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普通心理学/语言与思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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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特性[编辑]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动物和人类最大的差别是语言的使用。在近年的许多研究中,人类诸多的心智运作历程,包含感觉、注意、记忆和决策等,在动物身上也可见相似的对应。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沟通的心智运作历程相似性却不高,故透过动物研究所得到的帮助极为有限,而必须借助语言能力受损之病患的研究。

科学家们系统性的比较人类与动物的大脑结构差异后,发现在前额叶脑回区中的布若卡氏区(Broca's area)[1]是人类语言的形成、语言表达的区域、左下部顶叶皮质是管理语言说跟书写的区域,这两个脑区是人类和动物大脑结构差异最大的地方。在语言发展的脑功能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左脑半球的这两个地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神经运作的机制明显地随年龄和语言发展而变化。

Broca’s_area

语言的基本单位:

语音(phoneme) 语音能被分辨的最小单位(e.g./l/,/r/)
语素(morpheme) 意义的最小单位(e.g.mis,use),语素亦可单独成词汇
词汇(word) 具有意义且可以被独立使用的最小单位
语法(syntax) 使用词汇的规则;语言的结构
语义(semantics) 句子的意义 ; 可符合语法却无意义(e.g.鲔鱼蛋饼喝书本)
言谈(discourse) 多个句子组成的日常生活对话、叙事或文章段落。理解言谈的内容,需要依赖基模(schema)的知识,将数个相关概念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架构。

沟通性[编辑]

沟通是社会互动行为的表现。当一个体对同物种的另一个体做出反应,进而影响对方的行为,即为沟通行为。人类的沟通行为能进一步达成个体之间的讯息交换,当一方传达讯息时,另外一方能接收并产生回应,来达到以同样行为模式来对等交换讯息的目的。此外,沟通行为并非一定等于语言,只能说语言是有效率的沟通方式之一,例如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某甲说“你要一起吃晚餐吗?”,某乙接受到此讯息并回应“好啊,一起吃吧。”即为一例。动物方面则没有这样的对等沟通特性,例如:公鸟会对雌鸟唱出求偶的歌声、公鱼会对母鱼跳求偶舞,如果雌性接受了,就会共同趋前筑巢或产卵,但不会向对方回应歌声或舞蹈,以表示答应或拒绝,又例如猫科动物发出嘶嘶声,使得另一只猫科动物逃跑,也是一种沟通行为,因为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不具备构成语言的特性。

任意性[编辑]

人类语言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以一套固定的方式订定文字符号与指涉物(referent)之间的关系,而两者间不必然有相似或因果关系。例如,所有穿戴在脚上的物体,我们可以通称为文字符号“#”,这个符号与所代表的物体之间,不需要具备任何意义上的对应。另一个例子,当指涉玩乐的概念时,拼音(alphabetuc)文字系统(如英文),使用“play”来代表;意符图形(logographic)文字(如中文)使用“玩”来表示,两种文字符号在外观的视觉形状截然不同,却能够代表相同的概念,此特性即是语言的任意性。

结构性[编辑]

人类语言具有特定的规则,如句子中主词(S)、动词(V)、受词(O)的排列顺序。由于该母语者使用者已经习惯一种论述结构的排列顺序,所以,当句子的排列违背此结构时,可以被母语者极快的发现错误。

在符合结构性的情况下,也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字的顺序并不一定能影响阅读。原因在于小时候的我们习惯于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并对文字做细节认知。然而,当我们对一门语言熟练后,我们便会从细节认知转换成整体认知。以中文为例,当我们在阅读一个汉字时,我们的余光能扫到左右各2至3个汉字。而大脑在接收资讯后,便会根据我们记忆中的顺序对同时看到的这5到6个字进行加工处理,最后我们就会认为这个顺序是对的。更多资讯可参考: 这里

离散性(discreteness)[编辑]

语言是由语音、词语、句子组成的一套具有层次性结构的符号系统。语言的构成可以由最小的音素单位至最大的篇章会话单位。不同的层次具有相异的语言讯息,加上文化差异的影响,一个句子可以分解为语素的层次、词汇的层次、或是词组的层次。

语言由“音素”这个语音的最小单位构成,如音标中的/b/、/f/、/v/、/a/、/i/,或注音符号中的ㄅ、ㄆ、ㄚ、ㄛ等。将音素以一定的规律结合,如将辅音字母产生的辅音音素和元音字母产生的元音音素结合起来,便能形成音节;而“音节”是能独立使用的最小的语音单位。例如将h与a结合起来,则形成ha。音素组合成音节,就有机会产生意义,称为语素(或称词素)。“语素”即“构词元素”,是具有意义的最小语法单位。例如上述的ha,这个音节在中文可以指涉“哈”、“蛤”、“铪”等语词,各自代表不同的意思。

创造性(creativity)[编辑]

人们得以根据语言的基本规则创造并理解从未有人说过的句子,最后更可能创造出新的沟通系统。例如,在字词的层次方面,人类语言可将字词以不同的组合顺序创造词语或句子。语言的创造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创造出过去从未看见或听见的独特语言表达,进而产生有意义的讯息内容,以达沟通的目的。在音素层次方面,人类语言也可以使用数量有限的音素,创造出大量的字词与句子。世界上已有不少“人造语言”(指非在人类文明进程自然出现,而是有人特意去创造它),如“世界语”。另外,自创私人的秘密语言也常在双胞胎身上发生,如美国的著名案例 The Kennedy Twins。这个特性并不局限于口说语言。尼加拉瓜本来是没有官方手语的,喑哑人士皆是使用自创的沟通法与周围的人沟通。在1977年时,政府开创了聋人学校,并着重于读唇语及字母手语的拼写,但成效不彰。这些同学在每天通勤、玩耍的过程中,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沟通方式,甚至日益完善,最终便成为了尼加拉瓜主要使用的手语。

动态性[编辑]

语言会随着时间演进而改变。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包括科技发展、文化演进、世界局势改变等,从而产生新的词汇和词组表达。除此之外,不同文化的互动也会使语言产生改变,可以由另一个文化引进新的语言表达,甚至是媒体领域也会产生新奇的字词或词组,进而广为社会大众所使用,如有些中文的词是直接从外文音译过来的,便是一个常见的例子。一般来说,我们在名词、形容词及动词中较容易观察到语言的动态演进特性。例如,“塑胶”一词在以前仅是指物品,随着通讯软件的演进,塑胶在现代引申出某人故意不回复讯息的意涵。又或是“雷”在以前仅用来指天气现象,现在却有“爆料剧情”、形容别人“拖后腿”等意涵,皆是词汇演进的例子。

替代性(displacement)[编辑]

人类具有讨论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能力,而这样的特性让人们得以谈论过去事件、抽象概念或是说谎等等。多数动物,除了蜜蜂或少数尚未知晓的生物之外,都只能对视线所及的现场作讯息表达。所以,人类语言具有的时间、空间替代性也算是独有的特质之一。

传承性[编辑]

语言可以传播使得语言具备无限传播的能力,无限传播语言可以使得两个异时空/异地域的生物(人)可以获得相同的一套编码解码标准的声音/图像指令。从理论上来说,语言可以受公共大众共识传播并保存。但实际上语言时时都在进化,两千多年前无论是语音还是字元都与今天的语言变化较多。且不同地域的有特殊交际行为/语言的物种也有自己的特殊交际行为/语言。


层次性[编辑]

语言具有一个特别的特性,那就是层次性,它可以由最小的音素单位,再到词素的层次,到句子的层次,最后到最大的篇章会话单位所构成.不同的层次具有相异的语言讯息,并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换句话说,语言可以由下至上分出若干个层次,使音,义相结合而组成的符号各得其所,但彼此之间又处于一种非孤立,互相依存,彼此制约的关系,进而形成一个严密的系统.

语言的结构[编辑]

语言是人类沟通讯息、传达思想的主要方式。虽然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说的话、写的字各自不同,但“人类具有语言”是个普世皆然的现象。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学科,其中一个分支为心理语言学,探讨人脑如何处理语言,包含语言的理解与表达。本小节中我们首先将简介语言的基本架构,接着从演化角度探讨人类与动物沟通系统的特色与差异;最后我们回到人类一生发展,观看人──主要为儿童──是如何习得语言的。

语法及其语言学的范畴[编辑]

语法(又译文法)是人类用以诠释及组成字词中的语言规则或类别的一套内部心理系统。语法分为两种:

(1)“规范性语法”: 一般人学习语言的准则或规律,透过这些准则让大家所讲出的语言较有一致性,并不能完全反映语言实际的使用状况,例如:学校英文课中的“英文文法”。

(2)“描述性语法”: 语言被实际使用的情形,例如:语言使用者的“语感”。

根据语言学的惯例及语言本身蕴含的不同性质,语言学对于语法的研究范畴可以再细分成以下几个不同的子领域:

语音学(Phonetics)
狭义的语音学关切的重点在语音的物理、生物、心理等具象本质,与语音的实际用途、表达意义无关。与之相对的是音韵学。广义的语音学是指这两大方面研究的总合。本文介绍的是狭义的语音学。
音韵学(Phonology)
又译音位学,语音的排列、性质和组合的限制,是研究音位或语音区别特征在某种语言中运作的抽象规则和语音的系统。
构词学(Morphology)
词汇及单词的类别与构成。构词学主要在研究单词的内部结构和其形成方式,如英语的dog、dogs和dog-catcher有相当的关系,英语使用者能够利用他们的背景知识来判断此关系。构词学正是研究这种单字间组成的关系,并试着整理出其组成的规则。
句法学(Syntax)
又译语法学,注重由决定词、词组、从句等句子单位组成完整句子的规则与过程,是研究语句构成规律的学科。
语意学(Semantics)
词汇、语句所代表的意义。语义学研究目的在于找出语义表达的规律性、内在解释、不同语言在语义表达方面的个性以及共性。
  • 成分理论:采用分析概念的定义性属性
  • 原型理论:针对概念的属性,与我们内在储存的“原型”标准相互比较
  • 典范:采用典型代表来说明概念,比如说以麻雀或鸽子来说明“鸟”的概念。
语用学(Pragmatics)
语言在沟通情境中的使用与理解,语用学分析研究语言行为(如招呼、回答、劝说)的文化准绳与发言规则,亦研究语言运用的方式。
符号学(Semiotics)
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和意指两个互为表里的联结,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而所谓的意符,又称作能指,通常表现为声音或图像,能够引发人们对特定对象事物的概念联想。意指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

语言学的范畴还包括:

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
又称为历时语言学、演化语言学及越时语言学。语言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种发展变化有时会由于时间的积累和地理上的分割而演化为不同的语言。以语言的发展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则称为历史语言学。
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
又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原作比较文献学,中文习称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是确定语言间的历史亲缘关系;即是研究语言在语音、词汇、文法上历时变化的学科。亲缘关系即暗示著共同的来源或共同的祖语,比较语言学致力于重构(中国的语言学者习称为“构拟”)祖语并标识出已被文献记载的语言变化的痕迹。为了区别重构的形态和实际出现过的形态(指文字),一般在记录构拟词语的文字前面加上星号(*)标记。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探究语言学变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社会语言学也研究社会本质及差别对语言的影响,如种族、性别、地位、教育程度、年纪等,和语言的差别如何能用来区分一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以及讨论这些社会属性是如何被创造。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应用于帮助国家制定标准语、语言政策、计划、教学等。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 or psychology of language)
心理语言学研究人类怎么使用和学习语言,并且如何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进行思维。它的研究基础主要是来自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语言学方面,有分成构词学、语义学、语法学及语用学。构词学基本上是研究字的结构,特别是有相同字根的字,以及产生这些字的规则。 语义学则处理字词和句子的意思。语法学是用来研究语言的文法及规则。而语用学是关注语言环境对语意理解的影响。心理语言学的范围里,则研究脑部如何理解及处理语言。
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
神经语言学是人类大脑神经对于语言的理解,产出和习得之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神经语言学运用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方法,如神经科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沟通障碍、神经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被吸引而来,带来各种实验技术以及广泛的理论观点。在神经语言学中有许多成果是来自心理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模型,而这些模型着重在大脑如何执行理论和心理语言学提出的语言产出与理解所必需的过程。神经语言学家研究由大脑处理语言信息的相关生理机制,并借由失语症、脑成像、电生理、和计算机建模,来评估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理论。
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 linguistics)
是语言学的分支,用于考察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理论语言学探索语言的本质,设法回答一些有关语言的根本问题,像是:什么是语言?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为何人类语言会有普遍文法(UG)?语言和其他认知过程的关系什么。理论语言学主要着重在建构的语言相关知识,目标是建立有关语言的理论。
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
生成语言学是语言学中关于生成语法的一种学说。对不同的人来说,“生成语法”可能表示不同的意思,涉及有不同的范围,意思也可能重叠。生成语言学用完全直接明析的方式来解决语法的研究与应用问题,不同人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生成语法指一种完全明确的语法,由数个法则组成,用这些法则产生某个语言中符合语法的句子。而生成语言学通常指乔姆斯基早期提出的“转换语法”。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是语言学的一门颇新分支,它脱胎自认知心理学或认知科学,大约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开始成型。认知语言学涉及电脑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它针对当时仍很火热的生成语言学,提出: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从基本上都必须能够透过人类的认知而加以解释,因为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
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语言学分支,它研究语言如何能够得到最佳利用的问题。应用语言学注重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一般不接触语言的历史形态。应用语言学可以看成是各种语言学理论的试验场。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亦称电脑语言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试图找出自然语言的规律,建立运算模型,最终让电脑能够像人类般分析、理解和处理自然语言。
过去,计算语言学的研究一般由专门负责利用电脑处理自然语言的电脑学家进行。由于近年的研究显示人类语言是超乎想像的复杂,现在的计算语言学研究多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进行。一般来说,研究队伍的成员有电脑学家、语言学家、语言专家(熟悉有关研究项目所要处理的语言的人),以至研究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数学、逻辑学等的专家。
计算语言学具有理论和应用的成分。理论计算语言学聚焦于理论语言学与认知科学;应用计算语言学聚焦于模拟人类使用语言的实用成果。
计算语言学会对于计算语言学的定义是:……从计算的观点,以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学问。计算语言学家关注于提供各种语言学现象的计算模型。
共时语言学(Synchronic Linguistics)
又称静态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的一套语言学方法,其特点是对某个语言现象只在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进行研究(通常是现在,但也可以是历史上的一个时间)。此方法与研究语言现象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的“历时语言学”相对。
该分支于20世纪初开始发展,其研究遍及各主要语言,主要学派有描写语言学派、转换生成学派、层次语言学派等等,并且为美国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和“行为主义”的产生完成了理论的铺垫。
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的分开,标志着语言学从从印欧语系的比较声韵学走进结构语言学。
对照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
通过对照分析捕捉目标语言的特征。和比较语言学不同的是,对照语言学不考虑历史的观点,是在同样时间和空间(“共时”)纯粹进行语言对照,而比较语言学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历时”)对语言进行比较。另外,比较语言学以音韵和词汇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照语言学主要以包含词形成的语法为主要研究对象。
语言的掌握
研究儿童是如何掌握他们的第一语言,以及儿童与成人是怎样掌握和学习他们的第二与随后的语言的。
话语分析
指借助于符号理论和话语理论,致力于对传播活动的各种符号、象征、文本、及话语进行解剖,从表象发现其中隐含的深层寓意与真实用意。

音素:语音的心理分类与表征[编辑]

音素(或称音位,phoneme)是声音的最小单位也是语言层次的最小单位,能够对语言的意义产生影响。人类透过发声器官可以产生许多的声音,然而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可以成为人类的语言。当一连串的声音被分解为最小单位时,且此单位可以对于语言的意义产生影响时,这个最小单位的声音就是音素。举例来说,中文里的“补”和“普”二字发音只差在他们的声母(ㄅ与ㄆ),却能造成意义的不同,因此这两个“声音”都是中文的音素。同样的音素组成在不同语言中代表的意义不一样,如台语中的“饱”和“肉”二字的辅音词素会造成意义的差别,但是对一个英语使用者来说,这两个声音代表同样的讯息。

音素可以分成两大类:辅音音素元音音素,概念分别类似于母音和子音。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主要区别有下列几种:依照声门以上的发音器官有无气流的阻碍(元音音素无,而辅音音素有);依照气流的强弱(元音音素较弱,而辅音音素较强);依照发音器官的各部分均衡紧张或是部分紧张(元音音素均衡紧张,辅音音素部分紧张);依照声带振动与否(元音音素和浊辅音音素振动,而清辅音音素不振动)。

英语(标准美式英语,general American, GA)有24个辅音音素、14到15个元音音素(见下表)(Ladefoged, P.& Disner, S. F., 2012)[1];而国语(Mandarin,此指华语)则有19个辅音音素及5个元音音素(Duanmu, S.,2007)[2]

相同语言的同一个音素可能因出现环境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语音。以英语为例,pin/pɪn/和spin/spɪn/两个字中的/p/,其送气程度并不相同;前者较类似国语的ㄆ([pʰ])的发音,而后者较接近ㄅ([p])。不同语言对于音位的认知可能也有差异,例如英语的/l/和/ɹ/(字母"r"的发音),在日语中会被认为是同一个子音。

而音素具有类别知觉(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属性,一个音素的知觉类别内可以允许不同的声音声学变异。以英语为例,/p/和/b/语言知觉中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声音,因为我们会将接近/p/的声音都归类为音素/p/,将接近/b/的声音都归类于音素/b/。pin和spin两个字中的/p/,其送气程度并不相同,前者产生的口腔气流较强,然而英文会将这两个属性不同的声音是为相同的音素。

以国语(此指华语)为例,如“音素”(yin su)一词中就可以切分出y-i-n-s-u五个音素,但不能把音素和字母视为相同的概念,如英语中foot(脚)可以切分出f-u-t三个音素,而汉语“最”字的拼音是zuì,但共含有z-u-e-i四个音素。

非音质要素并非考虑音素时的重要条件,代表可以只考虑某个音的音质而不考虑音高、音长和音强。由于每个人的发声方式或习惯皆可能有不同,因此人类发出的音素可以说是无穷的。

句法[编辑]

句法的意义[编辑]

句法指一门语言里支配句子结构,决定词、词组、从句等句子成分如何组成其上级成分,直到组成句子的规则或过程。这一概念常常与文法混淆,这是因为文法研究里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句法的内容,但文法不仅关注句子结构的形成,也关注句子成分的文法功能和文法意义。

句法的基本原则在自然界中是很不自然的事,句法是一个“离散的组合系统”。数量有限的离散元素(在此指的是语词)随机抓取、组合、改变序列,以创造出更大的结构(在此指的是句子)。例如:“人咬狗”的意思和句子里的三个语词的意思都不相同,也和这三个语词倒过来的组合意思不同。在离散的组合系统里(例如:语言),可以有无限多的不同组合方式,从而有无穷无尽的意义。

在自然界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离散组合系统,就是DNA的遗传码,四个核苷酸组成六十四个密码子,而这些密码子又可以串成无限组合的不同基因。很多生物学家注意到文法组合的原则和基因组合的原则的相似性。在遗传学的术语上,DNA的序列可以说有“字母”、“标点符号”;可以是顺读或倒读都一样的“回文”,也可以是“无意义的”、“同义的”,可以被转录、转译,甚至可以储存到“图书馆”里。

所以,语言的运作方式,是每个人的脑海中有一本辞典记载了语词代表的概念(一部心理辞典)以及一组规则,可以组合语词以表达概念之间的关系(即心智语法)。句法是个离散组合系统,关于这个理论有两个推论。其一是语言的广袤性。如果你去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随便抽出一本书,找一个句子出来,不管你找多久,你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重复的句子。假如你随便打断一个正在说话的人,在他句子被你打断的地方,平均可以插入十个不同的语词,而不影响它的意义。我们假设一个人一句话里大约有二十个语词,因此原则上来说一个人可以处理的句子数量为10^{20}个。其二是语言的编码有独立于认知的自主性,也就是语法错误可能不会影响句子意义的理解,相反的,语法就算正确,句子也不一定有意义。

词组(又称词组)[编辑]

词组是具有特定结构的一组词,由中心语、补语、标示语等成分组成;依照中心语的词性不同,词组包含名词词组(noun phrase, NP)、动词词组(verb phrase, VP)、形容词词组(adjective/adjectival phrase, AP)、介系词词组(prepositional phrase, PP)等等不同类别,具体辨认的方式可以使用“替代法则(substitutional test)”。一个词组(phrase)可以以一个词汇或是疑问词来代替,例如:“我吃了一颗美丽的苹果”中“美丽的苹果”可以用“什么”来替代,此即是名词词组的一例;或是“吃了一颗美丽的苹果”亦可用“做什么”、“干嘛”来代替,此即是动词词组的一例。词组的组合可形成句子的各个命题(关于命题,将在之后的“命题性思考”详述)。

句法的演化[编辑]

一般语言中的语序可以由主词(S)、动词(V)和受词(O)三个元素来描述,而由简单的计算可以知道此三者的排序有6种,但是由事实上的数据来看却不是如此,SVO和SOV占了绝大部分(>90%)。过去的研究指出具有具有动作执行力(agency)的词汇、名词、代名词比起动词更有可用性;而为了达到有效率的沟通,则最好能够有效的预测即将出现的词组,如果我们先分析名词,可以大大限缩动词的可能性,例如:对于动词“吃”,有很多可能的受词、但对于名词“饭”,可能的动词就不会太多。上述两项分析技巧让SOV句型有相当的优势。然而,人的工作记忆是有限的,在SOV中,若出现庞大的名词词组(NP)将带给听者极大的负担,而将动词移到中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随着语言的复杂化和携带的资讯量变大,动词置中的吸引力变强,再加上具有执行力的名词最具有可用性,使得SVO成为具有吸引力的语序。在语言演化的过程中,也常见SOV演化成SVO的过程,却鲜少见到相反的过程(例如:拉丁语是SOV,但现今之法语、西语等多呈现相当的SVO结构)。类似的SOV变成SVO也可以在手语实验中看到(Langus, A., & Nespor, M., 2010)[3]

语言与生理[编辑]

发声与语言[编辑]

发声[编辑]

人类的声音、语音由人体多个器官的协调所发出,包含肺部、口腔、鼻腔、声带等。首先由肺部气流(pulmonic airstream)产生能量,气流振动声带(vocal folds)(也是最主要产生声音的位置,同时和音色有关),最后再借由口腔(oral cavity)、鼻腔(nasal cavity)调整音色和共振,使声音放大,从口腔传递至外界。

利用口腔内的不同部位发音,也可以产生许多不同于声带性质的声音,例如嘴唇(lips)、牙齿(teeth)、齿龈隆骨(上排齿龈后方,alveolar ridge)、硬/软颚(hard/soft palate)等部位。这些发声器官(vocal organs),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拥有,却只有人类可以发出数十种不同的音素,或数以千计的发音方式(articulatory gestures)。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多数拥有这类部位的哺乳动物,这些“发声器官”并不是用来发声的。舌头、牙齿用于咀嚼、磨碎食物;而声带原先则是用以防止异物入侵肺部的构造;肺脏则是生物用来呼吸进行气体交换的器官,主要功能皆不是用来发出声音的。人类的喉头(larynx)则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历程,才能够恒常保持在低位,在口腔处形成一空腔,使声音在此共鸣,使我们能发出响亮母音。舌头、嘴唇等发音器管,其演化历程则牵涉到更为复杂的肌肉运动机制。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出多样的语音,是仰赖其长时间的演化上的基础与优势(Ladefoged and Disner,2012)。

泛音、纯音和声源[编辑]

人声是由多种器官相互作用协调而产生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发声器官是舌头。人的发声有许多不同“泛音”(overtone)(指分音列中除了基音(Fundamental frequency)以外的任何一音,基音和泛音统称谐音,其频率为主频率的正整数倍)重叠而成的饱满振动声音,有着声源的丰富性,不同于音叉或紧急警报的释放(用主频率的振动制造音波,为只有一个频率的纯音(pure tone)。一个发出100 hz(次/秒)频率的男声声波不只包含一个频率,也包含了200 hz 、300 hz、400 hz、500 hz、600 hz、700 hz、直到每秒4000 hz以上共同组合成饱满的声音。而女声的振动则是200 hz、400 hz、600 hz等。

声源的丰富性非常重要——它是声道(vocal tract)用以雕塑各种声音的原料。假设我们不知为何,没办法从喉头发出声音时,因为有声源的丰富性,因此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取代。举例来说,我们说悄悄话时,会舒展声带,使气流从声带缘挤出来而不振动到声带,发出气流声,再透过口舌的协调产生不同的声音,这样的嘶嘶声就不是由声带发出一连串泛音构成的饱满且规律的震动音波,而是参差不齐的锥型声波,由不断变换的频率参差组成。但是这种不规律的音波正是使口腔制造出可以辨认的悄悄话声所仰赖的。有些得咽喉癌的人,学习“食道语”(esophageal speech)或控制打嗝以产生所需的噪音。也曾经有人使用振动器抵著脖子,像是一九七零年代时,吉他手佛兰波顿(Peter Frampton)将一条管子放到嘴里,使得他可以发出拨弦声,传出类似电吉他经过扩大器的宏亮声音。在他开始转型于摇滚乐以前,这个特殊的音效让他备受瞩目。

共鸣[编辑]

振动饱满的空气在离开头部以前,会经过一长串房间:舌头后面的喉腔 (pharynx)、舌头和上颚之间的口腔、两唇的开口,或是另一条通往外界的路,也就是鼻子。每个房间都有特定的长度和形状,以共鸣(resonance)的现象影响经过的声音。不同频率的声音有着不同的波长,高音的波长比较短。通过一根管子的长度的声波,当它到了另一端的开口时,它会反弹回来。假如说管子的长度和声波的波长是成比例的话,每个反弹回来的声波就会增强下一个进去的声波,但如它们的波长不一样的话,它们就会相互干扰(这就好像你在推孩子荡秋千,假如你刚好是在弧顶推出去,效果会最好)。所以某个长度的管子可以放大某个频率的声音(建设性干涉),也可以抵消另一个频率的声音(破坏性干涉)。你将水灌入瓶中的时候,就听得到这个效果。注水的声音受到瓶壁和瓶口之间的气室滤除掉:水注得愈多,气室就愈少,气室的共鸣频率就愈高,水流声音就愈尖细,许多的乐器,像是小提琴、吉他等,都有所谓的音箱,就是为了产生共振,使声音更加饱满、大声。

我们听到不同的母音的声音,那是喉头发出来的声音各种扩大和滤除的 “组合”。这个组合是由嘴巴里五个发音器官改变其形状及共鸣腔的长度所致。例如说,“ee”是由两个共鸣产生的,其一是喉腔大约200-350 hz,其二是口腔,大约2100-3000 hz。一个气室滤除掉的频率范围和进入它的声音频率组合无关,只和该气室本身的性质有关,所以不管是正常的说话、耳语、高歌、低吟、打嗝或闷哼,我们都会把“ee”听成“ee”。

舌头与发声之关系[编辑]

舌头是最重要的发音器官,使得语言真正成为“舌头的天赋”(gift of tongues) (语言天才的意思)。事实上,舌头是三个器官的总称:舌尖、舌背和舌根(将舌头固定在下颚的肌肉)。当你重复发“bet”和“but 的母音“eh-uh, eh-uh, eh-uh”,你会觉得你的舌头在前后移动(假如你把手指放在齿间,你的手指就会感觉到)。当舌头在口腔前端时,它延长了它后面的喉咙里的气室,缩短了它的前面嘴巴里的气室,改变了其中一个共鸣:在“bet” 的母音时,口腔将声音加强到将近600-1800 hz;在“but”的母音时,它加强到600-1200 hz。现在分念一下“beet”和“bat”这两个母音,你会感觉到舌头是上下移动,和刚才“bit, but”移动方向成垂直,你甚至可以感到下颚移动以辅助发音,这也改变了喉和口腔的气室形状,因而改变了它们的共鸣。大脑则把加强和滤除的不同形态诠释为不同的母音。

不同频率对语言的联想[编辑]

舌头形状以及它所雕塑的母音之间的关系,成了英文和许多其他所谓语音符号论(phonetic symbolism)的语言里的重点之一。当舌头顶高,舌位在前时,它的共鸣腔变小,增强某些高频率,所以我们就得到“ee”和“i”(如 “bit”),让人想到小东西。当舌头放低,舌位在后时,共鸣腔变大,放大比较低的频率,就得到“father”中的母音“a”和“core”和中的母音 “o”,让人想起巨大的东西。所以老鼠很“teeny”(细小),会“squeak”(吱吱叫);但是大象很“humongous”(庞大),会“roar”(轰然巨响)。音响喇叭的高音会有体型比较小的“tweeters ”(高音喇叭),低音会有体型庞大的“woofers”(重低音喇叭)。说英文的人可以正确猜到 “qīng”是指轻的东西,而“zhòng”是重的意思。(在用大量的外国语词进行控制研究里,猜对的几率在统计上高于随机,虽然没有高出多少。)

基因与语言[编辑]

目前公认与语言有关的基因为FOXP2(Forkhead box P2),FOXP2在人类第七对染色体上(7q31),是人体内最保守(conservative,不随时代演化)的基因之一,些微的突变都会影响蛋白质的功能。FOXP2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主要由CGC与CGA重复的编码所组成,产生一个含有许多麸酰氨胺酸(glutamine-rich)的结构。若将人类与老鼠相比,在这段多麸酰氨酸的结构之外,只有三个氨基酸的不同。而人类与黑猩猩的差异则只有两个氨基酸的不同,分别是在303位置的苏胺酸(Threonine)变成天门冬胺酸(aspartic acid),以及325位置的天门冬胺酸变成丝胺酸(serine)。

若比较老鼠、黑猩猩、与人类的FOXP2蛋白的结构,会发现老鼠与黑猩猩的FOXP2蛋白结构几乎完全一致,而人类与黑猩猩的FOXP2蛋白仅在折叠后的结构上有些微不同。科学家认为,丝胺酸是一个容易被磷酸化的氨基酸,325位置上的天冬胺酸突变成为丝胺酸,将使得人类的FOXP2蛋白更容易被磷酸化而增加活性。FOXP2蛋白本身有着转录因子的功能,能促进体内产生更多的蛋白质,因此人类的语言能力相较于黑猩猩大幅的提升了。

然而语言能力并不完全是由FOXP2基因所控制,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中心(Max-Planck-Gesellschaft)曾将人类的FOXP2基因植入实验小鼠中,发现小鼠的大脑在与习惯有关的“纹状体”(Striatum)部位,神经细胞的连结有明显增加,且神经突触有较长。被植入FOXP2基因的实验鼠在理解与记忆力上有增强,例如它们能很快学会辨识迷宫中的路标而走出迷宫。然而,虽然植入FOXP2基因的小鼠声音有变得略为低沉,但发声方式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也就是说小鼠并没有因为植入FOXP2基因而学会说话。

这可以说明为何人类语言与其他动物的“语言”显得如此不同,从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组来看,两者间仅有不到1%的序列差异,但这些差异集中于与大脑构造及语言有关的部分,如上述提到的FOXP2,因此人类语言可发展出透过复杂发声方式进行对话,但其他生物的对话形式则较为单调。同时这些相异的基因位点被发现具有很强的天择压力,因此对于此位置具有不同基因序列的生物,会往不同的方向演化发展。

除FOXP2外,语言也受到其他基因的影响,例如语言与脑容量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MYB16基因的突变也会影响语言发展。MYB16基因适用于决定下颚肌肉大小的基因,而人类下颚肌肉相较于黑猩猩而言较小,至于为何这与脑容量有关,是由于头骨构造中,下颚骨会减少脑部所能占有的空间,因此较不发达的下颚肌肉造成的结果反而是能够拥有较多的脑容量,这也是造成人类与黑猩猩不同的关键基因位点之一。

个体的语言发展:第一语言习得[编辑]

定义[编辑]

何谓第一语言?第一语言是指儿童最早习得的语言。通常第一语言会是婴儿所在国家的母语,或是孩童父母所说的语言。何谓习得?习得和学习是有差别的,习得是指自然而然地学会某一件事情,不刻意的去学习。学习则不同,学习是指借由阅读、覆诵等行为“刻意”地去学会一件事。

语言习得
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个体掌握一个语言的过程。语言包含词汇、语法等部件,并包含个体能够理解该语言,及以该语言表达的能力。儿童学会母语的过程,称为第一语言习得(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FLA),在双语社会中习得第二语言,或是一般人掌握其他外国语言的过程,则称为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第一语言习得与第二语言习得有本质上的差别。在学习第一语言时,孩童的脑部仍然处于发展阶段,此时脑神经的可塑性大,很多神经间回路的连结都还没完成,因此习得的过程会较为容易。相比下来,在习得第二语言时,通常已经过了孩童阶段,脑部已经发育完成,脑细胞可塑性低,所以在学习能力跟记忆力两方面的能力都会有所下降,但成年人的优势在于逻辑、推理跟归纳能力较强,能够以思考的方式更快理解新语言。
语言习得装置
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是由认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概念。有别于其他的学习,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学习语言有其独特的一套机制,与其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UG)的概念相辅相成。他认为这套机制从出生以来就内建于人的心理中,我们天生就有学习语言的适当硬件,在人类在受到适当刺激时,无须刻意教导就可以习得语言。也因此“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和“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有其概念基础上的细节差异。

理论[编辑]

在心理学上,关于语言习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分别为先天论以及后天论。

先天论(天赋论)[编辑]

假设人类生来就具有复杂的语言结构,这些结构组成了一个“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这一组装置内蕴有普遍性的语法规范及参数,具有分析语言输入的知觉和认知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有适当的语言刺激,幼儿就能够经由对于听到的语言形成假说,将吸收进来的语言加以整理,再从与他人的对话中去调整句子的参数。
由于有这个内在机构指引,小孩的语言并非以随机的方式组合声音,然后等待外界的强化与纠正,因此某些随机形式的语句永远不会被尝试。甚至有时成人以语法上简化语句的方式对小孩讲话,小孩的语言发展仍然会出现有子句架构的复杂句子。
自然而且很快地学会复杂的语言系统。就像是蜘蛛懂得拉丝结网,并不是某位无名的天才蜘蛛的发明创造,也不是悉心传授的结果或者源于某种建筑方面的才能。蜘蛛之所以结网是因为它们天生所拥有的"大脑"赋予了它们结网的冲动与能力。此外,"弃婴"的例子可以验证先天论之观点。在
许多被猴子、猩猩等野生动物领养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他们在回归到人类的社会后,语言的学习成果皆不太好,就仿佛学习语言有个黄金时期般,在儿童期运作达到颠峰,之后便逐渐消退,过了就无法学习的完整,所以语言学习在儿童期是敏感或关键的时期。甚至有研究指出,拥有母语之后学习第二外语也是年纪愈小学习能力愈好,但其效果总是远远不如而同期学习的第一种语言。这符合我们拥有先天的基因型,却因后天的环境造成其无法成为表现型的观念。

后天论[编辑]

后天论包括竞争说与社会交互作用。社会交互作用学者,如斯诺,著说推理认为成年人在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那些社会交互作用主义所根据的实验数据,经常过度以欧美中产的家长与儿童的互动为代表。孩童是从后天环境中学会语言这种能力的,语言都是在自然环境中习得,儿童长时间置身于母语交际场景中,语言生活化,碰到什么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因此重点在于需要有后天的教育孩童才能学会语言。
有研究指出,在不同社经地位环境下成长的小孩,语言发展有极大的差异:在白领家庭长大的三岁小孩会说一千一百个字,在蓝领家庭长大的会说七百五十个字,在贫困家庭里长大的只会说五百个字。原因来自于三种不同环境的小孩所听到的字数多寡与词汇复杂度有所不同。(Risely & Hart, 1995)

发生认知论[编辑]

语言跟心理之间的关系涉及认识的发生问题,认知论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J. 皮亚杰(Jean Paul Piaget,1896~1980)的发生认知论(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又称认知发展论)。三十多年前,皮亚杰针对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天赋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语言能力不是天生赋予的,而是后天逐渐养成的。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建立了发生认知论。

发生认知论研究的内容:

  • 知识(或认识)的心理起源,即知识来源于动作(活动)。
  • 知识的形成,即主体在与外部世界连续不断交互作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结构。
  • 知识建构的心理机制,即主体通过反省抽象和自我调节这两种机制,促使新的结构经常处于建构之中。

它革新了传统认识论的结构、研究方法,把认识论与心理学紧密结合起来,既丰富了科学认识论的内涵,又促进了儿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心理逻辑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但尚存在生物学化和科学主义与逻辑中心主义的倾向。

最后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 人的认识起源于活动及活动内化成为可逆的运算活动(内心活动)。
  • 在活动和具体运算之间有一个表象思维和直观思维的过渡阶段,其中符号化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儿童种种的感知运动图式内化为表象,并且学会了语言。
  • 儿童在没有掌握语言以前,通过同化和顺应以及同化过程的逐步复杂化,掌握了类和关系。
  • 思维并非起源于语言,但智力越发展,语言的重要性也越大。
  • 皮亚杰认为影响儿童思维发展的4个主要因素是:成熟、自然经验、社会经验和平衡作用。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基础跟现代实用主义相一致,也就是说:逻辑与数学概念在儿童身上首先是作为外部活动显示,到了较晚阶段才发生内化(internalize)并具有概念的性质。这些概念可以用内化的活动来表达,其中事物被符号所代替,活动则被这些符号的运演所代替,当儿童的试误性(trial and error)摸索达到平衡时,也就是在思维张逆转的一定顺序模式时,理性活动才会出现。关于符号运演,也就是认识的心理发生,皮亚杰将其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阶段:

  • 感知运动水平阶段
  • 前运演思维阶段
  • 具体运演阶段
  • 形式运演阶段

皮亚杰指出,只要幼儿的思维是前逻辑(pre-logic)的,它就总是不可逆的。在感知运动水平的幼儿在完成一项人物而出昔时,它不知道如何回到原来的起点去,也不能做出假设或者推想出不变原则之类的东西。

皮亚杰从“可观察的儿童行为的事实”出发来建立他的发生认识论,而不是从“成人的内省(introspection)”出发,他强调的是外部活动对思维的概念性机构所起的作用。皮亚杰并指出,将思维看成先于活动,并且用内省分析法来解释我们是怎样得到抽象概念的,就忽视了概念性抽象的过程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活动形式,它是在较晚年龄阶段才出现,包含复杂的学习过程。

可见,皮亚杰在人的认知活动(包括语言行为活动)跟后天环境之关系问题上的看法跟乔姆斯基的“天赋”论是对立的。

天赋论的争议[编辑]

同时,随着语言学家对于更多的人类语言有进一步的认识,乔姆斯基的“天赋”论逐渐受到挑战。美国的语言学家丹尼尔.埃弗列特(Daniel Leonard Everett)在期刊Current Anthropology中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4]--南美洲原住民皮拉罕人(Pirahã)的语言中,缺乏大量在其他语言中可见的句法构型和词汇类型(数字、颜色、递归系统、完成式等),其中递归(recursive structure)被认为是语言的基本性质,让句子理论上可以透过子句等无限延伸,这位学者在文章中表示:这样的现象并非代表这批人在学习语言的“语言学习器具”是天生功能不全的,而是因为文化价值上的差异,研究者必须了解语言和文化两者才能真正了解一个语言的结构,并进一步研究。

然而这样的文章受到大量的抨击,研究者认为乔姆斯基太过于武断地下了结论,认为皮拉罕人也可以使用葡萄牙语(Português, 一种具有递归系统的语言)。事实上,大多数的皮拉罕人是不会说葡萄牙语的,即使会,他们说的葡萄牙语也不具有递归现象。毕竟语言和物理不同,不见得有那么清楚、有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总而言之,研究者表示,他并不是反对递归系统的存在,也认为递归是帮助人类有效思考的实用工具,而是质疑这样的系统存在的地方,到底“递归”是语言的必然性还是加分项(在乔姆斯基的理论中递归是语言的必要要素),研究者认为:递归不是人类语言的共通特色。可能有人会好奇,皮拉罕人是怎么数数的呢?根据Daniel Everett在2005年的研究,皮拉罕人运用hói及hoí两个单字(两者只差在声调)分别表示少量和多量,在后续的实验中(Frank et al., 2008)也被部分证实[5][6]

第一语言习得的阶段[编辑]

第一语言习得是阶段性的。习得语言不仅涉及学习词汇,也需要学习如何组合单词成有意义的句子及理解他人的句子。研究语言发展的心理学家发现,这个过程开始于婴儿的早期阶段,并遵循一些可预测的步骤。

第一阶段:牙牙学语与音韵发展(牙牙学语期)[编辑]

四至六个月
出生第一年,婴儿借由牙牙学语期(babbling stage)的尝试与练习过程,利用像是语句的无意义声音组合,逐步模仿生活中接收到的语音讯息,并练习发音。婴儿最先接触的语言形式是语音,婴儿刚出生时发出哭声,也是表达自己情绪和需求的一种方式。约从两个月大开始,开始可以对外在的不同声音做出反应,并发出低语(coo)。其实小朋友的成长史,对比整个历史,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世界上的文化各有不同,也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语言,但是对于语音的表现则大多相同,像是:在伤心、愤怒等负面情绪下,人类比较容易发出频率低的低沈声音;在开心、喜悦、兴奋的时候,我们习惯发出频率比较高、亢奋、高昂的声音,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无论是在不同的文化或语言间,或是小朋友身上都可以观察得到,小朋友也会运用不同的语音去表达大致的情绪,大约到四至六个月大时,婴儿能初步发出语音,并分辨许多不同的音素,所以当父母用比较简单的声音表情去传达情绪,小朋友是能够感受到的。以美国为例,一旦婴儿发展出必要的舌头和口腔协调时,大约四个月大,可发出交替的母音和子音。
九至十二个月
不受地区差异,各国的婴儿都同样以无意义声音开始,但在大约九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开始对语法产生察觉,只产生他们听到的语言中所发出的声音。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们的牙牙学语变得更加复杂,开始听起来像是一个句子。例如,听过英语的婴儿开始将他们的一些发声缩短,并使用这些声音在特定的环境中传达喜悦、愤怒、兴趣和其他情绪,并且具有明显的目的。在十到十二个月时,婴儿已经可以理解几个单字。当然,比他们所能说的字更多。适当的名字和对象词,例如:妈妈、爸爸,都是他们所理解的最早的词汇。这些也是儿童在大约十二个月大时开始讲话所会说的第一句话。
幼儿“指鹿为马”的由来
这些早期的单字听起来并不像我们正常对话所用到的语言。通常婴儿会将这些单字缩短为更简单的形式,例如:“吃饭”说成“吃吃”等,虽然这样讲,但也可以把婴儿会这样讲话的原因,归于父母的教育,因为父母会为了让小朋友更好学习,把这些较为复杂的字词简化,甚至将其设为叠字。然而,小孩借由手势、语调、面部表情和无尽的重复来让他人理解自己。一旦他们对某个物体说了一个字,他们就可能会过度扩张这个物体所代表的实际意思来表达自己。所以,他们可能会用小狗来指猫,将巧克力说成便便。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会犯下这些看似可笑的错误,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词汇量仍然有限,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狗和猫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像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一样,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不知道所指事物是什么,只是因为我们能使用的字汇量还不多,所以会使用一些与所指事物有特性重叠的用语来试图表达自己的意思。在此期间,小孩们开始使用更准确的单词,他们一次学一个字词来构建出词汇表,也一次使用一个字,因为他们还不能把句子放在一起。他们的语言将在数年间迅速发展,最终发展的词汇丰富程度将受他们所听到语言的丰富性,以及最早透过语言和手势传达意思的努力。
小结(出生第一年)
大约到一岁时,儿童已经大致学会辨认母语中的音素,但却也失去分辨某些同位音(allophone)的能力。如:日文中的[l]和[ɹ] (英语中“r”的发音)语音特性不同,却属于同一个音素;一岁大的日本儿童已经失去辨认两个音的能力。(危芷芬等译,2011)在婴儿的第一年,他们变得越来越适应在母语发音时所需要的重要声音。事实上,这种早期的语言经历至关重要。没有它,语言发展可能受损。
十二至二十四个月
一岁左右的儿童已脱离牙牙学语期,此时他们的的语音发展较有规律,通常有以下的趋势:
一个单字的阶段大约持续六个月。在大约十八个月的时候,儿童的词汇迅速发展。他们可能会一天学习数个单字;到两岁左右的时候,大多数小孩可以使用超过一百个单字。他们也开始使用复合单字来组成小句子。以两个单字构成的句子在美国被称为“电报”,因为,这些句子就像电报短信一样的简短且重要,去除掉一些对于句子的理解不必要的单字,仍然可以表达孩子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说是因为小朋友的语句建构能力还不够纯熟,也可以说孩童的大脑其实已经很厉害,会懂得使用简短的字去完成复杂的意思表达。小孩也借由提高音调来表示问题,或是强调表示地点或是形容词的单字。接下来是三个单字的句子,虽然仍然是电报,但句子更接近完整,例如:“爸爸,给书”。这些句子开始具有典型日常生活对话的句子的主词、动词、受词形式。他们也会用形容词扩大句子,虽然他们可能会犯错误,具有广泛意思的字词其使用频率也会上升,例如:很”、很”等。
三十六个月
到了三岁时,母音通常先于子音习得、塞音(stops,如/p, t, k, b, d, g/)及鼻音(nasals,如/m, n, ŋ/)先于其他子音习得,这是因为在发塞音和鼻音的时候,舌头的控制相对简单,只要出力让口中有完整阻碍(如舌尖紧贴上颚)即可,不像是擦音(fricatives,如/s, z, f, v/等),发音时须将舌头控制在和摩擦部位一定的距离上,控制上较为困难。唇音亦(labials,如/p, b, f, v/)较其他发音部位更早习得。儿童语音可能有音节脱落或简化,或是替换为较简单的音素发音等现象。然而,此时小孩所使用的句子构造越来越复杂。到了五岁,孩子们已经掌握了他们母语的大部分语法规则。

第二阶段:词汇、语意及概念的习得(命名爆发期)[编辑]

命名爆发期(naming explosion)
是幼儿约自18个月大开始,到6岁左右的这段期间,这段期间中儿童的字汇数量快速增加。在幼儿约18个月大时,他们大约已经记得50个左右的单词,并对其建立概念。这个时期会使用电报式语言(telegraphic speech),字词可能包含人(爸爸、妈妈、宝宝/北鼻)、食物饮料(ㄋㄟ ㄋㄟ、水水、饼干、苹果)、动物(狗狗、猫咪)、交通工具(车车)、基本动作(吃、走、坐)、基本形容词(热、脏)等等(O'Grady, et al., 2011),所讲的话语还不太完整。到了6岁时,一般儿童根据估计已经可以了解14000个单词(Gerrig, 2013)。不过儿童在某些词汇的习得上可能与实际的状况有落差(O'Grady, et al., 2011)。
过度延伸(overextension)
是当儿童学会某个词汇后,将这个词汇延伸用到其他相关的概念上。例如“狗狗”可能被用以指称所有四脚哺乳类动物,或是“球球”被儿童使用在小石头、鸡蛋等圆形物体上。
延伸不足(underextension)
是指儿童对于词汇的使用范围,比起实际该词指涉的范围还要小。这样就是延伸不足。动词的语意习得也可能有落差。例如儿童学习"fill"这个单词时,可能会将其“装满”的语意误认为“倒(水)”。

第三阶段:词与句法的习得[编辑]

构词
Wug test
儿童的构词发展可以由类似右下图"wug测试"(The "wug test")的方法实验(Jean Berko, 1958,引自O'Grady, et al., 2011)。
英语系儿童可能借由多次的刺激,了解到名词复数后方加-s的规则,因此在wug测试中,研究者会设计一个假词wug,告诉受试的小朋友第一张图中的“小鸡”是一只wug;而到了第二张图(画着两双小鸡),研究者引导受试儿童回答,如果小朋友回答的是wugs,代表他已经可以将名词复数加-s的规则类化、应用在没听过的词上了。
过度类化(overgeneralizaiton)
与上述词汇语意的过度延伸/延伸不足不同,指的是儿童在构词阶段,会将学到的规则规律地用在所有同类的词汇上。例如大部分的英语动词过去式都是-ed的形式,但也有许多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如do, break, run等。过度类化后可能成为doed, breaked或是runned。在单词之外的单位,儿童又是如何将不同的词放在一起,进而形成句子的呢?儿童的句法发展阶段,在三岁之前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O'Grady et al., 2011)。
阶段 时间 表现情况 举例
单词阶段(one-word/ holophrastic stage) 约1到1岁半 婴儿通常会将最重要的一个词直接表达出来 可能是主词或受词(如"dada"或"mama")、方向(如"down")、地点(如"here")、重复(如"again")
双词阶段(two-word stage) 约1岁半到2岁 此时婴儿初步具有文字顺序的概念,会将某些词汇稍加组合 例如“主词-地点”(如"baby chair"表示“宝宝坐在椅子上”)、“主词-受词”(如"Ken water"表示“Ken正在喝水”)、“拥有者-拥有物”(如"Daddy hat"表示“爸爸的帽子”)。
电报语句阶段(telegraphic stage) 约2岁至3岁 幼儿具有字序的概念,不过在他们的语汇中常常会省略掉附着语或是文法虚词 例如"Chair broken"(对应"A/The chair is broken."),由于在句子中最重要的语意已经初步具备,很像早期打电报时字斟句酌讲求重点一般,因此称为“电报语句阶段”。

第四阶段:语言的习得[编辑]

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又译“语言悉得”)是人类语言发展的进程,也是人类具有的典型能力之一,非人类之生物则不透过语言互相交流。 第一(最初)语言的习得,取决于儿童时代的语言能力发展;而第二语言的习得,则隶属于成人语言的范畴。历史上,理论与理论家们一直强调及争论的“先天、后天”是语言习得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最近的研究指出,生理与环境等也是影响语言学习的关键要素。

模仿
模仿是人类天生的能力,梅特佐夫与摩尔(Meltzoff and Moore, 1977)在实现中发现,十二天到二十天大的婴儿在尚未看过的情况下,就会“模仿”成人的四种姿态:嘟嘴、张嘴、伸舌头,还有动手指,证实了模仿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他们也发现,婴儿模仿成人的动作虽快,但仍是经过考虑的,显示人类的模仿是有意识的行为。(后续的研究显示,刚出生四十二分钟的婴儿就会有脸部“模仿”。)
语言是天生的?
1965年出现一派提出“人们天生具有内在的通用语法”此说,强调就是因为“人类天生具有通用语法”的机制才让我们能够在尚未学习任何语言前(即在学习第一语言时)识别语言的基本架构。根据此观点,儿童自行创建的普遍语法可能会认为词序对于句子的意义很重要。然而,若再以此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人类的学习过程中并非完全地“学习语言”,而是以遗传倾向与经验相互作用的形式“发展语言”。因此,儿童天生认为词序在语法中的角色很重要,但是如果经由学习过程中听到的句子得知实际上词序对句子的意义影响不大的话,这个想法就会改变。
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抱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认为语言发展来自于更普遍的感官、感知和认知能力的成长,不仅仅是独特的语言专一性机制。根据他们的观点,我们不会继承特定的语法基因;然而,其他后续出现的证据却支持“语言的获取存在着生物性因素”,例如:人类的口腔和喉咙的发音特性。
心理学在生物方面的遗传研究以及和语言相关的大脑区域研究皆表明——人类天生具备用于学习语言的特定神经回路。因此,即使特定基因不能赋予我们所有的语言能力,某些基因确实会借由影响大脑发展来促进语言发展的可能性。
而后,研究人员开始发现一些言语和语言障碍背后的遗传机制。此外,和人生其他阶段相比,童年时期中可能有某段时期我们学习语言的速度更快,而一些悲剧性证据也的确支持这段特定时期的存在。悲剧性的证据包含:儿童若在早年缺乏与人们的接触,且无法接触到成人发出的语句声音,即使经过多年的治疗和语言训练,这些人也无法以句子表达自身的想法。这些案例在说明,为了日后能正确建构语言,人们必须在一定的年龄之前接触语言。

影响语言学习因素[编辑]

  • 意义性:意义性越高的字,越容易学习,而且因为使用频率较高,不容易忘记。
  • 相似性
    • 形式相似性:指构成一个字列单字在字母上的相似性。对语文单位来说,不同字母的数目越小,相似性越大。而在学期不同语言时,若不同语言的形式相似性越高,学习的速度往往也会比较快。如同是拉丁语系的英文及西班牙文,在学习上有相辅相成的效果,使得学习第二外语的困难度下降。
    • 意义相似性:意义相似性指的是一个词汇若与其他词汇共享同个意义,那在学习上就会比较容易。
    • 概念相似性:概念相似形指涉的是:学习语言时,相同类别、分享共同概念的词汇、句构将会更容易学习。例如鸟和狗在概念上都属于同属动物的概念,因此在学习、了解“鸟”的意涵后学习“狗”这个词汇,将会比直接学习“狗”还容易学习。
  • 学习材料的长度:太长的语言学习材料,会使学习效果不彰。然而过短的语言学习教材却容易因解释不足而让学习者学习困难。因此,学习材料的长短度必须适中,解释程度也需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让学习更容易。
  • 系列位置:在系列学习中,在系列前部和尾部会很快学会,但是中间的部分会学习的比较慢,这是因为干扰作用的影响。
  • 智力影响:幼儿的语言发展深受智力影响,通常以幼儿开始说话的年龄来代表幼儿往后的语言发展。智力高的孩子,在出生十一个月就能开始说话,智力差的可能需要三十四个月,智力更差的幼儿则需要五十一个月。当然,我们不能以说话慢判定其智力发展也较差,或以语言来推断幼儿的智力,这么做非常容易产生错误。发现了智力高的幼儿有以下三点特征:
    • 智力高的幼儿开始学说话的时间较早,反之则较晚。
    • 智力高的幼儿使用语句较长,反之则较短。
    • 智力高的儿童,在语言使用的品质较好,反之则较差。
  • 社会环境
    • 家庭社经地位:学者认为低社经阶级者所使用的语言,多属情绪性的表达,儿童每每听到粗俗不雅的语言,久而久之不仅语汇较少,语气态度、发音均受影响,所以在字汇和语法结构上并不丰富。反之,中高社经阶级的人,能表达更详细与更抽象的语言;儿童听成人讲话时,言语多经过修饰、有礼貌。幼儿透过模仿学习,因此说话有系统、礼貌且语汇也较多,学者研究不同社经地位的幼儿在语言行为上,中高社经地位幼儿的表现皆较低社经地位幼儿好。
    • 父母教育程度:国内学者锺玉梅和徐道昌以一百八十八名三至六岁体能与致力发展均正常的台北市幼稚园儿童,进行“学龄前儿童语言发展相关因素”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语言能力有重大的影响,教育程度愈高者,子女语言能力愈佳,反之则较差,郑金谋亦有同样的发现。
    • 亲子互动:学者以正常儿童为研究对象,观察儿童在家中的语言环境,发现家庭中适当的亲子之间语言交流对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十分重要。Jones由研究结果亦提出高语文能力的儿童,其双亲常主动与儿童交谈,且提供各种阅读书报,刺激儿童的语文认知,并鼓励儿童多从事语言活动。
    • 友伴的陪同:日常生活中,倘若有生活周遭的朋友较少、缺乏兄弟姊妹等情况,将导致学习语言的机会减少,让语言发展较差,甚至会产生语言发展退化的现象。
  • 示范的影响:缺乏仿效的机会、模范或示范不当,也会影响孩童学习语言。语言是由模仿而来的,当幼儿正在模仿的时期,接触的人少或接触的人说话过快,不清楚,往往使幼儿失掉了仿效的机会,而影响语言的发展。
  • 情绪、人格影响:幼儿的情绪态度与人格特质,亦能影响到语言的发展,因情绪处理失当,而造成语言缺陷的儿童往往可以分成四类:
    • 婴儿时代常拒绝吃饭的反抗型的儿童,学说话的时间通常较慢。
    • 被过分保护的幼儿,多因为被矫正,继续使用婴儿式的语言进行沟通。
    • 失去情绪依靠的儿童,常常因心理上的创伤导致有语言表现功能上的偏差。
    • 以不适当的方法压抑情绪表现的儿童,患有口吃的比例将会提升。
  • 性别影响
    • 时间:一般来说,女童比男童早说话,根据统计男童平均15.76个月开始说话,女童则为14.88个月,女童较早使用句子,字汇的量也多于男童。
    • 品质:女童的语言品质通常优于男童,研究发现在各种构音和语言流畅上的评量,女童较男童为佳,认为男女生在早期有发展上的差异,但到了后期女孩的优势会消失,惟在拼音、书写或学习外国语言的能力上,女孩仍比男孩好。
    • 障碍:女童语言障碍的比率比男童低,研究幼儿语言障碍之出现率时指出:四、五、六岁男童语言障碍率分别为7.74%、4.72%、4.31%,而女童分别为4.96% 、3.22%、2.83%,由此可知女童语言障碍率较男童低。
    • 排行:在排行因素中,研究发现子女中的头胎在语言能力上较后胎为高,赫洛克(Elizabeth B. Hurlock)亦认为独生子女或多胞子女的老大所得语言鼓励较多,且有较多学习语言的机会,所以语言能力较佳,由赫洛克的说明,我们体验排行顺序所造成的语言能力差异,其真正的主因在于幼儿学习语言的机会及环境的影响。

年龄的影响[编辑]

成人期第二语言较儿童为困难,且易受母语定型的口音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表现。 对于儿童语言学习的优势,有以下几种解释:

  1. 不会在意自己所犯的语法错误
  2. 儿童顺应性强
  3. 没有母语干扰
  4. 新陈代谢率的下降
  5. 神经元数量的减低
  6. 青春期突触数量以及新陈代谢趋近平稳

第二语言学习与年龄关联实验[编辑]

纽波特(Elissa Newport)的研究近一步证明上述的理论。
她以在台湾和韩国出生、再到伊利诺伊大学读研究所或教书的学生和教授为实验组,在地美国人为对照组,并请他们写出276个简单的英文句子,结果将近一半有文法错误,写出如“The farmer bought two pig”或是“The little boy is speak to a policeman”的句子。
实验结果发现三岁到七岁就到美国的受试者,他们的错误与美国土生土长的人一样,而八岁到十五岁才来美国的人,他们的表现随着到达的年龄愈大而表现愈差。而那些十七岁到三十九岁之间才来的人表现最差,有很多与他们抵美年龄无关的其他变数出现 。

约书亚・哈特休恩(Joshua Hartshorne)的研究则显示,虽然一开始那些晚期学习第二外语的人表现得较早期学习的人差,但透过努力、环境却能够达到母语者的语言程度。他们的想要将测验遍及各国,为了能将他们想要的各国资料、不同受试者的结果汇总在一起,所以他们设计出了一个网络测验,约十分钟的长度,叫做“Which English?”,他可以猜测你的国家、语言环境,透过你的回答也可以猜测你的真实母语、学习英文有多久。这个研究很快的在这个网络世代掀起流行,在脸书上被分享了超过300,000次,它也登上了美国社交新闻网站Reddit的首页,并成为美国知名讨论版4chan的热门讨论串。超过670,000人次的参与给了研究人员极大的数据,包含各年龄层的英语母语与非母语使用者,其中有些人还会其它种语言。所以让他们得到了“晚学习语言不一定达不到母语程度”的这个结果。

母语学习与年龄关联之实验[编辑]

过了儿童期而尚未学习母语的个案极为少见,其中包含:

  • 成年后才接触到手语的声哑人
这个群体的个案对手语的习得,会逊色于在童年期就学手语的孩子。
  • 在树林中被找到的狼童、或被有精神病的父母关在家中直到青春期后才见天日
此类个案有些学会了语词,有些只学会不成熟而很像中式英语的句子,且无法掌握完整文法。
一九七零年,洛杉矶附近找到一个十三岁半的女孩吉妮(Genie),她说的句子如下:
  • Mike paint.
  • Applesauce buy store.
  • Neal come happy; Neal not come sad.
  • Genie have Momma have baby grow up.
  • I like elephant eat peanut.
另一个小孩,伊莎贝拉(Isabelle)在六岁半时跟着她有智障又失声的母亲逃出她外祖父家时,只经过一年半的时光,她就学会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词汇,而且说出的句子如下面的复杂句:
  • Why does the paste come out if one upsets the jar?
  • What did Miss Mason say when you told her I cleaned my classroom?
  • Do you go to Miss Mason's school at university?
显然她在学习英文上是跟别的孩子一样没有问题的。她能在幼小年龄开始接触英文是她成功的最大因素。像吉妮这种不成功的例子,一定有人会怀疑,她在被监禁时,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及情绪创伤干扰了她的学习能力。
另一个案雀儿喜(Chelsea)出生在美国北加州的偏僻小镇,她天生失聪,但被医生及临床心理师诊断为智障或情绪障碍。
进入青春期后她个性害羞、依赖性高、完全没有语言能力,但在正常的家庭教育下她在情绪上及神经上则很正常。三十一岁时她遇见一位很好的神经科医生,替她配了助听器,使她的听力达到几乎正常的程度,密集的复健治疗使她的智力测验成绩达到了十岁儿童的程度,认得了两千字,在兽医的诊所找到工作,可以读、写,跟别人沟通,交了朋友而且自己可以独立。她的语句如下:
  • The small a the hat.
  • Richard eat peppers hot. Orange Tim car in. Banana the eat.
  • I Wanda be drive come. The boat sits water on.
  • Breakfast eating girl. Combing hair the boy.
  • The woman is bus the going.
  • The girl is cone the ice cream shopping buying the man.40

虽然经过密集的训练,她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非常惊人,她的语法始终很混乱。

实验结论[编辑]

在六岁以前为学习语言的“关键期”(critical period),此后学习能力衰退。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为什么学习能力消失了?”而是“什么时候需要这个学习能力?”答案可能是“愈早愈好”,使人类可以尽早享受到语言的好处。(请注意学习一个语言跟使用一个语言正好相反,但跟一次就搞定的技能一样。一旦你从周遭的大人身上学会了这个语言的细节,就不必再有这个能力。语言学习的机制一旦习得,相关的能力就会被回收,因为它过度耗能。譬如就新陈代谢来说,大脑的确像只贪吃的猪,它消耗身体五分之一的氧,差不多比例的卡路里及磷脂(phospholipids),因此没功能又耗能的神经细胞是很有理由被送去回收箱的。赫福特(Jarmes Hurford)这位世界上唯一的计算演化语言学家(computational evolutionary linguist),曾经把这种假设输入电脑模拟人的演化,他发现人类语言学习的关键期集中在童年期的初期,是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即使它对我们成年后再学第二语言有帮助,这个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可能演化成生命的现实状况︰即年龄愈大,身体各方面愈衰弱,愈容易受伤害,就是生物学家所谓的“衰老”(senescence)。

第一语言的遗忘[编辑]

一个人是有可能忘记自己的第一语言(母语)的,但其机制复杂且不直观,就结论来说,接触时间并不是导致母语遗忘的重要因素,相反的,在非第一语言的环境中与其他第一语言使用者沟通,才是促成第一语言一样的关键因素。而除了这个之外,情绪、创伤、年龄等也会造成影响。

年龄的影响[编辑]

十二岁以前,孩童的语言能力仍相当容易受到改变,研究发现,九岁以前受到领养的儿童,若是没有在母语使用环境下成长,有可能完全遗忘母语;然而,在成人当中,这样的现象却是相当罕见的。

创伤的影响[编辑]

研究分析了二战期间的犹太难民当中,较早离开德国的,保有较好的德语能力,待在德国较久,经历了较多纳粹活动的创伤的犹太人们,虽然较晚离开德国,经常有较差的德语能力或甚至完全遗忘德语。

非第一语言环境的影响[编辑]

对多语使用者来说,说明事情时有多种语言词汇的选择,而选择其中一种语言词汇时便需要抑制其他种语言。然而,若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下与听的懂其母语的人沟通,便可以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词汇,不用花脑内资源进行语言切换将使得沟通变得更轻松。这样的状况若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便有可能将两种语言混杂在一起,失去独立使用母语的能力。

这样的切换更可能发生在两个相似的语言、甚至方言之间,英国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语言学家Laura Dominguez研究发现,移民英国的西班牙人他们虽然经常忘记词汇,但他们依然保留了许多本身母语的特征,因为他们平常大多使用英文进行交谈,这使得他们的西班牙文未受影响;相反的,移民美国的古巴人,在美国南部迈阿密大量地使用西班牙文,其交谈对像是大量不同来源的西班牙语使用者,因此虽然能使用西班牙文,但他们的西班牙文已经失去原有古巴西班牙文的特征,而这个现象也可能发生在非方言间,进而造成母语的遗失或融合。研究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中极其常见的。

但第一语言的流失并非不可逆的,通常回到家乡具有一定的“疗效”,所以除非受到极大创伤,否则很难永久失去第一语言的能力。(参考资料

日本的整人节目“水曜日のダウンタウン”曾做过有关非第一语言环境影响母语的实验。他们分别对不同国籍、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籍艺人,进行整人活动,测试他们在受到极大惊吓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否为日语。五位受试者在日本居住的时间最少为13年,最多为33年,五位中有四位皆在惊吓时说出日语,在日本待最久的外籍艺人甚至还说出了“日式英语”,仅有一位为单纯地大叫,可知随时间增长,非第一语言的环境影响确实会使人失去使用母语能力。影音连结

关于后设语言发展[编辑]

后设语言(Metasprache)是指一门科学的语言,其讨论的并不是某门科学的对象,而是这门学科的概念,亦即此学科的语言本身,才是探讨的对象。儿童的后设语言发展反映出他们慢慢知觉其母语的特征,以及儿童有能力将语言当作分析的工具来操弄。部分专家学者归纳出三种后设语言发展的观点:

后设语言在儿童阶段的发展过程,是与语言平行并且同时展开的
研究者认为,后设语言(meta-language)是语言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且与语言学习同时发展。因为从儿童牙牙学语开始,似乎就能感受到语言的形式与功能。
而为了能让语言发展成大人般的形式,儿童必须知道他们表达出来的语言有哪些不足或是谬误。在儿童们沟通的过程中,从语言样本就可以观察的出来,他们经常出现自我矫正的言语;有可能的类型包括:词汇意义、音韵、词汇结构以及语法方面的自我调整与修正。纵使这些自我调整的过程有其必要性且能够精进语言的学习与应用,但是这也可能只是反映出儿童会有意识且自发性的控管说出来的言语,但并不表示儿童们正有意识的思考其语言的结构性以及其所代表的衍生性意涵。就研究者的观察经验,这很可能只是儿童发展后设语言所必经的过程,而仅仅属于一种无意识地核对行为而已。然而,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指出,这种核对性的行为是不能轻忽的,自发性的言语修正有可能是幼儿有意识地思考语言的基础,因此他们认为后设语言是与语言平行发展的。
五岁到七岁时期所发展的后设语言,与讯息处理能力的发展有相互关连性
多数研究者指出,儿童中期五岁到七岁的儿童,已经开始显得具有能力进行意识性的思考,进而处理语言结构特征。
  • 音韵方面的意识:研究者指出,绝大部分的五岁儿童并无能力将所听到的词汇进行解构,分解成语音单位。例如:儿童们认得“家”、“香”,但他们无法表达出这两个词是由哪些语音所构成的。
  • 词汇方面的意识:研究者指出,绝大部分的六岁儿童无法将词组分解到组成词汇的单位,也有部分儿童无法将词汇与其所认知的事物分开,他们会倾向将两者做紧密的结合,譬如:儿童们会将“高高的”和“101大楼”、“漂亮的”和“娃娃”做结合。
  • 语法判断方面的意识:研究者指出,绝大部分的六岁以下儿童并无法辨别句子语法的正确与否,儿童们会倾向以语句的意义来决定语法的正确性。
儿童开始上小学后才发展的后设语言,是由于阅读能力提升所产生的结果
研究者指出,进入小学正式学习阅读并有阅读习惯之后,儿童后设语言的能力逐渐增加,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儿童控制自己思考的历程。因此他们认为儿童的后设语言发展主要是在拥有学习阅读能力之后。整合以上研究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归纳出后设语言的发展应该与儿童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阅读学习能力有关。儿童早期出现的后设语言能力,绝大部分来自沟通互动中的讯息表达、理解核对等,而当儿童的讯息处理能力发展得越来越好时,他们较能监控自己的语言编码与解码过程。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上的作业以及考试内容多是涉及后设语言,因此更加速学龄后儿童的后设语言发展。

语言习得和共享式注意力(joint attention)[编辑]

共享式注意力指的是,沟通的双方都能将专注力放在同一件事情或是同一物品上,一方通常会利用语言、动作、眼神等等方式提示对方现在所在谈论的主题。共享式注意力对于儿童的语言习得来说相当重要。例如,母亲想要教孩子熊的单字时,拿着一只熊布偶然后说:“看这里,这是熊熊!”,接着婴儿指著布偶牙牙学语,这就是共享式注意力的展现。由此可见,共享式注意力在儿童语言理解与表达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美国学者Mundy在1997年的研究中又将共享式注意力细分为两种形式:

  • 反应性共享式注意力(responding joint attention): 幼儿能跟随他人语言暗示或是眼神等等,将注意力转移至某物品上,并以头转、手指等方式回应大人的暗示。此能力会因年龄的增加而成长。
  • 主动性共享式注意力(initiating joint attention): 幼儿使用眼神或动作主动引起他人注意,要求对方将注意转移到某物品上,这或许会是他们所感兴趣的事物,而他们也有可能借此寻求协助或要求物品。

从这项研究中可以了解,若幼儿具备了主动性共享式注意力,引导大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某物上,而大人就能够为共同焦点的物品命名与解释。随着这种互动增加,幼儿能够增加许多学习新单字的机会。这样的现象可以在孩子的日常中发现;大部分的幼儿看见新的事物时都会追问着父母“这是什么?”,父母或是老师如果能够多利用这样的互动回应幼儿的提问,他们的字汇量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够快速提升。

语言使用[编辑]

语言的使用包含语言的理解与产出。语言学及心理学探讨人类语言使用的相关学科包含:

语意学(semantics) 关注词、句本身的意义与诠释。
语用学(pragmatics) 探讨人类如何在不同沟通情境中和不同对话者间使用语言。
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 从心理学出发,探讨在语言产出与理解过程中的心理表征与心智历程。
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 探讨语言在大脑与神经系统中处理的过程。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探讨语言使用的形式在不同言谈场合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语言产出[编辑]

语言产出(language production)是人类将想法转换成语言并表达出来的过程;在此我们特别关注口语(speech)的产出,也就是以声音为主的表述。语言产出的研究关注人们把自己的想法输出到语言的过程。这个准备的过程(pre-utterance process),需要选择适合的句法(syntax)、措辞(wordings)、表情(facial expression)、语调(intonation)等等。考虑这些涉及语言的形式问题,以顺利地表达语意。但是语言的产出并不这么简单;不只需要考虑一句话是否合乎文法,还需要考虑到“交谈的情境”。针对不同的目标听众设计出相应的内容与形式,我们称之为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

合作法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是听众设计中最重要的法则。合作法则要求谈话者遵循一致认同的方向与目的谈话,使沟通能够适当且不脱离语境地达成目标。一位合作的谈话者,需要正确预期听众可能知道些什么、需要知道些什么、可能了解什么等。哲学家H.Paul Grice(1975)就曾提出合作的谈话者需要遵守的四个准则(maxims)(Gerrig, 2013; O'Grady et al., 2011):

准则 定义 举例
相关(relevance) 交谈的讯息必须与主题相关。 对于“你今晚要去看电影吗?”的邀约,“我必须要读期末考。”比“最近这几天雨下的真大。”更来得切题。
品质(quality) 交谈中的陈述必须为真,或有事实根据。 你问某人“现在天气如何?”他回答“现在下大雪。”此时你可能根据对于现实情况的常识,初步假设它所提供的资讯内容是真是假。如果你正在台北市区,那基本上可以根据常识假定,他是胡诌一通。
数量(quantity) 交谈所提供的资讯量不多不少,正好是对话所需的分量。 当你身在台北市信义区,有个路人向你问:“请问台湾大学在哪里?”你若回答“在台北。”便是资讯量过少;你若回答“它在大安区罗斯福路四段1号。”或是“公馆捷运站旁边”可能较为合适。
风格(manner) 保持交谈内容清楚,避免言词晦涩、歧义或语意不清;谈话要简短且有条理。 “我今天差点就赶不上公车了。”若不进一步解释,可能就会犯了歧义的毛病。

口误(Speech Error)是指在口语中非自愿且不经意的产出偏差,其发生处能够帮助我们观察语言产出的机制,以及音位、词素与语法单位的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像是短语与字义的代换能告诉我们意义的组合。口误的代换通常只会发生在同一个层级(如音位对音位)或同一个位置(如尾音对尾音)。据语言学家Dell, G. S.(1991)的研究中指出,以代换的口误来看,在字义层面上,字的错误率最高,而在声音层面上,音位的错误率是最高的。

2种常见的口误类型:

  • 首音互换(Spoonerism)
    • 以英国施本纳牧师(William Spooner)的名字命名,因其说话时常有此特征。
    • 例子:要说“A cozy little nook”,却讲成“A nosey little cook”。
  • 弗洛伊德式错误(Freudian Slips)
    • 讲出与原本要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话,产生词语代换(Lexical Substitution),据弗洛依德的说法,有可能是因为受到潜意识的影响才会如此。
    • 例子:教授原本要说“那我们开始上课”,却讲成“那我们开始下课”。

Carroll(1994) 提出了8种口误类型

分类 定义 举例
转移 (shift) 一个音段从它适合的地方消失,而出现在别的地方。 She decide to hits it (decides to hit it).
倒置 (exchange) 两个语言单位互换位置 Fancy gettingyour model renosed (getting your nose remodeled).
提前 (anticipation) 提前将后面的音段提前到前面。 Bake my bike(take my bike).
延缓 (perseveration) 延缓将前面的音段延续到后面。 He pulled apantrum (tantrum).
增加 (addition) 添加一些语言资料。 I didn't explain this clarefully enough (carefully enough).
减少 (deletion) 省略一些语言资料。 I'll just get up andmutter intelligibly (unintelligibly).
代替 (substitution) 用其他的音或词代替了要说的那部分。 At low speedsit's too light (heavy).
混合 (blend) 将两个词混合成为一个词。 That child islooking to be spaddled (spanked/paddled).

语言理解[编辑]

语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指的是人类理解语言讯号中所蕴含的意义。就语言学本身,有一个专门领域探讨认知与语义规则的关系:组构语义学(compositional semantics)指出人类会依据词的意义以及词与词之间的结合方式确定语义规则,因此以说话者对于一段话语的真假值判断,也称作真值条件语义学(truth-condition semantics)。学者研究语言理解,聚焦在人们如何拆解语言中的各种元素,来理解背后所要传达的讯息。事实上,语言的理解并不只是单向的听声辨义。经过实验证实,人们理解语言包含下而上(bottom-up)以及上而下(top-down)两种方向的过程。下而上的理解过程,是指听到个别的语音后,将声音讯号整合,转换成音节、单词、句子并赋予意义。上而下的理解过程则是先从整体的语意、句法、语境出发,再逐步分析成声音讯号。总的来说,人对于语言的理解涉及许多层次。

真值(Truth)
当一个知道句子的意义,就可以判断什么情况下为真、什么情况为假,而这个情况即所谓“语境”。比如说,一位朋友和你说:“假日打球吗?”这句话本身缺乏主词,但根据你们的交情,你知道朋友是邀请你假日一起打球,询问你有无空闲。再如这句话中,并没有点出打的是哪种球类,但可能根据你们过去的共同经验,你知道这里指的是篮球。然而有小部分到的句子根据句子的组成部分和结合方式,可能永远为真或永远为假:
  • 恒真命题(tautologies):永远为真的句子,例如:1+1=2。
  • 矛盾命题(contradictions):永远为假的句子,例如:那个圆圈是正方形的。
衍推(entailment)
若A句为真,则B句为真,我们的理解便会有如是认定:A句衍推B句。反之,B句成立,A句则不一定成立,举例如下:
  • 张三是大学生→张三是学生
  • 张三杀了李四→张三杀了人
  • 张三游泳游得很棒→张三会游泳
故可推论,衍推无法反向取消的,如“张三是大学生,但张三不是学生”不能成立。此外,须注意的是,衍推于否定句、问句、否定句、带助动词的句子、条件句不一定能成立,我们对语义理解的衍推实际上是以直述句为基础的。
歧义(ambiguity):词汇歧义(lexical ambiguity)以及结构歧义(structural ambiguity)。
  • 词汇歧义:单一词汇具有多种语义,可能是因一词多义(polysemy)或是由同音词(homophony)所产生。前者如“花瓶”本为“蓄水养花的瓶子”,亦可透过隐喻意义为“装扮漂亮不具能力的人”;后者如“ㄑㄧˊㄧˋ”依照前后文的不同,可能是“歧异”、“奇异”、“歧义”等等同音词。
  • 结构歧义:一句话可以因组合或是诠释方式不同,而有多个语意。例如“天留我不留”可以解释为“天留,我不留。”或是“天留我不?留。”。
构词学(morphology)
语位(morpheme,又译语素)是语义构造的最小单位,例如“胖子”就含有“胖”与“子”两个语位,“胖”表示特征、“子”表示人类身份。
音韵学(phonology)
音位(phoneme)是声音理解的基本单元,无论说话还是听,使用者皆能辨识出,是一个抽象的认知概念,例如“儿子”在书写上不变,“儿”在北京话中属于鼻化元音,而在台湾国语中就不存在这种元音,因此即使各地华语使用者的发音不尽相同,但听者都能理解、辨别他们实际听到的词应该对应怎样的音韵。此外,华语存在众多精细复杂的声调变化,包括四声、三声变调(两个降升音并列,前者转念高升音)、颚化、一不变调。

语言、思考、文化的相互影响[编辑]

语言对思考的影响 ─ 语言相对论(或称萨皮尔─沃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Whorfian hypothesis) =[编辑]

十九世纪时民族主义日渐兴盛,语言开始被视为一种代表国家认同与民族性的媒介,因此思想家展开这方面的讨论。在二十世纪初,著名德裔美藉人类及语言学家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及美藉的爱德华·沙皮尔(Edward Sapir)更进一步发表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最重要的推广者是沙皮尔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这个假说内分为两种说法︰形式较弱的“语言相对论”,及形式较强的“语言决定论”,以下分别介绍:

  • 【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较温和的主张,认为个体所说语言的结构,会影响个体如何思考这个世界。这项学说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受到其使用语言的影响,因而对同一事物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我们会说“彩虹是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个颜色组成”,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最基本的颜色形容词就是这些。
  • 【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较激进的主张,认为语言结构完全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和推断这个世界。例如因纽特语言中有关雪的词汇远多于其他语言(这项事实可能源自他们的生活环境),而正是因为如此,因纽特人才能对雪有更细腻的观察及更完全的认识。

这项假说的基础来自语言的任意性。以彩虹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彩虹的光谱分割,而对于每一种分割法,人们都可以指定一组词组来指涉这些色彩,进而形成一门语言。在中文里,我们分出了七种色彩;但在世界的另一头,或许有一种语言中的彩虹是由二十种基本颜色所组成。正因如此,语言才会有多元性,进而影响不同民族的思想及文化。在美洲原住民艾马拉族(Aymara)的语言中,“过去”一词跟“眼睛”同源,而“未来”一词与“背部”同源。在提到未来事件时,他们的手会指向后方(而正在看这本书的人,“未来”的形象应该会在你的前方),从这样微小的差异可以看出语言对思想的影响。

在生活中,语言相对论的影响其实很常见,如听到“红酒杯(wine glass)”这个词的时候,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便是一般常看到的高脚杯;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在偏远地区生活,与都市没有接触的人来说,即使他听过“红酒(wine)”和“杯(glass)”两个词汇,在我们要求他想像一个“红酒杯”时,他想到的图像也不会如同我们常见的高脚杯的形象(因他们的语言中不存在这个词组);而若是他看到一个实体、被我们指称为“红酒杯”的物品时,他想到的也会是其他词汇;这也是这个假说的展现。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编辑]

语言中体现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与思考模式,例如:

  • 华人重视宗族制度及血缘关联,所以在亲戚称谓上,较西方来得更详细,舅舅、叔叔、伯伯等称谓,在英语中仅有"uncle"一词的表述。
  • 日本文化对性别的区分较严格,在日文中把“我”当主词时,有不同性别形容自己的惯用语,有时也可从尾助词等判断出说话者男女。
  • 西班牙语中,桥梁一词是阳性的(el puente),故西班牙语使用者采用偏阳刚的形容词描述桥梁,像是巨大的、危险的、长的、强壮的、坚固的;德语中,桥梁一词则是阴性的(die Brücke),故德语使用者倾向采用阴柔的形容词,像是优雅的、脆弱的、漂亮的。
  • 澳洲北部朋布罗的原住民使用没有“左”和“右”等相对空间词汇的库克萨优里语(Kuuk Thaayorre),他们在小空间尺度中也只用描述绝对方向的词汇如: “杯子在盘子的东南边” “站在玛丽南边的男孩是我哥哥”

此外,这些因为文化而导致对语言的影响也可进一步影响使用者在记忆形塑上的表现。在单纯形容一件事件的发生时,英语使用者会习惯讲出动作的主词,假设有人打破了花瓶,他们会说“约翰打破了花瓶”;而西班牙语或日语的使用者则倾向于形容事件的结果而忽略主词而只说“花瓶破了”。在2010年史丹佛大学的实验中,不同文化的受试者观看诸如打破鸡蛋或戳破气球的影片,包含了故意或意外两种类型,并且事后进一步被询问影片中执行动作的人是谁。研究表明,若在故意的状况下,各受试者的记忆程度差不多;但在意外时,英语使用者的受试者较能回答出动作者为谁,而日语、西语使用者等较习惯不使用主词的语言使用者则较无法记住。[7]

这些语言中灌输的文化价值体现思想与语言的交互作用,透过语言展现人类原本就具有将物体人格化的思想倾向;语言的范畴与意义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使用者的思考模式,例如接触中文后了解堂表亲之分,当听到英文中的"cousin"时,懂中文的人们可能会不自觉地思考其为堂亲或表亲。

语言与脑神经[编辑]

综观一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对于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处理语言这件事,所用到的模型几乎都是Wernicke-Lichtheim-Geschwind model。这个模型的建构主要是来自于对于脑部损伤病人的研究,所有这些受试者皆拥有跟会损害语言能力有关的脑部疾病。在这个模型里面,字句会经由一个特化的语言接收中心——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来接收,其位在左侧的颞顶交界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而后这个区域的神经元会接到一个语言的产生中心——布洛卡区(Broca's area),其位于同样在左侧的额下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这个模型将语言的使用分成三种处理过程:

  • 理解声音讯息:耳朵所接收到的声音讯息会经由听觉传递的路径传至脑中的初级听觉皮质(primary auditory cortex, area 41,Heschl's gyrus),接着传至韦尼克区,解读出声音讯息中所蕴的意义。(传递路径:Primary Auditory Cortex → Wernickes' Area → Broca's Area → Primary Motor Cortex)
  • 理解书写语言:眼睛所接收到的讯号会先传至位于枕叶视觉皮质的Brodmann areas(areas 17、18、19),而后传导至角回(angular gyrus, area 39),而后同样的也是连结到韦尼克区,理解书写文字的涵义。
  • 口语表达:脑中所欲表达的意思会先从韦尼克区,经由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传导至布洛卡区,在此形成语素(morpheme,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最后,来自布洛卡区的说话指令会被传至运动皮质的颜面区,再传至位于脑干的颜面运动神经元,带动颜面的肌肉运动,开始说话。

这三个路径是可以相互组合的,例如,在上课时我们念出课本中的课文,这时所经过的讯息传导路径即是经由理解书写语言的路径进入到韦尼克区,再经由口语表达的路径大声朗读出来。

失语症(aphasia)[编辑]

定义[编辑]

失语症(aphasia)是一种言语和语言障碍所综合而成的症状受损而引发的症状。用来表示因疾病或创伤造成的大脑损伤,导致任何形式的语言失常,这种损伤可能来自脑内部的原因,像是脑出血、脑肿瘤,也可能来自外部的原因,像是头部受伤,而最常见的病因是由中风(CVA)所引起的。按照目前的学界认知,人类的语言机制共分为四种:听觉理解、言语表达、阅读能力及写作能力。失语症患者,可能在说话、阅读,或书写上,有语言表达能力的障碍,但是智力并不会受到失语症的影响。

成因[编辑]

当其中一种或多种语言机制不能正常运作、出现损伤时,便会被判断为失语症患者。学界普遍认为,人类的各种认知能力分属于不同脑区主管。因此,研究失语症患者对于确认哪一脑区要负责什么语言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失语症的严重程度和症状,端视其脑部受损的大小及位置而定,有些人对理解别人说话的能力受损严重,他们说的话虽然流利,但是他们讲话时常夹杂着错别字或是一些自造的新字,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无法理解。然而有些人说话的能力受损较重,而在理解方面较不受影响,因此说话时,会让人不知所云。

他们讲话的速度会变慢或变得结结巴巴,句子变得破碎不完整,更严重者,只能使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字词,或是到“哑口无言”的地步,通常这些病人写字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程度最严重的失语症是几乎全部的语言功能都受损,不但无法理解别人所说的话,能使用的语言也很有限,也无法完成写作或阅读。失语症的康复程度因人而异,与病变的大小及位置也有关系,目前也无药物来治疗失语症,但语言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将其剩下的语言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而且可以教导病患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增进彼此的沟通。

分类[编辑]

根据上述的Wernicke-Lichtheim-Geschwind model,字句会先经由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来接收,而后这个区域的神经元会经由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接到一个语言的产生中心——布洛卡区(Broca's area)。最后,来自布洛卡区的说话指令会经神经连结,开始说话。而不同部位的损害可能会造成不同种类的失语症:

  • 感觉性失语症(impressive aphasia)
为若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受到了损伤,病人丧失了表示实义的词,但却保存了句法,说话者可以说得很快,句法正常,但内容空洞无物,因此也被称作流畅失语症。此类病人能够正常听到非言语的声音与音乐(脑右半球的功能),但他们理解语言的能力却严重受损,不能辨认词义。而理解词语的能力出问题后,较直观的表现是答非所问,甚至乱造新词。并且因理解力问题,书写跟阅读能力都会受损。
  • 表达性失语症(expressive aphasia)
为布洛卡区(Broca's area)受到损伤,由于布洛卡区主要与把词联合成连贯性的话语有关,及与句法有关,因此布洛卡区损伤的患者说话不流利,并且吃力缓慢、发音不清楚,对问题的回答虽然意思清楚但不能讲出形式完整、合乎语法的句子,用词用句也会更为短小,对于复杂的语法结构尤其感到困难,然而,患者一样也能唱出快速、正确、协调的歌声(右半脑),影响到的仅为语言表达。这类病人挫折感会较重。
  • 传导性失语症(conduction aphasia)
为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受到损伤,将导致患者的语言流畅性较感觉性失语症差,然而却也保有一定的语言理解能力,但在覆述句子时有困难且说话没有逻辑。

然而,在传统Wernicke-Lichtheim-Geschwind model 中,虽然能说明经典语言区的损伤与失语症之间的高相关,但该模型把失语症类型的变化完全归结于语言区内不同的局部性损伤的结果,这是错误的。实际上,语言区与其邻近的区域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邻近区域的单独损伤并不引起失语症,因此关于失语症定位的经典概念,必须用交互作用的概念来补充。

黄金修复期[编辑]

由于在大脑功能单侧化之下,人类大脑左半球是语言功能的优势半球,也就是说,在生命早期,尽管左半球的语言发展潜力较强,但是大脑两半球都有语言发展的潜在能力。而根据一些关于儿童失语症的相关研究也显示,到了四岁之后(儿童中期),大脑左半球开始显示其语言优势,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开始受到抑制,但并没有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因此,当优势半球左半球受到损伤时,右半球就负担起控制语言的责任,并从最初停止发展的那一水平上继续发展语言能力。然而,到了青春期之后,右半球失去了发展语言的能力,所以青春期以后的失语症患者不太可能恢复其语言的功能。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知道若左脑的损伤发生在四岁以前,预后情况很好;如果损伤发生在四岁至青春期之前,预后较好;而若损伤发生在青春期之后,则预后较差。

语言产出与人类的结构[编辑]

许多动物都能够发出声音,但却不见得有发展出相当复杂程度的以声音作为媒介的语言系统,除了像许多前述的“语言学系系统”,也就是可能在脑神经先天编排上的不足外,还有另一个就是在于发生结构的不同,人类历经了许多代祖先的变异累积,牺牲了许多“安全性”,才获得了“说话”这个功能。

过去在研究为何其他灵长类不能说话时,总归咎到脑功能的欠缺,但随着更多的研究出炉,人类学者逐渐相信:许多演化上较高等的灵长类不能说话并非因为大脑的不健全,它们不够有弹性的声带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原因。但是,维也纳大学的演化生物学暨认知科学家William Tecumseh Sherman Fitch III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神经学者Asif Ghazanfar将食蟹猴的喉部肌肉构成做成电脑模型,模拟食蟹猴实际上可能的发生情形。由模型发现,透过这个模型,猴子是可以发出人耳可以辨识的语句的(虽然发音不是很清楚,但可以被理解),换言之,解剖上来说,食蟹猴是具有说话的潜力的。但事实上,这群猴子一直没能形成语言,那难道是大脑上的不足吗?其实也不是,研究者后来推断,解剖上可以由模型运作的肌肉结构,在真实的猴子上,是无法受神经元精细控制的,因此,猴子不能说话的原因,可以归咎于“硬件”的不足,而人类学者的“声带僵硬”的印象或结论,也不显得太过于错误。参考资料

但是,在获得语言能力的硬件设备的同时,人类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要能够有效地由控制发声,人从嘴巴到咽喉的角度被设计成了一个直角(其他灵长类的口腔到咽喉的路径相对平顺、舌头也较小、且舌根在口腔内),舌根相对其他灵长类来说相当的低(深),这样的直角结构大约在人六到八岁成形,在此之前,人类的口咽结构也与其他灵长类较相似。这也解释了为何人类在过了这个年纪后才能有效的、稳定的发出语音(尤其是母音共振峰(formant)的控制),而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会大大提升沟通的效率、方便性。然而,这样的设计固然是合于说话,但却有个极大的缺点,达尔文的物种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特别注明到:人的声道(Vocal Tract)设计,大大的提升了人类噎到的可能性。即便有哈姆立克急救法的帮忙,在美国噎死仍然是第四大的意外死因。参考资料

另类的沟通[编辑]

手语[编辑]

手语其实也是具有口语语言特征的语言系统,能达到想等于口语沟通的表达效果。是一种不使用听觉-语音,而使用视觉-手势模式——以肢体动作、脸部表情来表达传达意思使用的的语言。主要使用者和使用对象,是听觉功能障碍者或言语功能障碍者。对一般大众而言,手语不算通用;在聋聩人士的社群,手语则是相当常见的沟通方式。手语并非世界共通,手语会像口语一样,依照地区的不同,发展一套属于各该地区的手语。随着各种手语发展,如今有数百种手语在聋人社会中通用。而手语之间差距最大的是字汇的使用,因此在不同手语使用者要沟通时,若双方手语字汇使用差异较小,两者仍然是可以做简易沟通的,但若手语差异过大,就需要手语翻译员的协助。不过听障人士最常用的自然手语,其文法和健听人不同,自然手语经常把动词放在整句话的最后。

口哨[编辑]

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Canary Islands)有一群人会利用口哨,来达到长距离的沟通,称为Silbo Gomero,透过高低音、或者是不同的声音质地(断断续续、连续等)可以替代表现出西班牙文,而这个沟通方式原本是用来警告内陆村落海盗即将来袭,这样的沟通,甚至通过一整个峡谷都可以清楚传达,比起大叫有效得多。这也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想要了解这些“口哨沟通者”的脑处理上,和一般的西班牙文使用者有何差异,也想了解这些口哨使用者如何去处理这些口哨讯号。来自西班牙拉古纳大学(University of La Laguna)和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透过研究发现,这些口哨使用者处理口哨声音的方式,和处理语言的脑区是完全相同的,而对于一般的西班牙语使用者,这些口哨只是一个随机的外来声音罢了。

波巴/奇奇效应 (Bouba / Kiki effect)[编辑]

此效应由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于1929年所提出。

实验内容[编辑]

实验对象为西班牙语使用者,他们给予受试者bouba和kiki两个无意义的词汇及两张图片,上面各有一个不同的图案,其中一个是充满尖刺的刺刺形状,而另一个则较为圆滑饱满。
即便kiki和bouba这两个单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人会将尖刺形状的图形连结到kiki一词。

结果讨论[编辑]

kiki这类词汇的声音特性,再加上发出这类词汇时我们的舌头、嘴唇必须做出快速而又大幅度变换的动作,似乎与尖刺图形的视觉特征不谋而合。相反地,bouba听起来较为圆滑、连续,发音时嘴唇也必须做嘟嘴状,与圆滑饱满图形的特征较为吻合。经过测试,除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使用者以外,这个现象亦存在于斯瓦希里语(Swahili,非洲语言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意大利语、法语…等多种不同语言使用者身上。而且儿童至少从两岁半开始就已经有这种反应(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四个月大的婴儿就有),远在纳米比亚鲜少与外界文化有所接触的辛巴部落的人也有这种反应。

延伸讨论-名字与长相的联结[编辑]

2015年有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人对于人名与人脸的长相也有这样的现象。而在更进一步的研究更指出,当人们知道一个名字,再见到本人后,如果名字跟本人的长相较为“一致”(符合观察者的想像)的话,人们对于那个人的好感度会上升,反之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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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智力[编辑]

以科学角度看,语言能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目前为止,人类语言经发现已达了七千种,当中有些种语言源自于不同,且与世隔绝的部落,彼此之间也没有相互联系与交流。但每个种族却都能够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属于自己部落的语言。由此可见,语言很有可能是人类本能性“发展”出来的,而不是经有意识的“发明”出来。这些意味着,语言很可能与智力没有密切关系。研究显示,那些有“特定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的患者,虽没办法把句子语法表达清楚,但在非语言的智商测试上获得的成绩是属于正常人的范围。因此,只要是与语言无关的日常生活任务,患者都可以像正常人一般轻松完成。另外一项研究发现,智力严重缺陷、无法完成日常生活任务的“威廉综合症”(Williams syndrome)患者,则能像一般人那样说出准确语法的句子,尽管连系鞋带都觉得是件困难的事。

参考文献[编辑]

  1. Ladefoged, P., Disner, S. F. (2012). Vowels and Consonants, 3rd Edition.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 Duanmu, S. (2007). The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Langus, A., & Nespor, M. (2010). Cognitive systems struggling for word order. Cognitive psychology, 60(4), 291–318. https://doi.org/10.1016/j.cogpsych.2010.01.004
  4. Everett, D. L. (2005). Cultural Constraints on Grammar and Cognition in Pirahã. Current Anthropology, 46(4), 621-646. https://doi.org/10.1086/431525
  5. Frank, M. C., Everett, D. L., Fedorenko, E., & Gibson, E. (2008). Number as a cognitive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Pirahã language and cognition. Cognition, 108(3), 819–824.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08.04.007
  6. Everett, D., Warburton, N.(Ed.). (2017). Chomsky, Wolfe and me. Aeon. https://aeon.co/essays/why-language-is-not-everything-that-noam-chomsky-said-it-is
  7. https://ocw.nthu.edu.tw/ocw/upload/84/news/【L8:焦老師好書推薦】語言如何形塑思考.pdf
  8. Barton, D.N., Halberstadt, J. (2018). A social Bouba/Kiki effect: A bias for people whose names match their faces. Psychon Bull Rev 25, 1013–1020. https://doi.org/10.3758/s13423-017-1304-x
  9. Sidhu, D. M., Pexman, P. M. (2015). What's in a Name? Sound Symbolism and Gender in First Names. PLoS One, 10(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26809