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普通心理学/语言与思考

前两章节分别探讨了认知历程中的学习与记忆，而本章关注的则是语言和思考在认知历程扮演的角色。

语言是思考的载体，人类借由语言的使用（词汇与语音的组合）──包括听觉上的言语，以及视觉上的手语或文字──将个人想法建构成句子，然后各个句子再组合成文章。世界上大约有七千多种语言，其中有些语言具有书写形式，有些仅存在于口语形式。大多数语言具有声音（phoneme）、符号（morpheme）及语法（grammar）这三种共同特征。

人类对于声音的处理速度非常快，理解语言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如语音分析、词汇辨识、语法理解、语意获得、言谈对话及意图揣测等多项任务。这种高度同步的认知过程展示了人脑的复杂性和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

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承的媒介。各种语言中蕴含着不同民族的历史、习俗和价值观，语言的多样性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此外，语言在社会互动和个人发展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语言，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进行协作，并在教育和知识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类文明的许多旷世巨作及知识，便是通过大量的认知思考（处理认知内容）及语言处理积累而来。经典文学、科学论文、哲学著作和法律文本等，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些成果的传播和保存都离不开语言的使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语言技术也在迅速发展。自然语言处理（NLP）和人工智能（AI）已经能够模拟和理解人类语言，这不仅改变了我们与技术互动的方式，也为未来的语言研究和应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语言翻译、语音识别和语意分析等技术，正在使全球沟通更加便捷和高效。

本章节先介绍认知科学，再分六个段落讲述语言与思考，包括语言、思考、相关研究、跨文化研究、生活应用、书籍影音。

语言旨在个体之间的交流、沟通，但并非所有的交流都牵涉到听觉与言语。许多生物可透过姿势、动作、气味或声音相互沟通，五感皆可作为沟通的形式，这种沟通对于同类进行互动和发展社会关系的物种至关重要。例如：听障人士使用手语沟通，善用了视觉能力；视障人士使用点字来了解事物，属于触觉上的沟通。另外，也有发展摩斯密码（Morse code）、旗语（Flag semaphore）等沟通方式。除此之外，语言更直接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思考。例如：皮拉罕语（Língua pirarrã）并没有精确的数量描述词，他们的文化只关注与个人直接经验相关的事物，不存在历史、朋布罗人没有相对空间词汇等，这使得他们擅长利用绝对方位标定自己的位置，皆显示了语言的形成与发展会型塑不同的思维模式。

可以依序分为讯息输入、中枢处理、讯息输出三阶段，分别对应到语言知觉、语言理解、与语言表达。

语言知觉（language perception）：属讯息输入阶段，主要透过视觉、听觉两主要感官，处理外界的刺激。
语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属中枢处理阶段，探讨我们如何理解是觉得文字和听觉的语音，达到沟通的目的。
语言表达（language production）：属讯息输出阶段，探讨如何产生视觉的文字（书写）以及如何产生听觉的话语。

语言学（Linguistics）将语言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包含语音、构词、句法、语意等子领域。人类相比其他动物在生理构造及认知复杂度上拥有优势，因而能发展出更为细致的沟通系统。

思考包含两个层面：心像思考以及命题性思考。

心像思考就是心中的小世界（通常较具体）。透过心理表征（一种在我们心中对外部事物或概念的内部表达形式，包括图像、语言符号、概念等多种形式，并通过这些形式来帮助我们处理讯息、作出反应。）限制，形成具像化的思考捷径，心像思考可以包括空间导航、物体形状的想像、过去经历的回忆等。例如，当你在心中想像一栋房子的外观或在脑海中重现一次旅行的景象，这即是心像思考。基于心理学家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的研究表明，心像思考和视觉感知使用了相似的脑区，例如顶叶和枕叶，故因位于相同脑区，视觉受损心像可能也会受损。

应用示例：

空间导航：当你在心中想像一栋房子的外观或在脑海中重现一次旅行的景象，这即是心像思考。物体形状的想像：透过心理表征，个体能够想像并处理物体的形状和结构。过去经历的回忆：当你回忆起过去某个场景或事件的具体画面，这也是心像思考的一种形式。基于心理学家斯蒂芬·科斯林（Stephen Kosslyn）的研究表明，心像思考和视觉感知使用了相似的脑区，例如顶叶和枕叶，因此视觉受损时，心像思考也会受到影响。

命题性思考先以概念为世界万物进行分类，进而形成命题。接着，再以推理为核心，透过辨识命题的有效性、发生的可信度与进行问题解构，并能采用系统化的算法（演绎、归纳）或结合前提假设与经验法则的捷思法进行解题。例如：现在，你面临的是一个情境：今天是一个下雨的日子。接下来，你可以进行以下思考，辨识命题的有效性：你会问自己，今天是否下雨？如果是，那么这个命题就成立。发生的可信度：你会评估今天下雨的几率有多大？如果几率很高，你就会认为命题的发生性也很高。这些步骤涉及到对命题进行辨识、评估和解构的过程，以及对可能结果进行推理和判断。这就是命题性思考的典型过程。创意及先发散后收敛的思考，有时也是跳脱思考框架、脱离功能固着的好方法。乔治·柏克莱、大卫・休姆等哲学家以及像威廉・冯特、威廉・詹姆士等早期实验心理学家，将一般的思想（想法、意念）理解为心像。而心像在记忆和思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近年主流的共识。

应用示例：

推理：当你面临一个情境，例如“今天下雨了”，你会评估这个命题的有效性和发生的可信度，并据此作出决策。问题解构：通过系统化的算法（如演绎、归纳）或捷思法来解决问题。

心像思考与命题性思考的交互作用：虽然心像思考和命题性思考在某些方面是独立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它们往往是可互补的。例如，科学家可能会利用心像思考来设计实验或视觉化数据，然后用命题性思考来解释结果和推导结论。

捷思法

或称启发法、策略法、助发现法等，是任何解决问题或自我探索的方法，它采用的实用方法不能保证是最佳的、完美的或理性的，但仍然足以达到立即的、短期的目标或近似值。在不可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或不切实际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启发式方法来加快找到满意解决方案的过程。该方法可以是减轻决策过程认知负荷的心理捷径。

捷思法的历史[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最初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心理学中引入了捷思法概念。他认为，虽然人们努力做出理性选择，但人类判断却受到认知限制。纯粹理性的决策需要权衡每种替代方案的所有潜在成本和可能的利益，但人们受限于必须做出选择的时间以及他们掌握的资讯量。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和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发表了他们关于认知偏差的研究。他们提出，这些偏见会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和所做的判断。由于这些限制，人们被迫依靠思考捷径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西蒙的研究表明，人类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是有限的，但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工作引入了捷思法研究以及人们用来简化决策过程的特定思维方式。
常见的捷思法有尝试错误法、随机样本的统计评估和消除程式、经验法则或有根据的猜测等。捷思法基于经验；它们也可能基于“错误”的经验（如扭曲的感知、虚假的相关性、伪关系等）。以下介绍两种常见的捷思法。
- 可得性捷思（Availability Heuristic）：指说我们根据记忆当中寻找最容易被回想起的资讯，而全面性的资讯进行思考与判断。例如：若再发生空难事件后，询问他人“哪种交通工具的风险最高？”，因为很容易回忆起近期的空难事件，因而倾向回答“飞机”。
- 代表性捷思（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指说我们根据对于特定事物的“刻板印象”，而非客观的、全面性的资讯进行思考与判断。例如：听到这个人是个“男性、单身、喜欢穿格子衫”，我们更常认为他是工程师，而非艺术家或其他行业。

认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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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认知科学与心理学

语言与脑部

罗杰·斯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于1960年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行的分脑实验显示了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专门化与语言功能上的不对称性。这些实验涉及对胼胝体（corpus callosum）被切除的病人进行研究，胼胝体是连接大脑两半球的神经纤维桥，负责信息交换。实验揭示，左脑通常负责语言处理和逻辑推理，而右脑专注于空间认知和脸部辨识。当胼胝体切除后，研究者能观察到每个半球如何在缺乏另一半球信息的情况下独立运作，从而深化了对大脑处理信息方式、各脑区功能专门化及左右半球协作机制的理解。这个现象在正常人身上不易察觉，因为胼胝体会连接两个半球，并借此交换来自大脑两个半球的讯息。由于被切除胼胝体的患者失去了交换两半球讯息的功能，因此在这些患者身上便能容易观察到这个现象。正常人的左脑一般具有语文优势，这个性质称为语言的脑侧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实验团队利用双耳分听（dichotic listening）的实验来验证这个说法，双耳分听的实验是让受试者用左右两个耳机同时收听两个不同的讯息，并要求受试者选择性地将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侧。不过随着脑造影与脑波的研究发展，发现其实左脑与右脑都会负责语言的功能，但所着重的性质向度有差异。例如在语音层次上，左脑负责一般语素的处理，右脑则负责声调与音律。

脑侧化与性别的关系

早期研究者如Roger Gorski等人发现，女性的大脑胼胝体相较于男性更大且厚，且神经纤维集结成球状的厚结，允许左右半球产生更多讯息交换，从而平衡左右脑的使用。例如，在判断音韵时，男性的脑区活动仅限于左脑，而女性的脑区活动则分布在左脑与右脑。在车祸中损伤部位为左脑时，男性的语言能力损伤较严重，而女性的语言功能恢复较快且更全面，显示女性的右脑可以弥补左脑的损伤，而男性较无此机制。

然而，1980年开始有一些研究指出，胼胝体的大小与性别无关。2006年，利用磁共振造影（MRI）技术的研究显示，脑的大小不影响胼胝体的厚度。这些研究显示，胼胝体的结构与功能仍是性别差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更近的研究如2005年的一项针对跨性别者的研究发现，胼胝体在结构上更符合他们所认同的心理性别，而不是其生理性别。这些研究结果指出，胼胝体的大小与结构与个人的心理性别认同有关，而不是仅仅由生理性别决定。

总结来说，尽管有些研究表明胼胝体的大小与性别有关，但其他研究则发现与性别无关，或者与心理性别相关。这些研究结果显示，胼胝体的结构与功能仍具有争议性，且个体差异非常大。脑部损伤后的恢复情况还受其他因素如受伤位置、严重程度、康复训练等影响。因此，男性语言的脑侧化较明显且集中在左脑，而女性的脑侧化则相对不明显，说明男女因脑侧化不同导致语言和空间能力的差异。

右耳优势

左撇子和右撇子的大脑不同之处在于语言中枢的位置。根据常见的持侧理论，大多数人的左脑控制说话，这意味着大多数右撇子的语言中枢都位于左脑。在双耳分听的情况下，对于右撇子而言，传进右耳的讯息相较于左耳更易被传递至左脑进行处理。这是因为右手是由左脑控制（左手则由右脑控制），于是大多数人是右撇子。理论上，左撇子会有反转的脑部组织，但实际上多数左撇子（约70%）和右撇子一样拥有左脑优势的语言中枢，只有约30%的左撇子不是左脑优势。一些左撇子具有颠倒的大脑组织，语言处理在右脑进行，视空间处理主导在左脑进行。还有一些左撇子表现出模糊的双侧组织功能，即两个半球都参与通常的侧化功能。当针对左撇子的侧化偏好（如惯用手的偏好）进行测试时，左撇子表现出的模式和右撇子相似，但不对称性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少数左撇子拥有非典型的大脑组织所致。

右耳优势在正常听力的成年人并不十分显著，在幼童与年长者身上较明显。研究指出，随着听觉系统的逐渐成熟，约到11岁以后，儿童的表现会更趋近于成年人。在此之前，八至九岁的孩童已发展出选择性听力，在能控制选择性听力的前提下能够有效克服右耳优势。实验显示受试孩童被指示将注意力集中在左耳时能够克服双元音刺激及单、双音节单词的右耳优势。（请注意，11岁后才完全发展出右耳优势的说法，在研究结果中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当进入老年，双耳会有不等速的听力下降，通常左耳的正确率下降幅度会显著高于右耳，导致右耳优势的显著，此时的右耳优势实际上是源自于左耳的能力衰退，此现象也称作“左耳劣势”。在台湾，研究指出年长族群中有95%的受试者展现出左耳劣势，但左耳能力下降的幅度存在个别差异，并非所有年长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在受到特定区域的脑伤后会造成语言异常。根据历史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埃及人就记载敲击颞骨（temporal bone）会造成失语的症状，我们早期对于大脑与语言的了解大部分也来自脑部受到损伤后对语言造成的损害的观察。法国精神学家保罗·布罗卡（Paul Pierre Broca）于1861 年对失语症患者进行研究及治疗时在失语病人的大脑皮层额下回后部的布罗德曼分区系统（Brodmann area）第44、45区找到了语言发动区^[1]，后来这个区域就被命名为布罗卡氏区。德国神经病理学家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于1874 年发现位于听觉皮质与角脑回中间的左颞上回也和语言的能力有关，称为韦尼克区，现代一般认为包含布罗德曼分区系统（Brodmann area）的第22和40区。布罗卡氏区主管着语言讯息的产生、组织以及流畅度，而韦尼克区掌控语言的阅读理解能力，两者间由额叶和颞叶间的神经通路“弓状束”连接^[2]^[3]^[4]，一般认为弓状束也参与句法与韵律的处理。不过布罗卡氏区与韦尼克区的范围与界线并没有被明确的界定出来，且不同人的区域范围与界线可能不同。另外，每个区域可能都会参与不只一种的语言功能。

语言异常的例子

语言行为的径路补充

1.自发性语言：先在Wernicke areas将所要说的字句找到，再配上文法规则→弓状束→Broca areas，再由Broca areas将讯息作一番妥善的处理→发出命令到口舌运动区→说话。

2.覆诵：不必经由了解，即可作用。由听觉皮质区(Auditory cortex)接受传入的语音。

3.语言了解力：听觉皮质区→颞叶的Wernicke areas。

4.阅读：从眼睛接受的讯息→视觉皮质区（枕叶）→颞叶的Wernicke areas。如需加以朗读出来，则再将讯息传至Broca areas→运动区→将字念出。

5.书写：由颞叶选出适当的字及使用上文法规则→整句话的讯息被送到Broca areas，再作安排组合→送至管手的运动区→将字写出。

失语症（Aphasia）

Regions of the left hemisphere that can give rise to aphasia when damaged^[5]

指由于一个或多个语言沟通机制受到损害，导致语言功能无法正常运作的一种综合症。这是一种言语和语言障碍，但不包括感觉（sensory）、智力（intellectual）或精神疾病（psychiatric）上的缺陷，亦非肌肉无力或认知失调所致。失语症患者在说话、阅读和书写上会出现语言表达能力的障碍，但其智力并不会因此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失语症的严重程度可以从轻微词语找寻困难到完全失去语言能力不等，这取决于大脑受损的部位和程度。

失语症也会影响视觉语言，如手语。然而，日常沟通中使用的惯用语（例如成语和短语）往往会被保留下来。譬如，在表达性失语症中，由于布罗卡区受损，患者可能失去询问他人生日的语言能力，但依然可以唱生日歌。失语症中最普遍的症状为忘名症，指运用字词困难的病状。这是因为惯用语和短语通常储存在大脑的不同区域，且往往是自动化的语言行为，不需要即时的语言生成。。一个人的“语言”是经由社会化与思维进一步去口语表达的过程，它并不是由外围运动（peripheral motor）或感知困难（sensory difficulty）所造成的结果，像是瘫痪（paralysis）只会影响发声肌肉或引发一般的听力损伤。

目前在美国境内的每一百万人中，就有一位失语症的患者。失语症最常见的致病原因是中风但其实只要是控制语言的脑区受到损伤或得病，像是脑肿瘤，脑外伤，和进行性神经疾病（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disorders），都会引发失语症。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疱疹型脑炎（herpesviral encephalitis）也可能会引发失语症。单纯疱疹病毒会影响额叶、颞叶、皮下结构，也会触发失语症。若是由急性疾病引发的失语症，如头部外伤或中风，病情通常会迅速恶化。若是由脑肿瘤、感染，或痴呆症所引起的失语症，病情恶化的较慢。

虽然以上列出的疾病都是引发失语症的潜在原因，但失语症通常只会发生在，左侧大脑半球（负责语言功能）中的大脑皮层外层和/或底层的白质有实质性损害时。只有极少数的患者是因为右侧大脑半球脑区受损而出现失语症的情况。web|title=Aphasia|url=https://www.asha.org/public/speech/disorders/Aphasia/%7Caccessdate=2020-12-20%7Cwork=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archive-date=2019-01-19|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119234108/https://www.asha.org/public/speech/disorders/Aphasia/%7Cdead-url=no}}</ref>^[6]^[7]。若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在四个主要沟通的语言机制中出现问题，或在短时间内有显著的语言衰退现象（progressive aphasia），将被诊断为失语症患者。这四个沟通的语言机制分别为听觉理解、言语表达、阅读和写作，以及功能性的沟通。

失语症的分类

失语症类别	受损脑区	症状简述
表达型失语症（Expressive Aphasia）	布罗卡区（Broca areas），通常位于左半脑额叶靠近侧脑沟处	可以理解听到或看到的语言，亦知道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无法完整表达，讲话缓慢不连贯，不能说复杂文法结构的句子。
接受型失语症（Receptive Aphasia）	韦尼克区（Wernicke areas），通常位于左半脑颞上回	无法理解语言，言谈流畅却无意义。
传导性失语症（Conduction Aphasia）	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	说话平顺流畅，但是措辞无学，语无伦次。虽可了解对方的谈话内容，但是无法与对方交谈，也无法照书出声朗念。
命名性失语症（Anomic Aphasia）	枕叶和颞叶交界区	言语、书写能力存在，但辞汇遗忘很多，物体名称遗忘尤为显著。
完全性失语症（Global Aphasia）	大脑优势半球的整个语言区	病人在语言表达接受的能力均丧失。
下皮质失语症（Subcortical aphasia）	丘脑和基底核	通常在一开始的急性期会完全不出声，渐渐出现较低沈、不清楚的话语，也常出现错语现象。其他语言功能的受损，则随着所涉及的不同皮质下区域而改变。
跨皮质运动型失语症（Transcortical motor aphasia）	大脑优势半球的额叶，位于布罗卡区的前方或上方，皮质或皮质下的区域	语言输出减少，但复诵能力良好，书写和拼写困难。
跨皮质感觉型失语症（Transcortical sensory aphasia）	颞中回后侧部分	听觉理解能力受损，说话流畅但常用错误单字，具复诵能力，偶尔会不断重复他人言语。
跨皮质混合型失语症（Mixed transcortical aphasia）	前大脑动脉、中大动脉与后大脑动脉的边界区域	语言的表达和接收严重受损，但保有复诵能力。

失写症（Agraphia）

又称书写困难，是一种以手写字所产生的学习不利现象，与大脑优势半球额叶中部后侧脑回部的运动性书写中枢损害有关，跟阅读能力或是智能障碍无关。

书写障碍者仍可以写字，但是缺乏精细动作技巧，例如绑鞋带。有些人也缺乏基础的拼音技巧，例如对英文字母 p、q、b、d，以及中文注音符号的辨识有困难，或在书面上作文时经常会写错字。失写症问题会在幼童时期逐渐接触书写时浮现，可能会出现书写出不合适的字体大小跟空间配置，或者在没有提醒的状况下写错或拼错字。其中，书写障碍又分为三种类型：

书写障碍类型	症状简述
阅读书写障碍	同步写字很困难，誊写相对正常，但是拼写不好。手指敲击速度正常，显示出障碍并非来自于小脑的损伤。书写障碍并不一定有阅读障碍。（阅读障碍不一定跟书写障碍相关，但经常会一并产生。）
动作书写障碍	动作书写障碍是由于缺乏运动技巧，灵巧性差，肌肉张力差，或不明原因的动作笨拙所导致，但没有拼字问题。动作书写困难另外可能更大的问题是动作失调。一般来说，即使看着另一个文件来复制，字迹还是会令人难以辨认。短篇的文字构成可以达成，但却需要极端的努力和违反常理的时间来完成，而且无法持续书写太久，但拼字能力正常。长篇写作非常痛苦和不能持久。字体的形状和尺寸变得越来越不一致，难以辨认。这通常与动作协调能力丧失症是连带性。
空间书写障碍	对空间知觉有书写障碍的人，对于同步书写、与抄写工作会有困难、但是对于一般的拼字和听写速度则表现正常。

通常许多儿童会合并两到三种类型。

阅读困难（Dyslexia）

又称失读症，指在智力无缺损的状况下，无法正常阅读和书写的症状。症状的严重程度因人而异，其症状包括难以拼出单字、难以快速朗读字词、无法专注阅读、难以连续书写、无法言说脑中的字汇，或是无法理解阅读的内容。

一般认为，读写困难可能肇因于先天遗传因素（Developmental Dyslexia）与后天环境因素（Acquired Dyslexia）^[8]，有些则与家族病史相关，但与智力无关。关于先天与后天环境性失读症的信息处理和其他心理学解释已促使研究者和学者将其分为大约四种类别^[9]：

阅读困难类型	环境因素	症状叙述
视觉词形失读症（Visual Word-form Dyslexia）	后天	特点是对书面词语的视觉分析困难
中央失读症（Central Dyslexia）	后天	特点是在阅读过程的后期（即发音和理解）困难。
音韵失读症（Phonological Dyslexia）	先天	特点是阅读假词的困难。音韵失读症是这四种类型中较常见的
表层失读症（Surface Dyslexia）	先天	特点在于阅读不规则单词的障碍

同时，确诊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通常也较容易发生读写障碍，也常同时出现算术障碍。如果成人出现相关症状，也许是脑部创伤、中风或失智症所导致。相关的病理机制与大脑处理语言的过程有关。诊断过程包括了失读症者的记忆、拼字能力、视力和阅读技巧等；诊断的过程中需先排除因为未受阅读教育或阅读教育品质不良所导致的阅读困难，或是失读症者可能具有的视听障碍。

阅读障碍在国外的盛行率约 5-15%，在台湾的研究则约 2-4%^[10]，男性较女性为多，而这其中又以6到8岁的儿童最多，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递减的趋势。有些父母因为担心孩子会被贴上了“学障”的标签，或不愿让孩子上资源班，因而没有及早发现孩子的问题，错过了治疗的关键期。事实上，在美国的研究发现，阅读困难是可以透过特殊的方法加以训练的，而且早期发现早期疗育，有高达九成的孩子最后能拥有正常的阅读能力。

治疗通常是依据失读症者的需求，调整教学方法。虽然这无法治疗造成疾病的原因，但可能可以改善读写困难的情况。治疗视力对于失读症者没有疗效。读写障碍是最常见的学习障碍，且失读症者广布全球。该病主要大约影响3%~7%的人口，但其实有近20%的人口拥有某些程度的症状。常见确诊为失读症男性，但研究认为读写障碍不受性别限制，也不受地缘限制。有些人认为应将失读症视为学习路径与常人不同的群体，这对于个体的学习可能同时有利有弊。

口吃（Stuttering）

是一种言语交流障碍，在说话时会出现不自然的停顿、重复、拉长，严重者还会有摆手、耸肩、眨眼等不自然的肢体动作。和失语症不同，口吃能正常组织词句，且口吃和智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口吃从最轻微可能难以察觉，最严重则足以阻碍大多数语言交流。不过它也包括言语前的反常犹豫或停顿（被口吃者称为“语塞”）和某些语音的拖长（通常为元音）。

口吃的许多表现不能被他人观察到；这包括对特定音素（通常为辅音）、字和词的恐惧，对特定情景的恐惧，还会出现焦虑、紧张、害羞和言语中“失控”的感觉。

此外，部分口吃患者的口吃程度会随着环境给予的压力有变化，与患者的焦虑程度有关。在打电话时，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状会加重，而在特定状态时，如独处、唱歌或朗读(附1)，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状会显著减轻，有学者认为在这些活动中，语言发生的机制和其他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结果。口吃这一疾病的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探明，目前认为和遗传，神经生理，家庭和社会多方面都有关系。

<附1> 唱歌与朗读的口吃治疗

对口吃的人来说，最难的就是自主控制说话的速度和节奏。歌曲都有固定的节奏，唱的时候只要跟紧节奏就可以，不需要自己进行控制。朗读的节奏感介于歌曲和正常讲话之间，对自主控制的要求也比较低。因此，口吃的人在和他人一起合唱、朗读的时候，会表现出与正常人一致的流畅性。

发育性口吃（Developmental stuttering）^[11]

发育性口吃开始于儿童期，并且会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导致语龄儿童产生口吃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遗传和神经发育因素被认为可能有重要影响，而大多数的学者及临床语言治疗师都认同一个折衷的观点：口吃是多因素造成的结果，儿童负责处理语言的左脑运动区可能有所缺陷，如果加上环境中的语言要求太多或太高，便容易造成口吃，也有可能因为心理压力或学习等因素造成口吃。一部分儿童的口吃情况会延续到成年。儿童口吃发生的平均年龄是30个月，一般都在六岁之前产生，通常65%的口吃儿童会在一到两年内自动康复，但5岁后发生的话，就只有18%的几率能够自动康复。至于如何正确区分儿童正常的不流畅及口吃，在这段关键时期内及早治疗？[2]

	正常的不流畅	口吃
不流畅的特征	以重复为主，包含单音、单字及词的重复	不流畅特征多，包含有重复、延长、停顿、插入等
单音或字重复的频率	只会有1-2次的重复	重复次数多于2次
拉长语音的时长	延长少于1秒	延长时间大于1秒，且可能出现不当的张力
不适当的停顿	不会出现	有
伴随的身体动作或表情	不会出现	有，且有自觉并出现逃避表现

六岁以后，儿童口吃一般必须接受言语治疗才可能康复。研究表明，某些特定基因与口吃相关，如GNPTAB、GNPTG和NAGPA。尽管目前仍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口吃是来自有口吃习惯的家族，环境和日常相处也可能对下一代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其它一些相关或相似的言语障碍包括：

言语急促（Cluttering）：指说话太快使人听不懂
帕金森氏病的言语障碍(Parkinson's disease, PD)：由于帕金森氏症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退化，主要影响运动神经系统，因此舌肌运动也会受到影响，进而造成语言障碍。
原发性震颤的言语障碍(essential tremor, ET)：原发性颤抖症是一种肢体肌肉产生非自主但是节律性震颤或是颤抖的一种慢性疾患，通常造成四肢颤抖，有些也会影响头部，若舌头或其他发声部位肌肉发生颤抖则会造成语言障碍。^[12]
痉挛性失声症（Spasmodic dysphonia）：因发声的肌肉痉挛而使语句中断或说不出话。
社交恐惧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受社交产生的焦虑或恐惧影响，进而引发语言急促或口吃。

自闭症（Autism）

自闭症（Autism），全称为自闭症类群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一种由脑部发育障碍所导致的疾病，其特征是情绪、言语和非言语的表达困难、及社会互动障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闭症的基因、神经和认知三方面的症状表现有着共同的原因，然而研究进展显示，自闭症可能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失调，各关键症状病因不一，且同时存在。随着医学影像技术与AI技术的发展，利用MRI等脑成像技术结合机器学习方法可以研究自闭症患者脑结构和功能的特点^[13]，例如部分自闭症患者的海马体和额叶皮层可能存在结构异常，这些特点对于我们理解自闭症的病理生理机制、诊断方法和治疗策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闭症的症状

社交困难：自闭症者在情绪的感受与表达上本就拥有先天的困难，因此与他人互动交往的过程中，常无法理解对方的情绪行为反应，也无法对此做出适切的回应。
沟通障碍：自闭症患者在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方面可能有显著困难。他们的语言发展可能延迟，使用语言的方式也可能异常，如重复词语或句子（模仿言语），或使用不寻常的语言模式。
异常行为：自闭症者多会有一些固着或重复性的言语、行为，并极度抗拒改变，且重视规律性，较无法变通。通常会有较为局限的兴趣与偏好，并且高度专注于该事物上。因为在感觉接收与处理方面与一般人较为不同，而在反应上会有过度反应或无反应的状况。
其他：许多自闭症患者对感觉刺激有异常反应，可能对某些声音、光线、触觉等特别敏感或钝感。另外，自闭症患者的智力方面差异很大，有些患者具有较高的智商（高功能自闭症或亚斯伯格症候群），而另外一些患者可能伴有智力障碍。

治疗自闭症的方法

目前尚无特效药物可以直接治疗自闭症，但是有许多行为疗法和介入方法可以帮助改善自闭症患者的生活品质和功能。其中一种常见用来治疗自闭症的行为疗法为应用行为分析（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此疗法可再细分为离散试验训练 (Discrete Trial Training, DTT)和关键反应训练 (Pivotal Response Training, PRT)：

离散试验训练：使用逐步说明来教导所需的行为或反应。例如将刷牙分解为装漱口水、打开牙膏盖子、挤出牙膏、开始清洁牙齿等多个小步骤，患者达成每个小步骤时都会获得奖励，若过程中出现错误举动则不提供奖励并提示正确反应。
关键反应训练：此疗程会在诊所以外的环境中进行，目的是加强一些“关键技能”的学习，例如能够主动与他人沟通的技能。帮助患者在日后生活中也能学习其他事务。此外，还有透过感觉统合治疗帮助患者调节对感觉刺激的反应，提高感觉整合能力，从而改善行为和情绪调节能力，透过艺术治疗、音乐治疗帮助患者表达情感、稳定情绪、增强创造力、提高自我认知和自信心、促进社会化与语言互动，透过TEACCH自闭症结构性教学利用结构性的教学和环境设计，帮助患者提高自理能力、社交技能和学习能力。

随着AI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陪伴型机器人在自闭症儿童的互动疗法中显示出其潜力。^[14]

随着对自闭症的研究不断深入，治疗方法和介入策略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改进。因此，建议家庭和医疗专业人员保持对最新的治疗方法和最佳实践的关注，以确保提供给自闭症患者的支持和帮助是最有效的。

常见的语言异常治疗方式

言语治疗（Speech Therapy）

言语治疗是针对各种语言和沟通障碍的专业治疗方法。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言语治疗技术和方法:^[15] ^[16]

口语练习：针对发音困难的患者，治疗师会进行一对一的发音练习，帮助他们正确发出语音。例如，针对语音替换问题（如将“r”发成“w”），治疗师会指导患者练习发音。
语音训练：通过舌头、嘴唇和口腔的运动来增强语音肌肉的力量和灵活性，改善语音质量和语言流畅度。例如，治疗师可能会让患者进行舌头上抬和下压的练习。
语言理解训练：帮助患者提高语言理解能力，包括阅读理解和听力理解。治疗师会使用图片、故事和问题来帮助患者提高这些技能。

语言复健（Language Rehabilitation）

语言复健包括多种方法和技术，旨在帮助患者恢复语言功能。这些方法包括：^[17]

口语和书面练习：通过书写和口语表达练习，增强语言技能。治疗师可能会让患者写日记或朗读文章，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语言记忆训练：使用记忆游戏和练习来强化语言记忆，例如配对游戏和词汇记忆游戏。

辅助性沟通工具（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

对于失语症患者或无法口语表达的人，辅助性沟通工具非常重要。这些工具包括：

符号板：使用图示或符号帮助患者进行基本的交流。符号板上可以有日常使用的词汇和短语，帮助患者表达需求和情感。
语音产生器：电子设备，通过输入文字或选择图标产生语音，帮助患者表达想法。这些设备可以定制语音和语速，以适应患者的需求。

药物治疗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医生可能会考虑使用药物治疗，以减轻语言异常的症状。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药物和案例：

抗焦虑药物：如苯二氮平类药物（例如氯硝西泮、赞安诺），可用于治疗由焦虑引起的口吃，后来发现这一类的药物只能治疗烦躁不安、心悸，或呼吸不顺等部分症状，但是对于担心、紧绷的症状效果不大。其他问题也包括依赖性高、一天要多次服用，而后期发现原本是用来治疗忧郁症的选择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剂〈SSRI，代表性药物就是百忧解〉才能有效改善所有症状。
多巴胺激动剂：如左旋多巴，常用于帕金森氏病的治疗。帕金森氏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肌肉僵硬、震颤和运动迟缓等症状，这些症状会对患者的日常活动造成显著影响。左旋多巴的作用机制是补充大脑中的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负责调节运动和情绪。随着帕金森氏病患者大脑中多巴胺的减少，左旋多巴的补充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进而间接改善与运动相关的语言表达问题。因此，这类药物不仅对抗病理症状，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抗癫痫药物：如卡马西平，对于一些有癫痫病史并且出现语言障碍的患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认知与思考

认知(Cognition)是个体透过思想、经验和感官获得知识和理解的心理行为或对于过程外界事物进行了解的过程，包含内容(Content)和历程(Process)两个部分。

内容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如概念、事实、论述、规则和记忆等。
历程则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已知的内容。用口语解释认知，就是我们“在想什么？”和我们是“怎么想的？”。

认知又可以为表征(Representation)以及思考交互作用下的结果，表征能够限制思考，而思考能够强化表征。表征代表外界刺激给予的材料，而思考代表处理的方式。思考习惯牵涉到文化氛围、后天学习等影响，在无形之中将强化人们对特定表征的选择。过去人生经验也会对现在的思考造成影响，而使人们的思考模式受到限制。身处同一个世界的人，会因人生经验的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心智表征——比如“酒”对于台湾人跟美国人来说，第一步想到的可能是不同种类。

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包含图像、概念，是外在事物在内心被代表、处理或储存的方式。以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为例，当我们被询问乒乓球与篮球哪个体积比较大的时候，若无法将两者摆在一起进行比较，我们就会以内在心智表征的图像比较两者大小，这个图像即是外在世界所对应的心智表征。

神经表征(Neural Representation)则是神经系统代表资讯的方式。如外界声音的音量、频率，将对神经元造成刺激，而神经元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脑接受到的刺激大小，以了解外界发生的状况，属于不同脑区之间沟通的语言。

概念／类别的表征与组织

表征是由组织形成的，而组织具有阶层性，可分为：

上层（superordinate level）上层概念非常抽象且广泛，如“动物”、“植物”，适合大范围分类和泛泛讨论。这些概念缺乏具体细节，因此不适合需要精确描述的情境。它们能够迅速概括大量信息，便于记忆和检索，但可能导致忽视具体区别和特征。
基层（basic level）基层概念具体且直观，是日常沟通中最常用的层级，如“狗”、“树”。这些概念平衡了抽象和具体，便于理解和使用，适用于大多数情境。基层概念在教育和学习中尤为有效，因其易于识别和掌握。
底层（subordinate level）底层概念非常具体，包含细微区别，如“黄金猎犬”、“银杏树”。这些概念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和背景才能理解，适用于专业领域和深入分析。底层概念提供高精确性描述，但可能过于复杂，不适合日常沟通。

基层具有优先性——大脑接收到讯息时通常以基层为优先，举例：上层－水果，基层－苹果，底层－金黄苹果。因为上层涵盖的内容太广泛，在沟通上双方不一定可以对应到相同的东西（水果可能指的是苹果或是梨子），而底层描述的对象太具特定性（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金黄苹果”这个品种），而基层介于上层跟底层的中间，不会有太过广泛或太具特定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苹果是什么），因此基层是大众的沟通阶层。小孩在刚学会讲话时，会有概念过度延伸或延伸不足的问题。比如说大人告诉孩子“狗”这个单字，小孩容易认为“四只脚、会走路”就是狗，此为概念过度延伸的例子；或者小孩只看过家里的狗，而认为其他的狗就不算是狗，此为延伸不足的问题。

思考(Thinking)对应前述认知的“历程”部分，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历程(Cognitive Process)。人们不断地从外界接收刺激，由大脑选择讯息构成记忆，并整理为具有意义和架构的知识(Knowledge)。当具备充足的知识后，人们借由“思考”的过程，利用长期记忆中的讯息（知识）去达成特定目的或完成某项事务。认知历程包含多项高阶的心智能力，包含感知、记忆、使用语言、抽象思考，与解决问题，甚至我们还能够以现有的知识创造出新的知识。R. E. Mayer（1983）指出，思考包含了（1）知觉和理解世界、（2）与他人进行交流，以及（3）解决生活中所遭遇问题这三种能力（赖惠德，2016）^[18]。

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

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或作认知偏差、认知偏见等，是一种在判断中偏离规范或理性的系统模式。个人根据他们对输入的感知(直觉或个人经验)创造他们自己的先入为主的“主观现实”。个人对现实的建构，而不是客观输入，可能会决定他们在世界上的行为。因此，认知偏差有时可能会导致知觉扭曲、不准确的判断、不合逻辑的解释或广义上的非理性，并且通常基于我们的感知，记忆，或个人和社会信仰。

以下是几个常见的认知偏误：

自利性偏误（Self-serving bias）：人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例如，一个学生考试成绩好会归因于自己努力，但考试成绩差则归因于试题太难。
基本归因偏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FAE）：人们倾向于过度强调个体性格特质对行为的影响，同时忽视情境因素。例如，看到一个人开车闯红灯时，可能会认为他是个鲁莽的人，而忽视他可能是因为紧急情况而不得已这样做。
行动者－观察者偏误（Actor-observer bias）：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外部因素，而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性格。例如，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迟到是因为交通堵塞，而认为别人迟到是因为他们不守时。
后见之明偏误（Hindsight bias）：在事件发生过后，人们会认为这些事件更容易预测，并且认为自己早就预测到。例如，某球赛结果出炉后，一球队爆冷门获胜，人们开始讨论到他们早就猜到比赛的结果了，但事实上在赛前他们根本没预测到这种结果。也就是“马后炮”、“事后诸葛”。
幸存者偏误（Survivorship bias）：人们倾向于专注在从某个过程中存活下来的人或事寻找弱点意欲补强，却忽略了最大的弱点更可能在未存活的人或事之中。例如，研究成功企业的特质时，忽略了那些没被观察到的失败的企业可能更具有代表性的缺陷。
锚定偏误（Anchoring Effect）：人类在决策时，会过度依赖先前取得的资讯（锚点）。即使这个资讯与决策无关，人们仍倾向于利用此片段资讯快速做出决定，并在后续决策中以此作为基准。
- 两批实验者分别在 5 秒估计 1×2×3×4×5×6×7×8 和 8×7×6×5×4×3×2×1 的结果。由小数字开始的估值是 512，而由大数字开始的估计是 2250。而正确答案是 40320。
- A 店主要卖 1000 圆饼干为主，而 B 店大多卖 5000 圆的饼干。假设 A、B 两店都陈列完全一样的 3500 圆混装饼干，客人在 A 店时会觉得饼干较贵，但在 B 店时则会觉得便宜。
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资讯，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设。例如，当谈及枪支管制问题时，人们常偏好支持自己原立场，观点，也倾向将模棱两可的事实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

一些认知偏误可能是适应性的，帮助在特定情况下更快速有效地行动。这在及时性比准确性更重要时尤为重要。这与启发法（Heuristics）有关，如代表性捷思法（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即基于简单经验法则快速做出决策。

其他认知偏差是人类处理能力极限与演化的“副产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心理机制（有限理性）、个人体质和生物状态的影响（参见体化认知），或仅仅是由于处理资讯能力的极限所致。且因为运用过多能量并不利生存，人类的大脑相当懒惰，不喜欢主动耗尽大量能量思考。这种演化下来的特质就成为了认知偏差。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认知科学是建立在对感知、智能、语言、计算、推理甚至意识等诸多现象的研究和模型化上。

研究项目：包括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和人工智能等跨学科的新兴科学。
研究对象：人类、动物和人工智能机制的理解和认知，亦即能够获取、储存、传播知识的信息处理的复杂体系。

认知科学为一种跨学科的领域，但是边界仍然十分模糊。内容来自各种领域的贡献，包含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精神哲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及生物学。认知科学家和其他工作者透过共同的努力，期望能像其他科学一样，理解心智和它如何与周围世界交互作用。认知科学在不同的学科互相的碰撞、影响之下，造就了现在认知科学各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认知科学虽然涵盖非常广阔的领域，但并非所有与心智或者智力的运作相关的课题都属于认知科学。社会与文化因素、情感、意识、动物认知、比较心理学及进化心理学，常常因为其关键的哲学争议被排除在外，抑或不被重视。另一个认知科学试图回避的心智相关课题是感知的存在，有关它的讨论有时会将其限定於哲学上的概念；也有一些认知科学的团体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课题。关于应该如何理解心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它是由无数独立的、微小的元素（也就是神经元）的组合构成。
它是一些高级的结构，例如符号、构想、计划与规则的聚合。

以下是认知科学相关的一些主要课题方向: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机器的认知。运用计算机实现人类的智能。

如今，人工智能在运算方面已经远远强于人类。然而，“智能”牵涉到的不仅仅止于运算，还包括了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等问题，其中思维除了有意识的，还有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 mind)。因此，对人类智能的理解亦是与人工智能习习相关的研究课题。此外，相关科学家也利用认知心理学去理解人工智能的思考逻辑，并发现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认知有着密不可分个关系，两者的研究也能相辅相成。

如何解读 AI 的思考

在机器学习中，工程师先是编写了类似原始大脑的神经网络，再透过给予大量数据来进行训练，机器则从中学习辨别与理解，就像大脑运作的方式一样，也因为如此，AI的思考方式对于人类来说可能难以完全理解，这种挑战被称为“可解释性”问题。神经网络有时被形容为“黑盒子”，意味着虽然我们可以观察到其输出，但其内部运作机制不易被解释。然而，随着可解释人工智能（XAI）的发展，我们正在逐步克服这一挑战，提高对AI决策过程的理解。DeepMind 研究团队决定用一个全新方式来了解 AI：就像对待人类的孩子。团队使用心理学家用在孩子身上的认知心理学技术及测试，来试图了解 AI 的想法。DeepMind 认为，认知科学对人脑的研究已有数十年，如果应用到机器的过程顺利，将能促进理解 AI 的思考模式，并为它的决定负责。在研究^[19]中，DeepMind 试图理解 AI 的一种学习模式：一次性学习思考(one-shot word learning)。这个设计原先是用来让 AI 看过一次包含物件的影像后，就学习单字的含义，在此实验中指对应的物件，分析实验结果DeepMind 意外发现，AI 解决这项问题的方式和人类相同，是透过形状来辨别物体。研究人员发现，即使没有指导(instruction)，也存在着许多方法来识别随机对象，像是颜色、质感及行为模式，AI 却是选择像人类一样用形状来识别物体，这样的行为模式是以前未曾察觉的。但AI倾向于利用形状推测单字的行为，可能与此实验中的AI模型、训练资料的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训练资料集中形状是物体识别的主要特征，即如果训练资料集中包含多种颜色、质感和形状变化，但物体的形状仍然是唯一不变的识别特征，那么AI模型自然会倾向于使用形状来进行辨识。如果标注的物体在不同情况下（如不同的颜色、质感）保持相同的形状，擅长提取图像中物件边缘和形状的AI模型会更容易学习到形状是识别这些物体的可靠特征。

机器人心理学

类似这样对 AI 思考的理解只是开始，就像人类心理学一样，机器人心理学未来也可能发展出一种“治疗”行为──也就是去改变 AI 的心态。工程师在创造 AI 时，经常会选择创造多种版本，以便于从中找出最好的来使用，Barrett 认为，透过认知心理学的应用，工程师可能会更容易创造出“想法”符合人类需求的 AI。又或者，我们也可能从中发现，AI 的思考模式与人类有所不同，人们或许能从中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像是该如何解决一些问题。在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决策者时，我们总是希望机器做得更好，精确度与效率提高。当 AI 的产出能被衡量，人们或许就能够追踪它们做决定背后的过程。在现今法庭中，我们总是由人来解决商业问题上的争执，如果改由机器取代人力，我们或许就能够观察到“决策者”在过程中的心态转变，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偏见。

人工智能->人脑感知

我们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了解人类感知与脑讯号的关系。当人类看到图片时，从功能性磁振造影可以看出来各个脑区的反应，给人工智能系统看这些大脑反应，经过训练后，从大脑反应就能知道人类看到什么图片。不仅仅知道看到什么，运用对抗式学习等机器学习技术，还可以把看到的影像完全重建出来，于是你想什么或是你梦到什么，都可以读得出来。在应用上，了解这些脑讯号的本质后，就可以把人脑的意图转成操控机器的讯号，如此就可以有效控制义肢等外部机器。

一旦透过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更了解人类心智的运作方式后，科学家可以反过来设计出更好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系统，让人工智能与心理学两个领域产生正向的循环。

注意（Attention）

“注意”，是对重要讯息的筛选。人脑每天会接收非常多的讯息，必须找出真正需要处理的部分。日常生活中最常运用的注意可分为两种，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与分别注意(Divided attention)。

1.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指個體的邊緣感覺系統接收外界的各種訊息刺激，引起神經衝動或神經興奮'，此一訊息刺激稱為「感覺訊息」。感覺訊息並未經個體之解釋和歸類，僅能以毫秒計算停留的時間。這些訊息只有獲得「注意」時，才能受到中央認知系統的保留並做進一步的處理，但個體注意能力資源有限，未能對諸多同時輸入的訊息一一注意，因此在瞬間受到注意的訊息也十分有限。這種只對某些訊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對其他訊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現象，稱為「選擇性注意」。其具有以下特徵：
1. 訊息具顯著和對比性
2. 訊息具易得性
3. 形式特殊多變

將注意力資源盡量集中於應注意的管道(attended channel)或刺激(attended stimuli)，同時抑制注意力資源流向不應注意的管道(unattended channel)或未予注意的刺激(attended stimuli)。
在雙耳分聽實驗(Cherry, 1957)^[20]中，受試者的雙耳分別聽到不同的訊息，並且被告知需要專注於其中一邊的訊息。實驗結束後，詢問受試者有關未專注那一邊的訊息，受試者大多無法提供詳細信息。然而，受試者能夠察覺到一些顯著的變化，如語言的變化或男聲換成女聲，這顯示即使在專注於特定訊息時，人們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處理其他訊息。

2. 分别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以上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間分配到的注意力資源不均時，注意力越少的活動表現得越差。
在無意視盲的研究中(Arien Mack and Irvin Rock, 1998)^[21]。則是指觀察者實際上在注意其他對象，未注意到當前刺激而出現視而不見的現象。實驗者提前製作一個簡短的影像，影像上呈現的是兩組身穿白色和黑色球衣的運動員在相互傳球，另一個影像呈現的是一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兩段影像經過透明處理後同時顯現於顯示屏上。實驗進行時，要求受試者進行數數，數白隊隊員的傳球次數或黑隊隊員的傳球次數,在 35 秒的時候，有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他徑直走入人群中間，從一邊走至另一邊。當實驗結束後，在受試者被詢問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後，詢問他們是否有看到異常的現象出現，結果 56%的觀察者報告沒有注意到黑猩猩。

注意	说明
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只对某些讯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对其他讯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现象。
分别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个以上的活动。一般而言，活动间分配到的注意力资源不均时，注意力越少的活动表现得越差。

理解

理解(Reasoning)是人类运用理性(reason)对一个叙述产生属于个人的结论或推论。每一个个体对于叙述会依自身过去的经验、个人的知识范围及个人当下所能获得的资讯产生结论或推论。

在阅读理解上有一些神奇的现象。实际上我们并不会将句子中的每个字在什么位置都看得很清楚，例如“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像是当你看完这句话后，才发这现里的字全是都乱的”，这种现象其实是人与生俱来的“自信”心理造成的，忽视细节，只通过“外貌”就匆忙对事物做出结论。人眼盯着一个汉字看的时候，余光可以同时看到这个汉字左右边的1-2个汉字，加起来，眼睛一次最多能看5-6个汉字。而当你在阅读整段文章时，眼睛经常是跨行阅读，跳跃着前进。对文字的熟练度高甚至能“一目十行”。但是对比较不熟悉的文字，或是阅读比较难懂的字，阅读十字的跳跃就会比较小，也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

理解≠认同

多人会习惯性的觉得，“你理解我了就应该支持我”或者“我理解对方了似乎就需要支持对方”，这都是一种误区，理解仅为“对方为什么这么想”的过程而已。它只是一种了解，而非一种表态。

理解≠同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让我们害怕“了解的多了就会成为对方”，所以尤其当我们面对自己认为不合格的父母，或者一个自己不欣赏的人的时候，我们更是下意识的只想远离，而非了解与理解。

然而，就像任何一个优秀的警察都需要也必然会了解很多罪恶的案件与罪犯的心理活动一样，了解并不代表就会成为对方。

这是子集与母集的关系。

语言

学习与理解语言是一个极端复杂的过程。所有一般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熟练地学会语言。

在研究脑如何处理语言的领域里，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语言知识在何种程度上是天生的，何种程度上是习得的？
为何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比儿童学习母语要困难？
人类是如何理解自然语言的？

婴儿天生具备学习语言的潜力，但他们需要在语言丰富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语言才能发展出流利的语言能力。此外，成人学习第二语言相对困难，这可能与成人的语言学习方式、大脑可塑性下降等因素有关，又或是常受到母语干扰、缺乏自然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机会等原因。对于语言的研究，包括从语音的声音模式到词义以及语句意义等。语言学通常把语言现象分为正写法、语音学、音位学、词法学、语法学、语义学及语用学。而语言的许多面向，都可透过上述学科，抑或是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来研究。

语言研究是一个多学科性质的领域。认知科学对于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领域紧密相连。除此之外，还包括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工程学等领域的贡献。语言学作为传统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包含历史、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近 50 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看作一种认知现象，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语言是如何被习得和使用，以及它具体是如何构成的。

语言学家发现，当人在组织一个结构复杂的句子时，他们明显不知道是何种规则构成了他们所说的话。在理解语言结构的过程中，人们可能并不总是意识到所使用的规则，这反映了语言能力的自动化和潜意识处理，也是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故语言学家必须诉诸间接的方法来了解这些规则是什么，以及是否真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若言语真的由某种规则控制，这个规则也并没有在有意识的考虑中出现。

学习与发展心理

学习与心理发展是人类逐渐获得资讯与知识的过程。孩童出生时并不具备知识，或只拥有很少的知识，而这取决于如何去定义“知识”。如何解释孩童能迅速地学会语言、行走、以及识别人和物体的机制，是学习和心理发展研究的主要目标。

主要观点与理论

先天与后天辩论

先天论（Nativism）：强调生物体的特征由基因先天决定，认为许多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经验主义（Empiricism）：强调这些能力是从环境中习得，认为经验和学习在发展中起主要作用。

敏感期（Critical Period）

定义：特定时间段内，孩童对特定技能或知识的学习能力达到高峰。
经验主义的支持：环境刺激在这一时期扮演重要角色，有利于特定能力的发展。
基因影响：基因可能对敏感期的存在和持续时间有重要影响。

主要理论

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

核心观点：语言能力的发展受到基因的先天限制，孩童具有天生的语言学习机制。
支持先天论：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规则是与生俱来的。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

核心观点：孩童的认知发展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逐渐形成，经历了具体运算、形式运算等阶段。
支持经验主义：强调环境在认知发展中的重要性。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孪生研究：即使基因相同的孪生兄弟姐妹在不同环境中成长，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基因和环境共同影响发展，环境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

研究方法与实例

实验研究

控制变量：通过实验设计来分离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长期追踪：对同一群体进行长期观察，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

行为观察

自然观察：在自然环境中观察孩童的行为，以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和发展过程。
结构化观察：在受控环境中观察特定行为，以探讨特定因素对发展的影响。

实践应用

教育

个性化教育：根据每个孩童的发展特点和学习风格，提供针对性的教育方案。
早期教育：强调在敏感期内进行针对性教学，促进语言、认知和社会技能的发展。

心理治疗

早期干预：针对发展障碍或迟缓的孩童，提供早期的干预措施，以促进其正常发展。
家庭支持：帮助家长理解和支持孩童的发展需要，营造有利的家庭环境。

记忆

我们使用记忆储存讯息，以供之后使用。一般认为记忆包含长期记忆和短期记忆。长期记忆可以将讯息保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尚未知道长期记忆的实际容量上限。短期记忆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尺度内保存讯息。

记忆也常被划分为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和非陈述性记忆(nondeclarative memory)。右侧为分类示意图。

陈述性记忆也被称为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是人类长时记忆形式的一种。指的是能明确想起某个事件或事实的一种记忆，可分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及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
- 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特定事实和抽象知识的记忆，用来储存独立于个人经验的一般的事实性知识。例如：大家背的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公式解。
- 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与个人经验有关的情节记忆，用来储存附加于特定事件的观察性的资讯。例如：自己在七月出去玩经历的一些事情。
  对于语义记忆而言，虽然都是一个公式解，但每个人对于他的记忆方式不尽相同。有的人死背，有的人找口诀。但记忆的东西是一样的。而对于情节记忆而言，每个人记的事情都不尽相同，出发的角度也不相同。因此，对于每个人而言，遇到有可能唤起记忆的契机也不同。

非陈述性记忆有时也被称作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或者内隐知识，还可细分成程序性(procedural，即技能和习惯 skills and habits)，促发(priming)，连结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包含古典制约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和操作制约 operant conditioning）以及非连结学习(nonassociative learning，包含习惯化 habitualization 和敏感化 sensitization)。此种记忆不依赖意识或认知，而是需要多次重复测试才能逐步形成，包括感知觉和运动技巧、程序和规则的学习，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记忆。通常以习得性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习得性行为是指一切经过学习(或经验)而获得的行为。以下为相关研究(记忆及记忆系统的神经生物学研究)

在条件性反射行为形成过程中或形成以后，通过给大脑皮层注射GABA或损伤特定区域，可使条件反射的完成受到抑制
在基底神经节中的尾核(caudate nuclus)、苍白球(white ball)等处注入GABA，发现习得性行为活动受到抑制，并认为这种行为的控制主要与运动的控制有密切的关系。Wang等在损毁猕猴基底神经节新纹状体的尾部后，导致非陈述性记忆的严重障碍，而陈述性学习和记忆则不受影响；梅镇彤等通过在多种条件性行为模型上证明：尾核、苍白球等在非陈述性记忆中起作用
在边缘系统的腹侧背盖区(VTP)和腹膈核中，注入 GABA也会抑制习得性行为的完成，并认为伏膈核可能是边缘系统与运动系统的接口。因此，非陈述性记忆的神经回路应该由大脑皮层、边缘系统、基底神经节和运动系统等脑结构组成，而基底神经节是非陈述性记忆活动的主要环节

透过物理性及心理性的刺激都可以改善记忆，前者如药物、电、磁的刺激；后者如学语言、玩麻将，两者都是透过改变大脑运作的方式来达成。

物理刺激：已知脑深处的海马回和形成新记忆有关，发现在适当时机刺激海马回，记忆表现会变好。而靠近表面的左后侧顶叶是和长期记忆相关的脑区，对此区施以微弱电流，可以短暂让记忆增加。
心理刺激：有所谓的“测验效果”(testing effect)：相对于一再重复学习，如果针对已经学过的材料给予测验，会产生较佳的学习表现。透过脑电波观察，也可发现测验改变学习的神经回路，让脑部活动变得更活跃，受试者也可能因此更熟悉，对自己的记忆更有自信。。另外理解也能帮助记忆；相对于比较容易的学习，比较困难的学习也让我们有较好的记忆。

与心理学家一样，认知科学家也研究记忆，但更多着重在记忆是如何基于认知过程，以及认知和记忆之间的联系。例如，当人重新唤起一个忘记了很久的记忆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精神过程，使他们对记忆产生了联系而回想起这段记忆？或是辨认(根据上下文或者其他迹象回想起记忆)与回忆(唤回一个记忆)的认知过程有何区别？

知觉与行为

知觉是从感官中提取，并以某种方式处理信息的能力。而视觉和听觉是我们感知环境的两种最主要方式。视觉知觉研究中包含许多问题，例如: 我们何以能认出物体？何以能够感知到连续的视觉环境? 触-压觉、体感、嗅觉及味觉刺激的研究，也属于知觉研究的主题之下。

而行为则是系统的输出。对人类而言，行为由运动反应来完成。空间计划和动作、语音的产生，以及复杂的运动动作亦属于行为的一部分。

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心智功能，包括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考、解决问题跟智力等。认知心理学的主题十分多样化，包括感知、人类学习、注意力、分类、问题解决、决策、信息处理和检索、短期和长期记忆和遗忘、感觉编码、运动控制、心理语言学和阅读，但是特别着重在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用知识形塑、了解经验。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随着研究发展还进一步扩展到了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等领域，它的兴起是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个巨大变化。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新学派，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新方向，更多的人则赞同美国心理学家库恩(Dennis Coon)的观点，称其为一个新“范式(Paradigm)”。范示又称典范，此概念最早由托马斯·S·库恩 (Thomas S. Kuhn) 率先提出并使其广为人知，“典范理论”主要说明科学知识的成长与变迁是非累积性的过程，整个科学知识的成长与变迁乃是顺着常态科学与科学革命时期交互循环的过程，这就是非累积性的革命变迁。并且，库恩把科学中新旧范式的更替称为科学革命。一些美国心理学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认知心理学的出现是美国心理学发展中的第二次革命。

在心理学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主张研究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而不管内部的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则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内部心理过程。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强调严格的实验室方法，排斥一切主观经验的报告；认知心理学则既重视实验室实验，也重视主观经验的报告。对于认知心理学家来说，改变外部条件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揭示知识结构的辅助手段。

认知心理学重视心理学研究中综合的观点，强调各种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企图把全部认知过程统一起来，认为注意、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一组现象的了解有助于说明另一组现象。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很可能会发现人类认知过程的统一加工模式。

由于电脑的隐喻和使用，认知心理学在 1960 年至 1970年间得到许多人工智能及其它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助益。事实上，它已发展成为一个跨领域的认知科学，此学门整合了一系列不同取向关于心灵与心智处理的研究。

国内发展

郑昭明教授撰写了国内第一本认知心理学教科书^[22]。为国内的认知心理学教育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心理学的显学，包含认知内容与与认知历程两大部分，认知内容就是你所知的概念、事实、规则以及记忆等；认知历程就是你如何运用心理中的素材，例如解释事件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目前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涵盖了推理、判断、决策、问题解决以及视觉认知等。随着脑神经科学与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学也将神经科学的技术与知识应用到判断、决策等议题上，例如郭文瑞老师发表在《科学》这个国际期刊的一篇文章发现人的决策历程在脑功能照影中的表现^[23]。

汪曼颖、叶怡玉与黄荣村（ 2013 ）回顾 1970 年到 2012 年期间有关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依其在硬件系统、界面设计、产品开发、错误诊断与人为疏失、人员甄选，以及环境系统上的应用能力方面，加以整理与呈现。这些应用认知研究的发展受国际与本土的社会与产业脉络影响，研究焦点由复杂系统（航空、核电、环境）转为简单系统 ( 3C、手持装置 )，研究议题由操作的安全转而注重界面的人性化设计。

认知历程的测量与研究

成分历程

高层次的心理认知活动往往可被分析、拆解为多个成分历程。某些成分历程必须一个接一个，分开、循序处理，这种成分历程称为依序历程；另一些则可以同时进行，称为平行历程。

成分历程	定义	例子
依序历程(serial process)	两个以上必须依序执行的心智过程	当你在看五金大卖场的折价型录时，你的注意是集中的，而且判断是受到限制（可能只有“是”或“不是”），基本上你的判断是程序跟着你的阅读顺序来进行。
平行历程(parallel process)	两个以上，可以同时处理的心智过程	当五金大卖场的店员问你“请问您想要买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语言能力，在理解这段话意思的同时，也向店员回答你想要购买的五金用具。

上图为依序历程及平行历程的示意图。多个心理成分历程可能同为依序历程或平行历程，所花时间相同，因此我们需要透过特定的方法测量各心理历程的时间，并决定它们是属于依序历程或平行历程。虽然心理学家常常用“平行历程”或者是“依序历程”去分类人的心理认知活动，但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历程是同时存在“平行”及“依序”两种历程。举例来说，当你在开车时，你可以一边聊天一边驾驶汽车。这时你的“语言”跟“开车”的历程是互相平行同时发生。但是当开车到一半时，路上突然窜出一只小狗，你踩了刹车并转弯闪开了那只狗。你是否发现，当你在闪避狗时，你的对话是否停止了？这是因为“开车”需要更多的心理资源所致，而你的“语言”被终止了。以上现象是因为人的“心理资源”有限所造成，关于心理资源的讨论会于下一部分更深入探讨。

反应时间与减算法

反应时间是个体从接受刺激开始，到做出预定反应为止的时间长度，也被认为是心智历程所需的进行时间。心理学家常利用反应时间的测定，来判断哪些作业属于依序历程，哪些作业属于平行历程。

为了探讨心智历程的速度，荷兰心理学家 F. C. Donders（1868）以减算法(subtraction method)解释实验中不同的心智步骤(mental steps)会影响受试者对事物的处理与反应时间^[24]^[25]。在他的实验中，会让受试者读一篇类似下方所示的文章(F. C. Donders' Test of Mental Process) ：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I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

而受试者的作业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

在每个大写字母上方写"C"。
在每个大写母音上方写"V"，并在每个大写子音上方写"C"。
在每个大写字母上方写"V"。

由于在第 2 部分中，受试者除了要和第 1 部分一样进行刺激分类(stimulus categorization)，分辨看到的是母音还是子音外，还须进行适当的反应选择(response selection)，来决定要写"C"还是写"V"。因为牵涉到比较多的处理，所以会使受试者消耗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另外，实验作业的第 3 部分是用来比较第 1 部分中，受试者写"C"跟写"V"是否会造成速率上的差异，结果显示第 3 部分跟第 1 部分所需的时间差不多。因此，F. C. Donders 的实验证实了额外的心智步骤会导致个体在其中花费更多的时间。

F. C. Donders 所设计的实验方法有一些缺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所做作业的文字都是相同的，而人有可能在短时间中变得熟练，进而使实验中第三部分跟第一部分有明显的反应时间差距。除非重复同一份作业的问题能被消除，否则实验的结果没有太大的意义。尽管如此，F. C. Donders 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越多的心智步骤会导致更长的反应时间，深深地影响心理学的发展。至今，许多研究仍然遵循着这结论而获得更深远的发现。

总而言之，当接受以定的刺激而开始反应后，多了一个反应步骤，心智历程所需的进行时间也越多，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第二组除了区分大小写，还要区分子母音，这使得反应速度有所延迟。

心理资源(mental resources)

心理学家也会借由特定心理程序所需的心理资源，去判断该程序为依序历程或者是平行历程。

心理资源借由注意历程分配，而所谓的“注意历程(attentional process)”就是─个体受刺激后到处理刺激的这段历程。所以，在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条件下，注意力的分配决定了人所能察觉到的资讯。依照所需的注意力多寡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历程：

自动历程(automatic processes)	不太需要注意力，相较于控制历程，所需的心理资源较少，但是处理上比较缺乏变化性。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人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自动历程。
控制历程(controlled processes)	相较于自动历程而言，控制历程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心理资源，但在处理上较富弹性。在一般情况下，同时处理超过一个控制历程是很困难的。

在某些情况下（如过度学习），可以简化耗费大量心理资源的“控制历程”，某种程度可说是将“控制历程”转化为“自动历程”(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26]。例如，当棒球打击者往空隙击出一颗强劲的平飞球，看似无法接到，此时游击手往球奋力一扑，棒球迳直被游击手拦下。当普通人正在犹豫是否要去接球时，游击手已经向球扑了出去。对于游击手而言，扑向这颗平飞球是一种条件反射，甚至有可能在反应后才意识到球已经进入手套了，此时可说“游击手扑向棒球”已成为一种简单快速的“自动历程”；但是对于普罗大众，扑向棒球是属于复杂而缓慢的“控制历程”。以下两个实验，可作为自动历程对于认知影响的实例。

注意历程
	自动历程	控制历程
所需心理资源	少	多
所需注意力	少	多
变化性	低	高
同时处理多个	是	困难

哪个数字比较大？: 纵使受试者已经知道要选取字体较大的数字，但在圈选数字时，脑内的自动历程会使受试者不经意地受到数值大小的影响。这项测试显示出“自动历程”十分依赖受试者自身记忆，记忆中数值大小已经根深蒂固(Barrett et al.， 2004)^[27]，亦称为自动化。因此，受试者在进行测试时，当字体大小与数值大小成正相关时，受试者会感到较为轻松；反之，若字体大小与数值大小成负相关，受试者在进行测试时会感到些许阻碍；这是因为受试者必须去除“自动历程”的影响，实验中两者的差异即由“自动历程”所致。; 下表为实验范例表格，受试者必须选出字体较大的数字，而非数值较大的数字(Ganor-Stern et al.， 2007)^[28]。; Number test
念出文字的“颜色”: 我们亦可利用涉及史楚普效应(stroop effect)的叫色实验，探讨干扰对反应时间的影响。在 Stroop（1935）的实验中，词汇包含墨水颜色与字义颜色，墨水颜色与字义颜色不相符的词汇称为冲突词汇；受试者必须说出该词汇的墨水颜色，而非字义上的颜色^[29]。结果显示受试者对冲突词汇的反应，相对于非冲突词汇更慢。即受试者对字义的理解干扰对墨水颜色的判断，此时受试者的反应时间会比较长；反之，如果字义跟文字的颜色相同时，受试者会花费较少的反应时间。; 而导致上述差别的原因为看到字的颜色会去刺激一种神经元，字义又会去刺激另一种神经元，而当两种神经元同时被刺激，就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去整合资讯，进而判断该由哪颗神经元来主导。; 此实验显示视觉与语言同时主宰人类思考与决策的过程，而字义跟墨水颜色的两种刺激，依据资讯接收程度不同而互相拮抗、竞争强弱，最后由前额叶根据当下进行的作业，并进一步激发能做出正确决定的神经元，选择输出字义或是文字的颜色。; 下图为史初普效应的实验范例，受试者须回答该词汇的墨水颜色，而非字义上的颜色。

现阶段透过互联网，我们有可能发现有许多游戏也有类似的实验。人们在外关与语意上要找到一个突破点，否则在进行反应时，史楚普效应显得明显。

一心多用

生活中常有一心多用的行为情境，例如同时开多个分页查资料、处理报告时回应新讯息，或是开车时听音乐等。我们时常觉得效率极佳，并省去了许多时间。然而人是否确实能一心多用？

人的专注力有限，当在两项工作之间切换时，一方面必须回顾先前的工作进度；另一方面，一部分的心理资源仍会被前一项事件占据，而专注度可减缓这样的效果。时间压力带来的专注度，对迅速切换工作重心有所帮助，可减低或消除前项工作在记忆中占据的时间影响（有关工作记忆的内容，请参考前章 3.3.2 段落）。另外，当两项心理工作的性质越接近，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愈高。例如：一边说话一边看电视很困难，因为一方面要处理有意义的语言讯息，一方面又要输出有意义的语言讯息，两者工作势必相互干扰；而工作性质差距越大，则较有可能互不干扰，甚至可以提升效率。

然而，前文所述的一心多用者，研究显示，实际上只占总人口的 2.5%^[30]。亦有研究显示：在相关的心理测验中，认为自己是一心多用者的自信愈高，这些人的表现通常愈差^[31]。

实验

而关于一心多用的男女差异，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海斯贝特·施托特(Gijsbert Stoet)博士及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基思·劳斯(Keith Laws)教授作了以下两个实验：

實驗一 :
讓受試者們坐在電腦前進行測試，這些測試會要求他們在計數及形狀辨識這兩項任務中轉換。任務剛開始時，實驗對象都可以及時完成任務，但當任務混合交替出現時，受試者的速度顯著的變慢且錯誤率上升，男性反應速度比正常情況下慢 77%，而女性則為 69%。

實驗二 :
讓受試者們在八分鐘之內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包括：在地圖上定位餐廳位置、解決簡單數學問題、接電話、決定要如何在田地裡找到一把丟失的鑰匙等等。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有更加優秀的表現，尤其在尋找鑰匙這一環節。

通过这两项测试，研究者得出了结论：在多任务执行时，女性的平均处理能力比男性的平均处理能力更佳。
(请注意：对于“一心多用的男女差异”此一主题，亦有其他研究得出了不同于上述的结论。
例如：《Gender Invariance in Multitasking: A Comment on Mäntylä》旨在研究男女在多工处理时的能力差异，该研究得到的结论为男性和女性在多工处理能力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过去一些研究的结果不同(亦和上述结论不同)。研究者认为，过去的研究可能存在方法论上的限制，导致了误导性的结果。)
因此，对于一心多用的男女差异，目前研究结果仍众说纷纭(仍有争议)，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

白噪音

在可测得的频率范围内，频率保持一致的声音，像是重复播放海浪声、雨声等等，而这种一致性，可创造一种盖住其他突然产生的声音的效果，且并不容易听到周遭的噪音发生的变化。例如旁人的打呼声、狗叫声，或窗外经过的车声等等，可避免睡眠被干扰。就算被吵醒，白噪音也可使人更容易再次入睡。

人类的认知处理很容易受到不相容的环境刺激的干扰，分散对手边任务的注意力。然而研究人员做了一个精密的实验，颠覆了我们对噪音的认知。

方法

51 名中学生（25 名男孩和 26 名女孩），他们的注意力能力先被教师以李克特七点量表进行评估，注意力不集中（得分高，6 或 7 - 有课堂上的严重问题）的参与者即被分配到注意力不集中的组别，反之亦然。其中注意力不集中的组别中，没有人被诊断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也没有人接受药物治疗。

过程
参与者需要记住96个句子 - 8 个单独的列表，每个列表中有 12 个动词-名词句子。句子是按随机顺序排列的，所有要记住的句子都记录在CD上，每隔一个列表就会出现噪音，每 9 秒读取一个新项目。在高噪声条件下，动词-名词句子在听觉白噪声(78 dB)期间呈现，而在低噪声条件下，句子呈现则没有白噪声。接着研究人员分别在两种噪音条件下进行了情景式口头自由回忆测试。

结果
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的表现在白噪音的环境中可以获得显著改善，原本注意力集中的儿童表现反而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在高噪声条件下比在低噪声条件下表现更好，而正常注意力组的情况正好相反。

讨论
正如预测一般，结果显示噪音对从正常人群中选择的注意力集中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有着不同影响。被老师评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表现有显著提高；而那些被评为注意力集中的孩子，表现随着噪音强度增加而显著下降。有一方的理论解释是，噪音通常会增加“唤醒”(arousal)，使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更加警觉，不那么昏昏欲睡。此外，在注意力不集中组中还观察到，阅读能力与噪声增强之间的呈正相关，表示白噪声确实可以增强意识，这个现象与阅读障碍是由语音缺陷引起的观点是一致的。

结论
白噪音对于正常人群中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在执行认知任务时大有益处。因此，以白噪音作为外部刺激来调节认知表现，具有实际应用的潜力，既提供非侵入性帮助，也能有效改善有注意力问题儿童的学习成绩。这对于对大量药物使用而感到不安的父母来说，可以是相当有效的辅助解方。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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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动物和人类最大的差别是语言的使用。在近年的许多研究中，人类诸多的心智运作历程，包含感觉、注意、记忆和决策等，在动物身上也可见相似的对应。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沟通的心智运作历程相似性却不高，故透过动物研究所得到的帮助极为有限，而必须借助语言能力受损之病患的研究理解语言区块的大脑运作。

科学家们利用系统性的比较人类与动物的大脑结构差异后，发现前额叶脑回区中的布洛卡区 (Broca's area)（人类语言主要形成及表达的区域）以及左下部顶叶皮质（管理语言会话跟书写的区域）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大脑结构差异最大的地方，由此可见人类语言的独特性。
这两个脑区也在语言发展的脑功能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神经运作的机制会明显地随年龄和语言发展而变化。

语言学与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是19世纪末期由奥地利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的一门学科。精神分析是一种心理治疗模式，透过探索潜意识和心理动力学的运作，帮助病人理解和解决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

20世纪下半期，雅各·拉冈（Jacques Lacan）在结构主义下，以语言学和符号学重新诠释精神分析。“在那篇《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中，拉康直接提出了语言对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我们这个学科的科学价值来自弗洛伊德在其经验历程中提炼出的理论概念，这些概念还未经过足够辨析，因此保留着日常语言的多义性，这些概念既得益于这些言外之意，又不免于误解的危险。所以，弗洛伊德的概念要进一步科学化，就必须引进语言学的范式。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一些主要概念，‘只有转向语言的领域，只有按照言语的功能来组织，这些概念才具有其完整的意义’”——《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修订本）》张一兵

对精神分析而言，强调从“符号”(signe)到“意符”(significant)的呈现过程，正是为了找回被语言学所遗忘的“说话主体”(sujet de l’énonciation)的功能。拉冈定义“符号是为某人代表某物”，而“意符则是为另一个意符代表着主体”。亦即，透过对符号的“发音”，也让说话主体以意符的方式被整合入语言系统当中。在此情境中，说话主体的无意识被理解为不自觉地参与到语言的形成和表达中才是精神分析所定义的无意识。因此，无意识并非潜藏在生命体内或其精神的内在，而是生命体在语言中的代表:“无意识是‘它’说话的主体位置”(Lacan 1961-62: 129)。对精神分析而言，尽管一般的沟通语言外在，但这种语言却能够凝聚并表达说话者最私密的思想是外在的，但这样一种外在语言却可以凝聚并组织说话者最私密的思想。

然而，语言学的发展却走向一条遗忘说话主体的道路。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便将“语言”(la langue)从“言语”(le langage)当中区分出来:“言语除去〔说话者的〕话语(parole)即是语言”(Saussure 112)。此后，语言学家便将说话主体彻底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当中剔除出去。语言学不再研究人的话语，而是除了话语之外其他所有构成语言的最基本单位与结构关系。

索绪尔语言学：

能指（signifier）：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形式或物理表现，通常是声音或文字。它是对应于某个特定概念或意义的声音、字词或符号。例如，在英语中，单词"cat"（猫）的能指就是该单词所代表的声音形式或文字形式。
所指（signified）：所指是能指所代表的概念、意义或内容。它是与能指相对应的语义内容或指涉的实际对象。例如，在英语中，"cat"（猫）这个能指所指涉的是猫这个动物的概念实际存在的猫。

拉冈对索绪尔的延伸：拉康承继了索绪尔理论后，对能指与所指的对称性和平衡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在精神分析学里，正因为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断裂，人的任何声音行动没有必然与之对应而明显的意义，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能指，而所指作为“真正的物”/物自体，存在于实在界，不能完全符号化。因此，拉康将能指置于所指上方，改换索绪尔图式为S/s，赋予能指优先性。
拉康的能指与所指

能指（signifier）：大略如上，不过又加上了“专名”、“符号”等概念。
所指（signified）：可以粗略理解为“那个”物自体，不是一种概念，也不存在于无意识中，是能指链运作所试图指示的对象。

所指＞无意识：能指（专名化）＞前意识：符号／概念＞意识：知觉＞能指链⋯⋯。当我们想逆着能指链找到所指时，只能止步于专名的面前。专名化所使用的能指与所指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命名”这个举动强制将其建立了联系，是一种断裂式又无可商量式的联结。当经过无意识的工作我们有了专名后（用“专名”这种“能指”时着重表示其“独特性”，“能指链”中的“能指”着重表示其“差异性”（不是什么））便能进入了前意识便将其转换成符号／概念（前意识追求同一性）。

“我想，更直接的例子应是象征具体物的概念，譬如‘树’这个概念，就是在撇去了诸如冬青树、松树、白桦树、槐树、杨树、杉树等等一切具体存在的树种之后，‘树’才能象征一切并不实在的树种。倘若依拉康的逻辑来说，它就是在杀戮了一切树之后方才得以生成。树的象征性概念重建和替代了具体存在的树，这一次，‘树’的概念是本质，也是空无。真实的树会生会死，而概念的‘树’则将永恒。”——《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修订本）》张一兵拉冈认为必须将被排除的说话主体重新引入结构语言学的观点。但这个重新引入的主体并非意识、知觉的主体，而是不在场的无意识主体。同样地，拉冈借用雅克慎所称，语言的两个主要功能──“转喻”(métonymie)与“隐喻”(métaphore)──也是为了说明无意识主体的运作法则与模式。拉冈说：“无意识有语言的结构”。在他的理论中，潜意识是一种还未说出就能支配思想的语言，无意识则是一种不能捕抓而滑动着的能指链／语言。这是他对弗洛依德的冰山模型的重新定义。

语言的特性

沟通性：个体对相同物种的另一个体做出反应，进而影响对方的行为或有所互动，即为沟通。当一人使用语言传递讯息时，被另一人接收并产生回应，即达成个体之间的讯息交换。一般的动物并不具备语言之对等沟通的特性。

结构性：人类语言具有特定规则，如句子中主词、动词、受词的顺序进行排列。不同文字系统会有不同的规则结构，而这些结构方式会成为该母语使用者的自动化内隐知识。当语言排列方式出错时，母语使用者通常可以马上察觉。

指向性：语言的指向性使语言的含义描述可以指向对应的事、物，通常为受人为认可的事实。

逻辑性：语言是为有结构、有规则的指令系统，其逻辑受语言的指向描述而变化。

层次性：语言的构成可以由最小的音素单位至最大的篇章会话单位。一个句子可分解为音素的层次、词素的层次或是词组的层次。这些层次需要融合在一起才可充分地表达出一条句子的含义以及讲者的情感。不仅是这样，有些语言词素层次的意思（如中文）还会随着音调的不同而被改变。

创造性：人们得以根据语言的基本规则创造并理解从未有人说过的句子，最后更可能创造出新的沟通系统。比如说，人类语言可将字词以不同的顺序做出不同组合，也可使用数量有限的音素创造出数量惊人的字词或句子。

动态性：语言会随着时间推演改变，其变化体现在语音、音韵、型态、句法与词汇层面上。造成语言演变的原因各式各样，可能是为了省力以减少记忆负担，如英语的过去式规律与复数规律逐渐普遍化；也可能是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如语言接触、社会变迁或政治因素等等。一般来说，名词较容易出现语言的动态演进特性，如各式简称:“裸考”(尚未准备就去考试)、“酱子”(这样子)、“佛系”(对事情不强求)。而冠词或连接词则不容易改变，如“一个”、“而且”等词汇就不会出现理解上的歧异。

传承性：语言具备无限传播的能力，可以使得两个异时空/异地域的生物（人）获得相同的一套编码解码标准的声音/图像指令。

物种性(民族性)：一个物种进化出的特殊交流行为为一个物种所独有，国家、地域的不同，交际行为会有所差异，也发展出不同语言。不仅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同一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或不同年龄的人之间都会有特殊的辞汇来表达其独特的感情，使另一阶层或不同年龄的人较难理解。

抽象性：语言能够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不仅仅是具体事物。这抽象性也是艺术的来源，因为它允许了个体可以向世界表现自己的想法与感受。

传递性：语言可以描述不在当下时空的事物和事件，例如过去、未来、假设情境。

递归性：语言结构具有递归性，允许将句子嵌入到其他句子中，如“我知道他知道她喜欢你”。

任意性：人类语言所使用的符号系统，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设定文字符号与指涉物（referent）之间的关系，两者间不必然具有相似或因果关系。例如，所有穿戴在脚上的物体，我们可以通称为符号“＃”，这个符号与所代表的物体之间，不需要具备任何有意义的对应。另一个例子，当指涉相同的进食概念，拼音（alphabetic）文字系统（例如英文）使用EAT来代表，然而意符图形（）文字（例如中文）使用“吃”来代表，两种文字符号在外观的视觉形状截然不同，却能够代表相同的概念，此特性即为语言的任意性例子。

语言的结构

语言是人类沟通讯息、传达思想的主要方式。虽然不同种族、国籍者所说所写不同，但“人类具有语言”是个普世皆然的现象。以下透过树状图将语法、音素、语素、句法、言谈与语言变化等六项进行分类，详细内容如下。

语法 (Grammar)

语法（又译文法）是人类用以诠释及组成字词的语言规则或类别的一套系统。语法分为两种：

规范性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规范性语法派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有所谓正确的形式，并规范出语法的规则要大家来遵守，但不能完全反映语言实际的使用状况。规范性语法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当时标准语言的概念迫在眉睫，人们需要知道自己在跟哪些社会地位的人说话，以便快速判断，致使规范性语法派的语言学竭尽全力制定出尽可能多的规则，将语言标准化。现代的例子包含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在英语系国家，标准英语用于正规学校教育、语言检定和国家官方印刷出版物，其语法和词汇不再具有区域性特征，且几乎没有口语化的使用，与台湾学校英文课所教导的“英文文法”概念相同。此处“标准”指的是语言的语法、拼写和用法的规范化，所有的语言特征都受到标准化，包括构词（morphology）、语音（phonetics）、句法（syntax）、语域（register）与语用（pragmatics）等面向。
描述性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有别于规范性语法，描述性语法派的语言学家侧重于描述母语或非母语者日常使用语言的方式，因此得出一套语言可以如何使用的通则，以语言实际使用情形为基础，而不是“应该”如何使用。由于这种方法基本上是以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形为主，因此没有什么是正确或不正确的，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方法定义为“语法结构的客观描述”。非洲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AAVE），亦常称美国黑人英语（African American English），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常使用“ain't”作为一般否定词，以取代标准英语中的“am not”、“isn't”、“aren't”、“don't”、“doesn't”、“didn't”、“haven't”和“hasn't”等，例如，“I ain't know that”。

音素

音素（或称音位，phoneme）是声音的最小单位，也是语言层次的最小单位，能够对语言的意义产生影响，在相同的语言中，音素是能令人辨别不同字词的最小单位。人类透过发声器官可以产生许多的声音，但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人类的语言。当一连串的声音被分解为可以在语言上产生意义的最小单位时，就被称为音素。

语素具有类别知觉（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属性，一个音素的知觉类别内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声学变异。

音素可以分成辅音和元音，概念分别类似于子音和母音。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主要区别有下列几种：

区分子母音的方法
	子音	母音
声门以上的发音器官	有气流阻碍	无气流阻碍
气流的强弱	强	弱
发音器官	部分紧张	均衡紧张
声带振动	不振动（浊子音例外）	振动

语素

语素（morpheme），又称词素，是指传达意义的最小语言单位。单独的音素无法传达意义，当数个音素组合成为一个最小的单位，可以传达意义时，即成为语素。语素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词，或与其他语素结合成一词汇。在语言研究中专门探讨语素的科目称为morphology。

词素可以依照能否独立使用而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自由语素（free morpheme）：不需与其他语素结合即可单独使用。例如英语中的love, happy，dog, house, (在英语中不同自由语素也能合并为同一字，如doghouse)以及汉语中的玩、门、徘徊(在汉语当中，自由语素包含连绵词，因为连绵词单字不成意，需合并成为最小的意义单位一起使用)。
附着语素（bound morpheme）：一定要与其他语素结合，无法独立使用，像是前缀（prefix）及后缀（suffix），例如英语中的 un-, -ness, -ish。而附着词根（bound root）也属于附着语素，例如英语中 perceive, receive 所共有的 -ceive。

所有词素的总合称为心理辞典（lexicon），以英语为母语的成年人，心理辞典的词素总数超过八万个。词素可以进一步组合成为词（word）。但在汉语里，如何界定语素的看法是不统一的，有学者认为中文词（word）是其基本单位，如“吃饭”；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中文字（character）才是基本单位，如“吃”、“饭”，而目前未有定论。

语意学：研究字词意义的学科称为“语意学（semantics）”，其研究也可以使用于更大的语言单位，包括句子及言谈的层次。界定字词意义可使用下列三种理论：

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theory）：借鉴语音学的特征分析法，将分析出的“语意成分”（componential theory）称为“语意特征”，此理论增加了语意学研究的科学性。
定义性属性（defining features）：使用分析概念。例如“狗”的定义包括了动物、四只脚、胎生、有毛等。
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针对概念的属性，与我们内在储存的标准与某物的原型表征相互比较。如果两者接近，则眼前所见的生物就被归类为“狗”；典范(exemplar)则采用“狗”的典型代表，如台湾土狗、黄金猎犬等来说明狗的概念。

句法

句法指一门语言里，决定词、词组、从句等句子成分如何组成其上级成分，支配句子结构，直到组成句子的规则或过程。这一概念常常与文法混淆，这是因为文法研究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句法的内容，但文法不仅关注句子结构的形成，也同时关注句子成分的文法功能和文法意义。

研究句法的学科为“语法学”([Syntax])，代表学者则为庄斯基。庄斯基指出句子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类型：包括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s)，具有变化多样性的字词组合方式；以及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代表句子所传达的意义。表层和深层结构间则可透过转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er)来相互沟通。

句法的基本原则在自然界中是很不自然的事，句法是一个“离散的组合系统”。数量有限的离散元素（语词）随机抓取、组合、改变序列，以创造出更大的结构（句子）。例如：“人咬狗”的意思和句子里的三个语词的意思都不相同，也和这三个语词倒过来的组合意思不同。在离散的组合系统里（例如：语言），可以有无限多的不同组合方式，从而有无穷无尽的意义。

言谈

语言分析的最大单位为言谈（discourse），此层次使用多个句子组成日常生活的对话、叙事、文章段落。为了理解言谈的内容，我们需要依赖基模（schema）的知识，将数个概念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架构。
言谈同时也是社会学、人类学、欧陆哲学、言谈分析等科目中相当重要的一环，用以了解人对世界的认知。

基模（Schema）：人类用来为所接收讯息分配含义的辅助工具，可以理解为个人看待世界的处理系统，它使人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快速且轻松地掌握自己的思绪，并做出相对理性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将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整理后，储存而产生的认知讯息处理模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受控制而有意识的认知才会取代基模，引导人类的行动。它也可以被描述为“先入为主思想的心理结构”，表示对于某些观点的框架，或是用于组织和感知新资讯的系统。基模也会影响注意力和新知识的吸收，人们更有可能注意到符合其基模的事物，同时将与基模矛盾的事物重新解释为例外，或是扭曲它们以适应基模。即使面对相互矛盾的资讯，基模也有保持不变的趋势。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基模时可以快速地将新的认知组织到基模中，无须经过复杂的思考。

研究社会情境如何影响言谈的学科则称为“语用学”（pragmatics）。语用的社会情境依赖言谈的对象、言谈发生的地点、言谈的主题以及言谈者的目标来决定。如我们和同学交谈时，语言的表达就会和与教授交谈不同。自闭症患童所表现的语言缺损，就是无法配合不同的社会情境来改变语言表达，进而产生不适当的语言反应。

语言变化

许多语言会随着说话者采用或发明新的说话方式而发生变化，而且会在言语共同体内扩散。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会发生在语音、词汇、形态、文法甚至语用等层面。尽管语言变化最初常被认为是一种语言消退或语言规范的弱化，因而被消极对待，但这种变化实属自然且不可避免。

语言变化可能会影响特定语音或整个语音系统，包括语音或语音特征的替换，这可能导致原有语音损失，甚至变成以前没有的新语音。语音变化通常具有规律性，故无论满足结构条件与否，语音都会成体系地变化，而任何非语音因素皆可忽略。但体系性变化并不绝对，也常有仅改变一个或几个词的个例，而有时此种变化会触发语音系统的链式音移，如日耳曼语族所有的塞音都曾发生此现象：最开始 *bʰ 变为 /b/，导致原来的 *b 变为 /p/，然后又导致原来的 *p 变为 /f/，这一过程被称为格林定律。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意大利语族里面 p 开头的词 pater 和 pisces，对应到日耳曼语族里，就会变成 p 开头的 father 和 fish。链式音移另外一个著名例子，是英语的元音大推移，这是现代英语正写法与发音不一致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例子，是闽南语的八声经过演变后，第二声与第六声合并，如今只剩七调。

语音变化的另外一种原因是元音缩合，即由于发音模糊等原因，在两个独立的词中有大量音素脱落，逐渐缩短为同一词内的两个音节甚至两个语音的现象，例如拉丁语 mea domina 后来变成了法语中的 madame 和美式英语中的 ma'am。

语言在文法层面也会发生变化，这些现象常常在词或词素脱落后，文法系统无意识地重组语言时发生，例如标准西班牙语利用屈折变化 -s 来标记动词第二人称，但一部分加勒比海西班牙语当中之 -s 脱落，导致它们只能前置人称代词 tú 来表示第二人称，故西班牙语当中 ¿como te llamas? [ˈkomo te ˈjamas]（“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句子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就变成了 ¿como tú te llama? [ˈkomo tu te ˈjama]。由此可见细微的语音变化也会影响形态和文法。文法变化的另外一个常见原因，是特定话语模式的固化，即文法化，如熟语的形成等，例如英语中 going to 由“去”的含义，转变成“将要”的意思(如 I'm gonna)，而在某些英语方言内，这种变化是非常彻底的。

语言变化可能会受到其内部因素推动，例如特定语音在难以听辨或发音的情况下，容易促使语音改变，或者通过成体系的变化，使一些罕见的语言结构常态化。语言变化的另一类因素则是社会性的，例如当某些发音代表了特定群体、社会阶层或意识形态集团的时候，希望进入这些群体的人就会模仿、采用那些发音，于是在客观上就发生了语音变化，由此可知身份构建和政治议题也会对语言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语言的发展

语言习得的先天与后天的观点

根据习得语言的顺序与方式，将其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1.先天习得观点（nativist theory）

以诺姆·杭斯基（Avram Noam Chomsky）为代表人物的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类的大脑中天生具有专门为了学习语言的内在机制，主张人类的脑部是为学习语言所特别构成的，称为语言习得机构（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能使儿童分析他们听到的语言，并抽取其中的文法规则，用以造出未曾说过或听过的新句子。

在此种脑部结构下，小孩的语言建构方式并非被动等待外界强化与纠正，而是在大量搜集环境中语言资讯（声音、语调、语法）后统整出语法规则，进而依照其脉络发展出能造出全新的句子的能力。甚至有时成人亦以简化语句的方式对小孩讲话，小孩仍可以从中习得语法规律，而使其语言发展出复杂句。这个语言习得机构在儿童期（7岁以前）运作达到顶峰，之后便逐渐消退，所以语言学习在儿童期是敏感或关键的阶段，过了儿童期之后，语言学习的效率便会急速下降。这项发展的特性，说明了在儿童期之后学习的第二种语言，其效果总不如在儿童期学习的语言好。

2.后天习得观点（empiricist theory）

经验主义者认为语言的获得原则与其他与行为相似，都来自后天的学习，代表人物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史金纳。他认为人类是透过各种形式的学习经验，如古典条件学习、操作条件学习、观察模仿学习等历程逐步累积语言能力，因此他强调教导与强化在儿童学习语言上的重要性。

在支持后天习得观点的证据上，有一实验发现，幼年时家庭（外在环境）对孩童的沟通字数语词汇复杂度，会影响孩童长大后语言能力的变异。

研究细节：某研究针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进行儿童语言发展的追踪，纪录了十三个白领阶级、二十六个蓝领阶级与六个贫困家庭的小孩，从10个月大3岁之间的每个月一小时的亲子对话。结果发现在不同社经环境下成长的小孩，语言发展有极大的差异，在白领阶级中长大的三岁小孩会讲1100个字，蓝领阶级中的小孩会说750字，而在贫困家庭中长大的只会说500个字。研究者发现，这项语言发展的差异和其用语言沟通的相关经验有密切关系，三种不同家庭环境的小孩听到的字数多寡与词汇复杂度有所不同，白领最丰富、蓝领次之、贫困家庭最少。该研究显示了三岁前幼儿期的语言互动经验，可以解释小孩十岁时语言能力变异的61%，甚至与成长后的沟通能力有关。

3.相互作用观点（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先天或后天习得观点分别从遗传和环境两个极端解释儿童语言发展，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认为儿童语言发展是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相互作用论的语言学习模式认为，儿童语言发展受许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认知的因素、社会的因素都会影响儿童语言的发展。同样，儿童的语言发展又反过来影响认知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有一个研究支持此观点：婴儿在半岁之前，通常具有分辨母语和外语个语言的音素，但到了一岁时，就只能分辨母语的音素，例如日本幼儿六个月前能分辨英语 R 与 L 两个音素，但这能力到一岁时就明显下降了。

观点	相关说明	儿童语言建构
先天习得观点	认为人类的大脑中天生具有专门为了学习语言的内在机制，主张人类的脑部是为学习语言所特别构成的，称为语言习得机构。	小孩的语言建构方式并非被动等待外界强化与纠正，而是在大量搜集环境中语言资讯（声音、语调、语法）后统整出语法规则，进而依照其脉络发展出能造出全新的句子的能力。
后天习得观点	语言的获得原则与其他与行为相似，都来自后天的学习。	幼年时家庭（外在环境）对孩童的沟通字数语词汇复杂度，会影响孩童长大后语言能力的变异。
相互作用观点	儿童语言发展是先天的能力和后天的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	儿童语言发展受许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认知的因素、社会的因素都会影响儿童语言的发展。

语言发展过程

初生的婴儿即有分辨某些语言的能力，例如在英语国家，两三个月大的婴儿可以分辨出有声(B，G)音素与无声(P，K)音素的不同。婴儿和语言互动的经验，随着年岁增长而逐渐增加。大人对婴儿互动的话语具有一些特色，通常是短句、吐字清楚、词组有明显间断，同时使用带有情绪的高声调话语。婴幼儿在尚未能正式使用语言之前，可能就有说话的意图。他们从发出“咕咕声”开始，然后六至十个月就可以发出许多牙牙学语的语音，一岁左右这些语音接近母语的语音系统。婴幼儿大约在一岁时会说出词汇，在许多语言中“mama”、“ dada”常是婴幼儿最早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

婴幼儿两岁开始会用字词，例如用“没了” 来指涉目前看不到的事物。台湾的小孩通常在两岁时可以说出200个字，三岁说出570个字。他们在开始学习对应字词的意思时，会出现“过度引申”(over-extension )或“引申不足” (under-extension) 的现象。前者如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年轻男性的相片都会叫“爸爸”；后者如小孩称呼家中养的狗叫 “狗狗”，但是在公园看到的狗却不认为是“狗狗” 。这两种现象都来自于不了解该字的关键意义，过度放大或缩减词汇的使用范围，以致于错误的选用词汇。

幼儿约七个月大时，就对语言中的文法规则性有所觉察；约两岁时有双字词的句子出现 , 此时语言类似电报语言，但这其中仍然蕴藏了逻辑思维及时间关系，例如小孩会 “丢球，没了。”到三岁时，英语国家的孩童会发展出主词一动词一受词结构,可以把字或符号填入文法正确的句子中。

在母语学习的过程中，成人很少刻意教导小孩文法规则，但小孩到了四岁时，就能够将体会到的文法规则应用到词汇与句子中。当孩童开始学习词语各种语法上的变化时，是将规则与不规则的变化（例如英文动词的过去式或名词的多数）当成个别案例来学习，通常他们不会犯错。但是一旦知道词语的变化具有某种规则后，他们就会把规则应用到不规则变化的词类上，这称为过度规则化失误（over-regularization errors）；随后才会慢慢地修正。虽然华语语词没有动词时态或名词复数变化，但华语儿童也需要学习语词的语法规则，例如华语中的量词(如两“个”人、三“张”纸）。“个”是儿童最早使用的量词，因此在“个”的使用上也比輆容易出现过度规则化失误，例如两“个”小狗。有主题对话的用语约在五岁至九岁间发展，孩童此时会开始使用比喻，并了解某些语言在使用上的微妙之处，例如一语双关。

语言的起源

据目前统计，世界范围有多达6000多种的语言，但语言的起源依旧是“人类学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神经科学家、遗传学家等应用各种方式去探究这一课题，众多的假说可以根据其前提假设进行划分成以下但不限于的主要两大类：

连续性假说：认为语言不可能突然之间就形成，一定是由人类灵长类祖先的早期语言雏型演变而来。
非连续性假说：认为语言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只能是在人类演化历程中的某一时间点上相对突然地出现。

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认为语言并不是从灵长类的交流方式，而是从灵长类的某些可以通过认知能力控制的沟通方式中发展而来，这些方式更多是基于手势而非发声的。^[32] 而现今唯一一位支持非连续性假说的诺姆·杭士基认为语言不可能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来，因为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进行定义的。^[33]杭士基如此回应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说：“在研究语言起源的很长历史中，人们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从猿类的叫声中演变而来。然而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语言是基于与任何动物沟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则之上的”。而当问到如何解释语言起源时，乔姆斯基的回答是我们无法知晓：“讲一个神话故事的话，很久以前某些灵长类动物在到处闲逛，突然间，或许是在奇异的宇宙射线的辐射后，产生了一些随机突变，它重组了灵长类大脑，并将一个语言器官植入其中”。他提醒说不应该仅仅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他的故事，同时也坚持“和其他包括语言在内的与演化有关的神话故事相比，这可能更接近于事实”。最近，乔姆斯基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产生于某个个体的一个随机突变，导致了语言在突然之间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现。

大多数学者则更倾向于连续性假说，但对于演变的过程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把语言能力看作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其中包括史迪芬·平克(Steven Arthur Pinker)在内，他们避免去研究灵长类中明确的语言雏型，而是简单地认为“语言本能”是通过通常的方式渐进演化而来。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并不是从灵长类的交流、而是从灵长类的认知能力中演化而来，因此也更为复杂。而麦可·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学者则认为，语言是从灵长类的某些可以通过认知控制的沟通方式中发展而来，这些方式更多地是基于手势而非发声的。还有些支持发声说的人把语言看作是发源于音乐。

思考

语言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于辨识方位、学习数字、回溯记忆等思考的能力，都不相同。近年来开始有经验证据显示这种因果关系，母语确实会影响人们对世上许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美国认知科学家蕾拉・博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曾经做了个实验：在澳洲北部约克角的西海岸，有个叫朋布罗（Pormpuraaw）的小型原住民部落，博洛迪斯基站在一名五岁小女孩旁边，请她指出北方，她毫不犹豫地指出精确方位，经罗盘确认后发现完全正确。博洛迪斯基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向听众中的杰出学者提出相同要求，请他们指出北方，结果很多人都无法做到，胡乱指出了一个方向。在某个文化中成长的五岁女童可以轻易做到的事，在另一些文化中的科学家却很难做到，这种认知能力的差异便是语言与思考交互影响的例子。朋布罗人使用库克萨优里语（Kuuk Thaayorre），和英语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左”和“右”这类相对的空间词汇，他们用的是绝对的基本方向（东、西、南、北等）。英语当然也有绝对的基本方向词汇，但只用在描述大空间尺度，例如英语母语者不会说：“他把前菜叉摆在主餐叉的东南边，真是没教养！”然而在库克萨优里语中，绝对的基本方向用在描述各种尺度，例如“杯子在盘子的东南边”、“站在玛莉南边的男孩是我哥哥”。在朋布罗，每个人必须随时知道自己的方位，如此才能正确地表达。过去20年来，德国马克士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的列文森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哈维兰做过一些开创性的研究，显示仰赖绝对方向的语言使用者很擅长标定自己的方位，即使在陌生的野外或室内亦然，他们的方向感明显胜过生活在相同环境但不使用这类语言的人。

我们的思考会影响说话的方式，但反之也成立。过去10年中，不少巧妙的实验都证实，语言确实会影响人类的认知能力。研究发现，当说话方式改变，思考方式也出现变化，例如教人们学习新的色彩辞汇时，他们区辨色彩的能力会跟着改变，而人们学会以新的方式描述时间时，也会以新的方法思考时间。此外，语言对许多人类心智活动影响之深，远超过科学家先前的预测。即使是简单的区分颜色、计算萤幕上的点数，或在小房间内判定方位，人们都必须依赖语言。当人们的语言流畅表达能力受到限制时，比方要求受试者反复念一条有点难度的新闻，上述区分色彩、计算点数、判断方位等简单的小活动表现都会有差。这意味着语言的差异会对我们的心智活动造成广泛的影响。科学家口中的“思考”，其实是由语言和非语言的历程结合而成，也因此，语言在人类的思考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语言认知与文字使用的极限

人类智慧的表达：语言和文字

语言是人类智慧的表征，而文字的写作则是表达智慧的最高外显技能。从古时到现在，文字的演变由图形到一套表音或表意的符号系统，使人类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可以把记忆由脑中移到身体外而得以永存（科技的进步使永存的意义更为明显）。语言的出现改变了大脑原有的面貌，因为语言与文字使人类有了新的沟通方式，既具备能体会别人想法的技能，也能操控各种理念，创造出新的想法，使人际关系与思想交流变得既复杂又微妙。现代的文书处理与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已经在改变人们写作的习惯。未来人类的想像力会有所不同吗？不同的工具、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使人类由先天的认知能量的限制中走出来吗？新的认知能量会不会再带来前脑的扩展，这都是语言心理学家深感兴趣的研究问题。

西方小说家语言文字使用极限的认知科学研究（郑锦全院士）

根据客观的评估，学识广博的西方作家如奥斯汀、托尔斯泰的识字量，大约有20万字以上，但他们在小说中所使用到的不同字却出现了很明显的极限。

台湾著名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郑锦全，透过计算机程序的计算，精算出西方经典小说《理性与感性》的总字数是120735，其中不同的字只有4199个；名著《傲慢与偏见》的总字数是123270，不同的字有4146个；有趣的是杰克伦敦的小逆说《白牙》总字数虽只有32361，不同的字仍然是3431个。换言之，小说无论长短，内容多么丰富，所能使用的字仍然有一定的认知限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研究的方向乃是在于使用方式上的极限，而非认知上的极限，且小说所使用的字词类型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所描写之题材，如《傲慢与偏见》一书描绘的是十九世纪的爱情故事，其用字上便很难出现与其题材不相关的字眼。因此，在理解这个研究内容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到题材对于字词方面的限制性，而不能简单地就将字词数当作使用的极限加以看待。

华人作家语言文字使用极限的认知科学研究(曾志朗院士)

另一著名语言心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以同样的计算机程序，在实验室检视了华人都很熟悉的金庸武侠小说，发现《书剑恩仇录》（约43万字）、《射雕英雄传》（约75万字）、《神雕侠侣》（约80万字）、《天龙八部》（约100万字）、《鹿鼎记》（约99万字），尽管五部小说的字数相差很大，但是所使用的不同的字大约都在4300多字左右。所以，即使聪明博学如金庸，仍然不能打破认知系统的先天限制。再看曹雪芹所写的不朽巨著《红楼梦》，前80回总字数496855，所使用的不同的字也只有4293。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在文字使用量上大多受到同样的认知限制。

著名语言心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的研究结果如下:
书名 / 总字数 / 不同的字 (字频)
书剑恩仇录/435313/ 3685
射雕英雄传/757561/ 4210
神雕侠侣 /802426/ 4092
天龙八部 /1022633/ 4439
鹿鼎记 /994522/ 4163
红楼梦前 /496855/ 4293
红楼梦后 /234980/ 3217
红楼梦 /731835/ 4501
史记 /533505/ 5122
风俗通 /34431/ 2716
桃花扇 /80121/ 3315
日知录 /459357/ 5225
汉书 /742298/ 5833
三国志 /377807/ 4388
后汉书 /894020/ 6161

语言与“框架效应”(认知谬误)

认知谬误里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语言中的用词若不一样，即便描述的是同一个东西，也可能导致一个人朝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和行动，揭示了语言表达方式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

在一项由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与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所进行的实验中，显示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字眼呈现，就足以让人做出不一样的决策与反应，而原因就在于人们会受字眼所联接的情绪影响。实验者告知被试（医生）两个治疗肺癌的新方法（开刀和镭射）的统计结果，开刀虽有五年的存活率，但短期来说，开刀是比镭射危险的。

接着，实验者把被试分成两组，并向两组展示两种不同框架的开刀统计结果：

a.开刀后第一个月的存活率是90％。

b.开刀后第一个月的死亡率是10％。

需要事先留意的是，以上是将同一个统计结果以不同框架呈现，a用的字眼是“存活率90％”，b用的字眼则是“死亡率10％”，这两者在逻辑上是相同的。但结果却显示，看了a的医生组中，有高达84％的医生选择了开刀，而看了b的医生组中，则只有50％的医生选择了开刀。

这一实验不仅展示了语言框架如何影响决策，也反映了人们在面对相同信息时，如何根据其呈现的正面或负面框架做出反应：“存活”是一个好的字眼，医生看到“存活率90％”会为提高生存率尝试，这个框架产生了正面的情绪；而看到“死亡率10％”则让人排斥，使这个框架产生负面情绪。

这种效应在市场营销、政策制定和健康沟通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在营销中，积极正面的信息框架通常更能吸引消费者；而在公共政策宣传中，正确的信息框架可以有效地引导公众行为。

进一步地，这种框架效应的背后是人类对风险的感知与处理机制。正面框架（如存活率）通常与乐观相关，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实现最佳结果；相对地，负面框架（如死亡率）则触发了人们的风险规避机制，使他们倾向于避免可能的坏结果。

然框架效应中也有一些研究上的挑战，以下分述：

1. 可重制性问题：虽然框架效应已被广泛研究且有多次实验证实，但受某些因素影响，如不同文化背景或语言环境中的参与者可能对用字的敏感度不同，这将导致重制结果与预期有落差，产生异质性。

2. 个体差异：上述以哈佛医学院团队进行研究，然除了用词有落差，实际上受试者可能也有个体上的差异，如听到存活率高的医生本就对于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即便用字没有改变，他仍然会选择开刀，框架效应的强弱会受此因素影响。

跨文化研究

语言与思考的本土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面向，分别为“认知”、“语言”与“思考与推理”。在认知与思考的部分，大多承袭自国外研究；而在语言的部分，相较于国外研究着重于拼音字母如英文的研究，本土研究则会以研究中文的语言学为主。

认知

在认知的领域中，林清山（1989）对于认知历程是否因习惯化而缩短进行研究，发现高度练习而习惯化的认知技能的反应时间较快，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处理其他并行发生的认知历程，因此我们课将习惯化称为自动化的基础^[61]。

许家骅（2011）则借由不同历程导向设计及学习策略中介教导动态评量设计，对于潜能开展效益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历程导向设计”及“后设及认知与归因策略教导”具有最佳之整合潜能开展效益^[62]。

吴昭容、徐千惠（2010）要求儿童在一维的重复样式上找出最小的重复单位，以及进行颜色分类的作业。在一维的重复样式上操弄元素特性（容易辨识与否）和题型（单位内有无重复元素的结构）两个自变项^[63]。研究发现 5、6 岁的儿童已具备寻找单位时的程序性知识，并且若能将元素简单编码，将增加留在工作记忆中的几率，提高与其他元素共同组合成单位的能力，进而发现重复单位的机会，而单位内有重复元素的结构又会较没有重复元素的结构来的困难。而对于 8 岁儿童进行的颜色分类的作业可以发现，有找重复单位经验的儿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没有的找重复单位经验的儿童，显示儿童并非欠缺能力，而是解题策略使用捷思法所导致。

语言

语言失误(Speech Errors)

语言失误又称口误。周玉顺（2009）根据语言生成理论，认为交流中话语夹带语言失误是真实的自然语言的体现。此种失误规律，广泛地存在日常交流中，但现今语言学界对语言失误现象之规律及其解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

而在语言失误当中，可以做以下的分类

**语言失误的种类**
种类	定义	例子
增加	"增加不需要或错误的词语"^[64]	Target: We Error: We and I
预料	"将下一段词语与上一段词语混用"^[64]	Target: reading list Error: leading list
混用	将两个类似的词语混合一起	Target: person/people Error: perple
删除	将一部分语料移除^[64]	Target: unanimity of opinion Error: unamity of opinion
交换	将两部分语料交换^[64]	Target: getting your nose remodeled Error: getting your model renosed
选择错误	选择错误的词语^[65]	Target: tennis racquet Error: tennis bat
错误认知	将词语的意义搞错^[66]	Target: The flood damage was so bad they had to evacuate the city. Error: The flood damage was so bad they had to evaporate the city.
音位变换	将两音节相互调换^[66]	Target: pus pocket Error: pos pucket
语素对换^[65]	将两语素交换位置。	Target: He has already packed two trunks. Error: He has already packs two trunked.
语素错位	语素为正确位置，但前面字词错误。^[67]	Target: He has already packed two trunks. Error: He has already trunked two packs.
忽略	与删除类似。	Target: She can't tell me. Error: She can tell me.
保留	将上一段词语沿用到下一段词语^[64]	Target: black boxes Error: black bloxes
残余言语错误	将较晚发展的发音发错。^[4]	Target: The box is red. Error: The box is wed.
移位	某一段词语消失移至他段。^[64]	Target: She decides to hit it. Error: She decide to hits it.
发生错位	两声音位置错误。^[65]	Target: Night life [nait laif] Error: Knife light [naif lait]
首音互换	原指将英文词汇中的两个字词之元音、辅音或语素调换之现象，产生的新字常有意义。	Target: I saw you light a fire. Error: I saw you fight a liar.
调换	将其他不相关词语调换至目前之词语中。^[64]	Target: Where is my tennis racquet? Error: Where is my tennis bat?
字词对调	将两完整词语对调。	Target: I mus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house. Error: I must let the house out of the cat.

语言习得

传统语言学观点中，认为母语思维对外语学习只有负面影响，要熟悉掌握外语必须用外语思维。然学者朱红梅（2004）^[68]提出，母语思维对外语习得既存正面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并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阐述了母语思维对外语习得的影响。对于以母语思维学习外语的例子有著名的右脑图像记忆法，然此种学习方法遭受到许多人批评，风传媒有一文指出，右脑图像记忆法可能造成外语发音不标准、学习效率低落、未习得单字的正确使用情境等，都是此种学习方法可能受到的挑战。

马菊清（2005）^[69] 认为语意的发展为对于儿童语言习得影响较大，研究却相对较少的一个领域。其通过儿童在词语习得过程及话语构建中，语意发展规律的研究，阐释了语意发展影响着儿童语言自身的发展和语言之外更广泛领域的重大意义，并探讨了解规律对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启示。

李俏（2008）^[70] 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启发了外语教学，为外语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检验标准。现代认知心理学着重于认知主体是怎样来认知客体信息的研究，其理论由认知结构论、信息加工论发展到建构主义。基于认知心理学原理，外语习得是一个不断通过运用策略来理解和输出外语的心理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即语言输入与学习者语言知识之间的关系、学习者二语知识的表征以及学习者的二语知识与其语言输出之间的关系。

语言学习发展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简略分为两种：先天论与环境论

先天论

此派认为语言发展是由于天赋的语言能力。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只要身处在丰富的语言环境即可自然习得。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是由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语言习得理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根据乔姆斯基的说法，人类天生就具有一种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即LAD，它是一种生物学机制，允许人类在接触语言的过程中快速、自然地学习和掌握语言。LAD被认为是一种认知能力，存在于大脑中的特定区域，负责处理和分析语言结构，并将其转化为可理解和使用的知识。以语言学家史蒂芬・克拉申(Krashen)的监控模式(monitor model)为代表。克拉申^[71]的理论包含五个假设：

习得与学习假设	将习得与学习明确区分：习得(acquisition)为下意识过程，特征为其是自然的(natural)、直觉的(intuitive)且近于潜意识(subconscious)的过程，例如小时候学习母语。学习(learning)为意识过程，特征为有意识的(conscious)反复练习、背诵、记。例如学校、补习班的文法、单字课。
自然顺序假设	指不论学习者的年纪大小，语言的学习及知识的成长有一定顺序，有些较早学到、有些则较慢。
监控假设	此假设与第一项“自然顺序假设”息息相关，即学习的结果会修正及监控学习知识的产物。也就是说学习是扮演监控角色，纠正说话者的错误。
输入假设	此为克拉申的核心思想，指语言学习是透过外在语言的输入，倚赖情境的线索、输入的可理解度，教学者必须因材施教才能针对学习发挥最大效用。
情感及心理假设	指学习者的情感与心理状况，可能是语言学习的阻力（内向退缩者较难学），亦可能是助力（心胸开放者容易学）

（曾月红，2000﹔张湘君，1999）^[72]^[73]。

环境论

此派认为环境和学习对语言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主张人可借由行为论主义的模仿、增强或是社会学习论强调之与成人互动等方式来学习语言，并以语言学家舒曼(Schumann)的文化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为代表。舒曼^[74] 认为语言的习得是外在因素的影响，取决于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简而言之，若幼儿对英语有很大的社会或心理距离感，则可能会造成学习英语的迟缓或障碍。舒曼提出可能的社会因素，包括：

两种语言的权力是否平等（中文与美语是否对等）
有无同化需求（移民定居，融入社群）
资源是否平等共享（对待移民者是否公平）
是否为少数族群（中文是美国社会的少数）
双方是否互相肯定（认同彼此的优点）
文化差异（尊重彼此的文化）
停留时间长短等

以及可能的心理因素，包括：

语言障碍（字词汇不足、语用差异）
文化障碍（了解不深、观念不同）
动机（为何要学英语）
个人形象维护等（曾月红，2000：靳洪刚，1994）^[75] ^[76]

此外，处于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一个人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在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下只能够使用母语进行沟通是行不通的，这导致人必须学习当地社会的共同语言以解决最基本的沟通问题。再者，在每日能够高频率的听到外语的情况下也让人掌握第二外语的难度下降了许多，且不会陷入第二外语无处可用的问题。

影响习得第二语言的因素

根据文献，影响儿童习得的可能因素归纳如下(Ellis, 1994)^[77]。

个人内在因素：

（一）年龄

第二语言的获得率(rate of acquisition)：成人有较高的语言获得率，尤其在文法能力上。但若年幼者具备足够的语言接触，也能追赶上成人的能力。此外虽有研究显示成人在文法能力上可能会有优势，但儿童在发音和口音方面可能表现更好。
精通度(proficiency)：在非正式情境以及有足够的接触下，儿童较大人能得到第二语言道地的口音。但如果儿童仍旧维持母语的说话方式，则无法习得道地的发音。
学习成就(achievement)：文法的发展尚晚于发音，所以对儿童而言较为有利，可是成人也能达到说话与书写方面的成就。
过程(process)：文法的学习过程复杂，不因年幼而较有成效。发音的学习过程则有利于年幼的儿童。

综合来说，年龄对于第二语言学习，并非占必要的角色。虽然儿童在年龄上有其优势(成人觉察力会衰退、脑边侧化与皮质成熟后，成人失去学习弹性、儿童较不受沟通焦虑影响、成人仰赖归纳学习，儿童有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儿童接受的输入会比成人简易等)，然而即使是晚起步的儿童或成人，若有足够的接触与自身的努力，依旧能有不错的成效，所以年龄不会造成关键性的影响。

（二）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

包括学习动机、态度、与使用目标语言的社区连结，以及学习者的个性。学习焦虑的产生，来自于表现不佳、对沟通的恐惧、考试的压力、害怕负面评价等。然而情感状态对学习成效的影响有好有坏，有可能造成学习者退缩、逃避，也可能促使学习者努力进取，必须视焦虑程度、个人心态及所处情境而定。客观而言，由内在动机所产生的学习动力可以对儿童的学习较有帮助。

（三）认知特征

包括语言能力^[78]、沟通技巧^[79]和认知风格 ( Rao, 2016 )，被视为一个人透过智力和感知所发展的活动。

语言能力、沟通技巧和认知风格都是影响语言学习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优势和挑战，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在语言学习中的表现。

（四）个性

个性常区分为内向与外向者，外向者较积极参与口语活动或沟通，内向者则较为被动、消极。

不过将个性仅仅区分为外向和内向的观点有点过于简化，因人的个性是极为复杂的，涵盖了许多不同的特质和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个性与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五大性格人格（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5]或九型人格（Enneagram） [6]特质联系起来。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并没有一种分类方法能真正区分不同人的性格，无论是五大性格特质抑或是九型人格都有其被限制之处。

五大性格人格特质包括：

开放性（Openness）：指个人对新奇事物和新观点的接受程度。开放性高的人通常对于新的语言和文化有更大的好奇心，更愿意接受新的语言挑战和体验。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指个人的组织能力、负责任的态度和自律程度。具有高度尽责性的人可能更有可能制定学习计划、坚持学习、并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
外向性（Extraversion）：除了在社交方面积极参与之外，外向性也可以表现为对于言语交流和社交互动的积极性。外向的人可能更喜欢参与口语活动，并且更有可能与他人交流。
亲和性（Agreeableness）：指个人与他人相处的友善程度和合作性。亲和性高的人可能更容易与他人合作学习，更能建立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
神经质（Neuroticism）：指个人情绪稳定性和对压力的反应方式。具有低神经质的人可能更容易应对语言学习中的压力和挑战。

九型人格特质包括：

人格类型	主要特质	对语言学习的反应评估
理想崇高者、完美主义者（The Reformer）	追求完美、改进、捍卫原则、秩序大使、正确主义、需要不断自我改进	之所以学习语言，可能是出于责任感或不断自我改进的性格。
古道热肠者、热心助人者（The Helper）	成就他人、助人、博爱、爱心大使、服务他人、需要被肯定	可能是出于想寻得他人的认同，或相信学习语言可帮助别人而学。他们可能需要很多教师的赞美和支持，才会觉得自己有充份善用此学习经验。
成就追求者、成就至上者（The Achiever）	角色主义、实践型、需要他人的敬重、有效率	喜欢成功，因此积极学习，大概会是课堂中表现最好的。
个人风格者、浪漫悲悯者、艺术型（The Individualist）	浪漫、自我、多感、给予支持、情绪起伏较明显	可能需要比较多时间才能适应新的课堂环境，但对于学习作业可能会有许多创新点子，乐于支持同学。
博学多闻者、格物致知型（The Investigator）	观察、思考、理智、傲慢、孤僻、独立	喜欢单独学习，可能会觉得某些课堂活动浪费时间，特别是反复性高的活动。
谨慎忠诚者（The Loyalist）	负责任、谨慎、有戒心、焦虑、需要安全感	需要许多支持，也乐于支持别人。他们对新文化很有可能抱着怀疑的态度，可能会测试、了解新学习环境及其安全度。
勇于尝新者、享乐主义者（The Enthusiast）	开创可能、活跃、享乐主义、不可靠、不喜痛苦	精力旺盛，但在面对冗长枯燥的作业时，精力很快会燃烧殆尽。
力量的强者（The Challenger）	挑战者、权威、指挥、好斗、跋扈、需要感受到自己坚强独立并对世界有贡献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戒心，但课堂表现很好。他们可能温和有礼，但需要感觉自己有被充份授权，不是任人摆布。
向往和平者、和平主义者（The Peacemaker）	和谐忘我、和谐、平淡、消极对抗、心不在焉、不喜冲突	看似平静、对新环境适应良好，但私底下有可能筋疲力尽。他们可能会不参与有意见分歧、吵架、喧哗的团体活动。

^[80]^[81]

（五）学习策略

策略的运用反映第二语言的发展阶段，进阶的学习者较有后设认知策略。成功的学习者也较会使用策略，能同时注意语言形式与意义，并能随意转换。他们能弹性调整策略，以因应不同情况，也能说出自己使用何种策略。不同年纪使用的策略会有所不同，年幼的儿童较需要运用社会与互动策略。

（六）母语的迁移

就行为论的观点而言，学习是经由类比(analogy)而非分析(analyze)的方式，所以母语会阻碍第二语言的学习，比如前摄抑制(先前的学习干扰新的学习)。如果两种语言相似度高的话，会形成正迁移，反之则否。持相同看法的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也强调比较各语言的语音、语汇与语法，进而找出两种语言间的异同。

就认知论而言，母语反而是语言发展的资源。创造性结构论(Creative Construction)与共同语法论(Universal Grammar)皆认为母语不会干扰第二语言学习。前者提出语言获得主要由脑中的普遍认知系统控制，是决定第二语言学习成功与否的关键；后者提出人类有共有的语言能力或规则，共同语法包含不同的语言限制规则，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语言。不论母语在第二语言学习上扮演的是抑制或辅助的角色，不可讳言的是，母语在第二语言学习上，的确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的研究，也倾向于认知取向提出的母语之正面影响。

以上这些个人内在因素，对幼儿的第二语言获得/学习，有着或高或低、有正有负的影响。

外在环境因素：

（一）社会背景

由文化、社会、政治、地理、历史、宗教、语言学和经济方面组成，可以理解为学生经常互动的空间，是学习者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方面的身份结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习者对目标语言的感知以及学习的行为。

（二）家庭

家庭社经背景的高低影响幼儿的语言学习，高社经地位的儿童，因父母提供之文化刺激与辅助较充足，所以成效较佳。

（三）学校

包括教材、教学方法、教师的性别、个人特质与专业能力等，符合专业素养、趣味、以儿童为中心、具备真实性与生活化、有意义且实用的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学成效与学习兴趣。此外，教师提供的输入与师生互动占外在(学校)因素相当重要的地位。输入对第二语言获得的影响在于: 输入的次数与输入的正确度，与文法有正相关；可理解的输入包括说话率与讯息量，有助于字汇的学习；可理解的输出(需符合简要、一致、适当)益于文法的发展，所以教师会要求学习者澄清或修饰说话内容等。

（四）同侪

幼儿处于易受同侪影响的阶段，所以同侪对英语的态度等会影响幼儿本身的看法。Chambers & Trudgill(1980)^[82]指出，年幼者易受同侪压力影响，长大后较不会(Ellis, 1994)。若同侪对英语的学习态度是接纳、不排斥，其他幼儿便会跟进。

学习过程

这个过程受学习者的独特性和学习条件而有所不同，包括学生从接受教学开始，到达成目标语言之能力后所发展的应用策略、技术建立与心理状态。例如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当学习者将新的语言系统内化时，会经历许多连续的学习阶段，最终能正确地使用语言以获得足够的语言能力，面对真实的社交情况(Oxford, 2016; Selinker, 1972^[83])。而在学习外语或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语言差误，透过母语及“目的语”之间的对比或对照分析(contrastive study)得以预测并解释语误的来源。此类语误分析(error analysis)主要将语言失误分成两类：

语际差误(Interlingual error)：也称“母语干扰误差”，由母语的干扰引起
语内误差(Intralingual error)：也称“非母语干扰性差误”，系由对“目的语”学习不足、理解有误而引起

中介语(Interlanguage)即是在语误分析的研究中发展而成，并为其理论基础。“中介语”一词是由拉里·塞林克(Larry Selinker) 创造，指学生从母语至习得第二语言的期间，经历的一系列“语言过渡期”里，所产生的“语言”，被定义为学习者和自己的语言系统。中介语拥有一套连贯的规则，也因为易受到母语的干扰，而经常出现语言学习者“偏误”。不过好处是，这样的犯错模式能帮助教师预测学生可能会犯的错误。塞林格在1972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影响中介语的因素主要有五个:

语际迁移(language transfer)：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倾向于将母语的音韵、句法和语义转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当两种语言结构之间的差异导致第二语言学习发生系统性的错误或僵化时，就会发生“负迁移”（或称干扰）。当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区域促进学习时，即为“正迁移”。
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指语言学习者有意识地采用的过程和动作，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学习或使用语言。
交际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非母语者在学习第二语言时，由于缺乏语言资源，经常会遇到交流问题。交际策略是学习者用来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为了达到有效沟通，会主动避开生难词汇，或不经意使用固定的句型，以较迂回的方式传达其预期含义。使用的策略可能包括释义、替换、创造新单词等。
训练迁移(transfer of training): 将新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新情境或其他领域的过程。
过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描述在需要例外而不是规则的情况下，依然应用语言规则的行为，例如在所有英文动词后方一律加上-ed来表示过去式。

师生关系

根据Patall （2013）, 师生关系是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重要变因，老师的积极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课堂参与、学术动机以及学习自信^[84]。教师有责任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并激励他们，共同创造积极的学习方法及模式；他们的行为与学生的动机和表现完全呈正相关。当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相互的支持与鼓励，长此以往便能拥有建设性关系，逐渐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氛围，从而改善学习，并满足学习者的情感和学业期望。这种亲密关系能增强学生的信心和动力，也减轻他们的压力，让他们可以完全专注于课程。然而根据Henry (2018)的研究[7]，这种正面师生关系对于学生学习语言的激励作用，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语言学习的初期，师生正向的接触带给学生的效果是立即的，并且反映在后者的参与以及积极度上。而随着语言学习进到后半段，师生的接触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影响则不再这么显著。

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在学习上的比较

学习第二语言与学习第一语言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讲话时会受母语影响，犯下一些错误，这种情况称为“语言移转”。例如，说西班牙语的人在学习英语时可能会说“Is raining”（省略了句子的主语）而不是“It Is raining”。另外，当人们学习第二语言时，他们说第一语言的方式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包括发音、语法、手势等等。例如，说英语的人在开始学习韩语或日语后，他们的英语发音和英语元音都有所改变。

使用不同的语言会表现出不同的个性

在第一与第二语言的使用上，大多数双语（bilingual）和多语（multilingual）的使用者在使用不同语言时会有不同的情绪变化与个性，有拉丁语／美语双语者表示：当他在说英文时，他感到憋扭、害羞，从而无法正确且快速的组织句子，而当他说拉丁语时他会变得比较开朗、机灵也变得比较友善、外向。也有俄语／英语双语者提到：在说俄语时，他觉得自己比较绅士，但是说英语时会觉得自己比较无礼、强势、“更像商人”。还有英语／希腊语双语者说自己在说英语时比较放松，对待他人也更有礼貌，总是把“请”、“不好意思”挂在嘴边，而在说希腊语时语速会提升，更焦虑且较为无礼等。^[85]

Michael Harris, Bond和Sylvia Xiaohua, Chen于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第二语言的使用是否会影响个性，他们找来了几位广东话／英语的双语者，当中有白人双语者与香港双语者，并要求他们用不同语言交互进行交谈后，再请他们评价自己在对话时自己的外向程度、开放程度与自信程度^[86]，结果如下：


程度	对象／语言	评分
外向程度	白人／英语	3.54
	白人／广东话	3.65
	香港人／英语	3.41
	香港人／广东话	3.06
开放程度	白人／英语	3.60
	白人／广东话	3.67
	香港人／英语	3.58
	香港人／广东话	3.21
自信程度	白人／英语	4.06
	白人／广东话	4.12
	香港人／英语	3.87
	香港人／广东话	3.47

有趣的是，不论是白人或香港人，当人们在说非第一语言时，自身的外向程度、开放程度和自信程度相较之下，都比在说第一语言时高。研究者认为当人们在说第二语言时，会“汲取”该语言发源的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说话者的情绪、个性也会一并被改变，来去更贴近的融入当地文化。也有可能是肇因于说话对象的不同，在跟个性不同的人讲话时，我们会不自觉表现出不一样的个性，举例而言，会和你用英语对话的通常也是英语母语者，而在我们的认知里，这些人普遍都具有某一种倾向与特质，像是开放或外向，因此，我们也不自觉地在沟通中略为改变自身的个性。

不过就此实验而言，上述的说法存在一些限制，像是若我们普遍认为英语相较广东话更有开放与外向的文化脉络，那为何就表格而言，白人双语者在说广东话时的自信程度会较说英语时高?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学习第二外语对我们而言是具有成就感的事情，类似于某一种技能或才艺，就像我们弹吉他，弹钢琴时会有成就感一样，我们在说外语时就像在表现某种才艺。

语言的脑侧化

从神经结构层面分析，能得出语言具侧化的性质，左脑半球为语言优势脑半球，对语言处理较敏感（与右半球相比），这个性质称为脑侧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语言的脑伤研究：

法国神经学者布洛卡（Paul P. Broca）是一位19世纪的医生和神经科学家，他对大脑语言功能区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布洛卡在1861年遇到了一位名叫勒博涅（Louis Victor Leborgne）的病人，这位病人在生前出现了严重的语言表达问题，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只能发出单一音节“tan”。布洛卡在病人去世后进行解剖，发现勒博涅的左脑半球额叶下部有一个明显的损伤区域。基于这一发现，布洛卡提出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为布洛卡区）是负责语言表达的关键部位。这一发现是语言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它首次提供了语言功能与特定大脑区域之间关联的实证。

另一位著名的神经学者威尼克（Carl Wernicke）则是在布洛卡之后不久进行相关研究。他于1874年报导了一个病例，该病人能够流利地说话，但所表达的内容却毫无逻辑且没有意义。威尼克通过病人的死后解剖，发现其左脑半球颞叶后部出现损伤。威尼克由此推断，这个区域应该负责语言的理解和组织工作。这一区域后来被称为威尼克区（Wernicke's area）。威尼克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语言功能在大脑中分布的理解，表明语言处理涉及不同的脑区，这些脑区各自承担特定的语言功能。

布洛卡区和威尼克区的发现为语言处理的神经机制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并且这些研究对现代神经科学和临床神经心理学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早期的研究奠定了脑功能局部化理论的基础，成为后来大脑功能图谱研究的重要依据。

分脑研究：

其研究是将胼胝体切除，此方法虽能够治疗癫痫患者某半球大脑异常放电干扰到另一半球的问题，却也导致两脑半球讯息无法互相交换传递，也就是左右脑无法沟通，这种状况可称为“脑割裂(split-brain)”。美国学者史培里及葛詹尼迦针对受过分脑手术的患者，呈现一张组合脸，左半边为中年妇女，右半边为小男孩，利用实验器材让左半边仅受左边视野接收，右半边仅让右半边视野接收，当患者被要求叙述所看见的脸孔时（此时运用语言），其回答为小男孩，然要求患者只从数张图片中挑出看见的脸孔时（此时运用认知），患者仅挑出中年妇女。

另外，若使脑割裂患者在双眼看不见下用单手摸物体，左手摸物体时能知道这是什么也能够运用，但就是无法说出叫什么。举笔为例，用左手摸的时候因连接右半球，则可以知道这是用来写的东西，却无法说出所摸到的细长物为“笔”，也就是无法叫出物体的名字。只有右手摸物体的时候，因为连接左脑，才可以叫出物体的名字。由此可知，左脑半球是负责语言功能，右脑半球是负责物件空间组合的讯息处理，但因为切除胼胝体这个连接左右脑的重要桥梁，则会导致在某些况下的异常状况。

脑侧化的语言性质：

虽从分脑研究及脑伤研究都指出左脑半球负责语言功能，然透过脑造影及脑电波观察活脑运作，可知左右脑半球其实都参与语言活动，只是着重性质向度有所差异。甚至可以说，右脑其实具有潜在的语言能力，而且在早期语言学习扮演重要角色。右脑的潜在语言学习力会随着年龄增长与大脑分侧化的程度而衰减，在某些经过半球切除术(hemispherectomy)的儿童案例中，具语言区的左脑被切除后，虽会经历短暂的失语症，却终能重新获得与正常儿童几乎无法区分的语言系统，即是右脑承担起了语言的工作。

另外，经历右脑半球切除的小孩，在牙牙学语时或词汇学习上会有延迟或损伤，且很多在两岁以前经历右脑半球切除的小孩，即使仍具有左脑，却依然无法发展语言能力。这些例子，都可以见得右脑在语言学习上也具有相当的作用。

左右脑半球负责的语言功能
层次	左脑半球	右脑半球
语言	一般的音素处理	声调(tone)及韵律(prosody)
字词	熟悉的语言材料	新奇的语言材料
句子	处理语法	处理隐喻(metaphor)

脑侧化与性别：

在车祸的临床案例中，当左脑损伤时，男性的语言能力损伤会较女性严重，由此可推论，女性的右脑半球弥补了左脑半球的功能损失，男性则无此补偿机制。综合上述证据，男性的语言脑侧化较集中在左脑半球，女性的语言脑侧化则较不明显。

拉吉妮的团队发现^[87]，相比女性，男性大脑里“前后”的连接更多：左、右脑内部，前部和后部之间，以及各功能区内部的连接要比女性多很多，整体连接模式也更显得以区块为主。但小脑却正相反，左右之间的连接较多。这种连接模式让男人们得以更好地将决策和行为挂钩，能更“男人”地进行协商与合作，对空间方位的感觉也较强——这也可以解释男人们为何钟情政治和军事，具有优秀的方向感和行动力。同时，区块化的连接表示著男人们能够更专心专注地使用某些脑部分区，因为这些脑部分区很少受到其它部位的干扰。

相对的，女性则有更多的“左右”连接：左右脑之间和各脑部分区之间的连接都比男性要多，这些连接让女性们更如鱼得水地“一心多用”，打电话涂指甲一样都不误。此外，负责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前额叶在女人的大脑中与其他部位有着更多的连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总爱把事情“无限上纲”（像是动不动就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左右脑之间的紧密联系则整合了她们的直觉和逻辑分析，因而女性们常常更加擅长语言情感的表达和社交八卦，也难免更加感性——所以不要怪女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她们只是思维广一些而已。然而，在小脑处，女性的神经连接则是“前后”多于“左右”。

※Sex differences in handedness, asymmetry of the planum temporale and functional language lateralization这项综述研究对26项功能性脑成像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在语言处理上的脑侧化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性别对语言处理的影响可能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么明显

性别	人体构造	脑区活动	语言测验	空间能力
男性	胼胝体在左右脑半球连结较少	集中在左半球	较差	较优
女性	胼胝体在左右脑半球连结较多	分布在左右半球	较优	较差

语言教学法种类

文法翻译法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GTM）

为最传统的教学方法，将学习语言视为一门熟记单字、构词、句法等文法规则后，练习将标的语与母语双向翻译的学问。教学者以学生的母语教学，授课内容与进度以文法和字汇之难易度为原则，特别着重字汇与文法的训练。字汇通常以阅读文章中常出现的书面词语为主，辅以母语的翻译词，文法规则也会详细列出，然后给予大量的文法练习（例如填充题、选择题、造句或是文法的测验），最后再加上母语、标的语的翻译训练，学生会需要死记语法规则。此教学法着重于阅读和书写，让学生不断做练习题去精熟文法、字汇、词汇，对听与说则较不重视。其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够自如地应用目标语言 (任何第二语言) 和母语，而且能够推动学生的普通智力发育。

直接教学法 Direct Method（DM）

语言学家从观察幼儿学习母语的过程得知，幼儿会透过情境（context）所提供的背景资讯来了解句意，并运用其所记得之句型来开口讲话。这种“自然而然”习得母语的现象让许多语言学家相信，人类也可以像学母语一般，透过教学者直接使用标的语（target language）的教学方式，自然而然地习得语言。直接教学法的目标是训练学生直接以第二语言思考，并流利地以此语言进行沟通。若学习中碰到新的字汇或句型，教师不会直接以翻译说明，而是利用教具辅助说明、引导学生运用已知事物推断联想，透过上下文的关联，进而推得出正确意义。

听说教学法 Audiolingual Method（ALM）

着重短期目标，旨在加强听力、训练正确的发音、认识发音符号；长期目标则是使学生能流利地使用第二语言。与直接教学法相似，两者皆避免使用学生母语讲解生词文法，而直接用标的语教学。听说教学法在心理学上的根据以行为主义为主，而行为主义的中心主张之一即是刺激－反应及增强理论：如果做得对，就获得正向的回馈，例如奖品；如果做错了，就得到负向的回馈，例如惩罚。重复这样的过程，久而久之，学习者就会习惯成自然，“学会了”该行为。因此在听说教学法的课堂上，学生需重复练习教师呈现的正确语法结构，直到反射性地使用该结构，这使得他们鲜有自己输出话语的机会，因为教师要的往往是某种特定且正确的回应，才能给予学生正向的回馈，达到“增强”的效果。换言之，听说教学法并不认为学生需要在语言课堂中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这与当代流行的沟通式教学法大相径庭。

默示教学法 Silent Way（SW）

旨在培养学生初级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加强发音、语调的正确性，并使学生学得实用的文法观念。此教学法的特色在于强调“默示”，尊重学生有不靠教师即能自我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并且让学生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乐于帮助别人解决语言问题。优点是具有人性化的原则，包括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给予学生鼓励与支持。Caleb Gattegno 的学习理论内容有这么一段：“学习者若能自己去察觉、发现、及创造，将远比覆诵、熟背来得好。”普通的教学通常可分为讲述模式（expository mode）和假设模式（hypothetical mode）。

讲述模式中所有的教学内容、型态、进度全权由教师来掌控；
假设模式的教学则让学生在实验、摸索、尝试中参与学习，加强了学习，也增进内在的自信与成就感。

Gattegno 认为默示教学法可以让学习者获得假设模式的上课效果。默示教学法还有另外两项特色：一是使用辅助器具，如单字卡。二是使用实验心理学中“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方法来进行语言教学。举例来说，教师不再多遍地重述教学内容，而要求学生专心主动地去观察、摸索出这个语言。

暗示感应教学法 Suggestopedia （STP）

此教学法是由保加利亚的一名精神科医师 Georgi Lozanov 所创立。它的理论基础源自于三个方面：精神科医学中“非理智、非意识状态对人之影响”的研究报告、以及意识状态、专注力和韵律式呼吸的技巧、再加上苏联派心理学所强调“只要技巧操作得宜，程度不一的学生均可在相同的时间内学会标的物”的说法综合而来。暗示感应教学法在执行上有以下四大要素：

权威（authority）：深具语言能力和自信心的老师可增进学生上课时的记忆力及专注力
幼儿化（infantization）：教师应让学生感觉回溯到幼儿时专心、自动自发学习又有自信的时期
双重影响（double‐planedness）：教师的人格特质、教导方式，乃至于教室内硬件之摆设、音乐的使用等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类催眠效果（intonation, rhythm, and concert pseudo‐passiveness）：上课时应该变换语调、说话节奏，以避免枯燥，并使课程内容更富戏剧效果。其中，语调和节奏应该要搭配四分之四拍慢版的巴洛克音乐，以消除课堂上的紧张压力，达到增进记忆力的效果。此外，上课内容的呈现方式也要按照音乐中的拍子来进行，因为 Lozanov 认为，音乐的节奏会影响心跳，而当心跳速率较慢时，心智意识运作的效率可以提升。其最主要目的在于，在短期内培养学生进阶的字汇和会话能力。

肢体回应教学法 Total Physical Response（TPR）

肢体回应教学法是由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James Asher 所创。他是一位后期的行为派学者，讲求刺激、反应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承认情绪与学习是有关系的。这个教学法建立在四个基础上：

心理学中记忆的“回溯理论”（trace theory）：记忆的联想或回溯可借由口头覆诵或搭配手势、肢体动作来协助达成
心理发展过程中，成人学习语言的历程和幼儿有类似之处：小孩在尚未开口说话前，接触的语言型态多以父母所说的命令句为主。所以 Asher 主张，成人学习语言也应从命令句(imperatives)开始学起。
情绪会影响学习效果，因此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应降低学习者的紧张压力，才能增进学习效果
注重“理解理论”（Comprehension Approach, Winitz 1981），认为理解（comprehension）能力形成之后才会有表达（expression）能力。所以，在语言教学上必须先训练听力，在确定理解听力后才能训练口语表达能力。

情境教学法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SLT）

强调语言和真实情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在情境当中学习得来的。学者们认为，“语言结构”和其使用的“时空情境”有密切的关连性，所以字汇和文法必须在合适的意义情境下进行介绍。文法方面不做直接的说明规范，而鼓励学生能透过情境来“归纳”并“理解”出正确的意义与使用方法。其途径包括：

1. 生活展现情境

即把学生带入社会，带入大自然，从生活中选取某一典型场景，作为学生观察的客体，并以教师语言的描绘，鲜明地展现在学生眼前。

2. 实物演示情境

即以实物为中心，路设必要背景，构成一个整体，以演示某一特定情境。以实物演示情境时，应考虑到相应的背景，如“大海上的鲸”、“蓝天上的燕子”、“藤上的葫芦”等，都可通过背景，激起学生广远的联想。

3. 图画再现情境

图画是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用图画再现课文情境，实际上就是把课文内容形象化。课文插图、特意总制的挂图、剪贴画、简笔画等都可以用来再现课文情境。

4. 音乐渲染情境

音乐的语言是微妙的，也是强烈的，给人以丰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驰神往。它以特有的旋律、节奏，塑造出音乐形象，把听者带到特有的意境中。用音乐渲染情境，并不局限于播放现成的乐曲、歌曲，教师自己的弹奏、轻唱以及学生表演唱、哼唱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关键是选取的乐曲与教材的基调上、意境上以及情境的发展上要对应、协调。

5. 表演体会情境

情境教学中的表演有两种，—是进入角色，二是扮演角色。由于学生自己进入，扮演角色，课文中的角色不再是在书本上，而就是自己或自己班集体中的同学，这样，学生对课文中的角色化然产生亲切感很自然地加深了内心体验。

6. 语言描述情境

透过语言描述情境，让学生想像身历其境，由此产生对应的情感、知觉、感受。

沟通式教学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CLT）

培养学生能运用语言来表达情意，完成评论、沟通等任务为主。CLT 帮助学生创造有意义的语言，而非习得完美的文法结构或母语人士的口音。也就是说，学习外国语言的成功与否决定在于学习者沟通能力的程度。David Nunan（1991 年）所定义的 CLT 特色受到多人的认可，其特色如下：

注重经由互动而达到学习如何使用目标语言进行沟通
在学习情境中使用真实生活中的语言
提供学生专注在语言及学习过程的机会
学生的自我经验成为课堂学习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试着让课堂学习和课堂外的语言使用情境结合
普遍的教学模式为让学生合作并沟通的小组活动、培养学生信心的语言流畅度活动、让学生练习和发展语言功能的角色扮演活动，以及以明智地使用文法和发音为基础的活动。

团体语言学习法 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CLL）

CLL 是由一位咨商专家兼大学心理学教授Charles A. Curran 所创立。Curran 表示，语言就是人和人之间回应与互动的关系，所以在 CLL 的理论中，语言不只是一套传递讯息的输送系统(Information‐transmitting model)，而是一套社会过程模式(social‐process mode)——说话者“本身”和所欲传达的“讯息”两者皆会影响和听者互动的关系。团体语言教学法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一般能力。教学方式为学习者主动向讲师询问问题，问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换句话说，教学过程中学生（learner）与教师（knower）的关系可比拟成咨商中当事者（client）与咨商人员（counselor）。CLL的教学观不只包含了认知过程与心理语言学发展的观点，亦顾及了学习过程开始前就已经深深影响着学习者的个人情绪层面。

自然教学法 Natural approach（NA）

目的在于培养初学者有能力听懂对话，并且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文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让对方听懂）。由一位在加州教授西班牙文的老师 Tracy Terrell 根据其教学经验，再加上南加州大学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的理论共同提出。Krashen 和 Terrell 在其研究中提到自然教学法有五个前提假设：

先天习得—后天学习假设（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先天习得是指幼儿在成长环境中因听懂了母语，而能用母语做出有意义的沟通，进而自然习得母语的过程；后天学习是指借由意识的控制来学习的过程。
语言监控假设（monitor hypothesis）：先天习得的语言系统可以启发、引导人开口说话，但是后天学习的语言系统只能作为修正、检查语言表达的监控系统。
学习的自然顺序假设（natural order hypothesis）：幼儿学习母语中的字汇和文法有其一定的顺序，而学习第二外语有时也有类似的进阶程序。
语言输入假设（input hypothesis）：所谓的“输入”，指的是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课程内容。要自然习得一个语言，学生所接收到的讯息内容中应该有一部分为学习者已知的成分，另外一小部分则为比学习者目前程度再略高一级的内容(“i + 1”；i 表示学生目前的程度，1 表示比目前程度稍高的教学内容)，这样才能使学习者日益进步。
情绪门阀假设（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Krashen 认为学习者的心情和态度是一个足以影响学习品质的重要因素。当情绪门阀（恐惧、害羞等负面情绪）的指数低时，学习效率就提升；反之，则降低学习的品质。

语言教学法策略

老师对应的是学生，而教学法对应的正是学习策略。学习策略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要有效地增进学习成效，最关键的就是学习策略。依更深层的定义，学习策略是在学习者遇到困难时，使用一些“技巧”来解决困难，而这些“技巧”经由学者们统整过后，称其为“策略”。在最早的时候，语言习得领域区分出两种策略：学习策略和沟通策略。前者与学习有关系；后者则与表达有关系。只单单将学习策略分作两类显然不足以提供教学上的参考，于是 Rubin（1982）归纳出总共 14 点一个好的语言学习者应该要有的特质，此特质清单虽属于猜测性质，但也激发了很多的研究者去证明其正确性或是寻找更为正确的特质：

找到自己的方法
组织语言的资讯
具创造性，透过文法、单字来感觉语言
主动创造语言学习的机会
在学习过程中，即使遇到不能理解的单字也能够沉住不安的情绪
使用记忆技巧来记忆学过的东西
使错误成为助力
在学习语言时使用语言学的知识，包括学习者的母语
使用上下文线索来帮助理解
学习做聪明的猜测
帮助自己做出“超越实际的能力”的表现
学习某些诀窍帮助自己保持谈话顺畅进行
学习某些语言应用的策略以填补他们自身能力的缺陷
学习不同的说话及写作风格

在 1970 年之后的研究，一步步确定了学习策略应有的定义。美国进行的研究将学习策略分作三大类别：后设认知、认知及社会情意，基本上，之前的学习—沟通二分法，只是将学习再分作后设认知及认知而已，而沟通大抵上就是情意策略。这几十年来改变不止如此，对于各项因素，像是性别差异、阅读与听说的差异，甚至于失败者的研究，都有系统性的调查。虽然学习策略方面并没有很大幅度的跨越，却另外创造出一套“策略教学法”。这套教学法完全依照策略来进行，以教导学习者如何善用策略为目标，有别于先前对于语言内容的琢磨。策略教学法的演变，是将学习者与教学者拉得最近的一个关键，学习者透过学习策略来学习，而教学者则透过教学策略来引导学习，现今分作两大类别，六大策略：直接策略的记忆、认知、补偿以及间接策略的后设认知、情意、社交。

直接策略

记忆策略(memory)

学习者以分类、图像或声音辅助记忆，就是在运用记忆策略。例如：学到新单字时运用图案、照片，借由视觉跟听觉的刺激加深印象。

认知策略(cognitive)

促进学习者了解并运用目标语，包括对目标语的练习、接收和传发讯息。例如，学习新句子时，反复以口头及手写练习。或者，学习念一篇新文章时，试着做重点笔记、大意摘要，以及设法标出各段的重点。

补偿策略(compensation)

帮助学习者弥补对目标语能力的不足。例如：看到新单字时，透过字根、字首猜测新单字的意义，或借由上下文、句意及当时的情境来猜测单字的意义。有时学习者在使用目标语表达有困难时，会试着用肢体语言来辅助。

间接策略

后设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学习者用来整合自身语言学习过程的策略。举例来说：听到一段对谈时，告诉自己要专心地听，这就是专注于某个目标。学习者订定学习目标和时间计划表，阅读相关书籍以增进自己的能力，可说是一种规划学习

情意策略(affective)

帮助学习者掌握学习情绪、态度、动机和价值观。情意策略的使用可让学习者控制自我的情绪或态度，让心理处于有利于语言学习的状态。例如，学习者在面对学习时，会用深呼吸或是听音乐来减缓紧张的情绪；在完成困难的学习任务或是通过考试时，给自己一些奖励。

社交策略(social)

帮助学习者经由与他人的交流来学习，包括主动提出问题、与他人合作学习及运用同理心。例如：学习者主动提出疑惑，请他人帮忙解答、厘清或是指正。

言语障碍

言语障碍（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是包括听觉、说话的能力、语言能力等等沟通问题的总称。听觉问题一般会交由耳科医生处理，而语言病理学家或语言治疗师则负责诊断、治疗一个人的说话及语言能力。

第一大类是发音问题（Speech disorder），包括构音问题（articulation）：“构音”指的是产生语言的过程，是由胸腔呼出支气流，经过声带振动发出的音源，以唇、舌、颚、咽等构音器官的摩擦或阻断的动作，发出各种语音的机能，因此，构音障碍指的是无法运用嘴唇、舌头及口腔构成正确的辅音、元音或音节；语音问题（voice）：难以控制声带，以至难以控制声音的高低或音量；以及流畅问题（fluency）：无法以正常速度和节奏说话，以及无法保持连贯性，或无法适当地强调音节。

第二大类是语言障碍（Language disorder），包括无法将字词组合起来运用，无法掌握文法的规则等等。当中的原因是语义学及语用学研究的课题。

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若比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缓慢，则可能是语音发展迟缓（或称构音障碍，Speech Delay）和语言发展迟缓（Language Delay）的问题，两者属于2个不同领域：

语音发音迟缓：通常指儿童的发音能力比同龄儿童的平均水平延迟（如发音不准确、不清楚，或是对于发音上的动作有困难），但在其他语言能力方面可能正常。
语言发展迟缓：专指理解与运用语言的能力，可能因为脑部发展的问题，造成难以辨认、理解、运用字词，可分为“接收”与“表达”两个部分。
- 接收：“听”和“读”的能力。
- 表达：“说”和“写”的能力。

发音障碍(Speech Disorder)

发音的障碍包括：

言语失用（Apraxia）

一种神经系统疾病。肇因于大脑损伤，因此妨碍患者在执行说话这项复杂指令时，其运动言语排序出现问题，导致难以发出某些音节或单词。此种困难并非由于肌肉无力，而是大脑和身体的特定部位之间的肌肉收缩序列无法协调。

呐语症/构音障碍（Dysarthria、痉挛型呐语症、弛缓型呐语症）

脑部或神经受损，导致起源于大脑皮质运动区的神经冲动，经由运动路径传送至肌肉的言语机制控制异常，导致肌肉在发出语音时，出现弛缓、痉挛、运动不及、运动过度或运动失调的情形，常见症状包括发音吃力、音量不足、发音含糊、讲短短的话就感到疲累。

口面肌病（Orofacial myological disorders、颜面功能障碍/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

舌头在发音时不受控地过度伸前，以致一些语音如"s"会读成'th"等等。

发音障碍（Speech sound disorder/SSD）

无法控制舌头、嘴唇或口腔肌肉去发出特定的声音，而省略了、改变了或增添了一些声音，如无法发出英语的"th"音、英语的"r"音等等。

口吃（Stuttering）

难以流畅地说完整的句子，在说话中不必要地重复音节、停顿或延长。口吃可以是生理、神经或心理的问题。

语音障碍（Voice disorders/List of voice disorders）

声带发声困难，甚至完全无法发声。特点是声带的震动薄弱而多空气声，嘶哑刺耳，或只能间歇发声，过量或不足地使用鼻音等等。原因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后天过度运用声带，或因疾病或创伤，导致声带结节或长了息肉；也可能是声带麻痹，在需要打开声带时声带却关闭；也可能是痉挛性发声障碍，是声带过度紧张，导致发声时抽筋或颤抖。

共振障碍

由于鼻腔或口腔结构问题导致的共振异常，包括鼻音过多（hypernasality）或鼻音过少（hyponasality）。这种障碍常由腭裂、鼻中隔偏曲、腺样体肥大等引起，患者的语音听起来可能会过于鼻音或缺乏鼻音。治疗通常结合语音治疗和外科手术，以改善语音的共振质量。

语流障碍

包括口吃和语速过快（cluttering），主要表现为语言流畅性受到影响。这种障碍可能与神经生理异常和心理因素有关，导致患者在说话时出现语速过快、断句或重复等现象。治疗方法包括语音治疗、行为治疗和心理治疗，以帮助患者提高语言流畅性和沟通效果。

分类

构音异常：语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声调错误或含糊不清等现象。

添加音	在正确的语音上有添加的现象	例如：鸭（ㄧㄚ）子说成鸭（ㄌㄧㄚ）子
省略音	省略了某些音，因此造成不正确的语音	例如：谢谢（ㄒㄧㄝˋㄒㄧㄝ˙）说成谢谢（一ㄝˋ 一ㄝ‧）
替代音	一个字的音被另一个音所取代，因此造成不正确的语音，通常是用大约相似的音取代	例如：葡（ㄆㄨˊ）萄说成葡（ㄅㄨˊ）萄
歪曲音	语音接近正确的发音，但听起来不完全正确	例如：吃（ㄔ）饭说成吃（ㄘ）饭
声调错误	国语的四声运用错误	例如：小鸟说成小（ㄒㄧㄠˋ）鸟
整体性含糊不清	唇颚裂、听觉障碍、脑性痳痹等类儿童的说话	整体咬字不清晰，但无确定的错误构音

嗓音异常：说话之音质、音调、音量、共鸣与个人之性别或年龄不相称等现象。

音质异常	发音的音质不良、粗嘎、气息声、沙哑、失声、喉音、声音使用过度或不足、声音疲乏无力等
音调异常	习惯性音调过低或过高、音调范围太狭窄、音高断裂、在特殊状况下音调过高或过低
音量异常	声音在一定的距离内，太大声或太微弱
共鸣异常	鼻音过重或鼻音不足

语畅异常：说话节律有明显且不自主之重复、延长、中断、首语难发或急促不清等现象。

疾病
口吃(Stuttering)	说话时或想说话时，把语句的某些音节重复、延长、结巴，造成首语难发、连发、延长或中断的现象
发音障碍(Speech Sound Disorder; SSD)	无法控制舌头、嘴唇或口腔肌肉去发出特定声音，因此省略某些字词，例如：无法发出 th 或 r 的音
言语失用(Apraxia)	因大脑损伤，造成运动言语排序出现问题，难以发出某些音节、单词，因此失败地执行说话指令
呐语症(Dysarthria)	因脑部、神经受损，导致大脑皮质运动区产生的神经冲动，传递到肌肉的言语机制有控制异常的情况，因此肌肉发声出现痉挛、运动过度、运动失调的情形，常见症状包括发音吃力、音量不足、发音含糊、讲短短的话就感到疲累
口面肌病(Orofacial myological disorders)	又称颜面功能障碍(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是舌头在发音时不受控地过度伸前，以致一些语音如"s"会读成'th"等等

语言障碍(Language Disorder)

一、分类

语言发展异常：语言之语形、语法、语意、语用异常，致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较同年龄者有显著偏差或低落。
- 语言发展起步的年龄较晚
- 发展的速度较慢
- 发展的程度较正常儿童低下，其特征为：

语意障碍	词不达意，或无法理解说话者的意涵。
语法障碍	说话句型、结构简单，有颠倒、混淆或省略等不合语法的现象。
语用障碍	说话不合沟通的情境或措词不当。
语形障碍	有字形辨认不清或混淆、对词汇的结构学习有困难等现象，例如：买脚踏车说成买骑脚踏车。
语音困难	在语音系统及控制语音结合规则方面有学习上的困难，例如：能正确发出声音，但不正确的使用声音。

二、疾病

语言学习障碍(Language-based learning disabilities）：智商正常，但学习语言有障碍，阅读、记忆生字、写字等能力往往低于同龄人的水平。
选择性缄默症(Selective mutism)：是一种社交焦虑症，患者具有正常说话的能力，但在特定情境（尤其是有社交需求的场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把选择性缄默症描述为儿童的罕见心理失调，患有此症状的儿童或成人在某些社交场合突然无法说话，但在其他环境下又能够自然讲话。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此症的病因，但有证据显示有遗传因素，女性比男性患者较多(Steinhausen and Juzi, 1996)。
自闭症类群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一种于幼儿期发病，以受限、重复的行为模式与持续的社交互动能力缺陷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神经发展疾病。语言障碍是个年龄层自闭症患者主要的问题。他们通常有鹦鹉式模仿说话的习惯、无法正常使用代名词、非模仿的字不清晰、创新用语、无法新增字义等问题。与失语症(Aphasia)不同的是，自闭症的行为问题是持续性的，且自闭症患者并较无法以手势或动作试图与人沟通，或与人交际建立关系。自闭症患者与失语症患者相比通常有更好的记忆力。
失语症(Aphasia)：因特定脑区损伤，造成产生、理解、运用语言的能力丧失。

五种失语症类型
表达型失语症(Expressive aphasia)	又称布洛卡失语症(Broca's aphasia)。患者的布洛卡氏区(位于左脑的额下回，主管话语的生成)受损，因此患者无法产生符合文法的语句，而是电报式的话语。然而，其对语言的理解仍是完整的，他们能够理解他人话语，只是无法复诵。另外，患者通常也会有右臂、右脸无力的症状。
接受型失语症(Receptive aphasia)	又称韦尼克氏失语症(Wernicke's aphasia)。患者的韦尼克氏区受损(位于大脑优势半球的颞上回，负责单字的理解)。虽然患者能够说出正确语法、语速和语调的话语，但是患者的谈话内容没有意义，像是所有字词被毫无章法地组合起来，甚至可能出现自创的单词，被形容为沙拉式言语。患者通常不会有肢体无力的症状，因为并没有伤害到大脑控制运动机能处。
传导型失语症(Conduction phasisa)	患者负责连接布洛卡氏区和韦尼克氏区的弓状束和左顶区受损。患者与他人对话时依然流畅，理解力也和一般人一样，但是重复字词或句子时可能会有不对称的问题。症状类似接受型失语症，言语流利却毫无意义，且有复诵障碍。
原发性持续失语症(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语言能力变得缓慢且逐渐恶化，导致阅读、书写、说话和理解的能力逐渐丧失。恶化程度的时间尺度是数年，其他心理功能，如记忆、推理、洞察力和判断力，通常不受影响。PPA的准确诊断极为重要，可以使其他疾病，如阿兹海默症，的可能性被排除。
跨皮质感觉型失语症(Transcortical sensory aphasia) 跨皮质运动型失语症(Transcortical motor aphasia) 跨皮质混合型失语症(Mixed transcortical aphasia)	症状和接受型、表达型失语症相似，但是患者的复诵能力没有障碍。

近期的研究都比较常采用这种分类方式，像是"波士顿的新古典模型"也将这些典型的失语症分为两大的类别：

非流利型失语症	包括布洛卡和跨皮质运动型失语症。
流畅型失语症	包括韦尼克、传导型和跨皮质感觉型失语症。

此分类方式也进一步鉴定失语症次型态，如：

忘名症(Anomic aphasia)	又称为命名障碍，是一种轻微但特定的失语症形式，主要特点是患者在寻找和使用正确的词汇或名称时遇到困难，尤其是在说话或写作时。且患者对于重要的名词或动词影响特别严重。这种类型的失语症通常不影响语言的流畅性或语法结构，也不影响理解能力，主要体现在单词提取上的障碍。忘名症的主要症状包括： (1)命名困难：患者在召回常用词汇，尤其是名词和专有名词时，会感到困难。例如，在描述一幅图画或物品时，他们可能知道要描述的物品是什么，但就是无法想起正确的名称。 (2)语言流畅性：与其他失语症类型不同，忘名症患者的语言通常保持流畅性。他们可以组织句子，语法正确，但就是在特定词汇的使用上出现空白。 (3)语言理解：忘名症患者的语言理解能力通常不受影响，他们能够理解他人的言语。 (4)替代策略：患者可能会使用描述或绕圈子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他们无法直接命名的词汇。例如，如果他们想不起“铅笔”的名字，可能会说“用来写字的东西”。
全面型失语症(Globla aphasia)	是一种严重的失语症形式，通常由于大脑左半球，特别是控制语言能力的区域（通常包括布洛卡区和维尼克区）受到广泛损伤所致。这种损伤常见于中风后，也可能因为头部创伤、肿瘤或感染等其他大脑条件引起。全面型失语症的特点全面型失语症的主要特征是语言产出和理解的严重障碍。具体表现包括： (1)语言产出：能说出的话极其有限，通常仅限于简单的单词或词组。口语表达困难，可能伴有重复的语句或单词（如固定词汇）。 (2)语言理解：对口语的理解能力也受到重大影响，患者很难理解日常对话或指令。阅读和书写能力同样受损，通常达到全失的程度。 (3)重复能力：患者几乎无法重复语句或单词，这在失语症的诊断中是一个重要的考察点。 (4)生活能力：由于无法顺利使用语言，导致没办法正常与人交流。因此在社交、生活、工作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以及限制。

许多区域分类学者也指出有其他额外的、更“纯”的语言障碍存在，并且它们可能只会影响单一语言技能。例如，在单纯失读症(Pure alexia)，患者也许可以正常书写，但没有办法阅读，而纯字聋(Pure word deafness)，患者也许能够正常说话和阅读，但他们无法理解他人说话的内容。

三、治疗

言语障碍患者若同时有听觉问题，或有饮食吞咽的困难，则需要透过理学检查、功能性检查、断层扫描、内视镜等方式确诊。诊断之判别亦需透过跨领域团队，由语言治疗师、耳鼻喉科医生、复健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身心科医师等医疗人员进行诊治。通常语言治疗师会依据患者是语言、言语、认知、嗓音、吞咽、听觉及沟通方面的问题，加以练习发声的肌肉训练，心理和精神科的诊治等项目。由语言病理学家或语言治疗师负责诊断、治疗。治疗面相与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类：

了解能力方面
- 锻链指认能力：辨认各种图片或物品。
- 要求做指定或相关的动作。
口语表达方面
- 编述故事、重述故事或描述系列图片等。
- 利用手势或口语提示，配合及补充口语的问答。
- 利用物品或图片让儿童看着治疗师的口型模仿说出答案。
- 做指定动作前复述治疗师的话。
- “旋侓声调疗法”-说话时替话语加上旋侓或声调变化，之后逐步去除声调。
认知能力方面
- 选出同类物品
- 相似物品配对
- 将不同类别的物品挑出
- 依形状、功能、颜色、质地、大小，将物品进行排序
- 理解顺序的概念

相关研究

杨淑兰（2001）^[88]研究者对各年龄层的口吃者，进行双重测量重复量数多变量异数分析。
吴娴（2005）^[89]简介主要根据脑伤病人的失常行为所建构出的 Wernicke-Lichthiem 理论，并简介此传统模式的评论和修正。接着扼要汇整出神经心理学研究中，关于单一词汇理解和产生历程的实验结果。
施益𣲗、林佳蓉、何宏祥（2016）^[90]探讨失语症个案的认知能力以及分析认知与语言障碍程度的关系，进而了解其学习的能力。
邱新慧（2016）^[91]在讨论认知的定义及认知与失语症的关联。

思考与推理

心像思考

心像思考的区块主要包含“概念心像”、“视觉心像”与“心理旋转”三个主题。

1. 概念心像：

谢佳睿（2012）^[92]试图从数学教学概念心像的角度切入，探讨台湾中学教学实习教师在面对数学教学情境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教学决策其背后之依据。结果发现大多数中学数学实习教师肯定学生思考在数学课堂上所扮演的角色；而当数学实习教师面对教学问题时，这些实习教师并不常唤起“让学生思考”的概念心像以作为教学决策的依据；多数展现学生思考心像的实习教师同时也经常伴随着学生数学认知发展心像的产生。陈玉杰（2011）^[93]为了提供儿童在教具或玩具的造形设计上的参考，帮助儿童学习及辨识图像与造形的速度，而进行实验。结果得出，“圆形”对儿童的辨识性来说没有差异，即儿童对圆形的辨识及学习最为容易，其结果与文献所述结果一致。

2. 视觉心像：

涉及视觉、注意、记忆等认知能力，且可划分为诸多历程，包括

心像产生
心像维持
心像监测
心像旋转

根据前人研究分析，心像产生为序列式进程，提示字呈现到目标物出现的时间，前笔划顺序位置会快于后笔划顺序位置。心像维持会受时间间隔的影响，且受年龄影响而有所不同。韩睿（2015）^[94]以上述为基础，探讨 20 名受试者对视觉数字心像产生及心像维持的历程。结果显示，成年人受试者的反应时间，视觉数字心像产生约在 1000 到 1200 毫秒，消退于 2400 到 3000 毫秒之间，前后半部分可较大程度的改善视觉数字在心像产生及心像维持历程的反应时间。而正确率方面，则因结果大部分都在九成以上而不以为观测标准。

3. 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

心理旋转是在大脑里想像物体旋转的样态，可以在大脑中自由翻转、观看物体的能力，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不过对有些人来说，要在脑子里旋转物体难度很高，但心像旋转能力是可以透过训练强化的。专家认为心像旋转是智能的一部分，因此心像旋转与智能商数（IQ）有着密切关系。愈擅长心像旋转的人，其智商愈高。

周珍、连四清（2005）^[95]为了考察中学生心理旋转能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智力的相关性，对于初一至高二年级学生进行测试，中学生的心理旋转能力随年级的增长而提高，并且心里旋转能力与智商有着非常大的正相关性。赵晓妮、游旭群（2007）^[96]则将 42 名受试者分为“场依存性组”和“场独立性组”，以研究场认知方式对心理旋转的影响，发现场认知方式的主效应显著，场独立性的被试比场依存性的被试反应时间短，且正确率较高。

儿童的思考风格

廖怡盈（2006）^[97]以个案研究方式去了解思考风格为立法型、行政型与司法型的国小四年级学童，探讨其于创造思考历程、科学创造力以及在自然和网络辅助教学平台两种不同的教学情境之表现。

类型	创造思考历程	科学创造力
立法型	学童之创造思考历程呈现了较多自己的想法并较能确定问题的本质或发现关键点	思考风格的个案学童均喜欢展现自己想法
行政型	学童较会寻求旁人协助	学童需赋予更多的学习鹰架
司法型	学童则是较会依据先前经验去做判断	学童则是较少进行评估和分析

研究者认为思考风格展现出的多寡，除了会随教学单元而有所不同，也会因人而异，但个案学童并未因教学情境的不同，而改变其思考风格与模式。

蒋淑慧（2007）^[98]以新北市 347 位国小六年级学童为研究样本，分析学童思考、创造、批判与推理四种思考表现，并探讨思考能力中创造、批判及推理思考的关系。

实验结果发现小六学生以“立法型”思考风格为多数，女生在批判性思考上的表现明显优于男生。在创造思考方面，“立法型”及“司法型”学童表验优于“行政型”；批判思考方面，“司法型”学童表现优于其他两型。

儿童的推理能力

黄幸美（2001）^[99]以 60 位国小五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比较接受数学实验课程教学儿童与非数学实验班儿童，其问答讨论与类比推理解决结构特征相似的数学及自然科学问题表现的差异，并分析其类型与解题历程。发现实验班儿童接受沟通讨论与合作解题为导向的教学，类比推理解决数学问题优于非实验班的儿童，但是对于问题结构特征相似但不同学科领域之自然科学问题，表现并未显著优于非实验班儿童。

而对于儿童推理能力的检测，江淑卿（2001）^[100]以 60 位 6 岁和 7 岁的儿童为研究对象，使实验组接受类比推理模组教学，控制组未接受教学，并施以“归纳推理能力测验”的类比推理测验和临窗谈话。

研究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后测得分明显的提高，而控制组则无明显差异，得知学习潜能评估促进六岁和七岁儿童的类比推理能力、改变儿童的解题类型、激发其认知功能。江淑卿（2006）^[101]再度透过“前测－中介学习－后测”动态评量的程序，以评量与提升幼稚园与一年级儿童的推理能力。在中介学习阶段（分为分类模组、系列完成模组、类比推理模组）透过儿童、评估者、中介学习活动之互动历程，引导认知功能发展，发现各模组能提升六岁和七岁儿童的分类、系列完成或类比推理能力，验证了各模组在“儿童归纳推理测验”之教学效度。

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的历史

批判性思维的最早记录是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教导。其中包括柏拉图早期对话的一部分，苏格拉底在道德问题上与一个或多个对话者进行接触，例如质疑苏格拉底逃离监狱是否合适。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反思。

苏格拉底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不能依靠那些"权威"的人。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一个人要过上好的生活，或者要过上值得过的生活，他必须是提问者，或者必须有一个质疑的灵魂。他确立了在我们接受值得相信的想法之前提出深入思考和问题的重要性。“寻找证据，仔细研究推理和假设，分析基本概念，不仅要注意说了什么，而且也要注意做了什么”。苏格拉底在提问方式中强调，需要思考清晰和逻辑的一致性。他问人们问题，以揭示他们的非理性思维或缺乏可靠的知识。苏格拉底证明，拥有权威并不能确保准确的知识。他确立了质疑信仰的方法，密切检验假设，依靠证据和合理的理由。

柏拉图记录了苏格拉底的教导，并发扬了批判性思维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和随后的希腊怀疑论者完善了苏格拉底的教导，运用系统思维和提问，从一目了然地确定现实的真实本质。

苏格拉底为批判性思维的传统设定了议程，即反思地质疑通常的信念和解释，仔细区分合理和合乎逻辑的信念，和另一些它缺乏足够的证据或合理基础来保证的信念——无论这些信念对我们本土的自我中心主义多么有吸引力，无论它们如何服务于我们的既得利益，无论它们多么舒适。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与内涵

在1941年最早提出此观念的美国学者Edward Maynard Glaser认为“批判性思考”必须具备三项特质：

倾向以审慎的态度思虑议题和解决难题。
对理性探索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有所认识。
有技巧地应用上述的方法。

1990年，一群美国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批判性思考”做了以下界定：

我们认为批判性思考是一种有目的而自律的判断，并对判断的基础就证据、概念、方法学、标准厘定、背景因素层面加以诠释、分析、评估、推理与解释……有理想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凡事习惯追根究底，认知务求全面周到，判断必出于理据，心胸保持开放，态度保有弹性，评价必求公正，能坦然面对主观偏见，判断必求谨慎，且必要时愿意重新思量，对争议点清楚了解，处理复杂事物有条不紊，搜集相关资料勤奋不懈，选取标准务求合理，专注于探索问题，而且在该问题该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坚持寻求最精确的结果。

批判性思考与论证

批判性思考的重点，常被称为“论证”（argument）。论证是透过某种媒介所传达的讯息，媒介的类型可能是言语、文字、表演等。借由批判性思考训练，不论讯息是表面的还是隐藏的，便有办法正确判断所接收到的讯息，并建立自己的论证。

思辨活动

批判性思考为一复杂的思辨活动，其涉及广泛的技巧与态度，包含：

辨识他人的立场、论点与结论
评估支持其他观点的证据
客观衡量对立的论点与证据
能够看穿表面、体会言外之意，并且看出错误或不客观的假设
看穿让论点更吸引人的花招，例如：伪逻辑、说服术等
学会运用逻辑，更深入也更有系统地去思考各种议题
根据具体证据以及合理假设，决定论点是否正当可信
表达个人观点时能够条理分明，足以说服他人

批判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

通过引用各自的许可问题、证据来源、标准和规范等等，批判性思考在所有专业界别及学术领域中尤其重要。在科学怀疑精神的框架下，批判思考的过程涉及精心的采集和诠释资讯，并达至合理的结论。在仅反映应用本质的情况下，批判思考的概念及原则能应用于任何情景，所以批判思考形成一个横跨多个相关思考方式的系统，这些思考方式包括人类学思维、社会学思维、历史思维、政治思想、心理思维、哲学思维、数学思维、化学思维、生物思维、生态思维、法律思维、伦理思想、音乐思维，或像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商人一样思考。换句话说，虽然批判思维的原则通用于不同范畴，但应用时应反映上文下理。

由于能赋予人分析、评鉴、解说和重构思维的能力，从而降低采纳、按照错误观念行动或思考的风险，因此批判性思考在学术界倍受重视。

扩散性思考与创造力测验

张万英（2006）^[102]提出了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并认为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根基在于思维的灵活性，而思维的定势和功能束缚着人的思维的灵活性；要冲破这些思维禁锢的束缚，提高思维的灵活性，就需从训练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和思考同题时多采用动词等方面做起。

陈学志、洪素𬞟、许祎芳、邱皓政、关秉寅、詹志禹（2009）^[103]则为了编拟一套适用于台湾高中职学生的创造认知能力测量工具进行研究，此测验融合扩散性思考与顿悟性思考两种客观测量工具的优势并改善其缺失，同时利用了中文方块字富有变化的有限集合特性，计分客观而简便，并且非常符合本土需求。

黄博圣、陈学志、黄鸿程、刘政宏（2009）^[104]为了改善现今之扩散性思考测验多为概念流畅力取向之测量，缺乏联想流畅力取向之工具发展，进而提出了“词汇联想策略扩散性思考测验”(DTTWAS)，尝试增加与修改流畅、变通与独创性之计分规则。

而为了对创造潜能进行检测，邱发忠（2010）^[105]发展“词汇概念联结测验”(Word ConceptionAssociation Test，WCAT)，并假设让试者在 WCAT 与“顿悟性问题思考测验”得分间具有相关，在 WCAT 与“华─葛氏批判思考量表”得分间无相关，进而区辨顿悟性思考、扩散性思考与批判性思考，发现“词汇概念联结测验”的信效度获得支持。

生活应用

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

萨丕尔-沃夫(Sapir-Whorf)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表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人们潜意识里的语言习惯上，这种语言习惯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模型与思维模式。使用不同的语言的人们，有着不同认识世界的方式。人们透过不同的语言，便形成不同的世界意象。基本上，语言决定了说话者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s determinism）。

萨丕尔-沃夫(Sapir-Whorf)研究许多不同的语言，发现不同语言在其结构中强调不同的事物。他因此相信这些强调一定会对语言使用者在思考周遭的世界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

爱斯基摩人有许多不同的字来形容雪，每个字代表不同状况的雪，而说英语者却只有一个字形容雪
菲律宾的赫拿诺人(Hanunoo)对米的种类有九十二种名称
阿拉伯人有许多不同的方式称呼骆驼

所以，他认为如此丰富的名称，必会使得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知觉异于只有一个名称的人。中国人对亲戚的称呼远多于西方人，所以使得我们比西方人重视家族关系。但是，反过来说也有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们重视家族关系，而使得我们有那么多细分的称呼呢？所以，爱斯基摩人比说英语者有较多的字形容雪，是不是因为雪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些现象无法说明是因为语言的影响而对事物有如此的细分，或是因为生活中事物的重要性而造成语言上的细分。

虽语言决定论主宰了整个70年代早期的语言学课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才有了“认知革命”，使得纯思想的研究变成现实。基于大量研究表明，语言对概念的影响实际上微不足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在1994年的《语言本能》一书中为“沃尔夫假说”宣告了死亡。但随后，“新沃尔夫主义”(neo-Whorfianism)又成了心理语言学的一个活跃研究课题。虽然语言决定论在20世纪行为主义者间曾一度广为流传，但却也迎来重大的批评。首先，Benjamin Whorf并非专业的心理学家，相反的仅是业余的语言研究者。虽然从在耶鲁大学上过Sapir的课，但却对其理论做极端的延伸。

在此先介绍一下“新沃尔夫主义”(neo-Whorfianism)的研究结果与影响：

研究结果

语言与颜色感知：
- 研究显示，不同语言的颜色词汇可能会影响颜色感知和分类。例如，语言学家研究了希瑟·哈德（Heider）和埃里诺·罗什（Eleanor Rosch）的颜色认知实验，发现某些语言缺乏某些颜色词汇的说法可能影响人们对颜色的区分。
空间关系：
- 约翰·卢西（John Lucy）和史蒂芬·莱文森（Stephen Levinson）的研究发现，使用绝对方位（如北、南）的语言使用者比使用相对方位（如左、右）的语言使用者更善于在不同的环境中保持方向感。
时间概念：
- 语言学家爱丽斯·吉德利（Lera Boroditsky）研究发现，不同语言中描述时间的方式会影响人们的时间感知。例如，使用从左到右描述时间的语言使用者（如英语）与从上到下描述时间的语言使用者（如中文）在时间顺序任务中的表现不同。
数量认知：
- 研究表明，缺乏数字词汇的语言使用者（如亚马逊丛林中的Pirahã人）在处理精确数量时表现出困难，这表明语言在数量概念的形成和操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影响

跨学科研究：
- 新沃尔夫主义促进了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加深了对语言与认知之间关系的理解。
教育和文化理解：
- 理解语言对思维的影响有助于改进语言教育和跨文化交流，促进对不同文化认知模式的尊重和理解。
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
- 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新沃尔夫主义的研究成果为语言模型的设计和语义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开发更为精确和人性化的技术。
语言与时间观念：
- 在语言对时间观念的影响方面。不同语言中对时间的表达方式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以及对时间的安排和管理方式。
语言对认知的影响：
- 在认知方面，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系统可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方式。例如，一些语言中存在的词汇和概念可能会强调特定的概念，从而影响人们的思考模式和决策过程。

此外，在Whorf的北美印地安阿帕契语(Apache)研究中，也受到心理语言学家Eric Lenneberg和Roger Brown的严厉批评。最重要的点在于Whorf的人类学观察，因未有实际的“田野观察”，而他使得并没有实际去接触阿帕契人，相反的只是透过研究阿帕契语的文法，来得出结论。这让Whorf对阿帕契语的翻译沦为一字对一字、一句对一句，这种翻译方法自然会得出“怪模怪样”的句子结构。换句话说，也就是把一整段外文放进“Google翻译”后得出的结果。此外，这种人类学上研究的疏忽，也见于Whorf对霍比人“时间观念”上的观察，长期研究霍比人的人类学家Ekkehart Malotki(1983)便发现，霍比人语言其实有时态、有对时间的比喻，也有包含日子、天数、昨天明天、周、月、四季、年等时间单位，并不同于Whorf所提出的理论所言。

语言相对论

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sm) 的概念近似于语言决定论的温和版本，语言相对论提供了一个理解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框架。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会“影响”思考，不同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会影响思考与决策的结构与方式，因此各语言使用者对于世界的看法也不同，像是对颜色的形容、对时间空间的理解、数量的概念等，各个语言都有自己的区别。语言相对论较语言决定论更受认可与证实。需要注意的是沃尔夫的实验显示，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过程，不同语言使用者在感知世界的方式上存在差异。然而，过度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忽略了普遍认知能力的影响，思维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遍的。
举例而言，在政治中，语言可以左右立场以及意见，若换一种方式讲话，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思维。像是有些特殊词汇带有偏见、否定，甚至是歧视的意味在其中。如今随者人们的思想转变，这些有争议的词汇也会改成政治正确的词汇。像是以前曾称原住民为番，带有歧视意味。在 80 年代时为原住民正名，致力于消除偏见歧视意味。

不同语言叙述表现影响

目前世界现存的语言约有七千多种，但不同语言可传达的讯息却不尽相同，甚至会造成认知能力的不同，进而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语言在形成时，会受其文化影响，形成特有的语意、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当不同语言的使用者试图表达同样的情境时，会有差别地选择其想要传递的讯息。即便大脑接收了相同的讯息，也会因语言形塑的差异而解读出不一样的资讯。
事实上，大脑在经由感官接收文字以外的讯息后，会先对所经历的情境、感知的事物，产生笼统的概念及心理图像，再以语言进行思考解读。因此即使身处不同母语环境下，学龄前孩童间的心理图像和解读出的资讯仍然相当近似。反之，经过充足语言学习的成人，则因其接受不同语言训练，导致他们对所经历的情境、感知的事物之各个面向，产生程度相异的敏感度。另外，没有被纳入其语言的基本语法与句型架构面向，则容易被语言使用者的大脑忽略。因此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人，即使使用相同的第二语言，对相同情境与事物进行解读与表达时，仍有显著差异。也因为人的大脑思路会被其母语形塑，在学习第二语言时，会在其母语不具有的概念上产生障碍。经由学习第二外语，将能一并习得该语言背后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

认知历程差异影响

根据台大心理系周泰立教授实验室的研究，由于中文有特殊的字形与字音系统，不同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字母本身没有意义，要组成单字后才形成有意义的词；而要了解其意义，必须先对应到声音的连结，然后再对应到字词的意义。但中文字是象形文字，每个字本身都有意义存在，不同的字又可以组成不同的词组、形成多元的意义，再加上要了解一个中文字的意义，不一定需要经过形－音的转换，而是可以由字型连结到字义，和英文非常不一样。换言之，中文的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联结，比起西方语言来说更为直接。因此对中文使用者而言，我们即使不确定某些字的正确发音，也无碍于我们推敲出它的意义。

例如以下表格：


	拼音文字(英文为例)	中文	差异
1	Mountain	山	对于此名词，英文使用者必须先对应声音连结，然后才对应到字词意义；然而中文(尤其是甲骨文)，以“象形”保留了“山”一字的外观形貌，因此能透过图像来辨识所指。
2	Up	上	同上，中文(尤其是甲骨文)，以图像“指事”方式来叙述所指。
3	Fig	无花果	对于此名词，英文为单一词汇，而中文为三个字所组成的新词汇。因此英文必须直接以语音对应词汇意义；而中文即使并不理解“无花果”所指涉的具体事物，仍能单只以“果”字理解其可能为一种水果。
4	Chocolate	巧克力	(例外)中文为直接音译英文名词，因此无法仅依字本身判断实际所指涉事物。
5	Mango	芒果	虽亦为直接音译名词，但因“果”字而可理解其可能为一种水果。
5	Lanthanum	镧	对于本专有名词，英文使用者若不知道此词汇，便必须另外查阅资料、字典而得出意义；然而，中文使用者能够透过部首“金”部，理解此为一种金属。
6	Xenon	氙	同上，中文能透过部首“气”，理解此为一种气体物质。

语言影响思考：研究与实例

由于人的母语会影响思考与决策习惯，故具备双语能力之人士在使用母语或第二语言时，即使是观察相同的事物，产生的各别观点也可能相距甚远。以翻译为例，语言学家 Panos Athanasopoulos（2015）在实验中邀请通晓德文和英文的双语人士去形容照片中的情境，实验结果发现“德国人”会把“动作”和“动作的目标”都一一描述，至于“英国人”通常则注重“动作”。有趣的是，双语人士在使用德语进行实验时，结果与德国人一致；而使用英语时之结果则与英国人相同。将上述的实验结果套用至翻译中可知，当译者在翻译时，除了文法差异，更重要的是会牵涉该语言背后的世界观与文化脉络。除此之外，也有其他许多研究在探讨语言与思考模式的关系。如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Lera Boroditsky研究有提到一个澳洲的原住民部落“Pormpuraaw”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这个聚落，人们不会说：“某个物品在你的‘左边’或是‘右边’”；而会说：“某个物品在‘东北边’或是‘西南边’。”而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语言，是采取这类绝对的方式来表达，而不像英语采用相对感来表达。Lera Boroditsky表示，由于长期受到语言的影响，说这类语言的人特别有方向感，即使在不熟悉的环境，也能持续追踪自身所在的位置。

Lera Boroditsky教授的另一项观察也有提到，以“花瓶破了”这件事为例，虽然这是一个意外，但说英语的人通常还是会说：“某人打破了一个花瓶。”反之，讲西班牙语与讲日语的人则会说：“这花瓶自己破了。” Lera Boroditsky教授为此还提及她学生Caitlin Fausey的一项研究，当中提到，说英语的人比起说西班牙语或日语的人，更容易记得是谁不小心弄破了气球、打破鸡蛋或是在录影机上打翻饮料。

不仅如此，Lera Boroditsky教授更主张，英语当中强调“主动者”的这项特性，与司法之中对于案件的推论有所影响。例如在一个案件之中，某个人打破了花瓶，即使都是亲眼见证，在英语强调主词的叙述之中，会使得行为人的影响力提升，使审判法官更倾向对其加重处罚，而在西班牙语之中，因为不强调主词，只叙述单纯结果，会使行为人之行为严重程度降低，故法官对于行为人则可能判较为轻微的处罚。

而这样的现象应该不只是存在于不同语言之间有，即使在同一种语言的司法诉讼答辩过程中，也可能是两造用来赢得诉讼的技巧。

除此之外，语言也可能影响思维。Boroditsky教授在科学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里写道，希伯来文充斥着性别的标记；而芬兰文则是完全不标记性别。198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思维也深受语言的影响，说希伯来语的儿童平均比说芬兰语的儿童早一年了解自己的性别，而说英语的人，认识性别的时间则介于两者之间，英语标记性别的程度同样也介于这两种语言之间。

Lera Boroditsky教授也说明，由于语言的影响广泛，然而未来100年可能流失更多种语言，人的思考模式的多样化也可能逐渐变少。相当可惜。

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的实例^[106]

语言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结合了语言学和经济学，探讨语言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及结果。语言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旨在了解语言在劳动力市场、教育、移民政策、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多语言能力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经济表现。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经济模型、统计分析、实证研究和实验经济学等：

统计分析：通过分析大规模数据集与数据库，研究语言技能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实验经济学：设计实验来测试语言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例如语言对合作和竞争行为的影响。

语言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含：

语言与劳动力市场：研究语言技能（如：双语或多语能力）如何影响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薪资水平和职业发展。通常掌握多种语言的人往往在劳动市场上具有优势。例如，Ginsburgh和Prieto-Rodriguez (2010) 的研究表明，掌握多种语言的欧洲工人平均薪资水平，高于只会一门语言的工人。
语言与教育：探讨语言政策和语言教学对教育成果的影响，包括双语教育计划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以及母语教育对非母语学生的学习效果等问题。例如，Bilingual Education Act (1968) 的实验研究指出，双语教育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和语言能力；Cummins (2000)研究表明，使用母语进行教育有助于学生在学科知识和技能上的更好理解和掌握。母语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和数学能力。
语言与移民：分析移民群体的语言能力如何影响他们在另一个国家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融合。因为移民工作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所以语言障碍常常是移民就业和薪资提升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Chiswick 和 Miller (2015) 的研究显示，移民语言能力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密切相关。
语言与国际贸易：研究语言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语言相通的国家之间可能会有更多的贸易往来，语言障碍则可能增加交易成本并限制贸易量。例如，Melitz (2008) 的研究显示，共同语言将显著增加国家之间的贸易额。

语言经济学的经典研究之一，为行为经济学家陈凯斯（Keith Chen）的语言与储蓄研究。在2012年，行为经济学家陈凯斯他设计了一项研究，试图了解语言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储蓄能力。在叙述研究内容前，须先了解什么是“强调未来性”的语言。如英语属于“强调未来性”的语言，这类的语言具有分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性质；而中文则是“较不强调未来性”的语言，这类的语言使用相同的时态来叙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件。陈凯斯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经过详细的分析后，发现，语言差异竟伴随着经济层面巨大的差异。

实验发现使用“较不强调未来性”语言的人储蓄的比例，比使用“强调未来性”语言的人高了三成。若收入维持不变，到了退休年龄，使用“较不强调未来性”语言者储蓄的比例，只比使用“强调未来性”语言者高25%。陈凯斯认为，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更明确地区分“现在”和“未来”时，“未来”感觉特别遥远，也因此我们比较没有存钱的动力，容易满足于眼前稳定的经济情况。

实验过程 Keith Chen利用世界各地的庞大数据集，根据以下控制变因筛选身处相似环境，却说着对未来式不同表达语言的家庭：

出生国及居住国
人口统计学(性别、年纪...)
与本国居民相比的收入水准
教育成就
家庭结构的细节
子女数量
宗教信仰

实验结果
使用“较不强调未来性”语言的人储蓄的比例，比使用“强调未来性”语言的人高了三成。若收入维持不变，到了退休年龄，使用“较不强调未来性”语言者储蓄的比例，只比使用“强调未来性”语言者高25%。这样的现象并不仅限于储蓄习惯上的差异，甚至也体现在抽烟、过度饮食等恶习上。经过全球比对，Keith Chen匹配了9组除语言外极为相似的家庭作为受试者，观察使用无未来式表达语言的人的储蓄率，发现他们除了储蓄率更高外，也更少抽烟；过度饮食，更拥有较高的保险套使用率。

陈凯斯认为，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更明确地区分“现在”和“未来”时，“未来”感觉特别遥远，也因此我们比较没有存钱的动力，容易满足于眼前稳定的经济情况。相反，语言若无法区分现在和未来，使用者就会把现在和未来看作是同一个时间点，或是很接近的时间点，于是他们就会觉得未来就是现在，这让他们更容易储蓄。也间接佐证"一个人的母语越是能够清晰的描述未来，其对未来的感觉就越是遥远，“即时享受”的冲动就会越高"的真实性。

反思
值得留意的是，Keith Chen的理论认为不同语言中的时间概念会对人们的行为决策造成影响，尤其是“该语言对未来事件进行描述的精准程度”将会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储蓄决策。然而，可能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例如：　

选择偏差──只选择以语言的某种特性作为研究标的，而未考虑政治、社会经济、民俗风情与教育文化背景等其他可能影响个体经济行为的因素。
混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即仅因为语言的某种特性与个体经济行为这两个变数之间存有相关性，便过于武断地推论前者乃是后者的原因。
样本偏差──当研究所使用的少数样本不足以代表潜在的全体时，研究结果即可能不具有普遍性，而只适用于该特定的人群或情境。

如何促进创意思考的产生：孕育效应

历史中不乏灵感突现的轶事，例如为了国王王冠是否纯金打造而伤透脑筋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洗澡时突然悟出浮力原理；为了苯的分子结构苦思的德国化学家凯库勒（August A.Kekule），则是在打盹时看到一堆跳动的珠子形成首尾相连的串珠，而触动苯分子可能是环形结构的想法。研究指出，当一个人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却仍旧无法解决问题时，若暂时离开该问题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活动上，进入所谓的“孕育期”（incubation period），解题者反而有可能顿悟到问题的重点或解法而豁然开朗（illuminaiton）。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孕育效应”（the incubation effect）。这些著名的传闻显示了灵感发生的条件，一为必须要有个让你在意、投入很深却不得其解的特定问题，二为问题能暂时搁置，以便从事其他较不耗费心力的活动。心理学的研究也显示在孕育期从事较不耗费心力的活动（亦即认知负荷低的活动），比做认知负荷高的事情更容易有孕育效果产生。一些研究者认为有可能在从事比较不耗心力的活动时，解题者还有剩余的脑力（认知资源）东想西想，即所谓的心神漫游（mind wandering），因此容易在脑海中接触到跟解题有关的线索。

以下是促进孕育效应的方法：

1.暂时中断工作: 在遇到困难的问题或创意瓶颈时，暂时中断工作有助于让大脑在背景中处理问题。这种中断可以是短暂的休息或从事完全不同的活动，如散步、运动或做家务。

2.转移注意力: 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或兴趣上，可以帮助大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这种转移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势，促进创新解决方案的产生。

3.放松身心: 放松技术，如冥想、深呼吸练习或轻松的娱乐活动，有助于减轻压力，让大脑自由联想，进而孕育出创新想法。

4.睡眠和梦境: 睡眠有助于巩固记忆和处理问题。研究表明，在睡眠中，大脑会重新整理和解决问题。因此，一夜好眠后可能会在清晨产生新的洞见。

5.探索多样的兴趣: 接触不同的兴趣和领域可以扩展思维框架，提供新视角，并在无意识中促进创意联想。例如，阅读不同主题的书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或学习新技能。

6.进行轻松的活动: 从事轻松愉快的活动，如绘画、音乐、园艺等，能够激发创意，因为这些活动让大脑放松而不再紧张于具体问题上。

7.制定问题的开放式描述: 将问题以开放式的方式描述，使其不仅限于特定范畴，这样在中断期间，大脑能够自由地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考虑解决方案。

8.构建问题清单: 在孕育期之前，列出关键问题和挑战，让无意识的大脑有具体的目标来处理，这有助于在不集中思考问题时，仍能在潜意识中促进解决方案的产生。

孕育效应基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中的多个理论：

1. 无意识思维理论：无意识思维在处理和组织信息上具有优势，可以整合各种分散的信息片段。

2. 干扰理论：集中思考问题时容易陷入思维定势，暂时中断能打破这种定势，让大脑在无意识中处理问题。

3. 信息重组：孕育期间，信息可能在大脑中进行重组，从而产生新的关联和洞见。

孕育效应最初由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于1926年提出，作为他创造过程的四个阶段之一：准备、孕育、启发和验证。孕育效应是指离开问题一段时间后，然后发现原本的困难在重新审视问题时消失，甚至是可能在思考其他事情时，解决方案“突然出现”。

从孕育效应相关的实验中可得知，正面的情绪会增强工作中的创造力，而假设某一天的正面情绪增加了想法的数量，这些额外的想法可能会在夜间孕育，增加了第二天的创造可能性。

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则为孕育效应提供了有趣的证据。这项研究显示，人们在清醒时的经验可以被巩固成记忆，并在第二天提高表现，而不需要进行任何额外的活动。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睡眠可以促进那些产生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记忆和学习过程，例如联想记忆。在一个相关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证明，在初步解决问题后，一段时间的睡眠可以显著增强问题解决的洞察力。^[107]

但也有些实验未能发现孕育效应的显著影响，Ut Na Sio, Thomas C Ormerod(2009) ^[108]分析了多项研究，发现只有一部分研究支持孕育效应存在，而其他许多研究未能显示出此结果的原因可能则有实验中的问题类型、误导性线索以及孕育时间的长短。孕育效应存在一些争议: 效果的一致性，虽然有些研究支持孕育效应的存在，但并非所有研究都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有些研究未能证实暂时中断工作对于解决问题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实验设计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所致。并且个人差异也存在一些变数，不同个人对孕育效应的反应可能有所不同。一些人可能在暂时中断工作后更容易产生新的洞察，而其他人可能没有同样的经验。因此，孕育效应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仍然存在争议。

书籍影音

线上资源

科普文章选读

汉字阅读：脑中现形记
- 曾志朗（2003）。《科学人》2003 年 10 月号。
- 脑神经在语文资讯处理的细腻，以及对形、音、义三种讯息的取舍，在时间点的拿捏是如此准确，真是令人动容!
〈我们来聊天吧！〉
- 陈瑀葳编译（2015）。《科学人》2015 年 3 月号。
- 心理学及语言学家常以“会话分析”探讨语言如何影响我们的心智活动与行为表现。文法规则及说话节奏是流畅对话的关键，与音调起伏及文化语言差异则无关联。语言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态度，甚至价值观。例如，以中文、日语表达时较谦卑；用英语时自尊较强。使用母语时，情绪容易波动、不理性，道德标准较高。
语言如何形塑思考？
- 语言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于辨识方位、学习数字、回溯记忆等的能力，都不相同。
- 重点提要
  - 人们使用语言来沟通，但是不同语言可传达的讯息却不尽相同。
  - 学者一直想知道，不同的语言是否会造成不同的认知能力。
  - 近年来开始有经验证据显示这种因果关系，母语确实会影响人们对世上许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 最新的发现显示，语言在思考的许多面向都占有重要地位，影响程度远超过科学家先前的理解。
你的语言如何影响了你的“思考”？
- 深入浅出地探讨了一个人的思考及其所用语言的关系。并举例探讨不同语言、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差异。
第二语言教学
- 文章讲述了第二语言的界定，并探讨第一语言的习得与学习第二语言本质的差异。
发生认识论
- 发生认识论由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于 1950 年建构的一种认识的结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心里起源的学说。它反对传统的认识论，统一了建构主义与结构主义，通过生物学的方法论的类比，采用发生学的方法，建构于主客体相互作用之上的儿童发展心理学。

影音资源

TED：你的语言会影响你的储蓄能力吗？ :本影片中，讲者尝试告诉我们语言对于储蓄决策的影响：不同的语言会创造不同的行为模式。
TED： 6 个月掌握流利的外语学习方法 :现今很多人都努力的在学第二外语，但要如何才能简单、快速、有效率又流畅的使用一个非母语的语言呢？
TED：语言如何改变人类 :讲者讲述语言在人类累积文化与智慧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之所以会被发展并被人类所保留的原因。
TED：简讯谋杀语言？开什么玩笑！ :讲者谈论的是传简讯(texting)对于语言的影响。
KHAN：从失语症看头脑与语言的连结 :本影片简要的介绍了大脑中与语言、沟通和理解有关的部分，以及讨论一些失语症的类型。
Why We Struggle Learning Languages | Gabriel Wyner | TEDxNewBedford
Learning a language? Speak it like you’re playing a video game | Marianna Pascal | TEDxPenangRoad
TED：语言如何形塑出我们的思考方式
Stephen Krashen's Monitor Model
Noam Chomsky on Language Aquisition
What is LANGUAGE ACQUISITION? What does LANGUAGE ACQUISITION mean?
John Schumann´s Acculturation Model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Good Thinking! — That’s so Meta(cognitive)!

电影

救救菜英文 (英语：English Vinglish)（2012）
简介：剧情内容是描述一位从小在印度生长的女性，跟随家人来到英语系国家生活，从一开始对英语的抗拒和恐慌，到渐渐突破自己的心防，成功与新的语言共荣共存的故事。
知更鸟不歌唱(英语：Mockingbird Don't Sing)（2001）
简介：因为从小遭到囚禁和虐待，Katie 在 12 岁尚未有语言能力，语言学有一条著名的假说，即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如果儿童在青春期前（即 12 岁左右）没有学习语言那就永远也学不会了，而故事的主人翁，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 Sandra 却认为 Katie 能够说好语言，从此展开了一段让人动情的故事。
野孩子(英语：The Wild Child)（1970）
简介：根据十八世纪法国的一宗真人真事改编。一名小孩子在丛林中长大，被带回文明社会。弗朗科依斯．特鲁芬特饰演的医生用耐心教导这个野孩子一点一滴地适应新的生活，又让他学习听话和说话，终于达成了两人之间的沟通。
启航吧！编舟计划（日语：舟を编む）（2013）
简介：电影讲述了编辑松本想要出版一本汉语词典，但他最器重的老编辑却要退休了，此时编辑部却只剩下做事浮躁的刺头、敷衍的临时工，松本为了完成他毕生的心血，在其他部门找来了一个内向、怕生但却对文字非常敏感的青年一起花费 15 年的心力......从这部电影你能看到编纂词典的过程，也能看到语言学家对词语的热爱与执著，结合了生活里的热爱和挫折，不失为一部好电影。
没有青春的青春(英语：Youth Without Youth)（2007）
简介：1938年，年逾七十的哲学教授多米尼克•马泰本打算自杀，却被闪电突然击中。严重烧伤的多米尼克得到了罗马尼亚医生斯坦库里斯库教授的救治，痊愈后，多米尼克竟发现自己返老还童，并分裂出另外人格。不仅如此，多米尼克还具有梦中学习、透视、意念移物等特异功能。为了躲避纳粹医生鲁道夫的追踪，多米尼克化名辗转于瑞士、罗马尼亚、马耳他、印度等地，直到二战结束。六十年代，某次登山时多米尼克遇见一名叫做维拉尼卡的女子，与他年轻时的未婚妻劳拉一模一样。维拉尼卡及朋友山中遇险，被多米尼克救治后便拥有了梦中追溯语言起始的能力，却因此加速衰老。多米尼克一方面希望维拉尼卡助他完成语言及时间起源的著作，一方面又不愿看到爱人因此早夭，矛盾中痛苦不已…
异星入境(英语：Arrival)（2016）
简介：地球的上空突然出现了十二架贝壳状的不明飞行物，悬浮在十二个不同的国家的上空，外星人向人类发出了讯号，但人类却并不能够解读。美国军方找到了语言学家路易斯和物理学家伊恩，希望两人能够合作破解外星人的语言之谜。经过数次的接触，路易斯发现外星人使用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圆环状的文字，并逐渐了解了其中的奥妙。由于一直无法确定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真正目的，中国、俄罗斯等四国决定对外星人发起进攻，美方亦决定放弃研究将全部人员撤离，在这个节骨眼上，路易斯终于明白了外星人的意图，利用外星人赋予她的特殊的“武器”，路易斯以一人之力改变了未来。原小说《你一生的故事》作者特德·姜是个语言学爱好者，原小说就是架构在一条语言学假设之上的，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会影响乃至决定你的思维。正是基于这个假设，班克思博士学到七语之后，也学到了七肢桶独特的世界观，获得了“预测”未来的能力——她看到了未来与丈夫离婚、女儿早逝。这时她所面临的抉择又牵涉了另一个哲学问题，即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便是作者为什么一再地在原小说中讨论到“费马大定理”。作者说道，“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预知未来。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自由意志存在，是因为我们直接体验过它。意志是个人意识的本质部分。”

关键词汇

ambiguity（歧义）：一段语言表达具有多种语意，可能因词汇或是句法结构的性质而产生。
algorithm（算法）：解决已知问题类型的正规方法，遵循此过程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aphasia（失语症）：因疾病或创伤造成的大脑损伤，导致任何形式的语言失常。
attentional process（注意历程）：个体受刺激后到处理刺激的心智历程。
audience design（听众设计）：不只需要考虑一句话是否合乎文法，还需要考虑到“交谈的情境”。针对不同的目标听众设计出相应的内容与形式。
automatic process（自动历程）：不太需要注意力的心智历程，一般情况下，一般人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自动历程。与控制历程(controlled process)相对。
automatized； automatization（自动化）：一个心智历程由控制历程转变为自动历程的过程。
babbling（牙牙学语期）：儿童借由逐步模仿生活中接收到的语音讯息，尝试练习发音的过程。
basic level category（基本层次概念）：指在生活中思考或实际操作时常使用到的概念，例如苹果。
bound morpheme（附着词素）：不能单独使用的词素，与自由词素(free morpheme)相对。
Broca's aphasia（布洛卡失语症）：因大脑额叶布洛卡区(Broca's area)受损所引起的失语症，患者在语言的表达上有困难。
categorization（分类）：是指将事物分派到某个概念的历程。
cognition（认知）：个体对于外界事物进行了解的过程。包含内容及历程两个成分。
cognitive process（认知历程）：个体利用长期记忆中的讯息（知识）去达成特定目的或完成某项事务的过程。包含感知、记忆、使用语言、抽象思考、解决问题、创造知识等。
cognitive psychology（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中的心理学范畴，主要是研究心智功能，着重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运用知识去形塑了解经验。
cognitive science（认知科学）：研究讯息操纵与处理的学门，包含知识的取得以及其他相关的机制。范畴包含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
controlled process（控制历程）：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心理资源的心智历程。与自动历程(automatic process)相对。
convergent thinking（聚敛性思考）：一种收集各方不同资讯以获取答案的思考方式，又称定向思考(directed thinking)。与扩散性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相对。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沟通式教学重视学习者整体语言能力发展及语言使用的语言教学观，自 1980 年代起取代各教学法成为主流。
component process（成分历程）：组成整个认知历程的各个子历程，包含依序历程与平行历程。
concept（概念）：是用以代表某个类别整体的一组相关属性
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法则）：要求谈话者遵循一致认同的方向与目的谈话，使沟通能够恰如其分、不脱语境地达成目标的一套准则，包含相关、品质、数量、风格。
core（核心）：组成某个概念最重要的属性。
creativity（创造力）：一个人能够在特定情境下生产出新颖、适当的想法或产品的能力。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论的假说，关于人是否存在一个语言学习的关键年龄段。
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考，又译慎思明辨）：是评估资讯与推理方式是否准确、重要的过程。
derivational morpheme（衍生词素）：可以改变词类或影响语意的词素。
descriptive grammar（描述语法）：对语言的结构及使用，逐一记录、归纳而成的一套语言规律。与规范语法(prescriptive grammer)相对。
difference-reduction method（差异消除法）：借由设法逐渐减少目前状态及目标状态的差距来解决问题的策略。
discreteness（分立性）：人类语言的特性之一：语言可以分成更小的单位。
displacement（超越时空性）：人类语言的特性之一；语言的内容未必与此时此地相关。
divergent thinking（扩散性思考）：未必遵循严谨逻辑推论，但可能够得到各种潜在答案的思考方式。与聚敛性思考(convergent thinking)相对。
dual-coding theory（双代码理论）：心理表征包含了形码与意码两种符码(Code)的形式。
exemplar strategy（范例策略）：借由概念中已知例子，比对新例子与那些已贮存范例之间的相似性。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第一语言习得）：儿童学会母语的过程，或语言学中研究该过程的分支学科。
frame（框架）：决策过程中对于一项选择的特定叙述，可能影响决策者的最终决策。
framing effect（框架效应）：决策者看待某选择的角度会受到框架影响，进而影响最终决策，是一种认知偏差。
free morpheme（独立词素）：可以单独使用的词素。与附着词素(bound morpheme)相对。
functional fixednes（功能固着）：对于物体的功能、作用，因为受过去经验所局限的僵化现象。
grammar（语法）：又译文法。在语言学终止的事人类永以诠释及组成字词中的语言规则或类别的一套内部心理系统。
greedy algorithm（贪婪算法）：在每个子问题之下选择最好的步骤，最终可以解决母问题的算法。
heuristics（捷思法）：人类根据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用以非正规、投机解决问题的心智捷径；有时可以解开问题，有时则否。
hypothesis testing（假设检验）：借由检视概念中已知例子，统整出共同的属性，来假设这些共同属性是构成概念的特征。
ill-defined problem（定义不良的问题）：部分因素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与定义良好的问题(well-definedproblem)相对。另参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
imaginal thought（心像思考）：比较偏向“视觉图形”的思考。
inflectional morpheme（屈折词素）
insight（顿悟）：突然领悟到了已知资讯的关系，进而想出答案的状态。
interlanguage（中介语）：习者母语和目标语言的影响。
language acquisition（语言习得）：个体掌握一个语言的过程，语言包含词汇、语法等部件，并包含个体能够理解该语言，及以该语言表达的能力。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语言习得装置）：人类学习语言有其独特的一套机制。
language comprehension（语言理解）：人类理解语言讯号中所蕴含的意义。
language production（语言产出）：人类将想法转换成语言并表达出来的过程。
lexicon（词汇）：又译词库，心理上对于字汇的类别（词性）、意义、音韵表征等资讯内容的集合体。
linguistic competence（语言能力）：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又称沟通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包含语法(grammar)、篇章(discourse)、社会语言(sociolinguistics)以及策略(strategy)四大面向。
linguistics（语言学）：研究语言各部分组成、功能及应用的学科。
linguistic determinism（语言决定论）：较为激进的主张，认为语言结构完全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和推断这个世界。
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相对论）：较为温和的主张，认为个体所说语言的结构，会影响个体如何思考这个世界。
means-ends analysis（手段─目的分析）：对于每个子问题，找出与目标最大的差异，然后把消除这个差异作为待解决的子问题。
mental image（心理意象）：在脑中所模拟的图形，也就是所谓的“心像”。
mental representation（心理表征）：为长期储存于脑中的知识，包含图像型与意义型的心理表征。
mental rotation（心理旋转）：于脑中所模拟的图形进行旋转或翻转等移动。
mental scaning（心像扫描）：对于脑中所模拟的图形进行扫描检视。
mental set（心向）：因既存习惯、心态、及经验的影响，导致有使用解决过去问题的思维来看待新问题的倾向。
morpheme（词素）：又译语素、义基。语言中携带意义或是语法功能的最小单位。
morphology（构词学）：又译词法学、形态学。语言学中研究词汇及单词的类别与构成的分支科目。
naming explosion（命名爆发期）：幼儿约自 18 个月大开始，到 6 岁左右，字汇数量快速增加的期间。
neurolinguistics（神经语言学）：探讨语言在大脑与神经系统中处理的过程。
one-word/holophrastic stage（单词阶段）：约 1 到 1 岁半。婴儿通常会将最重要的一个词直接表达出来。
overextension（过度延伸）：学会某个词汇后，将这个词汇延伸用到其他相关的概念上。
overgeneralizaiton（过度类化）：构词阶段，会将学到的规则规律地用在所有同类的词汇上。
parallel process（平行历程）：两个以上，可以同时处理的心智过程。与依序历程(serialprocess)相对。
phonetics（语音学）：语言学中研究语音分类、发音、声学与听觉感知的分支科目。
phoneme（音素）：又译音位。指人脑处理某一语言的语音时，所使用最基本、最简洁的心理单位；不同的音位将会造成语意的差异。
phonology（音韵学）：又译声韵学、音位学、音素学。语言学中研究音素的排列与性质的分支科目。
phrase（词组，又称词组）：具有特定结构的一组词，由中心语(head)、补语(complement)、标示语(specifier)等成分组成。
pragmatics（语用学）：语言学中研究语言在沟通情境中使用与理解的分支科目。 [另见→] 语言学(linguistics)、语意学(semantics)
prescriptive grammar（规范语法）：对语言使用的正确、美善进行人为规范的一套判准。与描述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相对。
problem representation（问题表征）：表达问题的方式；会影响到问题解决。
problem solving（问题解决）：借由定义初始与目标状态，采行一套操作程序以达成目的的过程。
problem space（问题空间）：问题解决的规模，由初始状态、目标状态及操作程序决定大小。
propositional thought（命题性思考）：比较偏向“语文句子”的思考。
prototype（原型）：我们想到某个概念时，脑海中经常浮现的典型例子。
psycho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从心理学出发，探讨在语言产出与理解过程中的心理表征与心智历程的语言学分支学科。
reaction time（反应时间）：个体从接受刺激开始，到做出预定反应为止的时间长度，也被认为是心智历程所需的进行时间。
Sapir-Whorf hypothesis or Whorfian hyphothesis（萨皮尔─沃夫假说）：关于语言是否影响人类思考及世界观的一套假说，包含较强烈的语言决定论及较温和的语言相对论。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第二语言习得）：一般人掌握其他外国语言或第二语言的过程，以及语言学中研究人如何习得母语之外语言的分支科目。
self-fulfiliing prophecy（自我实现预言）：人先入为主的判断影响其行为，而使的判断最后真的实现。
semantics（语意学）：语言学中研究词汇、语句意义的分支科目。
serial process（依序历程）：两个以上，必须依序执行的心智过程。与平行历程(parallelprocess)相对。
socio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探讨语言使用的形式在不同言谈场合与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statement（命题）：由概念所组成，在推理时，可借由命题来进行逻辑思考。
Stroop effect（史楚普效应）：刺激与反应间互相干扰的过程，可解释干扰对反应时间的影响。
subordinate category（下层概念）：比基层概念概括性更低、更具体的概念，例如富士苹果。
subtraction method（减算法）：过反应时间差异计算个别心智历程所需时间，以探讨心智历程速度的实验方法。
superordinate category（上层概念）：最概括且涵盖范围最大的概念，例如水果。
syntax（句法；句法学）：又译语法（学）。可指人类处理及构成语句的分类与规则系统，或是语言学中研究语句构成的分支科目。
telegraphic stage（电报语句阶段）：约 2 岁至 3 岁。幼儿具有字序的概念，不过在他们的语汇中常常会省略掉附着语素或是文法虚词；很像早期打电报时字斟句酌讲求重点一般，因此称为“电报语句阶段”。
think-aloud protocols（自语式）：研究者在研究人的问题解决时，要求实验参与者把实验过程中的思考以言语表达出来的作法。把过程中的思考以言语表达出 thinking（思考）见认知历程(cognitive process)
two-word stage（双词阶段）：约 1 岁半到 2 岁。此时婴儿初步具有文字顺序的概念，会将某些词汇稍加组合。
underextension（延伸不足）：对于词汇的使用范围，比起实际该词指涉的范围还要小。
Universal Grammar, UG（普遍语法）：对所有语言都适用的一套完整认知系统，包含语言的共通性及参数设定。
visual neglect（视觉忽略）：是指患者因脑部受损而导致部分的视野被忽视。
vocal organ（发声器官）：个体用于发出语音的器官，包含肺、声带、鼻腔，口腔等。
Wernicke's aphasia（韦尼克失语症）：大脑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受损所引起的失语症，患者对语句的意义理解和表达有困难。
word（单词）：语言中最小的自由形式(free form)。
working backward（倒推法）：借由从目标状态推回起始状态的问题解决策略。

参考资料

专书著作或书籍章节

Anderson, J. R. （2015）.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Worth Publishers, 8th ed.
Brown, H. D. & H. Lee （2015）.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NY： Pearson, 4th ed.
Cormen, T. H., Leisereon, C. E., Rivest, R. L. & Stein, C. （2009）.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rd ed.
FromKin, V., R. Robert, N. Hyams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Boston： Wadsworth, 10th ed.
Gerrig, R. J. （2013）. Psychology and Life. Boston, MA： Pearson, 20th ed.
Holmes, J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Harlow： Pearson, 4th ed.
Larson-Freeman, Diane & Marti Anderson （2011）. Techniques &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O'Grady, W., J. Archibald （2011）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Analysis. Toronto： Pearson, 7th ed.
Bloomfield, Leon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4.
Chakrabarti, Byom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ntal=== and Bengali. Calcutta: K.P. Bagchi & Co. 1994. ISBN 978-81-7074-128-2.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Gode, Alexander. Interlingua-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51.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Forgotten Books. 2008 [1651].（原始内容存档于 2010-05-16）.
Holquist, Michael. Introduction. （编） Bachtin, Michail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Kandel, ER; Schwartz, JH; Jessell, TM.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fourth.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ISBN 978-0-8385-7701-1.
Katzner, K.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McArthur, T. The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y press. 1995.
Saussure, Ferdinand de; Harris, Roy, Translator. Bally, Charles; Sechehaye, Albert, 编.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3 [1913]. ISBN 978-0-8126-9023-1.
Zvelebil, Kamil. The smile of Murugan on Tamil literature of South India. Leiden: Brill. 1973
Bear, M. F., Connors, B. W., & Paradiso, M. A. （2016）. Neuroscience: exploring the brain. Fourth edition. Philadelphia: Wolters Kluwer.
Jeanne Ellis Ormrod 著，白惠芳译，《教育心理学：学习者的发展与成长》（台北：洪叶文化，2011 年）。
Michael W. Eysenck, Mark T. Keane 著，李素卿译，《认知心理学》（台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S. Nolen-Hoeksema, B. Fredrickson, G. Loftus, W. Wagenaar 等著，危芷芬、田意民、何明洲、高之梅等译，《心理学导论》（台北：新加坡商圣智学习，2011 年）页 283-322。
赖惠德著，《心理学：认知、情绪、行为（初版）》（台北：双叶书廊，2016 年），〈第 8 章语言、认知与创造力〉，页 203-225。
苏以文、毕永峨编，《语言与认知》（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年），蔡素娟著，〈音韵的认知基础及对文化的影响〉，页 177-202。
谢国平（2016 ）。语言学概论（三版）。三民。
苏以文、毕永峨编，《语言与认知》（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年），叶素玲著，〈文字辨识〉，页 289-320。
苏以文、毕永峨编，《语言与认知》（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 年），毕永峨著，〈语言使用与语法化〉，页 263-288。
Jeanne Ellis Ormrod 著，白惠芳译，《教育心理学：学习者的发展与成长》（台北：洪叶文化，2011 年）。
理察˙保罗、琳达˙埃尔德（2006）。〈前言〉、〈序论〉。[乔苒、徐笑春译]。载于:批判性思维：思维、写作、沟通、应变、解决问题的根本技巧。新星出版社。
Stella Cottrell 著，乔苒、郑淑芬译，《问对问题，找答案—批判性思考的智慧学（初版）》（台北市：寂天文化，2007 年），〈语汇表〉；〈范例：运用语汇进行论证评估〉；〈第一章什么是批判式思考？〉。
黄展骥（1971）。谬误与诡辩：思想方法的原理及其应用（21–22页）。蜗牛丛书。
李天命（2010）。杀闷思维（最终定本，115页）。明报。
郑丽玉、陈秀蓉、危芷芬、留佳莉等（2006）。心理学（第134页）。五南出版社。
Deirdre Barrett（2010）。绑架本能的世界：影响所有决定的“超常刺激”理论（陈雅云译）。究竟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10年）
彭聃龄（1991）。语言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期刊论文

Antonietti, A., B. Colombo. （2011）. "Mental Imagery as a Strategy to Enhance Creativity in Children."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31（1）, 63-77.
Antonova-U Nlu , E., & Wei, L. （2014）. "Aspect acquisition in Russian as the weaker language：Evidence from a Turkish-Russian chi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0（2）, 210-228.
Baron, J. Thinking and deciding 4th ed.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unetti, M., M.G. Perrucci , M.R. Di Naccio , A. Ferretti , C. Del Gratta , C. Casadio & G.L. Romani. （2014）. "Framing deductive reasoning with emotional content： An fMRI study." Brain and Cognition, 87：153–160.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Chung, K. K., C. S. Ho. （2009）.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Dyslexia： What Are the Reading-Related Cognitive Skills That Contribute to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 Reading?"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3（3）, 195-211.
Costa A, Foucart A, Hayakawa S, Aparici M, Apesteguia J, Heafner J, et al. （2014） "Your Morals Depend on Language." PLoS ONE 9（4）： e94842. doi：10.1371/journal.pone.0094842 Damer, T. Edward. Confusion of a Necessary with a Sufficient Condition. Attacking Faulty Reasoning 4th.
Hull, Shawnika J., and Yangsun Hong. “Sensation Seeking as a Moderator of Gain- and Loss-Framed HIV-Test Promotion Message Effec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 21, no. 1, 2015, pp. 46–55., https://doi.org/10.1080/10810730.2015.1033113.
Wadsworth. 2001： 150.
Donald Redelmeier, Joel Katz, Daniel Kahneman. 2003
Kahneman, D.; Tversky, A.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2, 3： 430–454.
Kaplan, I., Stolk, Y., Valibhoy, M., Tucker, A., & Baker, J. （2015）. Cognitive assessment of refugee children： Effects of trauma and new language acquisition.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53（1）, 81-109.
McMahon, Sean R. & Cameron M. Ford. （2013）. "Heuristic Transf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69–83.
van Overwalle, Frank, Kris Baetens , Peter Mariën & Marie Vandekerckhove （2014）.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sis of over 350 fMRI studies."NeuroImage 86：554–572.
Rodero, E. （2010）. "See It on a Radio Story： Sound Effects and Shots to Evoked Imagery and Attention on Audio Fi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4）, 458-479.
Rommers, J., A.S. Meyer, F. Huettig. （2013）. "Object Shape and Orientation Do Not Routinely Influence Performance During Language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1）, 2218-2225.
Seo, K., J. Dillard （2016）.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7.
Shepherd L. & A. Kuczynski. （2009）. "The Use of Emotive Imagery and Behavioral Techniques for a 10-Year-Old Boy's Nocturnal Fear of Ghosts and Zombies." Clinical Case Studies, 8（2）, 99-112.
Stephen M. Kosslyn & Robin S. Rosenberg （2014）. Introducing Psychology： Pearson 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 Brain, Person, Group. NY： Pearson, 4th ed. P226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481）： 453–458.
White, Lee C. , Emmanuel M. Pothos & Jerome R. Busemeyer. （2014）. "Insights from quantum cognitive models for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4：229–238.
Yearsley, James M. & Jerome R. Busemeyer. （2015）. "Quantum cognition and decision theories： A tutorial."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Wolfgang Enard, Molly Przeworski, Simon E. Fisher, Cecilia S. L. Lai, Victor Wiebe, Takashi Kitano, Anthony P. Monaco & Svante Pääbo. "Molecular evolution of FOXP2, a gene involved in speech and language." Nature volume 418, pages 869–872 (22 August 2002)
吴昭容、徐千惠，〈儿童如何在重复中找到规律？重复样式的概念性与程序性知识〉，《教育科学研究期刊》55（1）（2010 年，台北）页 1-25。
吴昭容、严雅筑，〈样式结构与回馈对幼儿发现重复样式的影响〉，《科学教育学刊》16（3）（2008 年，台北）页 303-324。
陈仪璇，〈国中补校成人学生批判思考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社会教育学刊》（1996 年，台北）页 253-272。
黄博圣、陈学志、刘政宏，〈“中文词汇远距联想测验”之编制及其信、效度报告〉，《测验学刊》59（4）（2012 年，台北）页 581-607。
颜林海，〈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34（2）（2007 年）页 106-110。

硕博士论文

林欣仪，〈以认知神经心理学的观点探讨写字困难学童之写字历程缺损—个案研究分析〉，《中原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6 年）。
徐嬿婷，〈在多媒体学习环境中思考风格对心理学习历程与学习成效之影响〉，《国立中正大学资讯管理所硕士论文》（2007 年）。
陈昱君，〈学龄前特定型语言障碍儿童新词学习与音韵处理能力之探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博士论文》（2002 年）。
陈玉杰，〈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探讨学前儿童对图像的辨识之研究〉，《南华大学应用艺术与设计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11 年）。
陈怡伶，〈一位重度失语症病患之语言损伤研究：应用 PALPA 测验比较听觉及视觉输入表现之差异〉，《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听力学与语言治疗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 年）。
黄婉婷，〈思考-语言-沟通障碍评量表台湾中文版之信度与效度评估〉，《长庚大学职能治疗学系硕士论文》（2011 年）。
韩睿，〈成年人的视觉心像产生及维持历程〉，《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硕士论文》（2015 年）。
廖怡莹，〈不同思考风格之学童的创造思考历程与科学创造力表现〉，《国立花莲教育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文》（2006 年）。
蒋淑慧，〈不同思考风格学童的科学思考能力比较之研究〉，《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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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Broca, P. （1861）. Remarks on the Seat of the Faculty of Articulated Language, Following an Observation of Aphemia (Loss of Speech).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6, 330–357.
↑ Noggle, Chad A. Arcuate Fasciculus. (编) Goldstein, Sam.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11: 141–141. ISBN 978-0-387-79061-9. doi:10.1007/978-0-387-79061-9_179 （英语）.
↑ Stinnett, Taylor J.; Reddy, Vamsi; Zabel, Matthew K. Neuroanatomy, Broca Area.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1. PMID 30252352.
↑ ^4.0 ^4.1 （英文）Broca's Area - an overview．Science Direct．于2021年3月17日查阅．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同一name（名称）“:1”以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 Henseler I, Regenbrecht F, Obrig H (March 2014). "Lesion correlates of patholinguistic profiles in chronic aphasia: comparisons of syndrome-, modality- and symptom-level assessment". Brain. 137 (Pt 3): 918–30. doi:10.1093/brain/awt374. PMID 24525451.
↑ Damasio, A. R. Aphas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2-02-20, 326 (8): 531–539 [2020-12-20]. ISSN 0028-4793. PMID 1732792. doi:10.1056/NEJM1992022032608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8）.
↑ Bayles, K. Neuroplasticity: Implications for Treating Cognitive-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SHA Convention, 19 November 2010. 2010.
↑ https://dictionary.apa.org/dyslexia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599096/#:~:text=There%20are%20at%20least%20two,common%20of%20the%20two%20types.
↑ https://www.rainbowkids.org.tw/WordPress/rkblog/2017/02/08/%E9%96%B1%E8%AE%80%E9%9A%9C%E7%A4%99/
↑ 全球医院网（2016），发育性口吃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
↑ 台大医院神经部，原发性颤抖症。
↑ Pagnozzi, A. M., Conti, E., Calderoni, S., Fripp, J., & Rose, S. E.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ructural MRI biomarker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machine learning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71, 68-82.
↑ Gudlin, M., Ivanković, I., & Dadić, K. (2022). Robots used i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 Development (AJMRD), 4(03), 33-39.
↑ Cleveland Clinic - Speech Therapy
↑ St. Jude - Speech-Language Therapy
↑ BMJ - Language and language disorders
↑ 赖惠德（2016）。心理学：认知.情绪.行为。台北市：双叶书廊。
↑ Ritter, S., Barrett, D. G., Santoro, A., & Botvinick, M. M. (2017, July). Cognitive psychology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A shape bias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p. 2940-2949). PMLR.
↑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pj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5, 975-979.
↑ Mack, A., & Rock, I. （1998）.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The MIT Press.
↑ 郑昭明（2006）。认知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台北市:桂冠
↑ Kuo,W.J., T. Sjostrom, Y.P. Chen, Y.H.Wang & C.Y. Huang （2009）.Intuition and deliberation: two systems for strategizing in the brain. Science 324（5026）, 519-522.doi: 10.1126/science.1165598
↑ Donders, F. C. （1868）. Over de snelheid van psychische processen. Onderzoekingen gedaan in het Physiologisch Laboratorium der Utrechtsche Hoogeschool （1968–1869）, 2, 92-120..
↑ Donders F. C. （1969）. On the speed of mental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30, 412-431.
↑ 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4th Edition)（李素卿译）。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0）
↑ Barrett, L. F., Quigley, K. S., Bliss-Moreau, E., & Aronson, K. R. （2004）. Interoceptive sensitivity and self-report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84–6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7.5.684
↑ Ganor-Stern, D., & Tzelgov, J. （2008）. Across-notation automatic numeric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4（2）, 430–437. https://doi.org/10.1037/0278-7393.34.2.430
↑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 643–662. https://doi.org/10.1037/h0054651
↑ Watson, J. M., & Strayer, D. L. （2010）. Supertaskers: Profiles in extraordinary multitasking abilit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7（4）, 479–485. https://doi.org/10.3758/PBR.17.4.479
↑ Sanbonmatsu, D. M., Strayer, D. L., Medeiros-Ward, N., & Watson, J. M. （2013）. Who multi-tasks and why? Multi-tasking ability, perceived multi-tasking ability, impulsivity, and sensation seeking. PloS one, 8（1）, e5440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4402
↑ Tomasello, M. 1996. The cultural roots of language. In Velichkovsky, B. M. and D. M. Rumbaugh (eds), Communicating Meaning.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ahwah, NJ: Erlbaum, pp. 275-307.
↑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83.
↑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https://doi.org/10.1016/j.jml.2015.11.004
↑ Kikuchi, T., Morizane, A., Doi, D., Magotani, H., Onoe, H., Hayashi, T., Mizuma, H., Takara, S., Takahashi, R., Inoue, H., Morita, S., Yamamoto, M., Okita, K., Nakagawa, M., Parmar, M., & Takahashi, J. （2017）. Human iPS cell-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function in a primate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 Nature, 548（7669）, 592–5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3664
↑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886260514540808
↑ de Bruin, A., Treccani, B., & Della Sala, S.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 99–1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7866
↑ Slevc, L. R., Davey, N. S., & Linck, J. A. （2016）. A new look at “the hard problem” of bilingual lexical access: Evidence for language-switch costs with univalent stimuli.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8（4）, 385–395.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6.1152274
↑ Levi S. （2018）. 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Bilingualism (Cambridge, England), 21（3）, 523–536. https://doi.org/10.1017/S1366728917000153
↑ https://www.neurology.org/doi/pdf/10.1212/WNL.0b013e3181fc2a1c
↑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20078/
↑ Alladi, S., Bak, T. H., Duggirala, V., Surampudi, B., Shailaja, M., Shukla, A. K., Chaudhuri, J. R., & Kaul, S. (2013). Bilingualism Delays Age at Onset of dementia, Independent of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Status. Neurology, 81(22), 1938–1944. https://doi.org/10.1212/01.wnl.0000436620.33155.a4
↑ https://www.oecd.org/pisa/OECD_2022_PISA_Results_Comparing%20countries’%20and%20economies’%20performance%20in%20mathematics.pdf
↑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11/j.1467-9280.1995.tb00305.x
↑ Vuolo, M. （2013）. What happens when a language has no numbers? Slate.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3/10/piraha-cognitive-anumeracy-in-a-language-without-numbers.html
↑ 《网络社会学通讯》第 67 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67/67-30.htm
↑ Francey, G.& Cain, K. （2015）. Effect of imagery training o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pronoun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8（1）, 1-9. https://doi.org/10.1080/00220671.2013.824869
↑ Boerma, I. E., Mol, S. E., & Jolles, J. （2017）.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mentalizing, expressive verbal ability, and print exposure in third and fourth gr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3）, 179–193. https://doi.org/10.1080/10888438.2016.1277727
↑ Rommers, J., Meyer, A. S., Praamstra, P., & Huettig, F. （2013）. The contents of predi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ctivation of the shape of objects before they are referred to. Neuropsychologia, 51（3）, 437–44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2.12.002
↑ Zwaan R. A. （2014）. Replic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power and precision: a response to Rommers, Meyer, and Huettig （2013）.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305–3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509634
↑ 实验证实患有“心盲症”的人不会出现恐惧的感受――明日科学
↑ Keogh, Rebecca; Pearson, Joel. The blind mind: No sensory visual imagery in aphantasia (PDF). Cortex. 2018, 105: 53–60 [2019-03-30]. PMID 29175093. doi:10.1016/j.cortex.2017.10.012
↑ Seo, K., & Dillard, J. （2019）.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7）, 891–90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626979
↑ Rodero, E.& Pérez, X. S.（2010）. Ficción radiofónica: cómo contar una historia en la radio. Madrid: Instituto Radio Televisión Española.
↑ Van Overwalle, F., D'aes, T., & Mariën, P. （2015）.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12）, 5137–5154. https://doi.org/10.1002/hbm.23002
↑ McMahon, M. & Garrett, M. （2015）. A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Examination Items to Promote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In Proceedings of Global Learn Berlin 2015: Glob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pp. 175-184). Berlin, Germany: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21 from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150861/.
↑ Crossley, S. A., Allen, L. K., Kyle K.& McNamara, D. S. （2014）. Analyzing discourse processing using a simpl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 Discourse Processes, 51（5-6）, 511-534. https://doi.org/10.1080/0163853X.2014.910723
↑ Crossley, S. A.& McNamara, D. S. （2014）. Does writing development equal writing quality?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L2 learner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6, 66-79.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14.09.006
↑ Cardie, C. （2017）. Keeping Apace with Progres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WSDM '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293. DOI:https://doi.org/10.1145/3018661.3022745
↑ Goldberg, S. B., Flemotomos, N., Martinez, V. R., & Seal, M. L. (2020).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lliance as example use case. Psychological Methods
↑ 林清山（1989）。习惯化、原则化和自动化认知历程与脑侧化的关系及其对简单乘法加法作业和黑蓝圆点相加作业的影响。教育心理学报，（22），99-114。doi:10.6251/BEP.19890601.4
↑ 许家骅（2011）。历程导向设计及学习策略中介教导对个体不同层次数学解题学习潜能开展效益影响之动态评量研究。教育心理学报，43（1），127-154。
↑ 吴昭容、徐千惠（2010）。儿童如何在重复中找到规律？重复样式的程序性与概念性知识。教育科学研究期刊，55（1），1-25。
↑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David Carroll 1986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 ^65.0 ^65.1 ^65.2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Eysenck Keane 2005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 ^66.0 ^66.1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Tserdanelis Wong 2004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 Anderson, John R. Kognitive Psychologie.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Heidelberg 1996 (2nd edition), 353.
↑ 朱红梅（2004）。母语思维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4），524-525。
↑ 马菊青（2005）。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语义发展规律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06-109。
↑ 李俏（2005）。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的认知心理学探讨。课程.教材.教法，25（11）。
↑ Krashen, S. D.（1981）.。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 曾月红（2000）。儿童英语文教学---全语文观点。台北：五南。
↑ 张湘君（1999）。Krashen 之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其对台湾国小英语教学之启示。台北师院国民教育，42（5），37-42。
↑ Schumann, J.（1978）.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靳洪刚（1994）。语言发展心理学。台北：五南。
↑ 曾月红（2000）。儿童英语文教学---全语文观点。台北：五南。
↑ Ellis,R.（1994）.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st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oking into Classrooms, Good and Lavigne, 2017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mono/10.4324/9781315627519/looking-classrooms-thomas-good-alyson-lavigne
↑ Romero-Martín, M. R., Gelpi Fleta, P., Mateu Serra, M., & Lavega i Burgués, P. (2017). Influencia de las prácticas motrices sobre el estado emocional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Revista International de Medicina y Ciencias de la Actividad Fisica y del Deporte, 2017, vol. 17, núm. 67, p. 449-466 https://repositori.udl.cat/handle/10459.1/65113
↑ 《TESOL Journal Volume 8, Issue 2》(2017.6)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nneagram on Adult ESOL Student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tesj.281
↑ WIKIPEDIA 九型人格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9%9D%E5%9E%8B%E4%BA%BA%E6%A0%BC
↑ Chambers, J. K., & Trudgill, P. (1998).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hl=zh-TW&lr=&id=9bYV43UhKssC&oi=fnd&pg=PR9&dq=Chambers+%26+Trudgill+1980&ots=qltO61Zuj7&sig=PoLHDbhfX-27F6lJH-sIMU3xl-0&redir_esc=y#v=onepage&q=Chambers%20%26%20Trudgill%201980&f=false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iral.1972.10.1-4.209/html
↑ Teachers’ accounts of learners’ engagement and disaffec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na Mystkowska-Wiertela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71736.2020.1800067
↑ Change of Language, Change of Personality?(2011).Grosjean F..Psycology Today
↑ Two Languages, Two Personalities? Examining Language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in a Bilingual Context(2010). , Bond, MH, Chen, SX.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1514-28
↑ Ingalhalikar, M. et al. (2013).Sex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of the human brain. PNAS.
↑ 杨淑兰（2001）。从心理语言学观点看口吃与词类的关系。中华民国听力语言学会杂志，（16），1-19。doi:10.6143/JSLHAT.2000.11.10
↑ 吴娴（2005）。从脑伤病人之研究简介语文材料中的单字处理历程。应用心理研究，119-140。]
↑ [施益𣲗、林佳蓉、何宏祥（2017）。轻-中度失语症个案认知能力之探讨与分析。澄清医护管理杂志，8-14。]
↑ 邱新惠（2016）。失语症和认知能力的探讨。台湾听力语言学会杂志，49-59。
↑ 谢佳睿（2012）。中学数学实习教师之数学教学概念心像探究－以学生数学思考面向为例。中等教育，63（3），48-67。doi:10.6249/SE.2012.63.3.04
↑ 陈玉杰（2011）。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探讨学前儿童对图像的辨识之研究。南华大学应用艺术与设计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嘉义县。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mfsu4q
↑ 韩睿（2015）。成年人的视觉心像产生及维持历程。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硕士论文，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3un734
↑ [周珍、连四清（2005）。中学生心理旋转能力的发展及其与智力的相关性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62），69-72。]
↑ 赵晓妮、游旭群（2007）。场认知方式对心理旋转影响的实验研究。应用心理学，13（4），334-340。]
↑ 廖怡盈（2006）。不同思考风格之国小学童的创造思考历程与科学创造力表现之个案研究。国立花莲教育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花莲县。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33r2y
↑ 蒋淑慧（2007）。不同思考风格学童的科学思考能力比较之研究。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twzdfy
↑ 黄幸美（2001）。儿童解决数学及自然科学问题的问答讨论与类比推理思考之研究。教育心理学报，32（2），123-144。http://utaipeir.lib.utaipei.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3120
↑ 江淑卿（2001）。儿童类比推理能力的学习潜能评估研究。教育心理学报，33（1），47-64。doi:10.6251/BEP.20010521
↑ 江淑卿（2006）。儿童归纳推理学习潜能评估系统之发展研究。教育心理学报，38（2）, 105-129。
↑ 张万英（2006）。试论创造性思维的训练。理论月刊，2006（1），103-104。
↑ 陈学志、洪素𬞟、许祎芳、邱皓政、关秉寅、詹志禹（2009）。扩散性思考与聚敛性思考的交会：有限解答之扩散性思考测验之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4（4）, 29-62。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2073753X-200912-201308190020-201308190020-29-62
↑ 黄博圣、陈学志、黄鸿程、刘政宏（2009）。“词汇联想策略扩散性思考测验”之编制。测验学刊，56（2），153-177。doi:10.7108/PT.200906.0153
↑ 邱发忠（2010）。“词汇概念联结测验”──创造潜能测量工具的发展。测验学刊，57（2），295-324。
↑ “语言决定行为模式》讲中文的人比说英文的人还会存钱？．TEDxTaipei（2014年3月5日）．于2024年4月12日查阅．
↑ 维基百科。Incubation (psychology)。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cubation_(psychology)
↑ Ut Na Sio, Thomas C Ormero(2009) Does incubation enhance problem solv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1), 94-120

[1] Broca, P. （1861）. Remarks on the Seat of the Faculty of Articulated Language, Following an Observation of Aphemia (Loss of Speech).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6, 330–357.

[2] Noggle, Chad A. Arcuate Fasciculus. (编) Goldstein, Sam.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11: 141–141. ISBN 978-0-387-79061-9. doi:10.1007/978-0-387-79061-9_179 （英语）.

[:0-3] Stinnett, Taylor J.; Reddy, Vamsi; Zabel, Matthew K. Neuroanatomy, Broca Area.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1. PMID 30252352.

[:1-4] 4.0 ^4.1 （英文）Broca's Area - an overview．Science Direct．于2021年3月17日查阅．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同一name（名称）“:1”以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5] Henseler I, Regenbrecht F, Obrig H (March 2014). "Lesion correlates of patholinguistic profiles in chronic aphasia: comparisons of syndrome-, modality- and symptom-level assessment". Brain. 137 (Pt 3): 918–30. doi:10.1093/brain/awt374. PMID 24525451.

[Damasio_1992-6] Damasio, A. R. Aphas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2-02-20, 326 (8): 531–539 [2020-12-20]. ISSN 0028-4793. PMID 1732792. doi:10.1056/NEJM1992022032608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8）.

[7] Bayles, K. Neuroplasticity: Implications for Treating Cognitive-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SHA Convention, 19 November 2010. 2010.

[8] ttps://dictionary.apa.org/dyslexia

[9] 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599096/#:~:text=There%20are%20at%20least%20two,common%20of%20the%20two%20types.

[10] ttps://www.rainbowkids.org.tw/WordPress/rkblog/2017/02/08/%E9%96%B1%E8%AE%80%E9%9A%9C%E7%A4%99/

[11] 全球医院网（2016），发育性口吃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

[12] 台大医院神经部，原发性颤抖症。

[13] Pagnozzi, A. M., Conti, E., Calderoni, S., Fripp, J., & Rose, S. E.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ructural MRI biomarker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machine learning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Neuroscience, 71, 68-82.

[14] Gudlin, M., Ivanković, I., & Dadić, K. (2022). Robots used in therapy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 Development (AJMRD), 4(03), 33-39.

[15] Cleveland Clinic - Speech Therapy

[16] St. Jude - Speech-Language Therapy

[17] BMJ - Language and language disorders

[18] 赖惠德（2016）。心理学：认知.情绪.行为。台北市：双叶书廊。

[19] Ritter, S., Barrett, D. G., Santoro, A., & Botvinick, M. M. (2017, July). Cognitive psychology for deep neural networks: A shape bias case stud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p. 2940-2949). PMLR.

[20]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pj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5, 975-979.

[21] Mack, A., & Rock, I. （1998）.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The MIT Press.

[22] 郑昭明（2006）。认知心理学:理论与实践。台北市:桂冠

[23] Kuo,W.J., T. Sjostrom, Y.P. Chen, Y.H.Wang & C.Y. Huang （2009）.Intuition and deliberation: two systems for strategizing in the brain. Science 324（5026）, 519-522.doi: 10.1126/science.1165598

[24] Donders, F. C. （1868）. Over de snelheid van psychische processen. Onderzoekingen gedaan in het Physiologisch Laboratorium der Utrechtsche Hoogeschool （1968–1869）, 2, 92-120..

[25] Donders F. C. （1969）. On the speed of mental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30, 412-431.

[26] 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4th Edition)（李素卿译）。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0）

[27] Barrett, L. F., Quigley, K. S., Bliss-Moreau, E., & Aronson, K. R. （2004）. Interoceptive sensitivity and self-report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84–6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7.5.684

[28] Ganor-Stern, D., & Tzelgov, J. （2008）. Across-notation automatic numeric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4（2）, 430–437. https://doi.org/10.1037/0278-7393.34.2.430

[29]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 643–662. https://doi.org/10.1037/h0054651

[30] Watson, J. M., & Strayer, D. L. （2010）. Supertaskers: Profiles in extraordinary multitasking abilit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7（4）, 479–485. https://doi.org/10.3758/PBR.17.4.479

[31] Sanbonmatsu, D. M., Strayer, D. L., Medeiros-Ward, N., & Watson, J. M. （2013）. Who multi-tasks and why? Multi-tasking ability, perceived multi-tasking ability, impulsivity, and sensation seeking. PloS one, 8（1）, e5440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4402

[32] Tomasello, M. 1996. The cultural roots of language. In Velichkovsky, B. M. and D. M. Rumbaugh (eds), Communicating Meaning.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ahwah, NJ: Erlbaum, pp. 275-307.

[33]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83.

[34]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https://doi.org/10.1016/j.jml.2015.11.004

[35] Kikuchi, T., Morizane, A., Doi, D., Magotani, H., Onoe, H., Hayashi, T., Mizuma, H., Takara, S., Takahashi, R., Inoue, H., Morita, S., Yamamoto, M., Okita, K., Nakagawa, M., Parmar, M., & Takahashi, J. （2017）. Human iPS cell-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function in a primate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 Nature, 548（7669）, 592–5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3664

[36] 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886260514540808

[37] Bruin, A., Treccani, B., & Della Sala, S.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 99–1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7866

[38] Slevc, L. R., Davey, N. S., & Linck, J. A. （2016）. A new look at “the hard problem” of bilingual lexical access: Evidence for language-switch costs with univalent stimuli.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8（4）, 385–395.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6.1152274

[39] Levi S. （2018）. 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Bilingualism (Cambridge, England), 21（3）, 523–536. https://doi.org/10.1017/S1366728917000153

[40] ttps://www.neurology.org/doi/pdf/10.1212/WNL.0b013e3181fc2a1c

[41] 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20078/

[42] Alladi, S., Bak, T. H., Duggirala, V., Surampudi, B., Shailaja, M., Shukla, A. K., Chaudhuri, J. R., & Kaul, S. (2013). Bilingualism Delays Age at Onset of dementia, Independent of Education and Immigration Status. Neurology, 81(22), 1938–1944. https://doi.org/10.1212/01.wnl.0000436620.33155.a4

[43] ttps://www.oecd.org/pisa/OECD_2022_PISA_Results_Comparing%20countries’%20and%20economies’%20performance%20in%20mathematics.pdf

[44] 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11/j.1467-9280.1995.tb00305.x

[45] Vuolo, M. （2013）. What happens when a language has no numbers? Slate.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3/10/piraha-cognitive-anumeracy-in-a-language-without-numbers.html

[46] 《网络社会学通讯》第 67 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67/67-30.htm

[47] Francey, G.& Cain, K. （2015）. Effect of imagery training o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pronoun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8（1）, 1-9. https://doi.org/10.1080/00220671.2013.824869

[48] Boerma, I. E., Mol, S. E., & Jolles, J. （2017）.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mentalizing, expressive verbal ability, and print exposure in third and fourth gr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3）, 179–193. https://doi.org/10.1080/10888438.2016.1277727

[49] Rommers, J., Meyer, A. S., Praamstra, P., & Huettig, F. （2013）. The contents of predi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ctivation of the shape of objects before they are referred to. Neuropsychologia, 51（3）, 437–44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2.12.002

[50] Zwaan R. A. （2014）. Replic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power and precision: a response to Rommers, Meyer, and Huettig （2013）.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305–3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509634

[51] 实验证实患有“心盲症”的人不会出现恐惧的感受――明日科学

[52] Keogh, Rebecca; Pearson, Joel. The blind mind: No sensory visual imagery in aphantasia (PDF). Cortex. 2018, 105: 53–60 [2019-03-30]. PMID 29175093. doi:10.1016/j.cortex.2017.10.012

[53] Seo, K., & Dillard, J. （2019）.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7）, 891–90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626979

[54] Rodero, E.& Pérez, X. S.（2010）. Ficción radiofónica: cómo contar una historia en la radio. Madrid: Instituto Radio Televisión Española.

[55] Van Overwalle, F., D'aes, T., & Mariën, P. （2015）.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12）, 5137–5154. https://doi.org/10.1002/hbm.23002

[56] McMahon, M. & Garrett, M. （2015）. A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Examination Items to Promote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In Proceedings of Global Learn Berlin 2015: Glob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pp. 175-184). Berlin, Germany: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21 from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150861/.

[57] Crossley, S. A., Allen, L. K., Kyle K.& McNamara, D. S. （2014）. Analyzing discourse processing using a simpl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 Discourse Processes, 51（5-6）, 511-534. https://doi.org/10.1080/0163853X.2014.910723

[58] Crossley, S. A.& McNamara, D. S. （2014）. Does writing development equal writing quality?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L2 learner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6, 66-79.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14.09.006

[59] Cardie, C. （2017）. Keeping Apace with Progres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WSDM '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293. DOI:https://doi.org/10.1145/3018661.3022745

[60] Goldberg, S. B., Flemotomos, N., Martinez, V. R., & Seal, M. L. (2020).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Alliance as example use case. Psychological Methods

[61] 林清山（1989）。习惯化、原则化和自动化认知历程与脑侧化的关系及其对简单乘法加法作业和黑蓝圆点相加作业的影响。教育心理学报，（22），99-114。doi:10.6251/BEP.19890601.4

[62] 许家骅（2011）。历程导向设计及学习策略中介教导对个体不同层次数学解题学习潜能开展效益影响之动态评量研究。教育心理学报，43（1），127-154。

[63] 吴昭容、徐千惠（2010）。儿童如何在重复中找到规律？重复样式的程序性与概念性知识。教育科学研究期刊，55（1），1-25。

[David_Carroll_1986-64]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David Carroll 1986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Eysenck_Keane_2005-65] 65.0 ^65.1 ^65.2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Eysenck Keane 2005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Tserdanelis_Wong_2004-66] 66.0 ^66.1 引用错误：<ref>标签无效；未给name（名称）为Tserdanelis Wong 2004的ref（参考）提供文本

[67] Anderson, John R. Kognitive Psychologie. Spektrum Akademischer Verlag: Heidelberg 1996 (2nd edition), 353.

[68] 朱红梅（2004）。母语思维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7（4），524-525。

[69] 马菊青（2005）。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语义发展规律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06-109。

[70] 李俏（2005）。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的认知心理学探讨。课程.教材.教法，25（11）。

[71] Krashen, S. D.（1981）.。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72] 曾月红（2000）。儿童英语文教学---全语文观点。台北：五南。

[73] 张湘君（1999）。Krashen 之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其对台湾国小英语教学之启示。台北师院国民教育，42（5），37-42。

[74] Schumann, J.（1978）.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75] 靳洪刚（1994）。语言发展心理学。台北：五南。

[76] 曾月红（2000）。儿童英语文教学---全语文观点。台北：五南。

[77] Ellis,R.（1994）.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st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8] Looking into Classrooms, Good and Lavigne, 2017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mono/10.4324/9781315627519/looking-classrooms-thomas-good-alyson-lavigne

[79] Romero-Martín, M. R., Gelpi Fleta, P., Mateu Serra, M., & Lavega i Burgués, P. (2017). Influencia de las prácticas motrices sobre el estado emocional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Revista International de Medicina y Ciencias de la Actividad Fisica y del Deporte, 2017, vol. 17, núm. 67, p. 449-466 https://repositori.udl.cat/handle/10459.1/65113

[80] 《TESOL Journal Volume 8, Issue 2》(2017.6)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nneagram on Adult ESOL Student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tesj.281

[81] WIKIPEDIA 九型人格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4%B9%9D%E5%9E%8B%E4%BA%BA%E6%A0%BC

[82] Chambers, J. K., & Trudgill, P. (1998).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hl=zh-TW&lr=&id=9bYV43UhKssC&oi=fnd&pg=PR9&dq=Chambers+%26+Trudgill+1980&ots=qltO61Zuj7&sig=PoLHDbhfX-27F6lJH-sIMU3xl-0&redir_esc=y#v=onepage&q=Chambers%20%26%20Trudgill%201980&f=false

[83]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iral.1972.10.1-4.209/html

[84] Teachers’ accounts of learners’ engagement and disaffec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na Mystkowska-Wiertela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71736.2020.1800067

[85] Change of Language, Change of Personality?(2011).Grosjean F..Psycology Today

[86] Two Languages, Two Personalities? Examining Language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in a Bilingual Context(2010). , Bond, MH, Chen, SX.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1514-28

[87] Ingalhalikar, M. et al. (2013).Sex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al connectome of the human brain. PNAS.

[88] 杨淑兰（2001）。从心理语言学观点看口吃与词类的关系。中华民国听力语言学会杂志，（16），1-19。doi:10.6143/JSLHAT.2000.11.10

[89] 吴娴（2005）。从脑伤病人之研究简介语文材料中的单字处理历程。应用心理研究，119-140。]

[90] [施益𣲗、林佳蓉、何宏祥（2017）。轻-中度失语症个案认知能力之探讨与分析。澄清医护管理杂志，8-14。]

[91] 邱新惠（2016）。失语症和认知能力的探讨。台湾听力语言学会杂志，49-59。

[92] 谢佳睿（2012）。中学数学实习教师之数学教学概念心像探究－以学生数学思考面向为例。中等教育，63（3），48-67。doi:10.6249/SE.2012.63.3.04

[93] 陈玉杰（2011）。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探讨学前儿童对图像的辨识之研究。南华大学应用艺术与设计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嘉义县。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mfsu4q

[94] 韩睿（2015）。成年人的视觉心像产生及维持历程。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硕士论文，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3un734

[95] [周珍、连四清（2005）。中学生心理旋转能力的发展及其与智力的相关性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62），69-72。]

[96] 赵晓妮、游旭群（2007）。场认知方式对心理旋转影响的实验研究。应用心理学，13（4），334-340。]

[97] 廖怡盈（2006）。不同思考风格之国小学童的创造思考历程与科学创造力表现之个案研究。国立花莲教育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花莲县。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33r2y

[98] 蒋淑慧（2007）。不同思考风格学童的科学思考能力比较之研究。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twzdfy

[99] 黄幸美（2001）。儿童解决数学及自然科学问题的问答讨论与类比推理思考之研究。教育心理学报，32（2），123-144。http://utaipeir.lib.utaipei.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3120

[100] 江淑卿（2001）。儿童类比推理能力的学习潜能评估研究。教育心理学报，33（1），47-64。doi:10.6251/BEP.20010521

[101] 江淑卿（2006）。儿童归纳推理学习潜能评估系统之发展研究。教育心理学报，38（2）, 105-129。

[102] 张万英（2006）。试论创造性思维的训练。理论月刊，2006（1），103-104。

[103] 陈学志、洪素𬞟、许祎芳、邱皓政、关秉寅、詹志禹（2009）。扩散性思考与聚敛性思考的交会：有限解答之扩散性思考测验之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4（4）, 29-62。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2073753X-200912-201308190020-201308190020-29-62

[104] 黄博圣、陈学志、黄鸿程、刘政宏（2009）。“词汇联想策略扩散性思考测验”之编制。测验学刊，56（2），153-177。doi:10.7108/PT.200906.0153

[105] 邱发忠（2010）。“词汇概念联结测验”──创造潜能测量工具的发展。测验学刊，57（2），295-324。

[106] “语言决定行为模式》讲中文的人比说英文的人还会存钱？．TEDxTaipei（2014年3月5日）．于2024年4月12日查阅．

[107] 维基百科。Incubation (psychology)。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cubation_(psychology)

[108] Ut Na Sio, Thomas C Ormero(2009) Does incubation enhance problem solv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1), 94-1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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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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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分级特征	欲学习语言	学习时间
第一类	欧语系、罗曼语族语言	法语、挪威语、瑞典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丹麦语、荷兰语、南非语	约 24 周
第二类	多和英文有相同字根	德文	约 30 周
第三类	语法和文化上和英文有差异	印尼语、马来西亚语和斯瓦希里语	约 36 周
第四类	语法和文化上和英文有较大差异	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阿塞拜疆语、孟加拉语、波斯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缅甸语、芬兰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匈牙利语、冰岛语、寮语、蒙古语、土耳其语	约 44 周
第五类	和英语的差异相当显著，也大多没有相同的字根和文化元素	汉语、日语、韩语、粤语、阿拉伯语等	约 88 周

理由	说明
外语学习有关键期存在	Eric Lenneberg （1967）提出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假设，指2 岁至青春期之间。人的大脑从2 岁开始边化（lateralization），在此之前人是用全脑来学习语言，约在11-19岁左右大脑会完成边化，从此语言学习主要由左边大脑负责。人脑“边化”后的语言学习不如全脑学习时期来得好，因此语言学习最好在大脑完成边化之前。
语音习得效果较佳	幼儿口腔肌肉较有弹性，记忆力较好，模仿力强，辨音能力佳，受母语干扰较少，可获得较纯正的发音。三岁以前的婴幼儿是脑部发展的高峰期，脑部成长速度比 15 岁的青少年快很多，这种加速度成长与外界刺激有关。以语言发展来看，因为脑部大量接受英语语音刺激及输入，逐渐强化而长久记忆下来。某些研究证实“口音关键期”存在，亦即学习者开始学习或接触第二外语的时间越早越好，越没有口音，因为婴幼儿对语音辨识的敏感力是成人所不及，六岁起辨别语调和语音的能力开始退化，学习第二外语极可能出现外国口音。
情意因素干扰少	Krashen（1983）提出“情意滤网说”，认为学习态度会直接影响外语学习的效果，因为学习压力造成的情意抗阻，即情意滤网，会影响语料的输入。学习者若有积极的动机和充分的自信，其情意滤网较薄，通常语言学习的表现较好。其认为儿童能在学习第二种语言时占优势是因为情意因素的作用；青少年时期可能因为升学压力和自我防卫的心态，其情意滤网增厚，影响其语言学习效果。
文化接受度高	语言的学习应包括语言工具的学习，以及语言文化内容的学习，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是空虚的。一些研究发现，十岁左右是学习文化差异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期的儿童较具好奇心，也对外来文化抱持开放态度，倾向将“差异”与“有趣”连结，而十岁以后则将“差异”与“不好”连结。

理由	说明
外语学习无关键期存在	国外研究： SusanErvin-Tripp（1974）研究发现九岁儿童在构词(morphology)及句法(syntax)上的能力都比四岁幼儿好，因为九岁儿童在解决问题和归纳法则的能力比四岁幼儿强。 Snow 和 Hoefnagel-Hohle（1978）研究三组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试者（6 至 10 岁孩童，12 至 15 岁青少年，和 15 岁以上的成人）在荷兰学荷语的情形，发现青少年组学荷语进步速度最快，成人次之，6 至 10 岁小孩最慢。国内研究：曹逢甫、吴又熙和谢燕隆（1994）：追踪观察在科学园区，曾在小学四年级接受过英语教育的中学生，在国中阶段学习英语的情形，结果发现：在与认知层面相关的能力上（如文法和阅读能力），则越早学习的成效不见得越好。黄自来（1993）：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他们提早在课外学英语，而是他们对英语的兴趣、态度，以及家长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毛连塭、汤梅英（1992）：英语学习以小学高年级为宜，小学阶段学习英语的经验虽有助于国一英语成绩，但对国三成绩无显著影响。
语音习得与年龄无关	Snow 指出，如果每星期花二个小时学外语，国小中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学得比幼儿、低年级学生更快更好。掌握纯正发音的条件不是提早学英语，而是：学习模仿对象必须有准确的发音。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接触英语。
干扰幼儿母语的学习	一直在双语环境长大的孩子，能够同时获得二种语言，但与说一种语言的孩子相比，他的语言发展会迟缓一些，起初甚至产生双语混说现象。在非双语环境中，过早教幼儿学习外语，有碍母语习得。
学习成效不高	语言的学习必须在有意义的情况下学习，成效才会好，但是在台湾：小孩学母语是沉浸式(immersion)的学习，外语学习则不然。小孩学母语的目的在平时的沟通需要，其动机是自主性的；其学外语动机是外加的、被动的（父母要求其学习），非因平时沟通需要而学习，故有碍学习成效。语言构造上亦是一种思考模式，母语与英语在思考结构上不同。
缩减幼教核心课程的深度与广度	英语课程可能缩减幼教课程该有的讨论深度与广度。教师使用幼儿习惯的中文来教学，不仅可以带动师生互相讨论的气氛，而且讨论的内容能更深更广。然而，在英语课中，老师要求 No Chinese，所以幼儿不知如何用英语来表达，自然减少与同侪及老师互动机会，间接影响了幼教课程讨论的深度与广度。

	强表征主义	弱表征主义
主张	将现象特征还原为意向性内容	现象特征附随于意向内容
目标	提供一种关于现象特征的本质理论，并为意识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不打算给出意识理论，也不打算为意识难题提出解决方案。

人格特质	被说服者的自尊心、智商等特质都将影响到被说服的难易度。
原有态度	与广告所持的态度相反者较难被说服。
现实需要	对广告内容有强烈现实需要的受众较易被说服。
心理预防	经过心理预防的受众会对广告讯息产生防卫机制，因此较难被说服。

捷思法

认知科学

认知、认知科学与心理学

语言与脑部

语言异常的例子

失语症（Aphasia）

失写症（Agraphia）

阅读困难（Dyslexia）

口吃（Stuttering）

发育性口吃（Developmental stuttering）[11]

自闭症（Autism）

常见的语言异常治疗方式

认知与思考

概念／类别的表征与组织

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人工智能

注意（Attention）

理解

语言

学习与发展心理

记忆

知觉与行为

国内发展

认知历程的测量与研究

成分历程

反应时间与减算法

心理资源(mental resources)

一心多用

语言

语言的特性

语言的结构

句法

言谈

语言变化

语言的发展

语言习得的先天与后天的观点

语言发展过程

语言的起源

思考

相关研究

语言使用与处理

语言的理解与产出

人类与猴子的语音预测能力

创伤与语言习得

双语优势(bilingual advantage)是否存在？

语言转换

学习第二语言有助于患者抵抗阿兹海默症

语言学习的难易程度

双语竞争

婴儿接触语言对长大后的影响

不同语言对于数学学习的影响

英语教育实施时间

心像及语言

心像之定义与适用

心像训练对于儿童对代名词理解之影响

透过心像提升阅读能力

视觉表征会否影响语言处理的过程？

心盲症的评估方式

心盲症相关研究

媒体与视觉传播中的语言

广告与说服

广播与听众心像

机器如何思考人类语言

人为分析及自动化自然语言处理对学习成效之分类能力的比较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开发分项评分以评估人工批改英文短论的成效

跟上自然语言处理的进步

自然语言处理在心理学研究的应用

哈佛大学语言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对语言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