感一樣，我們在說外語時就像在表現某種才藝。

語言的腦側化

從神經結構層面分析，能得出語言具側化的性質，左腦半球為語言優勢腦半球，對語言處理較敏感（與右半球相比），這個性質稱為腦側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語言的腦傷研究：

法國神經學者布洛卡（Paul P. Broca）是一位19世紀的醫生和神經科學家，他對大腦語言功能區域的研究具有開創性意義。布洛卡在1861年遇到了一位名叫勒博涅（Louis Victor Leborgne）的病人，這位病人在生前出現了嚴重的語言表達問題，無法說出完整的句子，只能發出單一音節「tan」。布洛卡在病人去世後進行解剖，發現勒博涅的左腦半球額葉下部有一個明顯的損傷區域。基於這一發現，布洛卡提出這個區域（後來被稱為布洛卡區）是負責語言表達的關鍵部位。這一發現是語言神經科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因為它首次提供了語言功能與特定大腦區域之間關聯的實證。

另一位著名的神經學者威尼克（Carl Wernicke）則是在布洛卡之後不久進行相關研究。他於1874年報道了一個病例，該病人能夠流利地說話，但所表達的內容卻毫無邏輯且沒有意義。威尼克通過病人的死後解剖，發現其左腦半球顳葉後部出現損傷。威尼克由此推斷，這個區域應該負責語言的理解和組織工作。這一區域後來被稱為威尼克區（Wernicke's area）。威尼克的研究進一步完善了人們對語言功能在大腦中分佈的理解，表明語言處理涉及不同的腦區，這些腦區各自承擔特定的語言功能。

布洛卡區和威尼克區的發現為語言處理的神經機制提供了關鍵的證據，並且這些研究對現代神經科學和臨床神經心理學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些早期的研究奠定了腦功能局部化理論的基礎，成為後來大腦功能圖譜研究的重要依據。

分腦研究：

其研究是將胼胝體切除，此方法雖能夠治療癲癇患者某半球大腦異常放電干擾到另一半球的問題，卻也導致兩腦半球訊息無法互相交換傳遞，也就是左右腦無法溝通，這種狀況可稱為「腦割裂(split-brain)」。美國學者史培里及葛詹尼迦針對受過分腦手術的患者，呈現一張組合臉，左半邊為中年婦女，右半邊為小男孩，利用實驗器材讓左半邊僅受左邊視野接收，右半邊僅讓右半邊視野接收，當患者被要求敘述所看見的臉孔時（此時運用語言），其回答為小男孩，然要求患者只從數張圖片中挑出看見的臉孔時（此時運用認知），患者僅挑出中年婦女。

另外，若使腦割裂患者在雙眼看不見下用單手摸物體，左手摸物體時能知道這是什麼也能夠運用，但就是無法說出叫什麼。舉筆為例，用左手摸的時候因連接右半球，則可以知道這是用來寫的東西，卻無法說出所摸到的細長物為「筆」，也就是無法叫出物體的名字。只有右手摸物體的時候，因為連接左腦，才可以叫出物體的名字。由此可知，左腦半球是負責語言功能，右腦半球是負責物件空間組合的訊息處理，但因為切除胼胝體這個連接左右腦的重要橋樑，則會導致在某些況下的異常狀況。

腦側化的語言性質：

雖從分腦研究及腦傷研究都指出左腦半球負責語言功能，然透過腦造影及腦電波觀察活腦運作，可知左右腦半球其實都參與語言活動，只是着重性質向度有所差異。甚至可以說，右腦其實具有潛在的語言能力，而且在早期語言學習扮演重要角色。右腦的潛在語言學習力會隨着年齡增長與大腦分側化的程度而衰減，在某些經過半球切除術(hemispherectomy)的兒童案例中，具語言區的左腦被切除後，雖會經歷短暫的失語症，卻終能重新獲得與正常兒童幾乎無法區分的語言系統，即是右腦承擔起了語言的工作。

另外，經歷右腦半球切除的小孩，在牙牙學語時或詞彙學習上會有延遲或損傷，且很多在兩歲以前經歷右腦半球切除的小孩，即使仍具有左腦，卻依然無法發展語言能力。這些例子，都可以見得右腦在語言學習上也具有相當的作用。

左右腦半球負責的語言功能
層次	左腦半球	右腦半球
語言	一般的音素處理	聲調(tone)及韻律(prosody)
字詞	熟悉的語言材料	新奇的語言材料
句子	處理語法	處理隱喻(metaphor)

腦側化與性別：

在車禍的臨床案例中，當左腦損傷時，男性的語言能力損傷會較女性嚴重，由此可推論，女性的右腦半球彌補了左腦半球的功能損失，男性則無此補償機制。綜合上述證據，男性的語言腦側化較集中在左腦半球，女性的語言腦側化則較不明顯。

拉吉妮的團隊發現^[87]，相比女性，男性大腦裏「前後」的連接更多：左、右腦內部，前部和後部之間，以及各功能區內部的連接要比女性多很多，整體連接模式也更顯得以區塊為主。但小腦卻正相反，左右之間的連接較多。這種連接模式讓男人們得以更好地將決策和行為掛鈎，能更「男人」地進行協商與合作，對空間方位的感覺也較強——這也可以解釋男人們為何鍾情政治和軍事，具有優秀的方向感和行動力。同時，區塊化的連接表示著男人們能夠更專心專注地使用某些腦部分區，因為這些腦部分區很少受到其它部位的干擾。

相對的，女性則有更多的「左右」連接：左右腦之間和各腦部分區之間的連接都比男性要多，這些連接讓女性們更如魚得水地「一心多用」，打電話塗指甲一樣都不誤。此外，負責倫理和社會責任的前額葉在女人的大腦中與其他部位有着更多的連接，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女性總愛把事情「無限上綱」（像是動不動就說「你是不是不愛我了！」）。左右腦之間的緊密聯繫則整合了她們的直覺和邏輯分析，因而女性們常常更加擅長語言情感的表達和社交八卦，也難免更加感性——所以不要怪女人說起話來沒完沒了，她們只是思維廣一些而已。然而，在小腦處，女性的神經連接則是「前後」多於「左右」。

※Sex differences in handedness, asymmetry of the planum temporale and functional language lateralization這項綜述研究對26項功能性腦成像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在語言處理上的腦側化並無顯著差異。這表明，性別對語言處理的影響可能並不像之前認為的那麼明顯

性別	人體構造	腦區活動	語言測驗	空間能力
男性	胼胝體在左右腦半球連結較少	集中在左半球	較差	較優
女性	胼胝體在左右腦半球連結較多	分佈在左右半球	較優	較差

語言教學法種類

文法翻譯法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GTM）

為最傳統的教學方法，將學習語言視為一門熟記單字、構詞、句法等文法規則後，練習將標的語與母語雙向翻譯的學問。教學者以學生的母語教學，授課內容與進度以文法和字彙之難易度為原則，特別着重字彙與文法的訓練。字彙通常以閱讀文章中常出現的書面詞語為主，輔以母語的翻譯詞，文法規則也會詳細列出，然後給予大量的文法練習（例如填充題、選擇題、造句或是文法的測驗），最後再加上母語、標的語的翻譯訓練，學生會需要死記語法規則。此教學法着重於閱讀和書寫，讓學生不斷做練習題去精熟文法、字彙、詞彙，對聽與說則較不重視。其教學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夠自如地應用目標語言 (任何第二語言) 和母語，而且能夠推動學生的普通智力發育。

直接教學法 Direct Method（DM）

語言學家從觀察幼兒學習母語的過程得知，幼兒會透過情境（context）所提供的背景資訊來瞭解句意，並運用其所記得之句型來開口講話。這種「自然而然」習得母語的現象讓許多語言學家相信，人類也可以像學母語一般，透過教學者直接使用標的語（target language）的教學方式，自然而然地習得語言。直接教學法的目標是訓練學生直接以第二語言思考，並流利地以此語言進行溝通。若學習中碰到新的字彙或句型，教師不會直接以翻譯說明，而是利用教具輔助說明、引導學生運用已知事物推斷聯想，透過上下文的關聯，進而推得出正確意義。

聽說教學法 Audiolingual Method（ALM）

着重短期目標，旨在加強聽力、訓練正確的發音、認識發音符號；長期目標則是使學生能流利地使用第二語言。與直接教學法相似，兩者皆避免使用學生母語講解生詞文法，而直接用標的語教學。聽說教學法在心理學上的根據以行為主義為主，而行為主義的中心主張之一即是刺激－反應及增強理論：如果做得對，就獲得正向的回饋，例如獎品；如果做錯了，就得到負向的回饋，例如懲罰。重複這樣的過程，久而久之，學習者就會習慣成自然，「學會了」該行為。因此在聽說教學法的課堂上，學生需重複練習教師呈現的正確語法結構，直到反射性地使用該結構，這使得他們鮮有自己輸出話語的機會，因為教師要的往往是某種特定且正確的回應，才能給予學生正向的回饋，達到「增強」的效果。換言之，聽說教學法並不認為學生需要在語言課堂中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這與當代流行的溝通式教學法大相逕庭。

默示教學法 Silent Way（SW）

旨在培養學生初級的聽力和口語能力，加強發音、語調的正確性，並使學生學得實用的文法觀念。此教學法的特色在於強調「默示」，尊重學生有不靠教師即能自我解決語言問題的能力，並且讓學生在沒有競爭的環境中，樂於幫助別人解決語言問題。優點是具有人性化的原則，包括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給予學生鼓勵與支持。Caleb Gattegno 的學習理論內容有這麼一段：「學習者若能自己去察覺、發現、及創造，將遠比覆誦、熟背來得好。」普通的教學通常可分為講述模式（expository mode）和假設模式（hypothetical mode）。

講述模式中所有的教學內容、型態、進度全權由教師來掌控；
假設模式的教學則讓學生在實驗、摸索、嘗試中參與學習，加強了學習，也增進內在的自信與成就感。

Gattegno 認為默示教學法可以讓學習者獲得假設模式的上課效果。默示教學法還有另外兩項特色：一是使用輔助器具，如單字卡。二是使用實驗心理學中「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方法來進行語言教學。舉例來說，教師不再多遍地重述教學內容，而要求學生專心主動地去觀察、摸索出這個語言。

暗示感應教學法 Suggestopedia （STP）

此教學法是由保加利亞的一名精神科醫師 Georgi Lozanov 所創立。它的理論基礎源自於三個方面：精神科醫學中「非理智、非意識狀態對人之影響」的研究報告、以及意識狀態、專注力和韻律式呼吸的技巧、再加上蘇聯派心理學所強調「只要技巧操作得宜，程度不一的學生均可在相同的時間內學會標的物」的說法綜合而來。暗示感應教學法在執行上有以下四大要素：

權威（authority）：深具語言能力和自信心的老師可增進學生上課時的記憶力及專注力
幼兒化（infantization）：教師應讓學生感覺回溯到幼兒時專心、自動自發學習又有自信的時期
雙重影響（double‐planedness）：教師的人格特質、教導方式，乃至於教室內硬件之擺設、音樂的使用等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
類催眠效果（intonation, rhythm, and concert pseudo‐passiveness）：上課時應該變換語調、說話節奏，以避免枯燥，並使課程內容更富戲劇效果。其中，語調和節奏應該要搭配四分之四拍慢版的巴洛克音樂，以消除課堂上的緊張壓力，達到增進記憶力的效果。此外，上課內容的呈現方式也要按照音樂中的拍子來進行，因為 Lozanov 認為，音樂的節奏會影響心跳，而當心跳速率較慢時，心智意識運作的效率可以提升。其最主要目的在於，在短期內培養學生進階的字彙和會話能力。

肢體回應教學法 Total Physical Response（TPR）

肢體回應教學法是由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ames Asher 所創。他是一位後期的行為派學者，講求刺激、反應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承認情緒與學習是有關係的。這個教學法建立在四個基礎上：

心理學中記憶的「回溯理論」（trace theory）：記憶的聯想或回溯可藉由口頭覆誦或搭配手勢、肢體動作來協助達成
心理發展過程中，成人學習語言的歷程和幼兒有類似之處：小孩在尚未開口說話前，接觸的語言型態多以父母所說的命令句為主。所以 Asher 主張，成人學習語言也應從命令句(imperatives)開始學起。
情緒會影響學習效果，因此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應降低學習者的緊張壓力，才能增進學習效果
注重「理解理論」（Comprehension Approach, Winitz 1981），認為理解（comprehension）能力形成之後才會有表達（expression）能力。所以，在語言教學上必須先訓練聽力，在確定理解聽力後才能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情境教學法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SLT）

強調語言和真實情境之間的關係，認為語言是在情境當中學習得來的。學者們認為，「語言結構」和其使用的「時空情境」有密切的關連性，所以字彙和文法必須在合適的意義情境下進行介紹。文法方面不做直接的說明規範，而鼓勵學生能透過情境來「歸納」並「理解」出正確的意義與使用方法。其途徑包括：

1. 生活展現情境

即把學生帶入社會，帶入大自然，從生活中選取某一典型場景，作為學生觀察的客體，並以教師語言的描繪，鮮明地展現在學生眼前。

2. 實物演示情境

即以實物為中心，路設必要背景，構成一個整體，以演示某一特定情境。以實物演示情境時，應考慮到相應的背景，如「大海上的鯨」、「藍天上的燕子」、「藤上的葫蘆」等，都可通過背景，激起學生廣遠的聯想。

3. 圖畫再現情境

圖畫是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用圖畫再現課文情境，實際上就是把課文內容形象化。課文插圖、特意總製的掛圖、剪貼畫、簡筆畫等都可以用來再現課文情境。

4. 音樂渲染情境

音樂的語言是微妙的，也是強烈的，給人以豐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馳神往。它以特有的旋律、節奏，塑造出音樂形象，把聽者帶到特有的意境中。用音樂渲染情境，並不局限於播放現成的樂曲、歌曲，教師自己的彈奏、輕唱以及學生表演唱、哼唱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關鍵是選取的樂曲與教材的基調上、意境上以及情境的發展上要對應、協調。

5. 表演體會情境

情境教學中的表演有兩種，—是進入角色，二是扮演角色。由於學生自己進入，扮演角色，課文中的角色不再是在書本上，而就是自己或自己班集體中的同學，這樣，學生對課文中的角色化然產生親切感很自然地加深了內心體驗。

6. 語言描述情境

透過語言描述情境，讓學生想像身歷其境，由此產生對應的情感、知覺、感受。

溝通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CLT）

培養學生能運用語言來表達情意，完成評論、溝通等任務為主。CLT 幫助學生創造有意義的語言，而非習得完美的文法結構或母語人士的口音。也就是說，學習外國語言的成功與否決定在於學習者溝通能力的程度。David Nunan（1991 年）所定義的 CLT 特色受到多人的認可，其特色如下：

注重經由互動而達到學習如何使用目標語言進行溝通
在學習情境中使用真實生活中的語言
提供學生專注在語言及學習過程的機會
學生的自我經驗成為課堂學習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試着讓課堂學習和課堂外的語言使用情境結合
普遍的教學模式為讓學生合作並溝通的小組活動、培養學生信心的語言流暢度活動、讓學生練習和發展語言功能的角色扮演活動，以及以明智地使用文法和發音為基礎的活動。

團體語言學習法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CLL）

CLL 是由一位諮商專家兼大學心理學教授Charles A. Curran 所創立。Curran 表示，語言就是人和人之間回應與互動的關係，所以在 CLL 的理論中，語言不只是一套傳遞訊息的輸送系統(Information‐transmitting model)，而是一套社會過程模式(social‐process mode)——說話者「本身」和所欲傳達的「訊息」兩者皆會影響和聽者互動的關係。團體語言教學法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一般能力。教學方式為學習者主動向講師詢問問題，問自己想要學習的內容；換句話說，教學過程中學生（learner）與教師（knower）的關係可比擬成諮商中當事者（client）與諮商人員（counselor）。CLL的教學觀不只包含了認知過程與心理語言學發展的觀點，亦顧及了學習過程開始前就已經深深影響着學習者的個人情緒層面。

自然教學法 Natural approach（NA）

目的在於培養初學者有能力聽懂對話，並且表達自己的意見（即使文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至少可以讓對方聽懂）。由一位在加州教授西班牙文的老師 Tracy Terrell 根據其教學經驗，再加上南加州大學語言學家 Stephen Krashen 的理論共同提出。Krashen 和 Terrell 在其研究中提到自然教學法有五個前提假設：

先天習得—後天學習假設（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先天習得是指幼兒在成長環境中因聽懂了母語，而能用母語做出有意義的溝通，進而自然習得母語的過程；後天學習是指藉由意識的控制來學習的過程。
語言監控假設（monitor hypothesis）：先天習得的語言系統可以啟發、引導人開口說話，但是後天學習的語言系統只能作為修正、檢查語言表達的監控系統。
學習的自然順序假設（natural order hypothesis）：幼兒學習母語中的字彙和文法有其一定的順序，而學習第二外語有時也有類似的進階程序。
語言輸入假設（input hypothesis）：所謂的「輸入」，指的是教師傳授給學生的課程內容。要自然習得一個語言，學生所接收到的訊息內容中應該有一部份為學習者已知的成分，另外一小部分則為比學習者目前程度再略高一級的內容(「i + 1」；i 表示學生目前的程度，1 表示比目前程度稍高的教學內容)，這樣才能使學習者日益進步。
情緒門閥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Krashen 認為學習者的心情和態度是一個足以影響學習品質的重要因素。當情緒門閥（恐懼、害羞等負面情緒）的指數低時，學習效率就提升；反之，則降低學習的品質。

語言教學法策略

老師對應的是學生，而教學法對應的正是學習策略。學習策略是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最不可或缺的，要有效地增進學習成效，最關鍵的就是學習策略。依更深層的定義，學習策略是在學習者遇到困難時，使用一些「技巧」來解決困難，而這些「技巧」經由學者們統整過後，稱其為「策略」。在最早的時候，語言習得領域區分出兩種策略：學習策略和溝通策略。前者與學習有關係；後者則與表達有關係。只單單將學習策略分作兩類顯然不足以提供教學上的參考，於是 Rubin（1982）歸納出總共 14 點一個好的語言學習者應該要有的特質，此特質清單雖屬於猜測性質，但也激發了很多的研究者去證明其正確性或是尋找更為正確的特質：

找到自己的方法
組織語言的資訊
具創造性，透過文法、單字來感覺語言
主動創造語言學習的機會
在學習過程中，即使遇到不能理解的單字也能夠沉住不安的情緒
使用記憶技巧來記憶學過的東西
使錯誤成為助力
在學習語言時使用語言學的知識，包括學習者的母語
使用上下文線索來幫助理解
學習做聰明的猜測
幫助自己做出「超越實際的能力」的表現
學習某些訣竅幫助自己保持談話順暢進行
學習某些語言應用的策略以填補他們自身能力的缺陷
學習不同的說話及寫作風格

在 1970 年之後的研究，一步步確定了學習策略應有的定義。美國進行的研究將學習策略分作三大類別：後設認知、認知及社會情意，基本上，之前的學習—溝通二分法，只是將學習再分作後設認知及認知而已，而溝通大抵上就是情意策略。這幾十年來改變不止如此，對於各項因素，像是性別差異、閱讀與聽說的差異，甚至於失敗者的研究，都有系統性的調查。雖然學習策略方面並沒有很大幅度的跨越，卻另外創造出一套「策略教學法」。這套教學法完全依照策略來進行，以教導學習者如何善用策略為目標，有別於先前對於語言內容的琢磨。策略教學法的演變，是將學習者與教學者拉得最近的一個關鍵，學習者透過學習策略來學習，而教學者則透過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習，現今分作兩大類別，六大策略：直接策略的記憶、認知、補償以及間接策略的後設認知、情意、社交。

直接策略

記憶策略(memory)

學習者以分類、圖像或聲音輔助記憶，就是在運用記憶策略。例如：學到新單字時運用圖案、照片，藉由視覺跟聽覺的刺激加深印象。

認知策略(cognitive)

促進學習者了解並運用目標語，包括對目標語的練習、接收和傳發訊息。例如，學習新句子時，反覆以口頭及手寫練習。或者，學習唸一篇新文章時，試着做重點筆記、大意摘要，以及設法標出各段的重點。

補償策略(compensation)

幫助學習者彌補對目標語能力的不足。例如：看到新單字時，透過字根、字首猜測新單字的意義，或藉由上下文、句意及當時的情境來猜測單字的意義。有時學習者在使用目標語表達有困難時，會試着用肢體語言來輔助。

間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學習者用來整合自身語言學習過程的策略。舉例來說：聽到一段對談時，告訴自己要專心地聽，這就是專注於某個目標。學習者訂定學習目標和時間計劃表，閱讀相關書籍以增進自己的能力，可說是一種規劃學習

情意策略(affective)

幫助學習者掌握學習情緒、態度、動機和價值觀。情意策略的使用可讓學習者控制自我的情緒或態度，讓心理處於有利於語言學習的狀態。例如，學習者在面對學習時，會用深呼吸或是聽音樂來減緩緊張的情緒；在完成困難的學習任務或是通過考試時，給自己一些獎勵。

社交策略(social)

幫助學習者經由與他人的交流來學習，包括主動提出問題、與他人合作學習及運用同理心。例如：學習者主動提出疑惑，請他人幫忙解答、釐清或是指正。

言語障礙

言語障礙（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是包括聽覺、說話的能力、語言能力等等溝通問題的總稱。聽覺問題一般會交由耳科醫生處理，而語言病理學家或語言治療師則負責診斷、治療一個人的說話及語言能力。

第一大類是發音問題（Speech disorder），包括構音問題（articulation）：「構音」指的是產生語言的過程，是由胸腔呼出支氣流，經過聲帶振動發出的音源，以唇、舌、顎、咽等構音器官的摩擦或阻斷的動作，發出各種語音的機能，因此，構音障礙指的是無法運用嘴唇、舌頭及口腔構成正確的輔音、元音或音節；語音問題（voice）：難以控制聲帶，以至難以控制聲音的高低或音量；以及流暢問題（fluency）：無法以正常速度和節奏說話，以及無法保持連貫性，或無法適當地強調音節。

第二大類是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包括無法將字詞組合起來運用，無法掌握文法的規則等等。當中的原因是語義學及語用學研究的課題。

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若比同齡兒童的平均水平緩慢，則可能是語音發展遲緩（或稱構音障礙，Speech Delay）和語言發展遲緩（Language Delay）的問題，兩者屬於2個不同領域：

語音發音遲緩：通常指兒童的發音能力比同齡兒童的平均水平延遲（如發音不準確、不清楚，或是對於發音上的動作有困難），但在其他語言能力方面可能正常。
語言發展遲緩：專指理解與運用語言的能力，可能因為腦部發展的問題，造成難以辨認、理解、運用字詞，可分為「接收」與「表達」兩個部分。
- 接收：「聽」和「讀」的能力。
- 表達：「說」和「寫」的能力。

發音障礙(Speech Disorder)

發音的障礙包括：

言語失用（Apraxia）

一種神經系統疾病。肇因於大腦損傷，因此妨礙患者在執行說話這項複雜指令時，其運動言語排序出現問題，導致難以發出某些音節或單詞。此種困難並非由於肌肉無力，而是大腦和身體的特定部位之間的肌肉收縮序列無法協調。

吶語症/構音障礙（Dysarthria、痙攣型吶語症、弛緩型吶語症）

腦部或神經受損，導致起源於大腦皮質運動區的神經衝動，經由運動路徑傳送至肌肉的言語機制控制異常，導致肌肉在發出語音時，出現弛緩、痙攣、運動不及、運動過度或運動失調的情形，常見症狀包括發音吃力、音量不足、發音含糊、講短短的話就感到疲累。

口面肌病（Orofacial myological disorders、顏面功能障礙/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

舌頭在發音時不受控地過度伸前，以致一些語音如"s"會讀成'th"等等。

發音障礙（Speech sound disorder/SSD）

無法控制舌頭、嘴唇或口腔肌肉去發出特定的聲音，而省略了、改變了或增添了一些聲音，如無法發出英語的"th"音、英語的"r"音等等。

口吃（Stuttering）

難以流暢地說完整的句子，在說話中不必要地重覆音節、停頓或延長。口吃可以是生理、神經或心理的問題。

語音障礙（Voice disorders/List of voice disorders）

聲帶發聲困難，甚至完全無法發聲。特點是聲帶的震動薄弱而多空氣聲，嘶啞刺耳，或只能間歇發聲，過量或不足地使用鼻音等等。原因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後天過度運用聲帶，或因疾病或創傷，導致聲帶結節或長了息肉；也可能是聲帶麻痺，在需要打開聲帶時聲帶卻關閉；也可能是痙攣性發聲障礙，是聲帶過度緊張，導致發聲時抽筋或顫抖。

共振障礙

由於鼻腔或口腔結構問題導致的共振異常，包括鼻音過多（hypernasality）或鼻音過少（hyponasality）。這種障礙常由齶裂、鼻中隔偏曲、腺樣體肥大等引起，患者的語音聽起來可能會過於鼻音或缺乏鼻音。治療通常結合語音治療和外科手術，以改善語音的共振質量。

語流障礙

包括口吃和語速過快（cluttering），主要表現為語言流暢性受到影響。這種障礙可能與神經生理異常和心理因素有關，導致患者在說話時出現語速過快、斷句或重複等現象。治療方法包括語音治療、行為治療和心理治療，以幫助患者提高語言流暢性和溝通效果。

分類

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添加音	在正確的語音上有添加的現象	例如：鴨（ㄧㄚ）子說成鴨（ㄌㄧㄚ）子
省略音	省略了某些音，因此造成不正確的語音	例如：謝謝（ㄒㄧㄝˋㄒㄧㄝ˙）說成謝謝（一ㄝˋ 一ㄝ‧）
替代音	一個字的音被另一個音所取代，因此造成不正確的語音，通常是用大約相似的音取代	例如：葡（ㄆㄨˊ）萄說成葡（ㄅㄨˊ）萄
歪曲音	語音接近正確的發音，但聽起來不完全正確	例如：吃（ㄔ）飯說成吃（ㄘ）飯
聲調錯誤	國語的四聲運用錯誤	例如：小鳥說成小（ㄒㄧㄠˋ）鳥
整體性含糊不清	唇顎裂、聽覺障礙、腦性痲痺等類兒童的說話	整體咬字不清晰，但無確定的錯誤構音

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等現象。

音質異常	發音的音質不良、粗嘎、氣息聲、沙啞、失聲、喉音、聲音使用過度或不足、聲音疲乏無力等
音調異常	習慣性音調過低或過高、音調範圍太狹窄、音高斷裂、在特殊狀況下音調過高或過低
音量異常	聲音在一定的距離內，太大聲或太微弱
共鳴異常	鼻音過重或鼻音不足

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不清等現象。

疾病
口吃(Stuttering)	說話時或想說話時，把語句的某些音節重覆、延長、結巴，造成首語難發、連發、延長或中斷的現象
發音障礙(Speech Sound Disorder; SSD)	無法控制舌頭、嘴唇或口腔肌肉去發出特定聲音，因此省略某些字詞，例如：無法發出 th 或 r 的音
言語失用(Apraxia)	因大腦損傷，造成運動言語排序出現問題，難以發出某些音節、單詞，因此失敗地執行說話指令
吶語症(Dysarthria)	因腦部、神經受損，導致大腦皮質運動區產生的神經衝動，傳遞到肌肉的言語機制有控制異常的情況，因此肌肉發聲出現痙攣、運動過度、運動失調的情形，常見症狀包括發音吃力、音量不足、發音含糊、講短短的話就感到疲累
口面肌病(Orofacial myological disorders)	又稱顏面功能障礙(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是舌頭在發音時不受控地過度伸前，以致一些語音如"s"會讀成'th"等等

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

一、分類

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 語言發展起步的年齡較晚
- 發展的速度較慢
- 發展的程度較正常兒童低下，其特徵為：

語意障礙	詞不達意，或無法理解說話者的意涵。
語法障礙	說話句型、結構簡單，有顛倒、混淆或省略等不合語法的現象。
語用障礙	說話不合溝通的情境或措詞不當。
語形障礙	有字形辨認不清或混淆、對詞彙的結構學習有困難等現象，例如：買腳踏車說成買騎腳踏車。
語音困難	在語音系統及控制語音結合規則方面有學習上的困難，例如：能正確發出聲音，但不正確的使用聲音。

二、疾病

語言學習障礙(Language-based learning disabilities）：智商正常，但學習語言有障礙，閱讀、記憶生字、寫字等能力往往低於同齡人的水平。
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是一種社交焦慮症，患者具有正常說話的能力，但在特定情境（尤其是有社交需求的場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把選擇性緘默症描述為兒童的罕見心理失調，患有此症狀的兒童或成人在某些社交場合突然無法說話，但在其他環境下又能夠自然講話。目前還沒有找到任何此症的病因，但有證據顯示有遺傳因素，女性比男性患者較多(Steinhausen and Juzi, 1996)。
自閉症類群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一種於幼兒期發病，以受限、重複的行為模式與持續的社交互動能力缺陷為主要臨床特徵的神經發展疾病。語言障礙是個年齡層自閉症患者主要的問題。他們通常有鸚鵡式模仿說話的習慣、無法正常使用代名詞、非模仿的字不清晰、創新用語、無法新增字義等問題。與失語症(Aphasia)不同的是，自閉症的行為問題是持續性的，且自閉症患者並較無法以手勢或動作試圖與人溝通，或與人交際建立關係。自閉症患者與失語症患者相比通常有更好的記憶力。
失語症(Aphasia)：因特定腦區損傷，造成產生、理解、運用語言的能力喪失。

五種失語症類型
表達型失語症(Expressive aphasia)	又稱布洛卡失語症(Broca's aphasia)。患者的布洛卡氏區(位於左腦的額下回，主管話語的生成)受損，因此患者無法產生符合文法的語句，而是電報式的話語。然而，其對語言的理解仍是完整的，他們能夠理解他人話語，只是無法複誦。另外，患者通常也會有右臂、右臉無力的症狀。
接受型失語症(Receptive aphasia)	又稱韋尼克氏失語症(Wernicke's aphasia)。患者的韋尼克氏區受損(位於大腦優勢半球的顳上回，負責單字的理解)。雖然患者能夠說出正確語法、語速和語調的話語，但是患者的談話內容沒有意義，像是所有字詞被毫無章法地組合起來，甚至可能出現自創的單詞，被形容為沙拉式言語。患者通常不會有肢體無力的症狀，因為並沒有傷害到大腦控制運動機能處。
傳導型失語症(Conduction phasisa)	患者負責連接布洛卡氏區和韋尼克氏區的弓狀束和左頂區受損。患者與他人對話時依然流暢，理解力也和一般人一樣，但是重複字詞或句子時可能會有不對稱的問題。症狀類似接受型失語症，言語流利卻毫無意義，且有複誦障礙。
原發性持續失語症(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語言能力變得緩慢且逐漸惡化，導致閱讀、書寫、說話和理解的能力逐漸喪失。惡化程度的時間尺度是數年，其他心理功能，如記憶、推理、洞察力和判斷力，通常不受影響。PPA的準確診斷極為重要，可以使其他疾病，如阿茲海默症，的可能性被排除。
跨皮質感覺型失語症(Transcortical sensory aphasia) 跨皮質運動型失語症(Transcortical motor aphasia) 跨皮質混合型失語症(Mixed transcortical aphasia)	症狀和接受型、表達型失語症相似，但是患者的複誦能力沒有障礙。

近期的研究都比較常採用這種分類方式，像是"波士頓的新古典模型"也將這些典型的失語症分為兩大的類別：

非流利型失語症	包括布洛卡和跨皮質運動型失語症。
流暢型失語症	包括韋尼克、傳導型和跨皮質感覺型失語症。

此分類方式也進一步鑑定失語症次型態，如：

忘名症(Anomic aphasia)	又稱為命名障礙，是一種輕微但特定的失語症形式，主要特點是患者在尋找和使用正確的詞彙或名稱時遇到困難，尤其是在說話或寫作時。且患者對於重要的名詞或動詞影響特別嚴重。這種類型的失語症通常不影響語言的流暢性或語法結構，也不影響理解能力，主要體現在單詞提取上的障礙。忘名症的主要症狀包括： (1)命名困難：患者在召回常用詞彙，尤其是名詞和專有名詞時，會感到困難。例如，在描述一幅圖畫或物品時，他們可能知道要描述的物品是什麼，但就是無法想起正確的名稱。 (2)語言流暢性：與其他失語症類型不同，忘名症患者的語言通常保持流暢性。他們可以組織句子，語法正確，但就是在特定詞彙的使用上出現空白。 (3)語言理解：忘名症患者的語言理解能力通常不受影響，他們能夠理解他人的言語。 (4)替代策略：患者可能會使用描述或繞圈子的方式來表達那些他們無法直接命名的詞彙。例如，如果他們想不起「鉛筆」的名字，可能會說「用來寫字的東西」。
全面型失語症(Globla aphasia)	是一種嚴重的失語症形式，通常由於大腦左半球，特別是控制語言能力的區域（通常包括布洛卡區和維尼克區）受到廣泛損傷所致。這種損傷常見於中風後，也可能因為頭部創傷、腫瘤或感染等其他大腦條件引起。全面型失語症的特點全面型失語症的主要特徵是語言產出和理解的嚴重障礙。具體表現包括： (1)語言產出：能說出的話極其有限，通常僅限於簡單的單詞或片語。口語表達困難，可能伴有重複的語句或單詞（如固定詞彙）。 (2)語言理解：對口語的理解能力也受到重大影響，患者很難理解日常對話或指令。閱讀和書寫能力同樣受損，通常達到全失的程度。 (3)重複能力：患者幾乎無法重複語句或單詞，這在失語症的診斷中是一個重要的考察點。 (4)生活能力：由於無法順利使用語言，導致沒辦法正常與人交流。因此在社交、生活、工作等方面都會受到影響以及限制。

許多區域分類學者也指出有其他額外的、更「純」的語言障礙存在，並且它們可能只會影響單一語言技能。例如，在單純失讀症(Pure alexia)，患者也許可以正常書寫，但沒有辦法閱讀，而純字聾(Pure word deafness)，患者也許能夠正常說話和閱讀，但他們無法理解他人說話的內容。

三、治療

言語障礙患者若同時有聽覺問題，或有飲食吞嚥的困難，則需要透過理學檢查、功能性檢查、斷層掃描、內視鏡等方式確診。診斷之判別亦需透過跨領域團隊，由語言治療師、耳鼻喉科醫生、復健科醫師、神經內外科醫師、身心科醫師等醫療人員進行診治。通常語言治療師會依據患者是語言、言語、認知、嗓音、吞嚥、聽覺及溝通方面的問題，加以練習發聲的肌肉訓練，心理和精神科的診治等項目。由語言病理學家或語言治療師負責診斷、治療。治療面相與方式可分為以下三類：

瞭解能力方面
- 鍛鍊指認能力：辨認各種圖片或物品。
- 要求做指定或相關的動作。
口語表達方面
- 編述故事、重述故事或描述系列圖片等。
- 利用手勢或口語提示，配合及補充口語的問答。
- 利用物品或圖片讓兒童看着治療師的口型模仿說出答案。
- 做指定動作前複述治療師的話。
- 「旋侓聲調療法」-說話時替話語加上旋侓或聲調變化，之後逐步去除聲調。
認知能力方面
- 選出同類物品
- 相似物品配對
- 將不同類別的物品挑出
- 依形狀、功能、顏色、質地、大小，將物品進行排序
- 理解順序的概念

相關研究

楊淑蘭（2001）^[88]研究者對各年齡層的口吃者，進行雙重測量重複量數多變量異數分析。
吳嫻（2005）^[89]簡介主要根據腦傷病人的失常行為所建構出的 Wernicke-Lichthiem 理論，並簡介此傳統模式的評論和修正。接着扼要彙整出神經心理學研究中，關於單一詞彙理解和產生歷程的實驗結果。
施益湋、林佳蓉、何宏祥（2016）^[90]探討失語症個案的認知能力以及分析認知與語言障礙程度的關係，進而瞭解其學習的能力。
邱新慧（2016）^[91]在討論認知的定義及認知與失語症的關聯。

思考與推理

心像思考

心像思考的區塊主要包含「概念心像」、「視覺心像」與「心理旋轉」三個主題。

1. 概念心像：

謝佳叡（2012）^[92]試圖從數學教學概念心像的角度切入，探討臺灣中學教學實習教師在面對數學教學情境問題時，所展現出的教學決策其背後之依據。結果發現大多數中學數學實習教師肯定學生思考在數學課堂上所扮演的角色；而當數學實習教師面對教學問題時，這些實習教師並不常喚起「讓學生思考」的概念心像以作為教學決策的依據；多數展現學生思考心像的實習教師同時也經常伴隨着學生數學認知發展心像的產生。陳玉傑（2011）^[93]為了提供兒童在教具或玩具的造形設計上的參考，幫助兒童學習及辨識圖像與造形的速度，而進行實驗。結果得出，「圓形」對兒童的辨識性來說沒有差異，即兒童對圓形的辨識及學習最為容易，其結果與文獻所述結果一致。

2. 視覺心像：

涉及視覺、注意、記憶等認知能力，且可劃分為諸多歷程，包括

心像產生
心像維持
心像監測
心像旋轉

根據前人研究分析，心像產生為序列式進程，提示字呈現到目標物出現的時間，前筆劃順序位置會快於後筆劃順序位置。心像維持會受時間間隔的影響，且受年齡影響而有所不同。韓睿（2015）^[94]以上述為基礎，探討 20 名受試者對視覺數字心像產生及心像維持的歷程。結果顯示，成年人受試者的反應時間，視覺數字心像產生約在 1000 到 1200 毫秒，消退於 2400 到 3000 毫秒之間，前後半部分可較大程度的改善視覺數字在心像產生及心像維持歷程的反應時間。而正確率方面，則因結果大部分都在九成以上而不以為觀測標準。

3. 心理旋轉（mental rotation）：

心理旋轉是在大腦裏想像物體旋轉的樣態，可以在大腦中自由翻轉、觀看物體的能力，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不過對有些人來說，要在腦子裏旋轉物體難度很高，但心像旋轉能力是可以透過訓練強化的。專家認為心像旋轉是智能的一部分，因此心像旋轉與智能商數（IQ）有着密切關係。愈擅長心像旋轉的人，其智商愈高。

周珍、連四清（2005）^[95]為了考察中學生心理旋轉能力的發展特點及其與智力的相關性，對於初一至高二年級學生進行測試，中學生的心理旋轉能力隨年級的增長而提高，並且心裏旋轉能力與智商有着非常大的正相關性。趙曉妮、游旭群（2007）^[96]則將 42 名受試者分為「場依存性組」和「場獨立性組」，以研究場認知方式對心理旋轉的影響，發現場認知方式的主效應顯著，場獨立性的被試比場依存性的被試反應時間短，且正確率較高。

兒童的思考風格

廖怡盈（2006）^[97]以個案研究方式去瞭解思考風格為立法型、行政型與司法型的國小四年級學童，探討其於創造思考歷程、科學創造力以及在自然和網絡輔助教學平台兩種不同的教學情境之表現。

類型	創造思考歷程	科學創造力
立法型	學童之創造思考歷程呈現了較多自己的想法並較能確定問題的本質或發現關鍵點	思考風格的個案學童均喜歡展現自己想法
行政型	學童較會尋求旁人協助	學童需賦予更多的學習鷹架
司法型	學童則是較會依據先前經驗去做判斷	學童則是較少進行評估和分析

研究者認為思考風格展現出的多寡，除了會隨教學單元而有所不同，也會因人而異，但個案學童並未因教學情境的不同，而改變其思考風格與模式。

蔣淑慧（2007）^[98]以新北市 347 位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樣本，分析學童思考、創造、批判與推理四種思考表現，並探討思考能力中創造、批判及推理思考的關係。

實驗結果發現小六學生以「立法型」思考風格為多數，女生在批判性思考上的表現明顯優於男生。在創造思考方面，「立法型」及「司法型」學童表驗優於「行政型」；批判思考方面，「司法型」學童表現優於其他兩型。

兒童的推理能力

黃幸美（2001）^[99]以 60 位國小五年級兒童為研究對象，比較接受數學實驗課程教學兒童與非數學實驗班兒童，其問答討論與類比推理解決結構特徵相似的數學及自然科學問題表現的差異，並分析其類型與解題歷程。發現實驗班兒童接受溝通討論與合作解題為導向的教學，類比推理解決數學問題優於非實驗班的兒童，但是對於問題結構特徵相似但不同學科領域之自然科學問題，表現並未顯著優於非實驗班兒童。

而對於兒童推理能力的檢測，江淑卿（2001）^[100]以 60 位 6 歲和 7 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使實驗組接受類比推理模組教學，控制組未接受教學，並施以「歸納推理能力測驗」的類比推理測驗和臨窗談話。

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的後測得分明顯的提高，而控制組則無明顯差異，得知學習潛能評估促進六歲和七歲兒童的類比推理能力、改變兒童的解題類型、激發其認知功能。江淑卿（2006）^[101]再度透過「前測－中介學習－後測」動態評量的程序，以評量與提昇幼稚園與一年級兒童的推理能力。在中介學習階段（分為分類模組、系列完成模組、類比推理模組）透過兒童、評估者、中介學習活動之互動歷程，引導認知功能發展，發現各模組能提昇六歲和七歲兒童的分類、系列完成或類比推理能力，驗證了各模組在「兒童歸納推理測驗」之教學效度。

批判性思維

批判性思維的歷史

批判性思維的最早記錄是柏拉圖所記載的蘇格拉底的教導。其中包括柏拉圖早期對話的一部分，蘇格拉底在道德問題上與一個或多個對話者進行接觸，例如質疑蘇格拉底逃離監獄是否合適。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和反思。

蘇格拉底確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不能依靠那些"權威"的人。蘇格拉底堅持認為，一個人要過上好的生活，或者要過上值得過的生活，他必須是提問者，或者必須有一個質疑的靈魂。他確立了在我們接受值得相信的想法之前提出深入思考和問題的重要性。「尋找證據，仔細研究推理和假設，分析基本概念，不僅要注意說了什麼，而且也要注意做了什麼」。蘇格拉底在提問方式中強調，需要思考清晰和邏輯的一致性。他問人們問題，以揭示他們的非理性思維或缺乏可靠的知識。蘇格拉底證明，擁有權威並不能確保準確的知識。他確立了質疑信仰的方法，密切檢驗假設，依靠證據和合理的理由。

柏拉圖記錄了蘇格拉底的教導，並發揚了批判性思維的傳統。亞里士多德和隨後的希臘懷疑論者完善了蘇格拉底的教導，運用系統思維和提問，從一目了然地確定現實的真實本質。

蘇格拉底為批判性思維的傳統設定了議程，即反思地質疑通常的信念和解釋，仔細區分合理和合乎邏輯的信念，和另一些它缺乏足夠的證據或合理基礎來保證的信念——無論這些信念對我們本土的自我中心主義多麼有吸引力，無論它們如何服務於我們的既得利益，無論它們多麼舒適。

批判性思維的定義與內涵

在1941年最早提出此觀念的美國學者Edward Maynard Glaser認為「批判性思考」必須具備三項特質：

傾向以審慎的態度思慮議題和解決難題。
對理性探索與邏輯推理的方法有所認識。
有技巧地應用上述的方法。

1990年，一群美國學者發表了聯合聲明，對「批判性思考」做了以下界定：

我們認為批判性思考是一種有目的而自律的判斷，並對判斷的基礎就證據、概念、方法學、標準厘定、背景因素層面加以詮釋、分析、評估、推理與解釋……有理想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凡事習慣追根究底，認知務求全面周到，判斷必出於理據，心胸保持開放，態度保有彈性，評價必求公正，能坦然面對主觀偏見，判斷必求謹慎，且必要時願意重新思量，對爭議點清楚瞭解，處理複雜事物有條不紊，搜集相關資料勤奮不懈，選取標準務求合理，專注於探索問題，而且在該問題該環境許可的情況下堅持尋求最精確的結果。

批判性思考與論證

批判性思考的重點，常被稱為「論證」（argument）。論證是透過某種媒介所傳達的訊息，媒介的類型可能是言語、文字、表演等。藉由批判性思考訓練，不論訊息是表面的還是隱藏的，便有辦法正確判斷所接收到的訊息，並建立自己的論證。

思辨活動

批判性思考為一複雜的思辨活動，其涉及廣泛的技巧與態度，包含：

辨識他人的立場、論點與結論
評估支持其他觀點的證據
客觀衡量對立的論點與證據
能夠看穿表面、體會言外之意，並且看出錯誤或不客觀的假設
看穿讓論點更吸引人的花招，例如：偽邏輯、說服術等
學會運用邏輯，更深入也更有系統地去思考各種議題
根據具體證據以及合理假設，決定論點是否正當可信
表達個人觀點時能夠條理分明，足以說服他人

批判性思維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

通過引用各自的許可問題、證據來源、標準和規範等等，批判性思考在所有專業界別及學術領域中尤其重要。在科學懷疑精神的框架下，批判思考的過程涉及精心的採集和詮釋資訊，並達至合理的結論。在僅反映應用本質的情況下，批判思考的概念及原則能應用於任何情景，所以批判思考形成一個橫跨多個相關思考方式的系統，這些思考方式包括人類學思維、社會學思維、歷史思維、政治思想、心理思維、哲學思維、數學思維、化學思維、生物思維、生態思維、法律思維、倫理思想、音樂思維，或像畫家、雕塑家、工程師、商人一樣思考。換句話說，雖然批判思維的原則通用於不同範疇，但應用時應反映上文下理。

由於能賦予人分析、評鑑、解說和重構思維的能力，從而降低採納、按照錯誤觀念行動或思考的風險，因此批判性思考在學術界倍受重視。

擴散性思考與創造力測驗

張萬英（2006）^[102]提出了創造性思維的訓練，並認為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根基在於思維的靈活性，而思維的定勢和功能束縛著人的思維的靈活性；要衝破這些思維禁錮的束縛，提高思維的靈活性，就需從訓練思維的流暢性、變通性、獨特性和思考同題時多採用動詞等方面做起。

陳學志、洪素蘋、許禕芳、邱皓政、關秉寅、詹志禹（2009）^[103]則為了編擬一套適用於臺灣高中職學生的創造認知能力測量工具進行研究，此測驗融合擴散性思考與頓悟性思考兩種客觀測量工具的優勢並改善其缺失，同時利用了中文方塊字富有變化的有限集合特性，計分客觀而簡便，並且非常符合本土需求。

黃博聖、陳學志、黃鴻程、劉政宏（2009）^[104]為了改善現今之擴散性思考測驗多為概念流暢力取向之測量，缺乏聯想流暢力取向之工具發展，進而提出了「詞彙聯想策略擴散性思考測驗」(DTTWAS)，嘗試增加與修改流暢、變通與獨創性之計分規則。

而為了對創造潛能進行檢測，邱發忠（2010）^[105]發展「詞彙概念聯結測驗」(Word ConceptionAssociation Test，WCAT)，並假設讓試者在 WCAT 與「頓悟性問題思考測驗」得分間具有相關，在 WCAT 與「華─葛氏批判思考量表」得分間無相關，進而區辨頓悟性思考、擴散性思考與批判性思考，發現「詞彙概念聯結測驗」的信效度獲得支持。

生活應用

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

薩丕爾-沃夫(Sapir-Whorf)認為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表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們潛意識裏的語言習慣上，這種語言習慣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模型與思維模式。使用不同的語言的人們，有着不同認識世界的方式。人們透過不同的語言，便形成不同的世界意象。基本上，語言決定了說話者理解世界的方式，這是「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s determinism）。

薩丕爾-沃夫(Sapir-Whorf)研究許多不同的語言，發現不同語言在其結構中強調不同的事物。他因此相信這些強調一定會對語言使用者在思考周遭的世界方面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

愛斯基摩人有許多不同的字來形容雪，每個字代表不同狀況的雪，而說英語者卻只有一個字形容雪
菲律賓的赫拿諾人(Hanunoo)對米的種類有九十二種名稱
阿拉伯人有許多不同的方式稱呼駱駝

所以，他認為如此豐富的名稱，必會使得語言使用者對世界的知覺異於只有一個名稱的人。中國人對親戚的稱呼遠多於西方人，所以使得我們比西方人重視家族關係。但是，反過來說也有可能。是不是因為我們重視家族關係，而使得我們有那麼多細分的稱呼呢？所以，愛斯基摩人比說英語者有較多的字形容雪，是不是因為雪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這些現象無法說明是因為語言的影響而對事物有如此的細分，或是因為生活中事物的重要性而造成語言上的細分。

雖語言決定論主宰了整個70年代早期的語言學課程，一直持續到90年代才有了「認知革命」，使得純思想的研究變成現實。基於大量研究表明，語言對概念的影響實際上微不足道，哈佛大學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在1994年的《語言本能》一書中為「沃爾夫假說」宣告了死亡。但隨後，「新沃爾夫主義」(neo-Whorfianism)又成了心理語言學的一個活躍研究課題。雖然語言決定論在20世紀行為主義者間曾一度廣為流傳，但卻也迎來重大的批評。首先，Benjamin Whorf並非專業的心理學家，相反的僅是業餘的語言研究者。雖然從在耶魯大學上過Sapir的課，但卻對其理論做極端的延伸。

在此先介紹一下「新沃爾夫主義」(neo-Whorfianism)的研究結果與影響：

研究結果

語言與顏色感知：
- 研究顯示，不同語言的顏色詞彙可能會影響顏色感知和分類。例如，語言學家研究了希瑟·哈德（Heider）和埃里諾·羅什（Eleanor Rosch）的顏色認知實驗，發現某些語言缺乏某些顏色詞彙的說法可能影響人們對顏色的區分。
空間關係：
- 約翰·盧西（John Lucy）和史蒂芬·萊文森（Stephen Levinson）的研究發現，使用絕對方位（如北、南）的語言使用者比使用相對方位（如左、右）的語言使用者更善於在不同的環境中保持方向感。
時間概念：
- 語言學家愛麗斯·吉德利（Lera Boroditsky）研究發現，不同語言中描述時間的方式會影響人們的時間感知。例如，使用從左到右描述時間的語言使用者（如英語）與從上到下描述時間的語言使用者（如中文）在時間順序任務中的表現不同。
數量認知：
- 研究表明，缺乏數字詞彙的語言使用者（如亞馬遜叢林中的Pirahã人）在處理精確數量時表現出困難，這表明語言在數量概念的形成和操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影響

跨學科研究：
- 新沃爾夫主義促進了語言學、心理學、認知科學、人類學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並加深了對語言與認知之間關係的理解。
教育和文化理解：
- 理解語言對思維的影響有助於改進語言教育和跨文化交流，促進對不同文化認知模式的尊重和理解。
人工智能與自然語言處理：
- 在人工智能和自然語言處理領域，新沃爾夫主義的研究成果為語言模型的設計和語義理解提供了新的視角，有助於開發更為精確和人性化的技術。
語言與時間觀念：
- 在語言對時間觀念的影響方面。不同語言中對時間的表達方式可能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影響人們對時間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以及對時間的安排和管理方式。
語言對認知的影響：
- 在認知方面，不同語言的語法結構和詞彙系統可以影響人們對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例如，一些語言中存在的詞彙和概念可能會強調特定的概念，從而影響人們的思考模式和決策過程。

此外，在Whorf的北美印地安阿帕契語(Apache)研究中，也受到心理語言學家Eric Lenneberg和Roger Brown的嚴厲批評。最重要的點在於Whorf的人類學觀察，因未有實際的「田野觀察」，而他使得並沒有實際去接觸阿帕契人，相反的只是透過研究阿帕契語的文法，來得出結論。這讓Whorf對阿帕契語的翻譯淪為一字對一字、一句對一句，這種翻譯方法自然會得出「怪模怪樣」的句子結構。換句話說，也就是把一整段外文放進「Google翻譯」後得出的結果。此外，這種人類學上研究的疏忽，也見於Whorf對霍比人「時間觀念」上的觀察，長期研究霍比人的人類學家Ekkehart Malotki(1983)便發現，霍比人語言其實有時態、有對時間的比喻，也有包含日子、天數、昨天明天、週、月、四季、年等時間單位，並不同於Whorf所提出的理論所言。

語言相對論

語言相對論 (linguistic relativism) 的概念近似於語言決定論的溫和版本，語言相對論提供了一個理解語言與思維關係的重要框架。語言相對論認為語言會「影響」思考，不同語言在結構上的差異會影響思考與決策的結構與方式，因此各語言使用者對於世界的看法也不同，像是對顏色的形容、對時間空間的理解、數量的概念等，各個語言都有自己的區別。語言相對論較語言決定論更受認可與證實。需要注意的是沃爾夫的實驗顯示，語言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認知過程，不同語言使用者在感知世界的方式上存在差異。然而，過度強調語言對思維的決定性忽略了普遍認知能力的影響，思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遍的。
舉例而言，在政治中，語言可以左右立場以及意見，若換一種方式講話，人們也會改變自己的思維。像是有些特殊詞彙帶有偏見、否定，甚至是歧視的意味在其中。如今隨者人們的思想轉變，這些有爭議的詞彙也會改成政治正確的詞彙。像是以前曾稱原住民為番，帶有歧視意味。在 80 年代時為原住民正名，致力於消除偏見歧視意味。

不同語言敘述表現影響

目前世界現存的語言約有七千多種，但不同語言可傳達的訊息卻不盡相同，甚至會造成認知能力的不同，進而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語言在形成時，會受其文化影響，形成特有的語意、思考方式和價值觀。當不同語言的使用者試圖表達同樣的情境時，會有差別地選擇其想要傳遞的訊息。即便大腦接收了相同的訊息，也會因語言形塑的差異而解讀出不一樣的資訊。
事實上，大腦在經由感官接收文字以外的訊息後，會先對所經歷的情境、感知的事物，產生籠統的概念及心理圖像，再以語言進行思考解讀。因此即使身處不同母語環境下，學齡前孩童間的心理圖像和解讀出的資訊仍然相當近似。反之，經過充足語言學習的成人，則因其接受不同語言訓練，導致他們對所經歷的情境、感知的事物之各個面向，產生程度相異的敏感度。另外，沒有被納入其語言的基本語法與句型架構面向，則容易被語言使用者的大腦忽略。因此來自不同母語背景的人，即使使用相同的第二語言，對相同情境與事物進行解讀與表達時，仍有顯著差異。也因為人的大腦思路會被其母語形塑，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會在其母語不具有的概念上產生障礙。經由學習第二外語，將能一併習得該語言背後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

認知歷程差異影響

根據臺大心理系周泰立教授實驗室的研究，由於中文有特殊的字形與字音系統，不同於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字母本身沒有意義，要組成單字後才形成有意義的詞；而要了解其意義，必須先對應到聲音的連結，然後再對應到字詞的意義。但中文字是象形文字，每個字本身都有意義存在，不同的字又可以組成不同的詞組、形成多元的意義，再加上要了解一個中文字的意義，不一定需要經過形－音的轉換，而是可以由字型連結到字義，和英文非常不一樣。換言之，中文的字形與意義之間的聯結，比起西方語言來說更為直接。因此對中文使用者而言，我們即使不確定某些字的正確發音，也無礙於我們推敲出它的意義。

例如以下表格：


	拼音文字(英文為例)	中文	差異
1	Mountain	山	對於此名詞，英文使用者必須先對應聲音連結，然後才對應到字詞意義；然而中文(尤其是甲骨文)，以「象形」保留了「山」一字的外觀形貌，因此能透過圖像來辨識所指。
2	Up	上	同上，中文(尤其是甲骨文)，以圖像「指事」方式來敘述所指。
3	Fig	無花果	對於此名詞，英文為單一詞彙，而中文為三個字所組成的新詞彙。因此英文必須直接以語音對應詞彙意義；而中文即使並不理解「無花果」所指涉的具體事物，仍能單只以「果」字理解其可能為一種水果。
4	Chocolate	巧克力	(例外)中文為直接音譯英文名詞，因此無法僅依字本身判斷實際所指涉事物。
5	Mango	芒果	雖亦為直接音譯名詞，但因「果」字而可理解其可能為一種水果。
5	Lanthanum	鑭	對於本專有名詞，英文使用者若不知道此詞彙，便必須另外查閱資料、字典而得出意義；然而，中文使用者能夠透過部首「金」部，理解此為一種金屬。
6	Xenon	氙	同上，中文能透過部首「氣」，理解此為一種氣體物質。

語言影響思考：研究與實例

由於人的母語會影響思考與決策習慣，故具備雙語能力之人士在使用母語或第二語言時，即使是觀察相同的事物，產生的各別觀點也可能相距甚遠。以翻譯為例，語言學家 Panos Athanasopoulos（2015）在實驗中邀請通曉德文和英文的雙語人士去形容照片中的情境，實驗結果發現「德國人」會把「動作」和「動作的目標」都一一描述，至於「英國人」通常則注重「動作」。有趣的是，雙語人士在使用德語進行實驗時，結果與德國人一致；而使用英語時之結果則與英國人相同。將上述的實驗結果套用至翻譯中可知，當譯者在翻譯時，除了文法差異，更重要的是會牽涉該語言背後的世界觀與文化脈絡。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許多研究在探討語言與思考模式的關係。如史丹福大學心理學教授Lera Boroditsky研究有提到一個澳洲的原住民部落「Pormpuraaw」的語言表達方式，在這個聚落，人們不會說：「某個物品在你的『左邊』或是『右邊』」；而會說：「某個物品在『東北邊』或是『西南邊』。」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語言，是採取這類絕對的方式來表達，而不像英語採用相對感來表達。Lera Boroditsky表示，由於長期受到語言的影響，說這類語言的人特別有方向感，即使在不熟悉的環境，也能持續追蹤自身所在的位置。

Lera Boroditsky教授的另一項觀察也有提到，以「花瓶破了」這件事為例，雖然這是一個意外，但說英語的人通常還是會說：「某人打破了一個花瓶。」反之，講西班牙語與講日語的人則會說：「這花瓶自己破了。」 Lera Boroditsky教授為此還提及她學生Caitlin Fausey的一項研究，當中提到，說英語的人比起說西班牙語或日語的人，更容易記得是誰不小心弄破了氣球、打破雞蛋或是在錄影機上打翻飲料。

不僅如此，Lera Boroditsky教授更主張，英語當中強調「主動者」的這項特性，與司法之中對於案件的推論有所影響。例如在一個案件之中，某個人打破了花瓶，即使都是親眼見證，在英語強調主詞的敘述之中，會使得行為人的影響力提升，使審判法官更傾向對其加重處罰，而在西班牙語之中，因為不強調主詞，只敘述單純結果，會使行為人之行為嚴重程度降低，故法官對於行為人則可能判較為輕微的處罰。

而這樣的現象應該不只是存在於不同語言之間有，即使在同一種語言的司法訴訟答辯過程中，也可能是兩造用來贏得訴訟的技巧。

除此之外，語言也可能影響思維。Boroditsky教授在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裏寫道，希伯來文充斥着性別的標記；而芬蘭文則是完全不標記性別。1980年代的一項研究顯示，思維也深受語言的影響，說希伯來語的兒童平均比說芬蘭語的兒童早一年了解自己的性別，而說英語的人，認識性別的時間則介於兩者之間，英語標記性別的程度同樣也介於這兩種語言之間。

Lera Boroditsky教授也說明，由於語言的影響廣泛，然而未來100年可能流失更多種語言，人的思考模式的多樣化也可能逐漸變少。相當可惜。

語言經濟學（Economics of Language）的實例^[106]

語言經濟學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結合了語言學和經濟學，探討語言如何影響經濟行為及結果。語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旨在了解語言在勞動力市場、教育、移民政策、國際貿易等方面的影響，以及多語言能力如何影響個人和社會的經濟表現。

語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經濟模型、統計分析、實證研究和實驗經濟學等：

統計分析：通過分析大規模數據集與資料庫，研究語言技能對經濟結果的影響。實驗經濟學：設計實驗來測試語言在經濟決策中的作用，例如語言對合作和競爭行為的影響。

語言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包含：

語言與勞動力市場：研究語言技能（如：雙語或多語能力）如何影響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機會、薪資水平和職業發展。通常掌握多種語言的人往往在勞動市場上具有優勢。例如，Ginsburgh和Prieto-Rodriguez (2010) 的研究表明，掌握多種語言的歐洲工人平均薪資水平，高於只會一門語言的工人。
語言與教育：探討語言政策和語言教學對教育成果的影響，包括雙語教育計劃對學生學習成績的影響，以及母語教育對非母語學生的學習效果等問題。例如，Bilingual Education Act (1968) 的實驗研究指出，雙語教育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和語言能力；Cummins (2000)研究表明，使用母語進行教育有助於學生在學科知識和技能上的更好理解和掌握。母語教育能夠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和數學能力。
語言與移民：分析移民群體的語言能力如何影響他們在另一個國家經濟上和社會上的融合。因為移民工作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語言不通，所以語言障礙常常是移民就業和薪資提升的主要障礙之一。例如，Chiswick 和 Miller (2015) 的研究顯示，移民語言能力與其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表現密切相關。
語言與國際貿易：研究語言在國際貿易中的角色，語言相通的國家之間可能會有更多的貿易往來，語言障礙則可能增加交易成本並限制貿易量。例如，Melitz (2008) 的研究顯示，共同語言將顯著增加國家之間的貿易額。

語言經濟學的經典研究之一，為行為經濟學家陳凱斯（Keith Chen）的語言與儲蓄研究。在2012年，行為經濟學家陳凱斯他設計了一項研究，試圖了解語言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儲蓄能力。在敘述研究內容前，須先了解什麼是「強調未來性」的語言。如英語屬於「強調未來性」的語言，這類的語言具有分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性質；而中文則是「較不強調未來性」的語言，這類的語言使用相同的時態來敘述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事件。陳凱斯收集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並經過詳細的分析後，發現，語言差異竟伴隨着經濟層面巨大的差異。

實驗發現使用「較不強調未來性」語言的人儲蓄的比例，比使用「強調未來性」語言的人高了三成。若收入維持不變，到了退休年齡，使用「較不強調未來性」語言者儲蓄的比例，只比使用「強調未來性」語言者高25%。陳凱斯認為，當我們在說話的時候，更明確地區分「現在」和「未來」時，「未來」感覺特別遙遠，也因此我們比較沒有存錢的動力，容易滿足於眼前穩定的經濟情況。

實驗過程 Keith Chen利用世界各地的龐大數據集，根據以下控制變因篩選身處相似環境，卻說着對未來式不同表達語言的家庭：

出生國及居住國
人口統計學(性別、年紀...)
與本國居民相比的收入水準
教育成就
家庭結構的細節
子女數量
宗教信仰

實驗結果
使用「較不強調未來性」語言的人儲蓄的比例，比使用「強調未來性」語言的人高了三成。若收入維持不變，到了退休年齡，使用「較不強調未來性」語言者儲蓄的比例，只比使用「強調未來性」語言者高25%。這樣的現象並不僅限於儲蓄習慣上的差異，甚至也體現在抽煙、過度飲食等惡習上。經過全球比對，Keith Chen匹配了9組除語言外極為相似的家庭作為受試者，觀察使用無未來式表達語言的人的儲蓄率，發現他們除了儲蓄率更高外，也更少抽煙；過度飲食，更擁有較高的保險套使用率。

陳凱斯認為，當我們在說話的時候，更明確地區分「現在」和「未來」時，「未來」感覺特別遙遠，也因此我們比較沒有存錢的動力，容易滿足於眼前穩定的經濟情況。相反，語言若無法區分現在和未來，使用者就會把現在和未來看作是同一個時間點，或是很接近的時間點，於是他們就會覺得未來就是現在，這讓他們更容易儲蓄。也間接佐證"一個人的母語越是能夠清晰的描述未來，其對未來的感覺就越是遙遠，「即時享受」的衝動就會越高"的真實性。

反思
值得留意的是，Keith Chen的理論認為不同語言中的時間概念會對人們的行為決策造成影響，尤其是「該語言對未來事件進行描述的精準程度」將會影響人們的消費行為和儲蓄決策。然而，可能存在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例如：　

選擇偏差──只選擇以語言的某種特性作為研究標的，而未考慮政治、社會經濟、民俗風情與教育文化背景等其他可能影響個體經濟行為的因素。
混淆相關性與因果關係──即僅因為語言的某種特性與個體經濟行為這兩個變數之間存有相關性，便過於武斷地推論前者乃是後者的原因。
樣本偏差──當研究所使用的少數樣本不足以代表潛在的全體時，研究結果即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只適用於該特定的人群或情境。

如何促進創意思考的產生：孕育效應

歷史中不乏靈感突現的軼事，例如為了國王王冠是否純金打造而傷透腦筋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洗澡時突然悟出浮力原理；為了苯的分子結構苦思的德國化學家凱庫勒（August A.Kekule），則是在打盹時看到一堆跳動的珠子形成首尾相連的串珠，而觸動苯分子可能是環形結構的想法。研究指出，當一個人對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卻仍舊無法解決問題時，若暫時離開該問題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活動上，進入所謂的「孕育期」（incubation period），解題者反而有可能頓悟到問題的重點或解法而豁然開朗（illuminaiton）。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孕育效應」（the incubation effect）。這些著名的傳聞顯示了靈感發生的條件，一為必須要有個讓你在意、投入很深卻不得其解的特定問題，二為問題能暫時擱置，以便從事其他較不耗費心力的活動。心理學的研究也顯示在孕育期從事較不耗費心力的活動（亦即認知負荷低的活動），比做認知負荷高的事情更容易有孕育效果產生。一些研究者認為有可能在從事比較不耗心力的活動時，解題者還有剩餘的腦力（認知資源）東想西想，即所謂的心神漫遊（mind wandering），因此容易在腦海中接觸到跟解題有關的線索。

以下是促進孕育效應的方法：

1.暫時中斷工作: 在遇到困難的問題或創意瓶頸時，暫時中斷工作有助於讓大腦在背景中處理問題。這種中斷可以是短暫的休息或從事完全不同的活動，如散步、運動或做家務。

2.轉移注意力: 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不相關的任務或興趣上，可以幫助大腦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這種轉移有助於打破思維定勢，促進創新解決方案的產生。

3.放鬆身心: 放鬆技術，如冥想、深呼吸練習或輕鬆的娛樂活動，有助於減輕壓力，讓大腦自由聯想，進而孕育出創新想法。

4.睡眠和夢境: 睡眠有助於鞏固記憶和處理問題。研究表明，在睡眠中，大腦會重新整理和解決問題。因此，一夜好眠後可能會在清晨產生新的洞見。

5.探索多樣的興趣: 接觸不同的興趣和領域可以擴展思維框架，提供新視角，並在無意識中促進創意聯想。例如，閱讀不同主題的書籍、參加各種社交活動或學習新技能。

6.進行輕鬆的活動: 從事輕鬆愉快的活動，如繪畫、音樂、園藝等，能夠激發創意，因為這些活動讓大腦放鬆而不再緊張於具體問題上。

7.制定問題的開放式描述: 將問題以開放式的方式描述，使其不僅限於特定範疇，這樣在中斷期間，大腦能夠自由地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考慮解決方案。

8.構建問題清單: 在孕育期之前，列出關鍵問題和挑戰，讓無意識的大腦有具體的目標來處理，這有助於在不集中思考問題時，仍能在潛意識中促進解決方案的產生。

孕育效應基於認知科學和心理學中的多個理論：

1. 無意識思維理論：無意識思維在處理和組織信息上具有優勢，可以整合各種分散的信息片段。

2. 干擾理論：集中思考問題時容易陷入思維定勢，暫時中斷能打破這種定勢，讓大腦在無意識中處理問題。

3. 信息重組：孕育期間，信息可能在大腦中進行重組，從而產生新的關聯和洞見。

孕育效應最初由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於1926年提出，作為他創造過程的四個階段之一：準備、孕育、啟發和驗證。孕育效應是指離開問題一段時間後，然後發現原本的困難在重新審視問題時消失，甚至是可能在思考其他事情時，解決方案「突然出現」。

從孕育效應相關的實驗中可得知，正面的情緒會增強工作中的創造力，而假設某一天的正面情緒增加了想法的數量，這些額外的想法可能會在夜間孕育，增加了第二天的創造可能性。

神經科學領域的最新進展則為孕育效應提供了有趣的證據。這項研究顯示，人們在清醒時的經驗可以被鞏固成記憶，並在第二天提高表現，而不需要進行任何額外的活動。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睡眠可以促進那些產生創造性問題解決的記憶和學習過程，例如聯想記憶。在一個相關的實驗中，研究人員證明，在初步解決問題後，一段時間的睡眠可以顯著增強問題解決的洞察力。^[107]

但也有些實驗未能發現孕育效應的顯著影響，Ut Na Sio, Thomas C Ormerod(2009) ^[108]分析了多項研究，發現只有一部分研究支持孕育效應存在，而其他許多研究未能顯示出此結果的原因可能則有實驗中的問題類型、誤導性線索以及孕育時間的長短。孕育效應存在一些爭議: 效果的一致性，雖然有些研究支持孕育效應的存在，但並非所有研究都能夠得出相同的結論。有些研究未能證實暫時中斷工作對於解決問題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實驗設計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所致。並且個人差異也存在一些變數，不同個人對孕育效應的反應可能有所不同。一些人可能在暫時中斷工作後更容易產生新的洞察，而其他人可能沒有同樣的經驗。因此，孕育效應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仍然存在爭議。

書籍影音

線上資源

科普文章選讀

漢字閱讀：腦中現形記
- 曾志朗（2003）。《科學人》2003 年 10 月號。
- 腦神經在語文資訊處理的細膩，以及對形、音、義三種訊息的取捨，在時間點的拿捏是如此準確，真是令人動容!
〈我們來聊天吧！〉
- 陳瑀葳編譯（2015）。《科學人》2015 年 3 月號。
- 心理學及語言學家常以「會話分析」探討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心智活動與行為表現。文法規則及說話節奏是流暢對話的關鍵，與音調起伏及文化語言差異則無關聯。語言會影響人類的行為、態度，甚至價值觀。例如，以中文、日語表達時較謙卑；用英語時自尊較強。使用母語時，情緒容易波動、不理性，道德標準較高。
語言如何形塑思考？
- 語言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於辨識方位、學習數字、回溯記憶等的能力，都不相同。
- 重點提要
  - 人們使用語言來溝通，但是不同語言可傳達的訊息卻不盡相同。
  - 學者一直想知道，不同的語言是否會造成不同的認知能力。
  - 近年來開始有經驗證據顯示這種因果關係，母語確實會影響人們對世上許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
  - 最新的發現顯示，語言在思考的許多面向都佔有重要地位，影響程度遠超過科學家先前的理解。
你的語言如何影響了你的「思考」？
- 深入淺出地探討了一個人的思考及其所用語言的關係。並舉例探討不同語言、雙語言使用者之間的差異。
第二語言教學
- 文章講述了第二語言的界定，並探討第一語言的習得與學習第二語言本質的差異。
發生認識論
- 發生認識論由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於 1950 年建構的一種認識的結構、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心裏起源的學說。它反對傳統的認識論，統一了建構主義與結構主義，通過生物學的方法論的類比，採用發生學的方法，建構於主客體相互作用之上的兒童發展心理學。

影音資源

TED：你的語言會影響你的儲蓄能力嗎？ :本影片中，講者嘗試告訴我們語言對於儲蓄決策的影響：不同的語言會創造不同的行為模式。
TED： 6 個月掌握流利的外語學習方法 :現今很多人都努力的在學第二外語，但要如何才能簡單、快速、有效率又流暢的使用一個非母語的語言呢？
TED：語言如何改變人類 :講者講述語言在人類累積文化與智慧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之所以會被發展並被人類所保留的原因。
TED：短訊謀殺語言？開什麼玩笑！ :講者談論的是傳短訊(texting)對於語言的影響。
KHAN：從失語症看頭腦與語言的連結 :本影片簡要的介紹了大腦中與語言、溝通和理解有關的部分，以及討論一些失語症的類型。
Why We Struggle Learning Languages | Gabriel Wyner | TEDxNewBedford
Learning a language? Speak it like you’re playing a video game | Marianna Pascal | TEDxPenangRoad
TED：語言如何形塑出我們的思考方式
Stephen Krashen's Monitor Model
Noam Chomsky on Language Aquisition
What is LANGUAGE ACQUISITION? What does LANGUAGE ACQUISITION mean?
John Schumann´s Acculturation Model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Good Thinking! — That’s so Meta(cognitive)!

電影

救救菜英文 (英語：English Vinglish)（2012）
簡介：劇情內容是描述一位從小在印度生長的女性，跟隨家人來到英語系國家生活，從一開始對英語的抗拒和恐慌，到漸漸突破自己的心防，成功與新的語言共榮共存的故事。
知更鳥不歌唱(英語：Mockingbird Don't Sing)（2001）
簡介：因為從小遭到囚禁和虐待，Katie 在 12 歲尚未有語言能力，語言學有一條著名的假說，即語言習得關鍵期假說(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如果兒童在青春期前（即 12 歲左右）沒有學習語言那就永遠也學不會了，而故事的主人翁，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 Sandra 卻認為 Katie 能夠說好語言，從此展開了一段讓人動情的故事。
野孩子(英語：The Wild Child)（1970）
簡介：根據十八世紀法國的一宗真人真事改編。一名小孩子在叢林中長大，被帶回文明社會。弗朗科依斯．特魯芬特飾演的醫生用耐心教導這個野孩子一點一滴地適應新的生活，又讓他學習聽話和說話，終於達成了兩人之間的溝通。
啟航吧！編舟計劃（日語：舟を編む）（2013）
簡介：電影講述了編輯松本想要出版一本漢語詞典，但他最器重的老編輯卻要退休了，此時編輯部卻只剩下做事浮躁的刺頭、敷衍的臨時工，松本為了完成他畢生的心血，在其他部門找來了一個內向、怕生但卻對文字非常敏感的青年一起花費 15 年的心力......從這部電影你能看到編纂詞典的過程，也能看到語言學家對詞語的熱愛與執著，結合了生活裏的熱愛和挫折，不失為一部好電影。
沒有青春的青春(英語：Youth Without Youth)（2007）
簡介：1938年，年逾七十的哲學教授多米尼克•馬泰本打算自殺，卻被閃電突然擊中。嚴重燒傷的多米尼克得到了羅馬尼亞醫生斯坦庫里斯庫教授的救治，痊癒後，多米尼克竟發現自己返老還童，並分裂出另外人格。不僅如此，多米尼克還具有夢中學習、透視、意念移物等特異功能。為了躲避納粹醫生魯道夫的追蹤，多米尼克化名輾轉於瑞士、羅馬尼亞、馬爾他、印度等地，直到二戰結束。六十年代，某次登山時多米尼克遇見一名叫做維拉尼卡的女子，與他年輕時的未婚妻蘿拉一模一樣。維拉尼卡及朋友山中遇險，被多米尼克救治後便擁有了夢中追溯語言起始的能力，卻因此加速衰老。多米尼克一方面希望維拉尼卡助他完成語言及時間起源的著作，一方面又不願看到愛人因此早夭，矛盾中痛苦不已…
異星入境(英語：Arrival)（2016）
簡介：地球的上空突然出現了十二架貝殼狀的不明飛行物，懸浮在十二個不同的國家的上空，外星人向人類發出了訊號，但人類卻並不能夠解讀。美國軍方找到了語言學家路易斯和物理學家伊恩，希望兩人能夠合作破解外星人的語言之謎。經過數次的接觸，路易斯發現外星人使用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圓環狀的文字，並逐漸了解了其中的奧妙。由於一直無法確定外星人來到地球的真正目的，中國、俄羅斯等四國決定對外星人發起進攻，美方亦決定放棄研究將全部人員撤離，在這個節骨眼上，路易斯終於明白了外星人的意圖，利用外星人賦予她的特殊的「武器」，路易斯以一人之力改變了未來。原小說《你一生的故事》作者特德·姜是個語言學愛好者，原小說就是架構在一條語言學假設之上的，即「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語言會影響乃至決定你的思維。正是基於這個假設，班克思博士學到七語之後，也學到了七肢桶獨特的世界觀，獲得了「預測」未來的能力——她看到了未來與丈夫離婚、女兒早逝。這時她所面臨的抉擇又牽涉了另一個哲學問題，即自由意志的問題——這便是作者為什麼一再地在原小說中討論到「費馬大定理」。作者說道，「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味着我們不可能預知未來。而我們之所以知道自由意志存在，是因為我們直接體驗過它。意志是個人意識的本質部分。」

關鍵詞彙

ambiguity（歧義）：一段語言表達具有多種語意，可能因詞彙或是句法結構的性質而產生。
algorithm（演算法）：解決已知問題類型的正規方法，遵循此過程可以找到正確的答案。
aphasia（失語症）：因疾病或創傷造成的大腦損傷，導致任何形式的語言失常。
attentional process（注意歷程）：個體受刺激後到處理刺激的心智歷程。
audience design（聽眾設計）：不只需要考慮一句話是否合乎文法，還需要考慮到「交談的情境」。針對不同的目標聽眾設計出相應的內容與形式。
automatic process（自動歷程）：不太需要注意力的心智歷程，一般情況下，一般人可以同時處理多個自動歷程。與控制歷程(controlled process)相對。
automatized； automatization（自動化）：一個心智歷程由控制歷程轉變為自動歷程的過程。
babbling（牙牙學語期）：兒童藉由逐步模仿生活中接收到的語音訊息，嘗試練習發音的過程。
basic level category（基本層次概念）：指在生活中思考或實際操作時常使用到的概念，例如蘋果。
bound morpheme（附着詞素）：不能單獨使用的詞素，與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相對。
Broca's aphasia（布洛卡失語症）：因大腦額葉布洛卡區(Broca's area)受損所引起的失語症，患者在語言的表達上有困難。
categorization（分類）：是指將事物分派到某個概念的歷程。
cognition（認知）：個體對於外界事物進行了解的過程。包含內容及歷程兩個成份。
cognitive process（認知歷程）：個體利用長期記憶中的訊息（知識）去達成特定目的或完成某項事務的過程。包含感知、記憶、使用語言、抽象思考、解決問題、創造知識等。
cognitive psychology（認知心理學）：認知科學中的心理學範疇，主要是研究心智功能，着重獲取知識的方法，和運用知識去形塑了解經驗。
cognitive science（認知科學）：研究訊息操縱與處理的學門，包含知識的取得以及其他相關的機制。範疇包含認知心理學、語言學、哲學、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等。
controlled process（控制歷程）：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心理資源的心智歷程。與自動歷程(automatic process)相對。
convergent thinking（聚歛性思考）：一種收集各方不同資訊以獲取答案的思考方式，又稱定向思考(directed thinking)。與擴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相對。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溝通式教學重視學習者整體語言能力發展及語言使用的語言教學觀，自 1980 年代起取代各教學法成為主流。
component process（成分歷程）：組成整個認知歷程的各個子歷程，包含依序歷程與平行歷程。
concept（概念）：是用以代表某個類別整體的一組相關屬性
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法則）：要求談話者遵循一致認同的方向與目的談話，使溝通能夠恰如其分、不脫語境地達成目標的一套準則，包含相關、品質、數量、風格。
core（核心）：組成某個概念最重要的屬性。
creativity（創造力）：一個人能夠在特定情境下生產出新穎、適當的想法或產品的能力。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關鍵期假說）：是一個長期存在爭論的假說，關於人是否存在一個語言學習的關鍵年齡段。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又譯慎思明辨）：是評估資訊與推理方式是否準確、重要的過程。
derivational morpheme（衍生詞素）：可以改變詞類或影響語意的詞素。
descriptive grammar（描述語法）：對語言的結構及使用，逐一記錄、歸納而成的一套語言規律。與規範語法(prescriptive grammer)相對。
difference-reduction method（差異消除法）：藉由設法逐漸減少目前狀態及目標狀態的差距來解決問題的策略。
discreteness（分立性）：人類語言的特性之一：語言可以分成更小的單位。
displacement（超越時空性）：人類語言的特性之一；語言的內容未必與此時此地相關。
divergent thinking（擴散性思考）：未必遵循嚴謹邏輯推論，但可能夠得到各種潛在答案的思考方式。與聚歛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相對。
dual-coding theory（雙代碼理論）：心理表徵包含了形碼與意碼兩種符碼(Code)的形式。
exemplar strategy（範例策略）：藉由概念中已知例子，比對新例子與那些已貯存範例之間的相似性。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一語言習得）：兒童學會母語的過程，或語言學中研究該過程的分支學科。
frame（框架）：決策過程中對於一項選擇的特定敘述，可能影響決策者的最終決策。
framing effect（框架效應）：決策者看待某選擇的角度會受到框架影響，進而影響最終決策，是一種認知偏差。
free morpheme（獨立詞素）：可以單獨使用的詞素。與附着詞素(bound morpheme)相對。
functional fixednes（功能固着）：對於物體的功能、作用，因為受過去經驗所侷限的僵化現象。
grammar（語法）：又譯文法。在語言學終止的事人類永以詮釋及組成字詞中的語言規則或類別的一套內部心理系統。
greedy algorithm（貪婪演算法）：在每個子問題之下選擇最好的步驟，最終可以解決母問題的演算法。
heuristics（捷思法）：人類根據日常生活中的經驗，用以非正規、投機解決問題的心智捷徑；有時可以解開問題，有時則否。
hypothesis testing（假設檢驗）：藉由檢視概念中已知例子，統整出共同的屬性，來假設這些共同屬性是構成概念的特徵。
ill-defined problem（定義不良的問題）：部分因素定義不明確的問題。與定義良好的問題(well-definedproblem)相對。另參問題空間(problem space)。
imaginal thought（心像思考）：比較偏向「視覺圖形」的思考。
inflectional morpheme（屈折詞素）
insight（頓悟）：突然領悟到了已知資訊的關係，進而想出答案的狀態。
interlanguage（中介語）：習者母語和目標語言的影響。
language acquisition（語言習得）：個體掌握一個語言的過程，語言包含詞彙、語法等部件，並包含個體能夠理解該語言，及以該語言表達的能力。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語言習得裝置）：人類學習語言有其獨特的一套機制。
language comprehension（語言理解）：人類理解語言訊號中所蘊含的意義。
language production（語言產出）：人類將想法轉換成語言並表達出來的過程。
lexicon（詞彙）：又譯詞庫，心理上對於字彙的類別（詞性）、意義、音韻表徵等資訊內容的集合體。
linguistic competence（語言能力）：運用語言進行溝通的能力，又稱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包含語法(grammar)、篇章(discourse)、社會語言(sociolinguistics)以及策略(strategy)四大面向。
linguistics（語言學）：研究語言各部分組成、功能及應用的學科。
linguistic determinism（語言決定論）：較為激進的主張，認為語言結構完全決定了個體如何感知和推斷這個世界。
linguistic relativity（語言相對論）：較為溫和的主張，認為個體所說語言的結構，會影響個體如何思考這個世界。
means-ends analysis（手段─目的分析）：對於每個子問題，找出與目標最大的差異，然後把消除這個差異作為待解決的子問題。
mental image（心理意象）：在腦中所模擬的圖形，也就是所謂的「心像」。
mental representation（心理表徵）：為長期儲存於腦中的知識，包含圖像型與意義型的心理表徵。
mental rotation（心理旋轉）：於腦中所模擬的圖形進行旋轉或翻轉等移動。
mental scaning（心像掃描）：對於腦中所模擬的圖形進行掃描檢視。
mental set（心向）：因既存習慣、心態、及經驗的影響，導致有使用解決過去問題的思維來看待新問題的傾向。
morpheme（詞素）：又譯語素、義基。語言中攜帶意義或是語法功能的最小單位。
morphology（構詞學）：又譯詞法學、形態學。語言學中研究詞彙及單詞的類別與構成的分支科目。
naming explosion（命名爆發期）：幼兒約自 18 個月大開始，到 6 歲左右，字彙數量快速增加的期間。
neurolinguistics（神經語言學）：探討語言在大腦與神經系統中處理的過程。
one-word/holophrastic stage（單詞階段）：約 1 到 1 歲半。嬰兒通常會將最重要的一個詞直接表達出來。
overextension（過度延伸）：學會某個詞彙後，將這個詞彙延伸用到其他相關的概念上。
overgeneralizaiton（過度類化）：構詞階段，會將學到的規則規律地用在所有同類的詞彙上。
parallel process（平行歷程）：兩個以上，可以同時處理的心智過程。與依序歷程(serialprocess)相對。
phonetics（語音學）：語言學中研究語音分類、發音、聲學與聽覺感知的分支科目。
phoneme（音素）：又譯音位。指人腦處理某一語言的語音時，所使用最基本、最簡潔的心理單位；不同的音位將會造成語意的差異。
phonology（音韻學）：又譯聲韻學、音位學、音素學。語言學中研究音素的排列與性質的分支科目。
phrase（詞組，又稱片語）：具有特定結構的一組詞，由中心語(head)、補語(complement)、標示語(specifier)等成分組成。
pragmatics（語用學）：語言學中研究語言在溝通情境中使用與理解的分支科目。 [另見→] 語言學(linguistics)、語意學(semantics)
prescriptive grammar（規範語法）：對語言使用的正確、美善進行人為規範的一套判準。與描述語法(descriptive grammar)相對。
problem representation（問題表徵）：表達問題的方式；會影響到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問題解決）：藉由定義初始與目標狀態，採行一套操作程序以達成目的的過程。
problem space（問題空間）：問題解決的規模，由初始狀態、目標狀態及操作程序決定大小。
propositional thought（命題性思考）：比較偏向「語文句子」的思考。
prototype（原型）：我們想到某個概念時，腦海中經常浮現的典型例子。
psycho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從心理學出發，探討在語言產出與理解過程中的心理表徵與心智歷程的語言學分支學科。
reaction time（反應時間）：個體從接受刺激開始，到做出預定反應為止的時間長度，也被認為是心智歷程所需的進行時間。
Sapir-Whorf hypothesis or Whorfian hyphothesis（薩皮爾─沃夫假說）：關於語言是否影響人類思考及世界觀的一套假說，包含較強烈的語言決定論及較溫和的語言相對論。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第二語言習得）：一般人掌握其他外國語言或第二語言的過程，以及語言學中研究人如何習得母語之外語言的分支科目。
self-fulfiliing prophecy（自我實現預言）：人先入為主的判斷影響其行為，而使的判斷最後真的實現。
semantics（語意學）：語言學中研究詞彙、語句意義的分支科目。
serial process（依序歷程）：兩個以上，必須依序執行的心智過程。與平行歷程(parallelprocess)相對。
sociolinguistics（社會語言學）：探討語言使用的形式在不同言談場合與社會結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
statement（命題）：由概念所組成，在推理時，可藉由命題來進行邏輯思考。
Stroop effect（史楚普效應）：刺激與反應間互相干擾的過程，可解釋干擾對反應時間的影響。
subordinate category（下層概念）：比基層概念概括性更低、更具體的概念，例如富士蘋果。
subtraction method（減算法）：過反應時間差異計算個別心智歷程所需時間，以探討心智歷程速度的實驗方法。
superordinate category（上層概念）：最概括且涵蓋範圍最大的概念，例如水果。
syntax（句法；句法學）：又譯語法（學）。可指人類處理及構成語句的分類與規則系統，或是語言學中研究語句構成的分支科目。
telegraphic stage（電報語句階段）：約 2 歲至 3 歲。幼兒具有字序的概念，不過在他們的語彙中常常會省略掉附着語素或是文法虛詞；很像早期打電報時字斟句酌講求重點一般，因此稱為「電報語句階段」。
think-aloud protocols（自語式）：研究者在研究人的問題解決時，要求實驗參與者把實驗過程中的思考以言語表達出來的作法。把過程中的思考以言語表達出 thinking（思考）見認知歷程(cognitive process)
two-word stage（雙詞階段）：約 1 歲半到 2 歲。此時嬰兒初步具有文字順序的概念，會將某些詞彙稍加組合。
underextension（延伸不足）：對於詞彙的使用範圍，比起實際該詞指涉的範圍還要小。
Universal Grammar, UG（普遍語法）：對所有語言都適用的一套完整認知系統，包含語言的共通性及參數設定。
visual neglect（視覺忽略）：是指患者因腦部受損而導致部分的視野被忽視。
vocal organ（發聲器官）：個體用於發出語音的器官，包含肺、聲帶、鼻腔，口腔等。
Wernicke's aphasia（韋尼克失語症）：大腦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受損所引起的失語症，患者對語句的意義理解和表達有困難。
word（單詞）：語言中最小的自由形式(free form)。
working backward（倒推法）：藉由從目標狀態推回起始狀態的問題解決策略。

參考資料

專書著作或書籍章節

Anderson, J. R. （2015）.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Worth Publishers, 8th ed.
Brown, H. D. & H. Lee （2015）.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NY： Pearson, 4th ed.
Cormen, T. H., Leisereon, C. E., Rivest, R. L. & Stein, C. （2009）.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rd ed.
FromKin, V., R. Robert, N. Hyams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Boston： Wadsworth, 10th ed.
Gerrig, R. J. （2013）. Psychology and Life. Boston, MA： Pearson, 20th ed.
Holmes, J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Harlow： Pearson, 4th ed.
Larson-Freeman, Diane & Marti Anderson （2011）. Techniques &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O'Grady, W., J. Archibald （2011）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Analysis. Toronto： Pearson, 7th ed.
Bloomfield, Leon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4.
Chakrabarti, Byom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ntal=== and Bengali. Calcutta: K.P. Bagchi & Co. 1994. ISBN 978-81-7074-128-2.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Gode, Alexander. Interlingua-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51.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Forgotten Books. 2008 [1651].（原始內容存檔於 2010-05-16）.
Holquist, Michael. Introduction. （編） Bachtin, Michail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Kandel, ER; Schwartz, JH; Jessell, TM.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fourth.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ISBN 978-0-8385-7701-1.
Katzner, K.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McArthur, T. The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y press. 1995.
Saussure, Ferdinand de; Harris, Roy, Translator. Bally, Charles; Sechehaye, Albert, 編.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3 [1913]. ISBN 978-0-8126-9023-1.
Zvelebil, Kamil. The smile of Murugan on Tamil literature of South India. Leiden: Brill. 1973
Bear, M. F., Connors, B. W., & Paradiso, M. A. （2016）. Neuroscience: exploring the brain. Fourth edition. Philadelphia: Wolters Kluwer.
Jeanne Ellis Ormrod 著，白惠芳譯，《教育心理學：學習者的發展與成長》（台北：洪葉文化，2011 年）。
Michael W. Eysenck, Mark T. Keane 著，李素卿譯，《認知心理學》（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S. Nolen-Hoeksema, B. Fredrickson, G. Loftus, W. Wagenaar 等著，危芷芬、田意民、何明洲、高之梅等譯，《心理學導論》（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1 年）頁 283-322。
賴惠德著，《心理學：認知、情緒、行為（初版）》（台北：雙葉書廊，2016 年），〈第 8 章語言、認知與創造力〉，頁 203-225。
蘇以文、畢永峨編，《語言與認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蔡素娟著，〈音韻的認知基礎及對文化的影響〉，頁 177-202。
謝國平（2016 ）。語言學概論（三版）。三民。
蘇以文、畢永峨編，《語言與認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葉素玲著，〈文字辨識〉，頁 289-320。
蘇以文、畢永峨編，《語言與認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畢永峨著，〈語言使用與語法化〉，頁 263-288。
Jeanne Ellis Ormrod 著，白惠芳譯，《教育心理學：學習者的發展與成長》（台北：洪葉文化，2011 年）。
理察˙保羅、琳達˙埃爾德（2006）。〈前言〉、〈序論〉。[喬苒、徐笑春譯]。載於:批判性思維：思維、寫作、溝通、應變、解決問題的根本技巧。新星出版社。
Stella Cottrell 著，喬苒、鄭淑芬譯，《問對問題，找答案—批判性思考的智慧學（初版）》（臺北市：寂天文化，2007 年），〈語彙表〉；〈範例：運用語彙進行論證評估〉；〈第一章什麼是批判式思考？〉。
黃展驥（1971）。謬誤與詭辯：思想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21–22頁）。蝸牛叢書。
李天命（2010）。殺悶思維（最終定本，115頁）。明報。
鄭麗玉、陳秀蓉、危芷芬、留佳莉等（2006）。心理學（第134頁）。五南出版社。
Deirdre Barrett（2010）。綁架本能的世界：影響所有決定的「超常刺激」理論（陳雅雲譯）。究竟出版社。（原著出版於2010年）
彭聃齡（1991）。語言心理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期刊論文

Antonietti, A., B. Colombo. （2011）. "Mental Imagery as a Strategy to Enhance Creativity in Children."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31（1）, 63-77.
Antonova-U Nlu , E., & Wei, L. （2014）. "Aspect acquisition in Russian as the weaker language：Evidence from a Turkish-Russian chi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0（2）, 210-228.
Baron, J. Thinking and deciding 4th ed.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unetti, M., M.G. Perrucci , M.R. Di Naccio , A. Ferretti , C. Del Gratta , C. Casadio & G.L. Romani. （2014）. "Framing deductive reasoning with emotional content： An fMRI study." Brain and Cognition, 87：153–160.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Chung, K. K., C. S. Ho. （2009）.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Dyslexia： What Are the Reading-Related Cognitive Skills That Contribute to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 Reading?"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3（3）, 195-211.
Costa A, Foucart A, Hayakawa S, Aparici M, Apesteguia J, Heafner J, et al. （2014） "Your Morals Depend on Language." PLoS ONE 9（4）： e94842. doi：10.1371/journal.pone.0094842 Damer, T. Edward. Confusion of a Necessary with a Sufficient Condition. Attacking Faulty Reasoning 4th.
Hull, Shawnika J., and Yangsun Hong. 「Sensation Seeking as a Moderator of Gain- and Loss-Framed HIV-Test Promotion Message Effec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 21, no. 1, 2015, pp. 46–55., https://doi.org/10.1080/10810730.2015.1033113.
Wadsworth. 2001： 150.
Donald Redelmeier, Joel Katz, Daniel Kahneman. 2003
Kahneman, D.; Tversky, A.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2, 3： 430–454.
Kaplan, I., Stolk, Y., Valibhoy, M., Tucker, A., & Baker, J. （2015）. Cognitive assessment of refugee children： Effects of trauma and new language acquisition.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53（1）, 81-109.
McMahon, Sean R. & Cameron M. Ford. （2013）. "Heuristic Transf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69–83.
van Overwalle, Frank, Kris Baetens , Peter Mariën & Marie Vandekerckhove （2014）.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sis of over 350 fMRI studies."NeuroImage 86：554–572.
Rodero, E. （2010）. "See It on a Radio Story： Sound Effects and Shots to Evoked Imagery and Attention on Audio Fi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4）, 458-479.
Rommers, J., A.S. Meyer, F. Huettig. （2013）. "Object Shape and Orientation Do Not Routinely Influence Performance During Language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1）, 2218-2225.
Seo, K., J. Dillard （2016）.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7.
Shepherd L. & A. Kuczynski. （2009）. "The Use of Emotive Imagery and Behavioral Techniques for a 10-Year-Old Boy's Nocturnal Fear of Ghosts and Zombies." Clinical Case Studies, 8（2）, 99-112.
Stephen M. Kosslyn & Robin S. Rosenberg （2014）. Introducing Psychology： Pearson 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 Brain, Person, Group. NY： Pearson, 4th ed. P226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481）： 453–458.
White, Lee C. , Emmanuel M. Pothos & Jerome R. Busemeyer. （2014）. "Insights from quantum cognitive models for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4：229–238.
Yearsley, James M. & Jerome R. Busemeyer. （2015）. "Quantum cognition and decision theories： A tutorial."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Wolfgang Enard, Molly Przeworski, Simon E. Fisher, Cecilia S. L. Lai, Victor Wiebe, Takashi Kitano, Anthony P. Monaco & Svante Pääbo. "Molecular evolution of FOXP2, a gene involved in speech and language." Nature volume 418, pages 869–872 (22 August 2002)
吳昭容、徐千惠，〈兒童如何在重複中找到規律？重複樣式的概念性與程序性知識〉，《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1）（2010 年，台北）頁 1-25。
吳昭容、嚴雅築，〈樣式結構與回饋對幼兒發現重複樣式的影響〉，《科學教育學刊》16（3）（2008 年，台北）頁 303-324。
陳儀璇，〈國中補校成人學生批判思考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社會教育學刊》（1996 年，台北）頁 253-272。
黃博聖、陳學志、劉政宏，〈「中文詞彙遠距聯想測驗」之編製及其信、效度報告〉，《測驗學刊》59（4）（2012 年，台北）頁 581-607。
顏林海，〈翻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及方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34（2）（2007 年）頁 106-110。

碩博士論文

林欣儀，〈以認知神經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寫字困難學童之寫字歷程缺損—個案研究分析〉，《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徐嬿婷，〈在多媒體學習環境中思考風格對心理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效之影響〉，《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論文》（2007 年）。
陳昱君，〈學齡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新詞學習與音韻處理能力之探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2 年）。
陳玉傑，〈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學前兒童對圖像的辨識之研究〉，《南華大學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年）。
陳怡伶，〈一位重度失語症病患之語言損傷研究：應用 PALPA 測驗比較聽覺及視覺輸入表現之差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黃婉婷，〈思考-語言-溝通障礙評量表台灣中文版之信度與效度評估〉，《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韓睿，〈成年人的視覺心像產生及維持歷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廖怡瑩，〈不同思考風格之學童的創造思考歷程與科學創造力表現〉，《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文》（2006 年）。
蔣淑慧，〈不同思考風格學童的科學思考能力比較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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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Broca, P. （1861）. Remarks on the Seat of the Faculty of Articulated Language, Following an Observation of Aphemia (Loss of Speech).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6, 330–357.
↑ Noggle, Chad A. Arcuate Fasciculus. (編) Goldstein, Sam.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11: 141–141. ISBN 978-0-387-79061-9. doi:10.1007/978-0-387-79061-9_179 （英語）.
↑ Stinnett, Taylor J.; Reddy, Vamsi; Zabel, Matthew K. Neuroanatomy, Broca Area.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1. PMID 30252352.
↑ ^4.0 ^4.1 （英文）Broca's Area - an overview．Science Direct．於2021年3月17日查閱．引用錯誤：無效的<ref>標籤；name屬性「:1」使用不同內容定義了多次
↑ Henseler I, Regenbrecht F, Obrig H (March 2014). "Lesion correlates of patholinguistic profiles in chronic aphasia: comparisons of syndrome-, modality- and symptom-level assessment". Brain. 137 (Pt 3): 918–30. doi:10.1093/brain/awt374. PMID 24525451.
↑ Damasio, A. R. Aphas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2-02-20, 326 (8): 531–539 [2020-12-20]. ISSN 0028-4793. PMID 1732792. doi:10.1056/NEJM1992022032608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8）.
↑ Bayles, K. Neuroplasticity: Implications for Treating Cognitive-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SHA Convention, 19 November 2010. 2010.
↑ https://dictionary.apa.org/dyslexia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599096/#:~:text=There%20are%20at%20least%20two,common%20of%20the%20two%20types.
↑ https://www.rainbowkids.org.tw/WordPress/rkblog/2017/02/08/%E9%96%B1%E8%AE%80%E9%9A%9C%E7%A4%99/
↑ 全球醫院網（2016），發育性口吃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
↑ 台大醫院神經部，原發性顫抖症。
↑ Pagnozzi, A. M., Conti, E., Calderoni, S., Fripp, J., & Rose, S. E.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ructural MRI biomarker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machine learning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71, 68-82.
↑ Gudlin, M., Ivanković, I., & Dadić, K. (2022). Robots used i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 Development (AJMRD), 4(03), 33-39.
↑ Cleveland Clinic - Speech Therapy
↑ St. Jude - Speech-Language Therapy
↑ BMJ - Language and language disorders
↑ 賴惠德（2016）。心理學：認知.情緒.行為。臺北市：雙葉書廊。
↑ Ritter, S., Barrett, D. G., Santoro, A., & Botvinick, M. M. (2017, July). Cognitive psychology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A shape bias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p. 2940-2949). PMLR.
↑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pj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5, 975-979.
↑ Mack, A., & Rock, I. （1998）.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The MIT Press.
↑ 鄭昭明（2006）。認知心理學:理論與實踐。臺北市:桂冠
↑ Kuo,W.J., T. Sjostrom, Y.P. Chen, Y.H.Wang & C.Y. Huang （2009）.Intuition and deliberation: two systems for strategizing in the brain. Science 324（5026）, 519-522.doi: 10.1126/science.1165598
↑ Donders, F. C. （1868）. Over de snelheid van psychische processen. Onderzoekingen gedaan in het Physiologisch Laboratorium der Utrechtsche Hoogeschool （1968–1869）, 2, 92-120..
↑ Donders F. C. （1969）. On the speed of mental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30, 412-431.
↑ 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4th Edition)（李素卿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0）
↑ Barrett, L. F., Quigley, K. S., Bliss-Moreau, E., & Aronson, K. R. （2004）. Interoceptive sensitivity and self-report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84–6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7.5.684
↑ Ganor-Stern, D., & Tzelgov, J. （2008）. Across-notation automatic numeric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4（2）, 430–437. https://doi.org/10.1037/0278-7393.34.2.430
↑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 643–662. https://doi.org/10.1037/h0054651
↑ Watson, J. M., & Strayer, D. L. （2010）. Supertaskers: Profiles in extraordinary multitasking abilit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7（4）, 479–485. https://doi.org/10.3758/PBR.17.4.479
↑ Sanbonmatsu, D. M., Strayer, D. L., Medeiros-Ward, N., & Watson, J. M. （2013）. Who multi-tasks and why? Multi-tasking ability, perceived multi-tasking ability, impulsivity, and sensation seeking. PloS one, 8（1）, e5440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4402
↑ Tomasello, M. 1996. The cultural roots of language. In Velichkovsky, B. M. and D. M. Rumbaugh (eds), Communicating Meaning.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ahwah, NJ: Erlbaum, pp. 275-307.
↑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83.
↑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https://doi.org/10.1016/j.jml.2015.11.004
↑ Kikuchi, T., Morizane, A., Doi, D., Magotani, H., Onoe, H., Hayashi, T., Mizuma, H., Takara, S., Takahashi, R., Inoue, H., Morita, S., Yamamoto, M., Okita, K., Nakagawa, M., Parmar, M., & Takahashi, J. （2017）. Human iPS cell-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function in a primate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 Nature, 548（7669）, 592–5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3664
↑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886260514540808
↑ de Bruin, A., Treccani, B., & Della Sala, S.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 99–1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7866
↑ Slevc, L. R., Davey, N. S., & Linck, J. A. （2016）. A new look at 「the hard problem」 of bilingual lexical access: Evidence for language-switch costs with univalent stimuli.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8（4）, 385–395.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6.1152274
↑ Levi S. （2018）. 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Bilingualism (Cambridge, England), 21（3）, 523–536. https://doi.org/10.1017/S1366728917000153
↑ https://www.neurology.org/doi/pdf/10.1212/WNL.0b013e3181fc2a1c
↑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20078/
↑ Alladi, S., Bak, T. H., Duggirala, V., Surampudi, B., Shailaja, M., Shukla, A. K., Chaudhuri, J. R., & Kaul, S. (2013). Bilingualism Delays Age at Onset of dementia, Independent of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Status. Neurology, 81(22), 1938–1944. https://doi.org/10.1212/01.wnl.0000436620.33155.a4
↑ https://www.oecd.org/pisa/OECD_2022_PISA_Results_Comparing%20countries’%20and%20economies’%20performance%20in%20mathematics.pdf
↑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11/j.1467-9280.1995.tb00305.x
↑ Vuolo, M. （2013）. What happens when a language has no numbers? Slate.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3/10/piraha-cognitive-anumeracy-in-a-language-without-numbers.html
↑ 《網絡社會學通訊》第 67 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67/67-30.htm
↑ Francey, G.& Cain, K. （2015）. Effect of imagery training o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pronoun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8（1）, 1-9. https://doi.org/10.1080/00220671.2013.824869
↑ Boerma, I. E., Mol, S. E., & Jolles, J. （2017）.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mentalizing, expressive verbal ability, and print exposure in third and fourth gr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3）, 179–193. https://doi.org/10.1080/10888438.2016.1277727
↑ Rommers, J., Meyer, A. S., Praamstra, P., & Huettig, F. （2013）. The contents of predi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ctivation of the shape of objects before they are referred to. Neuropsychologia, 51（3）, 437–44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2.12.002
↑ Zwaan R. A. （2014）. Replic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power and precision: a response to Rommers, Meyer, and Huettig （2013）.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305–3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509634
↑ 實驗證實患有「心盲症」的人不會出現恐懼的感受――明日科學
↑ Keogh, Rebecca; Pearson, Joel. The blind mind: No sensory visual imagery in aphantasia (PDF). Cortex. 2018, 105: 53–60 [2019-03-30]. PMID 29175093. doi:10.1016/j.cortex.2017.10.012
↑ Seo, K., & Dillard, J. （2019）.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7）, 891–90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626979
↑ Rodero, E.& Pérez, X. S.（2010）. Ficción radiofónica: cómo contar una historia en la radio. Madrid: Instituto Radio Televisión Española.
↑ Van Overwalle, F., D'aes, T., & Mariën, P. （2015）.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12）, 5137–5154. https://doi.org/10.1002/hbm.23002
↑ McMahon, M. & Garrett, M. （2015）. A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Examination Items to Promote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In Proceedings of Global Learn Berlin 2015: Glob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pp. 175-184). Berlin, Germany: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21 from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150861/.
↑ Crossley, S. A., Allen, L. K., Kyle K.& McNamara, D. S. （2014）. Analyzing discourse processing using a simpl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 Discourse Processes, 51（5-6）, 511-534. https://doi.org/10.1080/0163853X.2014.910723
↑ Crossley, S. A.& McNamara, D. S. （2014）. Does writing development equal writing quality?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L2 learner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6, 66-79.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14.09.006
↑ Cardie, C. （2017）. Keeping Apace with Progres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WSDM '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293. DOI:https://doi.org/10.1145/3018661.3022745
↑ Goldberg, S. B., Flemotomos, N., Martinez, V. R., & Seal, M. L. (2020).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lliance as example use case. Psychological Methods
↑ 林清山（1989）。習慣化、原則化和自動化認知歷程與腦側化的關係及其對簡單乘法加法作業和黑藍圓點相加作業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22），99-114。doi:10.6251/BEP.19890601.4
↑ 許家驊（2011）。歷程導向設計及學習策略中介教導對個體不同層次數學解題學習潛能開展效益影響之動態評量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3（1），127-154。
↑ 吳昭容、徐千惠（2010）。兒童如何在重複中找到規律？重複樣式的程序性與概念性知識。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1），1-25。
↑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David Carroll 1986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65.0 ^65.1 ^65.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Eysenck Keane 2005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66.0 ^66.1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Tserdanelis Wong 2004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Anderson, John R. Kognitive Psychologie.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Heidelberg 1996 (2nd edition), 353.
↑ 朱紅梅（2004）。母語思維對語言習得的影響。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7（4），524-525。
↑ 馬菊青（2005）。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語義發展規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106-109。
↑ 李俏（2005）。二語習得和外語教學的認知心理學探討。課程.教材.教法，25（11）。
↑ Krashen, S. D.（1981）.。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五南。
↑ 張湘君（1999）。Krashen 之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其對台灣國小英語教學之啟示。台北師院國民教育，42（5），37-42。
↑ Schumann, J.（1978）.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靳洪剛（1994）。語言發展心理學。台北：五南。
↑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五南。
↑ Ellis,R.（1994）.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st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oking into Classrooms, Good and Lavigne, 2017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mono/10.4324/9781315627519/looking-classrooms-thomas-good-alyson-lavigne
↑ Romero-Martín, M. R., Gelpi Fleta, P., Mateu Serra, M., & Lavega i Burgués, P. (2017). Influencia de las prácticas motrices sobre el estado emocional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Revista International de Medicina y Ciencias de la Actividad Fisica y del Deporte, 2017, vol. 17, núm. 67, p. 449-466 https://repositori.udl.cat/handle/10459.1/65113
↑ 《TESOL Journal Volume 8, Issue 2》(2017.6)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nneagram on Adult ESOL Student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tesj.281
↑ WIKIPEDIA 九型人格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9%9D%E5%9E%8B%E4%BA%BA%E6%A0%BC
↑ Chambers, J. K., & Trudgill, P. (1998).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hl=zh-TW&lr=&id=9bYV43UhKssC&oi=fnd&pg=PR9&dq=Chambers+%26+Trudgill+1980&ots=qltO61Zuj7&sig=PoLHDbhfX-27F6lJH-sIMU3xl-0&redir_esc=y#v=onepage&q=Chambers%20%26%20Trudgill%201980&f=false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iral.1972.10.1-4.209/html
↑ Teachers』 accounts of learners』 engagement and disaffec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na Mystkowska-Wiertela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71736.2020.1800067
↑ Change of Language, Change of Personality?(2011).Grosjean F..Psycology Today
↑ Two Languages, Two Personalities? Examining Language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in a Bilingual Context(2010). , Bond, MH, Chen, SX.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1514-28
↑ Ingalhalikar, M. et al. (2013).Sex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of the human brain. PNAS.
↑ 楊淑蘭（2001）。從心理語言學觀點看口吃與詞類的關係。中華民國聽力語言學會雜誌，（16），1-19。doi:10.6143/JSLHAT.2000.11.10
↑ 吳嫻（2005）。從腦傷病人之研究簡介語文材料中的單字處理歷程。應用心理研究，119-140。]
↑ [施益湋、林佳蓉、何宏祥（2017）。輕-中度失語症個案認知能力之探討與分析。澄清醫護管理雜誌，8-14。]
↑ 邱新惠（2016）。失語症和認知能力的探討。臺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49-59。
↑ 謝佳叡（2012）。中學數學實習教師之數學教學概念心像探究－以學生數學思考面向為例。中等教育，63（3），48-67。doi:10.6249/SE.2012.63.3.04
↑ 陳玉傑（2011）。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學前兒童對圖像的辨識之研究。南華大學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嘉義縣。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mfsu4q
↑ 韓睿（2015）。成年人的視覺心像產生及維持歷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3un734
↑ [周珍、連四清（2005）。中學生心理旋轉能力的發展及其與智力的相關性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62），69-72。]
↑ 趙曉妮、游旭群（2007）。場認知方式對心理旋轉影響的實驗研究。應用心理學，13（4），334-340。]
↑ 廖怡盈（2006）。不同思考風格之國小學童的創造思考歷程與科學創造力表現之個案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縣。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33r2y
↑ 蔣淑慧（2007）。不同思考風格學童的科學思考能力比較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twzdfy
↑ 黃幸美（2001）。兒童解決數學及自然科學問題的問答討論與類比推理思考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2（2），123-144。http://utaipeir.lib.utaipei.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3120
↑ 江淑卿（2001）。兒童類比推理能力的學習潛能評估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3（1），47-64。doi:10.6251/BEP.20010521
↑ 江淑卿（2006）。兒童歸納推理學習潛能評估系統之發展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2）, 105-129。
↑ 張萬英（2006）。試論創造性思維的訓練。理論月刊，2006（1），103-104。
↑ 陳學志、洪素蘋、許禕芳、邱皓政、關秉寅、詹志禹（2009）。擴散性思考與聚斂性思考的交會：有限解答之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編製與信效度檢驗。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4（4）, 29-62。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2073753X-200912-201308190020-201308190020-29-62
↑ 黃博聖、陳學志、黃鴻程、劉政宏（2009）。「詞彙聯想策略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編製。測驗學刊，56（2），153-177。doi:10.7108/PT.200906.0153
↑ 邱發忠（2010）。「詞彙概念聯結測驗」──創造潛能測量工具的發展。測驗學刊，57（2），295-324。
↑ 「語言決定行為模式》講中文的人比說英文的人還會存錢？．TEDxTaipei（2014年3月5日）．於2024年4月12日查閱．
↑ 維基百科。Incubation (psychology)。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cubation_(psychology)
↑ Ut Na Sio, Thomas C Ormero(2009) Does incubation enhance problem solv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1), 94-120

[1] Broca, P. （1861）. Remarks on the Seat of the Faculty of Articulated Language, Following an Observation of Aphemia (Loss of Speech).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6, 330–357.

[2] Noggle, Chad A. Arcuate Fasciculus. (編) Goldstein, Sam.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11: 141–141. ISBN 978-0-387-79061-9. doi:10.1007/978-0-387-79061-9_179 （英語）.

[:0-3] Stinnett, Taylor J.; Reddy, Vamsi; Zabel, Matthew K. Neuroanatomy, Broca Area.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1. PMID 30252352.

[:1-4] 4.0 ^4.1 （英文）Broca's Area - an overview．Science Direct．於2021年3月17日查閱．引用錯誤：無效的<ref>標籤；name屬性「:1」使用不同內容定義了多次

[5] Henseler I, Regenbrecht F, Obrig H (March 2014). "Lesion correlates of patholinguistic profiles in chronic aphasia: comparisons of syndrome-, modality- and symptom-level assessment". Brain. 137 (Pt 3): 918–30. doi:10.1093/brain/awt374. PMID 24525451.

[Damasio_1992-6] Damasio, A. R. Aphas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2-02-20, 326 (8): 531–539 [2020-12-20]. ISSN 0028-4793. PMID 1732792. doi:10.1056/NEJM1992022032608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8）.

[7] Bayles, K. Neuroplasticity: Implications for Treating Cognitive-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SHA Convention, 19 November 2010. 2010.

[8] ttps://dictionary.apa.org/dyslexia

[9] 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599096/#:~:text=There%20are%20at%20least%20two,common%20of%20the%20two%20types.

[10] ttps://www.rainbowkids.org.tw/WordPress/rkblog/2017/02/08/%E9%96%B1%E8%AE%80%E9%9A%9C%E7%A4%99/

[11] 全球醫院網（2016），發育性口吃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

[12] 台大醫院神經部，原發性顫抖症。

[13] Pagnozzi, A. M., Conti, E., Calderoni, S., Fripp, J., & Rose, S. E.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ructural MRI biomarker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machine learning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71, 68-82.

[14] Gudlin, M., Ivanković, I., & Dadić, K. (2022). Robots used i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 Development (AJMRD), 4(03), 33-39.

[15] Cleveland Clinic - Speech Therapy

[16] St. Jude - Speech-Language Therapy

[17] BMJ - Language and language disorders

[18] 賴惠德（2016）。心理學：認知.情緒.行為。臺北市：雙葉書廊。

[19] Ritter, S., Barrett, D. G., Santoro, A., & Botvinick, M. M. (2017, July). Cognitive psychology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A shape bias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p. 2940-2949). PMLR.

[20]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pj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5, 975-979.

[21] Mack, A., & Rock, I. （1998）.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The MIT Press.

[22] 鄭昭明（2006）。認知心理學:理論與實踐。臺北市:桂冠

[23] Kuo,W.J., T. Sjostrom, Y.P. Chen, Y.H.Wang & C.Y. Huang （2009）.Intuition and deliberation: two systems for strategizing in the brain. Science 324（5026）, 519-522.doi: 10.1126/science.1165598

[24] Donders, F. C. （1868）. Over de snelheid van psychische processen. Onderzoekingen gedaan in het Physiologisch Laboratorium der Utrechtsche Hoogeschool （1968–1869）, 2, 92-120..

[25] Donders F. C. （1969）. On the speed of mental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30, 412-431.

[26] 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4th Edition)（李素卿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0）

[27] Barrett, L. F., Quigley, K. S., Bliss-Moreau, E., & Aronson, K. R. （2004）. Interoceptive sensitivity and self-report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84–6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7.5.684

[28] Ganor-Stern, D., & Tzelgov, J. （2008）. Across-notation automatic numeric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4（2）, 430–437. https://doi.org/10.1037/0278-7393.34.2.430

[29]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 643–662. https://doi.org/10.1037/h0054651

[30] Watson, J. M., & Strayer, D. L. （2010）. Supertaskers: Profiles in extraordinary multitasking abilit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7（4）, 479–485. https://doi.org/10.3758/PBR.17.4.479

[31] Sanbonmatsu, D. M., Strayer, D. L., Medeiros-Ward, N., & Watson, J. M. （2013）. Who multi-tasks and why? Multi-tasking ability, perceived multi-tasking ability, impulsivity, and sensation seeking. PloS one, 8（1）, e5440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4402

[32] Tomasello, M. 1996. The cultural roots of language. In Velichkovsky, B. M. and D. M. Rumbaugh (eds), Communicating Meaning.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ahwah, NJ: Erlbaum, pp. 275-307.

[33]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83.

[34]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https://doi.org/10.1016/j.jml.2015.11.004

[35] Kikuchi, T., Morizane, A., Doi, D., Magotani, H., Onoe, H., Hayashi, T., Mizuma, H., Takara, S., Takahashi, R., Inoue, H., Morita, S., Yamamoto, M., Okita, K., Nakagawa, M., Parmar, M., & Takahashi, J. （2017）. Human iPS cell-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function in a primate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 Nature, 548（7669）, 592–5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3664

[36] 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886260514540808

[37] Bruin, A., Treccani, B., & Della Sala, S.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 99–1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7866

[38] Slevc, L. R., Davey, N. S., & Linck, J. A. （2016）. A new look at 「the hard problem」 of bilingual lexical access: Evidence for language-switch costs with univalent stimuli.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8（4）, 385–395.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6.1152274

[39] Levi S. （2018）. 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Bilingualism (Cambridge, England), 21（3）, 523–536. https://doi.org/10.1017/S1366728917000153

[40] ttps://www.neurology.org/doi/pdf/10.1212/WNL.0b013e3181fc2a1c

[41] 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20078/

[42] Alladi, S., Bak, T. H., Duggirala, V., Surampudi, B., Shailaja, M., Shukla, A. K., Chaudhuri, J. R., & Kaul, S. (2013). Bilingualism Delays Age at Onset of dementia, Independent of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Status. Neurology, 81(22), 1938–1944. https://doi.org/10.1212/01.wnl.0000436620.33155.a4

[43] ttps://www.oecd.org/pisa/OECD_2022_PISA_Results_Comparing%20countries’%20and%20economies’%20performance%20in%20mathematics.pdf

[44] 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11/j.1467-9280.1995.tb00305.x

[45] Vuolo, M. （2013）. What happens when a language has no numbers? Slate.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3/10/piraha-cognitive-anumeracy-in-a-language-without-numbers.html

[46] 《網絡社會學通訊》第 67 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67/67-30.htm

[47] Francey, G.& Cain, K. （2015）. Effect of imagery training o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pronoun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8（1）, 1-9. https://doi.org/10.1080/00220671.2013.824869

[48] Boerma, I. E., Mol, S. E., & Jolles, J. （2017）.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mentalizing, expressive verbal ability, and print exposure in third and fourth gr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3）, 179–193. https://doi.org/10.1080/10888438.2016.1277727

[49] Rommers, J., Meyer, A. S., Praamstra, P., & Huettig, F. （2013）. The contents of predi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ctivation of the shape of objects before they are referred to. Neuropsychologia, 51（3）, 437–44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2.12.002

[50] Zwaan R. A. （2014）. Replic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power and precision: a response to Rommers, Meyer, and Huettig （2013）.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305–3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509634

[51] 實驗證實患有「心盲症」的人不會出現恐懼的感受――明日科學

[52] Keogh, Rebecca; Pearson, Joel. The blind mind: No sensory visual imagery in aphantasia (PDF). Cortex. 2018, 105: 53–60 [2019-03-30]. PMID 29175093. doi:10.1016/j.cortex.2017.10.012

[53] Seo, K., & Dillard, J. （2019）.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7）, 891–90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626979

[54] Rodero, E.& Pérez, X. S.（2010）. Ficción radiofónica: cómo contar una historia en la radio. Madrid: Instituto Radio Televisión Española.

[55] Van Overwalle, F., D'aes, T., & Mariën, P. （2015）.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12）, 5137–5154. https://doi.org/10.1002/hbm.23002

[56] McMahon, M. & Garrett, M. （2015）. A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Examination Items to Promote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In Proceedings of Global Learn Berlin 2015: Glob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pp. 175-184). Berlin, Germany: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21 from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150861/.

[57] Crossley, S. A., Allen, L. K., Kyle K.& McNamara, D. S. （2014）. Analyzing discourse processing using a simpl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 Discourse Processes, 51（5-6）, 511-534. https://doi.org/10.1080/0163853X.2014.910723

[58] Crossley, S. A.& McNamara, D. S. （2014）. Does writing development equal writing quality?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L2 learner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6, 66-79.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14.09.006

[59] Cardie, C. （2017）. Keeping Apace with Progres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WSDM '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293. DOI:https://doi.org/10.1145/3018661.3022745

[60] Goldberg, S. B., Flemotomos, N., Martinez, V. R., & Seal, M. L. (2020).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lliance as example use case. Psychological Methods

[61] 林清山（1989）。習慣化、原則化和自動化認知歷程與腦側化的關係及其對簡單乘法加法作業和黑藍圓點相加作業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22），99-114。doi:10.6251/BEP.19890601.4

[62] 許家驊（2011）。歷程導向設計及學習策略中介教導對個體不同層次數學解題學習潛能開展效益影響之動態評量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3（1），127-154。

[63] 吳昭容、徐千惠（2010）。兒童如何在重複中找到規律？重複樣式的程序性與概念性知識。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1），1-25。

[David_Carroll_1986-64]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David Carroll 1986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Eysenck_Keane_2005-65] 65.0 ^65.1 ^65.2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Eysenck Keane 2005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Tserdanelis_Wong_2004-66] 66.0 ^66.1 引用錯誤：無效的 <ref>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Tserdanelis Wong 2004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67] Anderson, John R. Kognitive Psychologie.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Heidelberg 1996 (2nd edition), 353.

[68] 朱紅梅（2004）。母語思維對語言習得的影響。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7（4），524-525。

[69] 馬菊青（2005）。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語義發展規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106-109。

[70] 李俏（2005）。二語習得和外語教學的認知心理學探討。課程.教材.教法，25（11）。

[71] Krashen, S. D.（1981）.。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72]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五南。

[73] 張湘君（1999）。Krashen 之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其對台灣國小英語教學之啟示。台北師院國民教育，42（5），37-42。

[74] Schumann, J.（1978）.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75] 靳洪剛（1994）。語言發展心理學。台北：五南。

[76]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五南。

[77] Ellis,R.（1994）.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st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8] Looking into Classrooms, Good and Lavigne, 2017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mono/10.4324/9781315627519/looking-classrooms-thomas-good-alyson-lavigne

[79] Romero-Martín, M. R., Gelpi Fleta, P., Mateu Serra, M., & Lavega i Burgués, P. (2017). Influencia de las prácticas motrices sobre el estado emocional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Revista International de Medicina y Ciencias de la Actividad Fisica y del Deporte, 2017, vol. 17, núm. 67, p. 449-466 https://repositori.udl.cat/handle/10459.1/65113

[80] 《TESOL Journal Volume 8, Issue 2》(2017.6)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nneagram on Adult ESOL Student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tesj.281

[81] WIKIPEDIA 九型人格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9%9D%E5%9E%8B%E4%BA%BA%E6%A0%BC

[82] Chambers, J. K., & Trudgill, P. (1998).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hl=zh-TW&lr=&id=9bYV43UhKssC&oi=fnd&pg=PR9&dq=Chambers+%26+Trudgill+1980&ots=qltO61Zuj7&sig=PoLHDbhfX-27F6lJH-sIMU3xl-0&redir_esc=y#v=onepage&q=Chambers%20%26%20Trudgill%201980&f=false

[83]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iral.1972.10.1-4.209/html

[84] Teachers』 accounts of learners』 engagement and disaffec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na Mystkowska-Wiertela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71736.2020.1800067

[85] Change of Language, Change of Personality?(2011).Grosjean F..Psycology Today

[86] Two Languages, Two Personalities? Examining Language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in a Bilingual Context(2010). , Bond, MH, Chen, SX.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1514-28

[87] Ingalhalikar, M. et al. (2013).Sex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of the human brain. PNAS.

[88] 楊淑蘭（2001）。從心理語言學觀點看口吃與詞類的關係。中華民國聽力語言學會雜誌，（16），1-19。doi:10.6143/JSLHAT.2000.11.10

[89] 吳嫻（2005）。從腦傷病人之研究簡介語文材料中的單字處理歷程。應用心理研究，119-140。]

[90] [施益湋、林佳蓉、何宏祥（2017）。輕-中度失語症個案認知能力之探討與分析。澄清醫護管理雜誌，8-14。]

[91] 邱新惠（2016）。失語症和認知能力的探討。臺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49-59。

[92] 謝佳叡（2012）。中學數學實習教師之數學教學概念心像探究－以學生數學思考面向為例。中等教育，63（3），48-67。doi:10.6249/SE.2012.63.3.04

[93] 陳玉傑（2011）。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學前兒童對圖像的辨識之研究。南華大學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嘉義縣。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mfsu4q

[94] 韓睿（2015）。成年人的視覺心像產生及維持歷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3un734

[95] [周珍、連四清（2005）。中學生心理旋轉能力的發展及其與智力的相關性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62），69-72。]

[96] 趙曉妮、游旭群（2007）。場認知方式對心理旋轉影響的實驗研究。應用心理學，13（4），334-340。]

[97] 廖怡盈（2006）。不同思考風格之國小學童的創造思考歷程與科學創造力表現之個案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縣。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33r2y

[98] 蔣淑慧（2007）。不同思考風格學童的科學思考能力比較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twzdfy

[99] 黃幸美（2001）。兒童解決數學及自然科學問題的問答討論與類比推理思考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2（2），123-144。http://utaipeir.lib.utaipei.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3120

[100] 江淑卿（2001）。兒童類比推理能力的學習潛能評估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3（1），47-64。doi:10.6251/BEP.20010521

[101] 江淑卿（2006）。兒童歸納推理學習潛能評估系統之發展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2）, 105-129。

[102] 張萬英（2006）。試論創造性思維的訓練。理論月刊，2006（1），103-104。

[103] 陳學志、洪素蘋、許禕芳、邱皓政、關秉寅、詹志禹（2009）。擴散性思考與聚斂性思考的交會：有限解答之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編製與信效度檢驗。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4（4）, 29-62。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2073753X-200912-201308190020-201308190020-29-62

[104] 黃博聖、陳學志、黃鴻程、劉政宏（2009）。「詞彙聯想策略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編製。測驗學刊，56（2），153-177。doi:10.7108/PT.200906.0153

[105] 邱發忠（2010）。「詞彙概念聯結測驗」──創造潛能測量工具的發展。測驗學刊，57（2），295-324。

[106] 「語言決定行為模式》講中文的人比說英文的人還會存錢？．TEDxTaipei（2014年3月5日）．於2024年4月12日查閱．

[107] 維基百科。Incubation (psychology)。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cubation_(psychology)

[108] Ut Na Sio, Thomas C Ormero(2009) Does incubation enhance problem solv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1), 94-12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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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分級特徵	欲學習語言	學習時間
第一類	歐語系、羅曼語族語言	法語、挪威語、瑞典語、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丹麥語、荷蘭語、南非語	約 24 週
第二類	多和英文有相同字根	德文	約 30 週
第三類	語法和文化上和英文有差異	印尼語、馬來西亞語和斯瓦希里語	約 36 週
第四類	語法和文化上和英文有較大差異	阿爾巴尼亞語、亞美尼亞語、阿塞拜疆語、孟加拉語、波斯尼亞語、保加利亞語、緬甸語、芬蘭語、希臘語、希伯來語、印地語、匈牙利語、冰島語、老撾語、蒙古語、土耳其語	約 44 週
第五類	和英語的差異相當顯著，也大多沒有相同的字根和文化元素	漢語、日語、韓語、粵語、阿拉伯語等	約 88 週

理由	說明
外語學習有關鍵期存在	Eric Lenneberg （1967）提出語言學習關鍵期的假設，指2 歲至青春期之間。人的大腦從2 歲開始邊化（lateralization），在此之前人是用全腦來學習語言，約在11-19歲左右大腦會完成邊化，從此語言學習主要由左邊大腦負責。人腦「邊化」後的語言學習不如全腦學習時期來得好，因此語言學習最好在大腦完成邊化之前。
語音習得效果較佳	幼兒口腔肌肉較有彈性，記憶力較好，模仿力強，辨音能力佳，受母語干擾較少，可獲得較純正的發音。三歲以前的嬰幼兒是腦部發展的高峰期，腦部成長速度比 15 歲的青少年快很多，這種加速度成長與外界刺激有關。以語言發展來看，因為腦部大量接受英語語音刺激及輸入，逐漸強化而長久記憶下來。某些研究證實「口音關鍵期」存在，亦即學習者開始學習或接觸第二外語的時間越早越好，越沒有口音，因為嬰幼兒對語音辨識的敏感力是成人所不及，六歲起辨別語調和語音的能力開始退化，學習第二外語極可能出現外國口音。
情意因素干擾少	Krashen（1983）提出「情意濾網說」，認為學習態度會直接影響外語學習的效果，因為學習壓力造成的情意抗阻，即情意濾網，會影響語料的輸入。學習者若有積極的動機和充分的自信，其情意濾網較薄，通常語言學習的表現較好。其認為兒童能在學習第二種語言時佔優勢是因為情意因素的作用；青少年時期可能因為升學壓力和自我防衛的心態，其情意濾網增厚，影響其語言學習效果。
文化接受度高	語言的學習應包括語言工具的學習，以及語言文化內容的學習，沒有文化背景的語言學習是空虛的。一些研究發現，十歲左右是學習文化差異的最佳時期，因為此時期的兒童較具好奇心，也對外來文化抱持開放態度，傾向將「差異」與「有趣」連結，而十歲以後則將「差異」與「不好」連結。

理由	說明
外語學習無關鍵期存在	國外研究： SusanErvin-Tripp（1974）研究發現九歲兒童在構詞(morphology)及句法(syntax)上的能力都比四歲幼兒好，因為九歲兒童在解決問題和歸納法則的能力比四歲幼兒強。 Snow 和 Hoefnagel-Hohle（1978）研究三組以英語為母語的受試者（6 至 10 歲孩童，12 至 15 歲青少年，和 15 歲以上的成人）在荷蘭學荷語的情形，發現青少年組學荷語進步速度最快，成人次之，6 至 10 歲小孩最慢。國內研究：曹逢甫、吳又熙和謝燕隆（1994）：追蹤觀察在科學園區，曾在小學四年級接受過英語教育的中學生，在國中階段學習英語的情形，結果發現：在與認知層面相關的能力上（如文法和閱讀能力），則越早學習的成效不見得越好。黃自來（1993）：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主要原因並非是他們提早在課外學英語，而是他們對英語的興趣、態度，以及家長的職業和教育程度。毛連塭、湯梅英（1992）：英語學習以小學高年級為宜，小學階段學習英語的經驗雖有助於國一英語成績，但對國三成績無顯著影響。
語音習得與年齡無關	Snow 指出，如果每星期花二個小時學外語，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生可以學得比幼兒、低年級學生更快更好。掌握純正發音的條件不是提早學英語，而是：學習模仿對象必須有準確的發音。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接觸英語。
干擾幼兒母語的學習	一直在雙語環境長大的孩子，能夠同時獲得二種語言，但與說一種語言的孩子相比，他的語言發展會遲緩一些，起初甚至產生雙語混說現象。在非雙語環境中，過早教幼兒學習外語，有礙母語習得。
學習成效不高	語言的學習必須在有意義的情況下學習，成效才會好，但是在台灣：小孩學母語是沉浸式(immersion)的學習，外語學習則不然。小孩學母語的目的在平時的溝通需要，其動機是自主性的；其學外語動機是外加的、被動的（父母要求其學習），非因平時溝通需要而學習，故有礙學習成效。語言構造上亦是一種思考模式，母語與英語在思考結構上不同。
縮減幼教核心課程的深度與廣度	英語課程可能縮減幼教課程該有的討論深度與廣度。教師使用幼兒習慣的中文來教學，不僅可以帶動師生互相討論的氣氛，而且討論的內容能更深更廣。然而，在英語課中，老師要求 No Chinese，所以幼兒不知如何用英語來表達，自然減少與同儕及老師互動機會，間接影響了幼教課程討論的深度與廣度。

	強表徵主義	弱表徵主義
主張	將現象特徵還原為意向性內容	現象特徵附隨於意向內容
目標	提供一種關於現象特徵的本質理論，並為意識難題提供解決方案	不打算給出意識理論，也不打算為意識難題提出解決方案。

人格特質	被說服者的自尊心、智商等特質都將影響到被說服的難易度。
原有態度	與廣告所持的態度相反者較難被說服。
現實需要	對廣告內容有強烈現實需要的受眾較易被說服。
心理預防	經過心理預防的受眾會對廣告訊息產生防衛機制，因此較難被說服。

捷思法

認知科學

認知、認知科學與心理學

語言與腦部

語言異常的例子

失語症（Aphasia）

失寫症（Agraphia）

閱讀困難（Dyslexia）

口吃（Stuttering）

發育性口吃（Developmental stuttering）[11]

自閉症（Autism）

常見的語言異常治療方式

認知與思考

概念／類別的表徵與組織

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

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

人工智能

注意（Attention）

理解

語言

學習與發展心理

記憶

知覺與行為

國內發展

認知歷程的測量與研究

成分歷程

反應時間與減算法

心理資源(mental resources)

一心多用

語言

語言的特性

語言的結構

句法

言談

語言變化

語言的發展

語言習得的先天與後天的觀點

語言發展過程

語言的起源

思考

相關研究

語言使用與處理

語言的理解與產出

人類與猴子的語音預測能力

創傷與語言習得

雙語優勢(bilingual advantage)是否存在？

語言轉換

學習第二語言有助於患者抵抗阿茲海默症

語言學習的難易程度

雙語競爭

嬰兒接觸語言對長大後的影響

不同語言對於數學學習的影響

英語教育實施時間

心像及語言

心像之定義與適用

心像訓練對於兒童對代名詞理解之影響

透過心像提升閱讀能力

視覺表徵會否影響語言處理的過程？

心盲症的評估方式

心盲症相關研究

媒體與視覺傳播中的語言

廣告與說服

廣播與聽眾心像

機器如何思考人類語言

人為分析及自動化自然語言處理對學習成效之分類能力的比較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開發分項評分以評估人工批改英文短論的成效

跟上自然語言處理的進步

自然語言處理在心理學研究的應用

哈佛大學語言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對語言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